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象山抗击“八一台风”60周年祭（中）
一、海之问：为何灾难总是突如其来？
欧绪坤：灾难突如其来，应深刻记取的历史教训
不可抗拒的惨重损失1956年8月1日午夜，第12号特大台风在象山登陆，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象山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我当时担任县委办公室主任，根据1956年7月30日浙江气象台的预报，当天县委按照舟山地委（当时象山属舟山地区领导）的指示，召开了抗台抢收紧急会议。当时县级机关正在开展“肃反”学习，由于抗台抢收的需要，县委决定立即停止学习，除留下少数同志值班外，全力投入抗台抢收，并抽调了543名机关干部，分成7个工作队、34个工作小组，在部、委、办、局、科、室负责人的带领下，随身携带蓑衣、笠帽和镰刀等工具，奔赴林海、南庄、东陈、大徐和西周等地参加抗台抢收。8月1日，气象台预报第12号特大台风预计在我象山登陆。县委根据地委指示，把抗台抢收工作组改为抗台抢险工作组，重点是门前涂海塘和南庄平原。并在抗台前线设立临时指挥部，由县委宣传部部长韩桂秋同志任指挥，地点设在林海门前涂龙王庙内。
8月1日午夜，第12号特大台风在象山登陆。狂风掀起巨浪，越过门前涂塘岸，吞噬了80多平方公里的南庄平原，12个村子全部被毁，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更为惨痛的是遭台风死亡的干部、群众达3402人，其中脱产干部50人，解放军战士3人。前线总指挥韩桂秋同志也壮烈牺牲。
灾后抢救的措施 台风登陆的第二天早晨，哀号遍野，哭声震天，丹城镇南门内外成了一片汪洋，尸体、杂物堆积如山。有的灾民在寻找亲人遗体，有的灾民在打听亲人下落，还有的抚着亲人遗体嚎啕大哭，气氛十分悲惨。县委当即作了研究，认为灾后的最紧要工作是做好打捞安埋尸体。安置无家可归的难民、做好卫生防疫工作和打开门前涂禊门尽快排除海水等。
1、尽快打捞安埋尸体。绝大部分尸体随着风浪冲到半河、梅溪、丹城、洋心和白石等地附近河沟、高梁和玉米地内。天很热，须立即动员当地群众尽快安埋。由此县委动员500多名农民和机关于部一起，组成8个“安葬队，分头打捞、安埋尸体，每具尸体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加快安埋速度。
2、安置无家可归的难民。8月2尽，省委得知象山遭灾的信息后马上派副省长顾德欢等乘飞机到象山上空视察灾情，并空投由省级机关、各大专院校食堂和杭州市副食品商店赶制的面包、饼干和炒米。飞机空投对灾民鼓舞很大。大家高呼：“毛主席派飞机来看我们了，我们有救了！”县级机关和丹城镇食堂也免费招待无家可归的难民。一方受灾，八方支援。中央民政部和省民政厅、农业水利厅联合发放生活救济款、建房救济款和生活贷款，帮助修建房屋。上海、杭州、宁波等地市民捐赠衣物。因此，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四面八方的支援下，象山人民不到半年时间内就重整家园，恢复了生产生活。
3、防治疫病与开闸排洪。“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三天之后各种尸体、杂物就开始腐烂，严重污染空气和环境。我们得到了省、市卫生部门的大力支持，从杭州舟山抽调了67名医务工作者和本县40余名医生一起，组成医疗防疫队奔赴重灾区，免费治疗伤患者。并调来1000余斤“六六六”粉、500斤漂白粉和400余斤“二二三”乳剂等药物，用来消毒防疫，因此基本上控制了疫情，为恢复灾后生产生活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台风过后的第二天上午9时，县委决定在县级机关和丹城镇抽调一批年轻力壮并能游泳的人去门前涂开闸排出海水。丹城五村支部书记周云照等18人，先撑出3只河船，直到门前涂碘门开闸。我与周祖龙等机关干部和丹城9名青年，分撑两只河船，去海塘洋抢救灾民和寻找尚未归来的同志。结果两条船都载满了灾民回归。
应深刻记取的历史教训 象山县是我们美丽的家园，由象山半岛的次岛和部分海岛组成的，海岸线长达800多公里，台风灾害历年不断。因此，认真总结和深刻记取八一台灾经验教训非常必要：八一台灾是历史上罕见的特大台风，风力远远超过12级，这样大的台风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在今后的抗台斗争中，一定要注意讲科学知识，保障安全，做到以干部群众的生命安全为第一。二是象山海岸线长，围垦的海塘众多，要加快标准海塘建设，以防患于未然。如今在门前涂，屹立着一条长2654米、高5米、顶宽4米的标准海塘，因此，40年来未曾出现过险情。旦门标准海塘的质量则更高。建议其他各地海塘如果保护面积大的话，也一定要加快标准海塘的建设步伐。
陈绮：惊魂未定、脱险归来
7月31日下午，我们农林水利局参加县级机关肃反学习的干部，编为南庄抗台抢收工作队，到门前涂下余小学住下后，我们立即下田参加抢收早稻。8月1日上午，有阵风阵雨，但雨量不大，我们与社员均出门割稻。到下午2时后风雨增大，稻桶刮翻，我们冒雨放稻摊，后来见风雨越来越大才差旱回来躲雨。晚饭后，我们组里同志有的下村去作动员群众撤离工作，有病未下村的同志则聚集在下余小学里。8月1日10时以后，风吼雨泼，十分惊人。大家都提心吊胆，难以入睡。果然，不到半小时校舍开始东倒西斜格格作响，像要倒坍，突然有一股水冲进来，一老农民用手指沾水一舔，大声惊呼：“洪潮来了！洪潮来了！”李队长一看觉得屋子要倒坍，怕大家被压在砖瓦下，就指挥大家冲出去。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冲到外面一看，排山倒海般的海水正往村庄冲来，道路已被淹没，大家就涌到地势较高的晒场地上的草蓬边躲避。瞬间草蓬浮了起来，拖着大家团团转。大家一看情况危急，就往晒场屋顶上爬，不到几分钟，屋子就倒了。大家在水里忙着去找木头、农具等能浮的工具。我和小组长史悠裕抱住一根柱子，我会游泳，他不会，看到水很怕，我劝他要沉着、冷静，抱牢木头就是胜利。我们俩紧紧抱住柱子，随风浮了一段路。突然后面有一排木头、杂物向我们头上飞击过来，有根木头击中老史，他手一松，沉了下去。我也被木头击中，沉了下去，喝了几口水又浮了上来，抱住木头随风飘浮。当飘到上半河时，远远看到梅溪方向的山影，心想我还在陆地上，可能有救了，就紧紧抱牢木头，一直飘到丹城沙溪凉亭。脚落地后，立即爬上岸来，连滚带爬直奔县府大院。
柯扶：我从死亡名单中划去
1956年7月31日，我们县农林水利局干部，除留守值班外，全部编入南庄区林海乡抗台抢收工作队第一小组，随组长陈先夺到门前涂参加抗台抢收。我走到林海乡大礁头，接到县委通知说，门前涂一线有8个科局长在那里，东陈乡中央港一线只有一个工作小组，而地委农工部派来的抗台工作组情况不熟悉，需要县里派干部配合，县委考虑派我去东陈乡抗台。我服从组织，来到南堡东陈乡政府，向乡长鲍序增传达县委指示，安排地委农工部同志住在乡政府里，请他们帮助乡政府作联络工作，指挥全乡抗台抢收。将县委派来的工作组娄妙瑞、寿星岳等安排到靠近山边的樟岙村去抗台抢收。我和管水利的乡干部叶忠国一起去中央港塘坝上检查危险地段、组织群众抗台。
8月1日下午3时左右，台风靠近象山，风雨一阵紧似一阵。我们一看风雨那么大，叫群众继续抢修护塘已不可能，就动员群众回家，保护房屋仓库和人畜生命安全。因暴雨倾盆，我们担心山洪暴发，大水会淹没田野，就跑到中央港碘门管理员家中。管理员因家属生病，抽不出身，把一根螺旋杆交给我，托我们代他开闸排水。我们拿着螺旋杆，回到碘门头。那时暴风雨越刮越猛，但河港里的水位并不高，因原来是干旱，田地开裂，虽有大风暴雨，山水下来很慢，不需要开闸排水。我们就在族门边的一个土地庙里避风躲雨。晚上10时以后，海水越过塘岸，朝南盘、金井头方向冲过来，我们一看从塘岸上涌入的海水磷光闪闪。老农民惊呼：“海龙王上岸了！要没洪潮啦！”那时，天很黑，四野白茫茫一片，磷光点点，接着就听到一阵阵凄惨的哭喊声。天微亮时我们涉水到岳头村，只见村子已被海水淹没，房屋倒坍，到处是断墙残壁，树上、墙头挂满了尸体……从岳头回到乡政府，听何明伯等人说南庄平原已成汪洋大海。为做好灾后的工作，我们与地委工作组和乡政府互通情况后，商量灾后抢救伤员、安置灾民等善后工作。我和叶忠国与旗门管理员一起又回到中央港，开闸排水，组织附近村庄的群众抢修冲毁的塘岸。
第三天，天气好转，积水水位下降，灾后抢救工作已经展开，我回到丹城向县委汇报。在县委办公室碰到县委副书记宋申鲁，他流着泪紧紧握着我的手说：“8月2日凡是活着的同志都先后脱险归来了，下落不明的人都上了死亡名单，我们以为你已经死了，今天觅到你脱险回来我很高兴，把你从死亡名单中划掉。”他看我浑身是泥浆，累得精疲力尽，叫我先回家休息一会，再来县委商量如何抢修被台风毁坏的水利工程。
林振环：终生难忘的八一台灾
1956年7月30日，我们农林水利局20多人，到林海乡一带村庄抗台。
7月31日下午，天气晴朗，骄阳似火。去门前涂的有200多人，从南大河两边河岸上走去，一个接着一个，形成很长的队伍，两岸相互拉歌，说说笑笑，十分壮观，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没一点心理准备。我们到了下余村，住宿在地势较高的下余小学，用书桌当床铺。安顿后，立即到田间参加抢收。
8月l日下午3时后，风雨渐大，只好提早收工。晚饭后和村干部一起组织落实青壮年村民抗台抢险队人员，人还未组织好大风大雨来了。到晚上八九点钟，狂风暴雨大作。我们去海塘护堤的人，一出门就被大风刮倒在地。这时校舍屋上的瓦片被全部吹走，两旁的墙也逐渐裂开，房屋摇摇欲坠。于是我们担心，这么大的风雨，群众的小屋倒了怎么办？我们千方百计想走出去帮助群众脱离危险。刚冲出校门，就被大风暴雨刮倒，只好在风雨中爬行，到晒谷场边，只听前面的同志喊“水……水”。马上水已涨至膝盖，行动十分艰难。我跌倒时喝进的水是咸的，但没有意识到这是海水倒灌。待我们摸到村民屋内，还想派人去动员其他村民出来逃命时，墙倒塌了，大家慌了手脚，有人喊快上屋，于是争先恐后地抱着屋柱往上爬。上屋时整座屋架已在晃动，当我们爬到横梁，一个浪头冲来，木结构屋架一下子散开来了。我抱的这根檩木有3个人：我、周澄明和李彬。巨浪一个个朝我们打来，木头沉了下去，周和李两人都脱手落水，再也没有浮出水面。我死死地抱着木头，随木头翻滚，忽沉忽浮，呛得我鼻酸喉痛。开始时还听到周围落水的人悲惨的呼喊声，以后便逐渐消失。后来身旁飘来一根有档的木头，我连忙拉住，架在腋下才救了我这个不识水性人的命。但人和木头被狂风恶浪推着飞驰，水中磷光闪烁，隐约间能看到木板、稻草、家具，人被撞着或盖住就会没命了。从门前涂到半河也有20来里，不到半小时就把我刮到半河的田畈里。下半夜风力逐渐减弱，水位也不再上升，我抱着木头，浮在水中，只觉得脚底下碰到沙沙沙的草一样的东西。后来知道，风减弱后，海水随着退潮下去，木头、稻草和尸体等物聚积在一起，塞在半河村前的拱桥沟边。8月2日凌晨，听到嘈杂的人声，才意识到我在村庄旁边没沉到大海里去。
后来半河村村民赶来营救，和我一起被救的约有40多人。村党支部在大庙里备有茶水稀饭，在厢楼上铺了竹簟和棉被。下午，大家乘营救的河船回丹城时，只见沿途一片汪洋，尸体杂物到处皆是。黄昏时船撑到大教场边（即现在的丹城公园）。这里的水还有膝盖深。县委副书记宋申鲁等领导等待在船埠头，见我们一到，便叫办公室的同志安排我们住宿，我们十几个人睡在一起，谈论各自脱险经过和牺牲的同志。最令我感动的是交通科副科长陈名武同志。7月31日，他同我们一起下去抗台，8月1日夜他与金立南一起去金家村动员群众转移。当台风登陆，海水越过堤坝朝村庄冲来时，群众惊慌得不知所措，四处奔逃。时间就是生命！他不顾自身安危，冒着生命危险指挥群众向山边方向靠拢。瞬间，洪潮冲人村庄，他自己又当作人梯，让一些群众一个个爬上屋顶。当他准备向上爬时，一股巨浪向他扑来，被倒坍的墙石击昏，不幸牺牲。事后，象山县委根据他生前的申请，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沈从才口述 八一台灾脱险记
1956年7月31日，我们农林水利局的20多人一起前往南庄帮助抗台。我、组长陈先夺、下余村经济合作社社长和副社长4位同志被编在一组，安排在村里的一个民居居住。8月1日下午，天气突变，我们工作组的任务开始由抢收稻谷转向全面防台。当晚，我和组长陈先夺同志，前往设在龙王庙的抗台指挥部再次接受任务，进一步明确转移危房户，落实青年突击队护堤，一旦出现险情，以鸣枪为号报警。
晚上10时左右，狂风暴雨大得不得了，屋顶的瓦片“哗啦啦”地吹落下来。眼看情况不对头，社长和副社长顶着狂风暴雨出去检查，可是过了半个钟头他们两个还没有回来，又没有听到鸣枪警报，陈先夺担心起来了。我们两个打算前往抗台指挥部汇报情况，并去“搬救兵”。但要走出房门，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外面的风实在太大，门板就像被钉住一样。乘着风力稍小，我们才打开房门。出得门来，人已经不能直立行走，我们只好趴地上爬行。一阵风过来，天空竟然发红。身边的水满了起来，肯定是海塘倒塌海水冲了进来。一眨眼工夫，海水上涨，村道上一片汪洋，人被浮了起来，黑暗中，我顺手抱紧身边漂过来一根木头，顺水漂着……
大水继续上涨，我想试探一下水深，人往下蹬，双脚已经着不了底。我抱着木头漂啊漂，漂到大概是蒋家的一户人家屋旁，一根急速冲来的木头撞在我的肩头，痛得我“啊啊”喊叫。漂着漂着，终于在大碘头方向看到夜空中有手电光划过。远处，呼儿唤女，叫爹喊娘，哭声四起。这时，我身边漂浮着的冲积物已经连片。参加防台的水产局干部房东生顺着冲积物过来，看到我十分激动，当得知我肩头受伤后，便一同与我泡进水里。他说：“暂时不要出水，出水太冷会受不住的。也不要睡着，太危险。”就这样，我俩在水里熬到天蒙蒙亮。
看着天露亮色，我打起口哨求救。有人听到后划了一条船过来，总算把我们救上来。我们边划船边寻找生还者。5时左右，看到船边40米远的地方有个人头在漂浮，我们叫她上船，她始终不肯，说：“身上裤子被水冲走了，光着下身不好意思上船。”我们在水上漂着的箱子里找了一条裤子给她，把她救上了船。我们继续划船驶往丹城。就那么点路，足足花了大半天时间，到丹城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了。
第二天，像我这样轻伤不下火线的同志，都参加了救灾、寻人以及打捞遇难者遗体等工作。当时遇难的确切人数还不清楚，我们只知道很多。我记得仅是8月1日晚我去龙王庙接受任务时，与我一起吃干粮的工作组的8个同志，除了我其他的都遇难了。随后，我参加了门前涂海塘修复定位测量工作，灾后生产自救工作也由此拉开序幕。
（ 何幼松 整理）
樊敬道口述：侥幸活着真是万幸
1956年，我调到县委互助合作部任干事。那年7月，到林海乡搞全面实现初级社转高级社试点。7月29日，接到县委通知，要求在农村搞试点工作的同志全部参加抢收稻谷。
8月I日傍晚，我们在门前涂龙王庙开会。会后，我被派至南庄乡新碶头村负责抗台抢险工作。到村后立即部署工作，年纪大些的干部在村里轮流值班，青壮年干部群众到新旗头村的碘门头处挖土护塘。晚上6时30分左右，县委抗台抢险检查组组长袁明通，与宣传部长韩桂秋等领导察看海塘后，感到情况危急，又派来12名干部与我们一起加固塘岸。在大家努力下，塘岸很快被加高了一米多。晚上8时30分许，风雨越来越大，天也很黑，我们百余名干部群众就暂时到碶门边的红庙里休息，等供销社的同志将手电筒送来继续工作。此时，我们又进行了分工，村主任与一树干部去村里检查情况，我与袁明通去碶门边粮食仓库检查，并叫保管员在仓库外站岗，告诉他一有险情就鸣枪示警。此时，碶门边的一间小店茅草屋被风刮倒，袁明通抱起小女孩，我帮女店主挑起一担货物直奔红庙避难。
这时已是晚上9时30分，南庄供销社同志把电筒送到了。我们召集干部与骨干准备再去加固海塘。正在此时，粮仓保管员跑进来大喊：“洪潮来了！洪潮来了！”我问他怎么不早点鸣枪示警，他说枪声被洪潮淹没。我们立即到外面察看。刚迈到门外草场，潮水就冲进房屋。看到情况危急，袁明通对我说：“我们不要去塘岸了！你不会游泳，先到庙里高处避难。”并向大家布置任务，会游泳的回家救人，不会游泳的找木头、农具保护好自己。我又回到红庙，叫醒在戏台各厢房里睡着的干部群众。这时潮水已涌上戏台，袁明通对我大喊：“你快点找保护工具！”这时红庙东南大墙轰隆一声倒坍，掀起的水浪很急，我被冲出戏台，抓住杂物，又往戏台上爬，拼命抱住大屋柱。没过几分钟，由于墙倒坍后强风直灌而人，屋顶被撕开了，屋柱也开始散架。戏台拆开，我无处依靠，连续呛了三四次水后昏迷过去。当我醒来时天已大亮。四周汪洋一片，我却躺在草木杂物上。大约过了一个钟头，发现远处有几条河船从北面驶向东南，才确认自己身处的位置不是大海。没过多久，我被南庄割稻的白石村人救起来，并被告知这里是横塘河边。他们把我被扶上白石公路后方才离开。休息了一会，我独自慢慢沿着公路向丹城方向走去，由于肺呛伤，呼吸困难，在到县农场时体力不支又昏倒在公路上，后被农场员工发现抬到县人民医院。因伤势严重，治疗5天后转到舟山地区人民医院，后又转宁波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确诊肺呛伤需动手术。最后在绍兴医院开刀时胸肋骨取掉二段，至次年4月初出院，回象山后到农工部上班。
八一台灾给象山人民造成很大损失，门前涂海塘冲毁后，新碶头村800多人口只生还百余人，我们在该村参加抗台的12名干部7死5生，我不会游泳能侥幸逃生还真是万幸。
（谢振明 整理）
二、海之吻：为何瞬间成灾伤痛欲裂?
茅裕定口述 刻骨铭心的1956年八一台灾
1956年，我任涂茨乡乡长。为防台，涂茨乡被分成3个片，珠山片、涂茨片和旭拱岙片。县委工作组指派我去指挥超拱岙的防台工作。
8月1日下午3时许，我带领部分工作人员奔赴旭拱岙，和在那儿的工作组（由卫生局长带领的10多人）会合。5时左右，组织了旭拱岙民工、泥水匠，约100多人，在海塘口进行抢修。当时海塘在白天已被潮水冲出一个五六米的口子。为了赶在台风来临前堵住这一缺口，几个泥水匠身上绑着绳索，由岸10多个人拉着绳子，他们跳到潮水中，拼命砌墙。但是潮水很急，大家奋战了一个多小时，根本无法堵上缺口。此时已到了7时左右，海上风雨越来越大，狂风刮得岸上的人东倒西歪。看到这种情形，县工作组认为，看来无法保住海塘，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下命令：“撤退！”留下我与谢秀福、莫优保和傅永康四名党、团员（还有一人记不得名字了），去海塘北侧的碘门观察情况，守卫禊门。
由于风雨实在太大，我们五人只能沿着塘岸脚往北冲。此时已经快8时了，潮水撕打着海塘，浑浊的巨浪越过大坝，迎头打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心里都清楚情况十分危急。为了壮胆，我告诉他们打在头上的是雨水，赶快跑，跑到对面的山上去。大家撒腿就往对面跑。可是没想到对面的山是个陡崖，根本无法攀登。这时谢秀福、莫优保出主意，里塘的稻田天晴时是晒裂的，离山只有100来公尺，趁潮水还未没进来，只能往那里冲了。我下命令，扔掉身上蓑衣、笠帽和工具等，轻装逃命，5个人就和潮水展开了竞赛。好不容易跑到将军山，刚想松口气，半人高的潮水就紧跟着上来了，整个海塘也全部倒塌了。
我们五个人总算保住了性命。这时注意到天地混沌一片，满天都是闪电。非常奇怪，闪电只有光，没有雷声。路已是一片狼藉，全是柴根、树枝，根本无法回村。幸好不远处有几处房子（主人已经转移），房顶的瓦片已经全部被掀掉了我们无奈躲在灶堂里。
第二天天没亮时，村里工作组清点人数，发现我们五个人没有回去，以为我们已经殉难了，发动二十多个人用钉耙、锄头等在海边、田边的角角落落寻找我们的尸体。我们赶紧向村里报到，没到村口，乡里派来的副乡长袁良木等那里。见到我直奔我跟前，带着哭腔说：“你家殡门头村在台灾中被冲走了！”
听到这一消息，我拔腿就往家赶，袁良木和好几位旭拱岙村民见此情形，追上我，把我抱住，不让我回家，怕我承受不住沉重的打击。我当时哪会想到家里出事呢，再说家是靠近山的。临去旭拱岙抗台时，我还回家转了一趟，告诫母亲这次台风很大，要小心，还动手把茅草房进行加固。她还给我煮了夜宵，嘱咐我不必担心家里，家里有你姨丈在照顾。我姨丈当时是光明大队（泊戈洋村）的党支部书记，过去发大水，他们总是全力保护我家的。但是这次台风来得急，当工作组还在分派任务时，潮水已经进来了……。
我被村民抱住后两眼一黑，就失去知觉了。第二天，几个人陪我到村里认尸首。那天，碘门头村还沉没在大水中，全村22户人家，91人，但在台灾中死亡41人，另外还有二人是来村里走亲戚的。我家仅逃出14岁的妹妹，一共死了五人，陈传中家死了七人。旁边的下盆岙村也死了十几人。
据逃生的妹妹讲：因我家去山上的路隔了一条河，当潮水冲来时，桥已摇摇欲坠，他们想逃到山上去时，风特别大，大家就不敢冲过去，转头往西边下盆岙的方向逃，但这无疑是往大海方向逃呀……乡亲们都非常同情我们村的遭遇，大家把伤员安置在自己的家，抽出劳动力拆下板壁，为死者准备棺材。8月4日我再到碘门头村，潮水已经退了下去，只见全村的房子只剩下墙角。村口一个500多斤重的碾子，也被大水冲出了10几米远。从此，碘门头村就消失了，变成了永远的记忆。
几天后，卫生部部长前来慰闷，鼓励我要坚强。县委还在涂茨乡召开了追悼会，为灾民救济衣物，我得到了20元救济金。第二年，政府在涂茨村为碘门头村人建造了房子，每户分到了两间房子。灾后我无法主持乡政府工作，县委、县政府派我去学习另行分配。如今，我已退休在家，政府分给我的老房子也拆了，建起了小别墅。但舒适的生活，使我无法忘记这场刻骨铭心的灾难。我是个乡长，却连自己的亲人也无法保护。2003年，我和几个原碘门头村人合计，大家凑款12000元，建了“永安亭”，在亭里立了一块石碑，刻上死去的41位村民的姓名。如今这座亭子不仅是当年死难者的纪念亭，也是附近人们歇息的好地方。之所以起名“永安亭”，是祈求活着的人永远平安，死难者永远安息！
（王陈辉整理）
乐家觊：亲历20天欲哭无泪的“抢险”
在我的经历中，亲历20的八一台风抢险，至今惊魂未定。1956年7月31日上午，我们花纱布公司l1人组成抗台小组，到南庄乡去抗台。到乡政府后，我们被安排去上吴村抢收。 8月1日，大家一直奋战在稻田里。下午3时后风力增大，才回上吴村大庙里休息。晚上10时许，风雨大作，大庙屋顶哗哗响，屋柱格格摇。午夜光景，忽听庙外有哭喊声，我们推开竹帘门一看，见村庄已成一片汪洋。瞬间，庙东南小偏屋倒坍，紧接着村庄里房屋倒坍受伤的群众陆续逃进来避难。在紧急关头，我们抗台小组商量后，决定利用搁在庙梁上的大水车作船体，大家扒在水车上，向山边白石方向撤移。但外面仍是狂风暴雨，一出门即会跌倒，根本无法行动，因此顶风转移的方案难以实施。有经验的同志建议，现在下正是退潮的时候，水位不可能升高，待到天亮时还未涨潮，那时行动会方便些，大家只能接受这个方法。于是我们一面注视风雨变化，一面安顿好逃进来的群众，并为他们护理伤口。
次日早晨（约5时许），风雨减弱，当我们正准备向西北方向转移时，从南庄方向有两个机关干部用木棒探路向我们庙里走来。他们传达县委指示：抗台干部要坚持到最后一刻，先要动员群众撤离家园，转移到丹城、梅溪和白石等安全地带去避难。今天县委会从丹城组织河船下来接送，要先把村民动员上船，撤离完毕后，工作组同志才能离开。这样我们就与村干部联系，到村里挨家挨户动员转移，逐渐奏效。中午时分，大部分已撤离，就决定组里家中有妻小的4人先回丹城，留下陆孝江、王治国和我等5个青壮年，继续做动员工作，待大家基本走完后，我们5人登上最后一班船来到丹城。
那天早上，有许多干部家属到单位来寻找亲人，我姐姐、嫂子也到公司里来找我。尽管公司里同志告诉她们，我在南庄已经脱险，但她俩都不敢相信，等在公司里不肯走。直到晚上见到人后，才露出了笑容。
台风过境后，县委开了动员大会，号召全体党团员、国家干部要全力投入抗台救灾工作。因此我从南庄回来后，即被抽调去“抢修海塘指挥部”工作。因为当时门前涂至岳头山嘴一带海塘全线冲毁，急需赶在8月16日大潮汛前抢修好。我先至大徐乡章家弄、下院等村去动员民工。在区镇乡党组织动员下，没有几天成千上万的民工齐集在门前涂抢修塘岸。为解决民工吃住问题，指挥部下设“生活后勤组”保障民工生活。当时后勤组由县供销社副主任贺正澜同志负责，我在他的领导下，既要到溪口、茅洋一带乡村去组织萝卜、冬瓜、咸菜和干菜等供应，又要到丹城提款支付民工的生活费用。每天清早我到丹城提取大量现金，挑回指挥部，途径南堡岭头正值中午，又热又饿，实在筋疲力尽，还要提防抢劫，真是心惊胆战。有几次为安全起见，县财税局领导派干部为我护送。
那时天气炎热，海塘里外尸体腐烂，空气极差，再加晚上睡不好，几天后就病倒了，全身时冷时热，高烧不退，但仍坚持工作。记得那时有省里派医疗队来象山，晚上在指挥部召开文娱晚会，医生护士都上台唱歌演戏慰问民工，而我只能躺在床里打寒颤，动弹不得。后来到丹城求医，医生怀疑我患伤寒病，医治了很长时间才慢慢康复。从抗台救灾到后来抢险救灾，我足足战斗了20余天。现在回想起来，仍惊魂未定
周祖龙：舍生忘死 一心抗灾
1956年7月，我被借调去肃反办公室工作。7月30日，肃反办公室接县委通知，停止学习，组织干部下乡抗台。31日，我随肃反办公室同志与财税系统干部一起在丹城镇抗台抢割早稻。8月1日上午，县委办公室欧绪坤主任要求我与袁明通以检查组身份下去传达县委指示，把抗台抢收工作组改为抗台抢险工作组，检查塘岸、仓库，动员危房户转移，以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中午我到大徐区，向抗台抢收工作队叶树春传达县委指示后，和陈志芳到海口三角埭一带去抗台。下午风越刮越大，雨点很粗。夜里风雨更大，根本无法出门。夜半光景，瓦片飞舞，我们的住房摇摇晃晃要倒坍，旁边已有许多房屋被揭顶，刮倒。一瞬间，海水倒灌，淹没了田野，村庄里也进了水，哭喊声惊天动地。天一亮，我们组织村干部去开闸排水、安置受灾村民后，就用一根竹杆探路，涉水走到虎啸铺时，就听人说南庄平原已成一片汪洋，死了许多人,抗台去的干部大部分牺牲了。我到县委办公室，宋书记见到我热泪盈眶，握着我的手说：“你脱险归来，先回家去休息一会。”当我了解到同时出发的袁明通、王其星，还有许多干部、群众被困在水中，我立即要求去救援。宋书记、欧主任同意我的要求，一起走到南门船埠头，见许多家属含着眼泪，企盼着亲人回归。哭得最伤心的是韩部长夫人徐彩花，要求一同去寻找，朱华庭正在劝她：“你是他的家属，我是他的部下，昨天下午与他一起从大碶头到门前涂的，我侥幸脱险回来了，没有找到他我心里与你一样难受。我会游泳可以去找，要去还是让我去。”宋书记看到这样的情形，就叫我、朱华庭与丹城几个青年农民一起去找。先撑出去的3只船是由5村党支部书记周云照负责，下去开闸排水。我与朱华庭各撑出一只，主要是沿途寻找被困在水中的干部和灾民。
我们顶风冒雨将船用撑篙撑出去，在撑篙达不到的地方，跳下去拉。在半路亭碰到脱险归来的张式贞、周龙蛟等同志，互相招手。有人传说韩桂秋的遗体搁在下余坍塌的墙头上。我们一直撑到下余，从桥头林以下没有看到一幢完整的房子，也没见一个人影。船到下余，在一处断墙残壁中看到一具伏在墙头上的裸尸，看样子是个青年农民。不远处在一根屋柱边看到一个穿婚纱的女尸。撑到桥头林、后洋的地方，在一处坍塌的残墙边，见到聚集在那里待救的灾民。因为朱华庭在桥头林乡搞过土改，许多村干部等都熟悉，一看到他就大喊：“长脚老朱来救我们了！”我在另一个墙门里见一个老太婆扶着一个产妇，就走进去，背起产妇，扶着老婆婆，帮助她们都上了船。天黑后才回到丹城。
第二天，我与朱华庭、朱吉水等又下去救人。4日下午，终于在距丹城七里之地的河沟上发现县委宣传部部长韩桂秋遗体，在其妻舅徐孝昆同志共同配合下运回丹城，用白布裹后人殓。
台风过后，天气炎热，各种东西开始腐烂。水发绿，臭气熏天，我们与打捞队民工一起，寻找各种尸体，就地埋葬。最困难的要数打捞耕牛尸体了，它体积大，分量重，四人抬不动。我们就把它放在稻床上，连推带拉，将其埋掉。在打捞过程中，我因浊气中毒，上吐下泻，被欧主任发现后，叫我回办公室与陈秀瑞一起统计八一台灾损失数字。我们反复核对汇总后，据实向上级报告。从8月l号起，我带病坚持，连续“抗台”20多天，成为终生难忘的经历。
蒋意元：抗台救灾的日日夜夜
1956年，象山还属舟山地区，信息闭塞，交通极为不便。丹城出行靠白墩码头，一条简易公路，一辆客车，一辆货车，去舟山、宁波只有隔天一班的轮船，唯一一条长途电话线是经宁海转宁波的，与舟山通话采用高频电话。全县只有几十部电话机，除县里主要领导、重要单位有电话外，其他单位、乡政专爱有电话，上下联系都靠两腿跑。当时发布的台风警报也相当滞后。接到台风警报后，因县委书记房家书、县长宋其茂等到省里参加党代会，县里由副书记宋申鲁、宣传部长韩桂秋主持召开抗台抢险紧急会议，确定机关干部下乡抗台的重点是帮助农民抢收早稻。按照分工，8月1日，我们由韩桂秋部长、彭玉文科长带队到海塘门前涂一带，放好铺盖就去割稻。当时已经合作化，满田畈的早稻都是社里的。上午天气晴朗，我心里嘀咕：“真有台风吗？”但吃过中饭后，天气有了变化，风越刮越大，时阴时雨。下午3时许，风雨转大，只好停止割稻回庙里休息。到5时左右，路上已不能走人了。八一台风果真登陆象山！
晚上约10时过后，狂风吼叫，暴雨倾盆，地动山摇，一下子把庙顶瓦片之类刮走，墙壁都倒坍了，无处藏身。当时我们要去柴嘴头执行任务，村民告诉我们，庙门外有条溪坑，坑岸很高，可暂避一下。顺着指点找到了溪坑，坑岸确实很高。刚坐下，溪坑水一下子满起来。我本能地伸手捧起一把水用舌头舔“咸水”！这一叫把大家惊醒了，海水倒灌，台风登陆了。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量，我们竞不约而同地“噌”的一声蹦上溪岸，连滚带爬顺着围墙爬上庙后小山。
8月2日凌晨4时许，风小雨停，朦朦胧胧看到了山和水，我们离开小山经过赤坎庙，看到稻谷被海水淹过，谷堆上有一圈一圈的水印，走到村边，只见一片汪洋，分不清哪里是稻田哪里是道路？因与领导与同志们失联，地形生疏，河网交叉不安全，我们决定绕山脚走回丹城。中午到了梅溪乡政府（当时已并人林海乡）。乡政府同志得知我们18个小时未进食，立即升火做饭。下午2时许，我们7人安全到达丹城。机关工作组的同志，后来陆陆续续活着回来共24人。
台灾过后，县里的工作重点是防疫救灾，重中之重则是组织力量打捞尸体。南庄洋死了3000余人，打捞尸体谈何容易？天热，死物都在迅速腐烂，到处洋溢着浓浓的尸臭味，成群的苍蝇、蚊子漫天飞舞。打捞尸体由县里出钱，开始打捞一具付5元钱，后来涨到l0元，最后是20元。说起打捞尸体，当时还流传着一桩痛心事。打捞开始没几天，许多同志的遗体都打捞上来了，唯独没有韩桂秋部长的，这使他爱人徐彩花同志悲上加悲。而后打捞上来的尸体，许多面目已经看不清了。韩部长的特征是光头、身体高大，所以后来凡是光头、身体高大的，就误认为韩部长，结果报告很多，却没有确定的。一直待打捞上一具腰系皮带、别着一支手枪的才最后确准，通知新闻单位报道……
郑建树：永远忘不了的伤痛
956年7月31日，我们组织统计科、财粮科等单位到门前涂下余村参加抗台抢收。 8月1日下午4时许，风大雨密，只好停止抢收回到龙王庙。由于日晒雨淋，我身体发热，没吃晚饭，方德春医生给我打针吃药后，嘱我休息，我就躺在龙王庙阁楼厢房内。一起来的马嘉宸等多数同志，到村里动员群众抗台抢险去了，只留下值班的工商科黄志坚同志。“谁有手表？”他问道。我说：“我这个手表拿去用吧！”夜深了，风更猛雨更大，瓦片揭掉，树木拔起，地上积水满起，我们在韩部长指挥下爬上了戏台。水位上升很快，又是狂风暴雨，庙屋不断晃动，一会就全部倒坍，在庙里避难的同志们全部落水，各自奋力突围。我被倒坍的屋架木头击中左脑部，眼冒金星，沉在水下吃了几口水才露出水面，抓住随水漂过来的一块木板，又见有个人影，原来是王庆祥同志。我俩同在一块木板上，像青蛙一样趴着，双手握住两边的板沿。后来随水漂来的木头击中我的腰部，他双手一松落到水中，不幸再没有回来……
我在水中不断遭木头击打，稻草压盖，后来又抱住漂来的一根木头，终于看到屋影，奋力靠近才脱险。靠一根竹棒，有时游泳，有时涉水，从高俞到丹城走了5个小时，12时左右到达城内文昌阁，碰上脱险刚归来的戴杰同志，两人紧紧拥抱，热泪盈眶。次日在县府西边第二幢屋休息时，碰上脱险归来的石浦航管所王祖才同志，无意中谈起在龙王庙黄志坚同志因值班向我借用手表之事时，王祖才同志说：“我这只手表是黄志坚交班时交给我的，还给你吧！”这只表我到现在还留着，是个难得的纪念品。县委领导指示：“有的同志没回来，可能牺牲了，就是遗体也要找回来”于是，8月4日我同叶树春等同志一起，撑着河船从丹城文昌阁出发沿河再到龙王庙，寻找罹难的干部尸体。终于在上余、半河等地找到了陈名武、王庆祥两位同志遗体。劫后余生，经过整天撑船，晚上回来时，我的头和眼睛都带红肿疼痛，尤其左脑部更甚。
次日中午，领导派轮船把我们接往舟山地区人民医院治疗，县委书记房家书、欧绪坤主任等领导亲临丹城东门车站，与我们握手送上汽车，还发给每人20元营养费。在舟山医院住院半月，才出院返回工作岗位。我被木头磕伤脑壳至今未愈，随着年龄增长，左脑后遗症一直陪伴着我，但想到罹难的同志，病痛又算得了什么呢？
马嘉宸：铭记劫难 ，缅怀英烈
1956年7月31日，我参加南庄区抗台工作队第8小组，到林海乡门前涂去抗台。 8月l曰下午，台风越刮越猛，夹带着阵阵暴雨，无法割稻。5时左右，抗台前线总指挥、县委宣传部长韩桂秋在龙王庙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抗台抢险。会后，我与赵启亮到新碶头村去动员村民，保护仓库。找到一个守护仓库的妇女主任，带我俩去危房户动员群众转移。10时以后，我们在一户新造的瓦房中去休息。风雨更猛更烈，传来了“哗啦啦”的房屋倒坍声，还夹着悲惨的“救命”声。瞬间水从门槛漫进来，房东老大娘惊呼：“啊！洪潮来啦！”我们赶紧抱着房东的孩子爬上屋架。一会儿，整座房屋倒坍，我们抱住一根木头，把大娘和孩子抱上木头，随浪漂浮。不多远，被一堵高墙挡住，随即墙塌，压住木排，赵启亮同志牺牲了。我沉入水底后浮上来又抱牢木头……后来才知我们第8工作组共18名干部中，有9名干部殉职，是八一抗台中牺牲最多的一个小组。
8月2日，县委办公室欧绪坤主任召集从门前涂脱险归来的同志们开会，动员大家发扬连续作战精神，下去寻找本机关单位殉难的干部遗体。他说：你们与烈士生前面容熟悉，容易辨认。我与杨水校、马嘉宸、林振环、蒋意元、肖若芳、陈绮和戴杰等16人分两组，一组出东门沿东大河方向去寻找；一组出南门，沿南大一直到新碶头去搜寻。下去寻找遗体的同志，每人手拿一根竹杆，见到脸面朝下的尸体，将其翻转辨认。同我们一起去的有墙头、大徐两地支援的安葬队民工。天气很热，为防中毒，每人发一条毛巾一瓶白酒和一把大蒜。我们两个组，各撑一条河船，水陆并进，经过五天搜寻，找到了大部分干部遗体。
彭玉文、李文华的遗体，在半河陈家山边找到。发现遗体时，他俩均穿着蓑衣、跑鞋，足见他俩在台风登陆前没合过眼，不顾自身安危地坚持在第一线，动员、帮助群众撤离，而当台风挟着海水登陆时，他们甚至来不及脱掉蓑衣就被风浪卷走了。我们将找到的烈士遗体运回丹城，先用白布裹体，然后盛棺入殓，安葬在东寺后面的山脚下，墓前立碑，以志纪念。
沈积鑫口述：让遇难者早日入土为安
八一台灾降临时，我家住在丹城西门村，由于地势较高，没受到多大损失。灾后第二天，即1956年8月2日，由于遇难者众多，更有数不清的动物尸体，政府号召青壮年参加打捞、收集和掩埋遇难者的遗体和动物尸体。当时我刚满16岁，可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带头报名参加。行动开始第一天上午，我们每个人发到了一块白毛巾、一只白口罩和一小瓶白酒。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这瓶白酒的价格是0.12元。政府还表示，我们每掩埋一个遇难者遗体，给我们补贴5元钱。
随着海水慢慢退去，河道里、田埂上和稻田中，到处是遇难者的遗体，还有许多猪、羊和鸡等动物尸体。由于天气炎热，这些暴露野外的遗体经海水浸泡后，在烈日的曝晒下，很快腐烂变质，臭气熏天。在清理遗体的过程中，我们分成三个组，分别是打捞组、抬运组和掩埋组进行流水作业。打捞组负责寻找、收集和打捞遗体，交给抬运组送到掩埋点，然后由掩埋组挖土坑掩埋。我被分在打捞组。我在河道中亲手拉上第一具遗体时，胸口砰砰跳个不停，手、脚都有些发软，加上臭气一熏，禁不住头晕眼花起来。我急忙解下口罩，掏出口袋中的小酒瓶，喝了一大口酒。平时很少喝酒的我，霎时涨得满脸通红，但心情却平静了许多，田为我在掩埋亲人的尸体。
在打捞中，一些遇难者在海水的冲撞下衣裤都消失了，赤条条的，让人惨不忍睹，我们只得找块布匆匆盖盖上。抬运组的任务同样艰巨，当时别说机动车，在搬运遗体过程中，连手拉车都没有。抬运组的同志只好找来门板、竹篱等物件，抬着遗体到掩埋地。在整整4天的打捞中，我个人亲手打捞了十几具遇难者的遗体。虽说后来没拿到一分钱的报酬，但能够让遇难者的遗体早日人土为安，心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吴海龙整理）
三、海之殇：为何残酷记忆永伴此生?
周龙蛟：与洪潮搏斗的残酷记忆
1956年8月1日晚上，我、张式贞、王克仪和黄立法四人在蒋家村前一块空地上，商量动员社员去护塘和转移危房户的事情，忽然水漫上脚面。我以为是山上下来的洪水。张式贞像意识到什么，扑下去喝了一口惊叫起来：“呀！洪潮进了！”我还没有回过神来，水一下子就没到膝盖。正犹豫之际，水已没到腰部了。我用手电筒一照，距我们二三米处有一只小草蓬已浮起来。我急中生智，说：“上草莲顶。”我们上了草蓬，此刻，屋坍声哗哗地响。我用手电筒照着，见一只大草蓬浮过来，离我们只三步光景。我叫王克仪、黄立法先过去。他俩一纵身就跃上大草蓬趴稳当，示意我和张式贞也过去。张式贞是女同志，我对她说：“水有一人多深，你一步纵不过去，沉水里屏口气再上来便可抓住草蓬。”我左手托着她，两人同时一纵身，果然上前抓住了草蓬。我俩露出头，她爬，上面拉，我们都上了大草蓬。出乎意料的是，我按一按手电筒竟然还会亮，发现前方有一排房子，中间是一条大墙弄。水上漂浮物都往大墙弄涌去。我们的草蓬终究不稳固，我对大家说：“眼前只有冲到那屋去，看来屋不会倒。”张式贞说：“你们三个赶快过去。”我问她怎么样？她说：“水到膝盖我就没办法了。你们快走吧。”我吼道：“要死一起死。放大胆子不要怕。”这时我才知道四人中只有我和克仪会游泳。张式贞是不想大家为她受累。在这生死关头，最宝贵的莫过于患难与共。我不能丢下她……
紧要关头手电熄灭了，伸手不见五指，狂风夹着洪潮像千军万马奔腾着。我们的草蓬一边随波逐流，一边向四面散开着。到转弯处，也就是墙弄入口，克仪和立法说他俩抓住墙顶了。我和式贞也赶快抓住墙顶。草蓬则一下被冲走了。克仪和立法先上屋顶。式贞脚尖使劲踮住墙缝一点一点地往上爬。我一手抓住墙顶，一手扶着她。克仪、立法在上面拉她，她终于也爬上屋顶。这时我担心临墙的半边屋要坍，建议大家向里边移，移到靠大墙的那侧。这样我们四人就趴在屋顶任凭风吹雨打等待救援。
忽然，我们隐约听见下面有人喊，就掀开几块瓦片，原来是阁楼，亮着灯蹲着大小3个人。于是我们就一个一个地钻到阁楼上。挨到天微明，我和克仪看见一个老人背着一个小孩蹲在窗边，冻得直哆嗦。我们爬下来把一老一小扶到阁楼上。又见外面有个小孩被木头稻草裹在中间，也帮他脱出身来。
强台风过境，南庄平原成了一片汪洋。房子坍的坍，倒的倒，尸首横流惨不忍睹。后来，我找到了省委抗台抢险工作组中的八位同志，并同于乃其、蒋阿南等商量做了木排，把被围的群众运出去。到下午2时左右，社员们都被陆续运往丹城，我们才撑着木排向丹城浮去。
这事过去了几十年，现在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刘道苗口述：少年的梦魇挥之不去
梅岙村在以前属林海乡，叫下山村，面海靠山，世代靠捕鱼为生，当时有89名村民。1956年，我还只有l4岁。8月1日晚上，狂风暴雨的声势异常凶猛，但海边渔民对台风已经习以为常，大多跟往常一样早早地睡觉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我与另外两名少年伙伴睡在村小庙里的案台上。
大概是lO时，突然发觉房子里进水，我们还以为是山水冲下来，没太在意。没过几分钟时间，水马上漫过膝盖，尝了尝居然是咸水，我们慌了，马上一起冲出门外。从庙里出来，伸手不见五指，各种响声混杂如雷，门口的水已经齐腰深，被乱七八糟的杂物堵得寸步难行。在慌乱中，我们3个人一下子就分散了。我只能靠直觉判断山的方向，然而水一下子漫过了我头顶，幸好我死命地抓住一根木头。记得当时我人都木了、傻了，只会抱着木头随着潮水漂着，身体到处被磕碰……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昏昏沉沉中双脚触到了石头，我立即清醒不少，拼命往高处爬。那里好像是一个山头，还有不少草木。我终于爬到这山头……
我冻得浑身发抖、发僵，后来就没什么感觉了，一个人抱着双脚蹲在岩石边，想到家人的安危，心里挺凄惨的……天蒙蒙亮时，风雨渐渐小了，水基本退了，我四处张望寻找村子的方位，发现前面居然是茫茫大海，村庄不见影踪，而之前我以为逃到了村后面的山上。
天亮起来后，我开始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回家，一路上到处是人畜尸体和杂物，十分凄惨。还没到村口，发现整个村子房屋几乎全部倒坍，哭喊声震天。我的心突然揪了起来——家人怎样了？在我家倒坍的房屋前，我终于见到了父母和只有4岁的弟弟，他们都安然无恙。我们全家一下子抱在一块嚎啕大哭…．．
父母原以为我不在人世了，这时为我的死里逃生而庆幸。他们分析，当时是退潮把我带到外面去了，如果说没有抱着木头，没有踩到岩石逃到山上去，那肯定是卷到大海里去了。
在这次台灾中，我一个小侄女不幸遇难，两个一块逃生的伙伴一个遇难，另一个危急中，抓住一条牛尾巴才逃到山上；全村死难21人，差不多就是1/4；水位最高时，许多房子只露出屋顶，全村只有靠山边的一幢房子未倒坍。台灾过后10多天里，幸存的村民怕再来海难，都跑到山上搭棚子住，我们在山上住了差不多一个月，像野人一样地生活。后来在组织的帮助下，大家迅速生产自救和建造家园。此事过去几十年，我心里仍保留着那残酷的记忆。（方子龙 整理）
余光田口述：台灾中我差一点没命了
八一台灾那年，我刚好20岁。我家住在下余村，共有八口人，爹娘和我们四个兄弟、两个妹妹。八一台灾发生时，最小的弟弟只有四个月。
7月31日，天气非常好。听说要刮台风了，我们生产组抓紧收割水稻。1日上午，天气开始变化了。白天我们还在风雨中抢收水稻。到傍晚风雨已经很大了。晚饭后，按惯例大家要集中到组里去打工分。可是风雨太大，连家门都不去，当天的评分就不再进行了。一天劳动很累，大多数人早早休息了。大概晚10时左右，邻居有人在喊：“塘坝倒掉了，潮水冲进来啦！光田快到我家来呀！”我听到后连忙起床，发觉屋内已经进水。我冲过去开门，大水一下压了进来。人已经完全走不出去了。我拉着门框站稳，看看势头不对，连忙回到屋内叫同屋的姆妈抱着四个月的小弟站到床上。水在猛涨，很快满到床上。大概只有半个小时，潮水三次猛涨，我家的房屋倒坍了，这时水已经没到我脸上，我只能仰面呼吸，头顶压着坍塌下来的一排椽子，人根本没法再往上活动，雨点打在脸上很痛很痛。我和母亲相互鼓励着：“逃命！”我终于挣扎出来，在水中抓住一件蓑衣，盖在头顶挡雨避风，拉着母亲在屋里挣扎。我想：“要是大水再上涨5公分左右，我们三人就没命了”，我尽管会游泳，这晚还是被呛了几口海水。直至第二天天亮，村民撬开椽子，才把水没面孔的我和姆妈以及小弟从屋顶下救了出来。这晚，我老爹和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在另一间房子里，被台灾夺去了生命。一家八口人，只留下我与姆妈还有小弟。事后得知，像我家这样还是幸运的，村里不少人都是全家遇难。卞余村200多户，1200余人，那次台风夺走了全村900多条生命。没有被大水冲倒的房子只有3户。
8月2日上午大水尚未退去，大难不死的我强压心头的悲痛，与村民们一起寻找活着和遇难村民。灾中的卞余村到处都是白茫茫的海水，到处都漂浮着木头、柴草，到处是尸体，到处是死掉的家畜……惨不忍睹。在一座倒坍房屋的角落，我看到了一个垂死的妇女泡在水里，上前一拉，发觉她身上的衣服全被大水冲掉了，我还在一口大缸里找到她老公。这位妇女与老公都得到救助……直到8月3日，我家遇难的四个人的尸体才找到。台灾后，灾民的生活全靠党和政府救济度过难关。当时房屋冲倒了，粮食冲走了，衣物也没有了。党中央派出飞机送来了面包，灾民的住房得到集中安排。我与姆妈、小弟在灾后一年，几乎都是靠着党和政府救济才活过来……
这段日子不能去想，一想，就心痛……
（何幼松整理）
张式贞口述：鬼门关里走一回
1956年8月1日，是我一生中刻骨铭心的日子！那一天，我从鬼门关走一回。我的命是周龙蛟、王克仪他们救回来的。
那年我26岁，任县妇联农村工作部部长。7月31日，我配合县委工作组到蒋家村抗台。工作组组长周龙蛟带来县级机关八个人，加我共九人，当天下午与社员一起下田抢割早稻。8月1日下午风雨逐渐增大，无法割稻时，我们就按县委指示抗台抢险，把住小屋、危房的群众迁到大屋、好屋中去。吃过夜饭后，老周就把我们工作组分成2组，第一组在晚上9时前值班，我和周龙蛟、王克仪和黄立法四人分在第二组，值下半夜班。晚上9时过后，我们还在动员群众迁移。风在墙弄里盘旋，像是哨子在吹，发出嘘嘘的声音，瓦片哗啦哗啦被风刮走。我戴着笠帽、穿着蓑衣，但是笠帽被风刮得只有骨架子了。
近10时，好不容易把蒋家村安排好后，我们又准备到离蒋家二、三里外最低洼的葛家村去，动员村民赶快迁移。刚走了一半路，我脚下一滑，左脚膝盖摔在地上，鲜血直流。老周过来扶我坐下。从稻田拉来一把稻草，帮我绑扎。正当我们处理伤口时，突然水漫上来，我下意识地捧口水尝尝，是咸的！惊呼：“海水倒灌，来洪潮了。”我们赶快站起来。水比我们更快，一下子就漫到胸部了，村庄、田野瞬间就成了汪洋。我们见旁边有个草蓬，大家一起爬上去。但在草堆顶上没呆几分钟，忽然一个浪头打来，草蓬立刻散了。我不会游泳，又有伤，被呛了好几口海水。会游泳的周龙蛟、王克仪一人一手拉着我。我知前面有株大树，便对他们说：“你们快点爬到树上去逃生，不要管我了。”周龙蛟、王克仪同时说：“多一分钟是一分钟，要死也一起死。” 他俩不由我分说地拉住我手臂，随水朝蒋家村涸泅去。到蒋家时见旁边有一排瓦房，黄立法先上了屋，他脚一滑踩到王克仪头上，王克仪沉下去，拉着我的手松掉了，我又掉到水里。这时，周龙蛟也上了屋，他拉不动我。我憋气在水中拉住杂物随水泅，蛇、老鼠、牲畜都往我身上爬。王克仪突然从水里冒上来，一把把我推上屋架，自己也爬了上来。四人伏在屋上爬行，后来有许多柱子、椽子漂来。周龙蛟、王克仪把我用皮带和柱子缚在一起，大家又用草绳连接在柱子上。
不知过了多久，天渐渐亮了，南庄洋白茫茫一片，只有一个阁楼还露出水面。我们找到那户人家，用咸水煮了一锅饭，大家硬着头皮吃了几口，身上有了一些力气，用箩绳缚牢柱子、木头，搞了个木排。大家趴在木排上，往丹城方向漂去。至半河村时碰到周祖龙、朱华庭等撑船出来救人。我们大喊：“老朱，你们快到下面去救人，我们自己会上去的。”终于到丹城上岸，组织上将我送到人民医院治疗，我才惊魂未定地脱离险境。以后每每想起这事，总觉得在梦里一样……
（张霞整理）
吴信田：“我们一家淹死12人”
我们新碶头行政村，由13个自然村组成，300多户、1270余人。经过台风风暴潮劫难，剩下的只有152人。台风登陆前，我家里有l6个人，其中姨爹一家3口人，是泗洲头塘岸村来我家探亲的。
8月1日夜里，台风推着狂涛、越过塘岸向村里冲来时，桥梁石条翻了面，捣臼、石碾汆到河对岸。我家五间茅草屋，全部被台风与狂涛刮倒，我和外公抱牢一根桁条，随风浪漂氽。我身在水中，又遭冷风冷雨，人冻得僵硬，将要松手沉下去时，突然一只鸭子惊恐地朝我们窜来，我将它抱住放在心头，身上顿时暖和了许多……
天蒙蒙亮时，我们氽到洋心村，见到这个村庄大部分房屋倒坍，高梁地边、河中央、街上浮着许多尸体，惨不忍睹。洋心村以上地势逐渐增高，我和外公俩用竹杆探路，一直趟水到丹城，灾民接待站将我们安置在丹城小学里。水退后经过寻找，才知我们一家16个人，淹死了12人。
倪财龙口述：梦魂萦绕，那年我七岁
1956年我7岁。我外公在胡家碘村买了房子，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无法落户，所以他还在老家下金家，（这里离当时的老海塘很近）。台风来前正是双抢时间，所以一家人都在田里劳动。妈妈带了我，还有4岁的大妹和小妹，被外公派至胡家碘去管家。台风来前，13岁的小姨背着黄金瓜来看我们。说田里有好多黄金瓜。我妈也叫我去，但我没去。想不到小姨这一走，就再没有回来。
当时在下金家劳动的有我外公、外婆和小姨，还有8岁的小娘舅。我和妈妈也是从下金家回来的。8月1日，外公从下金家回来送米，天下起了大雨，外公就住在胡家碘没回去。那晚半夜时分我被风雨声吵醒，风雨声大得吓人。外公点了好几次灯，每次点起来，就被狂风吹灭。我整个人都缩在外公怀里，妈妈一手抱着小妹，一手牵着大妹。没等一会儿，家里就进水了，水刚没小腿外公抱起我想往外跑，但根本出不去，招呼我妈妈躲在屋角落里。这时候屋上仿佛有人“唰唰”地往下倒瓦片，我紧紧地抓住外公的手，外公为掩护我，被掉下来的瓦片砸破了头。
第二天一早，大水还没有退去，我去河边发现河鳗、泥鳅都半死不活躺在晒场边。大人们都非常担忧，说今夜风雨还要更大，那晚村里人都在山上过夜的。第三天，我们被转移到黄土岭的大庙里。途中，我看到在稻草垛上的一个小孩死了，脖子上还带着项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懂得生命是脆弱的。后来我知道外婆、小舅和小姨都死在这场洪水中，死去的亲人中，还有外公家的很多亲戚，整个村子被海水冲走，从此下金家也就消失了。
大水消退后，我随爸爸回到了碘头的家，家已经倒得一塌糊涂，屋前面有许多从上余、下余那边被大水冲上来的木材，牲畜也被冲走了。大人们到处寻找掩埋尸体，一片惨景……
（王陈辉整理）
张云才：八一台灾后我成了孤儿
我叫张云才，现住在梅溪岙里村。八一台灾肆虐象山半岛时，我只有13岁。但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台灾前，我家住在下余村，家里除了爸、妈，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爸爸和几个亲戚在下余海边晒盐，家里还养了几头猪，妈妈把一家人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日子也过得温暖舒心。但八一台灾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台灾前一天，天气很好，我和几个伙伴在下余的海滩抓蟹。妈妈拿着柴棍把我赶回家，让我送黄金瓜到梅溪姨娘家去。我那时贪玩不想去，结果被我妈揍了一顿，只能屈服了。当时和我去送黄金瓜的，还有我一个表弟，没想到妈妈的一顿打，倒救了我的一条命。
到梅溪当天下午还没台风迹象，晚上就风雨交加了。风声雨声都很大，把姨娘家土木砖瓦结构的房子，变成鼓足气的风箱。整个晚上“噼哩啪啦”的撞击声、折断声、摔破声塞满了我的耳朵，我们在极度惊恐下捱到了天明。第二天早上，风还很大，雨还在下，但我下定决心要回家，表弟不想走，姨娘也劝我再歇两天。但我还是在风雨中就往家里赶。道路泥泞，好不容易走了大概两里路，雨突然大了起来。这时我已经快变成一个“泥人”，也没有力气再赶路，只好在一个叫小庙庵的门口坐下休息。我姨娘赶来硬把我截回去，实际上又救了我一命。
这晚，风已不是一般的大了，吹走了房子的瓦片，许多树被风拦腰吹断，梅溪地势高，大家还是被转移到了青湾那边山上。从山上望去，房子几乎都被掀掉屋顶，变成“光头”，远处的洪水淹没了一大片土地，隐隐可见浮木、箱子，甚至猪和人的尸体随水漂浮。这时我已知道下余村被水淹了，但我并不相信全家人也都死了，但我心惶不定，整个人已经呆了。
直至三四天后洪水退去，我和姨爹、大伯一起回下余找家人。是的，整个下余村房子几乎被冲光了，我只能凭记忆和房基上的石头辨认家的位置，我爸、我妈、我弟，还有我两个姐姐一家5口人，全部在这次台灾中丧生。现在，下余村和我年纪相仿的人大概还剩下16人，好多人都是八一台灾遗留的孤儿……
鲍明华口述：终生难忘的死里逃生
我原是南庄乡三村人。那年13岁。父亲去世后，我是家里的长，子也是唯一的男劳力，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当年7月28日，县里通知要“刮台风”，并派了好几名支援人员驻扎在村里，准备到海塘抗台。
8月1日上午，天气还好好的，我照常拉着牛到村外塘岸口放牛。这时我看到外的海水已经满了一米多高。纳闷退潮 时间，怎么也会满潮？中午时分，天气大变，时红日当空，时乌云密布，“大浪雨”一拨接一拨地下。当时村民和抗台干部拼命地在抢收稻谷，一片忙碌。我才感觉到天气有些异样了。天黑下来我回了家，约8时许我睡下没多久，母亲大喊着让我起床。朦胧中听见外面狂风大作，屋顶瓦片“哗哗……”地响。母亲让我穿上蓑衣，她一手牵一个弟弟，决定逃到小叔家去避台风。好不容易到了小叔家，台风阵势越来越大。我们又跟小叔一家十几个人，从后门出发逃到严家姨婆家避祸。出后门发现潮水已有半米高。一阵风过，我的蓑衣顿时不知去向。没想到姨婆家这时已站满了人，整整30多个。全都找高处避祸的。邻居大叔见我年纪小，双手托我到“上屋顶”。刚“上屋顶”还没站稳脚跟，突然一个浪头扑过来，房子就倒塌了。不识水性的我，抓住一根树木死死抱住，随浪一路漂去，不知是浪打我，还是雨水敲击，我整整在海水里漂了约一个小时，被冲到了洋心村。有两个村民见到我，把我抱到木桶上。又随水漂去，被拉到了地黄山脚下，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喝到了一碗粥。
8月2日，天晴雨止。抬头往家里方向望去，一片汪洋，人为鱼虾。这时我才意识到母亲、弟弟以及其他的亲人已经离开了人世……
8月3日，我住进难民暂住点——丹城小学，吃政府的救济粮。有人告诉我，林海和南庄片仍是一片汪洋，丹城城外也满是海水。后来我知道：我们村当时有200多户人家，共1800余人，活下来的只有80余人，大多数家庭都“全军覆没”。只有三四对夫妻侥幸存活。一直到9月初丹城小学快开学，政府又安排我们存活的村民到仇家山建家园。我思家心切，坚持回到了三村，政府建了100多间房子分给灾民。还是孩子的我，也分到了一间半屋，政府还给我这孤儿每月10元救济补助，并安排我上学读书。真是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要不然我也活不到今天了。
（谢振明整理）
四、海之祭：为何擦干眼泪心有余悸?
谢根才口述：涂茨乡抗台救灾惊魂二十天
1956年，我在石浦百货公司工作，在县供销社参加干部学习。7月29日，我被安排到涂茨乡抗台抢收，与我一起去的有20多位同志。那时车比较紧张，我们每个人身背被铺，从丹城出发一路步行到达乡政府后，立即分组并赴各村工作。我被安排到黄沙村，从乡政府驻地到村里往返要翻越一个山岭，到那里后，连续三、四天帮助农户抢收稻谷，终于在台风来临之前圆满完成任务。
8月1日傍晚6时许，风雨交加。我们接到县委关于抗台救灾工作的紧急指示，将粮食抢收工作组转为抗台工作组，确保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我与工作组几位同志一起冒着大暴雨深入到黄沙村。当时风太大，大家翻越一个山岭时根本不能站立行走，只能匍匐前进，雨像竹梢打脸上一样痛。到达目的地时，大家一看头上戴的笠帽，里面的竹叶都被风吹个精光，每人只剩下个帽壳。
大队办公室是三间平房，我们集中在那里布置工作。风越来越大，老是把门吹开，我们用扁担撑着。这时外面传来群众路过的声音，我从后门出去察看动静。一看墙面整个倾斜了。“不好了，屋要坍了，快点出门！”我跑进屋里大喊。等大家跑出门口没几米，“轰”的一声房子倒坍了下来。
当时通过广播通知危房里的群众转移，后来电线被刮断了，我们放心不下，就挨家挨户检查情况。走到离大队办公室约有20多米处，发现有危房，里面住着一个产后没几天的产妇，我们抬着她转移到附近一位张姓村民家里，当时他家里已有几个村民避台风。当夜，我们一直在村里各处检查险情，及时将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无一伤亡。我还记得第二天一早，有个年轻人找到我们工作组表示感谢。他说：“昨夜风这么大，一只木帆船被吹到山坡上。我早晨赶回家看望父母老人，走到山岭上就看见家门旁边的一棵大树倒着，压坍了房子，下山时连脚都软了。想不到两老人被你们安排得这么好。”
我们部署好村里救灾的事务后，按照县里安排，第二天立即到百丈塘岸旗门头一个村庄参加救灾工作，及时清理了24具遗体。第三天，我们又到下盆岙村工作。该村位于山脚边，幸喜没有人员伤亡。村民对我们非常热情，执意杀鸡煮蛋招待我们，但被我们谢绝了。群众又将飞机送来的面包分给我们吃，我们也将这些让给其他灾民。我们在各村开展灾后重建工作，又持续了半个多月。
这事过去几十年，如今回想起来惊魂未定。
（谢振明整理）
钱斌豪口述：劫后余生忙救人
8月1日早上，我在下余村一边组织“双抢”，一边就地开展防台宣传。当时远处门前涂海塘外已是波涛汹涌，海浪拍打堤岸的“哗啦啦”声震彻四周。当地村民说这是“海响”（意为海啸），这场台风不会让人好过。下午1时左右，林海乡党总支召开防台抗台紧急会议，我是乡党总支副书记。会后我立即返回下余村，召集村干部一起商议防台工作。吃过晚饭，在乡党总支书记钱亚利的带领下，与村干部、民兵队长等一起奔赴门前涂海塘秀才碶察看险情。
6时，天没有黑，而风却刮得又急又大，瓦片到处乱飞。在泥泞和路上，我们一行人几乎闭眼摸索着前行，足足花了半个多小时，走完这一多的路。在察看完情况后，我们进驻了近一个养猪场，组建临时指挥部，在此蹲点坚守。
上午11时许，养猪场的茅屋突然倒坍。十几个人好不容易从废墟夹缝中爬出来，却发现养猪老人还在里面，钱亚利书记让我把他带出来，当我进入废墟又爬出来时，只听“轰隆”一声，海水劈头盖脸地打了过来，我已陷入海水的包围中。紧接着第二拨海浪把我高高抛了起来，第三拔海浪则把我“送”到一里多远下余村一家屋顶上。听到有人大叫了一声“浪来了”，周围房子在瞬间倒塌，村庄被淹没了。在黑暗中，我抓住了一根漂浮的木头，随着海水漂到上余村。途中一幢房子突然坍塌，石头砸在我身上，头部裂开一个长长的口子（这道伤疤至今还在），血水和着雨水顺脖子流了下来。而我的头脑还清醒着，我一定要坚持活下去，双手死死地抱住了木头……
第二天凌晨四时多，我漂到了大禊头村。借着晨光，发觉眼前一片汪洋，许多房子像孤岛一样地泡在水中，到处漂浮着家具、房梁和人畜的尸体。犹豫片刻后，我立刻奔赴县委汇报灾情。10时左右，根据安排我又赶回大碘头村，对仍滞留在洪水中的村民，组织开展转移营救工作。我召集了十多个村干部和部分村里精壮劳力，向他们传达“逐户动员，安全转移，不留死角，不落一人”的工作要求，并派给他们五艘（具有30人左右载量）小木船，分头开展营救。
我和其中一组人员划着小木船，挨家挨户上门进行动员劝说，叮嘱村民立即转移。只要发现有人被围困，就马上开展营救。当赶到受困群众的住处时，几位救援队员就往水中一跃，冲进房屋，把人背到木船上。木船很快坐满了人，船身显得沉重，划起来非常吃力。我和几名救援队员干脆跳下水用手推。在送到指定的避险场所后，我们一边清点人数，一边做好安置工作，然后又返村继续组织搜救。直至下午4时，我们总共转移了600多位被洪水围困的村民。
听被救的村民说死了很多人，扼腕叹息之余，暗中感慨自己的幸运。虽然我已30多个小时没休息了，但台风中的“不死经历”，似乎让自己有了更足的工作劲头。我想：只要能多营救转移一些群众，自己累点没什么。在此后县委召开的总结大会上，我被评为“抗台救灾积极分子”。
往事不堪回首，想起那段经历，我的心至今还痛！
（陈峰整理）
胡在朝口述 ：那真是一个恐怖之夜
1956年8月1日下午5时左右，我正在家里做饭，乡长石根才跑来告诉我：“今晚的台风要超过12级，村里要做好充分的抗台工作。”我是村治保主任、宣传员，立即拿起铁皮喇叭至9村里各家各户去喊话，告诉村民小心防台。
大约在傍晚6时，我穿上蓑衣、带上斗篷，出发到岳头咀塘岸去查看海潮情况。可没等走到一半，狂风突然大作，顿觉整个身子要被抬起来似的，斗篷被风吹走了，而豆大的雨点打得人生疼生疼的。我找不前进的方向，只得在原地徘徊，心想已经是退潮时间了，海潮不会太大吧？好不容易睁开半只眼，只见不远处塘岸外的巨浪异常汹涌，像万匹脱缰的疯“牛”奔啸而至。我一看情况不妙，凭感觉调头爬着往回赶。好不容易回村，我和村支部书记吴善土、生产队长史小虎、治保委员王金根，及驻村干部吴安善，一道在村祠堂召开了防台紧急会议。可还没等我们说上几句，祠堂的房子突然摇晃一下。也许是条件反射，我大喊一声：“不好！”大家迅速起身跑出了祠堂。不幸的是，躲在祠堂的两位村民，被坍下的屋顶和房梁砸成一死一伤。
那真是一个恐怖之夜。晚上8时左右，我们抬着受伤村民很快转移到了绿房（原地主住宅），而30多位村民也随即拥进来避难。我们和乡干部徐文光、吴兰英会合后，到绿房二楼商议转移村民事宜。几乎在同时，房顶被狂风整个掀起，随风卷起的瓦片四处乱飞，砸伤了一些村民。很快，肆虐的洪水已经涨到齐胸高了。当时血气方刚的我，主动要出去看看村子受灾情况。可没等我走出几步，却被一股强风吹倒。我在水中呛了几口，挣扎着站起来，随即又退回房里躲了起来。在那个科学落后、信息不畅通的年代，身处这种险境下，真可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绿房里，大人举着小孩，年轻的抱着年老的，雨水交接着泪水，而更多的村民，则是低头相拥、挽手搂肩，寸步难移，大家只好闭着眼、强打起精神，在洪水中苦苦熬了一夜。那时大家完全靠着集体的力量，靠着要活过灾难的坚定信念，坚持最后才保住性命。
风雨停了，天也终于亮了。我趟着洪水慢慢走出绿房，看到只是一片汪洋。村民们在被毁的房屋前，不停地悲泣着，而一个光着身体的村妇，更是一动不动地蜷缩在墙角，抱着头抽泣。在一户村民的一棵大树上，一个尖尖的瓦片被狂风刮飞，竟像子弹似地穿人坚硬的老树干，达几厘米深，用力拔也拔不出来。许多烟囱被刮倒了，整个村子几乎看不到一座完整的建筑物，连盘根错节的老树也是须根裸露，横着漂浮在洪水中，可见台风风力之强劲。
早上，我们和到来的救援人员，一起把受灾村民转移到了樟岙、南堡等邻近村。在清点人数后发现，村里300多户、1000多人的村民中，已有32人丧生或失踪。事后大家分析，这还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因为洪水越过岳头咀塘岸，直奔丹城城区而去，当退回时被岳头山阻挡后才扑向岳头村。经过“三角反弹”，威力被减弱了，岳头村才由此躲过大劫，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伤亡的人数。
（陈峰整理）
朱球、袁训诗口述：终生难忘的八一台灾
我叫朱球，老伴叫袁训诗，元旦是我们俩金婚纪念日。我俩携手走过的风风雨雨不少，最不能忘怀的就是八一台灾。那一年刚好是我们结婚第一年。
当年我俩同在象山人民银行上班。7月31日那天，同时被派去抗台，我到南庄乡政府，他在南庄乡的中家河村。8月1日那一天，我到了南庄乡，早上帮着干了些农活，黄昏胃痛了，晚饭没吃就躺在乡政府休息室值班床上，昏昏沉沉地不知睡了多久，听到外面有人在喊：“勿对了，勿对了！”我一下子从梦中惊醒，睁开眼才发现水已从屋子外漫进来了。我慌忙从床上跳起来，那水已经漫到膝盖。打开门狂风吹得我快站不住了，只见许多同志跟着一位乡政府干部往楼上跑。不知谁抓住了我的手！“你不要命了，先上楼。”楼上有一个三门大橱，我那天晚上就在橱里面过的，只听见外面瓦片刮落地的声音，“啪啦啪啦”地响。心想：袁训诗也不晓得怎样了？直到现在，我每次看到三门大橱就会想起那天晚上，觉得风平浪静就是好日子。
好不容易捱到天亮，我们开门走出去，发现情况出乎想象，死猪、死狗、死牛都在水里漂着，四周一片汪洋，分不清哪里是田哪里是地？幸亏带队的人熟悉地形，我们排成一队，从南庄往丹城趟水行军。到了西桥头家里，爸妈在家门口看见我回来了，高兴得都跳了起来。现在想想，如果再迟一步，也许就不会这样太太平平地回来了。我在这场台风中算是幸运的，仅被派下去为农户抢收稻谷，没去第一线筑海塘。那儿的干部，有不少没生还……
我是袁训诗，8月1日早上一到中家河村，就帮着乡亲一起割稻，晚上搭个床铺在堂前睡觉。到晚上七、八点钟时，风越来越大，瓦片也被风吹翻了。主人说老房子危险，于是带着我们转移。我们走出去时，人已经不能直着走了，因为瓦片到处乱飞，就猫着腰到了一幢较坚固的房子里，那个房子里已经有十多个人了。到晚上10时屋里开始进水，有些人站到桌子上，有些站到长凳子上，我是站在灶台上，头都快顶到屋顶了，借着天外的反光看着水一波波地漫上来，一直站到天亮，整个晚上都是心惊胆战的。第二天，村里已经好行船了，小孩子们坐在大水桶里，由大人推着走，昨天我们住的那幢老房子，这时已经倒塌了。
我们先到梅溪再转到丹城，整整走了五个小时。到达后我先去单位报到。那时人特别单纯，也没想过新婚应该先到家里去。那以后两个多月吃的大米，都是从水里捞起来的，但是再不好吃，也是感激地吃下去。大难不死已是前世修的福，以后每逢大事，我心里始终不慌也不乱。我俩一起过了大半生，基本上没吵过嘴，因为两个人都是死里逃生，经过这样的大灾难，觉得能活着，平平安安就是一种幸福了。
（应红鹃整理）
吴世明口述：送电池历险惊魂记
1956年，我在大碶头供销社当营业员。8月1日前夕，在夏家村参加“双抢”工作。那天黄昏，我割稻回来吃过晚饭，在大碶头供销社的二楼休息。正迷迷糊糊之际，忽然听到楼下营业部传来说话声。一听是南庄区抗台指挥部派人来了通知，要我们供销社赶快将电池送到设在龙王庙的抗台前线指挥部去。我想：楼下接通知的是女营业员，外面已在刮风下雨，她黑灯暗火地肯定不方便？于是我下楼，自告奋勇去送电池。管电池供应的钱耀璋，年龄与我差不多，我的体力要比他好，就背上一火油箱电池，与他一起上路了。
我们沿着大碶头到上余，在下余的河岸路顶风行走。先到蔡家村，看到有被风连跟拔起的大树倒在路边，人已经很难直立行走。遇见桥，我俩就蹲下来爬着过去。好不容易到了龙王庙，在那里坐镇指挥的韩桂秋部长说：“把电池卸下一半，另一半立刻送到新碶头村去。”我们二话没说，又向新碶头进军。从龙王庙到新碶头，这一路更不好走了。我们爬爬跌跌，终于到了新碶头村一家小店，小店一边的墙壁已被风刮走了，不断传来瓦片被风刮掉的声音。我对钱耀璋说：“风大雨紧，阿拉回不去了，不如将电池放到小店，我们去附近我丈母娘家避避风雨再说。”
当时我丈母娘因身体不好，为多个帮手把我10岁的女儿留在那里。一见我来了，亲热地跑过来要我背。我刚把女儿背身上，与丈人站在堂前间说话时，发觉水就窜进来了。我丈人在海边住久有经验，听水声骨骨地响，就拿起手电筒一照，水是红的，立刻断定洪潮来了。对我说：“世明，赶快去大灶间，那里谷仓可以躲人。”我丈母娘也在大灶间。当我过去时，水已到胸口。小小的谷仓挤满了人，再想挤进去已不可能了。于是我手里拉着一根椽子，肩背着女儿，另一手拉着钱耀璋，在水里硬撑着。此时灶间已在摇晃，我对钱耀璋说，这屋看来要倒了，我们在屋椽间挖个天窗一起钻出去。说干就干，几乎在灶间倒坍同时，我们三人钻了出来。出来后，我们三人似乎进了急流中。由于钱耀璋不通水性，我又背着女儿，很快我们就被洪水冲散。虽然我奋力在水中摸索，但我那年幼的女儿和正值壮年的同事，就这样被洪水淹没了。我也失去了知觉……
我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了，发现自己被一些稻草树枝等缠住身子，卡在水里不知东南西北。忽听耳边传来一位妇女呜呜的哭声，一问才晓得这是在洋心村附近。于是我游游歇歇，终于爬到供销社洋心村门市部。门市部还好，有个营业员拿条被褥把我裹了起来。当时有许多赤身露体的遇难者也漂到了这里，我们赶紧拿出库存的布，把他们一一包裹起来。
我虽然遍体鳞伤，可毕竟还活着。可怜我的丈人、丈母娘、女儿和同事，就这样被洪水冲走了，连个尸身都没有找到……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好惨。
（张霞整理）
邬阿云口述： 永难消除的一场噩梦
几十年过去，但是这一天从没有在我心里消除过。一遇到刮风下雨，我总会想起八一台灾来，每次想起总要扭扭自己的大腿，好像在做噩梦一样。
8月1日，我割了一天稻。大约晚上7时许，狂风暴雨就来了，屋上的瓦片密集地飞落下来，人根本走不出门去，连石头都会被吹飞。那年我27岁，是河东村的团支部书记。我们村干部说好在祠堂集中，布置两件事情，一是保护好全村粮食，二是到住危房的群众家做工作，动员他们从危房里转移出来。碰头后马上行动。我本来穿着蓑衣、戴着笠帽的，从祠堂出来一阵风就把蓑衣笠帽都刮走了，雨打在身上刀割一样地痛，眼睛也睁不开了，每走一步路，都要用尽全身力气。我跌跌撞撞地去了几户人家做工作。有几户很痛快，看天色不对，就跟我出来到平台屋上躲着。但也有是不肯出来的，不愿舍弃屋里一点值钱的东西。有个女村民死活不肯出来。我把嗓子都喊哑了，她还是不出来。我一把拉住她手，死活把她拖出来，出来没多久，那老屋子的梁倒了。幸亏村干部工作做得及时，把村民都转移出来了，把损失减到了最少。
可惜钮祥财和闺美英夫妇，他俩都是村干部，周美英是妇女主任。夫妻俩到村民家动员后回祠堂集中，一舔水是咸的，怕毁了家里的东西，钮祥财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根绳子，把周美英和自己绑一起，说要游出去。我们拼命劝阻，他还是不听，结果只游到村口小桥，就被洪潮冲走，绳子也散开了。后来也只找到祥财的遗体。这事我想起来就心有余悸，前一年春节，我还刚喝了他俩的喜酒，孩子还没生下，夫妻俩双双赴了黄泉。
（应红鹃整理）
王士德：“我紧紧抱牢桑树才活下来”
我是门前涂龙王庙边的王家村人，八一台灾那年我才11岁。那天晚上天空漆黑，飓风呜呜，瓢泼一般的大雨下个不停，我家除哥哥在舟山当兵外，一共九人，都被吓得蜷缩在一起，求菩萨保佑。晚上lO时，风越刮越猛，瓦片飞舞，房屋格格作响。突然一个巨浪冲来，墙壁倒坍，一股大水涌入屋内，原本以为是雨水，爸爸用手指沾水一舔，惊呼：“漫洪潮了！”要大家赶快上屋，抱住木头往外逃生。我爬不上屋，急中生智爬上屋边的一株大桑树。桑树很高很大，我从小摘桑椹爬惯了。一瞬间，水就漫上了树杆，水升高一点，我往上爬高一点。一直爬到了三米多高的树桠枝上，不顾风吹浪打，我都紧紧抱住树枝不放。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海水才慢慢散开不再升高。我双脚浸在海水里，头上淋着暴雨，顾不得肚饥身冷，一直坚持到天亮。在爵溪渔民营救下才脱离险境。后来才知道在家九人，八人罹难，只逃出我一人。
我孤苦伶仃地无依无靠，哥哥请假回来，安排我投靠他少年朋友陈文星在爵溪的家。世上自有真情在，陈家一家人待我像亲人一样，穿衣吃饭、读书全由他家安排，使我度过了这场浩劫带来的灾难。
张修生：“我的儿子取名张洪潮”
1956年7月30日，我从舟山地区公安部队请假探亲，与怀孕6个月妻子余桂英一起，住在下余村岳父母家里。8月1日夜里，风吼海啸，暴雨如倾，十分恐怖。开始，我们点着玻璃灯待在房里，突然一阵巨浪冲来，灯火熄灭，房屋坍塌，我们都落入水中。我按亮身边带的一只手电筒，看到妻子和一个侄子在水中挣扎，上前先将侄子背上肩胛，再拖住妻子，抱牢屋边的一株大树。一会，大树被连根拔起，我们就与大树一起随风浪漂去。身子泡在水里，头上又遭雨淋，全身冷得发抖，后来一条席子飞来，我们将它盖在头上，免遭雨打，身上稍微暖和了一点。经过6个小时的劫难，天亮后我们终于逃到丹城。岳父母家里共13人，只有一个侄子被我背出，其余全部罹难，张家村也全村夷为平地，200多人只逃出10余人。为铭记这次台风带来的潮灾，我儿子出生后，就取名叫张洪潮。
张风仙：“不忘共产党的天大恩情”
我家住在新碶头村的红庙旁。8月l日夜里，有两个县里下来抗台的干部，动员我们搬到红庙里去住，爸妈不肯去，说“茅屋被台风刮倒人不会伤，青砖瓦房刮倒人要被砸死的。”过了不久，一阵阵巨浪冲来，茅屋就进水了。我家五口人，开始往桌上爬。水漫上桌后，我们双手攀住茅屋横梁。不到10分钟，茅屋就浮起来，人像飞了一段路，才又跌落在水中，我们怕被茅草闷死，爸叫我们掰开草扇把头钻出来。就这样，身不由己地与草屋一起随风浪漂浮。田野上白浪滔滔，磷光闪闪，到处是漂流的人、畜尸体和杂物。后面巨风刮起的木头、杂物像箭一般“嗖！嗖！”地射来，有许多挣扎在水上的人，不幸被飞来的木头、杂物捅死，我妈和两个弟弟也被飞来的木头、杂物敲死、闷死了。我和爸侥幸漂到半路亭旁的南大河中央，周围有许多堆积的杂物和人及动物尸体，我们的头出在外面，身子被捆住，上不能上，动不能动，只得大喊救命。我们这一喊，引起数名与我们一样被围困在杂物、尸体堆里的幸存者相互呼应。有两条公安局同志撑来的救命船，顶风冒雨地向我们靠近。船被堆积物阻住勾不到我们，有四名干部泅水来到我们身旁，扒开杂物把我们挖了出来背到船上，送到丹城的灾民接待站，安置在一所小学里。干部们倒茶水，递饭菜，送衣服供我们穿。飞机投扔下面包后，我们的宿舍分来两箩筐。我们含着眼泪，边吃边说：“感谢共产党与毛主席，干部比爹娘还亲。”
（以上均采访2006年，摘自《海魂》，本文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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