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国乐”——
慈溪“青瓷瓯乐”（一）
陈珊岳
陈珊岳是知名文化人，原慈溪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科长；退休前曾先后担任慈溪市越剧团团长兼党支部书记、青瓷瓯乐团团长等职。
一、绪论
“青瓷瓯乐”研究是中国陶瓷艺术中既古老又新鲜的课题，它有着悠久的历史背景与深厚的文化内涵，凝结着中华民族的聪明与智慧，是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结晶。它对世人了解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具有重要的民族文化展示价值；对于研究中国陶瓷音乐发展历史，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对于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产业化运作，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为此，对其内部价值进行深入系统的认识与发掘，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按照项目进度计划，2016年前在杭州湾两岸民间走访谱查基础上，通过赴景德镇、龙泉等地调研、邀请专家研讨等方法，基本理清青瓷瓯乐传承脉络与发展规律，并完成论文提纲的草拟与立项申报。2017年1月开始撰写本文，4月组织专题组成员进行内部研讨，于6月中旬修改定稿。
本文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及其对瓯乐传承发展影响与决定作用的角度，概述青瓷瓯乐的起源与传承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探索非遗瓯乐传承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对策研究，寻求古代“瓯乐”在现代社会创新发展的最佳结合点。其一，对青瓷瓯乐原本特征及其自身发展规律，有一个全面、系统、完整的理解与认识，以提升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决策的科学性及运作的可行性。其二，根据目前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攻克青瓷乐器在音质、音域、音准等制约瓯乐发展的瓶颈；确立青瓷瓯乐创作的新理念，全面提升青瓷瓯乐表演新技艺。使原生态瓯乐在与现代科技及现代艺术的融合中获得合理有效的创新发展；其三，拓展多元化保护渠道，构筑全面、系统、完整的传承体系，使青瓷瓯乐成为我们走入新时代，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源泉与动力，从而达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目的。
越窑“青瓷瓯乐”，是远古击缶之乐、击瓯之乐与水盏之乐的延续与发展，是用陶瓷土制成的青瓷乐器和器皿进行成建制音乐演奏，并以“越瓯”（越州窑烧制的青瓷碗）为主奏乐器的音乐统称，简称“瓯乐”，是陶瓷音乐艺术的表现形式及表演技艺。它凝结着中华民族的聪明与才智，是中华民族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 青瓷瓯乐”的起源
越窑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青瓷窑系，它有着悠久的历史背景与深厚的文化内涵。从大量考古发掘表明，我国陶瓷业自商周已进入了原始瓷阶段，历经商、周、秦、汉而绵延不绝，至唐、五代陶瓷制作业则出现鼎盛期。越窑的烧造史自东汉一直持续到南宋，长达1100余年，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极崇高的地位。慈溪上林湖集我国青瓷发祥地、“唐宋瓷都”、“海上陶瓷之路”始发地和“秘色瓷”中心产区于一身，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越窑窑址之一，青瓷瓯乐伴随着越窑的发展而盛行。
2.1 “青瓷瓯乐”起源于浙江杭州湾两岸
青瓷瓯乐源于越窑生产及越地民间的生活之中，它是先辈们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创造的民族优秀文化结晶。越窑生产过程中，一件好的瓷器，除了看它的色泽、厚薄外，还要听其声音是否清脆。窑工们在敲击检验青瓷产品同时，发现“青如翠，声如磬”的音质特性，掌握并积累一定的击打技能。劳作之余，自然地对越瓯的演奏产生了浓烈的娱乐兴趣，击瓯之乐成为越地民间时尚习俗。于是人们在击瓯之乐表演技艺的传习过程中，逐步形成青瓷乐器成建制演奏，并以越瓯为主奏乐器的青瓷音乐概念，简呼其为“瓯乐”，并在民间流传上千余年。慈溪民间遗存的青瓷乐器有闻长庆收藏的青瓷唐鼓、田螺山瓷埙，章均立收藏的瓷瓯，以
及丁宝顺仿制民间集市行会的行进式瓷瓯琴等，充分证实原生态“瓯乐”与越地民间生产生活交融相连，它始终伴随着人类的身影，是地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唐时期，由于越窑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特别是上林湖越窑“秘色瓷”的烧制成功，“形如玉、声如罄”的越窑青瓷成为朝贡珍品。许多文人雅士在品赏越瓷的过程中由感而发，留下许多赞美越瓷珍品及击瓯之乐的诗文，如唐代李涉《春山三朅来》的“越瓯遥见裂鼻香，欲觉身轻骑白鹤”；施肩吾《蜀茗词》的“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郑谷《送吏部曹郎中免官南归》的“箧重藏吴画，茶新换越瓯”。又如唐代诗人张曙的《击瓯赋》、张祎的《题击瓯楼》等。唐宋诗文中的“越瓯”、“越碗”均是杭州湾两岸越窑烧造的青瓷碗（唐代称之为“越瓯”）充分证明越窑青瓷及青瓷瓯乐在唐宋时期的社会影响及历史地位。
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历史文化研究与开发。1983年海盐黄家山遗址、1998年上林湖寺龙口窑址、2003年长兴鼻子山与2007年德清亭子桥窑址等一批历史文化遗址的相继发掘。特别是1998年上林湖寺龙口越窑遗址伴随出土的越瓯、越盘、越铃、越钟、越埙和越鼓等一批（33件）唐宋青瓷乐器，使千年历史文化得以还原再现，它有力佐证了青瓷乐器演奏区域的分布与越窑生产及越地民间生活息息相关。
杭州湾两岸的越窑生产与越地民间青瓷乐器的遗存、唐宋文人描绘“越瓯”演奏的诗文、杭州湾两岸陶瓷乐器的出土等，有力佐证了“击瓯之乐”源于杭州湾两岸的历史事实。
2.2 “青瓷瓯乐”始创于唐代
青瓷瓯乐是唐代击瓯之乐，远古击缶之乐的延续与发展。溯源于中国远古的春秋时代，《诗经·陈风·宛丘》[1]中的“坎其击缶，宛丘之道”之句，“宛丘”是春秋时期陈国的都城，说明在周代或更早时期已有击缶而歌之俗。马端临《文献通考·胡缶》亦云：“古者，西戎用缶以为乐，党项国亦击缶焉”。马端临所说“党项国”是据《北史》而言，《北史.卷九六》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琵琶、横吹，击缶为节”。汉代应劭《风俗通》云：“缶，瓦器所以盛浆，秦人鼓之以节歌”，据其“盛酒浆“之说，秦人击缶之乐，当是敲击盛以酒浆等液体的瓦缶，这便是后世的“击瓯”、水盏。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古缶如足盆，古西戎之乐，秦俗用之。”后世文献中多称击缶是秦人之俗，这种说法可能主要源于“秦赵会于渑池，秦王击缶而歌”。说明在乐器种类尚不发达的早期社会音乐生活中，这种乐用两便，以缶作乐器则相当普遍。
陶瓷乐器的生产与发展是个漫长的过程，从击缶发展为击瓯，它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缶与瓯均是瓦类盛器及体鸣类的打击乐器。缶与瓯虽属性相同，但它们之间的形体、质地却不尽相同。缶本是用于汲水或盛浆的一种大腹而敛口的陶质盛器,它是普通易熔粘土烧制而成。这种陶缶质地粗松，击打时只能发出“朴朴朴”发闷的声响。而瓷瓯是瓷土经过高温焙烧而成的盛酒泡茶的瓷碗、瓷盏，胎体紧密坚固，造型精致，瓷面光洁，打击时会发出叮当的金石之声。
唐宋时期，延续几千年质松粗糙的“陶器”被质密精致的“瓷器”所替代，击缶之乐延变发展成击瓯之乐。“击瓯”两字最早出现在西晋的历史文献中，西晋人郭璞：“缶是瓦器，可以节乐，若今击瓯”。西晋时期十分重视制瓷业发展，制瓷工艺有了较大提高，尽管当时已有成熟的瓷器出现，但很长时期内仍处于较为粗放的阶段，尚未达到金石之声的音质条件，历史文献中也未有数瓯成编击奏的记载。西晋人郭璞所指的“击瓯”可能仍是此前的节奏型的单缶，或是秦汉“节乐”意义上的“击缶”，只是缶的形体与质地发生微妙变化而已。
经过南北朝、隋代的发展，唐代的制瓷业不论是规模还是工艺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形成了以上林湖为主体的越窑青瓷中心产区。窑炉的改进、胎釉配置和装饰技法的发展，为瓷器的精工细作创造了可能，各类器形不断湧现。胎体紧密坚固，造型精致，瓷面光洁，具有金石之声的瓷瓯，为击瓯之乐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旧唐书·音乐志》云：“八缶，唐永泰初年（765年）司马滔进广平乐，盖八缶，具黄钟一均声”。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记载：“近世民间，用九瓯盛水击之，谓之水盏。合五四清之音，其制盏始于李琬”。——这记载的大约是在唐代宗年间（762－779）。唐代音乐家段安节的《乐府杂录》中记载：“ 武宗朝(841— 846 )郭道源后为凤翔府天兴寺丞, 充太常寺调音律官,善击瓯, 率以邢瓯、越瓯十二只, 旋加、减水于其中, 以箸击之。……击瓯盖出于击缶”。这里所说的越瓯、邢瓯就是指当时越、邢两大名窑生产的瓷瓯。至于唐永泰初年司马滔的“八缶” 、唐代宗年间李琬的“九盏之音”及武宗朝郭道源的“十二瓯”，均已非原始形态的单缶, 而是发展成按音阶排列的编瓯，节奏型击缶已演变成旋律型击瓯之乐，并被编入唐代《乐府杂录》，击瓯之乐从此载入史册。因而后人把司马滔、李琬、郭道尊称为击瓯之乐的开山鼻祖。
唐代有许多赞美击瓯技艺的诗文，如方干的《赠户曹小妓天得善击越器以成曲章》云：“越器敲来曲调成，腕头匀滑自轻清”。随风摇曳有余韵，测水浅深多泛声。昼漏丁当相续滴，寒蝉计会一时鸣。若教进上梨园去，众乐无由更擅名。”
诗中不仅赞美了乐伎击瓯艺术才华，而且还描述了击瓯的方式、过程及诗人聆听瓯声的感受。经过文人雅士的修饰与梨园乐坊的锤炼，击瓯技艺得到空前的普及与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