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时雨
一
敬爱的朱之光伯伯走了，享年100岁。他走得慈祥安泰，脸露微笑，仿佛说：“再见，我深深挚爱的这片土地，我所挚爱的人民……”
朱伯伯，您在晚年写过《战斗在四明山上》传记，说：“我的家乡在四明山麓，原为余姚县左溪乡弄坑村（现为余姚市梨洲街道雁湖村），那时村里有100多户人家，村子被群山环绕，三条山涧汇合后流经我们村子，溪水潺潺，山上茂林修竹，风景优美。”这村子现在建设得更加美丽了，尤如撒落在群山之中一颗明珠。人们都知道，从这村子里走出去一位闹革命的“大官”，在省里担任领导职务。但在解放前，您继续回忆说：“这里人民的生活很艰苦。因为是山区，粮田很少，主要产茶叶、地瓜、玉米、还有手工编织竹篾，摘采山货等，山里的老百姓就是靠肩挑竹笋、木柴到二、三十里路外的余姚城，去换些粮食将就着过日子。那时候弄坑到余姚城里并非一件容易的事，缺劳动力的人家往往生活困苦，尤其凄惨的是遇上生病，无医无药，只好听天由命，劳动力较多的才能过上不愁衣食的日子，只有茶商、地主和外出做生意的人家，他们的生活是富裕的。在村里也有造高房子的，那是极少数。”
朱伯伯，现在组织与家人把您“送”了回来，因为您爱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您的许多战友都是外地的，现在都长眠于此。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八十年前，在您年轻力壮时就协助何克希司令、谭启龙政委共同汇聚了一万多名抗日志士组成革命武装力量，开辟出浙东抗日根据地。这儿是被沦陷时浙东人民的希望，也是浙江与全国人民心中的希望。是您与您的战友们饥餐露宿、厉兵粖马，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中心，也是您人生扬帆启航之处……
人生的道路看若漫长，其实关键时只有几步。朱伯伯，我们虔诚地翻开您那份蕴藏红色史诗的人生“档案”，知您出生于1918年2月，1938年4月就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在此之前，您参加了由国共两党合作举办的余姚政工队培训班，接受了革命的教育。也就在这年4月后，您先后担任余姚北海自卫中队政治指导员、余姚政工队区队长、四明山南进中队队长、姚虞慈总办事处副主任、南山县县长等职务，参与中共浙东区党委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工作。1945年10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奉命“北撤”，您留下坚持敌后斗争，先后任中共浙江四明地工委副书记、会稽山地工委副书记等职；1949年5月宁波解放后，您担任宁波专署副专员、专员；至1956年9月，您调任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后出任浙江省政工组统战办公室负责人；1977年12月起，先后任浙江省政协常委、副秘书长、省政协机关党组副书记、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兼省政协秘书长；1981年5月至1988年1月任政协浙江省第四届、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1990年12月离职休养，2004年2月享受省长级医疗待遇，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朱伯伯，与您同时归来的，是早走一步、骨灰盒在您身边贮存了五十年的战友、妻子黄亚奋。您知她的灵魂早归故里，可就是放不下。有她陪伴身边，您的心就不会寂寞，眼前就会升腾起新的希望。多少年多少次，您在前行路上碰到困难，她沉稳、挚爱的微笑就会出现在您眼前，那翕动的嘴唇仿佛在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勇敢地闯过去，眼前就会出现光明。”您和她朝夕相处，生死与共地过了三十年……
您俩原本约好，百年后同归这块土地。现在，您们一起回来了。
二
朱伯伯，在您的追悼会上，有一个极为普通可又极不普通的花圈；因为它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送的。在追悼会现场，还陈列着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送的花圈；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对一位老战士的缅怀，也是您百年人生应得的一份荣誉。
朱伯伯，我们都不敢相信：您就这样真的走了；但我们相信，您的肉体虽然走了，灵魂却永留在人间。是的，您在天上俯瞰着我们，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为着国家、民族的繁荣富强共同努力。我们知道：您这辈子都像“夸父逐日”，朝着一个伟大而又神圣的目标匆匆赶路。没有忙中偷闲，也没有回首凝望；您只是累了倦了，只是想停住脚步稍稍休息一下；然后又像当年那样精神饱满、意志坚定地向您的老部下、后辈年轻的人们下达前进指令。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知道您是“老县长”、“老武工队长”，是您在上级党委指引下，帮助与指导“老区”人们翻身解放，为实现革命目标不屈不挠地进行战斗。您是老区人们的“指路人”，也是这块土地的革命精神所在……
我们看到：您的英魂在四明山上空飞翔着，仍与以前一样神采奕奕。您之所以暂时离开我们，是因为您想念已逝去的父老乡亲，想念比您先走一步的战友们了。但这不妨碍后辈人对您的追思之情，因为我们觉得您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就像比您先走一步、您那些老领导、老战友们，尤如四明山中傲霜斗雪的松柏一样万古长青；您们的革命精神，犹如淙淙东去的姚江之水，世世代代地流淌在我们的心里……
站在天堂入口处迎接的，是您心中惦记已久的父亲；还有在战争或和平年代先后奉献热血和生命的朱氏亲人——妻子黄亚芬，二嫂金引素、妹夫吕民烽等，这时他们也跟随老爹出现在您面前。老爹如果活着，应是137岁高龄，可他在66岁那年（1947年8月2日）提前进入天堂。那是部队“北撤”四明山处于“白色恐怖”时期，留下坚持“地下斗争”的您，在他的鼓励下重建革命武装。那事对地方“开明士绅”老爹来说，已然不是第一次；早在您年少时，他就指导您举民族大义走“正路”。有两桩事您记得特别清楚：一桩是作为早期同盟会员的他，总想不遗余力地为当地百姓做些事，在任左溪乡乡长时（1924年）：“家乡遭受百年未遇的狂风暴雨袭击，大雨连续下了二天二夜，山洪多次爆发，不少桥梁被冲垮，从岭厦到南庙二、三十里的道路全部冲毁、塌陷成为沟壑……”，“父亲作为乡长，亲自发动募捐救济灾民；他先从自身做起，捐出许多粮食与物品，还发动社会互助互济，帮助灾民共同渡过难关。在这次洪灾中，没有一个灾民饿死或生病死亡，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大事。洪水过后，他决心发动大家重新整修道路修复桥梁……从弄坑村到金岙村的一座大石桥，也在半年内修造好了……完成这些工程后，父亲在岭厦凉亭里立了两块石碑，一是记叙灾后如何修建两大工程，二是捐款名单、金额及支付账目。”
另一桩是老爹理解和支持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活动，早在1939年2月，以王平(王文祥)同志为副书记的中共宁绍特委设在您家。是他把您送进由特委书记杨思一亲自领导的陈巴岭□抗日训练班，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此后您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后来创建了独立大队。又是老爹开放乡里的积谷仓，无偿供给当地抗日武装力量所需。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委谭启龙在《浙江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四期）关于《党在浙东地区坚持敌后抗战的概况》中提到：“我们在浙东斗争的几年中，统一战线起了很大作用，朱之光同志的父亲朱祥甫先生，他掩护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四明山上坚持斗争，控制左溪乡一带。”
站在天堂门口的老爹，仍是一袭长衫，胖墩墩的身材尤如生前，目光炯炯，微笑地望着您，好像在说：儿呀，你这一辈子，为了山里贫苦的农民兄弟，也算是值了……
您清晰地记得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头，国民党反动派没能抓到坚持地下斗争的您，却抓捕了您的老爹强逼他来找您。他自然不能“从命”也万万不能从命；您是他心头的宝贝疙瘩，是山里人翻身求解放的“指路明灯”：于是，他带着他们山里山外到处走，坚决不吐露您的藏身之处。敌人最后没办法，欲把他就地“正法”，老爹在知道他们将对他下毒手后，用笔饱蘸墨汁在纸上写下“得道则存，失道则亡”八字遗言；在梁弄镇的前山坡英勇就义。当时您隔山相望，万箭穿心却无计可施，眼睁睁地强忍悲痛看着他为保护您而英勇牺牲……
革命需要付出代价，为了使农民翻身过上好日子，您全家在父亲的榜样下前赴后继，带领妻子、嫂子、弟弟、弟媳、妹妹、妹夫一家八人，英勇战斗在四明山上，做出了太多的牺牲……
您说：“爹，我没忘您的教诲……得道则存，失道则亡。”
他点头说：“是呀，得道则存，失道则亡。这是天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