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有这样一种想法，要走遍祖国的名山大川，对我来说似乎有些困难，但走遍宁波的三江六岸，应该不成问题。因此我很想沿着姚江溯流而上，领略姚江两岸的田野风光和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的人文景观，寻找地域文明的踪迹。
我知道，在姚江两岸，有梁山泊和祝英台的传说，美丽得如同萋萋芳草上款款飞舞的蝴蝶；有河姆渡的遗址，那里每挖下去一米，跨越的可能就是一千年的历史……谁能说这不是一条充满神奇魅力的旅游之路呢？
不过，走遍宁波的三江六岸首选姚江的初衷，倒是因为明人赵宽的一首词。这是用减字木兰花曲牌写成的《姚江阻雨》。词意并不玄奥，不妨让大家共享一下：“寒风吹水，微波皱作鱼鳞起。白雨横秋，秋色萧条动客舟。疏钟何处？知在前村黄叶树。茅屋谁家？荒径无人菊自花。” 赵宽写这首词的时候，估计是在浙江提学副使的任上。寥寥数语，把秋雨中的姚江写得令人心驰神往。但实事求是地说，点睛之笔“荒径无人菊自花”，应该是化用了唐代诗人韦应物的“野渡无人舟自横”。
由于这首词的缘故，我觉得在踏上姚江堤岸之前，对姚江作一番另一种意义上的溯源也是很有意思的。
于是就有了一个简单的想法，姚江为何称为姚江？不料这简单的近乎愚蠢的设问竟牵涉到一个复杂的文化之谜。原来据有些典籍记载，姚江是以虞舜的姓（姚）命名的，所以又称为舜水，至少宁波的先贤黄宗羲在《孟子师说》里持这一说法。
黄宗羲说：如果按照《史记》的说法，“舜，冀州人，耕于历山，陶于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那么，“孟子何言云东夷乎”？黄宗羲的结论是——“是《史记》不足凭也”。
黄宗羲说：“今余姚上虞两县皆以舜得名。其水经余姚者，曰姚江，亦曰舜江。……舜之古迹在此两县为最多。”然后，黄宗羲找了一堆古籍，来证明舜就是出生在余姚上虞一带，是“东夷之人”，并说这些证据“与孟子之言相合”。
这些都激发了我追问的兴趣：虞舜何许人也？为什么要以他的姓命名？换一句话说，舜与姚江有什么关系？（当然，黄宗羲说了，舜本来就是这里的人。但这一说法是标准答案还是一家之言呢？）于是去查可以找到的典籍，看了之后，算是初步弄清了来龙去脉，但也因此觉得有些问题更加扑朔迷离。
对我们来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并不是一句很生疏的话，而这虞舜就是“三皇五帝”中的五帝之一，治水有功的大禹就是他提拔起来的，并最终把位置禅让给了大禹。应该说虞舜的名气大得不得了。《史记》云：“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虞舜的文化精神之魂，有人概括为“德为先，重教化”，是部落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转折。
史学上一般认为，虞舜是原始社会晚期部落大联盟的首领。但由于记载上古史实的档案文献奇缺，到了有案可稽的时候，已经很难分清虞舜到底是神话传说的人物还是历史上确有其人了。譬如《荀子·非相》说“帝舜短”，意思大概是想说明舜的身材不是很高大。《淮南子·修务训》说“舜霉黑”，这是不是说舜的皮肤不是一般的黑？《孔丛子·居卫》说“舜面颔无毛”，是在说没有胡须吗？还是说一般人毛发偏长，而舜超凡脱俗、只有他“面颔无毛”？最有意思的当数《尸子》卷下的记载：“舜两眸子。”哪个人不是两眸子？可见这些典籍还是用对待神的目光来描述舜的，充满了神话传奇的色彩。
但舜又是上了《史记》的人物，司马迁在《五帝本记》中把舜的故事演绎得活龙活现，充满了人格化的魅力，倒像是个实实在在的人物，而不是虚无缥缈的“神物”。
我想，无论舜是神还是人，倘若姚江是以他的姓命名的，对宁波人来说真是一种荣耀。
问题是舜与姚江有什么瓜葛，为什么要以他的姓命名姚江？原来《墨子·尚贤下》有“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濒”的说法。可见，《史记》对舜生平的叙述，是参考或者整合了以前传下来的文献资料。连黄宗羲也承认，“历山，晋地”，《史记》中所列出的一些与舜有关的地名，“皆中土也”。但是，余姚恰好也有历山，有虞舜的种种传说和地名意义上的遗迹，所以黄宗羲凭借孟子谓舜为东夷之人的说法，觉得当年舜耕作之处就是余姚的历山。黄宗羲还说，舜当年耕耘过的地方，“耕者往往得古陶器”。按照我的理解，黄宗羲的意思是舜不但是“耕于历山”——当然是余姚的历山，并且还“陶于历山”。
黄宗羲还搬出南北朝时期文字训诂学家、史学家顾野（519-581）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顾野王认为，“余姚舜后支庶所封之地”的说法是不靠谱的，“乃附会《史记》，而后人反信为实然”。他觉得“舜之生在余姚上虞，故曰东夷之人”。“迁于负夏，始在中土耳”。意思是舜的原籍是余姚上虞一带的，后来才到负夏，踏上了中原的土地。
读过黄宗羲这段文字的人，也许有人会觉得顾野王似乎有点底气不足，在前面用了“大概”二字。其实这是对“大概”的误解。这“大概”，是表示“大致的情况”（在古代汉语中用得比较多），而不是表示推测。
不过作为中立的旁观者，我也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地说一句：倘若那些说余姚仅仅是舜的后裔所封之地的人，“乃附会《史记》”，那么顾野王以及黄宗羲的观点，何尝不是“附会”孟子？
况且，中国九州方圆，叫做历山的地方有好几处，光是古籍上有记载的关于舜“耕于历山”的说法就有好几种。同是《水经》这本书，《瓠子河注》里指山东荷泽的东北，“雷泽西南十许里有小山……谓之历山，有陶墟，为舜耕陶所在”。《河水注》里指山西永济县东南（也就是黄宗羲所说的“晋地”），“历山谓之历观，舜所耕处也”。当然也有认为是余姚历山的。唐代的著作《括地志》干脆把众说纷纭的几种说法都记录了下来，以至现在的《辞海》还是沿用这些有关历山的说法，使舜到底耕作于何处的历山成为千古之谜。
从年代上来讲，孟子要比司马迁早两百多年。孟子所以说舜是东夷之人，必定有他的文献依据。只是孟子所能看到的文献，到了司马迁的年代，就未必看得到——因为这两百年是社会急剧动荡和变化的两百年（奴隶制的彻底崩溃和封建制的建立），加上战火频仍，文献的灭失是大概率事件。以司马迁学问，肯定也注意到了孟子的观点，但他没有在《史记》中采信，估计是他觉得这仅仅是孟子自己的说法而已。而对孟子来说，也许在当时（早于司马迁年代的两百多年），舜是东夷之人是“众所周知”的共识，因此没必要详细陈述。如果真是这样,历史性的误会，就这样产生了。
但是，不论怎么说，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河姆渡旁边的这条江，以虞舜的姓（姚）命名，是天经地义的事，有其历史底蕴的必然性。
谜往往由于时间造成的。我想，出于对上古时代神性英雄的崇敬，九州方圆的先民们取众多相同的具有纪念性质的地名，建有众多象征意义的古人遗迹，以怀念他们所敬仰的先辈，以至到有文字记载的时候已经众说纷纭了，这除了说明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之外，更深刻反映的是同是炎黄子孙的一种民族认同感。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舜是不是耕于余姚的历山似乎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当然，我并不反对史学界继续考证下去，能揭开千古文化之谜并不是什么坏事。
不过经过这一番典籍上的溯源，对我来说，真真切切地踏上姚江的堤岸，作一次空间上溯源的兴趣更加浓厚了。只是不知有谁愿意与我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