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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代的定都哲学

发布日期:2016-05-27 14:23:06 阅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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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押沙龙
 长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都城。它的影响所及,导致日后的明、清人也往往在诗作里用“长安”来指代北京城。选择长安为都城的理由很多,最明显的一个理由是它的地理位置。就军事关塞而言,长安周边东有潼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四座关口控制着进出长安的通道,都是易守难攻。就地理而言,长安有一个安全的地形。
  当然洛阳在唐朝中后期的崛起,也有赖于它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关于长安和洛阳哪个更适合做首都?古代知识分子的看法是:长安有山河之固,适合应付变乱;洛阳有中土之美,适合德化天下。只是,这两座城市双双在唐朝末年衰落,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的辉煌也随之嘎然而止。
                        
          安全还是粮食
  长安城不是一座。历史上有两座长安城。汉朝的第一长安在西安市的西北。隋、唐的第二长安才坐落于西安市中心。它是隋文帝所建,当时不叫长安,而叫“大兴城”。
  隋文帝杨坚定都长安,有一个很现实的政治考虑。杨坚的力量建立在“关陇集团”之上。所谓关陇集团,要追溯到北魏分裂之际。当时一代枭雄高欢控制了大部分北中国,宇文泰走投无路,裹挟北方六镇的余卒,西入关中,建立一个关陇军事集团。这个集团以关中为根本,东向和高家争夺天下,历经险阻最后终于获胜。杨坚也是关陇集团的一分子,他是宇文泰的岳父,夺了女婿的天下,但他依靠的还是关陇集团的力量。既然需要人家的支持,杨坚当然不敢随便离开关中,只能定都长安
  但是事情到了他儿子隋炀帝的时候,起了变化。他离开了关中让人造了一个新首都洛阳。又派人挖了一条大运河。按照传统史书的说法隋炀帝修建大运河是为了更好地厚颜无耻。但这个说法难以让人相信。隋炀帝所作所为的背后,其实有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矫情。他试图把帝国凝结为牢固的整体,所以他才会选择位于帝国中央的洛阳为新首都,并用一条运河把帝国连为一体。
 理想主义向来害死人,大隋朝灭亡了。隋帝国崩溃的主要原因虽然是穷兵黩武滥用民力,但是背后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隋炀帝营造洛阳后,远离了关中,也就疏离了自己的力量源头,因此招致覆灭。有隋炀帝的前车之鉴李渊只能把首都定为于长安但这样一来就马上面临一个问题:粮食。首都总要消耗大量粮食。光靠关中一带不足以供应,唐朝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粮食。按说隋炀帝的大运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事情不那么简单。
  以江南粮食为例,它们要送到长安,需要走两千多里的路程。其中真正的问题就在洛阳和陕州中间这段路上。这段路中间有三门峡的砥柱,船过不去,只能靠牛车走崎岖的山路,非常艰险运量也很有限。
开始的时候问题还不大。老师们统治时期,政府规模很小,军队也是军农合一的“府兵制”,一年往长安运一二十万石粮食就够了。到了唐高宗时代,政府规模急剧膨胀,长安城人口也跟着增加,粮食就成了大问题。最后竟然弄到了几乎要断顿的地步。这时,隋炀帝留下的东都洛阳就成了救命稻草。
在唐高宗时代,一遇到关中歉收,李治和武则天就带着文武百官到洛阳吃洛口仓的粮食。当然长安还是首都。等到荒年过去,李治他们还回来。整个就是一副逃荒的样子。
 相对于长安。洛阳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位于帝国的中心,四通八达,交通方便。李治也许是厌倦了逃荒,他开始提升洛阳的地位,将它正式定为东都,营建洛阳宫殿,称长安和洛阳为“东西二宅”。洛阳作为副都的法律地位也就此确定。到了武则天时期,她做出了更大胆的决定,将洛阳定为帝国的真正首都,改称“神都”,地位超越了长安。从此她一直呆在洛阳,很少再回长安。政府机构也都转移到了洛阳。洛阳也在武则天手里迎来了黄金时代,此后它再没有过这样的辉煌日子。 
             两都的末日
 武则天垮台后,韦后和中宗急于返都长安,那里才是他们的权力基地。按理说,返回祖宗奠基之地,在法理上是义正言辞的。但大臣们几乎是一片反对之声。不少人上奏折劝谏,奏折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长安没有吃的,回去不得呀皇上!”韦后则反驳说:“自古哪有逐粮天子?”
从经济上说,韦后的这个决定是不划算的,但是从全国战略布局看,选择长安还是正确的。不过粮食问题不解决,就连唐玄宗也只能逃荒。根据全汉升的统计,唐玄宗执政头二十五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洛阳,而每次去洛阳都是因为粮食问题。
  痛定思痛,唐玄宗决定大力整顿漕运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天宝年间,每年运往长安的漕粮高达四百万石。四百万石粮食可以供养差不多一百万人,足够大唐帝国政府运转之用。有了这些粮食,大唐还可以在西北供养一支庞大边防军,拓西域,抗吐蕃,灭勃律,屠石堡。
 长安的崇高地位从此牢不可破,洛阳则走向衰落。它繁华依旧,但再也不是帝国的轴心。唐玄宗也不必过逃荒的日子,他在晚年绝足洛阳,留在长安过着奢靡的日子,直到安史之乱的爆发。
 安史之乱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结束所谓的中古时代。这倒不单单因为它的破坏性。它确实破坏了整个北方的经济,更将两都弄得凋敝不堪。除此之外,气候的改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十世纪的科学家研究了中国的气候变化,他们发现唐朝的气候要比今天高几度,而且要湿润得多。但到了唐末宋初,中国的气候开始变冷,游牧和农耕的分界线开始南移,这个趋势一致持续到清朝初期。北方的衰落、西北的凋敝、游牧民族的再度兴起,这些现象背后都受这个力量的支配。
 晚唐的历史就是一部运河争夺史。能控制住运河,能保持住漕运,帝国就能幸存,否则就会崩溃。长安还能苟延残喘,至于洛阳,到唐末残破已极,最糟糕的时候整个城市人口不满百户,恍若鬼城。
在争夺运河的过程中,汴州(如今的开封)脱颖而出。它控制着汴河到黄河的入口,是运河的一个关键点。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运的财富。最终,军阀朱温以汴州为基地,灭亡了唐朝,建立了后梁。随后,中国的东西大动脉就此变成了南北大动脉,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了清朝。
 赵匡胤曾有过一度犹豫,考虑将首都移到洛阳,并最终转移到长安。但这个方案最终没有实行。因为没有人能对抗缓慢的大趋势。日渐寒冷的气候、凋敝的西北、东北方敌人的崛起,以及黄河水文的恶化,使得帝国再也不可能通过大运河供养一个庞大的西北都城。长安也再没能成为任何王朝的首都。
                            摘自《看天下》2015年第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