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支队”打出威名，老根据地用“红胡子”吓小孩
初闻储贵彬大名，是在童年时期。那时大概我很顽皮，不好养，父母完成“土改”后进城忙工作，把我丢在姚江边陆埠乡下外公家。他家出后门就是河埠头，趁外婆不注意我就溜出去玩。那时江水是清的，我在那看鱼虾在水里自由遨游，看水里倒影自己长啥面目？那河是姚江的支流，叫干溪。我们那边，通海的水叫江，不通海的叫河，在山上流下来与河、江连接的叫做溪。溪应该不大，但也能淹死人。外婆怕我淹死，吓唬我：你不听话，我请骑白马、佩驳壳枪的“红胡子”储队长抓你去……
“红胡子”储队长是何方神圣？当时只有三岁的我自然不知，但我却知佩驳壳枪的厉害。因为我爹当征粮队长与粮库主任时佩枪，晚上解下来放床头，我去玩时被他凶神恶煞地揍过耳光，他就被我认为是厉害角色。储队长不但佩驳壳枪，还骑白马，肯定是比我爹还厉害的角色。为怕他把我抓去，我只得乖乖地跟外婆回屋。
有一天当过村民兵连长的外公，不知咋地与外婆说起爹与娘吵架动粗的事儿，叹息说：小张这人不错，就是在部队里储队长没把他教育好……又是储队长？我问储队长是什么人？他很奇怪？你咋知储队长？我老三老四地说：不就是骑白马佩驳壳枪的储队长吗？外公摇摇头自言自语地道：他佩驳壳枪，可没骑过白马呀？后来，他知道外婆恫吓我贪玩的事，就给我讲了储贵彬的一些故事。说他是“三五支队”的五支队长，是我爹参加的“小钢铁”部队（由当地干溪自卫队改造）的领导。他说他从上海拉武装到四明山时，到过陆埠……那次沿江区的地方领导，集中在十五岙附近的山岗上开会，不知咋地被敌人发觉包围了，是储队长派部队解的围。事后追查泄密者，有人怀疑是“白皮红心”的伪保长炳友麻皮干的，因为这天他去过余姚城里办事，有人建议把他干掉。报告储贵彬。储不同意，说人命关天……没证据的事不能乱来。结果，我方执行储的命令，以他名义（当时临近解放，五支队长储贵彬名声如日中天）警告吓唬他一下。派人抓住炳友麻皮反绑着双手，蒙住眼睛，在里山转了三天三夜才放回来。炳友麻皮自然吓坏了，回村喧染气氛，吹牛说“红胡子”储队长骑着白马、佩着驳壳枪，带他走了三百三十三里山路，过河涉水去江北根据地审讯。
外公接着说：那事其实是我们民兵干的，储队长根本不知道……他让人转告说：共产党讲政策，不乱杀人，在案情没查清楚前，不随意枪决无辜。但我们觉得还是要吓一吓他……这位炳友麻皮，后来我在外婆家时见过，矮矮胖胖的，脸浮肿，当伪保长据说还是家族推荐“轮流”的。关于“告密”那事儿，解放后我那任公安局长的叔公查明，还确实不是他干的。
这是我对储贵彬的最初印象，拿外公的话说：能枪下留人的人有肚量，是当大官的人。后来稍大，我从我爹与三叔（都在五支队干过）嘴里，陆陆续续地知道他的一些情况。知道他是一位坚持原则、肯负责任与遵守党的纪律、勤勤恳恳为党工作的优秀共产党员，爱国爱民、关心同志的忠厚长者。
有幸的是2013年我退休后闲居宁波，市水利局与市水文化研究会筹办《宁波水文化》会刊，让我过去帮助工作，我才从沈季民会长那儿，又对他有了新的认识。知道他从专署粮食局局长与直属农场场长岗位卸任后，分别于1954年至1957年、1959年至1965年、1972年至1981年多次担任过宁波专署（地区）水利（电力）局局长、以及顾问等领导职务，为宁波地区的水利电力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
二、“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栅处”
储贵彬1914年5月出生，上海浦东南汇小洼港人氏。有关资料载明：他出身一个破落的工商地主家庭，家中排行老大。据他自己回忆，他家在当地也算是望族，祖父储福生，是清朝的武秀才，年轻时也从事农业劳动，后因围地垦荒发家，成为有千余亩土地、当地有名的工商地主。父亲储木全在抗日战争前担任过当地的乡长，后弃职在家务农，在政治上表现进步。小叔解放前对革命也有过贡献，后评为开明地主。家里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除小妹储锦莹参加革命工作外，余均在家务农。
他自小聪明能干，祖父对他寄托很大的希望。6岁那年开蒙在当地私塾读古文，13岁时进大团镇小学三年级，16岁曾到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学习半年，因家庭经济情况不佳而停学。17岁至19岁那两年，曾在祖父开的店里当有底薪的店员，20岁至22岁又回家与母亲弟妹等务农三年。此后他开始走上社会做事。
储贵彬萌生与接受革命的思想，还在他小学时期。在学校他就是个“活动”分子，组织小团体、爱打抱不平，那时本地有个教员叫姜文光，是共产党员，常宣传革命的道理。储贵彬与他很接近，接受了一些新思想。后来这位姜先生被校方驱逐了，但他宣传的革命道理，却没在他心中消失。姜先生走后，他还亲眼见过革命烈士赵天鹏。其临刑时高呼口号、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在他脑海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像。也就从那时开始，储贵彬就决定要走革命道路了。他说：“旧社会有许多不平等、不合理的东西，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就是他信仰了一辈子的“主义”，至死没回过头。
然而，储贵彬走上社会，开始担任的却是伪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基本处于“白色恐怖”状态。1937年他迫于生计，到叔父任乡长的乡公所工作。“七七事变”后没多久，日寇在奉贤登陆，他的家乡处于鸡飞狗跳的混乱状态。也就从那时起，储贵彬心头就有了自己“组织”部队的想法。“八一三”上海沦陷后，他的家庭经济情况略有好转，他在当地也有了些基础，就组织大家集中民团的枪支弹药，搞有地下共产党人参与的“五乡联防”，拉起“武装”，组织保卫团。投身抗日阵营。1938年秋，为“名正言顺”地抗日找“牌子”，经地下党组织同意，他把那些分散的、维护当地治安的民团组织，改编为“国民政府”的“忠义救国军”，由他出任特务中队中队长。1939年底，在日本鬼子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的情况下，原活动在南汇县、奉贤县境内的地方杂牌军和忠义救国军等先后投敌，储贵彬接受并执行中共浦东工委“假投敌、真抗日”的决定。他在打入伪十三师五十团任二营营长后，充分运用他擅长社交的优势，争取了他相邻防区的部分地方实力派。为了改造和控制他手中这支武装，他又接受中共浦东工委选派的多名党员，并将中共浦东工委伪军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吴建功任命为副营长，从而为党在五十团进行灰色隐蔽、积蓄力量，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他积极地配合浦东工委和坚持抗战的抗卫二大（后为第五支队）的活动，使伪五十团的防区实际上成为了浦东抗日游击武装解决被服给养、武器修理以及伤病员治疗安置等工作的可靠后方。浦东工委可以在伪五十团的掩护下，有效指挥整个浦东地区的抗日斗争。储贵彬说：“我很早就信仰共产党，加入组织是我的愿望。
“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栅处”。他是个有信仰的人，人有信仰就坚定。从此，储贵彬就一步一步地、稳健地走上了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道路。后来他回忆说：这些与他童年的记忆有关，因为他从小就认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由此展开了他一生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储贵彬在1948年初，由吴建功、刘路平介绍在上海祥生饭店加入中国共产党，主持人为张凡(时任中共淞沪工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