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独特战略地理位置的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以下简称三北根据地）在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以下简称浙东根据地）创建中历时最长、贡献最大、建树最多，需要给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一、三北是浙东重要战略要地
浙东根据地是“皖南事变”后由浦东南渡的抗日武装、浙东地方党和华中局、新四军派来的一大批干部，带领浙东人民，经过浴血奋战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它包括三北、四明、金萧、淞沪等地区，是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创建的十九块根据地之一。
浙东根据地有三大特点：一是如同华中敌后地区异于华北的是国民党政权形式上尚存在，国共合作与斗争交替，必要时需开展自卫反顽斗争；二是异于华中敌后地区的是有一段较长时期的“灰色隐蔽”时期；三是浙东敌后根据地建立在抗战中后期，相对来说是一块年轻的根据地，又孤悬敌后，并处于盟军拟将登陆浙东沿海的战略谋划期（后未实行）。因此，浙东根据地是一块异常敏感复杂的地区。
三北根据地北濒杭州湾，包括镇海、慈溪、余姚三县的姚江以北地区及上虞县北部的一部分，面积约2300平方公里。1941年4月19日，日军在镇海登陆，20日至23日，宁波、慈溪、余姚等地相继沦陷。日本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方针，竭力控制三北地区，抢夺大量盐、棉、稻谷等重要战略与军需物资。而且对日寇说来，三北地区抗日武装的存在，威胁其舟山基地和镇海要塞、宁波重镇的安全，不利其“南进”战略。而国民党顽固派自己丧土失地却又不准我军从日寇手中夺回。三北地区于我党我军而言，不仅可保障四明地区，而且又是浙东这个战略支点的出海口，可与浦东、苏北和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相联系。因此，三北是必争之地，浙东区党委反复强调：坚持三北阵地是三北党组织的首要任务。《谭启龙回忆录》中指出：“1941年5月，宁绍战役后，杭甬路沿线的大片土地沦陷，但此时敌伪的统治尚未建立，仅在主要城镇如周巷、观海卫、浒山、庵东等地设立据点；国民党政府鞭长莫及，力量也很弱，仅少数游杂部队在乡村活动。三北地区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为了执行党中央和华中局关于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决策，浦东工委决定首先立足三北，然后以三北为跳板，向四明山、会稽山发展。”
1941年浙东沦陷，以王文祥为书记的宁属特委开始将游击中心区放在鄞西、慈南、姚南的四明山区，但后发现，该地区除陆家埠等少数渡口被日寇占据外，竟驻有国民党鄞县、慈溪、余姚三个县的机关和党政人员，我党难以开展活动，于是立即改变部署，把我党领导中心转移到慈北、镇北一带敌后去。当时王文祥决定以慈北为中心，在慈镇一带组建游击队。他深谋远虑：第一，慈镇一带党的工作、群众基础好，大革命时期就有党的活动，又有抗战初期群众组织的基础，有利于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第二，地理上南靠群山，北临大海，向南联系慈南，山北可以互相配合，又有镇北慈北统战关系的掩护，打游击有回旋余地。第三，也是最主要一点，估计沦陷后华中局会派部队来浙东开辟游击区，并估计部队将从海北渡杭州湾前来慈北。因慈北古窑浦是宁属一带与海北相通的海口，如部队从这里来，可以很快接应，取得联系。此后，慈溪县工委在慈北、镇海县工委在镇北积极组织筹建抗日武装。同时，绍属特委领导的余姚县党组织也在姚北盐区组织游击抗日武装。浙东其他地区也有我党领导的少量抗日武装，但当时四明、三北地区主要是在三北一带由我党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虽在浦东部队南渡前，多有受挫，但为开辟三北根据地打下了广泛基础。
1941年1月，中共浦委确定将我党所控制的抗日武装队伍转移至浙东的方针。“皖南事变”后，1941年2月1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新四军在华中作战的战略部署作了新的安排，明确指出：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三个基本战略地区，即鄂豫陕边地区，江南根据地（包括苏南、皖南、浙东及闽浙赣边），苏鲁战区，并指出：“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中原局应注意指导上海党。”这是党中央一个新的战略决策。华中局为了贯彻这一指示，决定将开辟浙东工作的任务，暂时归江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负责。宁波沦陷后，毛泽东、朱德再致电刘少奇、陈毅、饶漱石，“敌占宁波、奉化、温州、福州，如系久占，你们应注意各该地之游击战争。”“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要（此区有大发展前途）。”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在沪杭甬间的浙东地区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将这一重任交给江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负责，后又交待谭启龙具体实施。1941年5月后，浦东部队南渡三北。次年6、7月，谭启龙、何克希受命到三北主持浙东抗日全局。
当地党组织审时度势，所作判断与行动，与党中央、华中局及上海党组织不谋而合。1942年12月15日，《浙东区党委关于准备反“扫荡”反“清乡”斗角对三北部队与地方党的指示》中指出：“最后，全党全军同志，必须认识三北是我们坚持斗争的中心战略支点，是我党我军向南发展的跳板，是我今后向南发展的重要依托，是控制沿海沿江与甬杭等重要城市的前哨阵地，它有丰富的物资资源供我抗日之用，特别是华中局曾经号召全党全军要用一切的方式方法来坚持每一个阵地，哪怕是最小的地区、最小的力量的保持与保存，这对于将来伟大时期的到来，都有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谁忽视了坚持三北的斗争的意义，谁就会犯错误。”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也说过：“必须首先在巩固三北敌后地区的条件下，才能在四明、会稽作敌、顽、我长期性的三角坚持。”三北作为浙东重要战略要地；主要具有以下多方面独特优势：一是三北与海北交通上可互为依托。二是三北与四明地域上可互为唇齿。三是三北乃至浙东与更纵深的浙赣闽广阔地区互为表里。除了可以通海北，还可以往南向浙赣闽纵深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战略支点，三北能站住脚，就立住了支点，既守住了我军的立足地盘，也保障了腾挪空间，又阻滞了日寇的“南进”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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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三北根据地的开辟是时势所然，是上级党组织的英明决策，也是三北人民群众的必然历史选择，三北成为浙东重要战略要地是不二之选。
二、三北根据地历时最长，且三度为浙东抗日中心
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从我党领导下的浦东部队南渡（1941年5月）至北撤（1945年10月）共存续四年零五个月，三北是其中全时段的根据地，存续时间最长，四明山根据地存续时间相对较短：从1943年4月梁弄被我军攻占算起至1945年10月北撤（包括中途撤出梁弄期间）为二年零五个月；如从我总部从1943年8月入驻梁弄算起，时间则更短；如从梁弄攻占前几个月我军已盘桓游击四明山算起，四明山根据地存续时间也不超过三年。
浙东根据地存续时期可分为四个时期，在其中前三个时期中三北地区曾三度成为浙东抗日中心（第一个时期中，三北一直是浙东的抗日中心；在第二第三两个时期中我总部与主力在四明、三北两地游击作战，较长时期的固定驻地早期在慈北的宓家埭、鸣鹤一带，中期在姚南梁弄，后期在慈北的洪魏一带，前后期均有过渡移动驻地）。下面作一说明：
- 浙东根据地开辟时期（1941年5月-1942年5月）。此时期以“灰色隐蔽”活跃在三北的浦东南渡部队在随后建立的浙东军分会领导和当地党组织配合下初步创建了三北抗日游击根据地。一直担任浙东游击纵队参谋长（解放后担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的刘亨云在其回忆录《浙东游击纵队》中说：“从浦东部队南渡到三北游击司令部的成立，前后共一年多的时间。这对浙东游击纵队来说是创建阶段，而对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来说，则是开辟阶段。”《谭启龙回忆录》中也认为：“从浦东武装南进到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的成立，可以说是浙东抗日根据地建立的第一阶段，也可叫准备阶段，是组织力量的阶段。”浦东部队南渡后，将三北作为主要活动区域，并鞭指四明、会稽地区。此时期三北是浙东抗日中心。
- 浙东根据地发展时期（1942年6月-1943年11月）。1942年6月下旬,根据华中局指示,成立了浙东行动委员会。7月上旬，谭启龙与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等从新四军军部和一师派来的重要干部在慈北宓家埭会合。随后成立了浙东区党委和“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三北游击司令部”。为加强党的领导，区党委对宁、绍地方党组织作了调整，分别建立了4个地区的工委，即三北工委、四明工委、三东工委和会稽工委，还继续领导浦东特委。
（三）浙东根据地转折时期（1943年11月-1944年10月）。1944年初我总部及我军主力逐渐撤离四明山区，于2月15日进入三北至同年10月再度返回。此间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由“最困难最险恶的时期”（《谭启龙回忆录》语）,经“战略转折”至三北立足后走向巩固发展的时期。刘亨云在《浙东游击纵队》中也说，进入三北前，“是我浙东游击纵队最为艰难的时期”。入驻三北后，浙东根据地得以巩固发展。2月至10月，我党政军领导中心与大部主力活动在三北，现慈溪市掌起镇的洪魏村是当时主要的驻地：一是时间最久，前期驻地并不单一固定，后期就落脚在洪魏，时间较长。二是重要会议与活动多在洪魏进行。刘亨云在《浙东游击纵队》中说：“军政会议总共开了四十二天，直到十一月五日才胜利结束。会议的大部分，都是在洪魏开的，移驻四明山区袁马继续召开，那已经是会议的后期了。正如谭启龙在会议的开幕式上所说的：‘我们浙东部队从开始创立至今都是处在与敌伪反动派的残酷斗争中，由于斗争频繁，过去，没有很安全的环境可以允许我们来开这样的大会。’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有条件开这样的大会了。可以想象，我们的纵队领导机关，在敌伪控制很严的三北，驻扎一地达数十天之久，且又集中了那么多的领导干部，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会议上，倘若不是形势对我空前有利，那是办不到的。同时，它也说明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是一次从思想上、组织上作好大反攻准备的会议”。
（四）浙东根据地巩固发展时期（1944年10月-1945年10月）。我总部与主力再返回四明山直至北撤，此间是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最全面最巩固最鼎盛时期，抗日中心再次移至梁弄。
- 三北根据地贡献突出
- .浙东根据地标志性事件大多发生在三北地区。具体至少有以下7个方面
2.1942年7月8日，华中局决定谭启龙任浙东区党委书记、何克希任区党委军事部长；同月28日，在慈北鸣鹤宓家埭成立浙东区党委，明确了浙东我党领导中心。
3.同年7月18日，浙东区党委在慈北鸣鹤宓家埭召开了浙东敌后第一次干部扩大会议，统一了大政方略。
4.同年8月，在慈北鸣鹤金仙寺成立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三北游击司令部，统一整编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5.同年9月22日，区党委在慈北鸣鹤盐仓基召开会议，制定了“坚持三北，开辟四明，在四明山完全占领后，再争取控制会稽山”的工作方针。
6.1944年2月17日至19日，区党委在慈北五磊寺开会，确定了“坚持四明、巩固三北”、“主力分散打游击，保持原有阵地，保存有生力量，向敌后空隙地区发展”的总方针。此后在三北站住了脚，扭转了被动局面。
7.1944年9月25日，浙东首届军政会议在慈北洪魏的魏家祠堂召开，此次会议规模空前，意义重大，为巩固发展根据地、实现大反攻做了重要部署。
(二).三北是浙东抗日主战场。抗战期间，浙江是受战争灾难最深重的省份之一。在宁绍战役、浙赣战役中，国民党军队虽也有过正面御敌之壮举，但总体上以溃退偏安内地为主，但又不甘我敌后发展，对我三次大规模围剿，并不时扼制“摩擦”。留在敌后游荡的国民党“游杂”部队对内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对外不敢打击日寇。抗击日寇的重任就落在我党我军身上。据不完全统计，从1941年5月浦东部队南渡到1945年9月北撤的四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共发生大小战斗643次，其中240多次战斗发生在三北地区，约占整个时期战斗总数的37%，且其中以对日作战为主，不但粉碎了日伪“清乡”、“扫荡”、“蚕食”图谋，而且有力阻滞了日寇“南进”战略的实现，三北军民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三北是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财源地三北地区是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财政收入后勤保障的主要来源地，这是由三北的自然秉赋和当地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与人民群众奉献襄助所决定的。
浙江省财政厅、杭州大学历史系组成的浙东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所著《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财经工作略述》（杨福荗执笔）指出：“浙东地区是比较富饶的，除四明山、会稽山等少数山区外，盛产粮棉，是个‘鱼米之乡’。这个地区工商业发达，有当地最大盐场——余姚庵东盐场，因此，经济条件比较好，是历代统治者财政收入的一块‘宝地’。”浦东部队南渡后，“那时我军的活动主要在三北地区，它是浙东根据地最富庶的地方，经济条件好，且有盐场，财政收入多。虽然我们的税收制度不健全，收得也马虎，‘余姚盐场战前每天收七万多，而我们每天只收七千，就是如此，我们也不曾断炊’。”谭启龙在其回忆录中也说到：“产盐区的盐税收入尤为可观，我军在庵东盐场设有税卡，平均每月可征银元1万余元，是余上地区一重要税源。”
1992年9月27日，黄知真在武汉接待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会长沈宏康及慈溪党史办负责人时曾说：“三北在抗战中有其特殊地位，对抗击日伪军来说，三北是前线，对国民党反动顽固派发动内战来说，三北又是我们的后方。浙东的经济来源，主要靠三北，三北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沈宏康在《发动和组织农民是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坚实基础》一文中指出：“根据1943年7月至10月统计，全浙东军政费用80%来自三北地区农村”。
(四).三北是浙东抗战的主要兵源地。1941年前后，宁属特委在各地秘密组建武装抗日队伍，但因经验不足，慈北、姚北等地相继受挫，但在浦东部队南渡三北后，慈北、姚北、镇北再度成为拉起抗日武装并进而成为主力部队的重点地区。其间主力部队除参军、反正、俘虏等原因得到扩充外，三北地区的三种扩军方式也成为日后敌后抗日武装发展壮大的重要来源：
1.收编地方抗日武装。由慈东抗日游击队与江南王贺乡夜巡队合并成立的镇海江南独立中队因暴露了系我党领导的政治面目，遭到国民党鄞东游杂部队偷袭，经浙东军分会决定，以“灰色隐蔽”的“五支四大”在龙山接应突围而来的独立中队，在潘岙村附近，为迷惑敌人，采用包围独立中队宿营地以“假缴枪”的办法，把独立中队收编了过来。
2.改造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原慈溪国民兵团，是支反共不抗日的国民党土顽部队。当我“五支四大”向慈北、镇北地区发展时，触动到该土顽利益时，竟化装成伪军袭击我总办事处，杀害了正在洞桥虞家开会的我古窑浦办事处主任胡克明，缴去枪支税款，是为震惊三北的“洞桥虞家血案”。经浙东军分会决定，蔡群帆率我军突袭该部，俘获全部人枪。在处理俘虏官兵问题上，我军从大局出发，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保持原番号，将该部留下的130余名官兵，改编为“新慈溪国民兵团”，并派出一批从大队长到连排的干部，加强充实领导，经过整顿教育，成为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这是我党我军在三北敌后成功改造国民党地方部队的一个范例。
3.支持组建地方武装。经过朱之光（由余姚县党的特派员张光布置）较长一段时期在姚北从逍林、樟树、浒山、历山、长河、周巷、泗门一路酝酿发动，于1941年11月，在“暂三纵”和“五支四大”支持帮助下，正式建立了由余姚县委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定名为“浙东游击指挥部独立大队”，
此外，1942年7、8月间，余姚县委还组织过庵东盐区、逍林棉区和梨洲山区的积极分子70余人组成的“余姚中队”，在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后，编入司令部特务中队，不久，又编入四支三中。
浙东第一次反顽作战胜利后，主力部队把从艾庆璋等部缴获的武器弹药送给地方党组织，帮助地方党组织组建各地的自卫队，加上三北地区普遍实行“二五减租”，极大地激发了三北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三北各地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县、区、乡、村各级自卫队。据统计，1943年，三北有58400人参加各种抗日团体，占当时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实际控制的总人口的12.7﹪。据1944年统计，浙东地区有自卫队员5万余人，三北61个乡有自卫队队员32144人，占浙东地区总数的60﹪。
根据主力部队兵源情况和各地区人口比例，就可以证明三北地区是我军兵源的主要提供地。
四、三北是浙东根据地建设的先行地
三北根据地创建前，浦东有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浦东地区当时是游击区，尚不具备根据地的要素条件（政权、财经工作等），因而下文论及的个别举措虽在浦东成为根据地之前已或有存在，也可以说为三北根据地开了先河，但从根据地创建历史上，就根据地建设总体要素而言，三北地区是先行者。以下重大举措多发韧于三北地区：
（一）.三北在浙东率先建立政权性质的办事处。1941年7月，“五支四大”先后在古窑浦、海甸戎家、蟹浦镇、龙头场、洞桥虞家建立五个办事处，“暂三纵”在姚北的长河、临山、虞北建立三个办事处，均以部队名义出现，为我党领导下的政权雏型，其主要任务：宣传抗日，组织与武装群众，发展抗日力量，征收抗日捐款，解决部队给养。在地方党配合下，随着我军力量的壮大和斗争的胜利，1942年陆续建立了县、区级办事处。1942年7月浙东区党委成立后，成立了中共慈姚、慈镇、余上县委，此时办事处已不再单纯为部队服务，设总办事处，下设军事、财经、民运、军需等科。总办事处经两次改造后变为三北游击司令部总办事处，领导各县区办事处。此时，国民党的县政府撤往宁海后方，其基层政权已处于秘密状态，在人民群众中影响不大。大多数乡保长支持我军办事处，帮助征收税款。我军办事处实际上已代替国民党的政权，基本具有政权性质。我军进入四明山后，建立姚南办事处。办事处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改造旧政权、实行“三三制”民主抗日政权这样一个浙东政权演变的过程。
(二).三北在浙东率先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初创时期的三北抗日根据地的统战工作，通过围绕三北政界、军界的头头脑脑和绅士名流工作打开局面的。浦东部队南渡后，开始就是做国民党“宗德”部队的薛天白和“忠义救国军”陆安石部的工作，取得他们支持，就有了“通行证”，站住了脚。
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三北地区的许多宗教各界人士，也都积极支持我们抗战，许多寺庙成为我们的活动据点。
浙东区党委成立后，在进一步开创浙东根据地过程中，谭启龙、何克希等领导也都十分重视统战工作，延续了三北地区统战工作的良好传统。
(三).三北在浙东率先建立农会等民众组织。三北沦陷前，国民党县党部已有此类组织，但佃户和雇农没有资格参加农会。我党着手改造旧农会，把立场坚定、工作积极、办事公道的贫农、雇农和佃中农选进乡村农会理事会，使农会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贫雇农手中，同时成立区农会，直接领导乡农会，改变国民党县农会直接领导乡农会的现象。在农会组织起来后，进一步发动民众，进行普遍性群众教育和经济斗争。
(四).三北在浙东率先实行“二五减租”。1942年秋，为了减轻农民经济负担，中共慈镇县委选择龙山区范市镇为试点开展“二五减租”。通过农会辅导队，成立农会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广泛宣传，深入发动；选出佃、业双方代表加上政府代表统一思想，民主协商，确定“双减”方案，通过斗争，双方执行“双减”协议。
1943年8月，三北地委作出了《关于今年实行“二五减租”的决定》，随即减租运动在全三北铺开，有125个乡镇减了租，约占全部141个乡镇的75%。
(五).三北在浙东率先建立具有收税征粮等功能的经济委员会。1942年秋，我三北游击司令部在慈北的洞桥虞家成立三北经济委员会，建立了预决算制度，实行统一的经济制度，确定征粮税收的合理负担标准，规定征收办法，征粮任务由各县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贯彻执行，税收工作由经委会直接领导，做到统筹统支。
三北经济委员会下设东、中、西三个区分会，再下设11个征收处。
1943年，在二六市、三七市、陆家埠、梁弄一带也建立山南经济委员会。它在政策、制度方面开始属三北经委会管辖，粮款直接解缴纵队司令部。
（六）.三北在浙东率先举办培训干部的教导队。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和部队建设的需要，培养了一批既有政治思想觉悟、又有军事指挥能力的基层干部。三北最早的教导队，为浙东抗日武装培养了一批基层军政干部，也为1942年司令部成立后举办教导大队和军政学校，打下了基础。
（七）．三北在浙东率先建立有我党领导的自卫队。浦东部队南渡后到龙山帮助建立起由我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龙山自卫队。为了贯彻华中局和浙东区党委的指示精神，以王仲良为书记的三北地委花大力气创建地方武装：一手抓基础，创建各县、区、乡的抗日自卫队；一手抓集中，建立了由地委直接领导和支持的三北自卫总队。
（八）．三北在浙东率先建立后勤保障设施。1941年夏后，部队南渡后人员骤增，“衣、食、住、行”被提上议事日程，穿衣当时是头等大事。“五支四大”在古窑浦借住虞家芝家房作为部队被服缝制及医疗用房。不久鉴于逍林到新浦一带民间有纺纱织布传统，通过逍路头办事处让成衣铺商人承包被服生产，到10月底，赶制出1500套老布棉军服及少量棉被，这是在三北首次成批量生产衣被。
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在浦东的时候，就有一个小医护所，随“五支四大”到三北后，医务所开始流动在古窑浦与五洞闸海边。“暂三纵”原无医务人员，只能到附近医院就诊。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后，先在慈北建立一个疗养所，后改为三北后方医院。
（九）．三北在浙东率先建立敌工总站。浙东区党委在以往从浦东到三北重视掌握敌情的秘线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这方面工作，于1942年8月，组建了浙东区党委敌伪军工作委员会，领导整个浙东区对敌伪军的情报与策反工作。在三北地区设立三北敌工总站，主要任务：一是组织派遣打入敌伪内部，加强敌伪军中的秘密组织与根据地之间的联络；二是建立情报网，搜集敌伪军动态；三是依靠统战对象，开展对伪军的联络谈判；四是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动摇和分化瓦解敌伪军。
（十）.三北在浙东率先建立交通联络站。交通联络站是根据地军队、机关的命脉。浦东部队南渡三北后即在古窑浦虞家芝家作为联络站的主要立足点，该站属浙东军分会领导。三北地区在浙东区党委成立后，原来的联络站扩建为联络总站。总站对部队和机关每天频繁联络的主要有：主力部队、三北自卫总队、总办事处、余上便衣队、姚东区委。总站的主要任务是：一是在任何情况下每天必须与主力部队取得联系；二是护送军火、物资及往来人员；三是送情报密件信息和报纸；四是宣传发动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