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见志乘最早著录小溪镇的，是全国性地理志北宋《元丰九域志》：
望，鄞。一十三乡，小溪一镇。
地方志中最早记载它的，是南宋宝庆志——
小溪酒务。句章乡，去县四十里，唐谓之光溪镇。本人户买扑，皇朝元丰元年（1078），复置监官，趁酒税课额。
小溪税场 。与酒务同置。
小溪酒税监官共一员。句章乡。
小溪镇。句章乡。唐曰光溪镇。
既然小溪在句章乡，而南宋乾道志则认为“古句章城在县南六十里，……今句章乡即其地也”，于是关于句章县、鄮县和明州设治于句章乡，便顺理成章地被置换为设治于小溪，如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
晋隆安四年，刘牢之击孙恩，东屯上虞，使刘裕戍句章，既而裕改筑城于小溪镇，即今府西南故句章城。
董沛的《明州系年录》引此并认为——
汉句章故城，在慈溪县之城山渡。至是移治小溪。今小溪乡，名句章盖以此。自宋齐，迄梁陈，句章皆治小溪。隋并三县入句章，县治仍在小溪。
这便是县州治“小溪说”的由来。
那么，小溪究竟在哪里呢？归纳起来有两种说法。
1. 小溪即鄞江镇。《宁波市志（1995）》说：“东晋隆安四年十一月，刘牢之屯上虞，遣部将刘裕守句章，因句章古城为孙恩所残破，县治迁到小溪（今鄞县鄞江桥）”，这意味着小溪镇的地址，被指为今天的海曙区鄞江镇。
2. 小溪即悬慈。姚燮的《四明它山图经》，同意古句章城址在句章乡，但不认为在“它山之东里许曰古城畈”处，而在“悬镃也”（即今悬慈），因为“所谓古城畈者，隶通远乡而不隶句章乡” [2]。这意味着他其实不同意小溪即鄞江镇，如果古句章城址在小溪，那么姚燮认为小溪是悬慈，而非鄞江镇。
但重新检视南宋宝庆《四明志》，可以发现以上两种说法似乎都不是该志所能支持的。
同为宝庆志卷十二说：“它山堰，县西南五十里”。而它山堰正在鄞江镇，千百年来的位置未变，如果小溪当真是今天的鄞江镇，那么宝庆志在提到小溪的方位里程时，应该与它山堰同或近。但实际上，情形并非如此。前引文已经说：“小溪酒务。句章乡，去县四十里，唐谓之光溪镇”，地址描述只少了方位。后面又说：
银山，县西南四十五里，地名小溪。尝产银，故名。
这样看来，小溪在南宋鄞县城西南四十里，与它山堰还有十里的距离。
宝庆志在提及仲夏桥时说：“仲夏桥。古有大桥，径趋小溪”（卷十二）。如果把句章（乡）、小溪（镇）定为地处石臼山—章家山一带，则桥之“古”、之“大”、之“径趋”便很好理解了，因为小溪正是在仲夏桥旁边。接着又说：“宣和中（1119-1125），断之以防寇，一方病涉，商旅以绝。绍兴八年（1138）通判舒国佐率乡豪重建，定其址而未遂。镇官游彦忠成之，庄汉英、张允明、庄椿，输财鸠工，柱板皆以石，纵一百六十尺，衡十有二尺，费缗钱二千有奇。经始于十四年之八月，落成于次年（1145）之仲夏。吴秉彝记”。这个“镇官”就是小溪镇署的官吏。可以说，“古有大桥”就是为了句章（乡）、小溪（镇）而建造的，“断之以防寇”也是为了保护句章、小溪，20年后重建仲夏桥，主事的，还是小溪镇的官吏。
这也证明，小溪镇就在仲夏桥畔，镇署最大可能设在桥南堍。
黄宗羲的《四明山志》则在“石臼山”条下说：
其地唐置光溪镇，宋改小溪。岩峦拥秀，群溪毕会，水清冷如明镜，绍兴中北客多乐居之。（卷一）[3]
总之，由宝庆志和四明山志可知，小溪在石臼山—章家山一带。经网络地图丈量，其与它山堰直线相距约5公里。现在，此地属洞桥镇。
王安石的《鄞县经游记》一文，记载其于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巡视鄞县的日程路线，是迄今所见最早提及小溪的文献。其中写道：“过五峰，行十里许，复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质明，观新渠及洪水湾，还食普宁院。日下昃，如林村”。
王安石此前在鄞东横溪的五峰院，必是过北渡进的鄞西。“复具舟以西”，当在风堋河北上折向西，经西杨、仲夏港而于夜间方抵达石臼山一带的小溪。次日“观新渠及洪水湾”，是由里龙港南下出惠明桥河口而西行，“新渠”即上河，洪水湾则至今地名位置均未变，在距它山堰直线约1公里以东；一个“还”字，说明王安石此行最西到洪水湾，文中看不出他视察过它山堰，也可以因此而推断他没到过后来叫鄞江镇的地方。王安石看过洪水湾后即折返回东，中午在普宁院用餐，然后由里龙港具舟北上，于当天傍晚到达林村。
普宁院，在宝庆志卷十二中所记载的方位里程与它山堰同为“县西南五十里”。该寺“旧号天王院，唐咸通十三年（872）建。皇朝大中祥符三年（1010）赐今额”。据此，普宁院即为后来的天王寺[4]，正在里龙港惠明桥东。但其地与它山堰直线距离达3公里以上，宝庆志将二者的方位里程描述为同一，也的确叫人疑惑[5]。不过，在国图藏的南宋版宝庆志所载的《鄞县境图》中，鄞西南地方却有两个普宁院，一在百樑桥以南，一在百樑桥另一头的上河北侧（见图3-6-1），这上河北侧的那个普宁院才是后来的天王寺，而桥南的那个普宁院，宝庆志中没有著录。由此不妨猜测，宝庆志的编纂者或许把桥南的那个普宁院的里程数字按在河北的普宁院的头上了。况且，桥南的普宁院不可能是王安石就餐的地方，因为文中用了“还食”一词，说明那天上午王安石西行视察“新渠及洪水湾”途中，曾经路过那里，而桥南普宁院不在这条路线上，故不可能途经，更不可能“还食”。后来名为天王寺的这个普宁院，就在里龙港旁，王安石从石臼山一带的小溪出发时路过，正午餐后乘舟由此北上到林村又是顺路，方便得很，如此才能“日下昃，如林村”。
所以，从王安石的行程看，小溪不可能是今天的鄞江镇。而如果把王安石的小溪，定在宝庆志和四明山志的那个石臼山、章家山一带，那么他在抵达小溪后的第二天的行程路线，便很好解释，显得很是妥帖。
宝庆志的《鄞县境图》，似乎给出了小溪镇的第四个位置。在该图上，小溪镇被画在了上河与下江之间，百樑桥以东，兴教院以西，而且“酒务”与“小溪镇”似乎不在一处，而是分为两地（见图3-6-1）。兴教院，宝庆志有载：“县南五十里，旧号小溪兴福院。唐咸通八年（867）建，皇朝治平元年（1064）赐今额”（卷十二）云云。后改兴教寺，民国《鄞县通志·政教志》有录，时处中兴乡洞桥头，通志《鄞县分图丁》也标有“兴教寺”，在百樑桥东北方，唐家堰以西。
联想到1975年出土于鄞县洞桥乡唐家堰村附近的坟滩地的王赟墓石[6]——
乃居句章焉。……迁窆于句章之墟，祖妣葬之侧也，去州城五十里。
这里居然也有一个“五十里”！地图与出土文物之间存在着如此巧合，可见这个地方在唐代时就极可能正是句章，宋代时则为句章乡之中心，小溪镇、小溪酒务之所在。
综上，可以得出两个推断：一，指小溪镇即今鄞江镇（无论是区域，还是镇属古城畈、县慈等地），没有充分的文献证据；二，句章乡的中心和小溪镇，不在今鄞江镇，而是在它山堰、鄞江镇以东直线3公里以外之处，北宋时在仲夏桥附近的石臼山—章家山一带，南宋时则在百梁桥—洞桥以东、兴教寺以西的上河与下江之间。如今这两处均属洞桥镇。
这两个推论，也可以说明鄞江桥一带的考古之所以收获甚微的原因[7]。
至于为什么会将小溪与鄞江镇联结在一起的原因，恐怕是肇因于“唐曰光溪镇”一语。“古小溪港”、官池墩的“光溪桥”、“古光溪桥”都在鄞江镇，故由此而发生附会，也算不得太过“牵强”。不过，实际上光溪作为一个地名，覆盖范围也与小溪一样地不小，今洞桥镇内的著名古桥洞桥原名“光溪洞桥”，民国《鄞县分图丁》上也如此标示。所以，至少唐宋时期，光溪与小溪可以是同地异名的关系。
从文物出土情况看，洞桥镇比鄞江镇也来得相对丰富，档次也高，尤其是连续性显得更强些，从史前延续到唐宋[8]。这说明唐宋时的小溪镇，是由自然聚落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行政组织。本书前已猜测此地是句章古县Ⅱ时代新划入的“飞地”，因此而得名“句章”，所以它是鄞西的南部地区最早有官制力量介入开发建设的地方，唐宋时设镇于此，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因此可以想像，此地从六朝到南宋是鄞西南部地区最热闹之处，这或许可以解释从上河至州城，为什么后港相比于南塘河，是更早更成熟的水路之原因，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于季友的仲夏堰功能，理解为除了对仲夏港两侧田地实行灌溉，更主要的或许还是为了向这里聚居的官民供应饮用水。
吾乡唐代之有镇，国史只载望海镇（后镇海县的前身）而已，“唐曰光溪镇”仅见于方志，语简而意不详，至今仍是一个谜。1984年章家山出土的唐咸通十一年（870）之刘彤墓志，记此地为“孝义乡仲夏里” [9]。所以，“唐曰光溪镇”者，殊不可解。
由宝庆志记载可知，石臼山附近还有银山、锡山，“银山”条下直接说“地名小溪，尝产银故名”（卷十二），其方位里程与建岙山同为“县西南四十五里”；还有“锡山。县西南五十里，尝产锡故名”，其方位里程与石臼山同[10]。这意味着“唐曰光溪镇”或许就是为银矿、锡矿而设，要么是一个官营采矿机构，要么是一个课证矿税衙门，但并非是唐代具有浓厚军事色彩的“望海镇”之“镇”，更非“藩镇”之“镇”。
可以推想，此地附近的章家山、芝山、凤山、湖汇山大都低矮，它们即使曾经出产银锡，恐怕既不是富含矿，出产量也不会大，所以宝庆志才会说“尝产银（锡）故名”，全然一副往事如烟的模样。
宋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商税渐成朝廷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而当时有广德湖在，鄞西的南部地方偏于一偶，征税不易，故有在此地专设置征榷机构的必要，在选址上，“唐曰光溪镇”之地当然有基础，有优势，所以小溪镇自然设治于此。
到了南宋，随着它山堰几次加高，其所在的鄞江镇地方的重要性上升，或者还有其他原因，总之，小溪镇迁至上河以南、下江以北的百梁桥—洞桥附近了（图3-6-2），句章乡的重心也随之南移。这是那张《鄞县境图》上的小溪镇位置与宝庆志正文记载有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