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良维
纵观千年湖事，不外乎开广废保、修整加固，除葑清淤，开发利用诸事。其中 “除葑”，地方史志虽有记述，但细考起来却可发现不少问题前人尚未给过明确答案，如“葑”究为何物？“葑”与“淤”缘何总是相伴而生？史载“除葑”之说始于乾道，而乾道之前湖上是否无“葑”？若乾道之前亦有“葑”在，则为何未见“葑患”？乾道之后为何常有“葑患”？“葑患”又为何总是治而复发？嘉靖之后“发现葑草可以肥田，民争相取之”，按理而论，此后应该不会再生“葑患”，然后世却依旧“葑患”不绝，这又是何故？“除葑清淤”目的在于蓄水，加高堤堰也能增加蓄水，为何古人特专注于“除葑”而不务堤堰增高？而时至今日“葑”踪难觅，以致于“葑”为何物都说不清楚，此又作何解？等等，由此观之，东钱湖历史上治不尽绕不开的“葑患”之事，还是值得再作研究分析的。
葑究竟为何物
《辞海》：“葑，植物名，即芜菁”。东钱湖之“葑”是“芜菁”吗？《辞海》：“芜菁，植物名，十字花科，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叶大，略如匙状，缘边微有缺刻，春日开花，色黄，总状花序，与苔相似，果实为长角，根扁圆多肉，与嫩叶俱供食用，北方栽培甚广”。
“葑”在《辞海》中有第二种解释：“葑，菰根也”。今江东有葑田。葑田：架田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亦称葑田。详《辞海》：“架田：以木架为田浮于水面者。农政全书：架田，架犹筏也，亦名葑田，江东淮东两广皆有之，考之农书云：若深水薮泽，则其葑田以木缚为田坵，随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浸，以避水溢之患。”
由此观之，钱湖之“葑”，似为“菰根”，或应为“菰草丛生、其根盘结”这么一种现象。杭州西湖也有类似记载，苏东坡曾“取葑田”应是挖取“葑淤”，即连草带泥一起挖取用于筑堤。查《辞海》：“菰，植物名，禾木科，多年生草本，生浅水中，高五六尺，春月生新芽，如笋，名茭白，叶细长而尖，夏秋间开花，花单性，大圆锥花序，上部著雌花，下部著雄花，秋结实…… ”
那么，钱湖之“葑”果为“茭”吗？或者说“葑”是“野生茭白之根”造成的吗？《东钱湖志》在说“葑”时，常有将“茭”、“葑”并提的，如：《淳熙四年判明州赵恺劄子》云：“惟是自治平元年至今百有余岁，湖浸湮废，茭葑生之二万余亩，潴水不多”，《嘉靖志》云：“尽去茭葑，务薙其根”……等等，据此分析，将“茭葑”理解为“茭根”似亦不妥，好象“葑”是“葑”，“茭”是“茭”，应是两回事。另查《说文解字》:“葑，根须也。”也只道是“根须”，并未说是什么植物的“根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茭”在东钱湖“葑淤中”有其身影。
全祖望在《万金湖铭》中，把“葑”写作“菶”、“菶泥”，如：“其时尚未闻菶泥之患”“是后始日以菶泥为患”“菶泥又泻注于湖中” “菶不至复注湖中”，等等。“菶”又是什么呢？《辞海》“菶，草盛也、 “菶菶：茂盛也。诗大雅卷阿：菶菶萋萋”，传：梧桐盛也，亦作唪。诗大雅生民：瓜瓞唪唪。说文引作菶菶，生民传训唪唪为多实，则亦茂盛义。”看来，“菶”不是某种植物，而是“草茂盛”的意思。全祖望以“菶”代“葑”，取其状况而已，其所表之意是明确的，即借指“葑草”，同时也说明“葑草”是茂盛的。
我在《辞海》中查阅“芜菁”时，见其又名“蔓菁”，遂查之“蔓菁”，偶见“蔓菁”之旁有“蔓荊”条，顺便查阅了一下。《辞海》：“蔓荊：植物名，马鞭草科，多年生草本，多生海滨砂地，茎有蔓性，匍匐地上，接地处生须根，由此生小枝，高一二尺，叶长寸余，椭圆形，全边，表面深绿，里面灰白色，夏日梢头开小花，成穗状，色深紫，花冠唇形，花后结小圆实”……谢天谢地，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一不经意间的发现，令我眼睛一亮，这“蔓荊”分明便是东钱湖人俗称“革命草”的那种水陆两栖植物，其物不但能生于陆地，也能生于湖滩水畔，更能飘浮于水面成簇而生，晒不死，冻不坏，折之愈碎而成株愈多，飘至愈远而分布愈广，生命力极强，繁殖率极高，且往往与“茭芦莼蒲荷芡”之属杂以相生，可大片大片覆盖湖面及浅滩。
那么，东钱湖之“葑”是不是“蔓荊”呢？我的理解是：首先，“葑”应指“菰根”，同时，“葑”亦包括“蔓荊”。“蔓荊”与“蔓菁”音同，“蔓菁”即“葑”，于是将“蔓荊”讹以为“蔓菁”，被视作“葑”，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如果古人以“葑”指谓诸多容易造成淤塞的水生植物的统称，则“葑”应该包括“蔓荊”，也包括“茭菱芦苇莼蒲荷芡”等；若“葑”是指一种现象，则便是“水草丛生、覆盖湖面”的状态。然不管如何，“葑淤”毕竟是由“茭根”、“蔓荊”等水生植物连同溪流带入湖中的泥沙共同造成，日积月累，导致湖面湮塞，湖盆缩小，湖水变浅，蓄水缩减。至于古人在“除葑清淤”时多提“葑”或“茭葑”，大概是出于“蔓荊”、“野生茭白”在诸水草中所占比例较大，是取其主要者以代表普生者也。《嘉靖志》云：“侵水者不独淤葑，而芦苇莼蒲之属杂生其中，日以滋蔓”，是可见也。
至此，我想对“葑淤”试作一定义：泥沙沉积谓之“淤”，水草盘结谓之“葑”，“淤”、“葑”皆名词之使动用法，意指“淤塞”、“葑积”之现象，“淤”为泥沙沉积状也，“葑”为水草盘结状也，取其状况而谓之“葑淤”也。故，“葑”形态名也，“淤”亦形态名也。 “葑”之所谓，实非单指某一植物，乃泛指湮塞湖面之多种水生植物或多种水生植物湮塞湖面的一种状况。这样理解，全祖望将“菶”代“葑”也可以解释了。
葑患本质实为淤患
梳理东钱湖“除葑往事”，不难看出，“除葑”总是与“浚淤”连在一起，然古人在说法上又总是喜欢叫做“除葑”，或曰“开葑”， “开浚茭葑”， “除葑淤”。每有“大浚之”，也往往以“除葑”多少多少亩、“去葑”多少多少船，作为衡量标准，从无“清淤”多少多少方之说，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一定缘故的。我的理解是：此与古代工器具、运载具有关。凭当时的工器具，“葑”是可以开挖和搬移的，而“淤”是难以提取和搬运的，古人只能以“除葑”为抓手，随“葑”之挖除而附带淤泥同出，是尚可做到的，纯粹“清淤”很困难。明邱绪《浚东钱湖议》有云:“茭葑可以舟载，而浚湖淤土不可以舟载。”史载：它山堰之治以“淘沙”为要，东钱湖之治以“除葑”为要。之所以有别，与其实际情况有关，前者水流湍激，沙沉泥出，后者水势平缓，泥沙俱沉，然“沙”可“淘”而“淤”难“捉”，遂有湖上“除葑”之举，“除葑”者实即“清淤”也。至于古之运载，限于肩挑舟装，搬运距离有限，史载其搬运多至山间堤岸，鲜有运出湖域的。加上“葑淤”量大，而经费每每不足，也制约了浚治工程的展开。全祖望有“欲运之海，则劳费甚侈”之说，即指“葑淤”难以运出湖域也。同时，“葑草”种类多，分布广，或相互交织杂生，或飘浮水面不定，欲一清而除，实非易事。至于最主要的“葑草”品种——“蔓荊”，则又晒之不干，曝之不毙，冻之不亡，离水不灭，火烧不着，越粉碎而越多发，搬运至山间堤岸，经雨水一冲，复又流入湖中，而在湖之滩岸者若仅去其表，则根茎仍在泥中，今日清之，明朝复发，确难根治。
在“葑”与“淤”的关系上，古人认识也有局限，往往以为“淤由葑生”、“积葑成淤”、“因葑致淤”，故“浚治葑淤”总是着眼于“葑”、着力于“葑”。我认为，这种认识是本末倒置、因果颠倒的。考东钱湖自陆令开广之，其初当是相对“水深、葑少、淤轻”的，故自唐至宋初，史无“葑淤”记载，更不见“除葑”之说。然东钱湖毕竟七十二溪注湖，泥沙俱下，又因湖盆硕大而水势平缓，泥沙者只有流入，而无流出，历年长日久，湖底泥沙沉积日增，不“淤”才怪。且东钱湖功在灌溉，四季水位变化很大，若遇年旱，更是放水至极浅，而放水又多在夏季，此时水浅滩裸，极利于水草旺发。按理说，水草者本为植物，植物枯亡而随之腐化为水，产生“淤积之物”实在不多，然“茭葑”之类，盘根错节，生生不死，或封盖湖面，或覆盖滩岸，挤压库容，滞涩水势，助“淤”生成，其作用亦不可低估也。故“葑”“淤”总是形影不离，相互助长，互相促进，屡屡成患。不过，通过上述分析，“葑”与“淤”的关系应该是清晰的，即“淤”是“葑”的土壤，“葑淤”的主因在“淤”，是由“淤”致“葑”，“葑”又助“淤”，“葑”“淤”相长，“淤”是“葑”根，“葑”是“淤”表，合为“葑淤”，日积年累，乃至积重难返。
入宋以后，尤在宋室南渡之后，湖上人口大增，山间土地不断开发，水土流失加剧，东钱湖接纳更多的泥沙，这是湖上“葑淤”的“加速器”。史载，东钱湖旧可蓄水“三河半”，或曰可放水“三次半”，而至南宋乾道年间，仅可蓄水“一河”，或曰仅可放水“一次”，可见库容大幅缩小。所谓蓄水“三河半”或放水“三次半”，是指湖水放之于湖下河网(东钱湖以下奉化江以上河道)，可充盈河道“三次半”。到了清末民初，东钱湖蓄水量进一步缩减到不足“一河”，说明湖上“葑淤”越积越甚。
古人对“淤”实在是束手无策，只能寄希望于“除葑”以达保持库容的目的，而“除葑”所能带出的“淤泥”是很有限的，加之搬运又仅至于湖周山间及堤岸之上，雨水冲刷，又复流入湖中，故古代“除葑清淤”往往治表而不治本，难以奏效，更难以根除“葑患”，实不足为奇。
田水失衡乃是关键
西晋陆云《答车茂安书》云：“(鄮县)西有大湖，广纵千顷……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火耕水种，不烦人为，决泄任意，高下在心。”由此观之，晋时“西湖”之水灌溉周边农田，当无所缺。至唐天宝三年，陆令在“西湖”基础上开广湖域(开广部分后称“东湖”，“东湖”在西，“西湖”在东，后合称“东钱湖”，而将其中原“西湖”称为“梅湖”)，筑八塘四堰，废塘堤内田121213亩(从实际情况看，约合今3万余亩)，史称“西湖”溉田五百顷，“东湖”溉田四千五百顷(此两“顷”系概数)。陆令为何废田扩湖，史料未说原因，然不难理解，应是出于当时田水关系失衡所致。两晋南北朝以来，北人南迁增加，东钱湖周边土地开辟增多，原“西湖”之水已承担不了农田灌溉所需，于是需要兴修水利，扩大湖水库容。鄞西它山堰水利设施的修筑，也在相当时期，鄞东鄞西人口、土地增加及田水关系变化应是差不多的。
从史料中看，陆令开广东钱湖之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田水关系相对而言是比较协调的，或者说两者关系处于水多田少状态，故自唐至宋初，是不存在缺水问题的，即使湖上有“葑”有“淤”，也未到非“除葑清淤”不可的地步。亦因此，其间不见“除葑清淤”之说。而五代十国以至入宋，尤以宋室南渡以后，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甬地人口剧增，对耕田的需求上了一个大台阶，于是湖以下江(奉化江)以上的土地开发达到空前规模，对水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田水关系遂趋于紧张，加上东钱湖开广以来历年已久，“葑淤”不断加重，蓄水量渐次缩减，湖水溉田就出现了新情况，“除葑清淤”扩大湖容便提上议事日程。
据《乾隆鄞县志》载，唐开元(713-741)时整个明州人口才有户四万二千二百余户，到宋乾道(1165-1173)中光鄞县就有户四万一千六百余户，到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鄞县户数又增至八万三千七百余户，到清康熙十年(1671)鄞县户数增至十万三千二百余户。元延祐(1314-1320)鄞县田四十万余亩，到明嘉靖(1796-1820)达八十万余亩，以后基本保持在八十万亩上下。虽史料未载鄞东或东钱湖灌区之人口、田亩之数，然其人口、土地增速应该不会低于全县平均水平。人口增加，农田增加，对水的需求必定随之增加。于是，一方面是鄞东地区或曰湖下河道修埭筑碶不断增加，碶堰之设不断推向外江，最后直至奉化江边，其目的在于阻咸蓄淡，以保证农田灌溉；另一方面则是湖上为保库容不断“除葑清淤’。故说到底了东钱湖“除葑清淤”既是“葑淤”本身不断加重所需，更是为了解决湖下农田灌溉缺水的大问题。
综合治理才是出路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对东钱湖虽亦有“除葑清淤”之举，然其时水利建设已不限于此一端，而是采取综合治理之策，大力发展水利事业，不仅使湖上“葑患”不再成为问题，而且湖下农田灌既用水亦得以彻底保障。
其一，大兴水利设施。原赖东钱湖之水溉田的地区，包括鄞东地区和奉化、镇海部分地方(镇海江南地区今为北仑)，陆续兴建了三溪浦水库(太白湖)、横溪水库等大中型水库和一大批中小型山塘水库，所蓄之水总量巨大，加上农田平整并丘、灌溉设施改良、用水科学控制，水资源利用率不断提高，原依靠东钱湖灌溉的“三邑八乡”之田用水问题得以彻底解决。至此，历史上争论不休的“梅湖废保”问题，也得以迎刃而解，梅湖废湖为田亦已不成问题。
其二，实施荒山绿化。沿湖荒山对东钱湖淤积影响重大，实施荒山绿化之举，有效地控制了山间泥沙下泄，不仅能使湖水保持清澈，也阻断了泥沙淤积之源，此乃治淤之本也。
其三，经常性清理湖面湖岸，及时清除杂草垃圾和飘浮杂物，不使“葑淤”成患。
其四，借水补水。如引用白溪水库之水，用于供应居民日常生活和部分工业用水。同时，修整加固堤堰碶闸，杜绝湖水泄漏。
开展生物治理，放养大量食草鱼类如草鱼等，对湖上水草滋蔓也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此外，通过对水的综合治理，使东钱湖水位常处于充盈状态中，滩岸不再裸露，水草难以生长，而水质不断优化，“葑淤”之生失去“土壤”，进一步促进了东钱湖水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故综合治理，是东钱湖治水的根本出路，也是“葑患”不再出现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