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抗美
今年是父亲朱人俊诞辰100周年，他离开我们已经有23年了。
父亲晚年，因眼疾双目几乎失明，无法看字。那次搬家，他很珍爱地抚着几包资料和我说：“这是我的宝贝”。我后来知道父亲他们是在抗战初期，弃笔从戎，投身抗日救国大业。他和战友们在党的领导下，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团结地方爱国士绅,巧妙周旋掌控了驻南汇的伪十三师50团的人脉，并将其改造成为支部建在连上的白皮红心革命武装。为了将部队顺利拉往浙东，在祖母的支持下，几乎卖光了家产，终于在浙东站住脚，为建立浙东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千金散尽义无反顾。父亲从未将金银珠宝当做过宝贝，他和妈妈，几乎一直保持着过去部队的作风，生活简单，把钱看得很淡，喜欢分享也接济过许多人。他的宝贝是什么呢？我郑重地答应过父亲，等我空了，一定去看他的“宝贝”。
这些“宝贝”，就是他战争年代留存下来的一些笔记和日记。经过几番整理，今年告一段落，并结集发表，了却了一桩心愿。
在整理过程中，我的心理也经历了从枯燥乏味到兴趣盎然的过程。本来和爸爸一起生活了几十年，朝夕相处日日面对，然而回首往事，却感觉既熟悉又陌生。也时常问自己，你真的了解他吗？好像未必！我觉得我们之间隔着的不仅是代沟，也是历史。
而今网络连通古今中外，有关的各种“内幕、真相、丑闻、八卦”……演绎编造、戏说穿越、漫天飞舞、真假莫辩。相比之下，细细品味这些“宝贝”史料更觉得弥足珍贵。它们清楚地留下了这位当年的“少爷”在革命熔炉里磨炼的部分痕迹，尘封的单纯炽热的青春岁月。
“宝贝”里还珍藏着爸爸妈妈的初恋印记，原来爸爸和妈妈是1946年在特务团工作时相识相恋的，那时我妈妈田井在纵队政治部工作，妈妈送爸爸亲手制作的日记本，并在扉页上题词：党要你到哪里去，你就要到哪里去。党要你果敢地去死，你就要果敢地去死！果然是个女汉子！
父亲出身工商地主，家境尚可。所以他在日记里不断地提到自己的剥削阶级意识和改造。他在1947年的土改教育报告中曾极其深刻地剖析了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的罪恶，被作为一纵队的典型到处做报告。经历了文革浩劫，我本来一直觉得像我爸爸这种少爷，参加革命真是受罪，文化太高，身体不好，易受猜疑，也很难提拔。次次运动还要当靶子，就是飞蛾扑火自讨苦吃。但他自己倒是乐在其中，不仅时时警醒自已，还和同道的战友交流学习。在日记里他特别记下了“宋日昌同志谈到他自己克服冲动的经验，当要生气时，警惕是自己的剥削阶级思想作怪，此话颇为深刻，吾就是此病难医。”宋是他们南下支队的领导之一，可见革命队伍里这样的人还很多，但信仰共产主义，改造自己，是他们这批人的共同心愿。
父亲做部队政治工作，是自北撤任职二旅始，1945年7月先在二旅当政治部主任，以后到特务团、炮兵团等当政委。从笔记日记上看来，他在团结教育改造部队的同时，更多的也是在磨炼改造提高自己。
革命队伍里人人平等，他的警卫员潘文远也给了他很大帮助。他记录：“路上闲谈，文远的意见定当，上级必须要少管事少说话，问题考虑慎重，发言全面，态度有涵养，任何时候应要不生气．信任人家优点，原谅人家缺点，不为对方接受的话，尽量少说．我的大病在此，要再三注意．”在他的笔记里，也保留着几次民主生活会的记录，看上去都是真刀真枪，平等互对，不论官职大小，刺刀见红，不留情面。那种发自内心的民主和平等作风，现在是很少见了。日记中，自我反省也是随处可见。在写我看到南下征程行将结束各人面临分配时，他的记载：“下午到支队部，正值整个建制人员大变动。晚饭后至李(步新)处谈工作，回来后与张光等畅谈至深夜。不胜依恋。一支队经九个月的教育，在思想上已开始融合为一整体……此次分散，大家都感可惜。这一次的留恋，不仅是个人情感，主要是在一种新的思想基础上形成的，第一：都有自吾批评精神，严格检讨自己，尊重领导，原谅别人，因此转变了埋怨成见的风气，变抗拒力为吸收力。第二：能从党的立场，客观的发现同志的优点长处，对党的忠实贡献，产生对同志的器重与阶级情感。”读到此处我不禁会心一笑，战友情谊不仅是战场上的生死相依，也是在革命熔炉中坦诚批评与自我批评铸造的特种合金，他们是肝胆相照携手共进结成的浓情厚谊啊。
父亲日记里总是再三提醒自己“在同别人相处的时候，不要想胜过别人作为自负，而要想发挥别人的长处，才是美德．模糊中好像是母亲在向我教训这两点，对于我的确是终身要身体力行的．”他还一再提到“与人为善”。传统美德和党的教育,在他身上已融为一体。对战友和领导同志的长处，他像海绵吸水一样，涓滴入怀。譬如南下途中看到王仲良，感叹:“今天在高邮碰到仲良同志，作长夜谈，确有极多收获。仲良同志的思想深度广度，都比一年前有极大提高…。”警醒自己要加强学习以免掉队。
渡江前夕，又记下“晚上朱讯同志漫谈对饶（守坤）政委的印象。有两个特点，使吾很深刻：一是考虑问题的冷静、明智。真正能把辩证法具体运用。二是追求真理的民主精神，所谓修养，不是涵养，考虑问题的欢迎反面意见，不自以为是，考虑成熟了以后，则不是盲目的自信，而是真知灼见的把握。”进而检讨自己：“吾到现在还是轻率的，容易相信自己的意见，对别人的意见忽视，不从正确的方向去理解别人。思想方法上的偏面，是过于相信自己的意见的正确，与别人意见的不正确。思想意识的根源是相信自己不信别人。必须要从方法意识同时锻炼。最近对今后工作分配问题颇为关心，未尝没有个人前途的得失在作祟。有时把这一问题能抛开，就觉得愉快冷静得多。”
在南下的一路上，历时9个月，跨越五省区，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他们不仅要参加各种战斗，还积极介入了沿途老区新区的反顽、减租减息土改等工作，看得出来，党的农村政策之制定执行之良否，是决定彼时战场胜负之关键。而且一路上，都有内部不坚定成员时时想脱离部队，好回家分田分地、甚至有老区的县级干部，也一心想回家去开豆腐店。怕苦怕难怕累怕死的，就更常见了。而且还得随时准备战斗，一路走一路打一路想一路说，这政委当的，好不容易。
1949年，注定会被历史永远牢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解放、接管城市，迅速恢复城市功能，发展生产，是中国历史上翻天地复的巨变，一方面依靠党中央正确的大政方针指引领导，另一方面，这批在战争中培养锤炼出来的知识分子领导干部也是功不可没。从父亲记载的合肥解放到杭州解放接管恢复工作，就能看到杭州解放明显准备工作充分得多，事先的资料收集和人员、政策准备都有预案。而且正好他在合肥军管会也是担任交通处长工作，好似预演，对许多问题事先都有过较多考虑。南下的一路上,中央和华东局文件指示密集下达,包括济南徐州芜湖等城市解放接管经验等材料均及时发放，谭启龙同志边走边学边想，及时提点各部负责人关注考虑政策（有信为证）。所以他们5月3日进入杭州，7日成立军管会，父亲先秘书处长后交通处长，各种棘手问题均群策群力攻坚克难一一化解。军管会里，二谭（谭震林、谭启龙）、杨思一、顾德欢同志是他们敬重并熟悉的老领导，所以我想杭州解放初期的恢复重建工作必定开展较为有序。
不过也许是太忙了，父亲这段时间留下的日记很少，空缺了许多天，即便有写，也只是寥寥几笔，可见当时的忙碌与艰辛。他们用智慧和心血，为新中国奠基加油。
很期待能看到有关这些方面更多的回忆和记叙。
当然，朱人俊是共产党员，是组织之一员，我们今天回忆他，纪念他，并不是因为他个人有多么优秀，多麽突出，而是在这个组织里，当时的确是聚拢了社会上最优秀的先进分子，最忘我的一群人。他们既在战火中锤炼,也在组织的教育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氛围中彼此磨砺，星光璀璨，集合在鲜红的党旗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赢得了祖国和人民的尊重！
（作者系朱人俊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