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朱伯伯，在那种艰苦的环境里，您就是那道永不熄灭的“四明之光”；四明山人民盼望胜利的一面旗帜，也是两百多万老区人民心中的一个希望。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当年“北撤”后留下坚持斗争的浙东各县特派员：南山县有陈布衣与您，鄞县为陈爱中，慈镇县为蒋子瑛，余上县为项耿和萧贻、寿静涛，嵊新奉县为邵明、丁友灿，上虞县为贾德裕。至1947年1月成立中共四明工作委员会至宁波解放，四明工委书记为刘清扬（1947年下半年在上海被捕，1948年1月后为陈布衣），您为副书记（1948年1月），委员为钱铭岐（1947年5月，仍兼任鄞慈县委书记）与薛驹（1947年7月，8月兼任姚虞县委书记）。1947年5月至1949年5月设立浙东行政公署，由您任四明地区特派员，奚德祥任秘书长，领导下辖各县开展工作。
当时的斗争是残酷的。您清晰地记得：1946年底您与黄明指挥“天华缴枪”后，与黄志先、肖董去宁波汇报工作时遇到朱洪山同志。您俩相谈甚欢，都主张建立地下武装。半个月后朱洪山就在潘岙战斗中牺牲了。正当您彷徨之际，组织上派张瑞昌（顾德欢：抗战时期曾任浙东区党委宣传部长、时上海党负责人之一）与您联络，迅即成立以他为书记，马青、王起为委员的“浙东临委”，负责浙东地区的党组织恢复与组建武装部队。
您不会忘记：1947年5月15日，在慈南徐鲍陈村山上“草茅庵”里，您们将四明山地区可以集中的力量40余人组织起来，正式成立番号为“三支二大四中队”，只有1挺机枪和28支步枪的武装队伍。1947年8月初，您与薛驹同志在小安厂草舍筹划，再次实施姚虞交界处的“湖头庙缴枪”，成立了“三支二大五中队”、重新点燃了四明山燎原之火……您也不会忘记，1948年春，浙东临委派张任伟同志去浦东南汇大团镇与潜身在敌营的储贵彬、奚德祥和吴建功联得联系，于5月15日与首次“南渡”未果的张凡部共两百几十人至姚北临安，抵达四明山章雅山村，改编为由陈布衣任政委、储贵彬为支队长的五支队。不久，由马青（临委领导）带领“坚强”部队，与四中队（“钢铁部队”）、五中队（“胜利部队”）三支部队合并，称三支队，加上浦东过来的部队编为五支队，由临委直接领导。由顾德欢兼政委，马青任 司令，刘发清任副司令，张任伟任参谋长，诸敏任政治部主任……
您更加不会忘记，1948年5月28日发生在上王岗的那次战斗，国民党“浙保”主力童烈全团投入，纠集中村至南黄、加上陆埠的杨大队、弄坑的华松大队，还有六七个县的警卫队分两路共3000余人，三路合击作“包围式”进攻。浙东临委决定由刘发清（老红军）副司令负责战场指挥，参谋长张任伟指挥“钢铁部队”，政治部主任诸敏带领“坚强部队”各占山头，以逸待劳给予迎头痛击，致使敌人伤亡惨重（死伤二三百人、俘虏、逃亡许多，团长童烈也死在医院里）。1949年1月25日，浙东临委和各路主力武装在新昌胜利会师，正式成立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司令员马青，政委张瑞昌（顾德欢），副司令员刘发清、参谋长张任伟、政治部主任诸敏，下辖六个支队……3月，浙东临委在诸暨召开“陈蔡会议”，学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部署迎接配合大军解放浙东工作，您也就在此时接受组织委托，出任浙东临委财政处长、兼会稽地委副书记……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始顿作倾盆雨。”在此天堂重逢之际，您们有没有看到68年后沧桑巨变、莺歌燕舞的今天……是的，您一定看到了。敬爱的朱伯伯，请代问您的老领导、老战友们好，让他们在天之灵，安息！
九
朱伯伯，您的灵魂在广袤无垠的天际飘行，在这支送行的庞大队伍中，不仅有省政协领导、省委委统战部与党史办、省级部门的负责同志，以及您的儿女与亲族、还有您曾经的老领导、老战友们的子女。大家济济一堂，缅怀您的功绩互叙友情。表示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您与革命先辈的遗志。您看到没有？在今天的四明山上，“恨别鸟惊心，感时花溅泪。”大家都在心里黙默祝愿着：朱伯伯，您一路走好！
朱伯伯，我们在记住您半个多世纪继续革命的生涯中，保持一名共产党员的优秀品德，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的同时；更不会忘记面对胜利，您始终坚持艰苦朴素、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的工作作风。
我们不会忘记新中国成立后，在担任宁波专员公署副专员和专员期间，您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地主持专署工作，积极开展“支前”和“剿匪”，清查“反革命”；同时组织旧政权人员和新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努力巩固和加强人民政权建设；领导群众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抢修海塘；积极开展“三大改造”，有力地促进了宁波地区的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
您一生办事光明磊落，尽职尽力、无私无悔地扑在党的事业上，扎根在人民群众中。虽然您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可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的作风，把自己当作人民大众中的一员，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我们欣喜地找到当年与您共事（其实是您的部下）的几位老干部，在2017年12月19日召开的座谈会上，回忆当年您在专署工作的情景，无不热泪盈眶，赞赏有加。大家说：“那时宁波刚解放，百废待兴。朱专员领着我们忙‘剿匪’、‘支前’外，重点就是集中精力组织人们兴修水利，推广科学种田；通过召开各种现场会形式树立典型推进全局。那年代全党重视抓农业，朱专员是个干起活来就忘了昼夜的人，把精力全投放在工作上。那时位于鄞东邱隘的‘专署农场’和镇海俞范的‘专署棉场’，都是在您主持下兴办起来的，成为宁波地区推广农业先进技术的火车头，并带我们常去干活的地方；在工作实践中，他特别重视培育‘典型’、推动全局。由毛主席当年亲自批示的五洞闸及带头人罗祥根的‘先进典型’就是在时任地委农工部部长沈宏康汇报后，由专署精心浇灌培育出来的一束‘花朵’。”一位曾多年担任他秘书的老同志说：“朱专员工作作风踏实。几乎每周都带我下乡调查，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在工作中没架子，善于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说话坦诚、做事踏实，在农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那时专署还没配备小汽车，他出门下乡踩一辆自行车，中午在路边年糕摊吃饭。有一次乡镇召开会议邀请做报告，他踩自行车赶去，因下雨道路泥泞，他索性脱下鞋子、卷起裤管推着自行车赶到现场，使与会者深受感动……”
朱伯伯，您在担任专署领导期间，总是心无旁骛地一心扑在工作上。急，为人民所急，想，为人民所想，做，为人民所做；没有私心杂念。五四年初夏“发大水”，淹没了大片农田，人们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失，您五内俱焚、没日没夜地亲临“第一线”指挥，不是在办公室里每日接上百个电话提出建议和措施，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就是出现在“抗洪”现场视察灾情，与基层干部一起解决实际问题。洪水消退后您又组织专署工作组下乡，提出：“只要有我们一口吃的，就不能让灾民饿肚子……”五五年解放“一江山岛”时宁波作为“后方基地”，您担任“支前总指挥”。而您在五四年底就因劳累过度，查出患有“肝脓肿”需要住院治疗。得知“备战”消息后，您二话没说就放弃治疗，又昼夜不歇地“连轴转”，投入到保障备战部署、参战部队的综合保障工作。
大家回忆当年您主持专署工作的情景，都不由伸出大拇指夸赞说：“在战争和平环境里，您仍然始终保持着战斗年代的那股劲！”您从来不计个人得失，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现在健在的老人们回忆旧事，说当年不少地方干部为组织安排您任“副专员”鸣不平，说无论凭资历与工作能力，都应该安排更高的职位。但您却能正确面对。说：“共产党人干革命是为民众解放，不为个人享受。”您说：“无数战友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相比他们我幸运多了；不努力工作怎对得起那些牺牲的战友。”那时开展“三反、五反”清查“阶级异已份子”；有“左倾”观念的人要揪当地的“大老虎”；说您担任“浙东临委”领导期间，包庇同事“贪赃枉法”；还说什么：“四明山山高林密老虎多……”有人把此信息转告于您。您不动声色地淡然处之。说：“我相信自己所做一切问心无愧；是不是大老虎得由组织审查才能作结论。”当组织查证后有关领导找您表示歉意时，您洒脱地回答说：“我是为党为人民工作；绝不会因此事影响情绪！”
朱伯伯，您对自己要求严格，却对身边的世界充满挚爱；对同志像春天一般地温暖。与您一起战斗、工作过的同事以及缅怀您的后辈人，总忘不了您掌握党的政策、团结不同阶层共同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忱。当年在新政权中有不少旧政府留用人员，您总是注意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和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一位长期在地区工作的老同志清晰地记得，参与灵桥设计与建造的施求臧同志，曾是民国时期鄞县政府的工程技术骨干，解放前夕出走到外地去了，是您代表军管会把他请回来。当时舟山还没解放，盘踞在那儿的国民党部队不时地派飞机轰炸灵桥，是施求臧先生出谋划策，以‘灌桩式’方案把这座历史名桥保护下来……”
他的前秘书回忆补充说：“在掌握党的政策方面，朱专员总是做得特别好。记得当年地区有位农业科技专家王福庆，在您多次登门拜访与之交心后成为朋友，他感慨地说旧政府我连县长都难得一见，新政府专员与我交朋友，我不为人民做事怎说得过去？”他说：“朱专员的工作作风很民主，允许下级对上级提出意见，有一次我帮他整理材料时顶了几句，原以为他会生气；可他只笑眯眯地望着他道：‘好呀，有进步；现在连你也能给我提意见了！’”
是呀，朱伯伯，我们今天缅怀您；更多的是在缅怀党的优良作风。您使我们明白共产党干部，应该扎根于群众之中，才能使党的各项政策得以贯彻实施，党的事业繁荣昌盛。
十
朱伯伯，您在1956年9月起离开宁波，到浙江省委统战部担任副部长，主要负责党派和民族宗教工作。此间您以党的大局出发，准确把握党派工作的政治方向，引导民主党派参与大政方针和统一战线重大问题的政治协商，注意团结民族宗教界人士，积极宣传和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和宗教界人士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为我省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那10年中，您不断地以您那颗对党和人民赤诚的心，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被党内外和民主人士称作为：“我们的好部长”。
然而，您是有委屈的；您在那场“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所谓“罪行”完全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词；原因只为您性格耿直说了“公道话”。当时省委领导班子受到“冲击”，几位老战友到您家做客，聊了些对“运动”不理解的话题，有人就借题发挥寻找“茬子”，莫名其妙地被宣布“隔离审查”，把您扣押在北山街114号；后又惹上了“苏修间谍”（代号“5·13”）专案，由省革委会副主任陈励云负责，并有海、陆、空军部队与公安厅、省级机关造反派组成联合审查组。关押您的地方有三道岗哨，轮番审讯，还不断地对您拳打脚踢，有时被打得晕头转向。那段时期您真想不通，自己赤胆忠心干革命，没出过国，哪儿和“苏修”有什么联系呀？但您头脑是清醒的。一、这事情一定是冤案；二、党和毛主席一定会把情况弄清楚；三、自己不能死，死了就更弄不清楚了。
所谓“苏修间谍”案，现在看来完全是空穴来风、无稽之谈。早在1964年秋季，因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回专家、撕毁156项经济协议，中共对苏联发出“九评”表示态度；而在这时，原籍浙江余姚的郭静唐弟弟郭肇棠（留苏中国学生、斯大林时被打成“国际间谍”流放西伯利亚，赫鲁晓夫上台后“平反”留居莫斯科，为“研究中国专家组组长”）从苏联回国探亲，因与北京孙冶方和浙江陈修良是留苏“中大”同学，探亲期间走访了孙冶方，与浙江沙文汉（曾任省长）、陈修良夫妇取得联系，您作为统战部副部长参与接待并陪同他到余姚观光。郭肇棠回苏联后，组织上对您实行了“控制使用”。而这一切，您自己是不知道的，到“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时，党内那些“极左路线”的代表人物，就对您无限上纲置于死地而后快了。
您在被关押的六年中，写了10多万字的交待材料；但都没有说清郭肇棠的事，因为您根本与他没有什么联系，更谈不上有出卖祖国的行为。这期间专案组也没能掌握实质性的“材料”，只在您宁波的老战友陈布衣那儿“抄家”时，发现他夹在日记本上您为郭肇棠写的一封信，信中只谈工作而无“私交”……
这事一直折腾到1972年林彪机毁人亡后，才以“查无实据”的结论把您释放出来。而这时，妻子黄亚奋已逝世离您而去，家里只有保姆与三个孩子，小女儿朱小奋还在读小学。那时您自然有些想不通，咋几十年出生入死的革命过来，最后还革命到了自己的头上？但您很快释然了，“红的就是红的，黑的就是黑的。”您把这事看作是党对您的“考验”。您总是这样教育子女：“我们党内有些走‘左倾极端’的人，想当然地处理革命队伍里的同志，缺乏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精神……”从此，您更加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相信党相信人民；以加倍的热情投入工作中，表现出共产党人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的高风亮节……
十一
朱伯伯，您总是那么信仰坚定、意志坚决，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无怨无悔地表现出一名共产党人的意志和风骨。您在浙江（特别是浙东的宁波、余姚）都享有很高的威望，在战争年代，您是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战士；在解放后的和平环境中，您是一个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忠厚长者，尤其在七十年代中、后期，您重返浙江省政协领导岗位后，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肩负的责任和担子，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积极落实党的政策，调动政协委员和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政协工作的恢复和发展。您在担任省政协副主席期间，经常与老同志们一起，围绕党的经济建设工作、改革开放和人民群众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广泛开展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关心和支持浙东革命老区经济发展，大力支援“老少边穷”地区建设，组织开展“三胞”和文史资料征集出版工作，建立健全政协工作机构，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促进了我省政协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无怨无悔、鞠躬尽瘁。您离休后仍不顾年事已高，仍以极大的热情关心党史和老区建设，撰写了《战斗在四明山上》一书，为浙江革命斗争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现健在的老人与下一代子女们，对您对党的统战工作和对老区人民的关心支持，至今记忆尤深。余姚市委领导和市党史办的负责人，经常想起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临老区视察，对革命老区“红色文化”继承和发展做出重要指示。他们说：“朱主席对余姚革命根据地特别关心，常常亲自过问烈士遗属的生活状况。说饮水不忘掘井人，战争年代他们做出牺牲，一定要创造条件让他们的后人过上好日子。他对民主人士倾注深情；省文史馆员姜枝先先生在世时，他来余姚必登门探望。嘱咐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遗留问题，还历史原本的面目……”
朱伯伯，您此生兢兢业业，把时间和精力都化在工作上，却对家庭和子女很少关爱；您在他们心目中，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严父”形象。您总是强调革命原则，教育他们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在革命的洪流中锻炼成长，做一个对党和人民有“用”的人。
七十年代未与八十年代初，《人民日报》与《浙江日报》还有《中国青年》杂志，都从不同角度，分别刊登过“部长之子进饮食公司卖大饼豆浆”的报道。而报道的主人公朱小光，就是您钟爱的二儿子。在您的子女工作履历表上，没有一个因您的地位而决定前途；他们都是凭自己的学识与能力，在社会上付出艰辛的劳动后，才收获自己应得的成果。您的小女儿朱小奋非常自傲地告诉世人：“我们下一代人继承了父亲的善良与正直。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未来，没一个躺在父母的‘功绩簿’上享清福的……”她说：“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向我们灌输劳动光荣的道理，身传言教，以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怎样做人。非但我们这代，就连下代人也没有仰仗父亲的资历功绩，向社会索取过什么。我们都像每一个平凡的劳动者一样，在平凡的岗位上为人民做出贡献！”
朱伯伯，您的弟媳妇张旭群也在缅怀时说：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环境，您在家庭生活中都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什么时候都把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党和人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和家庭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她说：“我在48年6月以上海女工身份来四明山参加革命武装，亲眼目睹当年阿哥怎样在艰苦环境下不顾个人、家庭安危，对党和人民的一片忠诚。解放后我随丈夫‘支内’从宁波去了东北，在往来信件与交往中，深刻地感受到阿哥与亚奋姐在家庭教育中，对子女和家人的严格要求。他对留在老家的亲朋好友虽然倾注一片深情，却绝没有为谋私利而做出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您的一位侄女说：“每次我回余姚老家看望父老乡亲，他们就会向我讲伯父的故事。说每当他们有困难时去找他，他都是笑脸相迎地招待大家吃老酒，吃过老酒知道‘困难状态’后，拿出自己工资补贴他们；但为职务待遇和对子女求职事，他一般都笑着拒绝；说他当的是新政府的官，不能为家人和亲朋好友谋私利……”
十二
朱伯伯，您是一位善良厚道、存有大爱的人；同时您又是一位党性坚定、纯粹透明的人。我们从一滴水里窥见大海的秘密，正因为有您们的存在，我们的党和国家、我们民族才能继往开来、发展强盛。
朱伯伯，浙东老区的人民怀念您！您是我们后辈前进的方向，学习的榜样；心中永不熄灭的“四明之光”。您这辈子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充满信心。您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党在战争时期与和平年代的理论与实践。您这辈子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饱含深情；紧跟党前进的步伐，认真学习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您的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克己奉公、坚持原则，具有高度的党性修养。您在工作中总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出现，任劳任怨、干事担当、求真务实，继承党在战争年代的优良作风，密切与群众打成一片，团结同志，廉洁自律、艰苦朴素、作风正派，坚守共产党人本色。您心里始终有组织与人民群众，甚至在住院治疗、生命垂危之时，仍念念不忘党和人民的恩情，感谢省委、省政协和有关部门、有关单位领导和老区人民对您的关心照顾，顽强地与病魔抗争，表现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与大无畏的气魄。
您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对党和人民事业孜孜以求、不懈奋斗的一生；是值得您健在的老战友、老部下和我们下辈学习、致敬的一生。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增强“四个自信”，锐意进取、团结奋进，为高水平地谱写“浙江篇章”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斯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朱伯伯，一路走好！请您放心，您未竟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您的下代人和下下代人，正沿着您走过的路整装待发。我们的事业一定会成功，我们的前途充满光明。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崛起，也没有什么人能够阻挡一个日趋强盛的国家前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