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碧
1942年6月底、7月初的一天，接到上级命令，让我到师部报到。
当时粟裕司令员带着师指挥所在海复镇一带活动，指挥部队反“扫荡”。见到粟裕司令员后，他说：张文碧，交给你一个新任务。中央、华中局决定开辟浙东敌后战场，谭启龙同志已去主持创建根据地工作，你去配合他工作。粟裕司令员着重讲了浙东的战略地位，并说他很早就向陈毅同志提议重返浙江，这次中央和华中局的决定非常及时。现在从浙江到福建再到广东，沿海都被日军占领成了敌后。国民党正规部队大部退向内地山区，这正是我军深入敌后的好机会。浙东地处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之间，离苏北、苏中根据地不远，进退都有余地，向南可向浙西南、闽西北发展。还说1941年毛主席关于华中三个战略地区就有过指示，后来由于皖南事变而未能实施。这次军部已抽调一批干部加强那里的工作。陈老总指示一师也要抽调干部，你和刘亨云一起过去，家属也带去。等军部抽调人员到后，你们一起走，另外再选几名机要人员和你们一起走。几天后何克希同志带着余龙贵、罗百桦、余旭、张季伦、张浪、戈阳等人到了师部。这是我初次见到何克希同志，根据粟司令的介绍，我知道他是1929年入党的老同志是新四军六师副参谋长，有比较丰富的斗争经验。
我们一行20余人，全部换上便衣，到了长江边，等船来接。船来后，为了安全起见，何克希同志决定分两批走，他带着我，刘亨云、张季伦、张浪、余旭、戈阳和机要人员先走。王唯、王梅林（刘亨云爱人）跟罗百桦、余龙贵等人第二批走。我们当晚在启海潘家泓上了浙东海防中队派来的船，顺风顺水，第二天拂晓到了慈溪北部的古窑浦。上岸后由我们秘密办事处同志接应，一路护送平安到达慈北密家埭。古窑浦这个联络点在建立浙东根据地到我军北撤的这4年多时间里，一直担负着浙东与浦东、苏中的联系任务，从浦东、苏中来的人员、物资一直在使用这个联络点，未出过问题。在形势非常复杂的战争年代做到这点真不容易，负责这个联络点的同志们是有功的。
到浙东已是1942年7月底、8月初了。谭启龙政委给我们详细介绍了浙东的情况。日寇在占领浙东后兵力有限，又要在正面战场与国民党作战，所以只能守住重要的城镇和交通线。广大农村尤其是山区虽处敌后，但大多为国民党的杂牌部队、地方实力派部队，以及溃散的散兵游勇组织的游击队所占据，人数不少。但他们消极抗日，主要是互争地盘，各种 “司令”多如牛毛。在浙东地区，我军没有成建制的部队，主要是地方党组织建立的抗日队伍，以及上海浦东地下党从我党控制的伪军队伍或地方实力派队伍中拉出来的部队，人数约900余人。谭启龙政委来后，已实施了对部队的统一领导。我想起粟裕司令员的交待，又因有在浙南、浙西三年斗争的经验，觉得这次到浙东有利条件还是不少。我们几个人起码对山地作战都熟悉，这里又有谭启龙政委、何克希司令员两位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领导，有华中局、军部的领导，条件比三年游击战争时好多了。粟裕司令员的指示，谭启龙政委给我们介绍的情况和对形势的分析，更增强了我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信心。12月，经中央批准，浙东区党委改组，由谭启龙政委、何克希司令员和我三人组成，仍由谭启龙政委任书记。到1943年下半年又增补了杨思一同志为委员。
根据华中局指示，区党委根据浙东的具体情况，确定了“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打击日寇，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总方针，并依据这一总方针制订了各项基本政策：第一要广泛团结各党派、各团体、各阶层人民，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要大力发展党领导的武装，加强和扩大现有的武装力量，培养有战斗力的坚强部队，广泛组织地方人民武装，这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前提。第三要执行中央关于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的决定。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另一方面要交租交息。第四要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团结。此外还制定了财经经济、文化教育、锄奸等政策。这些总方针和基本政策的制定，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坚持指出了明确方向。
由于当时浙东区党委不便对外公开，所以8月底区党委决定成立浙东军政委员会，报华中局批准后，由何克希、我、刘亨云、连柏生4人组成，何任书记，对浙东部队实行统一领导。同时成立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地址设在慈北鸣鹤场金仙寺内，由何克希（化名何静)任司令，谭启龙（化名胡志萍）任政委，对外称是连副司令的秘书，连柏生任副司令，刘亨云（化名刘云）任参谋长，我任政治部主任。为了不引起第三战区顽固派的干涉，暂时不打出新四军的旗号，便于我军在三北地区站稳脚跟。部队内部党组织也暂不公开，连队支部活动、开会都秘密进行。总之，一切先以“灰色”面目出现，一切等站稳脚跟条件成熟后再公开。但部队接受党的领导，“三大纪律十项注意”不能动摇。到浙东后参加了几次会议，感到与苏中不一样，须从头学起，适应新的环境。第一步以三北游击司令的名义对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部队进行整编，将在会稽地区活动的南进支队改编为三支队，支队长林达，政委蔡群帆，将浦东的淞沪游击队第三纵队大部改编为四支队，支队长吴建功，政委吕炳奎，将淞沪五支队一大队改编为五支队，支队长由连柏生同志兼，将淞沪五支队五大队改编为司令部特务大队，将第三纵队特务大队等部合编为司令部警备中队，将淞沪五支队四大队三中队改编成海防中队。整编后全纵队1500余人。
加强党的工作，抓紧部队身身建设
三北地区由于缺少我新四军的老部队为基础。这些队伍中城市工人多，知识分子多，文化程度高，见识广，但军事斗争实践少。部队从建立起又处于四面受敌，战斗频繁的环境中，在这种艰苦又紧张的对敌斗争环境中，不可能进行有系统的军政教育和训练。现在要建立根据地的主力部队，必须抓紧部队自身建设。
针对这些不足，区党委向华中和军部要求派干部来，特别是营、连干部。华中局、陈老总、粟裕同志非常重视浙东纵队和根据地的建设，多次从华中局，军部及一师增派干部到浙东来，前后约200多人。区党委除向上级要求派干部外，还决定自己开设干部培训班，设立教导队。在鸣鹤场金仙寺建立教导队，以短训班形式培训连 干部和地方基层干部。谭启龙政委、何克希司令、我和其他同志都去讲过课。首先是抗日教育。使全军干部战士们都认识到不打倒日本侵略者，中华民族就不能解放的道理。在教育中，再结合新四军、八路军及本部队对日伪作战的实例，振奋士气，提高大家战胜日寇取得胜利的信心。我们对外虽不能公开新四军浙东纵队的身份，但在内部政治教育中明确进行新四军、八路军的宗旨和任务教育，使大家认识到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人民自已的军队，是为自已解放而战斗的军队；并进行“三大纪律十项注意”教育，以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三大纪律与十项注意”与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稍有不同：“三大纪律”一是服从抗日救国纲领，二是服从命令听指挥，三是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十项注意”是：一上门板、捆稻草，二房子扫干净，三进出要宣传，四说话和气，五买卖要公平，六借东西要还，七损失要赔钱，八大便找厕所，九洗澡避女人，十不杀俘虏、不搜腰包。同时抓紧阶级教育，不少同志不知道什么是阶级，也不懂什么是阶级压迫，阶级剥削。抗日打鬼子也只是朴素的民族仇恨，分不清共产党、国民党、八路军、新四军、国军的本质区别。这些问题在新四军老部队中一般都不存在，但在浙东纵队初建时，都必须给指战员们解答。我们在政治教育中，联系顽军欺压百姓、迫害民主人士等反共反人民的罪恶事实，向指战员们解释，为什么国军多次向我们进攻，搞磨擦，为什么国军变伪军叫“曲线救国”，用这些指战员们亲眼看到的或经历过的事情，揭露顽固派的反动本质和种种反动谬论，提高战士们的阶级觉悟。后来还专门印了一本小册子《我们的出路》，集中解答这些问题，成为部队政治教育的基本教材之一。
在抓紧部队面上教育的同时，也注重政工队的建设。当时国民党内爱国人士为宣传抗日在各地纷纷成立政工队。刚好有地下党介绍了一批进步青年从上海、杭州、宁波来到三北地区，谭启龙政委对我说，把他们留在纵队组建政工队，我十分同意。政工队初建共10余人，由政治部直接领导，由戈阳兼任队长，金丹、余也萍具体负责，任副队长和指导员，区党委明确政工队的任务是发扬我军光荣传统，既是文艺宣传队，又是群众工作队，还是一个培育政工干部的预备队。政工队人员最多时达到30多人，是我手上一支政治工作王牌。根据斗争需要，政工队配合党的各项中心任务，采用多种方式开展工作，既能够演戏、唱歌、写墙头标语来激励军民斗志，又能够深入群众开展民运工作，发展基层党组织。打仗时，常跟战斗部队奔赴火线，进行宣传鼓动和救护伤员，组织民工抬担架，教育争取俘虏，甚至和战士一样冲锋杀敌。
政工队用文艺演出的方式宣传我党我军的宗旨，用人民喜闻乐见的唱歌、戏曲等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政策，我军英勇战斗的事迹，揭露日本鬼子的残暴本质，顽固派不抗日专搞破坏等等，使广大指战员，人民群众从中受到很大教育。纵队政工队和行署的社教队成为我们区党委、行署有力的助手，深受群众喜爱。这些从上海、杭州、宁波来的青年，不少人家境富裕，生活条件优越，为了抗H来到浙东．热情很高。当时我军生活艰苦，战斗又很频繁，但他们不怕吃苦，不怕牺牲，在战火中锻炼成长。政工队不少同志后来成为部队优秀的政工干部，勇敢地带领部队冲锋陷阵，还有的被派到地方党、政府部门独挡一面，成为出色的领导干部。
加强党的建设是区党委的工作重点，不仅要加强地方党组织建设，还要加强部队内部党组织的建设。浙东部队统一编成时，总共有约80名党员，而且大部分是干部，战士中党员很少。连、排甚至营一级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不是党员，有的中队只有个别党员，连支部也很难建起来。为了隐蔽，部队中的党组织也未公开。这对提高党在部队中的威信，提高部队战斗力影响极大。我认为部队中公开党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党委会上发表了我的看法，谭启龙政委和何克希司令员都同意我的意见。区党委决定在部队中公开党的组织，并积极吸收优秀同志入党，扩大党员队伍，建立、健全党的组织机构。为此专门召开了部队政工会议。谭政委在会议上讲了公开党在部队内组织的意义，我做了部队政治工作报告，并就如何公开部队内党的组织做了具体部署，先在教导大队试点，取得经验后在全纵队展开。党组织公开后效果很好，增强了党在部队中的威信，密切了党群关系。由于这些党员同志在身份未公开前就有模范表现，不少战士就说原来某某是党员，怪不得他平时处处照顾同志，打仗冲锋在前。不少指战员纷纷要求入党。在公开部队内党员身份后，三、、五支队，直属队各建了一个总支委员会，特务大队建立分总支，各中队和机关也以伙食单位成立了支部。党的建设的其他活动也都开展起来，如干部审查、谈话分配工作、组织生活、党课制度等都陆续建立开展起来。我这个政治部主任总算摆脱了少数几个人做政治工作的局面，政治工作在纵队内全面展开，保证了党中央、华中局及军部的政策、指示的坚决的贯彻和执行。
首进四明山
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前后一段时间，基本在三北地区活动。当时三北及周围地区的日、伪、顽之间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日军约3000人驻扎在宁波、奉化、定海、慈溪、余姚、上虞、新昌等城市和县城；伪军第十三师驻守绍兴、诸暨、嵊县一带；驻慈溪、奉化、宁波的是伪军第十师。国民党军在宁绍战役后已纷纷撤退，这些地区已无国民党正规军，但国民党杂牌军及地方实力派约有1万l千余人，活动在奉北、姚北、象山、定海、新昌、嵊县、上虞、余姚一带的广大农村中，国民党在农村中的区、乡、村级政权也还在活动。这些杂牌部队人数不少，但没有统一指挥，也不抗日安民，而是相互戒备，互设关卡，收捐收税，骚扰百姓。三北游击纵队司令部筹建之初，也曾邀请地方实力派顾小汀出面担任纵队司令，顾托辞不肯干，华中局就决定三北游击司令部的主要职务由我浙东区党委党的主要领导担任。三北游击纵队成立后，多次组织部队打击日伪，抗日力量不断加强，也扩大了三、五支队的影响，日伪开始注意三、五支队，并开始在三北地区增设据点，不断对我“扫荡”。国民党也发现三北游击司令部是共产党的部队，开始不断制造摩擦。面对浙东三角斗争严峻复杂的形势，区党委在8月初向华中局报告，提出积极巩固三北地区，迅速发展四明（山）等地区斗争的意见，华中局8月12 日批复同意“迅速取得四明山，会稽山为主要阵地”。9月下旬，区党委又在鸣鹤场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的战略方针，会议具体分析了三北和四明地区情况，做出了《关于长期坚持浙东斗争的决定》，制定了“坚持三北，开辟四明，在四明山完全占领后，再争取会稽山”的工作方针，同时决定“坚持浦东斗争，并积极发展杭州湾沿线工作”。为了长期坚持浙东，实行新制定的战略方针，坚决贯彻、执行华中局和军部强调和多次指示的精神。1942年10月初，谭启龙政委、何克希司令员率司政机关及四支队、教导队挺进四明山。7日夜宿慈北的道观阳觉殿。8日拂晓，部队刚离开阳觉殿，就发现出来“扫荡”的日伪军300余人。何司令命令四支队立即抢占殿前各有利山头，阻击敌人，掩护机关、教导队转移。张季伦马上带队伍阻击，与敌人激战4小时，打退敌人7次冲锋，打死、打伤日伪军近百人，其中日军就有22人。下午何司令看天色将晚，通知部队准备转移。临走前我们劝说观内道士道姑们一起撤离。何司令还专门向他们说明日军肯定会来报复，但这些修行的道士道姑们却相信玉皇会保佑他们，除了少数人躲起来外，其他人仍然留在道观。部队撤走后，傍晚日本鬼子将抓到的十几名道士、道姑及2名被俘伤员全部枪杀在殿后被称为“活石”的石坡上。第二天临时走又放火烧掉了阳觉殿。刘亨云同志率领五支队，10月9日在姚北竹山岙伏击出来扫荡的日伪军，毙伤日伪军30余人。这两次战斗极大地挫败了日伪军扫荡三北地区的锋芒，两天两战两捷，使日伪军嚣张气焰有所收敛。
区党委11月底向华中局报告浙东部队的部署，“三北地区是一长形沿海地带，大部队难以辗转，拟不妨碍在解决三北问题条件下，抓住四明山北、姚江南岸沿山地区，打下长期坚持的基层。”因此将部队分成三部分行动，谭启龙政委、何克希司令员带司政机关和四支队、教导队挺进四明山区，刘亨云率五支队在三北地区坚持，连柏生、林达率特务大队和新国民兵团开辟慈东慈西地区，以保障三北地区与四明山地区的联系。另外由吕炳奎率挺进支队到宁东柴桥地区开展工作，后又撤至宁西地区活动。9月初又派朱亚民带12人回浦东，坚持抗日活动。
四明山地区位于宁波、嵊县、东阳公路以北，曹娥江口到嵊县以东，姚江以南，是嵊、新、奉、鄞、慈、余、上7县交界处，日伪顽力量相对薄弱，也是日、伪、顽势力的结合部，适合开展游击战。这个地区山高林密，交通不便，人民生活贫苦，加上日、伪、顽、土匪骚扰抢劫，老百姓希望三五支队去解救，去组织他们，打击日伪，保家安民。
11日部队进入四明山地区，l4日晨在姚南石门突遭国民党慈溪县奋勇队、县特务大队、县警察大队约200人的袭击。张季伦立即率部反击，并将其全部击溃，一直追到甘溪、陆家埠一线，抓了10多个俘虏。这些地方武装的成员大多是本地人，地形熟悉，爬山行动敏捷，逃跑时很难抓到。但经过这一仗，他们知道了三、五支队的厉害，为后来的统一战线工作减少了不少阻力。战斗后我们将这些俘虏经过教育全部释放。部队此时已占领陆家埠、杜徐、袁马、古溪、芝林、翁岩一带。我们每到一处都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动员各界人士共同抗日。并与当地开明绅士李纪佑、朱祥甫建立了密切联系。朱祥甫和其他开明绅士对我军开辟四明山根据地支持很大，他的儿子朱之光同志是我党党员。当时四明山地区的重镇梁弄还在国民党控制之下，区长叫陈恩绶，国民兵团团长叫肖文德。对他们我们也是以礼相待，只要抗日，就视为友党友军，同时加强对他们的统一战线工作。在梁弄镇凡有什么活动，事先都征求他们的意见。为了加强政权建设，区党委把朱之光从会稽山地区调来，任姚慈办事处主任，下辖姚南、慈南两个办事处。浙东根据地创建初期，地方政权均以三北游击纵队在各地的办事处名义出面。
抗日政权建设
根据地建设迅速发展，缺少干部的情况日益严重，我们向华中局、军部要求增派干部来浙东。华中局、军部和苏中军区又陆续抽调大批干部加强浙东根据地。陈洪、王胜、邱相田、钟发宗、徐放、江岚、丁公量、谢飞、黄知真、陆慕云、黄源、于岩、唐炎等100多位同志，就是在这前后调到浙东。这个时期是浙东根据地的大发展时期。
1942年底，日伪对我三北地区发动大规模“清乡”和“扫荡”，经我根据地军民半年多的浴血奋战，粉碎了日伪的“清乡”和“扫荡”。1943年年中，国民党顽固派又对我根据地进行“清剿”，我军开始第二次反顽自卫战。1943年，第二次反顽自卫战第一阶段的反击结束。与顽固派相互勾结的日伪又抽调1500余人进入四明山地区“扫荡”。日伪在三北地区增设了几十个据点，“蚕食”我根据地。顽军对我根据地进行的“清剿”，与日伪对我进行的“扫荡”和“蚕食”形成对根据地的夹击之势。
我们面对日、伪、顽联合，妄想消灭我军、消灭根据地的不利形势，决心在加强主力部队的同时，加强地方政权建设，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动员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共同抗击日伪，打破顽固派不抗日专反共的局面，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因此在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成立之时，我们就向华中局报告，拟成立统一战线的行政政权机构浙东行政委员会，并逐步改造旧有的基层政权机构，在根据地内消除国民党留下的旧政权。1943年底，华中局批示同意成立浙东行政委员会，作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临时最高行政机关。任命连柏生为主席，朱人俊、罗百桦、黄源、王耀中及我为委员，朱人俊任秘书长。并将浙东敌后根据地划分为4个行政区域，先后建立l4个县级机构。华中局致电区党委，对制定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作了原则指示。根据华中局的指示，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制定和颁布了《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草案）》。这个施政纲领是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基本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制定的。在政治上，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阶级按“三三”制原则组成抗日民主政权；在军事上，实行坚决打击日伪的方针，动员一切力量保卫浙东抗日根据地，收复失地，最后战胜日军；在经济上，实行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同时保证交租交息，积极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同时保证工人遵守劳动纪律，提高工作效率；在文化教育上，以提高人民抗日知识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实行抗战和民主普及教育，推行社会教育，奖励抗日书报出版和发行等等。这个纲领的制定和颁布，以法律形式告诉根据地的广大民众，我们抗日政权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人民各阶层的利益，改善工农生活和镇压汉奸为基本出发点。浙东敌后行政委员会成立和施政纲领的颁布，标志着浙东抗日根据地开始了全面政权建设。在区党委领导下，地方政权建设、抗日武装建设两条腿都有了，不仅发挥了我党政军各级领导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浙东各阶层共同抗日的积极性，加快了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
二进四明山
1943年元旦过完后，谭启龙政委召集何克希司令员与我一起研究，仍按原定的工作方针，带领主力部队再次挺进四明山。区党委和司政机关及三支队、特务大队、教导队再进四明山；四支队在姚北周巷、庵东以西的沿海地带活动；五支队在周巷以东地区活动。任务都是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武装力量，巩固根据地。海防大队仍以古窑浦、观海卫一带为基地，坚持海上斗争，保障交通线的畅通。元月12日，华中局来电，对浙东今后的工作和任务作了新的部署和要求：在当前国共关系日渐好转的情况下，强调浙东一切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均应采取灰色隐蔽的方法进行，不用新四军的番号，也不可用民主根据地一贯的方法，如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及财政、税收等，只可采用国民党敌后的各种灰色组织形式隐蔽方式进行”。“目前我之军事部署原则已不向四明山以南及宁东发展，以坚持和巩固现有阵地为中心”。2月6日，陈老总又致电谭政委、何司令强调“应估计到浙东地区突出与孤立及将来反攻时期的困难”，“须力戒张扬，力戒大吹大擂，力戒抄袭各根据地老一套的办法”。
为了贯彻华中局、军部新的指示精神，总结这一届党委成立半年多的工作，总结第一次反顽自卫战的经验教训，我们3人都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党委扩大会议，2月中旬，在慈南杜徐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各地委，县委、各办事处，三、四、五支队主要负责人及机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机关科室责人列席会议：这次会议首先传达上级的指示精神，通报了第一次反顽自卫战的情况及各地机构建设情况。组织与会人员展开讨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大家肯定了区党委成立以来取得的成绩，还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由谭政委作了总结。会议之前，华中局和军部一师，又增派了一大批干部到浙东，我们决定在此基础上对部队进行一次大的调整。一是加强司令部、政治部的机关力量，司令部增建了军需处、机要科和电台总台，由魏善成任军需主任，田森任机要科长，黄飞任电台总台长，加强部队机要保密工作和保证领导机关对地方及各部队指挥联络的畅通。政治部增建了组织、宜传、锄奸、敌工4个科室，由区党委委员、组织部长杨思一同志兼组织科长，徐放任副科长，统管全区的组织和干部工作，区党委宣传部长顾德欢兼宣传科长，江岚任副科长，我自已兼锄奸科长，丁公量任副科长，敌工委书记朱人俊兼敌工科长。同时扩大了政工队。二是将教导队扩大为教导大队，分军事队、政工队、射手队，加快培养初级连排干部和地方基层干部，培养优秀射手。由蔡群帆任大队长兼政委，唐炎为大队副。在第一批学员毕业后，马上招收第二批学员，人数扩展到160人，当月开学，学员是来自部队和地方的优秀战士和工作人员，并从社会上招收了一批抗日知识青年。三是建设主力部队，将四、五支队合并，组成新的五支队，王胜任支队长，三北地委书记王仲良兼政委，以原四支队缩为五支队一大队，原五支队编为五支队二大队，将海防大队划归五支队领导，支队部新建参谋处和政治处。新的五支队统一指挥三北地区我党所有武装，担负巩固三北根据地任务。三支队也进行扩编，将诸北八乡自卫大队上升为主力部队，编入三支队。由林达任支队长，钟发宗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三支队担负慈南、鄞西地区的巩固任务，支队部设参谋处和政治处。四是对全纵队开展自组建以来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军事政治训练，采用能者为师，官兵互教的方针，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促进部队向正规化发展。杜徐会议的决定及会前会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进一步巩固三北和开辟四明、会稽，以及应对日伪对我根据地的“扫荡”，“清乡”都做了组织上、军事、思想上的准备，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杜徐会议结束后，谭政委与我们商议，必须抓紧时间开辟四明山根据地。四明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第一次进四明山时，梁弄镇是由国民党控制的，我军未作停留，这次梁弄已被伪军占领，我们就可以放手攻占梁弄了。我们决定集中三支队、特务大队和教导大队，以及姚南办处所属地方武装攻下梁弄，由刘亨云同志指挥战斗。战前刘亨云率各部队中队以上干部实地侦察了地形，了解伪军的部署。4月22日晚，部队开始攻击，清晨，何司令、谭政委亲自到三支队前线指挥所了解战况后，决定利用镇中民房密集的特点，打墙穿洞，出其不意穿插到敌阵中，调整攻击方式后进展很顺利，到下午3、4点钟，伪军已守不住了，敌营长召集残部夺路逃向上虞、百官。这一仗共毙伤俘敌近百人，缴枪70余支。我们自己伤亡40余名指员，我军收复梁弄。梁弄解放后，对整个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扩展和巩固具有重要意义。不久，区党委、纵队司政机关和直属队陆续进驻梁弄和附近的横坎头，从此梁弄成了浙东根据地的指挥中心。
粉碎敌伪“清乡”
从1942年底开始，由于我党领导的浙东抗日力量日益壮大，引起日伪的注意，不断调集重兵对我根据地“扫荡”、“清乡”。黄绍竑也向蒋介石多次报告，三北游击司令部是共产党的部队。浙东根据地处在日伪和顽固派进攻的夹缝中，1943年到1944年是浙东最艰苦困难的时期。
蒋介石、何应钦多次电示黄绍竑和三十二集团军李默庵“负责指派有力部队限期解决三北游击队”，“肃清何静、连柏生部”，“以何静一股为主要目标”，“限三十二年(1943)底完成”。
正当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之际，年初，驻宁波的日伪军已开始对我三北地区“清乡”。宁波日军抽调了伪十师、驻宁波日军宪兵部队共2500余人，成立“清乡”委员会，开始对我三北的庵东盐区进行“清乡”。在庵东盐区内外设了3道封锁线，用竹篱笆围绕起来，迫使群众断绝与外部的联系。“清乡”区内遍设碉堡、了望台，“清乡”队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抢劫一空，老百姓愤怒控诉，“清乡”就是“清箱”。因此“清乡”到哪里 ，群众的反抗就到哪里。
三北党组织动员各界共同反“清乡”，制定反“清乡”公约，大力支
持抗日部队进行反“清乡”斗争。
区党委结合浦东反“清乡”的经验，领导三北地委广泛动员军民共同反“清乡”。五支队在王胜、王仲良领导下，采用高度分散、灵活机动的战术，以中队为单位，在地方自卫队的配台下，不断消灭敌人的密探、“清乡”人员，让他们不敢轻易下乡。还两次抓住战机，集中部队袭击周巷、庵东日伪据点。接连取得黄沙湖、郑巷、天元市、西成桥、半浦等战斗的胜利。地方武装利用人熟地形熟，情报来源多的有利条件，多次将日伪运来扎篱笆的毛竹半路截获，俘虏押运的伪军。动员群众将大批毛竹撑到小河港中隐蔽起来，来不及撑走的就地烧毁，让敌人无料扎篱笆墙。自卫队还和群众一起割断通讯线，烧毁电线杆，破路断桥，使敌人围不起，走不通，联不上。随着军民破袭战的开展，主力部队、自卫队对日伪不断进行打击。4月份，参加清乡的田岫山部及伪中央税警团1个中队在周巷宣布“反正”，离开周巷进入四明山。日伪军对三北地区的大规模“清乡”由此宣告破产，我们对日伪的“清乡”斗争取得了胜利。日伪军短时间内不敢骚扰侵犯我浙东抗日根据地，只能龟缩在一些据点内，控制交通线。
四明山根据地除了我们浙东纵队，还有其他部队，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抗日自卫武装，也有国民党的杂牌部队。其中较大的两股为国民党杂牌部队新编三十师八十八团，八十九团。他们的处境很微妙，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又管不到他们，但为了限制我浙东纵队，又要利用它们。所以八十八团、八十九团始终处于国共双方都要争取的地位。我们执行统一战线方针，就要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而八十八团、八十九团的田岫山、张俊升也明白，国民党并不是真心对他们，因为三十师原师长是被国民党杀害的，他们打着为老师长报仇的旗号，将队伍拉到四明山，但又不积极抗日，凭着自己有几千人马，占山为王。田岫山1942年率部脱离三十二集团军时，何司令亲自做他的工作，争取他一起抗日。他借口为给老师长报仇，为了补充弹约只有先投降日本人。但他也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表明自己不是真心投降日本鬼子。日本鬼子也并不信任他，接受他的投降后，马上将他的部队全部缴械，将他软禁了1个月后才放出来，给他发放武器，让他驻守周巷。到1943年4月，他派人找到何司令说要“反正”，让我军帮他一下。何司令、谭政委我们3人商量分析后，感到田胡子这个人虽阴险狡诈，反复无常，但他有几千人马，如能够脱离日本鬼子参加抗日队伍，还是可以帮他一下，便答应他的请求，派五支队接应他脱离日本鬼子。田胡子将日军派到他部队的日军顾问官及驻周巷日军共40多人全部杀掉后，离开周巷向四明山开进。我们派五支队和地方武装配合，主动袭击周巷周围的日伪据点，又在胜山、岙口两次与追击的日伪部队交战，掩护田部撤退。在这次行动中我们共牺牲了30多位同志，30多位同志受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田部撤到四明山地区后，我们又划出上虞下管、丁宅街一带给他驻防。田感谢我军的支援，表示要与我们联合，共同抗日，又向何司令要求派政工人员去帮他教育部队。田与张还一起邀请何司令去下管商议共同抗日大计。何司令又一次只带几名参谋前去与田、张商议，最后达成三方“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协议。在请示华中局后，又派了一批干部去田、张两部，帮助他们训练部队。当时，我政工队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在当地小有名气。张俊升慕名向我纵队政工队发出邀请，去章家渡张部驻地演出。其时张部正动摇于伪、顽与我军之间，为了争取这个旅，我们同意政工队步行去六十多里以外的张部驻地，这一举动在当时敌我阵营反复变动中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三天后政工队平安归队，我们才算放了心。他们既向张俊升部宣传了我党、我军顾全大局、抗日救国的政策，又以精湛感人的演出轰动了张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田、张两部都与我保持友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