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中原人泛称南方民族为“越”、“蛮”，北方民族为“胡”、“狄”，东方民族为“夷”，西方民族为“戎”。
越族是我国一个古老的民族，最早称为“于越”。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成王二十四年)，战国时的古籍《竹书纪年》中出现了“于越来宾”四个字的记载，这是越族第一次进入历史记载的开始。史书称夏王少康分封他的少子无余去于越（今浙江省绍兴），以祀奉祖先大禹的陵墓，这就是越国的启端。可见，文献记载的越国中心最早起源于浙江省。
而根据目前考古学的证据，距今7000年的浙江宁波余姚的“河姆渡文化”，是最早的古越族文化。
在远古时期，由于气候剧烈变化，地球曾经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海水侵袭。最后一次海侵在7000年至6000年前达到最高峰，海平面上升了100多米，我国东海海域内伸到今浙江省杭嘉湖平原西部和宁绍平原南部。
海侵的过程，也是宁绍平原自然环境恶化的过程。舟山丘陵早已和大陆分离成为群岛，而宁绍平原的土壤迅速盐渍化，人们的水稻种植，从连年减产直到没有收成，为此，宁绍平原先民发生部族历史中的大规模迁移。迁移路线有三条：一部分越过钱塘江进入今浙江西部和江苏南部的丘陵区；另一部分逐渐向南部丘陵区转移；还有一部分迁到浅海中的岛屿。
越过钱塘江进入浙西与苏南丘陵地区的部族，就是以后的马家浜文化（遗址在浙江嘉兴市）、菘泽文化（遗址在上海市）和良渚文化（遗址在杭州市）的创造者，即历史上所称的“句吴”。专家认为句吴和于越是一族两国，古籍文献也多次提到吴、越习俗相同。《吴越春秋》说:“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吕氏春秋·知化篇》则说:“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语言通。”
留在宁绍平原的先民，大多数不断向高程较大的南部迁移，河姆渡遗址即是他们进人会稽、四明山区以前的最后一批聚落之一。后来，海侵也将河姆渡淹没于浅海之中。河姆渡人继续转移进入会稽、四明山区。山区的水土资源无法与宁绍平原相比，使这个部族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这或许就是部族在以后几千年中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海退以后，宁绍平原成为一片泥泞的沼泽，而一日两度的潮汐，也使这片沼泽盐碱地，利用十分困难。河姆渡文化文明因海侵衰落了。
在距河姆渡西边100多公里远的杭州，接着兴起了“良渚文化”。“良渚文化”是分布于环太湖地区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距今5300～4500年。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和文化命名地，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先被发现，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至今，各地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达一百多处，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良渚文化文明势力曾影响半个中国。考古研究人员通过良渚古城的长期研究调查，还发现古城外围存在着一个由11条堤坝连接山体构成的庞大水利系统，2015年7月至2016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遗址范围内的老虎岭、鲤鱼山、狮子山等水坝进行正式发掘。 2016年3月15日，经专家实地考察确证：杭州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距今已经有4700至5100年。5月16日，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与发掘被评为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专家评审组给出良渚的评语是：5000年前的伟大工程——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调查与发掘，正如埃及的金字塔那样，古代的宏大工程往往超乎今人的想象。该水利系统的确认证实良渚古城具有完整的都城结构，由内而外依次为宫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更进一步证实了良渚社会已进入王国阶段。良渚水利系统工程浩大，控制范围达100平方公里。良渚水利工程的规划视野之阔、技术水平之高、动员能力之强令人惊叹，它为认识良渚古国的管理机构和社会复杂化程度开辟了重要的观察视角。这个由11条水坝组成的水利系统，将中国水利史的开卷从“大禹治水”提前到了“良渚文明”。
在良渚文化晚期至夏朝初期，距今4000年时期，从传说中可见人类又进入了洪水泛滥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华夏民族传说出了一个治水英雄大禹，与洪水作斗争。
大禹治水13年，耗尽心血与体力，终于完成了这一件名垂青史的大业，为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史记·夏本纪》写到大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说他到东方视察，到会稽这个地方逝世了并安葬于此。会稽就是今天的绍兴，传说因为大禹在这里会集诸侯统计治水功劳，进行表彰，把这里叫做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后来，大禹的第六代孙夏王少康封庶子无余于越，祀奉大禹的墓，“于越”由此开始成为越族的最早称呼。
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越族曾在今江浙一带建立强大的越国，该国传至勾践（约公园前520年——前465年）的时候，他试着向北扩张，曾经沿着江苏的海岸北上胶州湾，公元前473年，越国灭亡吴国后，势力范围一度北达江苏，南入闽台，东濒东海，西达皖南、赣东，雄踞东南，与当时中原国家会盟，雄视江淮地区，号称“霸主” 。
越国共传8代，历160多年。公元前306年（楚怀王二十三年），楚国乘越内乱的时候，联合齐国进攻越国，占领越国，并设江东为郡。越国因此分崩离析，残部逃往越国故地，各族子弟们竞争权位，有的称王，有的称君，居住在长江南部的沿海,开始形成许多小方国，称为“百越”。
至迟在汉朝初期，百越族已经逐渐形成几个较强盛而明显的部分，即“东瓯”、“闽越”、“南越”、“西瓯”、以及“雒越”(骆越)、滇越。
综上所述，越文化是一部7000年厚重的古书，要读懂这部古书内涵，我们必须寻找到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就在宁波博物馆，它是一件春秋时期的“羽人竞渡纹铜钺”，集中体现了越族文化的内涵。
“羽人竞渡纹铜钺”1976年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县云龙镇甲村石秃山一座春秋墓中出土。金黄色，高9.8厘米，刃宽12.1厘米，锋利如新。器身一面光洁没有纹饰，另一面沿器身四周铸刻了一个“风”字形边框，上方刻了两条竖立的龙，双龙昂首相对，前肢弯曲，尾向内卷；下方以弧形边框线为舟，舟上坐四人成一排，四人都戴高高的羽毛头冠，双手持桨奋力划船，头冠上的羽毛迎风飘扬。
钺是由新石器时期的带柄穿孔石斧加大刃部演变而来的，加大刃部后更便于砍伐。最初玉石材质的钺写作“戉”，后来金属材质的才写作“钺”。这种器物逐步由砍伐实用变成象征握有生杀王权。它往往作为军事的令牌、王者的权杖来使用。这件“羽人竞渡纹铜钺”，体积太小，不像作战实用武器，也没有实用痕迹，应该是代表王权、王法的器物。在甲骨文中，“王”字的写法，底下一横象“戉”刃部向上弯，实际上就是“戉”的正面图形，说明所谓“王”者，就是握有主刑杀之斧钺大权的人。
有意思的是，越国的“越”，古字也写作“戉”。近年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剑，剑体后部错金鸟篆铭文：“戉王州句自作用剑”，意为越国国王州句自己制作、使用的剑。春秋时的“戉王钟”、“戉王矛”、“戉王戈”均未写作“越”而是写作“戉”。上世纪三十年代卫聚贤在《吴越释名》一文中也指出：“越即钺字，为斧钺之钺”。
从距今4000多年的杭州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来看，“钺”很早就演变为一种礼器，是统帅武力、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象征。学者邢公畹在《汉藏语系研究和中国考古学》中说：“卜辞‘戉’用作方国名，金文吴越的‘越’只写作‘戉’，可知越人称‘越’，就因为他们创造了‘钺’。春秋战国间越人曾建立强大的越国”。学者黄伟城在《古越地望刍议》中说：“‘戉’方国是以兵器戉为氏族徽号而用作国号之称的方国，实为夏部落中擅长制造‘戉’这种兵器的一支。氏族部落时代，族徽图腾除了用太阳及动物、植物之外，尚不乏以其所擅长的手工工艺而命氏命族之例证，即所谓‘以工命姓’者……戉本是石斧的一种，到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则以金属制造而写作‘钺’。武王伐纣入朝歌，斩纣之嬖妾二女以‘玄钺’，此玄钺恐非铁钺而是黑色的石戉。”
春秋时越国的区域，《国语·越语》上记述：“南至于勾无（今浙江诸暨县南与义乌交界区），北至于御儿（今浙江省桐乡县西南崇福镇一带，现有女儿乡旧址），东至于鄞（今宁波），西至于姑蔑（今浙江省衢州、东阳与龙游等地）。” 可见，宁波先民属越人，《艺文类聚》说，周成王时“于越献舟”，这说明，于越的特产是船，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就将船作为贡品献给周王室。
《越绝书》记载越王句践曾经对孔子评价越人的特点：“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意思是说：越民族的人性格刚硬而孤僻，在水上航行，在山上居住，把船当作车，把桨当作马，出发时像乘风一样飞快飘去，要回去就难借风了，他们身佩锋利的兵器勇敢不怕死，这是越人通常的性格。而这，也说明了宁波先民的生活和个性。宋代大儒宁波籍人王应麟在《四明七观》中描绘宁波民风时说：“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王应麟认为宁波人具有大禹那种能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以及越王勾践那种坚定信心、斗志激昂的志向，努力劳作生产，生活宽裕而足够自己解决问题。
铜钺上的“羽人”，反映了百越民族的“鸟神”崇拜。越民族崇拜鸟，自称“大越鸟语之人”。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鸟形盉”、“鸟形象牙匕”、““双鸟舁日”象牙雕刻蝶形器、“鹰形陶豆”，均反映了越人对鸟的尊崇。从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一江相望，千年之隔，其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是：鸟图像符号始终处于原始艺术创作的核心位置。良渚文化墓地中，共出土了五件圆雕的玉鸟，反映出良渚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一样，崇拜鸟，他们都是越族的祖先，可见越族对鸟的崇拜一直不断。
越人因崇鸟、尊鸟而仿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勾践被称为“长颈鸟喙”的模样；东汉赵晔撰的《吴越春秋》讲述继承越王事业者，作“鸟禽呼”；许多越王刀剑，都刻有“鸟篆文”。而那些头插羽毛、身披羽毛的仿鸟人，则被称为“羽人”。关于羽人、羽人国的记载与传说，《山海经》是古籍中最早提到“羽人”的著作。如其中的《大荒南经》记载：“有羽人之国，其人皆生羽”；《海外南经》载：“海外有西南陬至东南陬者……羽民国在东南，其人为长头，身生羽。”
羽人竞渡纹铜钺，在“羽人”上方有两条龙，让人想起今天的民俗“赛龙舟”。越人地处水乡泽国，出行多驾舟，以舟代车。《吕氏春秋·贵因篇》载：“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有学者指出现今的龙舟演变自古越的独木舟，因为古越的独木舟是以蛟龙为图腾的。南朝时的《述异记》中叙述：“吴王夫差作天池，池中有龙舟，日与西施戏水。”说明龙舟在春秋时已出现于吴越之地。
综合来讲，这件羽人竞渡纹铜钺，集中反映了越文化的内涵。同时，羽人竞渡纹铜钺充分表现了越族先民龙腾虎跃、劈波飞渡的奋发进取精神，羽人竞渡纹堪称古代越族海洋文化的标志。
越族是我国一个古老的民族，最早称为“于越”。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成王二十四年)，战国时的古籍《竹书纪年》中出现了“于越来宾”四个字的记载，这是越族第一次进入历史记载的开始。史书称夏王少康分封他的少子无余去于越（今浙江省绍兴），以祀奉祖先大禹的陵墓，这就是越国的启端。可见，文献记载的越国中心最早起源于浙江省。
而根据目前考古学的证据，距今7000年的浙江宁波余姚的“河姆渡文化”，是最早的古越族文化。
在远古时期，由于气候剧烈变化，地球曾经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海水侵袭。最后一次海侵在7000年至6000年前达到最高峰，海平面上升了100多米，我国东海海域内伸到今浙江省杭嘉湖平原西部和宁绍平原南部。
海侵的过程，也是宁绍平原自然环境恶化的过程。舟山丘陵早已和大陆分离成为群岛，而宁绍平原的土壤迅速盐渍化，人们的水稻种植，从连年减产直到没有收成，为此，宁绍平原先民发生部族历史中的大规模迁移。迁移路线有三条：一部分越过钱塘江进入今浙江西部和江苏南部的丘陵区；另一部分逐渐向南部丘陵区转移；还有一部分迁到浅海中的岛屿。
越过钱塘江进入浙西与苏南丘陵地区的部族，就是以后的马家浜文化（遗址在浙江嘉兴市）、菘泽文化（遗址在上海市）和良渚文化（遗址在杭州市）的创造者，即历史上所称的“句吴”。专家认为句吴和于越是一族两国，古籍文献也多次提到吴、越习俗相同。《吴越春秋》说:“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吕氏春秋·知化篇》则说:“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语言通。”
留在宁绍平原的先民，大多数不断向高程较大的南部迁移，河姆渡遗址即是他们进人会稽、四明山区以前的最后一批聚落之一。后来，海侵也将河姆渡淹没于浅海之中。河姆渡人继续转移进入会稽、四明山区。山区的水土资源无法与宁绍平原相比，使这个部族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这或许就是部族在以后几千年中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海退以后，宁绍平原成为一片泥泞的沼泽，而一日两度的潮汐，也使这片沼泽盐碱地，利用十分困难。河姆渡文化文明因海侵衰落了。
在距河姆渡西边100多公里远的杭州，接着兴起了“良渚文化”。“良渚文化”是分布于环太湖地区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距今5300～4500年。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和文化命名地，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先被发现，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至今，各地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达一百多处，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良渚文化文明势力曾影响半个中国。考古研究人员通过良渚古城的长期研究调查，还发现古城外围存在着一个由11条堤坝连接山体构成的庞大水利系统，2015年7月至2016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遗址范围内的老虎岭、鲤鱼山、狮子山等水坝进行正式发掘。 2016年3月15日，经专家实地考察确证：杭州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距今已经有4700至5100年。5月16日，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与发掘被评为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专家评审组给出良渚的评语是：5000年前的伟大工程——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调查与发掘，正如埃及的金字塔那样，古代的宏大工程往往超乎今人的想象。该水利系统的确认证实良渚古城具有完整的都城结构，由内而外依次为宫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更进一步证实了良渚社会已进入王国阶段。良渚水利系统工程浩大，控制范围达100平方公里。良渚水利工程的规划视野之阔、技术水平之高、动员能力之强令人惊叹，它为认识良渚古国的管理机构和社会复杂化程度开辟了重要的观察视角。这个由11条水坝组成的水利系统，将中国水利史的开卷从“大禹治水”提前到了“良渚文明”。
在良渚文化晚期至夏朝初期，距今4000年时期，从传说中可见人类又进入了洪水泛滥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华夏民族传说出了一个治水英雄大禹，与洪水作斗争。
大禹治水13年，耗尽心血与体力，终于完成了这一件名垂青史的大业，为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史记·夏本纪》写到大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说他到东方视察，到会稽这个地方逝世了并安葬于此。会稽就是今天的绍兴，传说因为大禹在这里会集诸侯统计治水功劳，进行表彰，把这里叫做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后来，大禹的第六代孙夏王少康封庶子无余于越，祀奉大禹的墓，“于越”由此开始成为越族的最早称呼。
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越族曾在今江浙一带建立强大的越国，该国传至勾践（约公园前520年——前465年）的时候，他试着向北扩张，曾经沿着江苏的海岸北上胶州湾，公元前473年，越国灭亡吴国后，势力范围一度北达江苏，南入闽台，东濒东海，西达皖南、赣东，雄踞东南，与当时中原国家会盟，雄视江淮地区，号称“霸主” 。
越国共传8代，历160多年。公元前306年（楚怀王二十三年），楚国乘越内乱的时候，联合齐国进攻越国，占领越国，并设江东为郡。越国因此分崩离析，残部逃往越国故地，各族子弟们竞争权位，有的称王，有的称君，居住在长江南部的沿海,开始形成许多小方国，称为“百越”。
至迟在汉朝初期，百越族已经逐渐形成几个较强盛而明显的部分，即“东瓯”、“闽越”、“南越”、“西瓯”、以及“雒越”(骆越)、滇越。
综上所述，越文化是一部7000年厚重的古书，要读懂这部古书内涵，我们必须寻找到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就在宁波博物馆，它是一件春秋时期的“羽人竞渡纹铜钺”，集中体现了越族文化的内涵。
“羽人竞渡纹铜钺”1976年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县云龙镇甲村石秃山一座春秋墓中出土。金黄色，高9.8厘米，刃宽12.1厘米，锋利如新。器身一面光洁没有纹饰，另一面沿器身四周铸刻了一个“风”字形边框，上方刻了两条竖立的龙，双龙昂首相对，前肢弯曲，尾向内卷；下方以弧形边框线为舟，舟上坐四人成一排，四人都戴高高的羽毛头冠，双手持桨奋力划船，头冠上的羽毛迎风飘扬。
钺是由新石器时期的带柄穿孔石斧加大刃部演变而来的，加大刃部后更便于砍伐。最初玉石材质的钺写作“戉”，后来金属材质的才写作“钺”。这种器物逐步由砍伐实用变成象征握有生杀王权。它往往作为军事的令牌、王者的权杖来使用。这件“羽人竞渡纹铜钺”，体积太小，不像作战实用武器，也没有实用痕迹，应该是代表王权、王法的器物。在甲骨文中，“王”字的写法，底下一横象“戉”刃部向上弯，实际上就是“戉”的正面图形，说明所谓“王”者，就是握有主刑杀之斧钺大权的人。
有意思的是，越国的“越”，古字也写作“戉”。近年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剑，剑体后部错金鸟篆铭文：“戉王州句自作用剑”，意为越国国王州句自己制作、使用的剑。春秋时的“戉王钟”、“戉王矛”、“戉王戈”均未写作“越”而是写作“戉”。上世纪三十年代卫聚贤在《吴越释名》一文中也指出：“越即钺字，为斧钺之钺”。
从距今4000多年的杭州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来看，“钺”很早就演变为一种礼器，是统帅武力、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象征。学者邢公畹在《汉藏语系研究和中国考古学》中说：“卜辞‘戉’用作方国名，金文吴越的‘越’只写作‘戉’，可知越人称‘越’，就因为他们创造了‘钺’。春秋战国间越人曾建立强大的越国”。学者黄伟城在《古越地望刍议》中说：“‘戉’方国是以兵器戉为氏族徽号而用作国号之称的方国，实为夏部落中擅长制造‘戉’这种兵器的一支。氏族部落时代，族徽图腾除了用太阳及动物、植物之外，尚不乏以其所擅长的手工工艺而命氏命族之例证，即所谓‘以工命姓’者……戉本是石斧的一种，到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则以金属制造而写作‘钺’。武王伐纣入朝歌，斩纣之嬖妾二女以‘玄钺’，此玄钺恐非铁钺而是黑色的石戉。”
春秋时越国的区域，《国语·越语》上记述：“南至于勾无（今浙江诸暨县南与义乌交界区），北至于御儿（今浙江省桐乡县西南崇福镇一带，现有女儿乡旧址），东至于鄞（今宁波），西至于姑蔑（今浙江省衢州、东阳与龙游等地）。” 可见，宁波先民属越人，《艺文类聚》说，周成王时“于越献舟”，这说明，于越的特产是船，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就将船作为贡品献给周王室。
《越绝书》记载越王句践曾经对孔子评价越人的特点：“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意思是说：越民族的人性格刚硬而孤僻，在水上航行，在山上居住，把船当作车，把桨当作马，出发时像乘风一样飞快飘去，要回去就难借风了，他们身佩锋利的兵器勇敢不怕死，这是越人通常的性格。而这，也说明了宁波先民的生活和个性。宋代大儒宁波籍人王应麟在《四明七观》中描绘宁波民风时说：“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王应麟认为宁波人具有大禹那种能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以及越王勾践那种坚定信心、斗志激昂的志向，努力劳作生产，生活宽裕而足够自己解决问题。
铜钺上的“羽人”，反映了百越民族的“鸟神”崇拜。越民族崇拜鸟，自称“大越鸟语之人”。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鸟形盉”、“鸟形象牙匕”、““双鸟舁日”象牙雕刻蝶形器、“鹰形陶豆”，均反映了越人对鸟的尊崇。从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一江相望，千年之隔，其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是：鸟图像符号始终处于原始艺术创作的核心位置。良渚文化墓地中，共出土了五件圆雕的玉鸟，反映出良渚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一样，崇拜鸟，他们都是越族的祖先，可见越族对鸟的崇拜一直不断。
越人因崇鸟、尊鸟而仿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勾践被称为“长颈鸟喙”的模样；东汉赵晔撰的《吴越春秋》讲述继承越王事业者，作“鸟禽呼”；许多越王刀剑，都刻有“鸟篆文”。而那些头插羽毛、身披羽毛的仿鸟人，则被称为“羽人”。关于羽人、羽人国的记载与传说，《山海经》是古籍中最早提到“羽人”的著作。如其中的《大荒南经》记载：“有羽人之国，其人皆生羽”；《海外南经》载：“海外有西南陬至东南陬者……羽民国在东南，其人为长头，身生羽。”
羽人竞渡纹铜钺，在“羽人”上方有两条龙，让人想起今天的民俗“赛龙舟”。越人地处水乡泽国，出行多驾舟，以舟代车。《吕氏春秋·贵因篇》载：“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有学者指出现今的龙舟演变自古越的独木舟，因为古越的独木舟是以蛟龙为图腾的。南朝时的《述异记》中叙述：“吴王夫差作天池，池中有龙舟，日与西施戏水。”说明龙舟在春秋时已出现于吴越之地。
综合来讲，这件羽人竞渡纹铜钺，集中反映了越文化的内涵。同时，羽人竞渡纹铜钺充分表现了越族先民龙腾虎跃、劈波飞渡的奋发进取精神，羽人竞渡纹堪称古代越族海洋文化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