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银
九里堰，由唐明州刺史吴谦在大历九年至十二年间（774-777）兴筑。但奇怪的是最早记载此事的是差不多500年后的南宋末期的王应麟（1223-1296），其所撰的《吴刺史庙记》首载于元延祐《四明志》卷第十五。该志中说“在城西门外九里堰”，虽然这是用来定位庙址，而非堰址，但九里堰终于在史志上出现了。
1929年拆长春门时，得刻于元前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岁（1294）的“唐刺史吴侯庙之碑”石碑三段，碑文正是王应麟所撰，时距吴谦筑堰已520年光景。而且石碑出土的位置完全不能作为推测九里堰或吴刺史庙位置的依据。王应麟说“其地为九里堰，因以名庙”。可见此庙最初的名字是“九里庙”。自王应麟撰记后始名“吴刺史庙”，而且庙址当在堰旁。明成化《四明郡志》称九里堰为“和尚堰，县西五里”（卷三），庙则仍称为吴刺史庙。吴刺史庙，县西四里九里堰旁。唐大历间刺史吴谦字德裕，有善政，郡民歃血而祠之，后王应麟撰记。（明成化《四明郡志》卷六）可见堰与庙，相距一里。但条文中没说有碑。既然石碑后出于南门，可以推断元末筑城时已经被毁而充作了城基条石。
大约在清初，始名“泽民庙”，清乾隆《鄞县志》编纂时经采访而记载说：“今名泽民庙，亦称吴使君庙”。泽民庙，原址在今中山西路与环城西路交叉口的西北侧。据明成化志，九里堰在庙西一里。
王应麟的碑毁于元末重筑罗城时（1353），又过了快600年却出土于南门，这让庙址、堰址陷于历史的迷雾之中，而且王应麟所见的九里庙，是否就是明成化郡志所载之吴刺史庙、清乾隆县志所载之泽民庙（吴使君庙），亦不无疑问。那么，吴刺史的九里堰，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这里，首先关系到里的长度。
唐宋的里制，均为5尺一步、360步一里，亦即1800尺为一里。所以，唐宋时期里的长度涉及到唐宋尺的长度问题。唐宋尺的长度，学界多有歧义，在此以《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为准，取唐尺长30.6厘米，宋尺长31.4厘米。如此，则唐里合今550.8米，宋里合今565.2米。其次则关系到所谓的“九里”，究竟是以何为起点而向西九里。这里据延祐志所说的九里堰“在城西门外九里堰”，推定其位于望京门外官道上，兹罗列并在网络地图上丈量定位如下：
（一）九里堰，假定系唐大历年间筑堰时命名。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指距州署的距离，二是指县署的距离。
1. 距州署九唐里。九里堰是州刺史的工程，故以距州署九里而名之，可能性很大。而地方史上均指唐大历六年（771）有州署搬迁之事。据笔者揣测，此前后的州署，A在接官亭址，B在布政巷址，两者相距一里。于是，量得九里堰的位置（550.8×9＝4957.2米）有二：
A. 约在今中山西路芦港地铁站（旧名芦蓬头）以西。考虑到当年计里取约数的状况，这个推测的位置，实际上当指芦蓬头的小河口，下称芦蓬头址。
B. 约在叶家碶河西邻的直河与中山西路交界处。同理，推测堰在积善桥址。2. 距县署九唐里。毕竟九里堰处于鄮县境内，故以距县署九里而名之，也不是说不可能。时，鄮县署在开明街址。于是，量得九里堰（C）的位置：
C. 约在百丈漕河与中山西路交界处。推测为百祥桥址。
（二）假定九里堰系宋代时甚至是南宋时才得名的，而延祐四明志的编纂者应该是见过石碑与吴刺史庙的，但它只是说：“在城西门外九里堰”。因此，也存在两种可能，一是距县署（开明街址）九宋里（D）；二是宋代已经有了罗城，堰距城西门九宋里（E。565.2×9＝5086.8米）：
D. 在C之西约130米处，且该差距实由唐宋里制不同而带来（即5086.8-4957.2＝129.6米），故可视为相同。
E. 在B之西，丈量所抵位置，恰在安吉桥址。
以上，五个推测，其实得到的只有四个堰址（即A、B、C、E），自东而西依次为C百祥桥址、B积善桥址、A芦蓬头址和E安吉桥址（见图一）。
真正明确交待堰与庙的位置的是明成化《四明郡志》，堰在县西五里，庙在县西四里。其中，县指鄞县署，而不是鄞县城，故所谓五里、四里应从当时的鄞县署起算，而不是从城西门起算。这是明清方志记载方位里程的惯例。
明洪武六年（1373）鄞县署迁至今天的海曙区府址，直到1949年。据前引《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明代一尺合今32厘米，一里合今576米。于是量得和尚堰（又名九里堰，576×5＝2880米）位置如下：
F. 约在原泽民庙址西100米左右。
这个位置，令人倍感疑惑，因为从这个位置再向西约300米，却是七里堰桥。或者说，七里堰桥约在鄞县署西的3.2公里处，合5.55明里，如此（暂且搁下九里堰），这七里堰桥该说“六里堰桥”才是。
在宁波，堰、碶与桥，经常相伴相生，亦有相互转化。从“七里堰桥”的名字及其水陆位置（见图二）看，可以推断此处原为堰，后废堰作桥。现见著录该桥最早的方志，为民国《鄞县通志》，只说是该桥“清道光十一年八月重修”（《舆地志·六》），却未载始建年代，更遑论筑堰何时。
明清尺度里制相同，又县署不变，但七里变“六里”，极大的可能是该堰在元代始建，也就是说“七里”是元代鄞县署与堰的距离。
元代的鄞县署，至大二年（1309）从开明街址迁至州西门里（即相当于今府桥街与呼童街交叉口的东北侧），至正二十二年（1352），再从子城搬至行春坊（县学之西，约今第一医院西部），其间有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问世。故这里以子城西门即今中山西路的呼童街口为起算点。
据陈梦家先生研究，元代的尺度与里制，前与唐宋、后与明清均有不同，元一尺合今31.57至31.85厘米，5尺为一步，240步为一里，故元里合今378.84至382.20米。量得七里堰距元代鄞县署2730米，合元里7.2里至7.14里，当得“七里”之名。
现在看来，明成化志的编纂者或许只是简单地将元七里折算为明五里，来定义堰的位置，表明该志未必知道九里堰究竟在什么地方。而且，和尚堰极可能就是原七里堰，而其东一里的庙，是否为吴刺史庙，或者是否确为王应麟所见的吴刺史庙，实在无据可以判断。支持这种怀疑的依据，正是元代吴刺史庙石碑居然出自南门而非更近延祐四明志所录王应麟碑记说的“在城西门外”。笔者怀疑明成化志中的吴刺史庙，原来极可能是奉祀南宋吴潜，却被方志的采访者或编纂者当作了唐代吴谦。
综上，据元明方志，实际上只能推测得九里堰可能的四个位置。
九里堰于出世五个多世纪后才为方志所记，至少说明九里堰作为一项水利工程，它的重要性早已下降甚至已被废弃。
唐大历八年（773），莺脰湖更名为广德湖。当此时，经盛唐上半叶的开垦，广德湖的面积虽然依旧很大，但莺脰湖的原形已经改变，其“脰”的部分已经变细，与原来的“莺头”即后来城中日月双湖差不多已经分离。莺脰湖向东经小湖而排放的水路本来就不畅，“脰”变细后，丰水期的广德湖水来不及排泄，导致湖水四溢形成内涝。为了渲泄湖水，最佳的路径应是让湖水北流入姚江。由此可以推想，吴谦所筑的九里堰，最大的可能，还是在出望京门的官道上。成书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的《新唐书》说：“鄮。西十二里有广德湖”（志第三十一·地理五）。这记载的，当是编纂是志时的广德湖方位距离，因为熙宁二年（1069）治湖后曾巩作《广德湖记》时也说广德湖“在鄞之西十二里”。唐时鄮县署与宋时鄞县署均在开明街址，沿西门内外官道向西十二宋里（565.2×12＝6782.4米）的广德湖湖东岸址h，在以上推测九里堰E安吉桥址和A芦蓬头址以东、B积善桥址和C百祥桥址以西，距B积善桥址最近，亦即h在B以西约200米处。
从广德湖的衰退过程看，它的东岸h其实是自唐至宋逐步西退的，正是h的西退，导致九里堰的重要性之下降，这是整个宋代九里堰默默无闻的原因所在，或者说，唐时的九里堰到宋仁宗朝时已经失去了广德湖的泄流功能。这意味着唐九里堰址只可能在宋湖东岸界以东，假如它在宋湖东岸界之西的话，那么九里堰在编纂《新唐书》的公元 1060年前后依然能发挥设计功能，如此，则地志及方志应该会记上一笔。按照以上的推演，就有理由猜想，唐吴刺史的九里堰址只能在h以东的B积善桥址和C百祥桥址中二选一。考虑到从唐吴谦筑九里堰到北宋出广德湖东岸位置数据，中间隔了差不多三个世纪，而湖东岸如果仅仅西退了200米（此乃h距B积善桥址的距离），恐怕低估了盛唐宋初的农业垦殖对广德湖的影响程度。所以，东距h约1.7公里的C百祥桥址，是最有可能的九里堰位置。也就是说，九里堰，在距唐大历年间鄮县署以西九唐里处，即跨百丈漕河的百祥桥址，今中山西路与长兴路口。
在浙江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官网（http://www.zjditu.cn/）上公布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卫星地图显示，在百祥桥址南侧的西塘河河面上尚见有夹塘遗迹（见图三），而夹塘，在该图上尚可见断续分布于西塘河、湖泊河、青垫以东的隔港以及北新塘河一线，它几乎是一个闭合的环线，尤其在北新塘河一带，至今村民仍将河之西北的农田称为湖田、河之东南的农田称为民田。故，有夹塘之河，可推测为广德湖的界线。百祥桥址南侧河面遗存的夹塘，说明吴谦筑九里堰时，此处还属于湖的一部分，这也为将九里堰址推定在此，提供了实地佐证。
百祥桥所跨的西塘河北向支流，叫百丈漕河，现在是一段断河，全长约630米，其北端距姚江约1.6公里。猜测唐代时该河北通姚江，随着广德湖东岸的西退，以及后世其西有叶家碶河、其东有五江河北通姚江，百丈漕河的排涝功能渐被废弃，进而则被作为引西塘河水的灌溉河渠，在此前后，九里堰废而成为百祥桥（见图四）。当然，这个桥名是后世才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