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横河：父亲的河流
——上篇·苦乐园述怀（一）
徐梅强
徐梅强，知名作家、慈溪籍企业家。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走进暴风雨》、短篇小说《温馨的土地》、《洛阳殿》、《爱斯基摩人》等。
翠屏山脉北边，有一条横贯东西的河流，它西接姚江，是浙东运河的一条支流。这条河叫东横河。
我出生在东横河北岸一个叫做新桥头的村庄。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现在住的那个偏僻民居，是在乡间过去叫做“涂山”的地方。那里位于东横河南岸，与我小时候的故居老宅只有一河之隔。涂山是一座大约高六七十米，孤独地耸立于田畴中的小山。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包括很多祖先都安葬在这座山上。小时候爬过多少次，实在难以数清。年轻时在山前山后的土地上劳作，总是期盼自己何时能脱离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后来，我如愿去了城里。后来，这座挡在我们村前的小山被“愚公们”采石挖平了。爷爷和父亲的坟墓迁到了另一座公墓山上，而这里建成了一处住宅小区。三年多前，我鬼使神差地竟看中了这里的一栋房子，来了个彻底的“回归”，舍弃了越来越熙攘的县城，把家安在了这里。
涂山没有了，但涂山和东横河不可能从我的记忆中抹去。我那架快要老掉牙的“思维机器”，咔咔响了几下，终于转动起来，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从未见过的、我的八十年前的爷爷……
我的爷爷
他的这一趟回家的行程，走得异常的艰苦。两年前，盼望了多年的钱塘江大桥终于通车了，本以为过年回家的路会顺畅一些。但哪里想到，老乡蒋总统集中了那么多的中国军队，拼死拼活跟日本人打了三个月，淞沪会战还是失败了。刚通车一个月的钱塘江大桥，被国军自己炸断，还把萧山到曹娥江刚造好的鉄路轨道全扒了。屈指算来，在十里洋场的日子，混得也算有年头了。从刚来时做些小生意，到后来开办商铺，从商铺又转成公司。眼看着买卖越做越大，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打下了上海滩。他与朋友把合办的商贸公司搬进了公共租界，生意是难做了，也不至于回家种田吧？在上海滩做了这么多年的买卖，不说再也吃不了这个苦，更丢不了这个面子。
但这一次，他已打定主意再不回上海了。上海已成了日本人的天下，民国后宁波人在上海商界建立的统治地位失去了，一切都要看日本人的脸色行事。公共租界也朝不保夕，还是趁早走吧。前些日子，他把在上海的所有财产全变卖了。唯独把这些年在上海陆续收买的数百幅字画整理了一遍，随同衣物和一些古董，装满了十来个大小箱子。租了一辆车，把自己积累了半辈子的财产，直接运到了杭州钱塘江边的码头上。兵荒马乱，到处都在打仗，桥早断了，路也不通了。在码头的客栈里待了几天，他终于等到了一只去曹娥江的快船。接着又顾了一只脚划乌篷船向家中赶去。从杭州到余姚东橫河边的老家，整整走了八九天，日本人、国军、忠义救国军加上土匪地痞，也不知过了多少关卡，数不清花了多少银子，但他终于回家了。
爷爷走上东横河北岸自己家的船埠头，邻居家人纷纷赶来迎接，唯独不见我当年十二岁的父亲。有人说，父亲背着铁耙，带着篮子好像到涂山挖什么去了。刚说完，几个比父亲年长数岁的捣蛋鬼，憋不住哈哈大笑逃走了，一边说范少爷到山上挖蛤蜊去了。一会后，父亲一身烂泥，垂头丧气提着空篮子回来了。这个故事，在我的少年时期，老辈人以嘲笑的口气，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述过数次。父亲从小生长在农村，但由于家境优裕，从来没有吃过苦。那天是几个调皮的伙伴，合伙捉弄他。当然，涂山之所以叫“涂山”，过去肯定是滩涂边上的山，也肯定生长过蛤蜊。青少年时代，我也见过山上许多白色的贝壳，但那是几千年甚至上万年前的事了。当然，我不会去挖蛤蜊，小伙伴们骗不了我。我不是“少爷”，我是个苦得不能再苦的苦孩子。
爷爷长得挺拔，性格耿直，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在村里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如今已近百岁、从小跟着爷爷在上海念书的姑妈说，爷爷在上海做商贸生意，还与人合开了一家博彩公司，但他自己从不参与。逢年过节回家，一见到乡里乡亲在赌博，他会一把抓起赌具扔了，还骂一句：匹贼，不好好做人，也想学赌？这会害死人的！爷爷见多识广，乡里人只好认他的骂。
我的祖宅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大房子，附近乡邻称作“大墙门头”或“七房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祖宅临东横河而建，应该是在太爷爷时代置办的家产。老辈人传下来说：太爷爷是个成功的商人，挣了不少钱。造这“大墙门”大宅时，直接从姚江顺着东横河撑了一长串木排过来。爷爷排行老三，兄弟四个。大爷爷成家育女出嫁，但无子嗣，小爷爷没有成家当然无后代。二爷爷十几岁就考中秀才，至今留下少量墨迹，一手漂亮的小楷，看上去就像木版印刷一样娟秀工整。大爷爷去世后，我爷爷接收了大爷爷的家产，合并成了大墙门内东边的一半；二爷爷接收了小爷爷的家产，合并成了大墙门内西边的一半。每到清明时节，我都会到爷爷的坟头烧烧纸钱，点上香烟〔爷爷生前抽烟，专抽铁盒装的“哈德门”〕，磕头祭拜。当然，二爷爷家的子孙、玄孙多得去了，不缺烧香祭拜的后代。如果真是“地下有灵”，那大爷爷、小爷爷的“灵魂”要痛苦得多。因为无子孙给他们烧钱祭拜，也不知道他们埋骨何处。据我理解，我们当地流传的所谓“香火”，就是每年清明前后有子孙去坟上添土烧香，再在家里买些酒菜“做祭日”烧烧佛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原来就是为了此。但不管怎么说，有子嗣后代还挂念着祖宗辞去的亡灵，肯定是件好事。
回家后，爷爷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忙着把上海大小姐般的姑妈，嫁给了东横河南岸“大屋里”一个家境一般的农民。前些年老姑妈说起，还耿耿于怀。日本人来了，谁都不敢把大姑娘留在家里。东横河上的桥梁几乎都扒了，桥南是国共的游击区，桥北则是日伪军的天下。爷爷在地方上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但他两边都不得罪。厅堂里不时更换着从上海带回来的字画，找几个好友鉴赏一番，日子过得清闲，但也时常心惊肉跳，除了应付日伪和“上山”的人，晚上还要提防如毛的盗贼。有空的时候，爷爷会渡过河，到“大屋里”姑妈家坐坐，顺手带几把女婿在地里种的新鲜蔬菜。大屋里向南隔着大半里路田畈，就到了涂山脚下。大屋里的旧址，是一座天官府的深宅大院，传说当时这座宅院里有十八口水井，可以想象当年的院子该有多大。隔着东横河，河的北岸同样是一座规模极其宏大的布政使家大宅。现在手机的百度地图上，还能搜到“荷花池”这个地名，荷花池的北面，有一处东西走向长约半里地叫“假山”的高地。这东横河南北两处大宅，其废墟规模不小于苏州那些著名园林。但这一切的一切，在1860年前后被“长毛”〔当地对太平天国起义军的俗称〕几把火烧了个一干二净。长毛在烧毁我们这一带宅院同时，进行了血腥屠村。160年的历史并不长，我从小到大，从没有从老辈人口中听说过，谁谁家是大屋里或荷花池大宅院里传下来的子孙。
我的祖宅“大墙门头”，应该是长毛造反后这一带重建民居中最好的宅院之一。爷爷回家后好景不长，不久就感觉到身体不适，以后就生了一场重病。为了治病，花完了从上海带回家的所有积蓄。积蓄花完了，就卖古董和金银用来治病和度日，但他从来不舍得卖多年积攒下来的字画。两年后，除了留下大墙门内的半边宅院和传给子孙的数百幅字画，就撒手人寰离世了。爷爷死后还吃尽苦头。爷爷在附近名声太大，盗贼们总以为爷爷是有钱人，总有金银珠宝陪葬。趁着月黑风高的夜晚，几次撬开了他下葬的棺木……
那一年，父亲虚岁十四岁。那一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处于战乱，但不远处的翠屏山脉依然青山如黛。东横河虽断了桥梁，河中如梭的船舶还在往来，岸上纤夫的脚步依然如织。河水依然清澈见底，河岸上依然还是一派田园风光。
我的父亲
父亲生于1928年，他身躯挺拔，好像从来没有弯过一次腰。2005年去世时，他的身板还是直得像一名老军人。父亲始终绷着脸，似乎没见过他有笑容满面的时候。只有一次是例外：1999年7月那一天，他一早来到我的工厂，得知我爱人生的是儿子后，他失态地一边擦着眼泪，一边禁不住哈哈大笑了好几分钟。我至今还是不明白：父亲当初也应该知道，他很少有可能吃到孙子的“食”，但他为何如此兴奋呢？他这一辈子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从不跪拜菩萨甚至祖宗，难道他图的，也是孙子未来能在他坟头点上一烛“香火”？
爷爷去世后，父亲的少爷好日子也到头了。父亲十七岁时，还懵里懵懂的，娶了邻村比他大两岁的母亲，她的父亲是做油漆匠的。我不敢亵渎我已经过世的双亲，但我还是要说，不知道是谁做的媒，因为这注定是一桩难以美满的婚姻。家道中落的父亲，还是改不了少爷的臭脾气，稍有委屈，就会把一腔怒火发泄到个子娇小的母亲身上。父母婚后虽有争吵，日子还得过下去。第二年，我的哥哥出生了。家里虽然还有几亩田地，从小娇生惯养的父亲，怎么也习惯不了在土里刨食吃的活法。无奈之下，他走上了爷爷走过的道路：离开东横河边的宅院，舍妻弃子，去远方的城市讨生活。父亲没有去爷爷曾经闯荡数十年的上海，而是去了西湖边的杭州，开始了“学生意”的日子。
父亲生前曾多次提到过：1949年5月一天的傍晚，远处不时传来轰隆作响的炮声，杭州城里的店铺都关上了排门。国民党所有机构和守军，杂乱中匆匆作最后的撤退。钱塘江大桥修复刚好一年，国军工兵第二次装满炸药准备炸桥，企图阻止势不可挡的共军南进。第二天清晨，父亲从店铺排门的门缝里发现，街道上站满了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军人，他们一身尘土，甚至衣衫褴褛。父亲听见一名老家口音的军人，在敲旁边的店铺的门，好像要买什么东西。后来，那名军人的手指头，敲在了父亲所在店铺的门上。父亲忐忑中开了门，那位军人想找墨水，刚一开口，两人一下子都愣住了：这位军人是父亲的少年同窗，后加入三五支队，北撤三年半后浴火重生，重新打了回来。
解放了，接着是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奶奶多次托人，要父亲回家参加土改，因为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土地。父亲犹豫着从西湖边的杭州，回到了东横河边生他养他的宅院。为了一份土地，他尝试着耕耘和收获，尝试着做一个“务农财主万万年”的真正农民。但父亲怎么也忍受不了做一个农民的艰辛和寂寞，有一天，他终于爆发了。那天，父亲正在东横河边用手摇水车往稻田里车水，由于没有耕牛，他只能用这种低效的笨办法灌溉稻田。盛夏时节，酷热难挡，父亲汗流浃背。这时，缠着小脚的奶奶，一手提着竹篮，一手提着水壶，艰难地走过大墙门东边东横河上的石桥，小心翼翼向正在跰手阺足劳作的父亲走去。父亲没有吃奶奶担来的点心，接过水壶猛喝了几口。但奶奶担来的茶水不但没有浇灭父亲心头的郁闷，反而使他的一腔怒火升腾起来。父亲一甩手，把茶壶扔进了东横河，对着奶奶跳将起来：种田、种田，种个屁田！说罢丢下水车，扬长而去。
父亲再不想种田了，他也没有什么鸿鹄之志，虽然他体魄健壮，但他受不了做农民的苦和累。杭州是回不去了，但生活还得过下去。父亲苦闷了一些日子，终于等到了机会。解放后百废待兴，各地兴办学校，普及小学教育。父亲充其量只有小学毕业水平，但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他被分配到当时靠近海塘边的胜北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从此开启了他的教学生涯。父亲生前曾美滋滋说：每到秋风乍起，学校的河塘边，甚至棉地里，会爬满一只只又肥又大的螃蟹。一早起来他们就去捉，锅里一煮，那肥美的螃蟹，味道真是好极了……在那填不饱肚子的岁月里，我听了每每垂涎欲滴。父亲少年时没有挖到涂山上的蛤蜊，但成年后却吃到了海塘边肥美的大毛蟹，这不能不说是一件美事。而且喜事连连，他不但成了一名吃“皇粮”的国家干部，而且还成了解放后全县教育系统第一批入党的中共党员。
父亲春风得意了几年，但接下来是他倒霉的日子。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党畅开言路，号召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向党向政府提建议和意见。积极要求上进的父亲，加入了这一运动。也许是“建议和意见”提过了头，没多久全国风向突变，积极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成了《聊斋》中终于跳出来的“牛鬼蛇神”。整风反右工作组开进了父亲所在的乡镇，父亲当年的同事后来对我说，你父亲当时不是内定的“右派”，人家的“错误”比你爹严重得多。“人家”一看风向不对，马上向工作组痛哭流涕承认“错误”下跪了。“人家”只要不被戴上“帽子”，可以自己打自己的巴掌，也可以骂自己的祖宗十八代。但你爹性格太倔，死不承认自己所提的建议是错误的，不肯写检查，生生地把别人的右派“帽子”，戴到了自己的头上。
我出生后不到两岁，父亲被开除党籍，和县里的一帮“右派分子”一起被押解到龙山水稻农场，接受无期限的劳动改造，父亲不想做农民，但他还是被迫做了不是农民的农民。父亲可以扔掉奶奶递给他的水壶，但他扔不掉自己头上“右派”这顶“帽子”。由于“改造”积极，一年多后，父亲终于摘掉了头上的这顶“帽子”。但在当时那个年代，即使你“摘了帽”，那顶无形的“帽子”会永远地套在你的头颅上，甚至连带着把你子女的手脚一起绑上。
紧接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神州大地高高飘扬。全国55万爱说“闲话”、敢提“意见”的牛鬼蛇神被关进农场牛棚，让他们闭了嘴。于是，“公社是朵向阳花，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连着瓜……”的优美歌声，在每个村庄的高音喇叭中唱响。全国每天都在热火朝天地“放卫星”，“千斤棉花万斤稻”的时代来临了。家家户户粮食被收交，放到大队里的大食堂，你自己连饭都不用做，就可以“敞开肚皮吃饱饭”。这是一个多好的年代啊，忽如一夜春风来，似乎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但、但……这个“但”字实在太过沉重，饱饭没吃上几天，经年累月饿肚皮的日子到来了。我属猴，那时更像一只小小的瘦猴。奶奶整日怜悯地抹着眼泪念叨：这个小孩，总要饿死的……这个小孩，总要饿死的……
我终于没有成为饿死鬼，这要感谢我那伟大的母亲，当时忍辱负重的母亲，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为了不被人家瞪白眼，她拼死拼活，日以继夜地在生产队的田地里忙碌着。东横河两岸的土地上，留下了母亲瘦小的躯体里流出来的鲜血和屈辱的眼泪。母亲整日在饥饿中劳作，为了不让我饿死，她从牙缝中省下的一口饭（这个用词不确切，当年不可能有饭吃，应该是一口粥），给我这个小儿子吃。
两年多人间地狱般的食堂时期结束了。几乎在同一时期，父亲在龙山水稻农场的“劳动改造”也告了一个段落，他被重新分配到一所中学，担任了学校的后勤总务。也许这一时期各地饿死的人太多， 1960年下半年，全国又掀起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高潮。父亲内心世界是个“粗线条”的人，但他不管有多粗心，总不能看着一群饿得面黄肌瘦的儿女嗷嗷待哺吧？父亲终于动了恻隐之心，再说自己这个“摘帽右派”在学校里也难以过得顺心。当年父亲是因为没有写“检查”而蒙受灾难的，这次却下狠心主动打了报告，要求回家去“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做一个真正的农民。
父亲回家了，但他这辈子注定难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农民，一个真正的农民不是说做就能做成的。有朋友聊起当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做了多少年的农民，我从来不予认同。也许是遗传的原因，我的性格耿直得与爷爷、父亲如出一辙，我说，假的，农民有这么好做的吗？最多你在农村混了几年日子。如果不是出生在农村，从小在土地上摸爬滚打，你在农村待一辈子也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文学界的几个朋友，凑到一起，总喜欢打那种叫“拖拉机”的扑克牌。一段时间，我与一位好友一起打牌，不管手中扑克牌四色花中的“草花”牌最多，他也从不叫“草花”为“主”。他说我是农民，我手中的“草花牌”肯定最多。我说我早不做农民了，我从小做农民，在土地上耕耘了十几年，但这辈子我也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再说，我们这里的农村，现在还能叫农村吗？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东横河两岸的农村还是真正的农村。父亲回家后，这次想脱胎换骨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他一头扎进家乡的土地里，但家乡的土地已经不认他了。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把我的祖宅“大墙门里”房屋的分布，粗略地描述一下。否则，我以后的故事就很难讲清楚。现在看起来，祖宅也不能算是一个很大的宅院，它只是一个比较大的四合院而已。祖宅朝南对着东横河有五间高大的正房，中间一间特别宽，叫堂前间。堂前间有前庭，前庭后是一道六扇门组成的堂前门，进门就是宽敞的中堂。中堂北侧有一道门，叫“簿子”门。簿子门上方有一整排叫“神堂”的阁楼，上面摆放着祖宗的牌位。堂前间东侧是我家的两间正房，正房有地板，还有油漆很厚的阁楼。正房前面是一个小天井，一东一西摆放着不知从哪个年代留下来的两只大水缸。小天井的南边，对着庭院，是我家另外三间朝西的侧屋。侧屋有甬道，通向北面的正房。
我父亲回来的那年夏天的某个晚上，无风，天气闷热得难以入睡。住在堂前间西侧正房的堂兄大哥〔其实堂兄大哥比父亲还大两岁〕，好不容易迷迷糊糊刚睡着，但被堂前间中的拍门声惊醒了。起来一看，门关得好好的，半夜三更哪有人呢？刚睡下，拍门声又“啪啪”响了起来。反复数次，堂兄终于听到了东房父亲“哇哇”的呕吐声。那晚母亲刚好不在，堂兄撬门进去，见父亲痛苦地喘着粗气，已经快不行了。堂兄叫起了大墙门里的本家男人，把父亲送到了医院。父亲白天在棉田里喷洒农药，到了晚上药性发作，差点要了他的命。
此后，乡邻们啧啧赞叹：我们七房里头的祖宗，太有“灵性”了。但祖宗真有灵性，也难保佑父亲做一个真正的农民。不久，大队里办了一家轧米厂，当时谁也不会操弄机器。父亲总算有点文化，就让父亲去了轧米厂。此后，父亲除做过几年抽水机手外，就一直在轧米厂挣工分。他常年一身柴油味，记得小时候，父亲顺手会给我洗一把脸，我不好拒绝，但毛巾上的柴油味，至今一想起还忍不住想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