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志者天不“负” 非常时成非常事
皎口水库建设是怎样在动乱时期决策上马的
文/李宗耀
皎口水库建成已有五十年了，它经受住了地震及多次洪水考验，宁波人民正在享受着它的持久且巨大效益。当时，国家总投资不到三千万，主要依靠朴素的思想政治工作来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和工人的积极性，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充分运用合理负担政策，花4年时间建成了一座投资少、进度快、质量好的大二型水库。那个年代知识分子被戴上臭老九的帽子，所以除了当时的建筑施工单位浙江省水电工程局第三工程处如实记录报告以外，其他正面记述的文章不多，少数专著也难免带有文革遗风，掺水掺杂、移花接木、戏说历史，所以许多人对这个工程在乱哄哄年代究竟是如何上马的都是一团雾水。我不善于写文章，但我是这个工程的负责人，对整个决策过程比较清楚，所以自己认为有义务把实际情况作一陈述，以供后人研究时作为参考素材。
皎口水库（以前称长里方水库）真正起步于1967年文革期间。那时各级领导都受到冲击，多数已靠边站，有的已被打倒。在大字报铺天盖地、造反派奋起夺权的乱哄哄年代，皎口水库建设是如何迈出第一步的？作为当事人，现在回忆起来实在是感慨万千。
1967年是鄞县历史上少有的大旱之年。这一年春雨偏少，空梅，夏旱连秋。从6月7日至9月9日连续94天无雨。全年总雨量701.2毫米，不到多年平均雨量1555毫米的50%。溪坑断流，河床干涸，农田失灌,其中鄞西地区尤为严重,正是人间造反、天也失常。
当时，造反派在对县委书记的批判材料中，其中一条罪状是在治水工作中忠实执行省里“低、小、分”的“黑”方针，导致樟溪不治，灾害连年。
所谓低、小、分是指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期，由省里提出的水利建设指导方针。当时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为战备，因为当时台湾国民党叫嚣要反攻大陆。二是三年自然灾害后，国家财政困难无力搞大中型工程。具体说，低就是要搞低坝。小就是只能搞小型水库、小工程，不能建大水库。分就是把一个有条件建大中型水库的水资源区域，分散建造，在上下游搞多级开发。如大皎溪的下严水库、杜岙水库、周公宅水库(小周公宅，文革前已建成几百万立方米的小型水库）等，认为以小积大比较好，这样既安全，又有能力逐一建造。也因此，皎口水库的兴建方案迟迟不能获批。
当时由于干旱严重，当地农村生产、生活供水都出现了严重危机，以致农民成群结队来甬，到人武部生产办公室（当时由人武部主持革命和生产）上访，一是反映旱情要求解决抗旱水源和抗旱的办法，二是要求帮助解决水利纠纷。这些人来县上访纯系干旱驱动，并非为批斗夺权。
1967年3月，我从慈溪社教分团回县，那时县委、县人委的主要领导都已被打倒、靠边，我则是被“火烧”对象。由于指导春耕生产的需要就被推荐进了县人武部主持工作的生产办公室，先工作后“过关”，主要是抓农村春耕、抗旱、接待上访农民。上访人员中，很多人是来要求兴建皎口水库的，但作为县级机关根本没有这个批准权，再说省委定的是低、小、分方针，我们也不宜擅自修改。于是，只好向上访农民交底并同他们一起商量，请他们一起提建议，如何创造条件向省里去争取建库项目立项，这样，农民高兴了，纷纷上来提建议、表态度，而且上来的人越来越多。这时机关造反派中，有人提出防止走资派引导农民进城，挑动群众斗群众，应把他揪出来批斗，也有人讲放在那里让农民来惩罚他吧！我则每天接待上访农民、听意见，讲解、归纳、引导抗旱，形式上像被围攻。其实，我私下不仅理解农民兄弟的困难，还很乐意接受他们的“围攻”。因为这些农民兄弟实际上成了送上门的政治思想工作对象。我倾听接受诉求，农民兄弟接受解释，几个月下来，最后意见越来越集中，竟慢慢达成了共识，归纳成一句话，即“如能兴建水库，鄞西农民愿意三承担”！成千上万农民如此高度统一认识，实在是老天帮了大忙。但如何把这些情况及时向省里汇报呢？派农民代表上访是违法的，由办公室写个报告也显得口说无凭，只有通过一个贫下中农代表会议，才能真正表达造水库是农民的呼声。
另一方面，入夏后，农业生产及社会用水进入高峰期，旱情越来越严重，县级有关部门也纷纷向地、省主管部门告急。是年6月19日，人武部生产办公室派马松章等同志，去向水利厅汇报旱情，要求加高周公宅水库，同时也反映了鄞西平原群众要求兴建皎口水库的情况。水利部门更是责无旁贷，千方百计向专署、省水利部门租借抽水机，组织翻水抗旱。期间，县水利局缪复元等同志，在向省水利厅求助时，还趁机再次提出兴建皎口水库的要求。当省里有关领导获悉了宁波市区供水紧张，许多工厂因缺水而停产，理发不洗头等困难现状时，引起了他们高度关注和重视。同时，在当时的复杂情况下，县人武部部长李春华同志，则极力抵制造反派的各种干扰，保证生产办公室的正常工作，听取群众意见，处理水利纠纷，研究落实抗旱措施。
据我所知，兴建皎口水库方案最早于1956年提出，当时称长里方水库。1958年鄞县人民委员会向省人民委员会提出报告并送报了“计划设计任务书”。1962年在比较下严坝址与长里方坝址后，由县水利局报省厅，再次坚持长里方坝址方案。1963年春，省水电勘测设计院与宁波专署水利局、鄞县水利局分别委派胡鹏程、祁宗雄、陈绍沂、施广成、曹厚舜、郑胜丕、崔序廷等技术人员对鄞奉平原水利现状及治理措施再次进行联合调查，并于当年9月提交《甬江流域水利规划阶段性报告》，报告中提出兴建长里方水库、奉化横山水库、亭下水库方案，以根治鄞江、剡江、县江三大支流的问题。此后因各种客观原因以及从1965年开始贯彻“低、小、分”的方针，一直未能实施。
1967年出现严重干旱后，当地农村因用水矛盾纠纷迭起。因此，生产办公室曾派出马松章、董岳童、傅岐亭等同志多次深入到基层做工作，协调矛盾，并听取各方面对兴建皎口水库的意见，调查中发现与平原群众愿望不同的是，库区部分群众坚决反对。这里还有一需要特别提一下的人物。当时大皎村有一个称得上传奇式的人物杨良瓒。他既当过国民党旅级军官，却又在上饶集中营被关押过，人们都称他“老革命”。杨良瓒讲的话在村民中有一定号召力，他不但串联几个村建立所谓“反冒险工程战斗队”，还单枪匹马到库外鄞江、横涨、栎社、布政等地活动。他扬言四明山区地位重要，国家在水库下游设有战略坑道、战备仓库等，造大水库如一旦出事，下游就要遭殃等理由，反对建造皎口水库。他的这些谬论给兴建皎口水库的决策带来了很大的负面作用。
8月中旬，省水利厅吴友新副厅长和袁汝强同志到宁波地区调查。县水利局派郑胜丕、蒋祖青、缪复元等人参加会议，县生产办公室也主动向老厅长反映了鄞西群众要求，他认为鄞县缺水是个实际问题，必须千方百计战胜当前旱情，至于根治方案，他们也正在调查。
在这期间李春华部长与我商量，认为鄞西地区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水源，而是缺乏储存水的“水缸”。因此，从长远来说，兴建水库是根本出路。当然水利建设必然会涉及到上下游、左右岸之间的利益，有矛盾不可避免，但也不能回避，应该教育库区群众以大局为重，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为此，由刘玉燧政委向县级各造反派头头打了招呼，决定召开一次有库内外参加的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统一建库认识，沟通库内外群众思想。会议定于8月25日、26日在宁波市人民大会堂召开，参加对象包括鄞西地区各公社干部、贫下中农代表等。要开好这个会议，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把库区内的贫下中农代表请出来。办公室拟好通知后，为怕遇上麻烦，库内通知由我自己直接去送。但通知送给谁也是一个问题。当时章水区委书记陈德友已靠边，在赤水劳动。如果将通知送到区委造反派手里，就会石沉大海。思量再三，我只好直接去赤水找陈德友。因没有买上班车票，就步行而去，从上午出发，到大皎村已是上灯时间，找到大皎大队支部书记杨华根的家。杨是一位热心水利事业，又有很强党性的人，经向他交底后，他当即去赤水公社外岸大队把陈德友同志请来，这时已是下半夜了，我将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的通知交给他。虽知当时对他来说下发这个通知难度很大，但也只有他才能完成任务。陈德友同志接过通知后说：你放心，我会把这些人动员出来参加会议的。说完后就连夜步行返回外岸去了。
三天后大会如期召开，库内外代表全部到会。由于这是第一次动员建库的会议，又是库内外代表初次接触，当时气氛异常紧张。库外基层干部为防止库内代表闹会场，抢话筒，事先约好让库外代表坐在台前几排所有座位，库内代表只得坐在场后几排。我按照生产办公室讨论的意见，着重通报了三个问题。一是当前的旱情情况。二是鄞西地区几个治水方案大体情况。三是当前要建造皎口水库应具备的条件。其中包括库内群众要服从大局移民；库外群众则承担好移民安置，在此基础上争取上级早日批准立项是最重要的。讨论中库外群众很快统一了认识，纷纷表态，愿意承担库区内的移民安置，愿意承担库内大队应完成的粮食征购任务，愿意按合理负担政策承担出工任务。但是，库内代表思想不通。尽管县、公社领导多次表示做好移民工作，保证动迁群众满意，但他们却很少表态，当天商量没有结果。本来气氛已经紧张的会场，谁知第二天风云突变，山区的造反派知道后追到了会场，好在我们已接到了情报，关好了全部门窗。于是，他们就从院子里抬来大石条撞击大门，把大门撞得嘭嘭响。当时我感到大祸临头了，如果让造反派冲进会场，就是一场库内外群众武斗，就是引导农民进城，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大罪。库区内的贫下中农代表就在大门后面，只要有一个人轻轻一抬手就可把大门打开，在这关键时刻，朴素的农民兄弟们没有一人动手。库区内所有贫下中农代表，虽然大多反对造大型水库的，但他们认为自己是贫下中农代表，是接到陈德友书记通知来商量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如在这时帮助造反派就违背了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指示精神，也等于反对陈德友书记，于心不忍，所以无一人动手。我一眼望去，全场的人纹丝不动，鸦雀无声，这奇静的一刻，唤醒了我的神经，意识到这是党性与派性较量的千钧一发之际，成败就在此刻，就迅速对准话筒大声宣布：同志们，现在山区造反派正在撞击大门，我们千万不要被他们利用，但也要理解山区人民的心情，爱护家乡是人之常情，千万不要与他们对立，我们是贫下中农代表，一定要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任务，现在我征求大家意见，同意“三承担二服从”这个重要方案的，请大家拍手通过，我的话音刚落，会场上立即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接着，我又大声宣布：散会后千万不要与门外的造反派接触，由支部书记带领回家，不要逗留在宁波，现在散会！这样，大门一开，全会场的人挤出去，自然把外面几个造反派冲散了。而造反派则认为，会议是被他们冲散的，他们取得了胜利，也就不再闹了。会议在如此有惊无险的遭遇中取得成功。
有了这一会议“决议”，我们急于立即向省军区和省水电厅去当面汇报情况。然而好事多磨，当时余姚“山上派”和“山下派”武斗严重，各自霸占了路段，火车到不了宁波，县人武部李春华部长就派了一辆军车，与一名军队干部赵昆华同志，送我到上虞登火车去杭州。到了省里和有关人员接上头后，省军区生产班子接待人员认为：这个库外农民愿意承担移民安排，愿意承担工程出工，愿意承担移民户统销粮食抵冲，库内农民服从自己长远利益，服从国家大局的群众自发性建库意愿，完全符合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精神，表示完全支持。他们介绍我们去省水电厅汇报，水电厅的几个接待人员，也认为造皎口水库，完全符合厅里的调查要求，表示一定会在业务工作上，帮助我们尽快办理有关手续。接着省水电厅接待人员陪我们去吃饭。到了吃饭地方一看，不是厅里的食堂，而是一个“文革”的接待站，吃饭是免费的，人群中大多是红卫兵小将，一人一菜，汤和饭随便吃。这时厅领导成员钟世杰同志也出现了，于是我们立马把钟世杰同志拉到一边，简短地向他作了汇报。钟世杰同志听我说完后，很谨慎地告诫说：这个水库在没有正式批准前，千万不要盲目上马，大型水库不是靠群众积极性能造起来的，回去后把正式文件报来，好让有关领导签字批准，这样口头说说是没用的。并叮咛说，这件事，如果省里批准了，你们就要抓紧把它干好。
回来后，我向李春华部长作了汇报，生产办公室也再次研究，认为群众虽已基本发动起来，但县里一没有权、二没有钱，如没有上级正式批准，工作就不好再深入开展，我们必须进一步做争取工程立项工作。随即请县水利局赶写皎口水库《计划设计任务书》，工程规模以不淹没余姚中村为原则。因此，计划设计任务书按坝高47米，总库容9000万立方米的规模提出。人武部生产指挥组以鄞武生字第114号文于1967年9月15日报省军管会生产指挥组。同年10月11日宁波军分区生产办公室又转报鄞县114号文，请求省里批准兴建皎口水库，并列入1968年基建计划。
眼看大功告成，谁知又起波澜。在等待省里批复期间，生产办公室在10月初派出了以军代表冯小松同志负责的调查组，深入大皎了解社员对移民的思想动向，本意为建库做些吹风工作，谁知却受到一部分人员的围攻。他们看到冯小松同志穿着军装不敢动手，但调查组有人被强行脱去鞋子，丢入粪缸，甚至有的同志被打。10月下旬，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再次组织由缪复元同志负责的调查组前去摸底。我也曾与调查组同志一起顺大皎溪逆溪而上，调查原规划的九级拦坝坝址，沿溪迂回曲折步行至余姚县北溪、唐田。在余姚大横山水库工地与参加大横山水库施工的杨祥瑞同志交流了皎口水库建设的有关问题。第二天返回，当过大皎岭去小皎溪调查时，遇上在岭边生产的七八个大皎农民。他们知道我们是来造水库时，就用氨水泼我们，这次好在我们人多，经我们劝说后平息了事态。想不到这次调查还带来了意外“祸患”，造反派硬说我们是以调查为名私通姚匪（当时余姚两派斗争严重，平原一派对进入四明山一派的人称姚匪）。
1968年1月23日，省计经委和水利厅联合发文，将皎口水库列入1968年基建计划，并提出当年工作目标。此文在省革委会成立后于9月25日经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确认，文中提出投资按项目实际进度拨款。
因工程项目已经批准，县生产办公室又立即抽调力量，组成工作组，投入筹建工作，当时新抽调的机关干部中有人质问：这条大坝一头是长里方村，另一头是长沙头村，为什么叫长里方水库？记不清是哪位提议：这条大坝在大皎、小皎的出口处，也可叫皎口水库，我感到这个名称很好，从这时候起，生产办公室在会议上、文件上都改口为皎口水库，工作组也明确为皎口水库筹建工作组。工作组在密岩大队党支部支持下，于1969年2月份从鄞江迁至密岩，开始了一系列筹建工作。
工作组进驻密岩后，我带领几个人，到长沙大队去摸情况。在晚上召开座谈会时，遭到部分人员围攻。经李斌和我出去劝解后，群众渐渐散去，我们也就集体返回密岩，可是李斌认为自己有群众基础，就独自一人回大皎去。由于是夜半三更，群众看不清是什么人，只看见有一黑影在往里面方向走，就放狗去咬，迫使李斌跌入齐腰深的电站进水渠，当他从渠里爬上岸，直奔大皎家里时，已冻得浑身瑟瑟发抖。鉴于当时这种情况，县人武部认为要尽快打开局面，就必须加强宣传力度，于是决定在宁波再次召开库内外代表会议。会议在3月18日召开，人武部苏副政委参会，主要目的是广泛发动群众，大造兴建皎口水库舆论。会上以群众代表发言为主。各区、社及有关部门纷纷在会上批判各种阻碍建库的消极思想及错误行为。会议结束后，3月19日以参加会议全体代表名议发出《兴建皎口水库倡议书》，这次会议和倡议书对抵制兴建皎口水库的歪风邪气，有很大的抑制作用。
大会以后，发动库外大队、生产队向库内大队、生产队发邀请书，请他们出来访问参观。再发动库外群众以走亲访友名义，库外群众进库区，将库内群众请出来，互相走亲戚作客，交流、沟通建库想法。经一段时间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发挥了很好作用，库内外气氛很快缓和，库内一些愿意外移的人，也敢说话了。打人现象基本被刹住，工作组开始进村工作。以后的事实说明真正反对造水库的人是不多的，绝大多数群众是能够识大体，顾全大局的。
为了使工作全面展开，1968年4月2日，以鄞武生字第54号文上报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要求预拨资金。4月19日，省计经委安排2500元作活动经费，当然，这是非当年的财务安排。
1968年4月27日，随着时机的成熟，人武部生产办公室发文建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鄞县人民武装部生产办公室皎口水库筹建指挥部”，并颁发印章。以后有关皎口水库建设的各项具体工作皆由筹建指挥部全面承担。指挥部首批人员有沈贵增、徐永祥、缪复元、龚德根、林小马、蔡承和、傅杭之、钱信章、包芳池、周诗琦，以及当地区、乡干部等同志。在军代表马松章同志牵头下，由沈贵增、缪复元、徐永祥等同志按移民、工程、后勤分头负责工作，皎口水库兴建工作的艰难决策到此才告一段落。
此后，筹建指挥部于5月份仍以人武部生产办公室名义向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上报《关于要求早日兴建皎口水库的报告》，提出的坝高是48米，总库容9700万立方米。1968年秋，吕宗广同志从周公宅水库调到皎口，具体负责筹建工作。
1968年8月，省水电勘测设计院陆续派地质、钻探、测量人员进驻工地，开展设计前期工作。库内移民发动、政策调查处理，作为当时工作的重点也相继展开。
随着县革委会的建立，邓习斋等主要领导的解放，并直接领导了水库的筹建工作，排除破坏水库建设的钉子和各种阻力。1970年2月成立了由张群洁、梁万起任正、副主任，有12个委员组成的皎口水库革委会，至此，水库建设的各项前期工作才基本完毕，实质性的水库建设随之全面展开。
作者简介：李宗耀，男，1931年8月出生在浙江长兴，祖藉奉化县。解放后在宁波市入团、入党、参军、入伍。初中文化， 1953年9月任共青团鄞县县委副书记，1954年4月以后任区委书记、县宣传部、农工部、组织部副部长，副书记兼县长。市农工部党组书记，林业、农业、水利局长。1991年8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