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运河之子”黄源:“此生就为了说真话”

发布日期:2020-05-27 09:38:50 阅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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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缅怀“运河之子”黄源:“此生就为了说真话”
                              
 
       车弓
 
 
 
    一、晚年我耳畔常回响着大运河的欸乃橹声
 
“每个人的生活道路可做出选择,出生年代却无法选择。我有幸也不幸出生在一个动荡的年代。这个年代使我失去很多,但也教会我许多。我一生铭记在心的只有一句话:先生(鲁迅)教我说真话……”
这段话,是黄源老先生在35年前,坐在他在杭州葛岭的家中,听我汇报中篇小说《海地》创作经过后对我说的。
接着,他给我讲了另一段话:
“晚年我耳畔常响着大运河的欸乃橹声……我是从运河岸边海盐小镇走向上海、结识了鲁迅、茅盾、巴金等作家,后来参加了新四军,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沿着运河走向浙东、苏南、苏北、鲁南,最后才定居在杭州。”
许多年过去了,虽然我后来一直没机会,单独拜谒这位文学界前辈,但他这两段话,却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了。
那年,他80岁,我33岁。我俩相差了差不多有半个世纪。
 
2019年底,我参加浙江部份作家、艺术家“千里走运河”活动后,应宁波市水文化研究会会长沈季民约,借座省广播电视大楼老干部活动室,幸运地见到了黄源先生的四子明明大哥。
黄源在2003年1月、九十八岁时走完漫长的人生,离开这世界。在他导师鲁迅离世后,在人间整整跋涉了67年,才去了仙界去见他崇敬的先生……
我一直相信,在仙界聚集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才,他们在天上飞舞、眺望和保佑着他们的子孙,向着圣人们设定的目标前进。
我明白:现在的年轻人已很少知晓这个名字了;即使在他的家乡海盐县,除了党史、军史和文化界专业人士,也很少有人提及。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的乡人、同是海盐籍作家的余华,曾在杭州拜会他;两人有过这样一段对话的记录:
“他问我家住在海盐什么地方?我告诉他住在医院宿舍里。他问我医院在哪里?我说在电影院西边。他又问电影院在哪里?我说在海盐中学旁边。他问我海盐中学又在哪里?我们两个人这样的对话进行了很久,他说了一些地名我也不知道。直到我起身告辞时,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双方都知道的地名。同样一个海盐,在黄源老先生那里,和在我这里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记忆。”
这段话,刊登在2013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15版)上。
我与余华是北师大与鲁院合办的文艺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也叫作家班)同学,浙江有三人,还有廉生(作家、杭州市文联创研室主任)。我们对黄源先生系统地了解,是在读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后,知道这位鲁迅的“入室弟子”,对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的贡献。
什么叫“入室弟子”?鲁迅研究专家王锡荣认为:就是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能够进入先生“私密空间”的青年作家。说得明确一些,鲁迅当时所处的生活环境和政治环境非常恶劣,由于国民党的“追捕”(甚至架上望远镜对准他的卧室监视),他的生活处于半秘密状态,所以一般会客都安排在外面。如内山书店、咖啡馆和茶馆,只有密切的“战友”、学生才可以到他的家去,如果再进一步,还可以到他的楼上、甚至书房、卧室中交流和沟通。
这样的人不多,尤其在先生晚年,屈指算来不超过10人,如冯雪峰、萧军、萧红等,黄源便是其中一位。
所以,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黄源是一个何其了得的名字,他是鲁迅的“关门弟子”,是先生给徐懋庸的公开信为之辩诬的三人之一,也是茅盾“文学研究会”的战友。新中国成立后,他是中共文艺战线的高级干部,筚路蓝缕、呕心沥血,开创了上海、浙江文艺发展的黄金时代。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位文弱书生,竟然还有十四年的戎马生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纷飞的炮火中,与叶挺、项英、陈毅、叶飞、陶勇等中共赫赫有名的战将,有过非同寻常的交集和接触,其事迹可以写进党史和军史。
黄源在98岁高龄时离世,《浙江日报》2003年1月4日讣告称:
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浙江省文联名誉主席,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鲁迅先生的忠实弟子、战友,著名作家、编辑家、翻译家、原省顾问委员会委员黄源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3年1月2日15时10分不幸在杭州逝世,享年98岁。
 
现在海盐南北湖边有一幢依山傍水的黄源藏书楼,就是为纪念黄源先生建造的里面有几千册先生捐献的书,许多已成“孤本”。
我与沈季民先生、同道的谢耀荣先生,还有“东道主”省广电局退休处长祝银成,与明明大哥交谈得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我们聊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一个时代即将逝去时,我们的下一代人还需要不需要那种民族意义上的崇高?如果需要,先生戎马一生和对民族文化的贡献,是不是可以作为万世楷模流传于世间?
这份崇高的含义是什么?按照黄源先生的理解,就是讲真话的力量。你对这世界不隐瞒什么,这世界也会真实地对待你。
与余华一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有幸两次叩见黄源先生。一次是单独会见,另一次是群体座谈。
1985年一个初冬的早晨,我由时任省文联书记处书记、《东海》杂志副主编朱明溪老师介绍,特去黄老在葛岭的家中拜访。朱老师没交待什么,只说“黄老看了你的中篇小说《海地》,很想找你聊一聊。”
《海地》是我在这年3月发表在《东海》杂志上的一篇小说,责编是刘源春。后来由中国作协《小说选刊》(第11期)选用。小说讲了新县长韦振邦,实事求是地纠正他的“恩师”老县长秦大泉急于求成、“围海造田”而造成生态失衡的故事。小说结尾有两段话:
韦振邦问驾驶员魏娜:“如果你开车走错了路,怎么办?”
魏娜回答:“调头往回开呗!”
“没有其他办法?”
“没有,只能往回开。否则开得越远,距离越大……”
虽然,小说较浅显,但由于主题突出,在社会上引起不小反响。文艺评论家李下和作家王愿坚,分别在当时的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和《小说选刊》载文发表评论。
那时黄源是省顾问委员会委员,兼任省文联副主席和省作协主席。听明明大哥说,葛岭那屋子现在还保留着,做了陈列馆对外开放。这是一间挺简单挺朴素的客厅,有些像农家小园,先生坐在一张实木椅上,听我汇报中篇小说《海地》的创作经过。末了,他作了两段“指示”,大意是:
一是文学作品提倡“讲真话”,很好很好……这是我党的一贯传统,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我们的党和国家就发展前进了,反之,就倒退。
二是作品中写的浙东“三北”(指镇北、慈北和姚北)地区,我很熟悉。抗战时期我在那儿工作过,发动群众,与日本鬼子和汪伪“皇协军”周旋,还办了鲁迅学院和戏曲培训班等“抗日组织”。
与询问余华一样,他如数家珍地问了我一系列地名,如观海卫、龙头场、密家埭、陆家埠、车厩……
当听到陆家埠是我老家时,他询问我知不知道杜徐岙村?此村应在里山,当时我并不清楚。他有些不高兴,说:“你是搞文学的,应知道那个村庄,我在那儿办过鲁迅学院和戏剧班,为浙东抗战培养了大批文艺战士。像当时的副校长楼适夷、学员翁郁文等都在那儿待过。”
这令我汗颜,居然连老家附近的村落都不清楚。也就在那次,我才知道家乡不仅是革命根据地,还有着一页如此辉煌的红色文化史话。那天,太阳很好,阳光从传统的木格窗里照进来,光灿灿、暖洋洋的,像一只只温暖的猫爪子,抓得人身上痒痒的,黄老坐在一把旧藤椅上,鹤发童颜,精神很好……
还有一次是群体座谈,记得是“作代会”后,省作协组织重点作者与黄老见面。那是一次“大活动”,具体讲了什么,我已经模糊了,只记得他号召我们:“作家要学习和继承鲁迅精神,对人民大众必须讲真话。”这时他应是八十出头了,见到我们脸上露出慈祥的微笑,那双微眯的眼睛里,射出两道深邃的光辉,睿智和宽宏地打量着我们每个人。对了,就在那次座谈中,他好像回忆起他的老家海盐,手掌拍着前额再一次说:“人老了,特别容易回忆;最近我的耳畔常会回响起大运河上‘欸乃’的橹声……”
光阴如箭,往事不堪回首。
 
黄老晚年,每次与文学后辈讲话,言必称鲁迅,说到动情处,常常泪流满脸,语塞哽咽。他有一句口头禅:“先生不仅教我写文章,更主要的是教会我如何做人。”
在晚年,黄老经常提到自己是“运河之子”。这不仅指他的家乡是离海盐县城几十里远的西塘桥、小镇的西北角有运河穿过,晚上睡觉时可以听到运河南来北往船只的桨声。而且,他参加革命后,在皖南到苏南,自苏南到浙东,又从浙东至苏南、苏北和鲁南,几次往返穿插在运河两岸,为保卫这条有着中华民族灵魂的河,使两岸的人们过上鲁迅先生和他憧憬的新生活,他和他的战友们浴血奋战,以生命和鲜血的代价,使这条有灵魂的河,延续民族的血脉汩汩流淌、永不停留,向着人类共同繁荣昌盛的目标前进。
所以,他说他是“运河之子”。
这话,三十五年前他与我当面说过。他说:“你的老家三北,就在我的家乡海盐对面。好地方呀,河滨交叉……我小时候睡在床上,都可以听到运河上‘欸乃’的橹声……”
类似的话,在《黄源传》作者包能旺的书上也可以看到。
他写道,黄老的家乡:“从地域上说,海盐隶属嘉兴,东临大海,南倚钱江,北负太湖,西接天目之水。晴天时支起耳朵,还能听见西北方向传来运河上的欸乃橹声。”
现在,我们就从这“欸乃”橹声入手,来缅怀黄源先生光辉灿烂的一生。
 
 
 
二、生逢乱世,我不要一眼就能望穿的人生!
 
黄老出生在古越人聚居、史称“吴头越尾”、兼有吴“泰伯辞让之遗风”与越“夏禹勤俭之余习”的江南水乡——嘉兴府海盐县西塘桥镇。
小镇现今尚存,只是换了人间。
远在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海盐就已经设县了。如今县境内还有“秦山”的地名,“煮海为盐”曾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活计,海盐也以“海滨广斥、盐田相望”而得名。“大气如海,淳朴似盐”的海盐人,在两千多年的岁月长河里,精心编织自己心中的“江南”。如今,这儿已是中国最为富庶的“长三角经济区”的经济强县。
黄老出生在1906年5月,面对苍茫的世象和门外的大潮,曾考取秀才的父亲黄慕韩,取古诗“海晏河清予日望,与君同作太平人”寓意,为他取名源,字河清。而这一年,现代文学史上明确记载:日后与他关系甚为密切的文坛盟主鲁迅正在日本留学,由于痛心于故国之危机,深深醒悟到拯救民族魂乃当务之急,毅然决定弃医从文。另一位则是茅盾,那时将从隔壁的桐乡县小学毕业。
仿佛上天在冥冥之中自有安排,黄源在他波澜壮阔又多灾多难一生的命运中,注定要与两位文学巨擎相遇。
 
晚年时,黄老还清晰地记得:他祖父黄承烈是个秀才,清末在潮州做过一段时间的小官,辛亥革命前回家乡办私塾,改新学后又在西塘桥小学当校长,后去海盐县城东门外寺桥小学担任校长。父亲也是个秀才,倾向搞维新、办新学,也曾想像鲁迅一样,进新派学堂念书或出洋留学,可家里没钱,只得像祖父一样坐馆教书,先在海盐北门外的小镇白寺里教书,后在西门外地藏庵小学当校长。
有几件童年往事,黄源记得很清楚。一是他出生在西门外曲尺弄底老家,是一座大住宅,旁有一条小弄堂,西面通一条河浜,河浜对面就是一个庙——地藏庵。他的祖父和父亲,总是从住宅房的船埠头坐船出去教书,很久才回家一次。他在这屋子里一直住到六岁,对那一声声如诗如歌的橹桨声记忆极深。童年的他躲在蚊帐内呆呆地想:“有朝一日,我也会坐着这种船出去闯世界的。”
第二件事发生在他读初小时,怀才不遇、在白寺里小学教书的父亲,郁郁不得志,不知受了什么刺激,突然疯了。祖父把他弄回曲尺弄大屋子内,用铁链把他锁了起来,关在大厅旁的一间大房间里。这对初涉人世的少年黄源影响极深。他想哪:是谁把他那忠厚老实、沉默寡言的父亲给逼疯的?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少年黄源就立下像运河水一样,“流走天下”的决心。他想:“我不要那种一眼就能望到底的人生。”
父亲“康复”后,靠邻居、亲友帮助,去设在海盐的劝学所,当了一名图书展览馆的管理员,信奉“新学”的父亲,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在那儿陈列着《新青年》这样的杂志,少年黄源去父亲那儿玩,就看见过那本书。
第三件事,黄源在其《传记》中写道:“初小毕业后,我从西塘桥到县城,转蔚文学校读高小。那是由南京高等师范大学于暑期办的一个实习班,教英语。用的课本是英国人教印度人的。学校要我当班上的‘领头’,我还得意了一阵子。想:这是替黄家争脸的事。但我的英语基础不很好(父亲对我的要求不高,只要能看看报纸就行了)。这时,我已有了两个爱好,一是收集香烟画片,二是我的国文却是一流的,喜欢看书。”
他说:“那时,我已养成了看小说的习惯,如《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传》和《三国演义》这些书,我都看过;为我以后从事文学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黄源说:“少年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人物是张元济。”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海盐武原镇人。他是全国唯一受光绪皇帝单独召见的维新派,在晚年真诚地拥护共产党,参加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委员。后继任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主席。
许多年后,由于黄源的提议,海盐建立了张元济图书馆。他在给中共海盐县委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信中说:
“张公元济,乃一时代的俊杰。他一生立志维新,振兴中华。而在中国近百年的激变中,能驾驭时代□□如张公,从亲身参与立宪维新而至晚年热忱迎接人民解放,参与人民政协会议,共建人民共和国,举世无第二人。其间如热忱对待五四运动新文化,运用出版机构,推动时代前进,并世亦无第二人。这诚如鲁迅先生称颂的:“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除了张元济,海盐还有许多乡贤,对他的成长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如徐用仪朱丙寿、冯缵斋、陈大齐、朱希袓、周岭荪等。晚年黄源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上述海盐籍名人,都或多或少地对我有所影响,特别周岭荪一家,和我关系最为亲切,他是我的堂姑夫,我在南京读书时,得到他们一家的照顾。”
黄老总结自己的人生说:“在我14年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除初小在西塘桥读以外,余都在武原镇。年少时不知打基础的重要,只养成了好读小说的习惯。没想到后来专门研究“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算是文化的一种继承关系吧。”
 
 “智者的人生,是自己选择的。”两千多年前,诗人屈原面对湘江嗟叹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920年,刚小学毕业的他15岁了,究竟进什么学校?走什么样的路?使青涩的他陷入沉思之中。
我不知他脑子中,有没有出现过屈原的这句诗?但我知道:许多仁人志士在面临人生抉择时,都会想到屈原这句诗。当时海盐没有中学,祖父希望他进嘉兴师范学校,因为不收学费,交钱少,但是他选择的是秀州中学。那时嘉兴只有三所中学,一所是省立中学,国文基础比较好,当代文豪茅盾就是在省立中学毕业的。另一所是嘉兴师范学校;再就是秀州中学了。秀州中学实际上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主课是英文。
教黄源这届的英文教师叫凯莫尔(Miss Kamer)小姐,是个特别认真的人。还有一个教国文的老师,他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也特别认真,重点讲“五四”以来的文学。这两个教师,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影响。
黄老回忆说:“我在这个学校学了不到两年,第一年我对英文发生兴趣,非常重视,第二年可以应付着看小说了。”
 
黄源的人生第一站,是去上海证券交易所当练习生。那地方是二姑母介绍的,因为二姑夫朱宗良在那里。父亲跑到秀州中学与他商量,说家里经济状况不好。他说:“你在这里请假,到那里去干一段时间,如果认为好,就在那里干,如果认为不好,再回这儿念书。”
既然父亲这么说,黄源就同意了。他由二姑母陪同去上海,因为二姑夫朱宗良住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家里,他也在他家住下了。他工作地点在证券交易所内《市场》日报编辑部。令黄源欣喜的是:这地方居然有沈雁冰(茅盾)编的《小说月报》;而且1922年全年都在。这给喜爱文学的他带来一种生活的充实,他发现自己找到了力量的源泉。
他回忆说:“我的任务,就是每天早晨向交易所经纪人分发《市场》日报,这任务不到一小时就能完成。但冬天比较辛苦,双手分报感觉很冷。他又说:“当时,虞洽卿是交易所的理事长,陈果夫、陈立夫也都是经纪人,他俩都是大户……”
在这种环境中,少年黄源有时间静下心来,钻进他喜欢的文学里去了。他除了送报外,余暇时就读上海进步报刊。如邵力子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也看杂志,例如《小说月报》,他就反复研读。还有就是跑书店。当时交易所在四川北路一号,离棋盘街的商务印书馆很近。每天吃过中饭,他都要去四马路跑书店。
他说:“和我在秀州中学不同,这时我开始接受和接触‘五四运动’的新文化。”晚年黄老在与文学青年聊天时,会如数家珍一般讲述当年上海滩“群英聚会”,把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物一一枚举。如“创造社”于1921年7月在日本东京成立,《创造季刊》于1922年在上海出版;郑振铎于1921年5月进商务印书馆;1922年创刊《儿童文学》。他说:“当时我每天看书,看得很多,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大小小的书店,我都摸熟了……‘新文化运动’那些作家,如‘创造社’、‘文学研究会’还有戏剧界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沈雁冰、郑振铎、冰心、王统照这些人,我都一清二楚。”
 
1923年夏,黄源又离开了他工作整两年之久的“交易所”。为何离开?原因很简单,由于在《市场》日报工作出色,他被调到了总务科。这是好事,薪俸也相应提高了;但他不愿意。理由是工作太忙,就没时间“像编辑部那样,分完报纸、可以堂堂正正地把书放在抽屉内看书了。”
所以,他辞职不干了。
去哪儿呢?他从《教育杂志》上看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有一些名教授,在搞新派的“陶尔顿”制,便想去碰碰运气。
什么是“陶尔顿”制?就是打开校门,邀请专家上大课。于是,他在父母的支持下,辞去交易所的差事,回家补习功课。
在六朝古都求学的日子里,他在梅园见到了来华访问的泰戈尔和为其当翻译的徐志摩,在暑假的名家学术讲演会上,还听到章太炎、马君武的讲演。
他在南京呆了差不多一年。这时期他除了听名人讲课外,还经常到东南大学的孟禄图书馆看书。这时他已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如英文版歌德的作品,他很容易地读下来了。但当时,南京是“学衡派”的大本营,梅光迪等文化保守主义很有市场,到处弥漫着“复古气”。新文化和新思想受到抑制。
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他结识了从上虞春晖中学来的同学张水高。张同学说:“在春晖中学,师生的思想比这儿要解放!”同时,向他介绍了夏丐尊、丰子恺、还有朱自清、朱光潜、匡互生、张孟闻、吴梦非、王任叔等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与文化名人。
 
为了寻找真理和更好地读他想读的书,他在次年利用放暑假的时间,从上海转车,来到了隐匿于上虞白马湖乡间的春晖中学。
从上虞驿亭车站下车,他就迫不及待地直接来到学校,放下行李,问明地址,前去拜访夏丐尊。夏丐尊是五四时期“浙一师”的“四大金刚”之一,浙江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如宣中华、俞秀松、杨贤江等,都是他的学生。
由于事先没打“招呼”,少年黄源心里“突突突”地跳着,生怕夏老当面拒绝他。夏丐尊倒不见外,他问清情由,笑嘻嘻地双眼眯成一条缝,说:“转学不成问题,交一篇作文看看。现在离开学还早,你先在学校住下,看看书,不要有顾虑,可随意来坐坐谈谈。丰子恺先生住在我隔壁。”
这样,他便在白马湖畔住了下来。
 
在春晖中学,黄源如饥如渴地投入进步书籍中。他由此知道了马克思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他经常去夏丐尊、丰子恺的家里,浏览他们的藏书。那时夏丐尊书房除线装书外,多为日本作家的小说和欧美各国小说的日译本丰子恺的书房里挂满了漫画,书架上摆着一些英美名著的日译对照本。这时,他在思想上也受到夏丐尊、朱自清、朱光潜等人的影响,而对他熏陶最深的,还是担任数学教员和训育主任的匡互生。
匡互生曾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当年率先冲进赵家楼、火烧曹汝霖住宅、名动朝野。毕业后他回到家乡长沙楚怡小学任教,随后任湖南第一师范教务主任。1924年2月受聘来到春晖。他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提倡对学生实行“感化教育”。
黄源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匡先生是身体力行者,如他讲平等,有教师食堂,他不去,却和学生一道吃饭。他当训育主任,但从不训人,学生在熄灯后点蜡烛看书,他只在寝室门上用手指轻轻点一下,打个招呼,意思说该睡了。”
但是,黄源并没有在春晖中学久住。他天生是一条自由游走的“龙”,哪儿天空蔚蓝辽阔,他就往那儿游动……
“机遇”出自一种观念的冲突。令他不快的是1924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他在出操时头上戴着一顶本地农民常用的毡帽。这是现在来说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却被“保守派”老师认为是“堂堂春晖学子,戴这种下层农民的帽子,简直是不成体统”。此时的春晖因校长经亨颐外出筹款,由“保守派”副校长代理校务,称要对他记过或开除的处分。
黄源不服气,去找了匡互生。匡互生立即向学校交涉:不能抹杀学生的自由!但学校还是对他做出了处分。得知结果,匡互生愤怒地辞职,为此全体学生罢课挽留;但校方仍不肯退让,借机开除28名学生,此举引起了公愤,匡互生、朱光潜、朱自清当即带了随身行李离开了春晖。
通过这次事件,年轻的黄源心有触动。几十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受不义的打击,匡先生主张正义,引发了风潮。现在想来,很清楚,那些正统先生们认为中学生应该属于少爷阶层,戴农民的毡帽,有失少爷身份,所以非处分不可。我当时是不自觉的,匡先生则明确认识到这是侮辱农民的一个立场问题。这时他不能容忍的。因此,他愤怒离校了。怪不得后来我回到家里。家里人也说我变了,对劳动人民的态度变了。这大概正是匡先生对我潜移默化的结果,也是我一生走向工农、最初的的启蒙教育。
匡互生等人离开春晖后,和丰子恺等人筹资在上海江湾创办立达学园。黄源获得信息后,立即赶去上海。在那儿,除了在春晖中学他已熟悉的刘熏宇、丰子恺、朱光潜外,还结识了沈瑞先(夏衍)、方光焘、高觉敏、沈亦珍等。同时,还在校外认识了许多当时上海著名的编辑和作家,如郑振铎、叶圣陶、周予同,文艺界人士马宗融、白采、赵景深、画家陈抱一、陶元庆、陈之佛等。
这段时期他也读了许多书,如屠格涅夫的《处女地》英译本、郭沫若的《新时代》中译本、缪塞《一个世纪的忏悔》英译本。
1927年,从江湾立达学园毕业的黄源,由匡互生介绍,与同学许天虹一起到劳动大学编译馆工作。
在黄源的晚年,还记得当代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在成名作《意义丛林中的向导》中写道:
什么是一条路?
启程宣言书,
写在一页叫大地的纸上。
什么是一棵树?
绿色的湖,波涛是一些风。
……
 
 
 
三、人生的真谛,鲁迅教我说真话……
 
对如何在世间做人?做一个好人。这是我们每个正直向上的人,都在摸索思考的问题。黄源在遇到鲁迅前,思考过,却没有答案。
幸喜遇到了鲁迅,帮他解决了这个人生观上的重大问题。鲁迅没有正面解答,却以平时的一言一行和实际行动回答。而且,在先生活着时,黄源并没体会到这事的重要,直至先生走后多年,他在参加新四军、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建国和平环境的风风雨雨后,他才更真切感受先生品格的高傲与珍贵。
那就是:先生从来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地活着。从不奴颜卑膝。他是中国在那个历史时期说真话的一个典型。
1929年暑假,黄源从日本回到上海,仍寄住在江湾同安里。此时爱人许粤华已从劳动大学肄业,一家人的花费,都靠他写文章搞翻译谋生。
应该说,这种生活他在日本“勤工俭学”时已经尝试,值得回忆的是他在日本时结识了同乡茅盾,并与之保持了一辈子的友谊。那时茅盾完成了《蚀》三部曲,开始写长篇小说《虹》,他在日本完成了一部长篇、七个短篇小说。
黄源说:“在日本,我主要还是读书;他搞创作。茅盾当时化名方保宗,先住神户,来东京由表弟陈喻清通知我。他开始不懂日语,我去看他时主动当翻译,陪他上街买东西。”
这年秋,黄源写的首篇文章《介绍托尔斯泰未发表作品集》在《申报》发表;接着,他翻译了高尔斯华绥的短篇小说《又一次》;次年秋,由他编译的第一部长篇《屠格涅夫生平及其作品》,辗转三家出版社,最后由华通书店出版发行;给了他两百多元稿费。这在那个年代,夫妻每月生活费也就六元钱,该是一笔巨款了。他俩先给法国的陈瑜清汇去一些,余下买了些家具,开始过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许多年后,黄源想起当年的著述生涯时,还显得很激动。他说:“当时我写一章,许粤华用墨笔在日本彩色稿纸上誊抄一章。一个暑假下来,书写完了,请丰子恺设计了封面……”
后来,华通书店又约他翻译第二本书《世界童话集》。至1930年,他又翻译出版了美国作家卡尔费顿《结婚的破产》和日本石川三四郎的《西洋社会运动史》。有了这几本书,他才放心踏实地在上海安了家。
也就在这一年,他与许粤华的爱情结晶——长子黄伊凡出生了。
 
今人对黄源的主要印象,一是上海滩的外国文学翻译家,二是他乃鲁迅的学生和战友。两名相比,后者名声更大一些。两人间这种温暖了几代人亦师亦友的关系,穿越时空,伴随着他漫长的一生;尤其1936年鲁迅逝世后,这种感情显得更加醇烈真切。以至到了晚年,黄老在各种场合讲话更是言必称鲁迅,三句中夹杂一句:“鲁迅那个辰光啊……”
如果把岁月推移几十年,我们眼前就会出现黄源与先生相处的优雅时光。
两人初见,正确说是黄源第一次见到他所崇拜的先生,是1927年10月25日下午,鲁迅应劳动大学所邀到校演讲,那一年,鲁迅46岁,由校长易培基陪同,他走上讲台,开场白就说:“易先生要我到贵校讲几句话,我没有什么可讲,但他要我来,我是不敢不来的。”当时,“三一八”惨案刚过去,先生与易培基一些著名人士与段祺瑞斗争过。他用一口低沉的绍兴官话,分析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动摇性、软弱性;告诫知识份子要结合工农群众,“为平民说话”,为革命珍惜生命,也要随时准备着将来的牺牲。
黄源在先生那次演讲中担任笔录,结束后送他审阅。他说:“没想到先生说话那么平易近人,没有那种文化名流的腔调。”
他说他与先生在工作上的联系,应是五年后为了出版《士敏土》的事。《士敏土》另译为《水门汀》或《水泥》,是俄人格拉特诃珂写的一部描写苏联经济复兴的长篇小说,由黄源介绍,鲁迅译序并校订,董绍明、蔡咏裳合译。
1932年9月3日下午,鲁迅收到黄源转交的新生命书局所赠的《士敏土》10本样书。在此前的每一次校样,均由黄源送至内山书店转交鲁迅。先生的稿费也是由黄源转交的。
这就是鲁迅与黄源的最初交往。鲁迅一生接触过无数从文的青年,尽管有个考察过程,但对于他认为上进的青年,总是充满爱意的;而对黄源来说,认识鲁迅,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先生无论在学问、精神还是人格上都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那是笼罩性的,铭心刻骨的,能够溶入他的血液。在黄源晚年,发生在眼前的许多往事记不清了;但只要与鲁迅有关,不管多么遥远,时间、地点、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1933年,《文学》杂志创刊。郑振铎请茅盾当主编,茅盾推托了,说:“我是戴了红帽子的人。”大家商量了一个编委会名单,共有10人。即鲁迅、茅盾、郑振铎、叶圣陶、郁达夫、胡愈之、洪深、陈望道、傅东华、徐调孚,并一致推选傅东华出面主编,理由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鉴于他哥哥(江苏省教育厅长)的关系,审查比较容易通过。
编委和主编定下来后,大家考虑到傅东华单枪匹马的,不好开展工作,决定给他配个助手。为此郑振铎找了胡愈之。胡愈之说:“人倒有一个,是茅盾在东京认识的,叫黄源。我推荐过他为一家小说书店出版过几本青年修养方面的书,还不错。”郑振铎又征求茅盾与傅东华意见,他俩也赞成。为此,茅盾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因为振铎与我早就想到,要傅东华这位大少爷处理编辑部日常事务肯定是不行的,必须找一个年轻人来做实际编务工作,乃至跑腿……”
这样,黄源就从金神父路花园坊搬到拉都路敦和里12号。这是单独一幢房子,石库门上钉了蓝瓷白底的一块牌子:文学社。楼下客堂间做了编辑室兼接待室,二楼做卧室,三楼当书房,黄源又推荐了表弟朱体仁当收发兼校对。
胡风在《有关三十年代前期和鲁迅有关的二十二条提问》中回忆道:
“傅东华主编《文学》,住着文学社的两个三楼做书房,实际上是为商务印书馆编国文教科书,闲时约朋友打麻将。《文学》编辑事务几乎丢给黄源(黄源夫妇只住一个亭子间),向什么人约稿,决定用不用。说一声就由黄源去信或回信。于是黄源在作者中间被知名了。”(《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四期)
 
有一桩事,黄源记得很清晰:《文学》创刊号出版不久,文学社接到通知:美国黑人作家休士从苏联到上海。“左联”拟请文学社、现代杂志社等团体出面开一个座谈会,请他谈谈苏联文坛的近况。黄源赞成开这个座谈会,他请傅东华亲自赴会,自己一同参会。因为这是公开性质的会议,鲁迅没有出席。会后,傅东华用笔名伍实写了《休士在中国》,还译了休士的小说《没有鞋子的人们》在第二号上发表。刊物出来后,照例先给编委寄样书。不料过了没两天,就收到鲁迅致编委会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内云:
“给我以诬蔑和侮辱,是平常的事。我也不以为奇,惯了。但那是小报,是敌人,略具识见的,一看就明白。而《文学》是挂着冠冕堂皇的招牌的;我又是同人之一,为什么无端虚构事迹,大加奚落,至于到这地步呢?莫非缺一个势利卑劣的老人,也在文学的戏台上跳舞一下,以给观众开心,且催呕吐么?我自信还不至于是这样的脚色,我还能够从此跳下这可怕的戏台。那时就无论怎样的诬辱嘲骂,彼此就没有矛盾了。”
信的最后,鲁迅要求公开“伍实”身份,并将此信在《文学》第三卷上发表。黄源先找《文学》一卷二号上傅东华发表的文章,果然,开头有几句闲文:
“比之不久前萧翁(萧伯纳)来华的声音,真所谓“不可同日语”,不但码头上没有仕女们的欢迎,就是日报上也不见他的名字。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萧翁是名流,自配他们的名流招待,且唯其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难逢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他们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
怎么办?黄源心中十分着急,立刻带着鲁迅的信去找傅东华。傅东华也着急,写信给去乌镇的茅盾。茅盾回来立即进行了补救措施,不但在下期杂志纠正,还由茅盾出面给鲁迅写信,承认“伍实”就是傅东华,使用此笔名不为放“冷箭”,疏忽则诚有之,恳请鲁迅释然于怀,时时赐以批评。同时,又由茅盾登门解释。但最后,鲁迅还是辞去了编委会委员之职。至第二年初《文学》受到国民党当局检查机构的压迫后,才又给《文学》写稿。
《文学》创办后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特别是国民党的对左翼文化的摧残,使得鲁迅、茅盾为首的这批文化人绞尽脑汁、举步维艰。
1933年11月12日,上海艺华公司被毁,次日,良友图书的大玻璃窗被毁,第三天《中国论坛》被捣毁,半月后神州国光社遭袭击。不久,又有人放出风来,说《生活》周刊和《文学》月刊马上要被禁了……
不久,傅东华和负责发行的徐伯昕,便接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通知:《文学》从第二卷起,每期稿子要经过他们特派的审查员的检查通过才能付印……
1935年2月,《文学》四卷二号刊登了鲁迅的《病后杂谈》。原稿共有四节,但发表出来只有一节。当时被检查官删后,黄源征求鲁迅意见后,被删剩这节照样发表,第一节中的“一”仍在,按常规有“一”必有“二”,但未见有“二”,暗示原文被删减了。
关于《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后记中,有一段有趣的话:
“……不知为什么?检查官这回却古里古怪了,不说不准登,也不说可登,也不动贵手删削,就是一个支支吾吾,发行人没有法,来找我自己删改了一些;然而听说还是不行,终于由发行人执笔,检查官动口,再删一通,这才能在四卷三号上登出。”
这儿鲁迅所说:“发行人没有法,来找我自己……”其实是徐伯昕让黄源去找他。因找鲁迅删文章,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故把他给隐去了。多年后,茅盾在回忆这份20世纪三十年代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文学期刊时,动情地说:“至于《文学》的日常工作,全靠黄源。他是十分辛苦的,可以说集编辑、校对、通讯员于一身,还要挤时间搞翻译。”
 
黄源与鲁迅最频繁的接触,是他主编《译文》杂志的时候。
1934年5月底的一天,茅盾和鲁迅谈起文坛现状,感到国民党当局解禁部分书刊后,有几本书的老作家,还可以拿到一些版税,年轻作者辛辛苦苦写点东西,被检查老爷任意抽掉,就要勒紧几天的裤带了。又谈到翻译之艰难和翻译作品遭市场之冷遇……
鲁迅说:“我倒有个想法,办一个专门登载译文的杂志,提一提翻译的身价。而且这杂志,译品要精,质量要高,印刷也要好。”茅盾当即表示赞成。
6月9日,鲁迅约茅盾、黎烈文在家中便餐时,又提及此事,黎烈文也说好,提议杂志名称为《译文》。鲁迅说:“我们三人都不出面,版权页上只署“译文社”并具体提出交给“生活社”去打理。
几天后,鲁迅又问茅盾进展如何?茅盾向他推荐了黄源担任主编。他向黄源写信联络说:
“河清兄……以少数志同道合的力量办一种小刊物,并没有年发它一万二万的大野心,但求少数读者购得后不作时髦的装饰品,而能从头至尾读一遍……这刊物不是一般的读物,只是供给少数真想用功的人作为“他山之石”的……”
黄源专业就是搞文学翻译的,接到此建议后他非常兴奋。不顾当时天气炎热,就找了书店经理徐伯昕,立即行动起来。徐伯昕知译文不好销,说先发三期不发稿费试行。提出版权页署“译文社”,恐怕图书审查机关通不过,要求署上主编名。说好鲁迅、茅盾、黎烈文都不署名的,鲁迅建议署黄源名。说:“对外用他的名义,实际主编我来做。”
这样,年纪轻轻的黄源,就成为大名鼎鼎《译文》的主编。
《译文》的1——3期,由鲁迅身传言教,亲自挑选和编辑稿子。黄源在8月5日在茅盾寓所见到先生,他在回忆录中记录了这次见面:
“天气炎热,鲁迅脱去了长衫,挂在客堂门口角落的衣架上,便坐下来谈话……他把带来的包袱解开,里面是创刊号稿子和插图的画册本,稿子的次序已排定,每篇题目用几号字体,插图大小,都已一一注明,自前言到后记,几乎一切都已编排妥当。”
接着,黄源收到鲁迅于8月14日写的第一封信。信里说:
“我想将《果戈理私观》后面译人的名和《后记》里的署名,都改作邓当世。因为检查诸公,虽若‘并无成见’,其实是靠不住的,与其以一个署名,引起他们注意(决定译文社中,必有我在内),以致挑剔,便办事棘手,不如现在小心点的好。”
如此,《译文》创刊号里,没有出现鲁迅的名字。
9月16日,《译文》出版了,受到读者欢迎,并再版加印了五次。
《译文》出到第三期时,鲁迅给未名社李霁野的信里说:“《译文》本是几个人办来玩玩的,一方面也在纠正轻视翻译的眼光。但虽是翻译,检查也很麻烦,抽去或删掉,时时有之,要有精彩,难矣!”
当然,这是鲁迅的自谦之词,从他轻松的语调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喜欢和对《译文》的推广。
编完第三期,鲁迅对黄源说:“下期我不编了。你编吧,你已经毕业了。”于是,从第四期起,黄源就按先生的思路,放开手脚编了。
 
在编辑《译文》过程中,黄源由衷地感谢先生对自己的信任和关心,他感到自己好似背靠了一棵大树,在恶劣的环境下能茁壮地成长。
1935年底,《译文》出到二卷三期,黄源觉得“稿荒”,便向先生写了一封信“求援”,鲁迅立即回信:
“今天为《译文》看了几篇小说,也有好的,但译出来,要防不能用;至于无聊的,则译起来自己先觉得无聊。现在选定了一篇,在有聊与无聊之间,事情是‘洋主仆恋爱’,但并不如国货之肉麻,作者是Rumania的M.Sadoveanu,似乎还新鲜。明天当动手来译,约有一万字左右,在六月五号以前必可寄出。”(《黄源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146页)
还没到5号,在3号,先生又来信:
“详情并后记已于上午挂号寄上,因为匆匆,也许有错处,但管不得这许多了。下一期我大约可以请假,到第六期,我想译一篇保加利亚的lvanVazov。”(同上书,第146页)
黄源说:“好使我的工作量不至于过分繁重,先生对我约稿,几乎有求必应,仿佛是自己必尽的义务。”
先生对黄源的恩典,不仅仅是对他工作的支持;而把他当作“知已”。黄源不是左翼作家联盟成员,当时他还不是中共党员,他与鲁迅的交往,仅仅是出于崇拜;而鲁迅,则把他当作“小朋友”看待。两人的情感纯真与亲密无间。
晚年的黄源在向年轻作家讲述鲁迅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鲁迅教我如何做人,要点是讲真话!”
这是鲁迅集合了一生的大智慧,给一个后辈的谆谆教导;也是黄源做人一生的宗旨和座右铭。
一天,黄源去看望鲁迅时,在静安寺路看到一家外文旧书店里,有一部六册的《果戈理》德译本,他知先生正在翻译果戈理的作品,肯定喜欢。就化了十八元钱买了下来,作为礼品孝敬给先生。
十八元,现在看来不多,可在当时已是巨款了。先生说礼品收下,却坚持要付款。黄源再三拒收,说自己是真心诚意敬慕先生,已在首本上写下“鲁迅先生惠存”,还怎能收钱?鲁迅说:“你的诚意我领了,但钱是一定要付的。十八元,对我说不算多,对你来说却是一笔大数目。我定当不会接受的”黄源推辞不脱,只得收下十五元。
这件事,在鲁迅1935年11月27日的日记中记着:“下午河清来,并赠德译本《果戈理全集》,一部五本,值十八元,以其太巨,还以十五元也。”
黄源奉上的《果戈理》是六本,咋成五本了呢?原来先生没把他奉送一本记在“书账”上。
 
《译文》杂志出到第二年,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是年8月,生活书店的老板邹韬奋从国外回上海,发现徐伯昕身体不大好,出于关心,安排他赴莫干山休养,让毕云程代理经理。而在此以前,徐伯昕已把签名的《译文》第二年的合同交给黄源,但毕云程对《译文》商量好出丛书的事并不知情,认为书店已在售郑振铎的“世界文库”,再印“译文丛书”负担过重,于是,邹韬奋便通知黄源暂停编译。而此时,鲁迅仍在计划出版《果戈理选集》。黄源就向生活书店写信说明,说徐伯昕有约在先。邹韬奋始答协商一下,待次日黄源再去获取“回复”时,他直接表示:“生活书店”不准备出这套书了。
黄源无奈,只得将实情禀告先生。当时鲁迅虽不高兴,却无生气,问黄源,“你看怎么办……还有什么书店吗?”黄源一时没回答,想了一会才说:“我和巴金、吴郎西很熟,听说他们的‘文化生活’办得很好,不知经济上有没有能力?”鲁迅知巴金与吴朗西的情况,说:“别急,你跟我去看场芭蕾舞剧吧。”
次日,黄源找巴金、吴朗西谈了,两人都很赞成,并表示:“译文丛书”的稿件,一定尽快付排。然而,“生活书店”毕云程不高兴了。认为他拿着“生活社”工资,为外社做事;《译文》销量不尽人意,与他这主编名气不大相关。
两天后,鲁迅在日记中记着:“晚明甫及西谛来,少坐同往新亚公司夜饭,同席共七人。”明甫即茅盾,西谛即郑振铎,另四人就是邹韬奋、毕云程、胡愈之、傅东华。宴会刚开始,毕云程就邀请鲁迅担任《译文》主编,意思是要撤换黄源。这使鲁迅感到突然,感到黄源踏踏实实地在工作,“生活书店”提出撤换没道理。于是,他扳起脸来说了一句:“吃‘讲茶’的做法。”便拂袖而去。
回家见到许广平,他把帽子一丢,生气地说:“闹翻了、闹翻了!”第二天,他约见茅盾、黎烈文和黄源。当着他三人面,把《译文》和徐伯昕签的协议当场撕毁,愤怒地说:“生活书店如要继续出版《译文》,合同须由黄源签字。”说着,他转向茅盾说:“就请你转告生活书店吧。”茅盾点点头,说:“好的”。
由此可见,鲁迅对黄源很重视。黄源晚年对人说:“我从先生身上,首先学会为劳动人民说话的立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其次是他教我说真话,他身上有一种不妥协的斗争精神。”
 
黄源不是“左联”成员,鲁迅也从没和他说起过“左联”的事。“左联”解散后,维系着左翼文化阵营的组织没有了,虽然周扬等人还努力建立文化界广泛的“统一战线”;但实际上,这时的“左翼文坛”已无团结可言。1936年6月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时,鲁迅因为它“非常浓厚的含有宗派主义的行帮情形”拒绝参加。巴金、黎烈文、黄源、靳以等拥护鲁迅的主张,也没有参加。
此后不久,鲁迅及他的追随者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以表明对中国文艺的走向与态度。这事,巴金在回忆中说:
“1936年五六月间,文艺家协会成立,发表了宣言。鲁迅先生拒绝参加文艺家协会,他不参加协会的原因在他的书信中讲得很明白。黎烈文、黄源、靳以和我还有别的一些拥护鲁迅主张的人,也都没有参加协会,更没有在宣言上签名。当时鲁迅先生身体不好,外出活动较少,黎烈文和黄源经常去看望鲁迅先生。我向他们谈起,我们也应该发表一个宣言,表示我们对当前民族危机的态度……黎烈文当天从鲁迅家出来,拿出一份由先生亲笔签名的宣言稿找我和靳以,他已经把两份稿(指由巴金和黎烈文同时起草的稿子)合并成一份宣言了……出来交给黄源、胡风等人拿去找人签名……”(秋石、黄明明:《我们都是鲁迅的学生——巴金与黄源通讯录》 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在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前一个星期(即6月1日)胡风发表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周扬、夏衍等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抗衡。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上海文艺界爆发了一场“两个口号”的论争。鲁迅是参与制定第二个口号的。冯雪峰曾经说:“这口号的最后决定者是鲁迅,也就是说,这口号是鲁迅提出来的。”
大浪淘沙,铅华洗尽。四十多年后,黄源回忆这场论争,还心有余悸。认为:“经过‘两个口号’的论争,‘左联’内部少数人的门户之见反而加深,甚至公开化了……”他说:“当初徐懋庸大骂围绕在鲁迅周围的胡风、巴金与我;而鲁迅为了保护我们则挺身而出。后来,冯雪峰看自己人与自己人打起来了,通过茅盾调停动员后,大家才在两个文件上都签了字。
 
1936年10月19日,一代文豪鲁迅辞世。身为鲁迅晚年最为信赖的弟子,黄源见证了他的死,并伴随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黄源亲历先生最后的功德,是他鞠躬尽瘁为亡友瞿秋白出版遗著《海上述林》。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枪杀了。鲁迅得知消息后悲痛不已,马上找郑振铎等人商量集资为亡友出书。他建议先把瞿秋白翻译的外国作品编辑出版,为尽可能完整,他让黄源去现代书局以两百元钱,赎回《高尔基论文艺集》和《现实——马克思主义论文集,从这年10月开始,化了一个多月时间,把三十余万字《海上述林》编就。因瞿秋白幼年时曾用过“瞿霜”的名字,书稿以“诸夏怀霜社”名义出版,在作者栏署名“STR”(即瞿秋白笔名“史铁儿”英文拼音简写。可谓用心良苦。
鲁迅患病的整个过程,黄源都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那段时间,他经常跑先生家里。
9月19日,鲁迅在日记里写道:“晚河清来,并赠松江茶食二种,交《译文》三期稿费十七元。”
黄源清晰地记得:那天他提着两盒松江茶食上楼,鲁迅躺在藤椅上,见他提着点心走进来,抬起身微笑着说:“你送礼来了?”在他的印象中,先生很少和他开玩笑,这是仅有的一次。星期六,黄源常在鲁迅家吃晚饭,但这次他怕浪费先生精神有意回避。先在外头小饭馆里吃了,才买了两盒茶食过来。现经先生开玩笑地这么一说,他竟傻傻地呆在原地不知说什么好了。后来,这茶食在当晚开谈时,还是他与周海婴一起吃光了。
6月初的一天傍晚,黄源到鲁迅家探望,怕惊忧先生不敢上楼,仅在客堂向许广平探问病情。那天是星期六,过一会,周建人也来了,许广平邀他俩上楼。鲁迅看到他们在藤椅上直坐起来,见是黄源来了,立刻沉下脸对许广平说:“是你阻止不让他上楼吧?我老早就听见楼下声音了。”见许广平尴尬,他立即解释说:“不,许先生几次邀我上来,我想还是等一下和三先生一同上来。”
饭后,鲁迅依然躺在书桌边的藤椅上,黄源坐在书桌前,周建人坐在另一端书桌边说话。鲁迅有时吸一支纸烟、喝一点茶、吃一点水果,觉得疲劳了就靠着藤椅闭目养神。坐在一旁的周建人和黄源,担心鲁迅精神不济,都不敢提出话题,但鲁迅却话语自如,不到夜深不放他们走的。
六月初鲁迅的书账和日记一度中断,30日鲁迅补记书账后写道:“月初以后病不能作字,遂失记,此乃追补,当有遗漏矣。”追补记中有黄源赠德译《高尔基全集》八本、德译《高尔基选集》三本、《高尔基论文集》一本。其中全集第一卷衬页上写着:“鲁迅先生惠存,敬祝先生著作三十年。黄河清”字样。同一卷封三上,还有一个东京神田稻垣书店的标志。
后来黄源说:“先生病重时连日记都写不了,我却冒失地送他这么笨重的书,深感惭愧。”
 
10月19日凌晨,黄源与许粤华还在梦里,突然被几下轻轻的敲门声惊醒,打开门,一个穿着藏青色学生装的青年哽咽着说:“鲁迅先生死了。”
“什么?”黄源吼了起来。
一周前(10月10日),鲁迅去上海大戏院看了一部苏联电影,当晚写信给黄源:“今日往上海大戏剧观普式庚之Dubrovsky(华名:《复仇遇艳》,闻系检查官所改),觉得很好,快去看一看。”
可惜那几天黄源忙于《译文》付印,恰逢萧军从青岛回来,就没去看电影。
14日,黄源与萧军同去见先生,他带了一个小小的高尔基木雕像。鲁迅拿起雕像看了一会,说:“雕得不坏。”这天,萧军谈了许多沿途见闻,又说起了去日本的萧红,竟没给先生写过一封信,也不知情况如何?说着说着,他的声音便高了起来,鲁迅的嗓音也随之提高。黄源怕先生累着,便默坐不说话。后来,鲁迅问他:“那普式庚的电影看了没有?”他回答:“今晚约萧军一起去看。”
没想到……眼泪从黄源的脸上留了下来。
这天,是黄源终生难忘的一天。
这天,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因为中国一位“讲真话”的巨人陨落了。
鲁迅逝世十三年后,上海解放,黄源参与接管文化工作,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担任要职。从紧张繁忙的文化建设工作中,首先想到建立鲁迅故居和鲁迅纪念馆。这是鲁迅逝世后许多人所企盼的,现在终于有了条件:一个人们盼望多年,能说真话的时代到来了。
在黄源等人极力推动下,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许广平亲自到上海筹建纪念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人物纪念馆。地址落成在大陆新村9号鲁迅故居和10号,纪念馆的原住户,经黄源上门做工作,都愉快地搬了出去。
与此同时,黄源感觉到在万国公墓中鲁迅墓太小了,与纪念馆不相适应,考虑为先生迁墓,在夏衍等人大力支持下,经过实地察看,决定迁至虹口公园。墓址选定后,黄源跑了一趟北京,找到周扬,跟他谈了请毛泽东题写墓碑的想法。周扬当即表示同意,很快找到主席题词后交给还在京等候的黄源。
之后,毛泽东主席题写的“鲁迅先生之墓”六个大字,就刻在了虹口公园鲁迅墓那照壁式的墓碑上。
“鲁迅先生不朽!”
 
 
 
四、民族危亡时刻,用笔杆子当“枪杆子”用的书生
 
在黄源多姿多彩的一生中,十三年的战争生涯占了很大的份量。他说:“战争浓缩了我的思维,使我赤裸裸地面对自己的人生。”
“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接着,“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爆发。使尚还年轻的黄源热血沸腾,使他感觉到没有什么比保家卫国的民族大义更为重要了。在隆隆的炮声中,他去了鲁迅家,先生走了,他的夫人景宋(许广平)先生还在。他说:“我们的人们终于开始‘还击’了,可惜站在民族解放战争前哨而苦战一生的先生听不到了。但没关系,有我们学生在。我们一定要继承先生遗志,沿着他指引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黄源回忆说:“这时由于战争邮路中断。上海许多全国性大刊一律被停止发行。我把妻子(许粤华)和孩子迁回海盐老家,自己和茅盾、巴金、黎烈文四人,整顿原有的《文学》、《文丛》、《中流》和《译文》,先后以《烽火》和《呐喊》为刊名出版发行。”
这时,冯雪峰来“文化生活”找到黄源,要他担负《鲁迅纪念文集》整理、编辑和校对工作。这中间,他为老父辞世,回了一趟海盐老家。看到“国破山河碎”,就义不容辞地走上了抗日战场,成了新四军中光荣的一员。
这是一群与黄源一样的热血青年,以“战地记者”的名义,在浙江金华和中共东南局接上“关系”,由一辆大汽车把他们送到了皖南的新四军军部。时间:1938年底。
 
黄源在回忆录中写道:“1938年底,我们到皖南新四军的军部,第一天晚上,是个下雨天,东南局的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实际上是政委)项英同志就在云岭接见我们,谈什么记不起了,但印象很深。当时我们是在军部参观,参观完,项英作元旦政治报告,听完报告后,我就跟他到前线去了。”
“在军部与东南局,有邓子恢、袁国平,宣传部有朱镜我、李一氓……他俩我都熟悉,是前创造社的;项英、袁国平、邓子恢等军事首长,我却是第一次闻名。文化人中有夏征农、薛暮桥、聂绀弩、彭柏山、丘东平;这些人也都是熟悉的。但他们都分散在各支队里…”
“在新四军中最初的印象是,这些军政首长都是穿一套灰色的半新不旧、洗得很干净的军装,有的军装上还打着补丁(那时是新同志穿新衣服,老同志穿旧衣服),很朴素。另一个感觉是,由于战争,我们在上海的生活非常紧张,相互关系也复杂。而一到皖南,在共产党的军队里,真正感到温暖,这是一个大家庭。当时招待我住的房子,是一个三开间的民房,破烂不堪,可这是政治部招待所。中间一间是空着的,点的是煤油灯,我住在里边,二支队的政治部主任王必成也住在里面,非常艰苦;但这已是师政治部主任的待遇了。”
他写道:“在一支队待了几天,我看到陈毅和项英谈天,谈工作。当时我不知道也不懂得他们在谈什么?其实他俩在谈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他们两人一边谈天,一边吃桔子,买了两毛钱桔子,在当时这是很大的举动了。”
在新四军军部留下后,黄源的职位是《抗战》杂志的编委。《抗战》是军部办的刊物。项英1939年元旦的长篇报告就发在这里。一年后他由冯定和彭柏山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说他入党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做秘密党员,另一种意见是做一般党员。军部领导因考虑我已到了新四军,不可能再秘密,于是我就做了一般党员。
入党后,黄源担任了印刷所负责人。他说:“从1939年底到1941年初,我都在印刷所工作。我工作得很开心,通读了六册《斯大林选集》,并在所里发动工人竞赛运动,我从中受到教育和启发。”
 
黄源回忆说:皖南事变发生在部队‘北移’途中……
“我们是晚上出发的,从云岭到章家渡,只有二三十里路,可是走到时已快天亮……那天路上我碰上画家赖少其,他在三支队,从三支队的防区繁昌方向过来,芜湖外围是我们的部队。章家渡的青弋江上搭了一座浮桥,是用马口铁箱和汽油桶连起来的。渡江后在茂林停下来。停了一天,再出发。都是黑夜走,打着灯笼秘密行动,白天怕飞机,本来是要往北走,但我们却往南走,走到人家口袋里,到茂林已经和国民党部队接触上了。”
他说了那次“突围”中死里逃生的过程:“叶挺军长被捕后,向组织上交待了一个清单,把我列入‘阵亡’名单,大家都认为我死了。但我没死,虽九死而有一生,我从国民党的’包围圈’中突围出来……”
战斗是残酷的……他回忆说:“从茂林出发,目标是一个山的口子,这山口子是过去项英打游击三四十个人通过的地方,叫丕岭。可现在有近万人的大部队要从这儿冲出去。这显然不大可能,部队刚到山脚下,就遭到敌人机枪的扫射,队伍就退下来。”
“……总之,是冲散了。我们印刷所跟随政治部行动。天亮队伍集合时,我还听到叶军长动员把教导队拉上去,我也跟着政治部同志上山;可敌人占领了制高点……一阵疯狂的射击,又把队伍打散了。这时天黑下来,山上很混乱,我插在一个不认识的团队里(后来知道是新三团直属队),跟着往下冲……”
“我们终于冲出来了,可是军部和大部队没出来,又往里缩了。这时冲出来的直属队走得很远了,只留下没武器的号兵和医务兵。我突围时军部给我配了警卫员,还有两支驳壳枪。我们用两支驳壳枪抓住了一个俘虏,是国民党四川部队的。这样我们就押着他一起走。因为是晚上,国民党部队远远地听到响声就问‘口令’,我们就叫他回答。因为是四川口音,一路上没受到阻拦。”
“天亮时我们到了章家渡,和我一起突围出来的饲养员是本地人,带我们过江。敌人一阵机枪扫来,保护我的警卫员也被撂倒了,俘虏也不见了,我身边只有一个饲养员和小司号员。江边小店不敢留我们,于是我们脱下军装换上老百姓的衣服,由饲养员带着我俩躲进老百姓的家里……”
“因为附近村庄都住满国民党的部队,挨家挨户地搜查。我们在‘逃亡’把小号兵也丢了,最后剩下我与饲养员两人,跑到宣城他家里躲了起来……”
 
黄源说他到了上海,先找到老友陆圣泉,在文化生活社安顿了下来。第二天就去找了许广平,请她帮助找党的关系。也仅隔了一天,就有人来找他,是在皖南事变前不久离开印刷所的陈昌吉,现在他在上海做新四军的联络员。他向他汇报了突围到上海的经过。陈昌吉说:“事变后,不知你的下落,都以为你牺牲了。我现在马上把你的消息带到苏北去。”他问他以后怎么办?黄源说:“我想在上海呆几天,联系上正在现在福建、黎烈文办杂志的妻子许粤华一起去苏北。”
许粤华最后没跟他去苏北;从福建带来一封分手信,说要与他“永别”了。这样,黄源就独自去了苏北。
1989年8月,已是日籍华裔的许粤华,来杭州拜访黄源与巴一熔夫妇,说起往事,不胜吁嘘。
当时,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都在盐城。代军长陈毅一见到黄源,第一句话就说:“我们都以为你是尽忠报国了。”
黄源在华中局参加第一个会议,是宣传部内部会议,政委刘少奇参加了这个会。他在会上强调:在宣传工作中,办好印刷事业是战略性的任务。在抗日大局上,笔杆子可与枪杆子并用;或在特殊环境下起到枪杆子不能起到的作用。这对黄源来说是一种鼓励,在民族危亡时刻,居然可以用笔杆子代替枪杆子使用。这可是中共高层领导说的话呀!
 
在华中根据地,令黄源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左翼文艺战士丘东平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率领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师生突围时血洒疆场,为国捐躯。
黄源初到根据地时,在华中党委宣传部彭康的领导下工作,主要负责“文委”。一段时期后,组织上要他接替丘东平,任鲁艺华中分院的教导主任。当时华中分院院长由刘少奇兼任,教导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后来黄源在回忆录中说到:“丘东平是左翼作家,我在上海时就认识,他不仅是作家,还是一个老红军,参加‘坚持南方’的战斗,还是新四军老干部,参加过上海吴淞口抗击日寇战斗。组织上决定由我接替他工作,主要考虑到他的创作,因为他想把红军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经历,用文字形式表达出来。”
“我接替丘东平的教导主任职务时,正值敌人‘大扫荡’前夕,我向陈毅同志请示:‘工作上要注意什么?’他说:‘你要有魄力地干。第一个任务是带全体师生下乡,少奇同志指定盐城五区为你们下乡地点,这是华中局农运工作的试点区。你们的任务是组织全区农会,限期一个月完成。’为了使我们应付恶劣环境,更好完成任务,他派了一位经历过长征的军事干部,帮助我们开展工作。”
1941年7月,敌人的“大扫荡”开始了,敌伪共动用了近两万兵力,分四路合击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黄源接到华中局的通知,把鲁艺分成两个大队。第一大队由院部和文学系和绘画系组成,由他带队随军部行动。第二大队以音乐系、戏剧系为主,由孟波、许晴和丘东平带队……
黄源说:“这样,我们第一大队在湖垛待命,第二大队奉命先奔赴五区。下午经过湖垛时,我还去路口为他们送行……次日下午,二大队一小部分师生突围出来向我报告,他们行军到北秦庄时遭到敌伪伏击,伤亡惨重。丘东平、许晴两同志英勇地牺牲了。当时丘东平已冲过桥头,在河边指挥队伍向被枪弹封锁的桥头突围时,被敌人的子弹击中……”
“我立即把情况向军部报告。陈毅对我们这些没有战斗经验的文艺战士很不放心,把鲁艺一大队编入三师的黄克诚部,随大部队一起行动。”
“反扫荡”结束后,根据地开展了整风运动。黄源参加了华中局整风小组。小组的组长是曾山(也是调查研究室的主任)……通过学习,使黄源提高了认识,同时,对鲁迅也有了新的认识。他说:“三十年代我看他的原稿,发表他的作品,只是觉得有道理,说得透彻。但是深层含义是什么?当时我并不清楚。通过这次整风,我把先生的思想,同民族大义结合起来,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整风后,曾山对我宣布:‘对党的政策是理解的,还没有通过实践,要在实践中来考验。’”
这时,黄源除了在思想上提高认识,同时还收获了爱情。他在盐城意外地碰到了巴一熔。其时她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办《战斗报》,他俩在皖南军部时就熟悉,巴一熔还当过印刷厂的指导员。
 
1942年12月23日,黄源在下面一个县开展工作,突然接到华中局组织部的急函,要他和贺绿汀、阿英立即回军部。因事关紧急,黄源没等贺绿汀和阿英,独自带了一名警卫员骑马赶回军部。路过三师驻地,师长黄克诚告诉他:“你赶快去追,军部25日就要走了。”
黄源去浙东根据地的通知,是彭康代表组织向他传达的。黄源问:是不是与巴一熔同行?彭康笑着同意了这要求。
黄源回忆说:“我和巴一熔一起到浙东,来到当时全国力量最小、最薄弱的一个根据地;但这时,我们有了经验和新的力量。”
黄源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做了许多工作,多年后,他总结说:“我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开始在谭启龙政委、何克希司令员领导下开展‘统战工作’……当时在浙东的国民党杂牌军有88团田岫山(田胡子)、89团张俊升(张胡子)的部队,经过我们的努力,‘田胡子’虽没有‘去邪归正’,还是投靠了日本人;但为我们在四明山区‘落脚’争取了时间。而张俊升的89团,后来成了我们的人。”
“我们到达时,三北地区(姚北、慈北、镇北)已打开局面……当时司令部的方针是:‘巩固发展三北,开辟四明山区。’我到浙东时,司令部不在四明山区,而在慈南山清水秀的俞鲍陈村……我们打下余姚的大镇——梁弄后,就把司令部迁移过来驻在离镇两里路的横坎头。现在那里有一个新四军纪念馆。”
他说他在浙东抗日根据地,重点做了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工作。
包新旺在《黄源传》一书中写道:“浙东地区是‘浙东学派’的发源地,其‘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不拘门户之见,兼容并包,富有创新精神。浙东经济文化发达,‘统战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黄源到浙东第一年,住在四明山下的杜徐岙村,有一件事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当天,下起大雨,群众都走散了;而‘的笃班’锣鼓一敲,群众又纷纷地赶回来。黄源没有想到,民间戏班子如此受群众欢迎。当时,根据地的所有武装力量加起来,也就七八千人,可是民间艺人竟有一万多人。”
这使作为文化人的黄源想了很多,如何发挥这支队伍作用,为抗战服务?由此他想起“高升舞台”,这是当时留在根据地唯一的“草台班子”,黄源就让韩秉三(高岗),与刚从华中鲁艺音乐系毕业的王斯苇住到剧团去;还让和老艺人接触较多的伊兵筹建越剧团。在杜徐岙村组建了鲁迅学院和成立了“社教工作队”,举办教师训练班,改造民间艺术,直接为“抗战”服务。这些群众文化活动性质的文教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浙东抗日根据地的组织建设和宣传活动。
包新旺在《黄源传》中,还提到一件事。一天,黄源在三七市听到一个破庙里传出拉胡琴的声音。走近一看,原来是四个人在说“大书”。他就动员他们参加社教工作队,说自己创作的新书。在他指导下,说书艺人以浙东刘胡兰——鄞县女区委书记李敏的事迹为材料,创作了剧本,将烈士生前的现实生活、牺牲精神都演绎了出来,非常感人。
关于浙东鲁迅学院,黄源在回忆录中也写道:“在浙东行政公署建立前,我们的教育工作开展不力。一是教育师资力量薄弱。例如三北地区的校长,都是国民党委派的,委派后却很少管理。二是根据地缺乏做宣传、文化教育工作的骨干。他说:‘鲁迅学院就是抓这两个中心问题,指导思想很明确。’”
关于鲁迅学院的作用,他举例说:“我们的浙东鲁迅学院,有的学员原在国民党地区的浙大读书的,暑假回来看到有这个学院,假期满时就不愿回去了;进了我们的学院……”
他说:“我记得鲁迅学院‘北撤’时,跟谭启龙首长一起行动,先走了第一批,船到浦东后,又返回去载第二批。船不大,最多乘二三十人,有一部分学员途中遇上台风船翻后牺牲了,其中就包括那位原在浙大念书的学生……”
“浙东鲁迅学院当时聚集了不少人,1924年入党的作家楼适夷,那时是协助黄源工作的副校长。乔石夫人翁郁文,是地质学家翁文灏家的,与蒋介石的秘书长陈布雷是亲戚,她是在鲁迅学院入党的……大部分学员参加了浙东部队,后来成为‘华野’20军的骨干;有的还当了副军长……”
1945年初浙东行政委员会建立,成立了文教处。已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黄源,兼任行署文教处长。
 
在解放战争中,黄源跟随陈毅等首长征战沙场,参加过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鲁西南突围,一直打到河南许昌。当然,文人从军,他主要还是负责军中文化工作一块,为保护这位鲁迅的学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首长为他配了两位警卫员。
包新旺在《黄源传》中写道:华中部队“七战七捷”后,黄源在机关待不住了。他找到华中局第一书记兼政委邓子恢,要求上前线。邓子恢说:“你去做什么呀?部队打仗,你发挥不了作用,人家还要照顾你。”恰巧张鼎丞在场,他说:“到部队去好呀,我给你写介绍信。”说着,他拿起笔,给陶勇写了一张介绍信。这样,黄源就到了陶勇部队。”
1947年元旦过后,陶勇的部队歼灭了国民党快速纵队。次日,天下大雪,黄源跟着陶勇一起到战场上去查看,但见满地放着千疮百孔的汽车、破破烂烂的坦克。整个战斗,国民党只逃走七辆坦克,其余全部被歼灭。
他们正在检查战场,陈毅赶来了,看到陶勇喊:“快、快,马上进攻枣庄!”
在枣庄,陶勇一共打了十一天。由于攻坚战,费了很大力气也没见成效、大概打到八九天,粟裕来了,陶勇问:“打不下,怎么办?”粟裕说他回去问陈老总。陈毅说继续打,从叶飞的一纵队调来张文碧的一个师。总攻时,又调山东八师‘爆破部队’一起打。总攻那天,粟裕来到陶勇的指挥部指挥三个部队,那天黄源待在他身边,粟裕在电话里讲一句,他记录一句,从总攻开始到全歼敌人,是一个完整的战斗记录。1月20日战斗结束,粟裕把指挥枣庄战斗使用过的作战地图赠送给黄源。
许多年后,老朋友萧军的女儿萧耘赞叹说:“就这么一个小老头,怎么看都不像军人,偏偏他就是军人会打仗。不仅会打仗,还会写文章。”
 
枣庄战役结束后,我军以临沂一座空城,换取了国民党军一个“绥靖区”指挥部和两个军部、七个师共五六万人的“莱芜战役”重大胜利。战斗结束后,“一纵”司令员叶飞让黄源享受了纵队首长待遇吃“小灶”。
接着,5日11日晚上,军部决定打七十四师张灵甫,叶飞派谭启龙副政委、何克希副司令员各带一个师,插入对方两个师之间,叶飞也带了两个师,形成包围圈,切断了七十四师与外面的联系,无奈之下,张灵甫只好上了孟良崮。
到了总攻时间,叶飞下到师指挥部去了。军部只剩黄源和完成包围圈后回来的何克希。黄源既要接听陈毅的电话,又要保持与前线的联系,传达陈毅的命令。最后一夜形势非常紧张,根据陈毅指示,叶飞命令从阻击部队中抽兵,集中力量向孟良崮攻击。叶飞果断下令:“你给我冲,整个建制打掉也要冲,不上去,杀你头!”各路纵队就漫山遍野地冲了上去。下午六时,张灵甫的尸体便被放在一块木板上从山上抬下来……
解放战争时期,黄源跟随叶飞、陶勇等赫赫有名的战将,参加了枣庄、莱芜、孟良崮、鲁西南突围等战斗。特别是叶飞,他与他相处时间最长,私人友谊也很深。他一直想写出来,却总无如愿。妻子巴一熔在《叶飞与黄源》中写道:
“他是作家,写过鲁迅,翻译过外国名著多部,唯独没有写过叶飞一个字。难道他不想写一点这位终身革命、战功赫赫、卓有成就的战友吗?非也!他心中时时想把叶飞革命的一生、人格、精神,成绩写出来,他确实搜集了很多资料,但他终究没有写出来,为什么?一是他背着右派包袱沉默二十三年,及至平反,他已进入高龄;二是他是文人,虽然参加战争十一年,但他毕竟不熟悉战争。军事指挥也是一门高深复杂的指挥艺术,不是久经战场又有军事政治学识的人是写不好军事指挥员与英雄的。黄源深感他的军事政治水平不够,写不好这样一位革命将军,所以他迟迟没有动笔。心存遗憾,笔头却难下,最后终于带着遗憾走了。”(《江南》2007年第五期)
 
 
 
五、“由来物性难理说,有不为焉有为之。”
 
1983年底,中共浙江省委因中央组织部、宣传部、文化部、全国文联三月底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文艺界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精神,通过了彻底为黄源平反的决议,全文如下:
关于撤销省二届党代会二次会议
开除黄源同志党籍决议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七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通过)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黄源党籍的决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省委根据党的政策,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对黄源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复查。黄源同志不存在当时所谓浙江文艺界反党集团为首分子的问题,不存在敌视党的文艺方针和路线的问题,不存在煽动文艺界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因此,省二届党代会二次会议关于开除黄源党籍的决议,是错误的。现在,对黄源同志的错误处理,已经改正,彻底平反,他的党籍和政治名誉已经得到恢复。
代表大会致认为:原省委候补委员、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局局长黄源,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省委决定予以改正,是完全正确的。代表大会决定撤销《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黄源党籍的决议》。
这份决议,刊登在曾让黄源爱恨交加、当日的《浙江日报》上,读完报纸,他脸无表情:“平反复平反,平反何其多”;这一回终于到来了,他怔了一下,突然像个受到惊吓的孩子,号啕大哭起来……
其实关于他右派的“纠正”,已经有两次,一次在1960年,另一次在两年前,说是摘掉他头上的“帽子”;但没“恢复”党籍——他在错划“右派”26年中,就在盼望党员生活,终于开始了。接着,他被安排为省顾委委员、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全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他觉得自己仍像战争年代一样,受到组织上的关心和同志间的相互敬仰和爱戴……
丁玲、艾青、楼适夷、巴金、贺敬之、叶飞、谭启龙、刘白羽、夏征农、萧军、周而复等人多次来杭州,踏着葛岭的石板路,摸着西湖山色,前来看望他们的老朋友……
陆陆续续地,有人前来找他道歉。一天,浙江省委原书记江华专门邀请黄源去西湖国宾馆下棋。两人棋逢对手,足足下了三个小时,最后,两人下了一盘和棋。临走时,江华送黄源一张照片,说:“我俩都有了年纪。”黄源收下了,他知道,这是他所经历特殊年时代中一种表示“和解”的方式。
 
“老子打儿子,打错了也不恨老子。”这是那个年代普遍的“说法”。可是,这代价实在太大了。二十三年呀,一寸光阴一寸金,他都在经受批斗、劳动、坐冷板凳,在屈辱中度过。他的家人也无不受影响。巴一熔生的大儿子黄放放高考成绩在全省名列前茅,却进不了北京的名牌大学。在浙大毕业后,还到四川农村待了十年,入党根本就不可能。黄放放妻子李桐在兰州军区工作,入党也受到影响。前妻许粤华生的小儿子黄伊林,参加了抗美援朝,在部队入党无望,最终转业当了工人。四子黄明明参军政审不合格。连他打成右派时才七岁的小儿子黄平(毛毛)也受到歧视,入学受阻,下放到农村迟迟不能回城……
对此,“平反”后的黄源感慨万千。他在“自传”中写道:
“建设新中国没有经验,交点‘学费’可以理解。但是,学费缴得太多、太久,反复地缴;无论对国家对个人都是一个重大损失,有些是无法挽回的损失。而且,各种问题要缴的学费也不一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没有经验,可以原谅,对待知识份子的问题,可以说古今中外的领导人都曾有过经验教训,实在是可以吸取的”。(《黄源回忆录》第292页)
黄源在鲁迅、茅盾指导下工作10年,在陈毅领导下工作17年;离开他们调到浙江工作才两年,就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了;耽误了23年宝贵的时光。
可这一切,都是为了“讲真话”。
平反后,黄源赴北京拜访茅盾,当年英气勃勃的青春汉,如今只剩一把老骨头。两人相互对视、握手、拥抱;岁月无情、不胜吁嘘……
茅盾提笔给他写了个条幅:
蝉蜩餐露非高洁,蜣螂转丸岂贪痴。
由来物性难理说,有不为焉有为之。
黄源说:“这首诗,‘诗眼’在第三句上,讲自古以来世上有不少事物,你就是满身是嘴,都说不清楚的。”
黄源一直记得他与巴金的几次交谈,表示不管以前经历了什么,希望把晚年的精力多用在学习、研究鲁迅的工作上。多写回忆,多写笔记……因为知情者实在不多了,而在鲁迅最后两年生活中,黄源是接近他最多的一个人。
 
“及时已见太平来。”黄源从部队转到地方,第一站是“十里洋场”的上海。
那时他踌蹰满志,试图大展宏图。因为,跟随陈毅市长接收上海的“队伍”中,像他这般跟随鲁迅、茅盾10年,又在战争年代革命熔炉中锤炼11年的干部实在不多。
上海,在近代被称作“十里洋场”的城市,自鸦片战争以来,租界、外国人、股票、高楼……造就了它的繁华,也造就了第一大都市显赫的名声。无论是外滩璀璨的灯火,还是南京路熙攘的街井,无一不折射出国家和民族的荣辱兴衰。
这座在中华文明史上值得一提的城市,在1949年5月27日获得了新生。
黄源是随着“三野”解放大军进城的。他惦记着巴金,进城后稍作安顿便迫不及待地去了霞飞路59号,径直咚咚咚地跑上楼去,相隔十多年,这对老友终于又见面了,黄源告诉巴金:及时已见太平来。他要代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去接管上海的文化工作。
不久,黄源被安排在上海军管会所属的文艺处,夏衍任处长,他任副处长兼党组书记。接管工作由上海市委领导,夏衍任宣传部部长,黄源是文艺科长。
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又任命黄源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那年,黄源才刚四十五岁。如果按正常的逻辑推理,这位被尊为文化革命“旗手”鲁迅的“入室弟子”,又经历过战火考验、有着十几年党龄的文化人。他的前景会随着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事业发展,变得一帆风顺。这当然也是他的那些“文友”所期望的。
但是,黄源在文化上有他独到的见解,他始终坚持着鲁迅贯穿一辈子的思想见解,即:“活着就为了讲真话……实在没必要放弃自身尊严,去迎合某一群体或个人。”是的,在鲁迅身边呆了那许多年,又经历了战争场面的考验。黄源觉得确实没必要去迎合别人。
有关资料显示:当年中国文化界的“分歧”,出于周扬、夏衍和冯雪峰之间的“恩怨”。1936年,中央派冯雪峰去上海恢复党组织关系,可他没有找“自己人”的周扬和夏衍,却找了鲁迅。据了解,那是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做出的决定。有历史学家认为:“周扬、夏衍与冯雪峰、鲁迅及鲁迅身边的人隔阂由此产生,并伴随他们漫长的一生。
自然,这是后话。当时的黄源是不知道的,他只是像一头充满激情的雄狮,全身心地投入城市文化复苏中。他所见到的,都是人与人之间、那种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型关系,而没提防从身后射来的冷矢与暗箭……
 
夏衍与黄源,显然有“过节”。所谓“过节”不在于个人恩怨,而是一种思想矛盾的冲突;不但表现在三十年代上海滩文人许多“争斗”,而体现在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夏衍“站队”在周扬一边,而黄源,则是鲁迅的学生,不属于同一“派系”。
1981年6月,夏衍到杭州休养,黄源陪同他游西湖。夏衍刚想说些什么,被黄源摆手阻止了。后来黄源提到解放初期两人在上海的工作,夏衍也不让说下去。黄源与夏衍,如果从现当代文学史角度看,是一个较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从五十年代夏衍力促《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十五贯》的社论,到八十年代两人相互通信、相互勉励,结伴畅游西瑚,以及此后解密的诸多文学史实,使得这一课题豁然开朗,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近代史上颇为著名的《武训传》事件,发生在黄源任副部长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时期的上海,尽管他没有参加影片的前期策划和制作,但与他却不无关系。
黄源回忆:
“我请了赵丹和编剧,同饶漱石一起看。饶漱石看过以后,他也没说什么。我看了后,觉得当时一个是武装斗争,一个是搞办学,戏里有这两方面的场面,觉得有一点改良主义,不是一个单纯办学的片子。我们是从武装斗争出来的,深知办学本身当然是好的;但是,要用办学来救国,来解放中国,像武训那样是不行的,而其教育内容又是宣传封建主义的,这是当时闪过的念头。我后来看到毛主席写的文章,提到批判什么,歌颂什么的高度,我在当时也没有想到。”(《黄源回忆录》)
夏衍回忆:
“……我准时到会,令我吃惊的是不仅舒同、冯定等已到,居然饶漱石也参加了。饶这个人表面上很古板,不苟言笑,更少和文艺界往来。所以这晚上他的‘亲临’,使我颇感意外。当然,更意外的是影片放完之后,从来面无表情的饶漱石竟然满面笑容,站起来和孙瑜、赵丹握手,连声说‘好、好’,祝贺他们演出成功。当时,他的政治地位比陈毅还要高,是华东的第一号人物,他的这一表态,实际上是一锤定音:《武训传》是一部好影片。”(夏衍:《懒寻旧梦录》附录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
读者可从两人不尽相同的回忆的角度,、特别是饶漱石看完影片的态度中看出端倪来了。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应当开展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热潮,最后由周扬要夏衍代表上海文艺界作检讨,毛主席看了后对周扬说:“检讨了就好”,要夏衍与上海文艺界“放下包袱,放手工作。”
“三反”、“五反”时,薄一波“亲镇”上海搞“运动”,看到上海所有剧团都演伊兵创作的新戏,只有袁雪芬越剧团还演老戏《梁山伯与祝英台》,就向周恩来作了反映,黄源带剧团赴京演出时,受到周总理的批评。
不久,《解放日报》办了一个简报,其中有一期揭发华东文化部有官僚主义作风。当时华东文委主任是舒同,秘书长是徐平羽,他俩问黄源:“你行吗?”黄源说:“我怕什么?不贪污、不腐化,没搞个人什么东西。”
然而,黄源还是作了认真的检查。那时候,干部都很自律,黄源是九级干部。按正常可定七级,但他圈了个九级。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部部长是陈望道,参加复旦大学教授评级,黄源是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实际主持文教部的工作。
他在上海工作了五年,接管旧文化,建设新文化,做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除建立上海鲁迅纪念馆,捐献了鲁迅《故事新编》手稿(我国现存最完整的一部鲁迅手稿),重建和重组了剧团,进行戏剧和戏曲的改革。譬如建立华东戏曲研究院,接管上海戏曲学院,建立上海实验越剧院、上海音东学院等。譬如上海音乐学院定址,当时有些难度,他找到陈毅市长,把市中心的几幢历史性建筑划给音乐学院。同时,他还认真组织开展文物工作普查和筹建了上海博物馆等等。
纵观他在上海的五年工作,陆定一和陈毅、还有华东宣传部的评价:“主流是好的,正确的,是全心全意、全力以赴的;缺点是经验不够、魄力不大,贯彻党的方针不够有力。”
 
1955年5月,疲惫的黄源踏上故乡的土地。这时他已是“知天命”之年的五十周岁了。他的心情无疑是欣喜的:游子还乡,不再离乡背井;可以在这块他所熟悉的土地上施展手脚。同时又是复杂的,因为那时他已隐约地感觉到,讲真话与现实的矛盾。但是,他还必须说真话,因为他是鲁迅的学生。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指定:黄源负责浙江的文艺工作。
黄源在浙江,先在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后任文教部副部长兼文化局长。这期间,他对全省文化工作进行了全面调查,全国首创群众艺术馆及全省农村建立19000个俱乐部。在此基础上,他又重点办了三件大事。一是经过调研,从当时的浙江实际出发,抢救和发展民间艺术(重点为戏曲和工艺美术),全省84个县、市分别举办汇演和参赛节目三千余个,发掘、抢救民间艺术节目一万多个。二是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和“戏改政策”:根据1956年6月统计,全省共有剧团121个,几乎各县都有,有些县甚至有多个;各地方剧种经常演的传统剧目有1452个,剧场有114个;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省文化局经常派干部到各级调查,重点抓创作节目,把条件好的剧团改为国营。三是抓了浙江省文艺创作队伍和重组文艺学校与团体。作为三十年代上海著名的编辑家、出版家,黄源对图书出版工作情有独钟,不但联合省文联共同召开了全省青年作者会议;还在他主持下,办起了《东海》、《群众演唱》、《俱乐部》三种杂志,创办浙江戏曲学校、浙江民间歌舞团,改编昆剧《十五贯》和保留提升了省苏昆剧团、浙江婺剧团、建立省电影制片学校、恢复西泠印社,批准建立黄宾虹纪念馆并由省博物馆珍藏黄宾虹全部赠画和物品……
他在1956年10月创办的《东海》杂志发刊词上,号召全省作家、艺术家在新时代学习鲁迅精神,要坚持讲真话,说:
“善于歌颂,勇于批评,这是我们创办这个刊物的主要目标之一。‘死样活气’的八股文章,不被读者所欢迎,不容说的了。”
与晚年黄源有过多次接触的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天行回忆说:
“黄源同志善待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特别是对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艺人,非常爱护和尊重,同时也对他们进行了帮助、引导,使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那样一种蓬勃向上的艺术环境当中,迅速脱颖而出,成为人民喜爱的艺术家。他交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跟他们像家人一样,非常亲切,非常亲密。使得这些艺术家时时都能感受到我们党的温暖……文艺家有个特点,你要他怎么做,他未必能听你的;有时你想让他如何如何,他偏不如何如何。这时你得跟他商量,跟他探讨、跟他交流,你关心他,帮助他,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他对你也就有感情了,他觉得你讲得有道理了,也就自然而然地去做了。在这个方面,黄源同志做出了榜样,是我们的楷模。他身上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值得我们从事文艺组织工作的人学习。(吴天行在接受专题片《黄源》摄制组采访时的讲话)
 
在我们釆访快结束时,黄源的四子黄明明大哥对我们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父亲是一个活得很透明的人,他还有许多优点,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他一生经历过许多事情,却从不居功,把优点都往别人身上推。这点,鲁迅、叶挺都有过评介,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浙江担任文化厅长两年,重点推出了昆剧《十五贯》。对此,毛主席与周总理也都有评介。可他总是谦虚示人,从不张狂。他曾写过文章,说《十五贯》主要是郑伯永搞的,把全部稿费给他家寄去。他没有私利,从事文化领导工作几十年,没有要人为他写一篇文章,没有向画家要一幅画,没有拿书法家一幅字,没有利用职权办过一件私事;也没有为子女办过私事。当年我在企业工作时,想让他帮助做什么,他总是勉励我好好干,不要与群众争利益……”
明明大哥说:“在盘点五十年代文化浙江的家底时,昆剧《十五贯》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黄源主政浙江文化工作后,发现昆曲这一古老的剧种有着极其丰富的民族艺术传统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便开始关注。1955年底,田汉到杭州,黄源陪同他看了苏昆剧团的演出,演员精湛的演技,给田汉留下深刻的影响,他向省长沙文汉建议,让该剧团进京演出。在沙文汉的支持下,黄源与文艺处长郑伯永等人,经过二十几个日日夜夜的奋战,把苏昆剧团的旧戏《十五贯》,改编成一台主题为“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新剧目。
从整体上看,改编后的《十五贯》不仅透露出浓厚的民间趣味,民间感情和民间意识,同时也寄托了知识分子对历史的美好想象。1956年1月,该剧在杭州公演三十余场,接着,春节期间在上海演出,结果场场爆满,观众反应十分热烈。1956年4月5日,刚转为国营机制的浙江省苏昆剧团携该剧赴京演出,4月17日,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了《十五贯》。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就派人到昆剧团传达指示:
“一、祝贺《十五贯》改编和演出成功。二、要推广,凡适合演出的,都要根据各剧的特点演出。三、对剧团要奖励。”
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回来后,也马上观看了《十五贯》,并在演出结束后,走上舞台与演员一一握手。说:
“你们浙江做了一件好事,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十五贯》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
5月17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专门召开了《十五贯》座谈会,再次发表了长篇讲话。指出:
“《十五贯》为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树立了搒样。这个剧本是改编古典剧本的成功典范。”
 
黄源直到晚年,一直念念不忘党的“双百方针”,一直说他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忠诚的执行者。包新旺的《黄源传》中,有一个这样的“细节”,黄老弥留之际,曾多次蠕动着嘴唇,微弱地发出类似于海盐官话“huo”(花)的声音。家人明白,他说的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可想这事,成为他一生“纠结”的“心病”。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查阅过许多资料,都没有找到当年黄老是如何被打成右派的“直接证据”。按现存资料牵强附会的说法,主要有两点:
一是当年“运动”针对的目标是省长沙文汉,作为省文化局局长的黄源和省文联主席宋云彬是陪绑。
宋云彬是有材料的:一是他认为浙江在1949年后的七年中,省委主要负责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能使人满意。他说:“省委领导不懂文艺,不重视文艺”,把省文联看作“文工团”。“浙江号称文物之邦,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不如内蒙古”;“浙江的气候虽不是冰天雪地,却也称不上春暖花开。”二是在省委统战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宋把当时的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比作为“一株藤缠绕着一棵丁香树”,说这样绕下去会把丁香树缠死的。他认为树与藤应该分开,让藤长在另一架子上,以便与丁香树齐头并茂,这样,才能起到“相互监督”的作用。三是将省农业厅在徐锡麟墓旁举办农业展览会,说作是“亵渎先烈”,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攻击党的领导,说归根究底,“还是由于居于领导地位的同志文化水平太低,不懂得历史而又一贯自以为是,不肯接受别人的意见。四是主张“创作自由”,反对行政过多干涉,提倡文艺爱好者自由地组织各种文艺团体,广泛开展文艺活动。而且,还提倡“外行领导内行”,要求党委放弃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党的干部政策有“宗派主义倾向”,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宋云彬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时正好60岁,三年后,成为“摘帽右派”苟活于人世。1979年2月,按“错划”改正,不到两个月就死了。
而黄源的“情况”比较复杂。如果他能够“谨慎”一些,违心地说一些“场面上”的话,与界定的“目标”有个“距离感”,这右派是划不到他头上的。浙江省委主要领导不乏向他打过招呼;
8月2日,省委主要领导传达全国省委书记会议精神时说:“所有的人都要过社会主义关,尤其是某些老干部特别重要,其中有些过不去的……在反右问题上,尤其对宋云彬的问题上,有些人是温情主义,实际上是右倾。”
并特别提醒:“整风中要有什么就揭什么,不管他头发多白、资格怎样老。”大家明白,“他”,就是日后“有幸”成为党内职务最高的“大右派”沙文汉。
因风寒引发心肺性疾病,沙文汉于1964年1月2日病逝于杭州,死时才56岁。临终前一天,统战部长向中央请示后摘掉右派帽子,几近昏迷的沙文汉努力说了声“谢谢”。这成为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
但黄源没有,他没说“违心”的话。把黄源划成右派的证据如下:
1、“文艺宣传资料不是创作。”
2、我一听到四明南词就沉醉了。
3、“光想着当官,是没有出息的,也可以当‘专家’。”
4、“把艺术还给艺人。”
5、“现在我们靠陈静(编剧)吃饭,没有陈静,越剧团下半年没饭吃。”
7、“浙江文化发达,遗产丰富、我死也得死在浙江。”
8、“我要是有个唱民歌的小姑娘做女儿,那就好了。”
9、“什么原则,屁的原则,再拿个赵松庭来,我出一万元!”
就这些“证据”,把一个党的“九级”干部“拿”下了。
 
在我退休后两年,也就是2014年吧,我的师友、原省文化厅巡视员、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张廷竹携夫人前来宁波探望我,说起黄老复出后对浙江文艺界的贡献。他说:
“八十年代初,我有个发表在《江南》的中篇小说《希望》被批,是黄老、高光等老同志站出来说话,保护了我……后来,又是黄老介绍我去了他曾经战斗过的部队,使我有幸以‘战地记者’的身份,莅临‘老山’前线,写出了许多有生活经历的军事文学作品……”
他补充说:“黄老是个好人,晚年扶持了许多年轻作家和艺术人才。”
与张廷竹师友一样,浙江和全国,有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都在清明节这个特殊的时刻,缅怀此生都讲真话的黄源先生。
真话不朽,先生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