文/张文碧 徐放 江 岚 丁公量
林达烈士，1938年初参加革命队伍，1947年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历时整整10年。他投笔从戎之时，年方弱冠；为国捐躯之日，正值而立。在人生最宝贵的岁月里，迎接他的是枪林弹雨，伴随他的是硝烟征尘，10年征战未下鞍。但他怀着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伟大的爱，视苦如甜，笑迎艰险。在他的生活日程表上，今天是战斗，明天是战斗，后天还是战斗，直至生命的结束，战斗从未停息过！战斗就是他生命的一切，他的生命永远发出战斗的光辉！
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同年11月5日，日寇为了占领久攻未克的上海，突然发兵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经奉贤、南汇一带䈤击上海市区。其中有一路日寇兽性大发，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这天，林达一家便有婶母、堂兄、外甥女三人被打死，林达和他的两个弟弟被打伤。一发日军的开花弹，经林达的口腔从腮帮射出，半张脸血肉模糊。在这血泪同流的日子里，林达只有一个心愿：国恨家仇，何以图报？
1938年春，林达喜出望外地找到了返回家乡组织抗日救亡活动的蔡志伦。经蔡志伦的介绍，他结识了“中共浦委”领导人陈静，在中共浦委的领导下，会同连柏生、王才林、王义生等，在家乡筹建抗日武装，经过艰苦的努力，于同年秋天取得合法番号，建立了30多人的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次年5月，扩编为“抗卫二大”，林达先后任特务长、军需、特务区队长兼长沟乡乡长。他年纪虽轻，却以办事公正、克己清廉而闻名于乡里，不但为部队筹集了足够的给养和经费，而且还以余款购买枪支弹药，壮大抗日力量。
在此期间，林达经受了严峻考验。1939年初春的一天凌晨，他在查哨途中突然发现有一队日伪军悄悄窜至游击队驻地盐仓镇，他便奋不顾身鸣枪示警。由此，部队得以安全转移，他腰部却遭敌射中，幸而脱险。
“抗卫二大”坚决抗日的行动，激起了日伪军的极端仇视，几次三番地“扫荡”，家中遭敌洗劫，房屋被烧，父亲被抓。面对凶残的敌人，林达斗志弥坚。
1940年夏，林达奉命到江南抗日救国军(简称“江抗”)东路指挥部教导队学习，因他虚心好学，刻苦钻研，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习结束时，江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同志特地关照浦东党组织，林有璋（林达曾用名）归队以后不要再搞经济工作，要抓武装工作。从此，林达开始带兵打仗，先是担任副中队长兼教导队队长，后任“五支四大队”大队副。1941年4月率领“五支四大”奔袭川沙县青墩伪军据点。由于战前周密侦察和内线人员的配合，仅以负伤1人的代价，全歼守敌30余人。
1941年4月，日军发起宁(波)绍(兴)战役，浙东大片土地迅速沦陷。遵照党的指示，浦东部队分批南渡杭州湾开辟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由蔡群帆、林达率领的“五支四大”共130余人，于6月16日登陆于浙东(余)姚北相公殿。当地保长按照惯例摆起十几桌酒席招待他们。他不但劝说保长撤了酒席，把摊派来的酒菜还给各家各户，并耐心地劝说保长，要他体恤盐民们因盐路不通，许多人家生计无着的苦楚，还针对当地淡水奇缺的特殊困难，要求部队十分节约用水，用过的水不许泼洒，经沉淀后再次利用。18日，得知有一股日寇从(余)姚北庵东据点出扰，沿途抢劫，便决心予以打击。林达紧紧依靠当地群众，查明了敌人的人数、武器配备和行动路线，在相公殿附近设下埋伏，当场毙伤日寇各8人，残敌丢下两具尸体逃跑，我方无一伤亡。相公殿首战告捷，打响了浙东敌后抗战的第一枪。同年12月，在敌众我寡的长溪岭战斗中，日军有400余人，我方只有林达率领的一个不足百人的部队。战斗最激烈时，我方的一挺机枪突然哑了，原来是兼机枪手的一班班长牺牲，身旁两个战士负伤，敌人乘势扑上阵地，来夺机枪。在这紧急关头，林达跃身而起，向敌群扔出一枚手榴弹，炸死冲上阵地的敌人，夺回机枪，旋即又挟起机枪转过身来横扫蜂拥而上的敌人。战至黄昏，林达下令突围，由他亲自担任掩护，直到所有的人都已撤走，他才怀抱机枪，最后一个下山。
不久，林达担任三支队支队长，1943年12月又改任支队政治委员。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在浙东敌后挑起大规模内战。敌方集中了10倍于我的3万余人兵力，依照蒋介石命令，要在“3个月内剿灭四明山共匪”，与此同时，日伪军加紧对我进行扫荡。我被迫奋起自卫。初时，接连几仗都没打好，未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遏止敌人的进攻。眼看着敌人气焰嚣张，部队减员严重，且又得不到任何的休整和补给，形势十分险恶。人们不无担忧：“三五支队还能不能坚持下去？”正是在这生死存亡命运攸关的时刻，中共浙东区党委根据敌情和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的指示，作出了“坚持四明，巩固‘三北’，分散游击，向敌后发展”的决定。林达坚决贯彻执行了这一正确的决定，在何克希司令直接指挥下，与支队长余龙贵组织第三支队竭尽全力掩护区党委和纵队领导机关向“三北”转移。他们在强渡(余)姚江时，打垮了伪军宋清云部的拦堵。而在越过杭甬路进入桃花岭时，又与前来合击我军的日寇遭遇，林达当即率领部队与敌拼杀，不幸鼻部负伤，流血不止。但他依旧坚持指挥，直到纵队首长和领导机关安全转移。又一次表现了他坚定沉着、临危不惧的品质。
三支队和五支队是浙东游击纵队仅有的两个主力支队，群众都亲切地把浙东纵队称呼为“三五支队”。浙东纵队在浙东敌后坚持抗战4个多年头，历经大大小小的战斗600余次，其中许多重要的故斗是和三支队分不开的。每战，林达都以其率先垂范的行为给指战员们做出榜样，继承发场我军服从命令、顾全大局、排除万难、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在浙东，三支队打过不少漂亮的歼灭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以少胜多、以较小代价换取较大胜利的战例，多次受到纵队司令部和政治部的传令嘉奖。
林达从开始带兵打仗以来，一直非常重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每打一仗，他都要亲自动手，口问笔记，多方听取意见，写出战斗总结。他所写的《马家桥战斗的经验教训》等文章，曾刊登在浙东纵队当年的《战斗报》上，而且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在浙江省档案馆里，成为研究浙东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史料。
林达从28岁的那一年开始担任支队长，当时，他的伍龄不足4年，党龄不足2年。毋庸讳言，这就有一个资历不深何以服众的问题。别的一些共过事的团级干部，大多数人的资历都比他深。但是他们一致称赞：“林达同志能文能武，是一个工农化的知识分子。”又说：“林达当团长时尊重政委，当政委时团结团长。”这些评论，全都是他们的切身感受。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为了谋求全国和平，决定撤出包括浙江在内的8个根据地。1945年11月，胜利完成战略转移的浙东纵队，在江苏北部的涟水进行整编，林达任新四军第一纵队第三旅第九团政委(1947年1月整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三师第九团，他任团长)。这次重大的战略转移，以及由游击队编组为野战军，无论是对于部队和对于林达本人来说，都是一次历史性的大转变。
在完成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中，克服狭隘的家乡、地域观念，是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一团之长的林达，深知自己所在的九团，是一支特别年轻的部队，他们大多由地方武装升级而来，其中还有不久前收编过来的“绿林军”。成分新，没离开过家门，游击习气严重，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当部队进入山东后，不少人觉得什么都不习惯，特别是小米饭里沙子多，不愿吃，产生了严重的不满情绪，甚至公开表示，“不到山东也可以干革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林达除加强对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外，还亲自开办连长、司务长训练班，请来老解放区的大嫂、大娘当教员，教大家学习淘小米、摊煎饼、做面食、烧煤，借以改善部队伙食，安定情绪。还请大嫂大娘和识字班的大闺女向部队讲述自己为什么见了战士们吃不下饭，便躲到一边去偷偷抹眼泪的真实感情。这给了部队很大的教育，逐渐树立了热爱解放区、保卫解放区的思想，坚定了革命意志。他又积极支持本团一营政委陈山同志旨在宣扬革命不分南北，保卫了山东解放区也就支援了家乡人民的大型越剧《红灯记》的创作，把它搬上舞台，促成其出版发行。这些事，看起来似乎不大，但又恰恰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生动体现，对部队的思想建设发挥了深远的作用。
这场历史性的大转变，既包括由分散打游击战为主到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新的战略、战术的转变，也包括在长期游击战争中所形成的领导方法的转变。正是为了迅速完成这一转变，林达在他生命的历程上又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党为人民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的贡献。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挑起全面内战。林达所在部队，经攻克泰安、转战胶济线西段后，奉命于8月下旬进抵鲁南地区。从10月27日起到11月11日止的半个月时间内，九团曾先后两次分别在峄县以东和台(儿庄)枣(庄)铁路沿线一带担负防御任务。用战士们的话来说，“打来打去就是我们一个九团。”这话有些夸大，但基本上符合事实，因为我们投入防御的力量确实很小。目的是以少数兵力迟滞消耗敌人，以便寻找机会，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他们打的是二三十里宽大正面的山地防御战，有些山头根本没人防守，能摊到一个班的，那是重要阵地。敌人投入进攻的兵力往往十数倍于我，且有飞机、大炮，坦克作掩护，而我们只有“小米加步枪”。这样的仗能不能打？阵地守不守得住？对此，部队在开始时顾虑重重，缺乏信心。有人埋怨团长主观主义，不自量力。甚至提出“小弟弟部队不应该接受这样艰巨的任务”。
林达当然也不曾打过这样的仗，而且他也很清楚自己部队的底子，但他想得更多的是应该有人打防御，他反反复复告诉干部，部队的战斗力是在战斗中提高的，人人都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愿意跟大家比赛，看谁学得更好。”他向部队进行战斗动员时，又总是要求大家明确一个战术指导思想，他说：“不管美帝国主义怎样给国民党输血，国民党部队的武器装备有多少变化，总变不了资产阶级军队临阵畏缩、贪生怕死这一条。我们的装备差，我们不跟敌人拼火力，要同他打近迫战，他们就是怕这一条。”
那些天，他总是白天指挥打仗，亲自掌握敌人进攻的特点，晚上召开团党委会总结当天的战斗，部署明天的战斗。做到了边打边总结，边打边提高。一天比一天打得好，收到了伤亡小杀敌多的效果，出色完成第一次防御任务。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要比平时付出更多的代价，没有献身的精神，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他在战斗中抵近观察敌人的坦克，冒着炮火勘察敌人构筑的工事，亲自向俘虏了解敌人是怎样组织进攻的。见了自己的伤员，他又总是躬身探询，请他们留下宝贵的经验，哪怕只有一句话，他也要默记在心。在一次反击战中，他捡到一本敌人扔下的杂志，一看目录，见有蒋军重要将领白崇禧写的一篇题为《现代防御工事构筑》的军事论文，这使他感到比缴获了一门大炮还高兴。后来，他从这篇文章中读到了工事的构筑“要由核心逐渐而外，越向内越坚固，核心防御坚固与野战工事内应外合，一定会取得胜利”等有关的论述，禁不住频频点头。原来他是由此想到了峄(县)东防御战中，我方某些阵地的构筑恰恰犯了与此相反的毛病，是一种外强内弱的配置，怪不得经不住打呢！他记下了这一教训，把它写进了总结，并引用了白崇禧的论点。他亲自撰写的《鲁南两次防御战经验》，至今仍保存在第20集团军的档案中。
1946年11月11日，刚刚组建一年的三旅九团，在坚守峄县吴寺、郭家庄的战斗中打出了军威。激战终日，他们硬是抗住了敌人6架飞机，31辆坦克，2个榴弹炮营和2个步兵团的反复进攻，守住了阵地，并给敌人以重大的杀伤，单是在我阵地前就丢下了500多具尸体。战后，三旅全体排以上干部都参观过九团模拟构筑的吴寺、郭家庄阵地，听取林达介绍了他们打防御战的经验。实战证明，年轻的九团打出来了，小弟弟长大了。
但是，林达在全纵队干部会议上却说，九团在鲁南两次防御作战的经验，“仅仅适用于某一种敌情和地形，不能机械搬用”，如果打七十四师“用这样宽大正面的运动防御就不合适了。”这不只是谦虚，这体现了他的一贯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自己的团里，他讲得更生动更形象。他说，“打仗可不能像乡下姑娘学上海姑娘的样，学来学去学不象，待你学得有点象了，人家又变样了。打仗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随时掌握了解敌人的变化。”如今，多少年过去了，不少人都还记得林达的这种学习态度。从这里可以看出，九团的两次鲁南防御战，之所以打得出色，受到了鲁南前线指挥部的传令嘉奖，决不是偶然的。
后来，到了1947年的5月，在震惊中外的孟良崮战役中，林达当团长的三师九团暂归一师指挥，与一师三团的一个营担负阻击敌整编二十五师增援七十四师的任务。阻击任务的能否完成，事关整个围歼敌七十四师战役的成败。敌二十五师以飞机、坦克、大炮密切配合，轮番全力向我阵地猛扑，我九团以寡敌众，浴血奋战整整3天。最后一天，敌人孤注一掷，整营整团向我阵地连续拼死冲杀，我九团二营经过连日激战，伤亡很大。到下午4时，界牌阵地失守。在这最紧要的时刻，林达毫不犹豫地率团前进指挥所伸到离二营100公尺的阵地，亲自指挥，浴血奋战，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猛攻，后由兄弟部队及时支援，坚守了天马山阵地，使仅有一山之隔的东西两敌始终无法汇合，保障我军主力最终取得全歼敌七十四师的伟大胜利。在孟良崮最激烈的战斗中，林达团长带着团部警通排止住了后撤的部队，他以十分严厉的态度叫住了其中的一个干部：“往哪里撤？背后就是孟良崮！”孟良崮战役后，他找那个擅自撤离界牌阵地的干部谈话：“你认为敌人有飞机、大炮、坦克，部队伤亡大，就顶不住了，是错误的。根本的一条是骨头不硬，缺少不怕牺牲的精神。舍不得牺牲打不好仗，你要检讨，检讨深刻，你就算立了一功。”这番话普普通通，却说得那位干部口服心服。原因就在于林达所要求别人的，他自己首先做到了。
相距这次谈话两个月，林达在部队出击鲁西南、攻击滕县失利后的转移途中，于7月29日不幸遇敌机扫射，中弹牺牲。
“我不行了，光荣的任务要你们去完成。”这是林达同志在最后时刻留下的一句话，表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深切关怀和对夺取胜利充满必胜的信念。
浦东，浙东，山东，十年征战未息，
爱党，爱国，爱民，虽死丹心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