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与城运
——大历史视野下的宁波
文/张亮
秦汉统一的时代，帝国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经济中心完全在北方，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在关中地区。但是隋唐王朝建立后，再次统一的中华帝国，出现了北方政治军事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空间分离的全新状态。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地跨大半个中国的大运河和海运系统发挥了巨大作用，让庞大的帝国依然血脉互通、完整连结。与此同时，南方的加速开发、运河与海运的持续繁荣，正是宁波这座港口城市建设、发展、成熟的基础因素。本文将通过唐宋、南宋至元、明清三个阶段，回顾在国家尺度下，南北方互动模式中，宁波港城的演变与特点，以期为今天的新老宁波人提供一种认识城市、解读城市、审美城市的新视角。
隋唐以来南方发展与运河开凿成为宁波的“孵化器”
一、隋之前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北不在南”
秦国为统一天下，大力发展农业，在泾水东注洛水的郑国渠工程完成后，关中地区达到鼎盛，其财富占到国家的十分之六。《史记·货殖列传》:
关中自汧（千）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与当时“富得流油”的关中相比，同时代的南方地区，尽管自然资源相当丰富，但是还谈不上大规模的开发建设，生产力底下，在中央政府看来，实在重视不起来。同样来自《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
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偿也）费。
豫章、长沙等地尽管也出一些矿产，但是由于地广人稀、物流不便，使用这些资源的成本远高于产生的效益。
了解了南方的整体情况后，我们来具体看看当时的宁波。西晋的时候，有一个叫车茂安的人，他的外甥石季甫被朝廷派到鄮县当县令。当时的鄮县大致位置在今天五乡。收到这份任命书后，石家人全家上下那是如丧考妣，悲痛无比，《晋书·车茂安答陆士龙书》：
外甥石季甫见使，为鄮令，除书近下，因令便道之职。得此罔然，老人及妹，自闻此问，三四日中了不能复食，昼夜号泣不可忍视……昨全伯始有一将来，是句章人，具说此县既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虱害人。闻此消息,倍益忧虑。
石家的这种心态，说到底就是对宁波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不了解，偏偏此时又来了一个自称是“句章人”的同事（句章遗址在江北城山渡），说那边流行严重的疾病，给石家人都情绪“雪上加霜”。因此车茂安写信给好友，了解宁波地区的情况。
这个陆云原来在三国的吴工作，其祖父就是在夷陵之战中打败刘备的东吴名将陆逊，陆云与兄长陆机在三国归晋后才北上做官。陆云的回信，是目前最早直接描述宁波地区风土人情的文献之一，由于其客观翔实的描述，也使得车家人稍得安心。陆云《答车茂安书》：
县去郡治，不出三日，直东而出，水陆并通。西有大湖，广纵千顷，北有名山，南有林泽，东临巨海，往往无涯，泛船长驱，一举千里。北接青徐，东洞交广，海物惟错，不可称名。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火耕水种，不烦人力。决泄任意，高下在心。举钑成云，下钑成雨。既浸既润，随时代序也。
总之,当时代的宁波地区，还真是一派美丽、原始的气象，整体生产力情况，还处于刀耕火种的状态。这样的南方，还不足以纳入中央政权的“重点工作列表”，反过来帝国中央政权对于这些地区的关注和干预也是极少的。
二、隋之后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南不在北”
刚才说过在秦代有引泾水入洛水的郑国渠工程，到了汉武帝时期又修筑白渠沟通泾水和渭水，这两个水利设施的运行使得关中地区的农业得到极大发展。但到了唐初，情况就不一样了。唐《通典》：
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圣唐永徽中，两渠所溉，唯万许顷。洎大历初，又减至六千二百余顷。比于汉代，减三万八九千顷。每亩所减石余，即仅校四五百万石矣。地利损耗既如此……欲求强富，其可得乎？
两渠所灌溉的土地，从两汉时4500多倾一路下滑到唐代宗时期的6000多倾，但是这种下滑趋势并未终止，到了北宋，情况更加严峻。欧阳修《论河北财产上时相书》：
河北之地……缘边广信、安肃、顺安、雄、霸之间，尽为塘水（河道被分割），民不得耕者十八九；澶、卫、德、博、滨、沧、通利、大名之界东与南，岁岁河灾（水利工程失效），民不得耕者十五六；……沧、瀛、深、冀、邢、洺、大名之界西与北，咸卤大小盐池（土地盐碱化），民不得耕者十三四。又有泊淀不毛，监马棚牧，与夫贫乏之逃而荒弃者，不可胜数。
与此同时，汉末以来，尤其是南北朝时期大量北方移民的南迁，使得南方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宁波所在的会稽地区为例，（南朝）《宋书·孔季恭等传论》：
江南之为国盛矣……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亡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
这里的鄠杜指的是长安周边的地区，从以上的资料可知，当时会稽地区较好的土地，其价值已经直逼首都周边了。
以宁波地区为例，天宝三年（744）东钱湖治理，大历八年（773）广德湖治理，太和七年（833）它山堰工程，元祐至绍圣间（11世纪末）月湖的扩展与治理，南宋时期三江六塘河系统的成形。水利大兴的一个结果，是各地增添许多生产量特别高的田地，逐步形成了江淮一带庞大财富的基础。
总之，到了唐宋时代，尽管北方还是中心，但是资源开始枯竭，越来越依赖于南方的持续开发和开拓。
三、连接南北的运河伴随着江南的开拓登上了历史舞台
诚如上文所言，隋炀帝开凿运河，当然不是为了“烟花三月下扬州”（此处的扬州应理解为中国东南地区），但是隋朝毕竟太短，我们用唐代的情况来论证运河是如何连接北方政治军事中心和南方经济生产中心的。
首先，充分利用科举制，用进士取代武士，并扩大文职官僚队伍。唐《通典》：
及武太后临朝，务悦人心，不问贤愚，选集者多收之，职员不足，乃令吏部大置试官以处之，故当时有"车载"、"斗量"之谣。
科举制度当然不是女皇帝发明的，但是将科举取士“发扬光大”的倒真的要从武则天开始算。
其次，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宋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
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坏。有征行，便出兵行兵，不征行，各自归散于四野，未尽仰给大农……所以唐高祖、太宗运粟不过十万。后来明皇府兵之法渐坏，兵渐渐多，所以粟漕自此多……所谓广者，全在用兵。所谓漕运，全视兵多少。
府兵类似清代“八旗”的兵农合一制度。武则天和唐玄宗破坏府兵制，使得军事单位迅速“专业化”，再加上开元天宝年间在西北边境大规模用兵，军队的给养不得不大规模“外包”给南方，所以漕运就成了国家安全的关键。
这种变化，一方面大大强化的北方政治、军事中心对于南方的依赖。另一方面，由于漕运的重要性，一些城市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比如洛阳和明州。
先来讲洛阳的崛起。
今天我们描述中国大运河的隋唐运河部分，尽管可以通到西安，但是中心在洛阳。因为隋炀帝整治的运河，重点在洛阳以东部分，江淮地区物资运送到洛阳是没问题的，洛阳往西去西安，则要船行、马拉、人扛接合，甚至要经过危险的悬崖，效率很低。我们在电视剧和小说中经常看到大唐的皇帝时不时要去东都洛阳，不是避暑、不是旅游、不是散心，而是西安没吃的了。《资治通鉴》讲了唐高宗永淳元年的一件事：
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丙寅，发京师，留太子监国，使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辅之。时出幸仓猝，扈从之士有饿死于中道者。
皇帝的扈从也会“饿死于中道”，这说明首都饥荒的情况实际上是很严重了，中央政府不得不去洛阳办公。所以，正是运河漕运之利，使得洛阳在西安之后迅速崛起。
现在再来看当时运河最南端的越州东部地区——明州的出现。
南方地区州县的设置自汉代以来逐渐增加，隋唐以后更是一种加速趋势，其本质就是开发力度的强化。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分越州（治在今绍兴）鄮县置明州。这就是我们宁波作为一个“辖县政区”出现的起点。玄宗统治后期，“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但这依然没有影响到，关中与南方联系日趋紧密的趋势。《新唐书》之《吕温韦君神道碑》：
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吴而食。
天宝末年开始的安史之乱，揭开了藩镇割据的大幕，中原地区各自为政截留资源，关中政权只能继续加强南方的资源开发，运河联系的南部区域依然在不断发展。长庆元年（821年）明州刺史韩察在三江口不足1公里处营建子城，也就是今日鼓楼区域，港与城之间的嵌合更为密切；唐末，刺史黄晟修筑罗城，奠定了嗣后 1000 多年宁波城的基本框架。
在这个时代，唐宋八大家中有两位来宁波当过地方官，看看他们干了什么，便可窥见这座城市当时的主要任务了。
王安石（1047-1050）任鄞县知县大概三年，治理东钱湖，加固河塘，试行青苗法，并为宁波的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曾巩于1079任明州知州，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修筑罗城，考察广德湖，兼领明州市舶司，主张在宁波设立高丽使馆。
显而易见，这是一座位于大运河南侧出海口的新兴城市，当时地方政府的主要精力在于基础建设、水利工程、农业发展、海外贸易，一座新兴的功能性城市正在快速成长。
可以说，唐宋时期，中央政府在经济上对于南方日渐依赖，使得生产性的南方与作为运输管道的大运河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宁波这座位大运河南端的江南城市，其早期开发与城市建设的基本动力，也源自这一大的背景。
南宋蒙元时代海运兴起为宁波踏上国家级舞台提供了“登云梯”
一、建炎之后运河联通南北的作用不复存在
北宋结束后，南宋与北方政权大致上以江淮为界，出现了南北分裂的情况，于是运河联系南北的功能就暂时中断，尤其是淮河以北水道多被废弃。
乾道五年（1169年），宁波人、吏部尚书汪大猷出使金国，使团中有一位工作人员是汪尚书的外甥——楼钥，多年后这位楼才子将会在月湖南岸拥有自己的藏书楼——东楼，不过此时作为使团的书状官，楼钥忠实地将此行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至今我们还能从他的《北行日录》中，读到当日北方地区运河的情况：
二日癸未……宿灵壁，行数里，汴水断流。
三日甲申……宿宿州。自离泗州循汴而行，至此河益湮塞，几与岸平。车马皆由其中，亦有作屋其上。
二十四日……宿宿州。汴河底多种麦。
文中提到的宿州、灵璧、泗州均在淮河以北接近今日徐州地区，楼钥见到的汴河河道已经被麦田和房屋覆盖。
反观南宋控制区域，江南运河还在发挥作用。《淳祐临安志》载：
城外运河，在余杭州外北新桥之北，通苏、湖、常、秀、镇江等河。凡诸路纲运……皆由此达于行都。
南宋偏安东南，国力本就较北宋弱，连年征战又耗费巨资，为了开辟新财源以资国用，统治者便把目光投向海洋。《宋会要辑稿》中记载了宋高宗的思路：
市舶（商船）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于吾民？
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
在赵构看来，南宋国力不比北宋，但是北、西、西南都要大量用兵，财政压力巨大，如果海上贸易做得好，是能够有效补充国内贸易和农业税的缺口的。因此，中原地区的再次分裂或者政治中心的多极竞争，运河联系南北的功能暂时中断，推动力渐成国家级规模的海运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是，也正是这段时间，东南沿海的地理环境，开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二、唐宋以来东部沙质海岸的加速发育
正如上文论述，隋唐以后，尤其是两宋，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江南地区进入了快速开发和人口增长阶段，根据《宝庆四明志》统计数据：
政和六年（1116）宁波地区人口数接近27万；半个世纪后，乾道四年（1168）上升至33万，增长近四分之一。
到了南宋初年《宋建炎年系年要录》已经用“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的文字来形容江南社会经济的剧变了。由于当时中原移民在南方的区域开拓方式依然比较原始，刀耕火种在很长时间内占据着主流，客观上导致长江下游湿地、植被大量破坏。
据历史地理学大家陈桥驿先生统计，宋元两代，宁绍平原上有18个湖泊被完全或部分废弃成为水田，包括绍兴的鉴湖，也包括宁波的广德湖。环境变化的结果就是入海河道干流含沙量增加，海岸线向东推进。还有一个人为干预环境的突发事件，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为防御金兵南下，东京守将杜充在河南汲县和滑县之间人为决堤，造成黄河改道，大部分黄水入淮，从苏北入海，将大量泥沙携带到长江口，加快了长江三角洲增涨的速度。这一过程改变了很多沿海城市的命运，这里讲一讲上海、扬州和明州（庆元）。
上海正在慢慢的向东海生长。宋《太平寰宇记》记载：
秀州东至大海二百一十里,华亭县在州东一百二十里。
北宋还没有上海，只有隶属秀州（嘉兴）的华亭县。这句话告诉我们，当时的华亭县离开海岸线90里，我们用唐大尺（鲁班尺）的比率转换，大概51公里。南宋时期华亭县治在今松江二中内，今天如果一只鸟从松江二中出发向东飞行51公里，都飞不出上海绕城高速的东段。根据唐宋时期海塘建设记录推测，当时上海地区岸线平均29年向东推进1公里。未来的世界级大都市——上海，正在慢慢成型。
在上海地区逐步生长的同时，原来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扬州，则逐渐远离大海。
初唐以前，扬州附近的长江入海口呈喇叭形，跟杭州湾类似，形成了著名的广陵潮。开元天宝年间两位诗人是明确提到过广陵潮的：
李颀《送刘昱》：
鸬鹚山头微雨晴，扬州郭里暮潮生。
李白《送当涂赵少府赴长芦》：
我来扬都市，送客回轻舠，因夸楚太子，便睹广陵涛。
李颀和李白在自己的诗中是直接描写了广陵潮，但是一百年不到，写出“锄禾日当午”的李绅在写《入扬州郭》时提到：
畏冲生客呼童仆，欲指潮痕问里闾。
因为当时的长江海门远去，李绅想要了解广陵潮的情况只能向当地人去打听了。
在长江口上海与扬州此消彼长的过程中，杭州湾南侧的明州港（庆元港）则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地理优势。
由于长江口的变化，引起杭州湾北坍南涨，导致钱塘江入海口反复变迁，海船进出钱塘港口更为凶险。这一情况，在宋代是有人进行专门研究的。北宋著名科学家、画家燕肃在越州、明州等沿海地区任职期间，对海潮进行了十多年实地观测，于乾兴元年（1022年）在明州写成《海潮论》：
今观浙江之口，起自纂风亭，北望嘉兴大山，水阔二百余里，故海商舶船怖于上滩，惟泛余姚小江，易舟而浮运河，达于杭、越矣。盖以下有沙滩，南北亘连，隔碍洪波，蹙遏潮势。
从长江出海口以南沿岸海面以下全是沙，杭州湾则是上有大潮下有沙滩的凶险地形，只有海湾南侧的明州港（庆元港），船是可以从甬江口顺利进入浙东运河，并从余姚向西进入绍兴与杭州，进而接入江南运河。这一优势在进入南宋之后得以放大，因为南宋统治区域，当时的宁波与临安，如同明清时期的北京与天津，是首都最为经济、高效、稳定的出海口，宁波城市地位的升级就顺理成章了。《宝庆四明志》：宁宗皇帝在藩邸，领明州观察使。既登宝位，先改元庆元，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降旨升州为府，以所改元名之曰庆元，而守曰知军府事。
宁宗皇帝更化之后……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蕃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也。
宋宁宗赵扩在太子时兼着明州观察使，宋代州、府总体上平级，但是府的地位实际上更高，往往大都会或者与皇家沾边的才设府，因此宁宗登基后，宁波也进入了“一线城市”行列，并成为与诸国贸易的指定口岸。
三、元代海上漕运的兴起与庆元港的辉煌
元代“江浙税粮甲天下”，大都和北方部分地区的粮食供应主要取自南方。但南宋以来，中原与江南长期处于不同政权控制之下，大运河的全航段通行条件尚不具备，于是海运就成为最好的替代方案。大德年间元政府在平江府（今苏州）设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辖七个千户所，负责浙东地区的庆元绍兴海运千户所就设在宁波（大梁街西）。最鼎盛时，七个千户所一年运送三百五十万石粮食，按宋制折算接近二十万吨。至正十六年，张士诚攻占平江，海道都漕运万户府在庆元（宁波）重建，庆元成为海上漕运的中心城市。《三字经》作者王应麟说当时三江口“漕舻琛舶，凑集城下”。这些航船中，一种不怕沿岸泥沙的平底沙船成为主力。当时的航运分两种形式。
第一种就是直航。况逵《丰惠庙碑》：
皇元统一，首通漕运，衣食京师，连樯飞挽，风帆旬月而达。四明岁石不下十万，湖田居四之一。
这块碑告诉我们，四明地区出产的粮食，每年至少10万石通过海运输到了京师，其中广德湖田所产粮食占了四分之一。
第二种，就是转运，我们来看看《大元海运记》中的几条材料：
延祜元年六月，庆元绍兴千户范承直呈，温台庆绍两浙粮数，前来刘家港交割装粮。
福建粮船往江浙集结，抵达庆元诸港，须“记标指浅”。
从上述文件来看，转运的情况，既有宁波出发后在刘家港装粮北运，亦有在宁波接受、转运福建来的粮食的情况。因为福建沿海多为岩质海岸，多尖底船型，所以到了宁波港就必须小心翼翼、记标指浅，以防搁浅，如果再要北运，则必须在宁波换成平底沙船，才能确保安全。
在开展海上漕运的同时，明州港的海外贸易也极为兴盛。元代，沿袭两宋在明州（庆元）设市舶司（务）旧例，置庆元市舶提举司，为当时全国三大市舶机构之一， 这对当时宁波的海外贸易交流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总而言之，南宋至元，由于大运河的中断和政治中心的东移，国家规模的漕粮海运兴起，宁波作为海运港和沙船转运基地的作用便日益凸显。
明清河海联运与外来的冲击完成了近代宁波的塑造
一、明清以来宁波港城的成熟
明清时期，内河运输与沿海沙船业的兴盛，其本质就是宁波港河海联运功能的成熟。这一时期，宁波城内的商业更为发达，有所谓“南号”与“北号”贸易。斯波义信《宁波极其腹地》：“南号”的南方贸易商向宁波输入木材、进口木、铁、铜、麻布、染料、药材、胡椒、糖、干果、香和杂物；宁波向南方各港输出产于长江中下游的丝、棉、纺织品、陶瓷器和海产品。“北号”的北方贸易商向宁波输入豆类、豆饼、牛骨、猪油、药材、染料、干鱼、干果；宁波向北方输出稻米、糖、海产品、药材、棉织品、纸张、毛竹、木材和杂货。
以上文字因为已经翻译成现代汉语，阅读并不困难。但是读者们是否想过，宁波毕竟在山海之间小平原上，物产比不得杭嘉湖平原、四川盆地这类“大仓库”，宁波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物资用来贸易呢？同样的疑问，我们在阅读庆安会馆的《甬东天后宫碑记》一样会产生:吾郡回图（贸易）之利，以北洋商舶为最巨。其往也,转浙西之粟达之于津门。其来也，运辽燕齐莒之产贸之于甬东。
古代浙西的概念与今天不同，大致对应唐代“浙江西道”、北宋“两浙西路”的概念，包括今天的苏南、浙北。那里的粮食如果要往北，直接进入江苏或者山东的大运河就可以了，为何舍近求远来宁波？
要破解这个疑问，就要把眼光放远。我们先来看看几条清代的海运史料：
【朝鲜《备边司謄录》】乾隆二十七年，宁波府鄞县孙合兴船十九人，连同客商三人，七月初二日在上海县装载货物，九月二十五日至山东石岛，猝遇狂风，十月二日漂到朝鲜古群山。
【琉球《历代宝案》】乾隆五十年，苏州府元和县商船船户蒋隆顺等二十人连同福建莆田县客商 五人，七月二十六日前到关东装载粮米，九月初七日到天津府交卸……十月二十三日到山东武定府海丰县装载枣子，到宁波府交卸。十二月初八日开洋，忽遭狂风，漂到琉球太平山。
【日本《续长崎实录大成》】嘉庆十四年六月十一日，宁波船头严性被坐 17 人从上海开船，装纸前往关东，买黍，雇水手一人，共十八人，十月二日回船。
宁波运出的货物不见得是宁波产的，宁波船上的米粮也不见得是在宁波港装载的：沙船在宁波装载棉布，在江苏装载米粮，到天津甚至关外卸货，回程带回来北方的特产。所以：当时的宁波，利用自身河海联运、沙船转运基地的身份，参与到了一个规模更为宏大的系统之中。
当然转运的过程并非纯粹的“穿肠过”，作为贸易港，宁波也依托着外来的物资，成就着大事业。前文所述，《甬东天后宫碑记》中“贸之于甬东”的“燕齐莒之产”，最大宗者，很可能就是——豆饼。所谓豆饼，实际上就是北方大豆榨油之后的产物，因为榨油工具往往为筒状，故而最终的“渣”形似圆饼。该“渣”在宁波可有大用处。
明代以后，江南棉花的种植量激增，宁波是江南地区主要的棉花产地，十九世纪晚期，余姚县和镇海县北部地区每年产原棉约 50 万担，约占浙江全省棉花产量的五分之三。而这些棉花能够维持高产量的关键，就是沙船从山东地区带来的豆饼肥料。
发展到明清，宁波港的成熟形态并非仅仅是一个强大的港口，而是成功接入明清以来国内统一市场，充分参与国家尺度的河运、海运、陆运的十分重要的转运节点。
二、宁波人与中国经济近代化
如果说宋元时代宁波港繁荣得益于自然地理与区位优势，而近代上海的迅速崛起，则得益于一种全新力量的助推——技术因素。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在《宁波极其腹地》一文中，如此描述近代以来长江口航运超越甬江口航运的原因：
作为一个国内贸易中心，宁波不可能与上海竞争，这是因为宁波与杭州及大运河联系的水路沿线，转驳费和运输费比较昂贵。轮船的出现使宁波丧失了它的转运职能，并且宁波地区有限的腹地范围不能为外国制品提供一个广阔的市场。
轮船出现后，蒸汽动力的船只可以便捷、安全地进入过去帆船所无法进入的长江口，自此之后上海强大的区位优势被完全释放。上海具备直接辐射华东、华中地区联系的能力，这是浙东运河出海口——宁波所无法比拟的。但也正是宁波作为转运龙头时代的终结，这座千年港城贡献给国家的另一种形式巨大的福利出现了——宁波商人开始遍布全中国主要码头。
宁波商人早期是在与控制盐业的徽商、控制票号的晋商、垄断“南货”贸易的闽商竞争中慢慢成长起来的。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迎来了“古今未有之大变局”，传统农业经济逐渐没落，民族资本主义在殖民侵略中艰难生长。在当时中国很多地区很多族群尚未做好准备，来迎接冲击，但是宁波毕竟有些不同。
斯波义信《宁波极其腹地》论述道：
以宁波为中心的通航水道的早期发展以及漫长的远洋和沿海的贸易航线……特有的气候、土壤、地形、自然动植物区系、以及运输网等条件……使之成为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内部以复杂而综合的形式分异的、发达的经济中心区域。这些特点意味着，除采掘工业外，各部门都有相当多的经济行家，他们内部有很好的分工，并多具有中间商的性质。
在宁波这座近代商业城市中完成启蒙的宁波商人，开埠前后，以上海为中心，发展了从苏州到武汉的商业网络，又北上到天津、营口建立了商业据点。他们在金融、贸易、航运、制造等行业崭露头角，创造了百余个中国“第一”：
第一艘商业轮船：1853年宁波北号商人耗资七万银元购买下“宝顺”轮；
第一家机器轧花厂：1887年严信厚创办通久源轧花厂；
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主要创始人几乎清一色宁波帮；
第一家日用化工厂：1912年方液仙的化学工业社
第一家味精厂：张逸云和吴蕴初创办天厨味精；
第一家灯泡厂：胡西园1923年创办亚浦耳灯泡厂；
……
这种例子太多太多了，本文只能起个头。实际上，晚清以来浙东地区最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宁波商人通过自己的特有手段和网络，将各个口岸城市，将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将实体经济与金融业，积极联系在了一起，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贡献。
当我们回顾宁波城市的发展，应该认识到，辖区的变更、城市的出现、经济的发展、风俗的成型、特定的观念……都无法从一城一地的内部找到全部的原因。要准确的认识历史上的宁波，或者宁波的历史，我们还应该将眼光放长放远。在空间上要考虑到全国甚至整个东亚地区，在时间上也应突破具体事件或者朝代，看到不同生产力阶段的演变。唯有借助这种尺度的坐标系，才有可能找到“何以宁波”的真正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