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弓
我是因为看了电影《平津湖》，才想起这位志愿军九兵团保卫部部长丁公量来。后我向陆埠袁马村的马再军主任，借了一本军旅作家夏继诚所著《日本宪兵队里的新四军——400反间谍小组纪实》，决定有必要把他夫妇（苏菲）的故事推向大众传播。
这是一段已逝去的历史，算是对我党我军当年奋战在特殊战线老战士的一份补实。战争已逝去70余年，我们的下一代人，已对此缺乏了解并且陌生。
丁公量，浙江省定海县人。1921年10月生，1938年1月参加新四军，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初期，历任新四军教导总队锄奸干事，新四军第一支队政治部特派员，新四军教导总队特派员，经历皖南事变。1943至1945年，先后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保卫科科长，敌伪军工作部部长，支队政治处主任，干部团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保卫部长，第三野战军20军58师172团政委，第九兵团政治部保卫部长。1950年10月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1953年5月，在板门店谈判中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代表，后任遣返战俘办公室主任。1954至1964年，历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60军181师政委。转业到地方工作后，先后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等职务。1984年3月后，任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顾问，第八届、第九届名誉会长。2017年3月7日凌晨2时30分，（享受正市长级医疗待遇）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5岁。
丁公量的传奇故事很多，且有不少人写过，有些情节还被拍成影视剧。在此摘录三则，以飨读者：
第一则：皖南事变，挣脱集中营牢笼
与许多由于贫穷参加队伍的革命者不同，丁公量出生于浙江定海北门一名门望族。祖父丁七爷在清朝当过县官，父亲在辛亥革命后，也当过定海县第一任县长；可说是官宦之家。父亲爱好中国传统文化，丁公量从小读的是私塾；后随着家境衰落，在有进步思想的母亲敦促下，他于1934年考取了舟山中学。也从那时起，他逐渐脱离了少爷生活；通过同学关系，找到了为民政科抄户口簿的工作。白天认真上课，晚上伏在煤油灯下通宵达旦地抄写，连星期天也很少休息。这样边打工边读书，他才勉强读完了中学。
他就读的舟山中学（原定海公学），创办人是刘鸿生先生，聘请当代教育家黄炎培、陶行知、陈鹤琴担任办校的顾问。在此三名教育家指导和帮助下，中学师资阵容强大，为全国同类学校罕见。在他们影响下，年仅14岁的丁公量，参加了抗日救国童子军。1936年3月31日，他作为18名童子军代表之一，由蔡焕、华恩熙老师率领赴杭参加省第五次童子军大检阅。他和陈安羽等四人，代表学校参加双旗笔书旗语比赛，获得了全省第一。1936年10月，在南京举行了全国童子军第二次大检阅暨大露营活动。全国一万多童子军聚集南京进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检阅活动。时任童子军会长的蒋介石和宋美龄检阅了童子军。丁公量作为舟中派出代表之一，参加双旗笔书旗语比赛，又获第一。让他难忘的是，他在检阅结束后和同学们一起前往东北流亡学生童子军营地看望他们，这些东北学生们签名时高喊“舟山同胞共救我东北三千万同胞！”在他心里铭刻下了此誓言，为以后奔赴抗日战场埋下了火种。
1936年上半年，舟山成立了学生救国会，丁公量由上海进步青年杨子华介绍参加了救国会，在共产党员王起等人的领导下，开展地下工作。第二年他考入上海中法工学院，被选为学生会主席，组织学生与散布亡国论的学院院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年冬，他参加共产国际情报组织，担任政治交通。1938年1月，丁公量参加新四军，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仅17岁的他，担任新四军教导团特派员，曾两次接受艰巨任务：护送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林枫经温州回上海，完成任务后，又赴温州接应700名爱国志士，来到皖南参加新四军。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丁公量时任新四军教导总队特派员。教导总队是军部的预备队，事变期间，一直跟随军部且战且退。当时连日大雨滂沱，道路泥泞，溪水陡涨，给行军作战带来极大困难。最后，他在弹尽粮绝、极度疲乏时，在顽军层层围歼中被俘。
皖南事变后，驻在上饶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把被俘的新四军干部近600人，集中关押在上饶的上下周田村。集中营分五队，丁公量被编在三队，此队被国民党特务们称为“顽固队”。他们对被俘人员打、骂、饿百般折磨，企图逼他们“自新悔过”；但特务们的残酷折磨，并没磨灭战士的意志。很快，在特务眼皮底下，他们利用上大课和集中会操等机会，秘密建立了党组织。丁公量、汪海粟被选为三队支部负责人。当时正值八一，为对被囚同志进行激励和教育，他请汪海粟写了宣传教育提纲；在小范围内传阅，鼓舞狱友们的士气。随后，他们又开展了教唱革命歌曲的活动，进行暗中秘密传唱，鼓舞斗志。
有一件事必须提及，时丁公量在国民党军统的姐姐，特地赶到上饶保释弟弟。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我姐姐是专来保我的，但没见面，写了一封信给我，此信内容是这样的：你应该在委员长（蒋介石）领导下，做一个忠实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很明显，姐姐希望弟弟能通过向蒋委员长表忠心，来换得人身自由。然而她没有想到，弟弟的悔过书没拿到，反倒收到了“诀别信”，丁公量在信中写道：“同地同母生，各走各自道，一刀断亲根，大义赛天高。”
此信表明了丁公量切断骨肉亲情、誓死抗争的决心。此后，他和关押在集中营里的狱友一起，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不屈的斗争。沉重的劳役、残忍的酷刑，没让战士们放弃希望，在斑驳脱落的墙壁上，留下了见证他们信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嘹亮的新四军军歌，在囚牢中回荡。
与其如此被动地坐穿牢底，不如选准时机、主动打破牢笼，冲出去重返革命队伍。丁公量和狱友们商量，准备秘密发起越狱暴动。1941年10月，三队党支部秘密酝酿中秋暴动，因叛徒告密流产。特务得知丁公量和汪海粟是“暴动头子”，对他们一番毒打后，将两人秘密关押进茅家岭监狱，他俩被戴上了沉重的脚镣，关在一间石头砌成的谷仓里，随时可能被杀。为搏生机，两人巧妙地用皮带扣撬开脚镣上的销子，并骗过看守士兵，幸运地冲出了樊笼死里逃生。在汪海粟提议下，他俩忍受着饥饿和疼痛，反其道而为之地往南走。途经千辛万苦，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找到当地打得一手好棍棒的“大爷”寻求帮助。“大爷”让他俩化装成香菇客上路。没想到还是在福建蒲城一个叫盘亭乡的地方，被乡公所抓壮丁。汪海粟假装夜盲症逃脱；而丁公量却被抓了。
丁公量被抓壮丁后安排到了新兵连，生活艰苦与集中营里差不多，每天只吃两餐，加上层层克扣餐费，到士兵的嘴里，也就只有两碗稀饭，根本吃不饱。有人因忍受不了恶劣环境逃跑，被抓回来死路一条——活埋。那些被抓到壮丁队的人特别想家，便请丁公量帮助写家信。渐渐地，他帮写家信写出点名气，被连长提拔做抄写员。事后他回忆说：“做抄写员有个特权，就是可以出去自由些。那时大家都饿，我帮他们买饼吃。有一次我在外面买饼时，偶遇从集中营逃出来的一些同志。他们中有个福建人，通过多种途径找到了地方党组织，我便设法从新兵连里逃出来了。先住在他的亲戚家，等新兵连离开才敢出来活动。”
就这样，丁公量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从福建辗转到金华、再到上海，最后在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又回到了新四军。
第二则：浙东游击纵队400反间谍小组纪实
喜欢看谍战片的朋友，几乎一叠声地为浙江作家麦家的《暗算》、《听风》等作品叫好。其实在浙东革命根据地，不乏这样的题材，只是我们未往深处开掘就是。在丁公量担任浙东区党委城工委副书记（书记是王起）与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保卫科长时，指挥400反间谍小组，潜入日寇心脏，获取情报与开展策反工作，便是重要一例。
许多年以后，在作家夏继诚的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2002年4月下旬，89岁高龄的原中顾委委员谭启龙，从济南赶到杭州，参加了由中共浙江省委和省政府召开的纪念谭震林100周年座谈会。尔后他又带着十几个儿孙来到抗日战争时期烽火连天的四明山根据地。谭老对陪同参观访问的新四军老战士、原宁波地委副书记、专员沈宏康说：“今天我们搞改革开放，国家强盛了，但对下一代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使他们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呀！”
随即，谭老说到了乐群。问她现在哪里？生活怎么样？沈宏康告诉他：听说乐群已经过世了。谭启龙听后不胜感慨，唏嘘良久，说：“乐群这个女同志很不简单，她做地下工作，贡献很大，是个好同志啊！”
建立400反间谍小组
乐群何人？要从丁公量派遣她担任400反间谍小组联络员说起。
1944年春，毛泽东致电新四军领导人的一份特急密电中指出：“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与我军配合作战……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已不会很远。因此，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
也就在这年春季，日军加紧了对新四军的围剿和封锁，根据地的物资短缺，日子越来越艰难。纵队司令员何克希为此召见浙东行政公署南山财经委主任周迪道，要他想方设法筹集800万元巨款，解决新四军的军费问题；没想到他却神秘地失踪了。事后有老乡去日军据点送菜，看到他在据点内行动自由，应该“叛变”了。正当大家谴责他叛变投敌的节骨眼上，周迪道托一与根据地有联系的伪乡长，把一封信交到政治部保卫科科长丁公量的手里，内云：“我去筹款时被叛徒认出，开始关在余姚日军警备部，现在被软禁到宁波宪兵队……敌人在暗中监视我的行动，希望我为他们做事。他们想争取我投降。我认为我可以像孙悟空那样变成小虫子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打入敌军内部。不知组织上是否可行？如认为不妥，我就与敌人同归于尽！”
丁公量当即把此情况向浙东纵队司令员何克希和政委谭启龙做了汇报；在两位首长同意的前提下，考察了周迪明没有出卖同志的“叛变”经过，和自愿打入敌人内部工作的要求，让他说服被捕战友共8个（外围人员10名），实施在敌人心脏里组成“宪兵队朱家谍报组”（400小组）的方案。组长周迪道（化名），代号401。组员：402周列平(原名周斯明)，403马鹤九(原名冯禾青)，404王福舟(原名王福林)，406莫奇(女，原名徐笑奇)，407张黎(女)、408陈婕(女)。
是年秋，出生于富豪家庭的“上海小姐”（原籍浙东）乐群，正式担任该小组联络员，代号400，也是小组实际领导人；工作“下线”是周迪道，“上线”就是丁公量(粟后)。
逛妓院“睡干铺”
400小组奉命开展行动，为取得日本宪兵队“信任”，小组不得不对负责他们行动的思想课保持一致。思想课就是特高课，负责搞谍报工作；课长铃木对周迪道他们有所怀疑，理由简单：原来新四军都是宁死不屈，现在为何扎堆投降？于是他们暗中观察，看他们有没有对外联系，是不是真投降？
对于铃木的鬼主意，周迪道非常警惕，倍加小心；岂能让敌人抓住把柄？铃木为了“试探”他们，安排周迪道他们去妓院，然后派人在外面偷听。周迪道早料到铃木这手，向战友传达保卫科纪律规定：“因工作到妓院，只能‘睡干铺’——只睡觉，不和妓女发生关系。”为不让铃木发现破绽，周迪道到那里向妓女做工作说：“你要配合我们，要让外面的人听出在里面实打实做事，我可以给你加钱。”经过这种“花姑娘干活”的测试，铃木对谍报组的信任多了一分。但别以为敢去妓院他就放心了，铃木还安排周迪道等参加赌博祸害百姓。周迪道经过向组织报告，去赌场，去百姓家抢拿东西，事后悄悄给乡亲们做出补偿。
娶姨太太，假装怀孕
为了让敌人更相信自己，周迪道又带头做了一件“坏”事。到处托人让鬼子汉奸给他找老婆。铃木诧异地问：“你不是有老婆吗？”周迪道说：“中国人都是三妻四妾啊。”
为了笼络他，铃木积极奔走为他找老婆。可周迪道似乎很挑剔，找了几个都不满意。一天，他去监狱相中了一个20来岁，身材苗条，皮肤白皙的女犯人；他虽不知她的身份，但还是从对方镇定中看出，此女大概率是地下组织成员。
周迪道没看错，女犯名叫莫奇，是新四军战士，刚接替分娩的陈洛宁当了鄞县古林区交通站站长。不久伪军将她抓捕逼供拷打；但莫奇咬紧牙关啥也不说，敌人不确定她就是地下组织成员，便继续关押她。
铃木得知后问：“这姑娘真是地下组织的，不怕她晚上把你杀了？”周迪道自信地说：“真是红的，我也会把她染黑了。”
两人成为“夫妻”不久后，莫奇下腹隆起“怀孕”。几个月后，她不小心又“流产”了。这对假夫妻，真同志，在特殊环境中相互配合干起了情报工作。
提供情报，半真半假
日军成立谍报小组是为收集情报；对400小组来说，这是一件为难的事。既然提供情报，就不能提供真的，但提供假情报，也就过不了关。
怎么办？他们设法提供些半真半假的情报：情报是真的；但对日军没用，不会给新四军造成损失。比如说新四军在某日某时召开秘密会议的情报，转递给日军时延误很多环节，到铃木手里再派兵袭击时，新四军已然转移。
这样，铃木就觉得不是情报不实；而是传递效率低延误时机。当然，有时他也会想：是不是环节太多，走漏风声让新四军有所防备？周迪道提供的所谓机密，有时根本不是秘密。比如新四军开展大生产，是要上报纸的，但提前透露给日军，铃木高兴得不得了，觉得谍报组神通广大，对周迪道也就更信任。而此后日军的军事行动，大量被传给新四军，使日军的扫荡无功而返、遭遇沉重打击。
智送炸药、险象环生
400小组不仅传递情报，还要完成特殊任务，比如：取炸药。一次，周迪道接到上海地下组织为浙东纵队搞到了一箱炸药，生产手榴弹用，要他们设法取回送到四明山根据地。
炸药是违禁品，查到是要杀头的；一般人带不出去，怎么办？周迪道想到了特高课副课长木场，就说自己发了一笔外财，想请他去上海潇洒潇洒。木场长期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听说去花花世界还有人掏钱，就来了兴致。
就这样，周迪道“夫妇”、木场、翻译程明夫妇坐火车去了上海。没费多大周折，周迪道和莫奇就取到了炸药，把它放在女式皮箱里。回程火车遇检，周迪道反应极快，将箱子速塞到木场手里使了个眼色。木场冷不丁接住箱子，手感沉重，自作聪明地说：“周桑，原来你在利用我走私黄金，难怪这么大方？”因为木场是日本人，手里皮箱没人检查，然后一路绿灯到了宁波。
在车上，皮箱放到了翻译程明跟前，这小子竟拿出火柴抽烟，周迪道大惊失色：炸药引爆，一车人都完。可他没理由阻止，亏得莫奇急中生智，上前夺下他手里的火柴：“先生，我不能闻香烟味的。”程明不满地嘀咕：“不能抽烟你说声就是，文文静静一个女子，像一个母夜叉。”周迪道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地。
之后，小组其他同志将炸药送到四明山根据地，加工变成了一颗颗埋葬日军的手榴弹。
机密泄露，千钧一发
时间进入1945年春，胜利曙光在望。小组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4月上旬的一个中午，莫奇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周迪道：“出事了，铃木将王福舟抓起来了！”原来，几天前铃木把衣服卖成钱寄回去，给妻子写了一封家信，说自己不想打仗，想回国。几天后，新四军《新浙东报》上发了篇报道，说铃木政一有厌战情绪。
铃木看到报纸勃然大怒，疑窦横生。想自己写信时，谍报员王福舟在场，此人肯定是卧底，将内容透露给新四军。于是下令将王福舟逮捕严刑拷打，企图挖出幕后指使和泄密者。
事实上铃木不止写信，平时也说过厌战的话，被莫奇听见当作重要信息送出去。王福舟也确实将铃木写信内容当情报，送到城工委副书记丁公量的手中。谁知负责处理情报的技术书记，一时疏忽把它当作日军将要失败的依据，发在了《新浙东报》上。
丁公量心急如焚，制定三个预案，通过联络员乐群传达给周迪道：一，如果没有对策，先让王福舟撤离；二，如果事态失控，400小组全体撤离；三，如果有把握化解危机，那就一个不撤。周迪道如何舍得撤？他经过一夜思考，次日一早来到隔壁徐章翠家里。周迪道“婚后”住在城区一幢洋房里，主人是一个叫徐少颖的汉奸商人，与日伪关系密切，时任宁波伪棉布业同业公会会长。然而他的母亲徐章翠（60多岁的老太太），却是一位爱国者。她丈夫早年在日本经商，她也能说日常日语，还会做日本料理。因此铃木常到她家里去吃料理，还认她做了“干妈”。周迪道问徐章翠：“阿娘，铃木有没有对你讲过卖西装卖大衣？”
徐章翠说：“讲过，用汉语说的，当时国芬、阿比在场。”
周迪道知此阿比是一个与日本宪兵队接近的伪乡长，便让她做了一桌日本料理招待铃木。吃饭时，徐章翠用日语关切地对“干儿子”说：“阿比逢人就说，把你卖衣服的事说出去了；你以后到我这里来不要说中国话，以防有人将你说的话添枝加叶说出去。”
铃木知错出在此，跟王福舟无关，也就没有深究。
收获情报，为我军攻打宁波作准备
1945年6月11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大”在延安闭幕，大会号召放手发动群众，打败日本侵略者，抗日战争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浙东抗战形势也越来越好，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改编为苏浙军区所属第二纵队。新的抗战形势，预示着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并解放浙东首府宁波，为期不远了。
一日，丁公量把乐群找来，指示她立即赶往宁波布置新的任务。他强调说：“你去宁波后，要向400小组的同志们介绍当前总的抗战形势，提高他们的胜利信心，同时要向他们交待新的任务，立即迅速、全面、深入、细致地调查宁波的敌情、社情，特别是敌城防部署、并写成书面材料上报城工委……”
乐群接受任务后，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宁波，入夜，她敲开了聚奎巷12号周迪道的家门。经研究，400小组周迪道、周斯明、冯禾青、莫奇、王福林、张黎、陈婕等人各负其职，详细调查与提供了宁波城防工事、兵力、火力、配备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情况，为我军攻打宁波城进行了准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400反间谍小组”也胜利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返回至四明山根据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