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慈溪人。1966年从同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矿山研究院，因被打成“臭老九”，在那里接受再教育，每天推矿车，推了5年多，终于在1972年回到家乡慈溪。先到慈溪水利局的设计室，做水利工程设计。
邵岙水库在横河镇游泾江源头，1970年时建造的，由于当时设计建造标准低，大坝蓄水时背水坡漏水，坝面渗水潮湿，时间一长引起大坝渗漏变形，大坝的实际抗洪能力降低，威胁着大坝的安全和县城自来水的供应。于是局里决定对大坝进行除险、加固处理。宁波市水利局非常支持我们，帮我们解决资金、技术等问题，1981年的11月，修建水库施工开始，我担任工程负责人。
邵岙水库的除险加固工作，最主要的是解决漏水问题。我们在右坝头心墙进行大开挖及浅孔固结灌浆，让灌机组在坝轴线上布置单排灌浆孔，分序加密，把普通硅酸盐水泥，浆液注到基岩的裂缝中去，形成理想的防渗帷幕，固 结成整体的防漏基础，从而提高了大坝的稳定和抗渗性。在灌浆过程中，我们参照当时的先进工艺，灌浆浓度由稀到浓，逐级变换。为提高灌浆效果，加快水泥浆固结，不但控制压力，还控制每次灌浆量，根据孔深及灌浆序号，确定每孔灌浆次数，第一孔灌浆量保证60%以上。在压力和注入率变换中，如果发现漏浆，我们就加浓浆液，降低压力或间歇灌浆，保证每一个洞、缝充实。
灌浆工程要求有连续性，我们尽量缩短中断时间。有一次在东坝头灌浆，已经半夜了，一吨多水泥都灌完了，但孔还没灌完，我急了，这灌浆中断时间不能太久，否则会前功尽弃，我赶紧连夜紧急调配到3吨水泥，保证了工地连续灌满，不出现孔隙。
负责这项工程，除了负责工程的设计，还要负责指挥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后勤工作，可以说，几乎囊括了全部的工作。我每天都在坝上，一天上上下下的不知要跑多少次。一双鞋没几天就废了。一遇雨天，坝上坡滑，穿着高帮雨靴，一天下来，双腿重得像灌了铅。
连续几个月下来，我的身体出现了状况。脖子右边突出来一个包，工地上脱不开身，我一直拖着。包长到有一个乒乓球这么大了，我不敢掉以轻心，找了个间隙出去。当时交通不便，我辗转到医院，幸亏还好，没大碍，医生给配了中药，我抓了药马上赶回了工地，请人煎了灌在热水瓶里，从大坝上下来时，才能匆匆忙忙喝上药。这药灵验，连喝了3天，包包消了，我悬着的心也放下了，工作的积极性更高了。
到1982年5月，工程结束，达到了除险堵漏的目的。我感到无比高兴，这175个日日夜夜终于有了成果。1984年8月，此项技术工艺还获得了慈溪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帷幕灌浆在邵岙水库除险堵漏工程中的应用”获二等奖。
除了做水利工程，我还每年参加抗台，几乎快成了抗台专家。1976年，四灶浦大闸遭遇大台风，我们想起舟山、象山的惨案，领导们高度重视。一接到抗台的任务，我背起挎包，带了一身换洗的衣服就赶去抗台点报到。一路风雨，遍地泥泞，我拖着沉重的胶鞋，因为赶得急，浑身是汗，衣服也被雨淋得没一处是干的，赶到那里天已经黑了，食堂工作人员早已下班，附近根本没有买吃的，我只好到食堂，用人家吃剩下的冷饭、锅巴填一下肚子。抗台人手紧张，驻地的住宿要自己解决，找了附近在能挡雨的废弃民房，能当垫子的草垫也都被用完，蚊蝇肆虐，又困又乏，只好找风小一点的地儿，靠着破墙壁对付一晚上。第二天天还没亮，就投入了抗台。
我们一位抗台的书记，发现堤坝有缺口，用草包填，甚至拿雨衣堵，都被决堤，我感到情况紧急，立刻提议，在风口最近处，打开水闸，放海水进来，一放水，整个堤坝的压力减小了，放到一定水位，然后再堵回去，避免大决堤。我们抱着生命第一，财产安全的理念。依照安全、减损、省钱的原则，面对每年的台风，成为“水上119”。每年抗台后，我都把它们作为重要的资料，在现场记录下来，回来整理、总结，作为抗台经验。当时总结出来的一些东西，甚至到现在还在用，我感到很欣慰。
在之后的工作中，我越来越感到水资源保护的重要性，于是我主动要求搞水资源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1987年5月，我的一个研究课题获得浙江省水利厅颁发的“浙江省水资源评价、利用与研究”三等奖，宁波市农委颁发的“水资源调查及区划报告”三等奖。
此后，我开始着手《慈溪水利志》的编辑。前半部，1978年到1985年的章节，是我主编的，编了大概有3、4年，把我们慈溪的水利状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2000年我退休后，有很多水利部门的来请我去解决技术问题，聘请我当技术顾问。现在，水资源已成为影响我们生活的重要资源，国家对水资源是越来越重视，如何有效保护、合理运用也越来越迫切。我跟水利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现在的污水处理等问题都需要专业人员去解决。我今年虽然快80岁了，但只要用得到我，我还是很乐意一直干下去的，为我们的慈溪水利再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