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逝的“四明之光”之二 - 饮水思源 - 宁波水文化网


永不消逝的“四明之光”之二

发布日期:2018-03-29 09:57:42 阅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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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褐石有遗篇。”
    朱伯伯,那些站在余姚城里龙泉山上王阳明讲学院中的,是昔日“政治工作队”的领导与战友们。他们是:支持“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者余姚县长林泽、中共宁绍特委书记王平、杨思一,以及领导过“盐民运动”在当地很有影响的著名共产党人郭静唐;还有从陕北公学受训回来的熊达人、马青、楼明山、唐敏鹿、陈子放、俞震、陈鲤和当地名流孙子鸣、陆飞、姜枝先、童泉如,还有与您一起“受训”的鲁也愚等三十多名队员……
    您见到他们自然特别高兴,有说有笑地缅怀往事,仿佛重回到当年的磋砣岁月中……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新成立的“政工队”由林泽任队长,郭静唐任副队长,熊达人、孙子鸣任干事长,鲍曙林任副干事长,杨小梅负责妇女工作。一年后在林泽、郭静唐的支持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全面铺开,“政工队”学员编成四个区队,后来又按行政区划分成六个区队,在全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现在的龙泉山早已旧貌改新颜,周围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地热闹非凡。当年,这儿曾是传播革命“火种”的地方。面对着许多老领导、老战友,您有太多的话想说。朱伯伯,当年您才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热血沸腾的时候。在这个集体中您经受革命大熔炉的熏陶,为以后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基础。可惜的是世事沧桑,前程叵测,在这革命熔炉中锤炼过的许多人,大多没等到解放那一天,在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中英勇献身、韶华逝去。宁绍特委书记王平,病逝时才三十七岁;随着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实施,三年后郭静唐被国民党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关押到上饶集中营;县长林泽为此愤而辞职,县“政工队”由此“解体”;许多优秀的战士都纷纷倒在敌人枪口下:熊达人同志牺牲于“皖南事变”;陈忆姜同志在海口被日寇杀害;许振武同志牺牲于国民党“赤水集中营”;楼明山同志在舟山与日寇战斗中牺牲;严重同志在临山战斗中牺牲;陈大盛同志、盛坤同志、王志祥同志在梁弄战斗中牺牲;打入顽军工作的张忠民同志在游源山牺牲;项信齑同志在姚北战斗中牺牲……您们在天堂相拥而泣;深感革命胜利的硕果来之不易。
   您说:“战友们,我想您们,想得好苦呀!”
   他们回答:“朱之光同志,我们也在想你哪!”
   您说:“记得解放后‘政工队’在杭州有过一次聚会,参加者仅八人。”
众人笑道:“错了、你错了……其实我们也参加了……只是我们能看到你;而你却看不到我们……”
 
                              四
 
    “执君之手,与君偕老”;在战争年代,那是一种多么奢侈的向往。
    现在妻子黄亚奋又陪伴在您身边,带您向白云深处走去。她的脚步仍是那么矫健,笑声仍是那么爽朗。边走边介绍说:“我都在这边等了你有50年,比我们相处时还长……”“是吗?”您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虽然黄亚奋已离开您50  年,可您从没有觉得分开过;在您的感觉中您俩是不会分离的。您总挽起她的手臂在情意绵绵地诉说:
    亚奋,那时我在“政工队”第四区队工作,当时你还是个小姑娘。我俩由于共同的信仰走到一处,与老爹、张中民、张敏鹿、谢汝昌等13位同志发动抵制国民党苛捐杂税、强“抽壮丁”发国难财的“茶民运动”。你与我穿梭在崇山峻岭中访贫问苦发动群众。那次我俩在南黄村了解到38%的农户断炊,饿死160余人的惨景。其中有一户叫黄铭湖的农民,全家19口人,有13人在这年饿死了,梁弄区这年饿死有二千多人。你是农民的女儿,深知农村疾苦,义愤填膺地握拳说:“这样的世道,农民不革命就会饿死。”我们把大家组织起来,向县政府请愿抗议。特委杨思一同志也参加了这次行动,我们把各村都组织起来了,与国民党展开斗争。这次运动我们赢了,接受进步思潮影响的林泽县长,规定一斤茶叶换三斤米,拨三万斤救济粮缓解茶农“燃眉之急”……
    您说:这次斗争我们胜利了;但接下来的斗争显得更为艰苦卓绝……亚奋,你一定记得1941年初,日寇侵略我浙东地区,余姚随之沦陷。当地10余万国民党军不但不抵抗,反而变本加厉地积极反共推行“白色恐怖”。你记得,我想你一定是记得的……在我最困难时,你以战友身份留在我身边。那时我得了肺病在家疗养,不久失去了组织关系。为了重新与组织取得联系,你与我几次冒险与曾熟悉的同志联络,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军出重金悬赏我的人头,是你与乡亲们保护了我的安全。我在左溪隐蔽了大半年后身体没愈痊,父亲同意由你和二妹珍珠陪我去上海亲戚家,以看病为由寻找地下党组织。我俩是通过十五岙(今余姚陆埠镇南雷村)罗姓亲戚,从后海小安街(今慈溪周巷小安村)渡船去上海,途中我晕船吐得一塌糊涂,你和二妹也吐了。在上海我的病情有所缓解,却仍没与组织联络上。当时我想去天津,你与珍珠都阻住我,说那儿人生地不熟的,找组织就更难了。你说革命的火种是不会熄灭的,只要我有心,在当地也一定能找到组织;经反复思考,我让你和珍珠先回梁弄,单独去了姚北,听说那儿还有党组织在活动……
    您又说:亚奋,你一定没忘我在姚北樟树庙(今慈溪匡堰樟树村)联络上留在当地的“政工队员”岑万尧与历山的陈小平,还有周巷镇的赵继尧和张忠民;我们同去马渚见了施先生(郭敬唐夫人),在泗门找到了严重同志,共同商量组建抗日武装,并与“南渡”抗日部队朱司令(朱人俊)挂上钩。正当我们秘密起事时,我接到你来信,说顽军调防家里平安了。于是我回家与陆埠王履丰同志取得联系,与“三北”后海的几个同志“十八结拜”成“兄弟”,缴了顽军留在当地东岗保长处的30支枪和四箱子弹,召募山民(约五、六十人)组建了四明山抗日武装“独立大队”。也就从那时起,我由朱孚若改名为朱之光直至今日……
    亚奋,您当时不明白我为何改名朱之光?那是我立志献身革命的意愿呀!我要像四明山上一道光亮一样,照亮贫苦山民的人生。你总说我薄情,为革命工作舍弃家庭……你不明白在我心里你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除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我心中就只有你。革命生涯常分手……那年‘北撤’我奉命留下坚持斗争,怀有身孕的你却要随部队去山东。我也想和你一起‘北撤’呀,可是为了已经开拓的革命根据地,我丢不下我的父老乡亲们……我俩的爱情、婚姻是在战火中锤炼出来的。在分开的近半个世纪中,每当想起这些逝去的岁月,我心头总会热浪翻滚,思绪万千……
 
                           五
 
    “谭启龙政委、何克希司令……朱之光向两位首长报到来了!”
    朱伯伯,您的英魂在天堂的云彩里飘荡着。那是一个没有时间概念的世界,聚集了现世中许多英雄豪杰。您遇到了谭启龙政委、何克希司令,还有刘亨云参谋长、张文碧主任以及好友和同事,想起初见首长们的情景。
    1942年3月,由您组建的“独立大队”经整编后编入由蔡正谊(群帆)任大队长、华一鸣任副大队长的“达谊部队”,在他俩指挥下由您“打头阵”摸清诸暨枫桥国民党顽军“奋勇队”情况,迅雷不及掩耳地收缴了他们的枪械……事后蔡大队长说您立下首功。您谦虚地说:“首功不敢当……我只是深入顽军中摸清楚他们的兵力与枪械情况,是蔡大队长指挥恰当取得了胜利。”通过“枫桥缴枪”,您的“独立大队”整编为“六中队”全都换上了新枪。正当您雄心勃勃想打几个漂亮仗时,由于连续劳累您的肺病复发了,只得离开由华副大队长和您进行的“统战”工作,以至几次战斗都无法参加……直至半年后部队筹措新衣,蔡大队长派您回余姚采办18担土布,并给三北司令部写了一封密信,向谭政委、何司令作口头汇报。在嵊县王宅您被国民党部队扣押,费尽周折才设法逃离,经临山转慈北宓家埭(今慈溪鸣鹤镇)找到“娘家”……
    由此您见到了何克希司令。他给您的第一印象不是一位驰骋疆场的将军,而是一位平易近人、满口四川话的知识份子。您把密信交给他,并汇报了“达谊部队”的情况,他握住您的手一迭声地表扬说:辛苦了,为抗日做出了贡献。接着他详细询问四明山梁弄的情况,问您是否认识政工队的朱孚若?您说您就是呀!这下他更高兴了,让司务长特地炒了一碗蛋,送上一碗白米饭。在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环境中,谭政委和何司令都与战士一样吃杂粮与喝稀的。后来回忆起来,这碗炒蛋与白米饭,是您这辈子吃过最香甜的饭……这次何司令向您布置新任务,要您离开“达谊部队”,帮助开辟四明山革命根据地……
    您清晰地记得:半年后,由谭政委,何司令率领的大部队挺进四明山。他们进山前,在姚北阳觉殿与竹山岙(今慈溪横河镇)消灭日本兵三十几名,打了胜仗。当您把这消息告诉老爹与亚奋时,他俩高兴得手舞足蹈。老爹连声说:“仁义之师呀……这下我们有希望了!”您回乡后带病工作,发动群众,筹集粮草,与父亲、亚奋和倾向革命的群众一起,为大部队“落脚”在四明山区做好了准备工作。
不久,何司令带“四支”一大队、教导队先到石门村。那是初冬的一日,石门村一位50多岁的农民手拿着一张条子找您老爹,您看到纸上面写着:“朱之光来石门一叙”八字,就知是组织上通知您了。随即您随他到设在石门村的司令部。在一间简陋的石屋里,您见到了正在埋头工作的何司令与“胡秘书”(谭启龙政委),何司令简单地介绍过您的情况后,谭政委就上前紧握住您的手问:“好呀,这里是您的家乡了……”您心上顿时穿过一阵暖流,深感组织上对您的重视与关心。正当您向两位首长详细汇报迎接大部队“安家”情况时,忽然外面枪声大作,国民党顽军闻讯追赶来了……
    您很快引领部队安全转移……从此,您就在谭政委、何司令领导下,与刘亨云参谋长、张文碧主任相处,协助他们工作,成为一名英勇的“抗日战士”,踏上新的革命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