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鄞仅千日 影响上千年
王安石和他的《尚书学士言开河书》
许谊
村村桑柘绿浮空,春日莺啼谷口风。
二十里松行欲尽,青山捧出梵王宫。
——宋· 王安石《天童道上》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北宋杰出的诗人、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1021年，王安石出生在临江军府治清河县（今江西省樟树市）一个书香门第。
庆历七年（1047），王安石出任鄞县县令，至皇祐二年（1050），任满离鄞。王安石在鄞县留下了从政的足迹和理政的思考，以及大量诗文。在鄞县的这3年，对王安石来说，是其人生中重要的关捩点。这3年，对宁波鄞县来说，同样影响深远。
“纾民困，重理财；兴水利，强基础；重教育，办学校。”——这是史家公认的王安石在鄞县的三个主要贡献。
1047年，27岁的王安石从淮南到鄞县上任，一路风尘仆仆。7天后，他就开始用脚丈量鄞县，体察民情。此后的13天里，他走遍了鄞县全境，深入调查研究，并写下了《鄞县经游记》。说是游记，但王安石这篇游记里，很少描摹自然风光，一颗关注当地民情民生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游记不长，只有300余字。但以唐宋散文名家的功底与文采，虽内容近乎工作札记，仍经得起细细品读。
他登上鸡山，考察碶工凿石的进度；乘船至石湫，观察海潮；还游览天童山，宿于景德寺，这两处也就是现在的天童森林公园和天童寺。王安石此次考察中，还乘舟穿越东钱湖，天亮时分，“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庄”，后来又去小溪等地……13天，走遍东西14乡，调查研究，劝导乡民，疏浚川渠。
《鄞县经游记》的字里行间，浓缩了日夜兼程、跋山涉水、避雨宿庙的历程。最后他写道：“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而余遂归云。”13天“深度游”的经历，让鄞县这块土地，从此沉甸甸地放在了知县王安石心上。
他在任上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县库存粮，救济灾民。他在调查中了解到，年成好时贫苦农民可勉强糊口，一旦遇到灾害，只能借高利贷度日。为帮农民走出困境，他破天荒地推行实施了一项改善民生的政策，即“贷谷于民”，就是贫苦农民青黄不接时，可向官府借贷粮食，到收获之时以低息偿还。此举即为后来王安石为相时，改革重要内容之一——“青苗法”的雏形。解决了救急问题后，王安石有更长远的目光，他要从根本上为百姓纾困，紧接着就是大兴水利。
王安石大兴水利首先是修海塘。鉴于以前修的海塘难挡大潮，王安石创造了“王公塘模式”，即把所筑的石塘，一改过去直立塘式、将临潮面设计成斜坡式，这样能在很大程度上消纳海潮的冲击力，抗潮能力更强，后称“荆公塘”或“王公塘”。据乾隆《镇海县志·水利》载：“王公塘在二都，上达县城，下过穿山，塘起于孔墅岭下自西而东，横亘以阻海潮。为镇海海塘肇始。”
另据史书记载：“是年，鄞县大旱”，百姓生活极为困苦。王安石大胆提出组织民众“大浚治川渠”的施政方略，这一方略记录于他《上杜学士言开河书》。在王安石的率领下，各乡民众积极响应，兴起治水热潮，该年全县兴修水利设施达21处。
王安石兴修水利最突出、最具代表性的政绩是整治东钱湖。他组织率领全县十余万民工，除葑草，浚湖泥，立湖界，置碶闸、陂塘，筑七堰九塘。经全面整治后的东钱湖，从此“七乡邑受沾濡”“虽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忧”，从根本上解决了周边的水利灌溉难题，使东钱湖重新成为造福于民的“万金湖”。
“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宋史》这样总结王安石的水利之功。
此外，王安石还有一项重要政绩就是兴教育。当时的鄞县，找一个好老师非常不易。为此，王安石礼贤下士，遍访山野硕老，请到了杜醇、楼郁、杨适、王说、王致等五位饱学之士，史称“庆历五先生”。在王安石的倡导下，明州（宁波）形成了官学、书院、蒙学等三个教学系统。两宋期间，鄞籍进士达712名，大批文人进入朝廷高层，到了南宋，更有“满朝朱衣贵，尽是四明人”之说。可以说，这就是当年王安石播下的文化种子结出的硕果。
除了前面说的《鄞县经游记》外，王安石的另一篇在鄞期间写的“请示报告”《上杜学士言开河书》,如今成了水利文献，而且同样极具文采。文中言简意赅的一句“不敢因循苟简”，足见一青年地方官执政为民的拳拳之心。
《上杜学士言开河书》，就是给上级的一个工作请示报告。由于作者是一个渴望有所建树的地方官。所以一开头在表示对上级谦恭和感激的同时，更主要的是表明自己要尽其职责，施政做事的为官态度。文章接着详细分析了鄞县致旱的原因：这里的地理特点是跨江临海，沟渠纵横，雨水难积，不怕水涝，独畏旱灾；并通过回顾当地治水的历史——吴越王曾设专人管理种田事务，每年组织人们疏浚河渠蓄水，鄞县因此而丰足，来比对现今的鄞县渠川浅塞，无法蓄水，十天不雨，旱情立见；最终得出了旱灾连年，其罪过不在天公、地理，而在于人力有所不施的结论，为自己提出的劝民开河的主张提供了事实依据。作者借耆老之言，举出钱氏治旱成功的历史经验，不仅暗示了自己调查研究之深入，开河意见之可信，更是为开河的可行性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历史根据。
文章的第三部分则是正面提出了“浚治川渠，使有所潴”的开河主张。为强调开河的可行性，作者还详陈了开河的三个有利条件：一是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大穰之后，人民衣食丰足，财力有余；二是正值十月农闲，人民劳力有余；三是有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尤其深受大旱之苦，人民兴修水利的积极性很高，对于劳役的心理承受力较强。
散文大家王安石用神采飞扬的笔调，浓重渲染了鄞县乡民兴修水利的高度热情。“老壮稚少”，“闻之翕然皆劝趋之，无敢爱力。”认为农民这样主动兴办公益事业的精神最为难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立即因势利导，率民开河，所以他急切地希望上级允准并支持他的开河计划。为此, 王安石引用《商君书·更法》的“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申述人民群众即使对有大利的事情，还要强制他们去做，何况这个兴修水利是他们自愿要干的呢！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结构严谨，说理透辟，前后照应，行文周密。从整体构思上看，全文紧紧抓住“人力’’问题做文章。作者首先表示在上级的领导下，他不敢因循守旧，而要尽其“职宜”，也就是要尽自己的“人力”。下文所言欲率民开河一事，正是他作为知县尽其“职宜”和“人力”的打算。接下先说开河的必要性、紧迫性，再说开河的可能性、可行性，皆从“人力”二字着眼。古代浚治川渠，官民尽了人力，故能丰足；今天吏民因循，不修水利，故旱灾连年。一正一反的经验教训，所突出的就是必须尽“人力”。而现在农民极愿尽人力了，那么能否开河治旱，就取决于官吏们是否愿为民导利除害尽人力了，文章又回到官员的“职宜”上来作结。如此，则“人力”二字乃为一篇之骨，全篇精神及文字皆从这二字生发出来。因而文章的首尾呼应，不仅体现在书信的格式和套语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逻辑内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