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归四明山
——新四军浙东纵队众先辈最后的选择
文/ 戚南强 吴国强
浙东四明山，绵延东西起伏八百里。在它的腹地余姚梁弄，是出入四明山的重要门户，通往余姚、上虞、嵊县、新昌、奉化、鄞县等县的交通要道。梁弄三面环山，地势险要，在军事上占有重要地位。自1943年中共浙东区党委和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从三北进入四明地区后，成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有“浙东延安”之称。
今天，我们来到革命圣地梁弄，徜徉在四明湖畔的
弯弯古道，咀嚼着一个个历史片断，感受着先辈们的爱恨情仇。
四明青山埋忠骨
在梁弄古镇北端，有一座山水相依的四明湖。湖面碧水清澈、烟波浩渺，环湖七十二峰群峰展屏，一派青山云影娇美秀丽幽静梦幻的天然景象。四明湖畔的狮子山上，矗立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郭沫若题字的纪念碑，“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镏金大字赫赫在目。纪念碑西侧近在咫尺的“落地梅花坪”，是一片纪念林和一群墓地，这里静静地长眠着浙东抗日根据地当年的主要领导人，有浙东区党委书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委谭启龙，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
员何克希，浙东行政公署主任连柏生，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张文碧，浙东游击纵队参谋长刘亨云等革命先辈，以及浙东地区党政机关和所属四个地区的部分领导同志。他们生前是叱咤风云的战友，百年后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在浙东大地相聚。
此情此景，恰如烈士陵园门口那一副楹联所题：“革命先辈魂归四明日月同光，红色大旗风靡浙东众人共仰。”
说起这个烈士陵园，还颇有一番来历。
1973年，恰逢抗日战争时期浙东游击纵队解放梁弄30周年，一批幸存的抗战老战士重访曾经战斗过的梁弄。重睹当年转战的山山岙岙，回首昔日的苦战，缅怀倒下的战友，老战士们纷纷要求当地政府在梁弄建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一一因为狮子山是1943年4月解放梁弄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我军为攻克敌军两座碉堡伤亡了43人。在烈士们用鲜血染红的狮子山上建造烈士纪念碑，可以让后人永远铭记为革命捐躯的新四军战士。
余姚县委、县政府对此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筹建小组，征山地百余亩，拨专款动工建设，但由于“文革”等历史原因，直至1978年才初步完工，建成18.5米高的烈士纪念碑、319级登临的台阶，以及四周道路设施、绿化等。此后，一些新四军老战士表示了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在烈士陵园范围内建一座革命公墓，以便自己年后能在这里陪伴长眠于此的烈士们。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批新四军老战士相继辞世，根据他们的遗愿，在宁波余姚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市委党史办和当地领导的关心支持下，位于狮子山烈士陵园西侧的“落地梅花坪”开始筹建革命先辈纪念林。建成后，碑、林东西辉映，苍松翠柏茂竹摇曳，连绵山岗绿影婆娑，每逢春天则满山遍野的杜鹃花开层林尽染。
原浙东纵队司令员何克希1945年撤离浙东之后，转战大江南北。1966年重返浙江任省政协副主席，生前去过一些老根据地视察，他曾多次想回到梁弄，他想亲眼看看四明山革命老区的山乡巨变，看望当年生死与共的梁弄人民，可惜由于历史原因等诸多因素，始终未能成行。1982年12月17日，将军突然患病不幸逝世。遵照他的遗嘱，何将军夫人陈孟庸率子女于同年12月30日手捧何司令忠骨，在各级领导干部的护送下，将骨灰撒在了四明大地和四明湖畔。为纪念和
缅怀何司令，1985年，梁弄镇党委、镇政府在“落地梅花坪”征地三亩，竖立起了一座纪念碑，碑上“何克希同志千古”七个大字由新四军老战士、著名书法家舒同题写。1989年，原解放战争时期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司令员马青同志逝世，根据他生前意愿，追悼会在陵园内召开，尔后建碑。两位司令开了个头，梁弄镇烈士
墓遂相继迁入。
1986年离休后定居济南的谭启龙同志曾先后四次重上四明山，在狮子山瞻仰了烈士纪念碑之后，这位当年的“红小鬼”、抗战时期的浙东地区最高领导人，悄悄地与夫人严永洁商定：我们百年之后，来梁弄与众烈士相聚。在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沈宏康会长和余姚市委、市政府的关心下，在梁弄镇党委、镇政府的支持下，上世纪90年代之后，纪念林里先后竖立起了连柏生、刘亨云、谭启龙、张文碧等原浙东抗日根据地多位领导同志的纪念碑。浙东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长杨思一、区党委委员兼宣传部长顾德欢的骨灰先后立碑于此。2009年，张文碧主任的夫人王唯率子女来到“落地梅花坪”安放张主任的骨灰。人们不禁感叹道，当年浙东区党委的成员已全部“到齐”，当年那个率领千军万马浴血奋战的领导班子，又可以在此召开“区党委会”了。陵园内，还安息着原中共四明地委书记陈洪烈士、原三东（奉化、鄞县、镇海三县东部及舟山地区）地委副书记王起、原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副司令员刘发清、原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四明工委书记陈布衣、副书记朱之光等。
新四军老兵的第二故乡
这么多浙东根据地老领导选择魂归四明，不禁令人追溯起70多年前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浙东抗日根据地位于杭州湾两岸的沪杭甬三角地带，东至舟山群岛，西跨浙赣线金萧段两侧至富春江边，南迄东阳、新昌、奉化，北达黄浦江两岸浦东浦西的淞沪地区。这里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交通便利，拥有数百万人口和广阔城乡海湾山地。作为抗日游击战争东南前沿阵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是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后，中央于1941年2月致电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指出：“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4月又强调：“从吴淞，经上海、杭州、宁波直至福州，可以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要（此区大有发展前途）。”（注1）如果从1941年5月浦东部队南渡杭州湾算起，到1945年9月奉命北撤，前后时间仅4年又4个月，浙东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之一，是建立时间最晚、为时最短的根据地。
浙东五位领导人的碑文中，有一些有趣而又发人深思的共同现象：
他们都不是浙东人。谭启龙是江西永新人，何克希是四川峨眉人，连柏生是江苏（上海）南汇人，张文碧是江西吉水人，刘亨云是江西贵溪人，而他们却不约而同地选择浙东作为他们人生的后花园。
他们在浙东的战斗岁月都不到4年。相比他们1945年9月奉命北撤后的几十年革命生涯，在浙东不到4年的战斗岁月显得很短暂，如谭启龙同志，解放战争时期转战于山东战场，解放后历任浙江、山东、福建、青海、四川等省的省委书记，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的大部分人生都是在浙东以外的地方度过，而他在浙东的战斗岁月仅有三年又三个月时间。
他们辞世时均不在浙东。何克希1982年病逝于杭州，是离四明山最近的一位；谭启龙1982年从四川省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定居山东，2003年在济南辞世；连柏生1992年病逝成都；张文碧2008年病逝南京；刘亨云1992年病逝于杭州。无一例外，浙东根据地的五位老领导，都选择浙东作为他们的安息地。追随着几十年前的老领导，许多当年的三五支队老兵也将安息在梁弄作为他们最后的人生选择。浙东，成了这些外来人的第二故乡。
众先辈为何选择梁弄
在抗日战争期间存在于中华大地的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中，似乎还没有哪一个根据地集中了这样全的当年领导人和众多老战士的墓地，梁弄的这一场景，在全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对此，人们不禁要问，梁弄除了山美水清，还有什么吸引着这样众多的高级领导和新四军老战士？新四军老战士、抗战时任浙东行署文教处长的黄源同志在《怀念何克希同志》一文中说：“我们在浙东仅三年，在我们一生战斗生活中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为什么对此却念念不忘，这是值得深思
的。”（注2）说句庸俗的话，这些高级领导和新四军老战士几十年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有的还有相当的职权，可为什么他们都倾心于浙东，他们为什么这样热爱、眷恋这片热土和这里的人民？我们试图分析其中缘故，探索它的原由。
一，这是一块他们艰苦创业的大地
1942年7月，根据浙东敌后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派出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和张季伦、张浪、罗白桦、刘发清、余龙贵等第二批干部100多人到达三北，与先期抵达三北的谭启龙会合。行前，陈毅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为他们送行话别。陈老总意味深长地说，你们是到天子（指蒋介石）脚下打天下，“到了浙东，搞得顺利，就在那里闯天下；搞得不顺利，打起背包回来，可不要亏掉老本啊！”（注3）上级领导既希望派去的领导骨干能迅速打开
局面，在那里生根发芽，又指出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充分作好两种可能性的思想准备。
浙东，是在远离党中央、新四军军部和在没有老根据地依托的条件下，既要频繁与日伪军作战，又要时刻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围剿”与摩擦；在蒋介石的老家，人地生疏，困难重重。谭启龙回忆说：“我自1928年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大部分时间是协助主要领导同志进行工作……（现在）主持一个地方的全面工作还是第一次……”他既有重任在肩的使命感，更有掌管这枚“帅印”沉甸甸的责任感。（注4）
在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全体干部和指战员，紧紧依靠浙东人民，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不仅站住了脚，还建立了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拥有三北、四明、金萧、淞沪四个地区和16个县级政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全区拥有5万多民兵、7万多农民协会会员、2万多妇救会会员，以及由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广泛参与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斗争、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人民生活保障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根据地“麻雀虽小，五脏
俱全”。谭启龙、何克希和新四军浙东纵队广大指战员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一，这里是他们曾经浴血奋战的战场
从1941年5月到1945年9月的四年多时间里，浙东纵队经历了大小643次战斗，平均不到三天一次战斗！尤其是经历了三次反顽自卫战斗，其中第二次反顽自卫战长达9个月。1944年2月11日的前方村战斗中，我浙东部队与数倍于我的敌人作战，指战员们不怕牺牲，英勇顽强，一次次粉碎敌军的进攻，最后突围转移。四年中，恶战不断，我军从日伪手中收复了上虞、南汇两座县城，攻克敌伪据点110多个，杭州湾两岸，除宁波、绍兴等少数几座大中城市外，根据地
从东到西连成一片。四年中，浙东纵队毙伤俘日军少佐顾问、伪军上校总队长、团长以下官兵9197人，缴获各种火炮39门、轻重机枪217挺、长短枪支6809枝及大量弹药和军用物资，争取了1800多名日伪军和不愿反共打内战的国民党军官兵反正起义。（注5）浙东纵队的武装力量从几百人发展到近万人，北撤时包括地方党政干部共达15000多人，还携带了大量的金银钱币。浙东纵队在江苏涟水整编后，成为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的一部分，随后转战南北，屡立战功。
三，这里有他们奉若父母生死相依的父老乡亲
自1941年6月18日浦东部队在姚北首战相公殿，毙伤日军16人，打响浙东敌后抗战第一枪起，浙东人民就把这支真正抗日的部队视作子弟兵和自己的亲人。根据地处处洋溢着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骨肉相连的鱼水情。
1943年7月的一天，鄞县樟树村两位农民在敌人炮台旁一条河里打菹草，正遇三北经委的两名干部从日军据点里逃了出来，他们迅速摇船接应其中一位干部逃到了对岸，另一位未能救出被敌人抓走了。这一切，都发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鬼子将两位农民捉进据点，严刑拷问。两位农民坚不吐实，其中的成年农民被日寇砍头惨死，另一个还是15岁的少年，被鬼子折磨了一个来月后才被保释出来。这是许许多多浙东人民舍身相救故事中的一个，充分反映了浙东人民对抗
日干部的衷心爱戴。
陆阳，江苏无锡人，奉命到浙东姚北，一面工作，同时参加农作劳动，帮助农民办实事做好事，与房东老太太和周围群众亲密无间，甚至还为一位沈姓老妈妈抄写佛经，深得沈妈妈的好感。沈妈妈继而介绍自己的外甥女与陆阳相识，经组织批准陆阳入赘为婿，至今传为美谈。
谭大凯，谭启龙政委的次子，1945年3月出生，由当地奶妈翁大花奶养，同年9月北撤，翁大花舍下与谭大凯一般大小自己的亲生儿子裘明星，毅然随部队北撤山东，后在山东不幸病逝，被誉为四明大妈。连柏生副司令的儿子连红，1943年出生在慈溪古窑浦，幼时受到当地人民的百般呵护；张文碧主任的儿子，1942年出生在慈溪，张主任特为他取名张溪，就是希望儿子永远记住浙东乡亲们的恩情。谭启龙同志在浙东区党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动情地说：“回首
往事，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战斗画卷，根据地军民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令人终生难忘。老区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养育了我们，养育了革命……”这是老政委的肺腑之言啊！
四，这里有他们情同手足而光荣牺牲的战友
在四年多与日伪顽的战斗中，我浙东党政军共有1239位干部战士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另有2000多名干部战士将他们的鲜血洒遍了四明的山山水水。最早抵达浙东的浦东部队共有900多人，有300多人倒在了浙东战场，长眠在了四明大地。据史料记载：
1941年10月，大队长姜文光等29名浦东战士在横河战斗中壮烈牺牲；
同年11月，大队长陆阳等16位浦东部队勇士牺牲在姚北梅园丘战斗；
1943年5月，在新桥战斗中，张文荣中队长等20位同志牺牲，在强渡姚江的战斗中31名指战员英勇献身；
1944年2月，五支队一大队教导员雷泽等98名壮士，倒在了在前方村战斗的血泊中；
同年8月，浙东纵队海防大队副大队长、老红军、独臂英雄陈铁康等43名指战员，在与日寇血战了数小时之后，弹尽援绝，光荣殉国……
北撤登船时，谭启龙凝望着滔滔东海，激情地回忆说：“我想起四年前的一切，想起曾经和我一起冲锋陷阵现在己倒下了的战友……”
四明地委书记陈洪，1943年春到浙东任职，同年11月在姚南紫龙庙遭国民党军88团袭击牺牲，他那刚出生的儿子还只有4个月大；
1944年2月，纵队警卫大队指导员成君宜，在前方村战斗中为掩护战友们撤退，腹部中弹壮烈牺牲，她的未婚妻不久应约从上海来到浙东，纵队领导一时不知怎样将这个不幸消息告诉她；
1945年2月，纵队保卫科长邱子华在上虞解围战中牺牲，年仅29岁，他的女儿未满周岁就失去了父亲…
1945年9月20日，当谭启龙、何克希接到党中央要求浙东纵队在七天内紧急北撤的命令时，谭启龙是这样说的：“现在我们痛苦的是，我们要离开这里，离开这块曾经用我们的热血灌溉过的土地，离开数年朝夕相处的浙东人民。我与何克希同志遥望上虞城东山上的古塔，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注6）四明的山山水水留有他们军民并肩战斗的足迹，浸润着他们为创建根据地所付出的汗水和心血。
面对亲人的别离，浙东人民用一首“何曰回四明”的歌谣唱出了他们的心声：
“北撤部队要动身，含着眼泪送亲人。送包清茶送盒饼，解饥解渴表寸心。四年茶水四年饭，四年并肩抗敌军。问君何日回四明，大地重光定会临。”（注7）
听了这样的歌，想起四明山人民海一般的深情，许多当年的浙东新四军老兵们无论身在何处，都作出了人生最后的选择一一魂归四明！
文明古镇与日月同辉
古镇梁弄，除了四明山烈士纪念碑、革命先辈纪念林外，还留有十余处红色革命遗迹：浙东区党委、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浙东行政公署、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大会会场、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浙东抗日军政干校、浙东鲁迅学院、新浙东报社、浙东韬奋书店、浙东银行等1日址。古镇附近还有前方战斗纪念碑亭和红军老战士保卫科长邱子华、浙东政工队长戈阳、警卫大队指导员成君宜等烈士墓，供人们瞻仰。
2003年春节前夕，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省、市领导陪同下前来梁弄瞻仰、参观、访问，并听取汇报，他说：“老区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没有老区人民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就不可能有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不会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绝不能忘记历史，绝不能忘记老区人民，绝不能忘记老区的开发建设。”(注8)习近平同志并对保护革命文物、关心老区建设、关怀“三老”以及让革命奋
斗精神代代相传等作了重要指示。原国防部长迟浩田，原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原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原省委书记薛驹、李泽民、赵洪祝和原省长吕祖善、万学远、柴松岳等都先后访问过梁弄。
当年的新四军老战士，在离开了浙东数十年之后，仍念念不忘当年他们曾经战斗过的这片热土。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浙东浙南分会会员张屺，年青时曾转战浙东大地，他是个十分节俭的新四军老战士，一张餐巾纸也要撕开来分两次使用，生前却十分慷慨地把毕生积蓄40万元捐献给四明山镇希望小学。
余姚籍新四军老战士蒋金楚同志，分两次将毕生积蓄80万元捐献给余姚市残疾人协会。
雇工出身的新四军老兵黄连，原名黄开铨，少年时贫苦，参加革命后，原中共四明工委书记陈布衣为其改名，取意不忘当年苦。他和夫人解放前在当地出生入死闹革命，改革开放后多次前往余姚支持帮助乡镇企业发展。家乡人将其事迹编写成书，赋予其“四明之子”的荣誉称号。
当年纵队政治部《战斗报》主编丁柯，2009年以88岁高龄重访梁弄，晋谒革命烈士纪念碑曰：“白头雨中谒四明，政委司令笑吟吟。六十五载风兼雨，犹记梁弄相知心。”(注9)
以余姚市梁弄镇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2005年被列为全国百个“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全国首批十大红色旅游景区之一。目前年参观人数达85万人次。2010年全国十九块抗日根据地“四明山峰会”在梁弄召开，充分肯定了“红色四明精神”的重要意义。
老区人民没有辜负先烈先辈们的期望，继承和发扬新四军光荣革命传统和作风，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勤劳的双手，建设繁荣、幸福、和谐的新梁弄，创建成为全国文明镇、省级文化历史名镇。2015年2月28日，镇党委书记严忠苗代表第四届全国文明村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言，受到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是梁弄人民的光荣，也是老区人民的光荣。
如今一年四季，特别是每逢清明和纪念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前来四明山参观访问，万人共仰，梁弄已经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一批批老同志、老战士携亲属子女，在陵园碑林前，追寻往日历史风云，向青少年和游人讲述当年与日寇、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艰苦作战的动人故事……
先烈先辈们虽远在天国，看到革命老区日新月异的变化，见到这样的场景，也一定会感到欣慰。
革命战争年代的硝烟已经远去，当年的风流人物也大都作古，但先烈先辈们坚定的革命信念、不屈的革命斗志、忘我的牺牲精神、亲密的军民之情和崇高的思想情操，都化作了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今天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将使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注释：
注1，浙东抗日根据地，1 987年6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注2，何克希将军，1 993年1 0月，《何克希将军》编辑委员会；
注3、注4、注6，谭启龙回忆录，2003年1 0月，中共党史出版社：
注5，战斗在沪杭甬，1 999年2月，当代中国出版社；
注7、注8、注9，红色记忆，201 0年7月，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