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三门峡

 
悲壮三门峡
 
 
目录
序一
序二
引子
第一章           千秋梦想
1. 每年都要溃几个窟窿的“黄大户”
       2. 华夏民族与黄河泛滥抗争了4000年
3. 毛泽东的“千古一问”
4. 锁定三门峡坝址
5. “一个战胜自然的伟大计划”横空出世
第二章           二士谔谔
1．黄万里、温善章说“不——”
2.  一次未能改变历史的讨论会
第三章           悲从中来
1.     高峡出平湖
2.     黄河亮出“泥沙之剑”
3.     殃及池鱼
4.     三秦父老“状告三门峡”
5.     悲情苦涩的移民史
6.     黄万里的人生苦旅
第四章           亡羊补牢
1.     周恩来会同水利专家为三门峡“把脉开方”
2.     起死回生
3.     风雨中担纲
第五章           后事之师
1．痛定思痛后的反思
2．治黄认识的一次飞跃
3.  河工的镜鉴
4．泥沙专家的摇篮
5.  调水调沙——治黄“大合唱”的雄浑乐章
第六章    何必炸坝
       1. 渭河洪灾引发新一轮三门峡存废之争
2. 牵动人们神经的潼关高程
3. 渭河洪灾真的“祸起三门”吗？
       4. 三门峡大坝非要炸掉吗？
结  尾   路在何方
附录   托起理性的太阳
后记   一次难忘的行走
 
 
序一
　　今年5月，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组织了“中国作家南水北调东线行”采风活动，靳怀堾是采风团成员之一。采访团里有两位同志的名字与“春”字有联系：一是河北的李春雷，春雷一声震天响，这几年写了许多好报告文学；一是怀堾，怀堾供职于一个特别绕口的单位——水利部海委漳卫南局，全称为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漳卫南运河管理局，是一名专家型的水利官员。也许是怕“怀堾”与“怀春”同音引起歧义，怀堾一见面便声明，此“堾”非彼“春”，此“堾”乃地边上用石块垒起来的挡土的墙也。
 　　采风团每到一个工地，都要与建设者们进行座谈，怀堾提的问题既专业又到位，对大家很有启发，于是，每次座谈会，我这位领队都要点名让怀堾第一个提问。怀堾是典型的北方人，实在又幽默，开朗且不乏严谨。他很谦逊，说自己是水利战线的老兵，但在文学战线上却只是一名新兵，或者只能算是个文学爱好者。
夏去秋来。中秋节前，接怀堾电话，告知自己写了一部反映三门峡水利工程的报告文学，作家出版社已列入出版计划，嘱我为其作序。我说“序”不“序”的再说，让我先读读作品。
　　《悲壮三门峡》是我第一次读怀堾的作品。阅后的直感是心好像被三门峡的滚滚波涛撞击了一下。这一撞击，便有了对报告文学创作的些许感悟。
　　一个好的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具备好的感觉——我所说的“好的感觉”，是指作家对于题材的判断能力。我不赞成题材决定论，但报告文学题材绝对有大小、轻重之分。题材选得准不准，是一部作品成功与否的前提。怀堾选中三门峡工程这个题材，不仅仅因它是新中国成立后水利建设史上第一个水利大工程，也不仅仅因它是“万里黄河第一坝”，而是因为这个工程从规划设计、下闸蓄水、投入运营，“质疑与非议，谩骂与指责，揭露与清算，几乎没有停止过”。直到今天，依旧褒贬不一，褒者说它保证了黄河下游地区的岁岁安澜，在防洪、防凌、灌溉、供水、发电等方面发挥了应有的效益；贬者则将它归罪为造成渭河下游平原和库区几十万移民不幸与苦难的罪魁祸首。正如已故两院院士潘家铮所评价的那样：“三门峡工程像是一座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上，刻下了中国人民治理黄河的迫切愿望和坚定信念，刻下了为探索治黄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刻下了为挽回败局所进行的艰苦斗争，也刻下了留给人民的宝贵经验和光明前景。”三门峡工程半个多世纪的曲曲折折、风风雨雨，可以说是新中国水利建设的一个缩影。《悲壮三门峡》在《大江文艺》杂志发表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从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工程院院士钱正英等水利专家，到一般的水利工作者、一般的读者，都表示出了浓烈的阅读兴趣。因为，三门峡工程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引起了他们的反思。一个能够获得广大读者关注的题材就是好题材！
　　好题材不一定就能写出好作品。三门峡工程引发了长达几十年的争议，它曾经差点被“泥沙之剑”斩于马下，其间经过两次重大改建和三次运行方式的调整，才起死回生，代价沉重，教训深刻。有着长期从事水文化研究积淀的怀堾，用他敏锐的观察力和多维度的思维力，无论是塑造人物，还是叙述事件，都能做到举重若轻。他没有仅仅纠缠于工程的方案之争，而是将浓墨重彩用在光荣与梦想、坎坷与失败、辛酸与无奈的描述上。特别是他不吝笔墨写到了三门峡工程冲破泥沙的包围重新崛起——切中题意：《悲壮三门峡》，悲壮者，哀而雄壮也！正是这种理性而又饱含激情的叙述，让读者的心潮也像作者的心潮一样“随着三门峡工程的成败得失而跌宕起伏着，或激情似火豪情万丈，或怅然若失沉痛悲怆，或峰回路转雨后彩虹……”于是，读者也像作者一样去回望历史，触摸历史，叩问历史，反思历史！
　　我一直认为报告文学是“走”出来的文学，这里的“走”指的是采访，我甚至有些武断地认为，没有采访就没有报告文学。前些年，在创作清末北洋海军历史报告文学时，尽管李鸿章、丁汝昌、邓世昌这些人物已经作古，但我还是去了他们的故乡（或纪念馆），哪怕在他们的故居（或坟墓）前伫立片刻，感受一下从田野吹来的晚风，听听他们的后人讲述先辈的老故事，那种不寻常的感觉对于创作依然是十分必要的。为了创作《悲壮三门峡》，怀堾在采访上是下了大功夫的。在多年积累的大量文字资料的基础上，他不辞辛劳，不厌其烦，“三上三门峡，三访母亲河”，多方访问当年的建设者和今天的管理者，充分掌握第一手材料。正是借助于这种苦心，他才能拨开历史的迷雾，看清了跌落在时光深处的人物与事件的原来面目。正是借助于这种认真与执著，他才能发现关于三门峡工程的不少说法是捕风捉影，甚至于凭空臆造。他“力求用公平、客观的眼睛，透过想象看本质，不溢美，不隐恶，不为尊者讳，不为赢者讳”。于是，他笔下的人物，如周恩来、钱正英、张含英、钱宁、王化云、林一山、黄万里、方宗岱、温善章、赵业安……一个个栩栩如生，可信可敬。我特别赞赏怀堾将“反对派”的意见写足写够，将工程的教训分析得颇为透彻，这都是历史留给后人的财富啊！
　　怀堾是个水利专家，同时还是个水文化学者，我把他的写作称为“专家型写作”。这些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们，一旦插上文学的翅膀，他们写起本行业的作品来便会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换位想想，如果让我们一些门外汉去写三门峡工程，光要把半个世纪来三门峡工程发生的事情说明白都不容易。在水利战线摸爬滚打了近三十年的怀堾，深深了解三门峡工程症结的核心是什么，拯救三门峡工程的办法又是什么。即便是自己还看不清、说不准的问题，他也把客观事实和不同的观点摆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去思考，让时间和历史去检验、去证明。怀堾自谦自己的作品“理性有余，感性不足；报告有余，文学不足”。《悲壮三门峡》是部专业性很强的作品，我以为类似的作品首先必须把专业问题说清楚，如果连专业问题都说不清道不明，读者读得一头雾水，再“文学”又有什么意义？当然，就《悲壮三门峡》的文本来说，并非十全十美，结构更巧妙一些，叙述更“文学”一些，手法更多样化一些，下一些功夫，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再者，我认为每部报告文学作品都是有一定范围的读者群的，《悲壮三门峡》如果能让广大的水利工作者爱读，再加上一些一般读者，足矣！
　　《悲壮三门峡》是怀堾的报告文学处女作，起点之高，出手之不凡，令人欣喜。我对怀堾说，当前报告文学创作正处于青黄不接、后继乏人之际，快快投入到报告文学创作队伍中来吧，经过一番“冲杀”，你一定会成为报告文学创作的一员骁将！
　　是为序！  
 
序二
 
　　运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反映水利的重大题材，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水利宣传工作和文学工作的组织者来说，一直是我心中的企盼。这种体裁，既是“报告”的，又是“文学”的。这种来源于生活并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文体，加之以文学特有的生动形象化描述，对于那些热心了解水利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味美质佳的精神食粮；对于那些以传播水利为己任的业内人士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极好的方式。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利建设史上的重大题材可谓多矣！尤其是在黄河、长江这两条被称之为中华民族母亲河上兴建的重大水利（水电）工程，可以说牵挂着无数炎黄子孙的心，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甚至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
　　三门峡，对今天的年青一代来说，已不是一个十分熟悉的名字，甚至听起来还有点陌生，但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来说，曾是一个多么辉煌、多么激动人心的名字呀！那时，诗人贺敬之以浪漫主义的笔调抒发着三门峡建设者改天换地的豪情：“展我治黄万里图，先扎黄河腰中带。神门平，鬼门削，人门三声化尘埃！望三门，门不在。明日要看水闸开。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银河星光落天下，清水清风走东海。”这是一首在我充满青春浪漫的那个年代里，高颂着伴我一起成长起来的雄壮诗篇。然而，就是围绕着三门峡这项水利工程的兴建，又有谁能说清楚，其间充满了多少曲曲折折，多少恩恩怨怨，多少反反复复，多少观点纷争，又有多少风流人物伴随而来。直到今天，三门峡依然是一个备受世人关注、备受争议的工程。一个工程，其间蕴含了多少人想听也听不完的故事、多少人想弄明白又弄不太明白的问题。这一切伴随着黄河的一泻千里奔涌在华夏大地上，也奔涌在人们的心中。最让人感慨的是，三门峡工程有因规划设计上的失误而造成的改建，有因对自然规律认识的不清而导致的不良后果，也有一些人因持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右派”的传言，还有那几十万移民背井离乡的心酸史……伴随工程建设的前前后后，以至今天还存在的治黄观点上的不同，使我们一些习惯于“正面”宣传水利建设成就的业内人士，仍不愿触碰三门峡问题，甚至出现不愿涉及而“退避三舍”的惯性心理。
　　三门峡在文学创作上也似乎成了一个“禁区”，涉猎者少之又少。当年贺敬之的诗句是豪壮的、浪漫的、充满革命主义激情的，但毕竟是那个时代的声音。经过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再来写三门峡，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复杂心态和情感纠葛呢？沉淀的历史、深刻的反思和从实践中获得的真知，让人们对治黄从盲目变成了理性，从热望变成了冷静，将激情化作了科学。如今，我特别期待有人能为此投笔一书。怀堾不负众望，勇敢地站了出来——
那是去年水利部与中国作协联合组织“行走黄河看水利”作家采风活动，走到三门峡这一站时，怀堾便暗下决心，将要投笔一搏，写一写这“敏感”的三门峡工程。“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有领导和同事劝我别写三门峡，说它‘复杂’、‘敏感’，说它是‘雷区’、‘火药桶’，‘弄不好会趟响了地雷，引爆了炸药，炸了自己，也炸了别人’，云云。我虽然有些‘惶恐’和纠结，但还是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执意要把我用脚量到的，用眼睛看到的，用耳朵听到的，用心悟到的，统统借助于键盘表达出来……”后来，当我读到怀堾的这段文字时，顿生对他的敬佩之情。以我对他性格与才学的了解，相信他一定可以写得出来。果不其然，不久我就在《大江文艺》杂志上看到了这篇十几万字的报告文学——《在悲壮中崛起的三门峡》（校样）。字里行间，我深深感到怀堾是带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尽可能客观、全面反映三门峡工程的恳切愿望去写的，尤其是把三门峡工程的教训和痛定思痛后的反思写得十分到位。
　　怀堾曾坦诚地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刻意地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去反映三门峡工程。一位有经验的作家曾建议他写报告文学这种体裁时，文学性要浓一些，情节尽可能刻画得生动一些。我则对他说，因为三门峡题材的特殊性，应该在治水理念的表述上，条理要更清晰一些，笔墨分量要更重一些，运用逻辑的力量，让读者被你所反映的立场、思想、观点所吸引，一环扣一环、紧紧抓住读者的心。这样，既有文学的形象魅力，更有科学的信服力量。他完全赞同我的观点，而且在作品中充分彰显了理性和逻辑的力量！
　　在三门峡建设史上，有背负民族复兴、国家强盛重任的领袖人物，有把毕生献给黄河的大禹传人，有以血汗之躯筑起巍峨大坝的千万普通劳动者，有故土难离却不得不背井离乡，为三门峡做出奉献的三秦父老乡亲，还有那些在回望历史、反思得失中肯于向真理低头和“投降”的人……感谢怀堾，他在文章中客观、生动地再现了这些人物的风采和他们的故事。
　　三门峡工程是悲壮的。对于三门峡工程的“悲”，特别是“悲”产生的背景、根源，还有三门峡工程经过两次大改建和三次改变运用方式后在泥沙中崛起、风雨中担纲的积极成果，作者都做了实事求是的描述和评价。但作者并没有武断地对三门峡的未来下一个结论。他秉承着一个作家的良知和历史责任，以一个记录者的身份还原了三门峡工程的建设始末，并提示读者，应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历史的三门峡、今天的三门峡以及未来的三门峡。至于三门峡的得失成败，还要从一个更加长远的历史实践中去检验，从大自然不断演进的生态变化过程中去把握，还是让未来的实践做出结论吧！
　　正如作者所言，黄河是一本复杂而厚重的大书，而三门峡工程则是一个至为重要的篇章。历史在延续，自然在变化，社会在发展，黄河水长流。让我们在历史的黄河中和未来的黄河中以三门峡这一章节为起点，以更加积极探索的科学精神，以更加坚持真理的求实态度去读黄河吧！
　　有感而发，信手写了以上这些话，是为序。
                                　　 
 
引子
 
　　公元2011年5月12日，“行走黄河看水利”作家采风团一行来到三门峡市。来不及洗去满脸的征尘，作家们便走进了三门峡市明珠宾馆13楼会议室，准备与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的同志进行座谈。抬腕看表，此时已是下午5点多。
　　还没等主人致“开场白”，一位作家便急不可耐地把窝在心中已久的问题抛了出来：“当年黄万里先生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但后来水库还是建起来了，听说出了很大问题。有人说这是个失败的工程，甚至提出要把三门峡炸掉，你们谁能用简单明了的话把三门峡的事说清楚？”
　　看这问题提的，火辣辣的，让主人很难回答。
　　实事求是地说，在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没有一个工程像三门峡水库这样，从“十月怀胎”（规划设计、施工建设），到“一朝分娩”（下闸蓄水），再到“长成大人”（投入运用到现在），一路走得曲曲折折，跌跌撞撞，不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议论的热门。其实，不止是这位作家，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三门峡简直就是水利工程的反面教材，从它孕育那天起，质疑与非议，谩骂与指责，揭露与清算，几乎没有停止过。不信，您打开互联网输入“三门峡水库”几个字，就会出现连篇累牍的评价文章，贬多褒少，诸如“渭河灾起三门峡水库”，“三门峡水库成泥库， 毛泽东曾提议将其炸掉”，“芸芸专家搞的360米的‘虚高水位’，是留在历史和科学发展长河上的虚假刻度”，“折戟三门峡水库教训，折腾30多年仍回原点”之类的字眼，带着冲天的怨气，带着喷火的怒眼，充斥着页面。
　　三门峡工程怎么了，它真的像好些人口诛笔伐的那样一无是处甚至十恶不赦吗？
　　为了还三门峡工程的本来面目，尽可能向人们展示一个客观真实的三门峡，我当时就在心中“拍板决定”：这次黄河采风，就写三门峡，写它的光荣与梦想，写它的坎坷与悲情，写它的不服与无奈……
　　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有领导和同事劝我别写三门峡，说它“复杂”、“敏感”，说它是“雷区”、“火药桶”，“弄不好会趟响了地雷，引爆了炸药，炸了自己，也炸了别人”，云云。我虽然有些“惶恐”和纠结，但还是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执意要把我用脚量到的，用眼睛看到的，用耳朵听到的，用心悟到的，统统借助于键盘表达出来……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第一章  千秋梦想
 
1．“每年都要溃几个窟窿”的“黄大户”
 
　　日月经天，黄河行地，汪洋恣肆，一往无前。
　　黄河是一条古老的河，她从呱呱落地到于今，已寿高百万岁以上。
　　在距今3500万年至160万年之间，躁动不安的地球导演了石破天惊的“喜马拉雅运动”，伴随着三次猛烈的抬升，青藏高原横空出世。在天崩地裂的剧变中，一条由大大小小湖泊串通而成的大河奔涌着咆哮着诞生了——她就是被后世称为“河”、“黄河”的初始状态。距今10万年左右，经过数万年的开沟穿谷，她奔腾的身段到达现在的河南郑州桃花峪一带。再后来，她以磅礴之势挟带着黄土高原的泥沙，就像“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的精卫鸟一般，日夜不停地沉沙造陆，不断铺洒，不断长长，终成万里身躯、泱泱巨川，为中国第二大河、世界第五大河。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
　　黄河，宛如一条腾越的巨龙，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的涓涓细流开始，迈着轻盈的脚步一路东行，越过青甘的崇山峻岭，在流经黄土高原时，被迫挟沙疾行——先是自南向北再转东横跨宁夏、内蒙古的河套平原，再由北向南奔腾于晋陕峡谷，破“龙门”而出，在西岳华山脚下的潼关掉头东去，夺三门，闯邙山，直射中原，横穿齐鲁，“一路落天走东海”……流经9个省（自治区），汇纳千余条大小支流（40多条主要支流和1000多条溪川），行程5464公里，流域面积75万平方公里……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河，她的名字叫黄河。
　　其实，黄河原本不姓“黄”，而是称“河”或“浊河”、“大河”。只是因为流经混沌苍莽的黄土高原，泥沙俱下，河水浑浊，把水染成黄色，自汉代始，人们才给她冠姓为“黄”。“黄河”一名最早出现在西汉初年。《史记》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有“使黄河如带”的字样。到了唐代，“黄河”的名称才渐渐深入人心，被人们所普遍接受。
　　黄河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雅名——“德水”，这是千古一帝秦始皇敬奉的。嬴政扫六合后，笃信邹衍的 “五德终始说”（“五德”指水、火、木、金、土五种德性或性能；“五德终始”指这五种性能从始到终、终而复始的循环运动，邹衍以此作为历史变迁、王朝更替的依据）。按照邹氏的推演，黄帝时，天降黄龙和地螾（蚯蚓）之瑞，于是黄帝以土德而王；大禹时，天降草木至秋冬时节仍然繁茂之瑞，于是“木克土”，夏以木德而王；商汤时，天降“金刃生于水”之瑞，于是“金克木”，商以金德而王；文王时，天降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之瑞，于是“火克金”，周以火德而王；并预言“代火者必将水”。这样，历史的发展就变成了“五德循环”。大秦帝国是以水德而王天下——秦代周，水胜火，故“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
　　近代以来，感恩于黄河对中华民族的滋养哺育，炎黄子孙又把“母亲河”的尊号恭恭敬敬地献给她。
　　黄河，黄土，黄种人。
　　“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汉书·沟洫志》）——黄河为“四渎之宗”、“百水之首”，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和顶礼膜拜的图腾！
　　千万年来，九曲黄河奔涌着、咆哮着，更哺育着、创造着，她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蓬勃向上的动力之源；她一个接一个的拍岸惊涛，激荡出华夏民族的灵魂之光，演奏出中华文明的雄浑乐章。
　　悠悠岁月中，西侯度人、蓝田人、大荔人、丁村人……相继在黄河及其支流两岸的林莽中挥动着石块、木棒踽踽而行，为摆脱蒙昧、洪荒，开辟通往文明的道路，披荆斩棘地跋涉着，满怀憧憬地前行着，并在劳作进化、繁衍裂变、迁徙交融中绽放出绚烂多彩的文化之花。进入新石器时代，仰韶人、龙山人用伟大创造力奏响了古老黄河文明嘹亮的序曲。
　　黄河文明的形成大体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这一时期，神州大地到处燃烧着文明的火焰，长江流域有巴蜀文明、江汉文明、太湖文明，黄河流域有甘青文明、中原文明、海岱文明，东北方则有燕山地区文明等。但随着岁月的洗礼，有的文明中断了，有的文明走向低谷，只有黄河文明，就像来自天边的黄河之水，尽管发轫之初不过涓涓细流，但在愈行愈远的进程中，吸纳百川，愈流愈宽，终成浩荡磅礴之势——可以说，中华文明最终是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集大成的！
　　河图与洛书，中华文明之源头。相传上古伏羲时，今洛阳东北孟津县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创制八卦（后人据此衍生《周易》），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又相传大禹时，今洛阳境内的洛水浮出神龟，背负“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划天下为九州，又依此确定九章大法（后人将其整理为《尚书·洪范》），治理国家。“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华夏文明由此肇始。
夏商周三代，“郁郁乎文哉”，黄河文明独领风骚。
　　进入秦汉以后，黄河文明达到鼎盛。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风流人物把黄河文明推向了辉煌的峰巅；由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组成的“四大发明”，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进步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近代中国饱受外夷的侵略，怒吼的黄河，不屈的黄河，坚强的黄河，成为中华民族英勇抗击敌寇的精神支柱。
 
　　但是，这条孕育华夏文明、维系炎黄血脉的母亲河，同样像一位有着严重缺陷的伟人，有时会换上一副桀骜不驯的面孔：“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孟子），吞没田地，毁坏家园，“吹沙走浪几千里，转侧屋闾无处求”（王安石）。
　　黄河的狂涛怒浪所制造的灾难一直噩梦般笼罩在中华民族的头上，挥不去，抹不掉。惊悸中，人们又把“中国之忧患”、“黄祸”、“黄患”、“黄灾”、“黄泛区”等恐怖词汇扣在了她的头上。
　　“黄河其功之大，无法奖赏；其过之大，无法惩罚。”（爱新觉罗·玄烨）
　　在世界上，没有哪一条河流像黄河这样，既滋养哺育一个民族，又暴虐祸害一个民族。
　　中华民族对于黄河，是爱悠悠，恨亦悠悠——这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就是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中的“黄河情结”。
　　千百年来，黄河对中华民族而言，又是一曲唱不完的历史悲歌。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黄河西出青海，曲折东行至晋陕交界处，被莽莽苍苍的黄土高原挡住了去路。
　　黄土高原，西起青海高原的日月山，东至太行山脉，南界秦岭，北抵阴山，总面积约45.2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黄土分布最集中、覆盖厚度最深的区域。除少数石质山地上黄土的堆积较薄外，高原的其余部分都覆盖着深厚的黄土，一般厚度在50～80米之间，最大厚度达200～300米。
　　地质学家说，黄土高原上的黄土堆积，至迟在早更新世起就开始了，距今已有240万年。追究它形成的机理，主要是被亘古不息的劲风，“飞沙走石”、不辞劳苦地从西北部广阔的干旱沙漠区搬运过来的。因为黄土具有垂直节理发育、孔隙大且透水性强、抗冲蚀性弱等特点，遇水容易流失和崩解——干燥时坚如岩石，垂直挺立，雄踞一方；而一旦遇水，便如同泥牛一般，庞大的身躯顷刻间就会化作泥浆。在漫长的岁月中，这片无垠的莽原已被水刀风剑切割得沟壑纵横（长度在1公里以上的沟壑有30多万条），支离破碎，就像高原老汉那张饱经风霜皱纹密布的糙脸。黄河在这里用600多米高的落差势能，将黄土高原一劈两半，冲出一条深邃的峡谷。峡谷之中，几百条大大小小的河流挟带着大量泥沙争相涌入黄河——黄土高原遂成为黄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沙库，让黄河成为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巨川。
　　古人很早就凭着直觉体会到黄河的浑浊。汉朝人说：“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宋朝人说：“河流混浊，泥沙相半。”明朝人注意到不同季节河水泥沙含量的变化，称平时“沙居其六”，伏汛期“沙居其八”。流传于民间的俗语说得更形象生动：“九曲黄河十八湾，一碗河水半碗沙”，“跳进黄河洗不清”。
近现代以来，伴随着科技的昌明，先进的测量的仪器给出了黄河含沙量（输沙量）的精确数据：黄河多年平均含沙量为37.7公斤每立方米，最高含沙量达920公斤每立方米（1977年）；最大年输沙量39.1亿吨（1933年），平均年输沙量约16亿吨——如果把16亿吨泥沙堆成1米见方的土墙，其长度可以绕地球赤道27圈。在世界其他大河中，只有流经印度和孟加拉国的恒河多年平均输沙量达到14.5亿吨，与黄河接近；不过，恒河的水量却是黄河的10倍，多年平均含沙量只有3.95公斤每立方米。至于中国第一大河长江，多年平均含沙量仅为0.575公斤每立方米，与黄河相比，端得是小巫见大巫。
　　因为有太多泥沙的涌入和缠绊，中下游河段的黄河，河水愈加浑浊，步履愈加沉重，脾气愈加暴躁。黄河冲出邙山后，进入下游平原，因为没有了任何束缚，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纵横东西，冲突南北，并将所裹卷的泥沙随意铺洒，而且采取的战术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一个地方奔流一阵子，地面淤高了再换一个低的地方，巡回行淤，日积月累，便造就出北起海河、南达淮河的广大冲积平原——黄淮海大平原（亦称“华北平原”）。
　　迈入新石器的门槛后，人类的脚步频繁地踏上了黄河恩赐的那片广袤而肥沃的冲积平原，但黄河的经常泛滥又让拓荒者常常“望土兴叹”，举步维艰。为了抵御洪水，保卫家园，束水挡洪的堤防应运而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众，民亦如之。”《国语·周语》中所记周厉王时大臣召公的上述言论，透露出这样的信息：至迟在公元前9世纪中叶，包括黄河在内的河道堤防就有了。春秋时黄河下游沿岸筑堤已较为普遍，战国时黄河堤防则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系统。于是，黄河水在被堤防束缚的同时，也将泥沙大量的滞留在河床之中，“沙涨堤高”，日久天长，高高在上的悬河，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寒光闪闪、咄咄逼人地悬在两岸生灵的头上。
　　目前的黄河下游河床，一般比堤外地面高出3～5米；在河南开封一带，则高出10米开外。远远望去，河中的船儿仿佛在天上飘泊。高高在上的下游段黄河，既无支流汇入、水量补给，又无流域面积。昔日华北平原的“主人”，今日却成了借路而过的孤独“过客”。高耸的黄河大堤，也成了海河水系和淮河水系的分水岭（以河堤作为分水岭，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大堤左侧，是海河的地盘；她的大堤右侧，是淮河的领地。
　　更让人忧心忡忡的是，由于水少沙多，冲淤失衡，下游河道主河槽淤积加剧，年复一年，河底高出槽外滩地，形成“二级悬河”，加之主流游荡多变，“横河”、“斜河”、“滚河”时有发生，让两岸大堤战战兢兢。
　　难怪有治黄专家会发出这样的感慨：黄河年均径流量只有580亿立方米，仅为世界上流量最大、流域最大、支流最多的亚马孙河（世界第二长河，年径流量69300亿立方米）的0.84％，中国第一大河长江（年径流总量9733亿立方米）的6％，但高达16亿吨的年输沙量，却是亚马孙河的3倍多、长江的77倍多。黄河水量半数以上来自上游，而九成多的泥沙来自中游。水少沙多，水沙异源，泥沙淤积严重，下游长河高悬，破解的难度不亚于数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
 
　　黄河“善淤，善决，善徙”；而且，每年春天有桃汛，夏天有伏汛，秋天有秋汛，冬天还有凌汛，一河怒水，动辄决溢，防不胜防。文献记载，自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的2540年中，黄河下游共决溢1590次，较大改道26次，其中有6次大改道惊天动地。
　　——“(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河徙”，洪流从黎阳宿胥口（在今河南浚县西南）夺路而出，东侵漯水（亦称“漯川”），北合漳水，至章武（今河北黄骅一带）境入海。此为黄河第一次大改道，形成的新河史称“大河故渎”，亦称“《汉志》河”。
　　——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夏，河决魏郡元城（治今河北大名东北），洪水冲向清河郡（治今河北清河东南）以东的广大地区，泛滥横流近60年。此为黄河第二次大改道，经王景整治后，形成的新河史称“东汉大河”。
　　——北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六月，河决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横扫大名（治今河北大名东北）、恩（治今河北清河）、冀（治今河北冀州）、深（治今河北深州）、瀛（治今河北河间）、永静（治今河北东光）等府、州、军，东北至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合御河（今南运河），在今天津东北入海。此为黄河第三次大改道，形成的新河史称“商胡河道”（宋人称为“北流”）。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冬，东京留守杜充“决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在滑县李固渡（今滑县西南沙店集南三里许）一带扒开黄河南堤，致使大河掉头东南，“或决或塞，迁徙无定”。从此，黄河下游告别了春秋战国以来自浚、滑(今河南浚县、滑县)之间东北流经河北平原的故道，东南流夺泗（涡、颍）入淮，终成黄河夺淮入海七百载之局面。此为黄河第四次大改道（明代中期，黄河下游河道始稳定在归（德）、徐（州）一线），形成的新河史称“明清故道”。
　　——清咸丰五年（1855年）夏，河决兰阳铜瓦厢（考其地点，在今兰考县东坝头乡西部的大河之间），眨眼的工夫，铜瓦厢这个黄河北岸繁华的渡口集镇便被滔滔洪流吞没；接着，大河呼啸着奔向东北，经濮阳、范县，夺大清河，从山东利津牡蛎嘴入海。此为黄河第五次大改道，形成的新河即是今黄河行水的路径。
　　——1938年6月，为了阻止日寇铁蹄西进南下，国民政府下令扒开郑县（今河南郑州）东北之花园口的黄河南堤，造成大河南决改道，经颍河、涡河入淮，泛滥豫、皖、苏三省达9年之久，直到1947年3月花园口口门堵复，黄河归故。此为黄河第六次大改道。
　　花园口决堤后，汹涌的洪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迟滞日寇大举进攻的作用，但也给生息于黄淮之间的豫、皖、苏人民带来了灭顶之灾——淹没耕地1200余万亩，1200万人受灾，39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死亡，并制造了苦难深重的“黄泛区”。
　　在黄河排山倒海的咆哮声中，北到天津，南到江淮，纵横25万平方公里的黄淮海大平原上，到处留下了黄河挟带泥沙奔腾激荡的足迹。浊流滚滚，淹没无数，过往的繁荣与美盛，尽被埋葬在茫茫黄沙之下。
 
　　1855年至1938年，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黄河共发生大小决口143次。
　　话说光绪十三年（1887年）九月，来势汹汹的黄河秋汛暴发了。黄河就像一头蛰伏了多年的怪兽，挟着满腔的怒气，带着一身的疯狂，在约束它的堤防中咆哮着、奔窜着。那裹挟着大量泥沙的巨浪，仿佛是怪兽张开的血盆大口，南一嘴北一嘴，一路乱咬；横冲直撞的浊流，又仿佛是怪兽的利爪，左撕一下堤，右扯一下埽……9月30日，苦苦支撑了多日的郑州下汛十堡（石桥）堤防终于顶不住了，大溃决瞬时暴发，三日内决口“刷宽至三百余丈”。大河夺路南下，先是闯进贾鲁河，接着又冲入涡河，再袭夺淮河。“黄水横溢，灾区甚敝”，百姓“不为溺鬼，即为灾民”。这场水灾缺乏精确的死亡人数统计，但最保守的估计不少于150万人，为中国有史以来洪灾死亡之最。
　　郑州黄河大决口后，清政府撤了东河总督成孚的职务，命李鹤年署理东河总督，会同河南巡抚倪文蔚筹划堵口事宜，又命礼部尚书李鸿藻“驰往督办”。但由于抢堵仓促，新筑之堤不够坚实，转年汛期，堵复处再决，900余万白花花的银子打了“水漂”不说，黄汤又一次卷土重来。
　　噩讯传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殊深愤懑”，下旨严究有关官员的责任。东河总督李鹤年发配新疆军台效力赎罪，礼部尚书李鸿藻“督率无方，革职留用”；还有十多名郑州地方的文武官员或被革职查办，或被充军发配，或被“枷号河干”。
　　“奉上谕：郑州黄河决口，久未堵复，情况紧迫,着广东巡抚吴大澂署理河南山东河道总督，速往河南督办郑州河工，务必早日堵口合龙，毋得延误。”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八月初，广东巡抚吴大澂忽然接到紫禁城军机处拍来的十万火急电报。看罢电文，吴大澂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河南山东河道总督（简称东河总督）品级虽高于巡抚，但这个差事是刀尖上跳舞，风险极大，弄不好，头上乌纱难保不说，甚至连项上吃饭的家伙都可能搬家。但转念一想：罢罢罢，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再说，这活总得有人干呢，倘若上天垂青，河神保佑，堵上决口，治好黄河，上为朝廷分忧，下为百姓造福，还成就了我一世英名呢！更何况，皇命难违啊。于是，吴大澂带着一腔破釜沉舟的悲壮赴任了。
　　及至来到郑州下汛十堡，吴大澂顿时被眼前浊浪荡日的景象惊呆了，他的心“咯噔”一下，顷刻间掉入了冰窟。不久，黄河又给这位新河督一个大大的下马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堵复的西坝，竟在一夜之间全部崩塌，在坝上窝棚中值勤的官员民夫未及跑出，就被咆哮的河水卷得无影无踪。眼看决口越冲越大，现场的官员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却又一筹莫展。新来乍到的吴河督见此凶险态势，更吓得冷汗涔涔。
　　或许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当吴大澂和手下焦头烂额、手足无措之际，一个叫刘鹗的青年出现，让形势一下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这位自告奋勇的刘鹗（原名梦鹏、孟鹏，字云抟、公约，又字铁云，别署鸿都百炼生），绝非等闲之辈。他虽不是高官显贵，却是清末集小说家、诗人、哲学家、音乐家、金石学家兼医学家、水利学家、企业家等众多头衔、名号于一身的奇人，尤以小说《老残游记》而誉满天下。
　　黄河对刘鹗的启蒙，始于他翩翩少年时。12岁那年春天，他随出任开封知府的父亲刘成忠来到河南。在开封没住上几个月，便遇上夏季的黄河大水。不久，河决荥泽县，洪水猛兽张牙舞爪于开封城下。幸亏决口很快被堵住，才未酿成大祸。刘鹗从小就是个求知欲很强的孩子，听父亲说起黄河上修堤浚河的事，执意要到现场看一看。在刘鹗机灵灵忽闪闪大眼睛的打量下，黄河便被牢牢地烙在了心中。以后，随父南迁淮安，因乡试未中，狂放“不守绳墨”的他索性远离了科场，师从太谷学派第二代传人李光昕精研医学、数学、金石学、水利学等，成为学富五车的通才。
　　1888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刘鹗听说黄河决口堵而复决，心中一惊；又听说老爹的故交吴大澂当了河督，心中又一喜，暗自思忖：说不定本人施展抱负的机会来了。于是唤来纸笔给吴大澂写了封自荐信，内称：“于治河略窥门径，愿尽绵薄，或可使顽钝不化之蛟龙俯首就擒。倘需趋走，敢效微躯。”
　　吴大澂收到来信后，先是觉得好笑：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居然自吹自擂“于治河略窥门径”，口气不小啊。又一转念：反正眼前已对堵口无计可施，倒不如让这后生前来一试，或许他真有些绝招奇技？死马当作活马医吧！这样一想，求贤若渴的吴大澂便提笔回信：“大函备悉，望速来开封……”刘鹗览信后心花怒放，立即打点行装，驾着春风赶往开封。
　　到了开封，却没有见到吴大澂，原来他正在郑州十堡指挥堵口会战。刘鹗挥手告别开封，又马不停蹄地奔向堵口“前线”。
　　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刘鹗当然会倾其屠龙之术。他向吴大澂献计：黄河堵口非同小可，必须等到秋汛结束、水势减弱方可进行。当务之急须做三件事：一是严守堤坝，防止再有溃决。二是从西坝开始，一边在堤外抛石驱溜，消减水流对堤防的冲击，一边在口门布料堵口，逐步向东收拢。三是用石块和“塞门德土”（即水泥，俗称洋灰）做材料，代替那些柔软且容易腐烂的柴草土料修作的埽工，以使险工一劳永逸。
　　吴大澂不懂水利，但他是个明白人，对刘鹗的治河堵口主张大为信服，“奇之，颇用其说”，并让他协助自己指挥大堤“合龙”会战。刘鹗不仅出谋划策，而且事必躬亲，“短衣匹马，与杂役作，凡同僚所畏惮不能为之事，悉任之”。1888年十二月中旬，东西两坝合龙闭气，十堡堵口大功告成！
　　锣鼓喧天，鞭炮震耳！
　　刘鹗、吴大澂一干人泪雨滂沱！
　　但堵口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耗银1200余两，先后征用兵民10余万人。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接到捷报，欣喜万分，立即降旨封赏有功之臣，其中：吴大澂实授东河总督，赐“头品顶戴”，加兵部尚书衔。
　　第二年年初，踌躇满志的吴大澂奏请成立河图局，以测绘黄河中下游全图。朝廷准奏。吴即命刘鹗为提调官，全面负责测绘河图之事。自三月始，刘鹗“终日管窥蠡测，奔骤河干，与波涛相出没”，一年以后，《豫直鲁三省黄河图》绘制完成。
　　后来，河患又跑到山东，刘鹗受山东巡抚张曜之邀来到济南，帮办河务……
　　丰富的治河经历，为刘鹗后半生撰写《历代黄河变迁图考》、《治河五说》、《治河续二说》等治河专著奠定了基础，也为他在《老残游记》中状写黄河的故事积淀了养分。《老残游记》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写一个被称作老残的江湖郎中“摇个串铃”浪迹各地的所见所闻，道出了作者欲成为“医国手”的渴望。是书第一回写道：
　　这年（老残）刚刚走到山东古千乘地方，有个大户，姓黄，名叫瑞和，害了一个奇病：浑身溃烂，每年总要溃几个窟窿，今年治好这个，明年别处又溃几个窟窿，经历多年，没人治得。这病每发都在夏天，一过秋分就不要紧了。
　　那年春天，刚刚老残走到此地，黄大户家管事的问他可有法子治这个病，他说：“法子尽有，只是你们未必依我去做。今年权且略施小计，试试我的手段。若要此病永远不发，也没有什么难处，只须依着古人的方法，那是百发百中的。别的病都是神农、黄帝传下的方法，只有此病是大禹传下的方法。后来汉朝有个王景得了这个传授，以后就没有人知道此方法了。今日奇缘，在下倒也懂得些个。”于是黄大户遂留老残住下替他治病。却说也真奇怪，这年虽然小有溃烂，却是一个窟窿也没有出过。为此，黄大户甚为欢喜。
　　看看秋分已过，病势今年是不要紧了。大家因为黄大户家不出窟窿，是十多年没有的事异常快活，就叫了个戏班子，唱了三天谢神的戏；又在西花厅上，搭了一座菊花假山，今日开筵，明朝设席，闹得十分畅快。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黄大户”指的不是别人，正是黄河。夏天正值汛期，是黄河发大水的季节。一过秋分，一年一度的秋伏大汛就算过去了。正因为它“每年总要溃几个窟窿”——“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才被称为“中国之忧患”。
　　古语云：“上医医国。”但在中国，要除患袪弊，治国平天下，首当其冲是要医好“黄大户”经常反复的“溃烂病”，因为黄河不治，国将不国，中华民族就不会过上太平的日子。
 
2.华夏民族与黄河泛滥抗争了4000年
 
　　九曲黄河，流淌着中华民族一个深沉的梦想：黄河宁，天下平！
　　高含沙量和独特的水沙关系，使黄河既是下游平原的塑造者，又是一个恐怖的颠覆者。自古以来，黄河的安危事关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大局。作为世界上最为复杂难治的大河，黄河的治理开发史本身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与江河泛滥斗争而不断开创文明进步历史的缩影。为了大河的安澜，为了中华的福祉，炎黄子孙求索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过，多少人为此呕心沥血，费尽移山之力，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前面讲到的吴大澂、刘鹗率众堵塞黄河郑州十堡决口的悲壮故事，不过是中华民族与黄河泛滥抗争的浪花一朵。
　　翻开金光闪闪的中华文明史册，长卷的首篇，赫然在目的便是“鲧禹治水”。
　　距今4000年前的尧舜时代，华夏民族繁衍生息的主要区域——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片洪水茫茫。
　　洪者，水与共也。“洪水者，大地所共也。人类之生，皆在洪水之后，故大地民众皆蓲荫于夏禹之时。”（梁启超）
　　说到鲧禹时代，耳畔就会轰鸣起从历史深处奔来的洪水咆哮声——“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尚书·尧典》）汹涌的洪水淹没了平原，包围了丘陵和山岗，吞噬了人们的田地和房屋。大水经年不退，农耕生产无法进行，人们被迫跑到高山丘陵中栖身，无奈地回到了采集渔猎时代。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往　　　昔的“昔”字写为“”和“”，俨然是一幅洪水滔天的图画，可见洪水留给先民的记忆是何等的刻骨铭心！
　　关于大洪水降临人间的缘由及人类在洪水中再生的故事，西方的神话传说是：上帝看到人类罪孽深重，便荡起滔天洪水毁灭之，只有好人诺亚一家得到了上帝的眷顾。上帝指示诺亚建造了一艘巨大“方舟”，载着一家老小及陆地上的各类飞禽走兽（洁净的各七对，不洁净的各一对）躲过了灭顶之灾。“方舟”最后停靠在亚拉腊山上，诺亚放出鸽子探视水情。鸽子衔来一片鲜嫰的橄榄叶，传递出洪水退去、大地回春的消息。诺亚一家走出“方舟”，成为人类新生的始祖。
　　但是在东方，在中国，面对“汤汤洪水”，华夏民族的祖先没有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上帝的身上，而是汇聚自身的智慧和力量，与大洪水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
　　面对滔天的洪水，仁慈的尧帝焦虑万分，他主持召开了部落联盟会议，紧急商讨治水大计。四方部落的首领（“四岳”）众口一词：善治水者，非鲧莫属！
　　鲧为何人？乃素有治水传统的夏部落的首领。临危受命的鲧不敢怠慢，采取“障”、“堵”之法，带领民众筑堤打埝，直至“作三仞之城”，把人们聚居的地方围护起来，欲拒洪水于家门之外。但事与愿违，堵此决彼，洪水非但没被治住，反而越闹越大。鲧因治水失败而被尧的继任者舜殛于羽山——死时他还在思考：为何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
　　鲧治水虽然失败了，但他仍不愧为华夏民族的英雄。如今，散落在冀鲁豫交界一带的道道若隐若现的鲧堤（又称古堤、太行堤）遗迹，还在无声地诉说着远古时代先民与大洪水抗争的悲壮故事。我曾多次站在鲧堤前，追寻那段被岁月尘封的历史。我知道，眼前这些“鲧堤”肯定不是鲧留下的，但在一层层夯土中、一块块陶片上，仍能感受到鲧的体温和呼吸。
　　鲧死了，禹成了新的治水领袖——这并非意气风发的“子承父业”，而是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悲壮之举。面对汹汹眼前的洪水，面对父亲鲧为治水而殒命的悲怆，面对整个部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年轻的禹有过犹豫和彷徨。他有足够的理由拒绝这份差事，少不更事便是个不错的借口。不过，他最终选择了“担当”，义无反顾地把装满艰险、困苦和挑战的千斤重担放在了自己稚嫩的肩上，踏上了漫漫的治水征程。
 　　“禹之决渎也，因以水为师。”聪明的禹吸取了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改弦更张，以水为师，按照“水往低处流”的自然规律，采用疏导的办法（实际上是疏堵结合，以疏为主），“高高下下，疏川导滞”，终于平治水患。
　　“（禹）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于砥柱……”，一路风雨兼程，走过万水千山，历尽千辛万苦。相传大禹从积石山疏导黄河一路来到龙门，见河水被大山挡住了去路，便挥动神斧凿开龙门，把滚滚河水引导下去。人们感念大禹的功绩，又称龙门为“禹门口”。……又到砥柱，劈开阻水的巨石，“人、鬼、神”三门横空出世……
 “（禹）又北过洚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带领民众疏通了大陆泽（在今河北邢台境）以下的黄河尾闾，办法是将其“分播为九”（《尔雅·释水》称“九河”，分别是指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钩盘、鬲津、简、絜。也有学者说“九”为虚数，代表多，并非确指九条河），使洪水通过多条道路排入大海。
为了治水，禹常年在外奔波劳碌，无暇成家，直到30岁，才“娶于涂山”。结婚仅4天，便又踏上治水的征程。在外治水13年，“沐甚雨，栉疾风”，“身体偏枯，手足胼胝”，“三过家门而不入”。一次，禹路过家门口时，听到儿子启“呱呱而泣”。此时，他是多么想停下脚步，抚慰一下妻儿，哪怕就说上几问候的句话，但沉甸甸的使命又让他狠下心肠移步离去。我相信，禹转身离开的那一刻，眼眶中一定噙满了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成为传颂千古的佳话，至今黄口小儿都知晓这个故事。
　　不舍昼夜的黄河，奔涌着大禹治水的伟大功绩和崇高精神，回荡着中华民族搏风击浪的生命主体意识！
　　文明产生于挑战！
　　大禹治水的时代，由于治水斗争的需要，造就了华夏大地大创造、大发展的局面，产生了一系列石破天惊的伟大发明，开创了文明发展的新纪元，为中国跻身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列奠定了宏基伟业。
　　关于汉字的起源，相传仓颉“始作书契，以代结绳。”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始者，被尊为“造字圣人”（其实，造字者肯定不止仓颉一人，而是一批人，只不过仓颉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这说明，早在距今5000年前，汉字就发明了。著名历史学家徐旭生认为，文字的普遍运用始于鲧禹治水时代。他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到了尧舜时代，治理洪水是刻不容缓、超过一切的大事，各氏族间的往来、商酌一定很频繁，不但算工计数需要符号帮助记忆，就是召集、约束恐怕需要符号帮助……因为事的促迫，它被推广使用，成为各族间的信号。文字的比较普遍运用和统一，就在这个时期开始的。”徐先生的见解是深刻的，值得信服。
　　度量衡是指在日常生活中用于物体计量长短、容积、轻重的统称。据学者考证，度量衡的发明大约在原始氏族社会末期。
　　《史记·夏本纪》说禹“身为度，称以出”，即是说大禹在领导这次大规模治水活动中，把自己的身长作为测定长度的尺码，以自己的体重作为衡量轻重的标准，制造出了统一的测量工具——“度”和测定重量的“称”。还说大禹在治水查勘时，“左规矩，右准绳”——用规画圆，用矩作方，用准定平，用绳量长短；“行（随）山表木，定高山大川”——沿着山岭砍削树木，以树为标，把测量数据一一记录下来，从而确定山川的高下及走势。
　　有了测量数据，还要对这些数据进行记录和比较、分析和运算——后人藉此推断，大禹和民众在治水的过程中，逐渐创造了古测量学，并催生了原始数学。《周髀算经》说：“故禹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由生也。”汉代人赵君卿注释说：“禹治洪水，决疏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势，除滔天之灾，释昏垫之厄，使东注于海而无浸逆，乃勾股之所生也。”（《算经十书》）就是说，“勾三股四弦五”这种关系，是在大禹治水时发现的，这也是数的由来。
　　禹因治水功高盖世，后人称其为大禹，意即伟大的禹——一个“大”字，表达出后人对禹的无限推崇和景仰。经大禹疏导过的黄河，人们称其为“禹河故道”。
　　“茫茫禹迹，化为九州”。大禹治水的成功，催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位世袭制的国家——夏王朝，华夏大地由此告别了传说时代，华夏文明由此迈入了一道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门槛。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轰然驶入了强盛的大汉王朝。随着郑州以下黄河下游两岸堤防的日趋完善，黄河被束困在狭窄的通道内，泥沙淤积日甚，地上“悬河”虎视眈眈。
　　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河决瓠子（今河南濮阳市西南刘堤口一带），“大河由西来此陡折向北，于转弯处冲破南堤，溃水经濮县、鄄城、郓城、巨野归入大野泽，又溢出夺泗水、淮河注入黄海”。汉武帝闻讯后，急令手下能臣汲黯、郑当时领兵十万，鏖战瓠子，但决口堵而复决，功败垂成。
　　当时，权臣田蚡（汉武帝的舅舅，封武安侯，官至丞相）食邑的鄃（在今山东省夏津县东北一带）位于河之北岸，大河南泛，正好消除了北岸潜在的水灾威胁。出于私心，田蚡祭出所谓的“天命论”，说什么“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他还串通一些“望气用数者”（指方士和观阴阳风水一类人）来帮腔，对汉武帝游说了一番。汉武帝相信了他们的鬼话，“不事复塞”，听任河水泛滥。于是，黄流狂泻，势如卷席，很快在东南冲出一条新河，再由巨野泽涌出，夺泗入淮，横扫梁、楚（今豫东、鲁西南、皖北和苏北一带）十六郡，奔突横流23年。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三月，志得意满的汉武帝率文武百官与护驾军队浩浩荡荡地东巡封禅（因首次封禅改年号元鼎为元封），先登嵩山祭祀中岳之神，又东巡海上，炫耀够了，才赶往泰山行封禅大典。
　　一路上，汉武帝看到的多是歌舞升平的景象，听到的多是“勋业伟大”、“盛世明君”之类的谄词。但当东巡队伍抵达今豫东、鲁西南一带时，闯入眼帘的却是浊流滔滔、哀鸿遍野的惨状——“是时，山东被河灾，乃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汉书·食货志》）。面对黄泛区的满目疮痍，汉武帝原本阳光灿烂的脸顿时阴沉似水，他感到颜面扫地，大煞风景：这次封禅是为了向天下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显示自己受命于天，功德盖世，但黄河决溢、百姓涂炭不能不说是他治下的一大瑕疵，实在是美中之大不足也！汉武帝毕竟是一代雄主，他岂能坐视如此给“太平盛世”抹黑而置之不理。痛定思痛，幡然醒悟的汉武帝下定了堵塞瓠子、使大河复归故道的决心。很快，诏令来了：命汲仁（汲黯的胞弟）、郭昌组织数万军民进行瓠子堵口会战。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春，天气干旱少雨，黄河水少，为堵口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数万大军云集瓠子，一场规模空前的堵口战役轰轰烈烈地打响了。
　　瓠子塞河，一是堵塞黄河南岸决口；二是导河北行以杀其水势，既防又宣，堵疏结合。据后人研究考证，瓠子塞河采用的是平堵之法，即以木、竹为桩，自河底逐层填充柴草、石块和泥土，层层夯筑，直至高出水面截住水流。
　　正当堵口大军鏖战瓠子正酣的关头，东巡归来的汉武帝亲率文武百官来了。为了表示虔诚和堵口的决心，汉武帝亲临决口处，沉白马、玉璧祭祀河神，祈求河伯保佑堵口成功（在古人看来，黄河的放荡不羁和动辄决溢，主要是由于黄河之神——“河伯”喜怒无常和贪婪好色造成的。为了祈求河伯不再兴风作浪，人们便拿出美玉、牲畜等牺牲，虔诚地向河伯供奉祭祀；更有甚者，有时还用活人做祭品，如“为河伯娶妇”——将年轻漂亮的姑娘投入河中，作为河伯的新妇，以讨其欢心）。他还命令扈从的文武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要搬运柴草参加堵口劳动。天子临河，群情激奋，众志成城，移山倒海。决口终于合龙了。那一刻，塞河工地成了欢乐的海洋，欢呼声、山呼万岁声震动天宇。铁血帝王刘彻的脸上也滚动着泪花，他站在刚刚筑成的堤坝上，远眺着回归故道的滔滔黄河，心潮澎湃，百感交集，一首悲壮的《瓠子歌》在刚刚夯实的大堤上回响：
　　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难。
　　搴长筊兮湛美玉，河公许兮薪不属。
　　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
　　颓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万福来。
　　 觥筹交错，把酒庆功之后，陶陶然的汉武帝倏然闪出这样的念头：要对这次塞河壮举树碑立传！于是，命人在堵口合龙处建筑了一座别致的宫殿，取名“宣房宫”，并立碑铭文。“宣房”，又作“宣防”，后来成为防洪工程的代名词。
 　　瓠子堵口的壮举，让亲自参加堵口劳动的太史公司马迁受到极大震撼，他“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用如椽的巨笔为后世绘制出自大禹至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间中华水利的壮丽画卷。《史记·河渠书》成为我国第一部水利通史，树立了官修正史记述河渠水利的典范，也使水利事成为“历史中事”，水利人成为“历史中人”。
 
　　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夏的一天，闷热如蒸笼的新朝皇宫内掠过一股寒流和那寒流带来的一片惊恐，原来，文武百官听到了黄河在魏郡元城（治今河北大名县城东北）决口的噩耗。他们抬头看看“主子”，但见端坐在龙椅上的王莽两眼发直，表情木然。王莽不是木头，黄河决口的坏消息着实让他慌神胆战了好一阵子，但他是皇帝，面对诸如此类的“猝然临之”，必须极力“喜怒不形于色”。他也知道黄河决口的厉害，不过，眼下他实在太忙，忙着清除异己，忙着“托古改制”，忙着镇压农民起义，焦头烂额，哪里顾得上堵塞决口呢？还有，就是不幸中也有万幸，他家的祖莹就在元城黄河以北，河决南岸，祖宗的“阴宅”无忧矣；祖宗在地下安息，就会保佑他的大新王朝江山永固、千秋万代。想到这些，王莽稳住了心神、拿定了主意，他说：黄河决口实乃天意，只好顺其自然了。也有一些大臣是主张堵塞决口的，可是由于当朝“天子”祭出了“天意”——“天意从来高难问”，那就不好再多问多言了。于是，弃而不治，一任黄河恣肆于兖州、豫州（约相当于今河南东南、山东西南与安徽西北）一带。
　　自王莽摄政到新朝灭亡的20年间，水旱灾害和一道道以“托古改制”为名的暴民虐民的诏令铺天盖地般地向百姓头上压来，数以万计的流民啼饥号寒，挣扎在死亡线上。草根们无路可走，只得效法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啸聚山林。
　　鄂西连年大旱，百姓饿死无数。新市人王匡、王凤率领饥民杀上当阳境内的绿林山，被称为“绿林军”。绿林军兴起的第二年，青、徐二州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当时，黄泛区青、徐一带大饥，饥民们走投无路，便自发地组织起来，干起了打家劫舍的营生。首领樊崇率众以泰山为根据地，与王莽的军队对抗。为避免作战时与敌军相混，他们用矿物质把自己的眉毛染成红色，由此得名“赤眉军”。这支由青州、徐州、兖州、豫州等黄河泛滥区饥民组成的部队，就像滚滚的黄河洪流一样，很快就把王莽建立不久的新朝政权冲得七零八落。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与其说王莽的政权是被农民起义打垮的，不如说是被黄河泛滥淹死的！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本想着手治理黄河，但因国家草创，百废待兴，力有不逮，加之来自黄河南北不同区域的官员对待黄河南泛的态度大相径庭，北方官员主张维持黄河南泛的状况，南方官员主张堵塞决口，让黄河北归故道。“南北议论，久而不决”，在喋喋不休、吵吵嚷嚷中，黄河泛滥近60年之久。
　　光武帝刘秀的继任者汉明帝刘庄是东汉时期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他登基不久，痛陈黄河泛滥之害、期盼朝廷早日解民于倒悬的奏章雪片般飞入皇宫。刘庄心急如焚，亲赴灾区视察灾情。看着黄泛区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子民，听着他们痛不欲生的哀嚎，刘庄心情十分沉重。而此时，经过多年的励精图治，东汉帝国已出现了“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的繁盛景象。审时度势，这位不甘平庸的帝王决心要与动辄决溢的黄河掰一掰手腕。
　　于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一代水利天骄王景被推上了治黄的舞台。在这个壮阔的舞台上，他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导演了一出“王景治河，千年无患”的恢宏大戏，在中华历史的天空留下了一片耀眼的光芒。
　　王景，字仲通，祖籍琅邪不其（今山东即墨西南），生于乐浪邯县（今朝鲜平安南道东部），后举家迁居洛阳。王景博学多才，尤擅天文、数学和水利。汉明帝初年，他与王吴合作，修浚仪渠（今开封一段的汴渠），创用“墕流法”，即采用修建溢流坝的方法，成功治理了汴渠。小试牛刀，王景便崭露出治水方面的峥嵘头角。
　　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洛阳皇宫中传出皇帝口谕：宣王景入宫觐见。御座之上，汉明帝正襟危坐，用期待的目光注视着器宇轩昂的王景。稍作寒暄，便直奔主题：皇帝询问河、汴治理之策。成竹在胸的王景先是分析了黄河水灾的成因，接着又道出了筹谋已久的治水方略和具体实施规划。自信的神情，清晰的思路，明了的表达，听得明帝频频点头，一次又一次地对这位“水利通”露出笑颜。史载，汉明帝与王景交谈甚欢，“景应对敏给，帝善之”，并赐《山海经》、《河渠书》、《禹贡》等图书及钱帛等物品，让王景主持治河理汴之事。
　　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夏，王景、王吴率兵卒数十万，打响了一场亘古未有、波澜壮阔的治河之役，主要实施了两大工程：一是“筑堤”，即修筑黄河大堤；二是“理渠”，即治理汴水。
　　黄河自荥阳到海口，长千余里，数十年的洪水泛滥，所经之处千疮百孔，支流散漫。王景“商度地势”后，决定将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到千乘（今山东高青东北）间的主干道（河道大致流经今河南濮阳和山东聊城、禹城、临邑等地），开辟成黄河入海的唯一通道。
　　人喊马嘶，干劲冲天，举锸为云，挥汗如雨。王景带领士卒“凿山阜，破砥碛，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仿佛一夜之间，“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的黄河大堤拔地而起，巍然屹立。
　　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夏，“千古一役”的治河理汴工程告竣，前后只用了一年的时间。明帝闻听捷报，大喜过望。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走出都城，“行幸荥阳，巡行河堤”，边走边看，越看越兴奋，对王景实施的筑堤、浚渠、绝水、立门等举措赞不绝口，当即下诏对王景等治水有功者予以奖赏。
　　王景治河，毕其功于一役。但由于工程浩大，动用了数十万军队，“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投入之巨，相当惊人。但大投入得到的是大产出、大回报：“王景治河，千载无患！”这种厚报或许是王景和许多人都始料不及的。
　　当然，也有不少专家学者不同意将黄河安流近千年的功劳都记在王景身上，如我国著名地理历史学家谭其骧就认为：黄河在东汉至唐末800多年没有发生大的决口改道，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对中游黄土高原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由于这一时期战乱频仍，黄河流域人口锐减，加之北方游牧民族一度占领了汉族农耕区的大片土地，马蹄声声，牧歌悠扬，千顷万顷的农田变成了牧场。随着人为扰动的减少，大自然迸发出惊人的自我修复能量，郁郁葱葱的森林植被有效遏制了水土流失，使黄河下游河道的洪水量和含沙量相应大为减少——水少沙少，黄河自然就安分了。
 
　　王景治河后，自东汉至唐末的800年时间里，中国跨越了三国、魏晋南北朝的大动乱，经历了隋唐天下一统和盛唐的空前繁荣。这一时期，有关黄河决口泛滥的记载少之又少，历史上称之为八百年黄河安流期。唐末五代以来，黄河又进入了躁动不安、左冲右突的行河期，河患骤增，灾害日甚。北宋时，黄河平均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就有一次大的决口。北宋中后期，黄河更是游走不定，决口泛滥习以为常。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以后，黄河大举南泛，鸠占鹊巢，淮河中下游成了黄河恣意逍遥的通道。
　　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江南”(《元史·食货志》)，京杭大运河成了转输江南粮食财富的命脉。这样，南北流的大运河与东西流的黄河、淮河在淮安形成了大汇合、大交融的复杂局面，黄河的治理难度骤然升级。
　　元至正年间（1343～1349年），黄河堤防险情不断，白茅堤（今河南兰考县北至山东曹县旧黄河堤）和金堤（今河南范县至山东东阿县南境）全线溃决，沿河诸州县（今豫东、鲁西南、皖北、苏北一带）“千里蒙害”。黄水还北犯安山（今山东东平西南），冲入会通河（今山东境内的一段运河），一度切断了京师的“粮道”。面对黄河的惊涛，又有一位治水英雄——贾鲁，挺身而出，用智慧和勇气铸就了治河的辉煌。当然，在贾鲁辉煌的背后，还站着一位智者和勇者——时任大元宰相的脱脱，没有他台前幕后的鼎力支持，这辉煌就无从谈起。
　　贾鲁是元代河东高平（今山西高平县）人，博学多才，谋略过人，历任中书省检校官、行都水监、右司郎中、都漕运使、中书右丞等职。至正八年（1348年），元政府在济宁郓城设立行都水监衙门，以贾鲁为行都水监使。贾鲁上任后，“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复数千里，备得要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个治河方案并绘制出精细的治水图册，上报朝廷。方案一是“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即修筑兰阳（今属兰考）、徐州间的黄河北岸大堤，防止黄河向北泛滥。方案二是“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即疏通南侧的黄河故道（指从兰考经民权、商丘、砀山北、萧县北至徐州的水道），堵塞北流之路，并将黄河引入南边的故道。前者用工虽省，却是权宜之计；后者工程虽大，实为治本之法。但他的建议却被朝廷搁置不理。
　　一年后，脱脱复相。这位以“更化”名留青史的元末著名政治家，不但“仪状雄伟”，而且“器宏识远”。他重登相位不久，便召集了一次治河讨论会。会上，贾鲁以都漕运使的身份再次重申了自己的治河主张，他慷慨陈辞道：“必疏南河，塞北河，修复故道。役不大兴，害不能已！”这就旗帜鲜明地表达出他推崇“方案二”的强烈愿望。贾鲁发言时，目光已捕捉到会场上的不同反应，他看到了工部尚书成遵等人眼里的不屑，也看到了不少庸碌之辈眼中的茫然，更看到了脱脱眼中的赞许和坚毅——这赞许和坚毅，一下点燃了贾鲁心中的希望之火。果然，面对不绝于耳的反对声和质疑声，脱脱不为所动，他说：“事有难为，犹疾有难治，自古河患即难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声调激昂，气势凌厉。
　　虽然这时的大元王朝已从各方面露出了枯萎的败相，但心雄万夫的脱脱仍想凭借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其中，解除黄河水患是当务之急。脱脱一向敢作敢为，这一次，他更是一锤定音，采纳了贾鲁“挽河归故”的治本之策。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以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防河使，统领民夫15万、军卒2万，向黄河泛滥发起了强劲攻势。
　　贾鲁治河，“有疏、有浚、有塞”，先疏后塞，先易后难，仅用190天就凯歌高奏。“是月（四月）二十二日鸠工，七月疏凿成，八月决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毕，诸埽诸堤成。河乃复故道，南汇于淮，又东入于海。”
　　须知，这次治河最惊天动地的壮举当属堵塞白茅决口。白茅决口水大流急，又逢秋汛，其势更壮，导致堵口难上加难。贾鲁经过反复筹划，决定采用“石船堤障水”之法——即将27艘大船联成巨大“方舟”，舟上装石，以鼓为号，一起凿洞使之沉没，形成石船大堤。大堤接近合龙时，水势愈猛，吼声如雷，撼动船堤，“观者股栗，众议腾沸”，以为难合。面对险情，贾鲁神色不动，身先士卒，从容指挥，一下稳住了堵口大军慌乱的阵脚；他还是个思想工作的高手，对役夫官吏抚慰有加，“日加奖谕，辞旨恳切，众皆感激赴工”……经过惊心动魄的人水大搏斗，终于力锁白茅大口。
　　贾鲁治河，后世称颂。元人称他“能竭其心思智计之巧，乘其精神胆气之壮，不惜卒，不畏讥评……故其功之所就如此”；明人称他“贾鲁治黄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载后，恩在怨消磨”；清人称他“巧慧绝伦，奏功神速，前古所未有”。人们为了纪念他，将他治理过的汴河命名为“贾鲁河”。
 
　　明代，徐州至淮安段的黄河，长达五百里，既是黄河通道，又是漕粮北运的孔道（即“借黄行运”）。一旦黄河决溢或淤塞，漕运就将中断，京师就会断粮——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明王朝一直把“漕运第一”作为治河的基本前提，采取“北岸筑堤，南岸分流”的防御策略。
　　嘉靖末年，黄河在今江苏沛县决口，苏北平原黄水汤汤。更为骇人的是，穿过沛县的京杭大运河被泥沙淤塞，长达二百余里。
　　险情迭出，灾难不断，朝野震动，人人惊悚，嘉靖皇帝连撤6位河督都无济于事，人们对黄河更加畏之如虎。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危难之际，有人向嘉靖皇帝推荐了智识过人、明达干练的潘季驯，此时他官拜大理寺左少卿。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十一月，朝廷下旨：擢潘季驯为督理河道右佥都御史，佐工部尚书朱衡治理河道。于是，又一位像王景、贾鲁一样“千年一出”的矫健身躯驰骋在治黄的舞台上。潘季驯，字时良，号印川，浙江湖州乌程（今属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他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至万历二十年（1592年），先后4次受命主持治理黄河，历时10年。穿过樊篱重重、荆棘遍野的治河之路，潘季驯从一个对黄河和河工技术懵懵懂懂的人，成为一代杰出的治河专家，被清乾隆皇帝誉为“明代河工第一人”。
　　潘季驯以治河安天下为己任，“壮于斯，老于斯；朝于斯，暮于斯。或采之舆情，或得之目击，或稽之以往，或验之将来”。他敏锐地洞察到：黄河下游泛滥无常的根本原因在于“水漫沙壅”——泥沙淤塞了河道，抬高了河床，使河道失去了容水能力；泥沙才是黄河决溢、淮河入海无路、运河不畅的祸根。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潘季驯力排众议，否定了“分流杀势”的传统治河之法，提出了“筑近堤以束河流，筑遥堤以防溃决”、“以堤束水，束水攻沙，挽流归槽”、“固定河槽，蓄清刷浑，淤滩固堤”的全新治河思路。潘季驯认为，“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不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于两旁则必直刷河底”，“借水攻沙，以水治水，但当防水之溃，毋虑沙之塞也”……简言之，就是让黄河复归故道，加固堤防使“水归一槽”，借水之力冲刷河之沙。
　　潘季驯创建了由遥堤、缕堤、格堤、月堤和减水坝组成的堤防工程体系，成为他治理黄河浓墨重彩的篇章。遥堤，即筑于缕堤之外，距主河槽较远的大堤，用于防御特大洪水（因两堤遥遥相对，故名）；缕堤，即筑于主河槽两侧的小堤，用于防御中小洪水和束水攻沙（因连绵不断，形如丝缕，故名）；格堤（也叫隔堤、横堤），即筑于遥堤与缕堤之间的横向堤埝，用于阻遏洪水冲刷遥堤根基并使泥沙在滩区落淤（因呈网格之状，故名）；月堤，即在险要或单薄的遥堤或缕堤外另筑一道堤防，两头仍弯接大堤，以对大堤起到双重加固的作用（因堤形弯曲似新月，故名）。长堤欲固，质量第一。潘季驯对筑堤质量要求很高，强调筑堤要用“真土”，不能混杂浮沙，且务必达到规定的高度和厚度，不惜工本。在堤防修守方面，潘季驯提出了昼防、夜防、风防、雨防的“四防”与官守、民守的“二守”规则，进一步完善了修防制度。
　　在潘季驯的主持下，加固了洪泽湖东岸的高家堰（利用高堰拦蓄淮水，“以淮抵黄”，以河治河——一借淮水之“势”来冲黄河之沙，水合则势猛；二是借淮水之“清”以释黄河之浑，水清则沙刷），全面整修完善了黄河郑州以下的两岸堤防。于是，河出清口，直抵云梯关入黄海，一举扭转了嘉隆时下游河道或塞或徙、分道乱流的局面，使“黄泗合一”，“两河（黄河与淮河）归正”，“黄淮顺轨，漕运畅通，清口无塞，海口大辟”，“流连数年，河道无大患”——形成的黄河下游“明清故道”，稳定近三百年。
 
　　满人入主中原不久，大清王朝迎来了一代英主爱新觉罗·玄烨——康熙皇帝。这位8岁继位的少年天子，从14岁起就“反复详考”历代治河得失，深感水利不兴，国运难昌。他曾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听政以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件大事，夙夜廑（勤）念，曾悬之宫柱上。”
　　“三藩”，指的是明亡前后投靠清朝的三位汉族军阀，即平西王吴三桂（镇守云南）、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之孙，镇守福建）、平南王尚之信（尚可喜之子，镇守广东），他们自视有大功于清廷，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成为朝廷的心腹之患；“河务”，指的是治理黄河事宜；“漕运”，指的是通过运河南粮北调的问题。康熙把河务、漕运与平叛三藩并列，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头等大事，足见水利在他心中的份量（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尤其是对“河务”，康熙倾注了毕生心血。
　　明末清初，由于战乱，黄河堤防破败，淤塞严重，致使“黄水四溢，不复归海”。顺治年间，发生大的决口有15次之多；康熙元年至十六年（1662—1677年），大的决口达67次之多。不但黄泛区“田禾淹尽，民多流徙”，而且殃及漕运，多次切断了维系清廷命脉的京杭大运河。
　　黄河不治，国无宁日。对黄河的治理，康熙一直持积极有为的态度，苦苦寻找着“一劳永逸，全面修治”的办法。他主张治河不但要减少水患，还要进一步变水害为水利。他说：“古之治黄河者，唯在去其害而止；今则不特去其害，并欲资其力以挽漕粮”。他认为治河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活动，必须亲临现场勘查论证，才能提出符合实际的治理方案。
　　为了摸透黄河的脾气秉性，身居九五之尊、日理万机的康熙曾多次亲临黄河进行勘察——他冒着危险乘船到黄河中下游的孟津、徐州、宿迁、邳州、桃源和清口等地查看河情，到中上游的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等地阅视河工；他自横城堡（今宁夏银川市东南）起顺流而下，扬帆黄河中游，历时22天，航程数千里，“所至之处，无不详视”；他派人到黄河源头探源，直至星宿海，并绘成黄河河源图……
　　康熙十六年（1677年）二月，平定“三藩”激战正酣之际，康熙帝任命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主持治理黄、淮、运，以扭转水患肆虐的危局。
　　靳辅，字紫垣，辽阳（今辽宁辽阳市）人，隶属汉军镶黄旗。顺治九年（1652年），由官学生考授国史馆编修。康熙十年（1671年）任安徽巡抚。当时，朝野上下对黄河水患“闻者心惊，见者胆落”，对于河督之任，“无不以畏途视之”。靳辅对于“河督”这块烫手的山芋同样有“忧惶悚惧之念”。正当靳辅忐忑彷徨之际，陈潢月夜扣门，献上治水良策，让他愁云密布的心房顿时洒满了阳光。
　　在科场上屡试不第，只好一边在家务农、一边研习水利等学问的陈潢，字天一，号省斋，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足智多谋，学识渊博，“深知水性”。康熙十年（1671年）夏，陈潢北上京师，谋求通达。路过古城邯郸，不期与靳辅相遇，从此改变一生的命运。原来，这年六月，靳辅南下就任安徽巡抚，途经邯郸吕祖祠，乘兴入祠“一游”。一进祠门，便被迎面粉壁上的一首题诗攫住了眼球：“富贵荣华五十秋，纵然是梦也风流。而今落拓邯郸道，愿与先生借枕头。”作者借“黄粱梦”的故事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惆怅之情。靳辅读罢，觉得立意不凡，奇气纵横。近观墨迹未干，遂命人寻找“涂鸦”之人。很快，手下便在吕祖祠附近的客栈中找到了诗作者——学富五车的陈潢。二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十分投契，靳辅力邀陈潢入幕。此后，靳陈相知相得，联手唱起了精彩的治水“二人转”。
　　靳辅出任总河后，十分倚重陈潢，“倾心相委，尽用其策”。陈潢为报靳公知遇之恩，殚精竭虑，尽其所能。上任伊始，二人便从黄河河口溯流而上，“跋涉险阻，上下数百里，一一审度”，经过两个多月的查勘调研和“博采舆论”，不但对河情“了然若指掌”，而且形成了一套明确的治河主张。
　　谋而后定。但他们还不能“定”，因为治黄事关重大，还要上报最高决策者康熙皇帝拍板定夺。于是，靳辅一日之内向朝廷连上“八疏”（其中，四疏论治黄治淮，一疏论治运，三疏论治河管理），提出了“治河之道，必当审其全局，将河道运道为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的治河方略，提出了黄、淮、运并治的全面规划，提出了周详的实施方案（包括“筑堤防、疏下流、塞决口”等）及管理措施等。面对着接踵而至的奏折，康熙皇帝惊喜交加，连日来，他把其他政务推开不顾，与朝臣们认真讨论了靳辅的“八疏”，得出了“可行”的结论。虽然眼下正与“三藩”激战，国库羞涩，民力疲惫，兴办河工大役困难不少，但康熙还是下旨批准了靳辅的治河方案，只是要求：应区别主次，择其要者先行开工。
　　靳、陈治河，心仪潘季驯，尤其服膺他的“束水攻沙”主张，称其符合“自然之理”，“故日后之论河者，必当奉之为金科也”。为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他们大力整修了黄河、淮河、运河的堤防，加固了洪泽湖大堤高家堰，同时创制了从云梯关（位于今江苏响水县境）到海口的束水大堤百余里。
　　他们也深知治水只堵不疏的危害，一方面，对淮阴（清江浦）以下至海口的三百多里河道实施了大规模疏浚——采取的方法是开“川字河”，即在旧河槽左右（距河岸各三丈）各开挖一条八丈宽的引河，三河并行，当河水归入正道后，利用其由上而下左右夹攻的合力，将川字河中间的两道沙堤顺流刷去，使三水合一，挟沙入海。另一方面，鉴于“上流河身宽、下流河身窄”的状况，沿用潘季驯修减水坝的办法，在砀山至睢宁间的狭窄河道，修建了多处减水坝（闸），以备分洪之需。
　　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7年），黄、淮、运得到全面修治，“水归故道，漕运无阻”，“冲沙有力，海口之淤积，不浚而自辟”，开创了数十年黄河下游河道无重大决口的小康局面。
　　经过明清两代大规模的治理，黄河中下游形成了历史上最完善、最坚固的堤防体系，其中有遥堤、缕堤、格堤、月堤、子堤、戗堤、刺水堤、截河堤之分，并有闸、坝、涵等相配套，其庞大复杂的堤防体系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由于历代治河者只盯着黄河下游做文章，忽视了对上中游沙源的治理，加之无力在黄河干支流上修建水库等控制工程，孤军奋战的黄河堤防最终难敌“泥沙之剑”。清嘉庆以来，随着黄河下游河道的迅速淤积，尾闾不畅，黄河洪水难以宣泄，清口以下河段又陷入决溢频仍的危局。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折身北上，夺大清河入海，形成今之黄河奔腾的流路。
　　现在的黄河大堤是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后逐渐形成的。南岸始于郑州邙山，北岸起自河南孟县，蜿蜒至山东利津海口，全长1300多公里（大堤及配套堤防总长1583公里）。一般堤顶宽9～12米，底宽几十米甚至上百米，高10～14米，形成两道巍巍的水上长城，遥遥相对，力锁“黄龙”。
　　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用心血、智慧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与黄河水患作斗争，创造出辉煌的治水业绩，树立起一座座巍峨的历史丰碑。
　　尽管如此，直到今天，我们还不敢拍着胸脯打保票说：黄河安澜无虞矣！
　　1950年在印度召开的世界防洪大会上，西方国家的一些专家学者给黄河下了一个悲观的结论：黄河不能征服，几千年后，华北平原就可能变为沙漠。
　　如何让千古忧患的黄河走上一条长治久安的道路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3．毛泽东的“千古一问”
 
　　1952年10月下旬，在瑟瑟秋风中，毛泽东伟岸的身躯出现在黄河边。他一会儿凝视滔滔黄河，一会儿查看堤防险工，一会儿又与黄委主任王化云等热烈讨论着治黄大计。
　　善治国者必先治水。
　　熟谙中国历史并善于以史为鉴的毛泽东，深知治水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而亲历华夏大地水旱灾害频仍的严峻现实，更使他深切地感到，兴水利、除水害是关系国家兴衰成败的大事。由是，在毛泽东包罗万象的博大胸襟中，一直装着中国的治水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科学论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治国安邦、造福人民的高度，把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等大江大河的治理与开发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并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一个又一个重大决策。
　　古语云：治黄河者治天下。如何使黄河从根本上改变暴虐为害的历史，一直是毛泽东牵肠挂肚的一件大事。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带着“赶考”的心情进入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改称“北京”）。从那天起，他就像一架不知疲倦的机器，一直在高速运转着，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没有一刻闲暇。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内政外交纷繁复杂，加之中途又“杀出个程咬金”——抗美援朝，这一切让身为党和国家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忙得不可开交，心力交瘁。中南海的战友们担心他的身体，便以中央的名义强迫他休假。
　　好在这时国内政权已趋巩固，朝鲜战争大局已定，毛泽东也想松弛一下紧绷绷的身心。但去哪里休假呢？毛泽东想到了他一直放心不下的黄河。
　　去看看黄河，权当休假。于是，1952年10月，毛泽东第一次出京便把视察的地方锁定在黄河。
　　毛泽东是大自然的情人，更是江河湖海的情人。毛泽东一生与江河湖海结下了难解之缘，尝称“我自欲为江海客”。从风华正茂的青年时起，他就高吟“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豪迈诗章，告别了韶山冲那个封闭的世界，开始了四海为家的革命生涯。自称“江海客”的政治家兼诗人的毛泽东，不但读遍了“万卷书”，更行了“万里路”。他的社会活动，常常伴随着“有意为之”的游历活动，而他游历的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山水水，特别是江河湖海。江海为家、纵横驰骋的战斗生涯，不但磨砺了他的意志品质，而且让他从中汲取了万丈豪气、千里雄风，以及无穷的智慧和无限的诗情。
　　但是，这次去黄河，毛泽东可不是为了饱览黄河的雄浑壮美，而是为了黄河的长治久安。
　　10月25日，毛泽东的专列驶离北京，第一站到济南。27日，毛泽东视察了济南泺口一带的黄河。站在高高的黄河大堤上，凝望着不舍昼夜的滔滔河水，毛泽东像一尊雕塑，但他此刻的心情却如黄河的波涛一样，难以平静，他心语飞飘，似乎有许多话要对母亲河说。许久，毛泽东才从深邃的历史天空中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他问：这里的黄河底比济南城内的地面高多少？陪同的人员回答：高六七米。毛泽东心中一沉，嘱咐道：要把大堤大坝修牢，千万不要出事。
　　28日，毛泽东来到徐州，登上了云龙山顶，远眺清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前的黄河故道，禁不住思接千载，感慨万端。他说：过去黄河流经这里700多年，泥沙淤积很多，夏秋季节常常决口，泛滥成灾，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困难。乾隆皇帝四次到这里视察，研究治理黄河的问题。但由于各种原因，他治不好黄河。现在解放了，人民当家当家作主，我们应当领导人民把黄河故道治好，变害为利。
　　29日晚，毛泽东的专列驶进河南兰封县（1954年后与考城县合并，称兰考县）。为了不给地方添麻烦，毛泽东决定不去开封，在火车上过夜。
　　30日早8时许，简朴的专列客厅内，毛泽东接见了黄委主任王化云。王化云坐在毛泽东的对面，身子挺得直直的，由于激动，他的心“咚咚”地跳着，手也在微微地颤抖。
　　毛泽东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着王化云：“化云是哪两个字？”
　　王化云：“是变化的化，云雨的云。”
　　毛泽东笑道：“化云的名字很好，化云为雨，半年化云，半年化雨就好了。”在场的人都被毛泽东的幽默“解读”逗笑了，王化云心里那只忐忑不安的兔子也跑得无影无踪了。
　　约9时，毛泽东与王化云等人共进早餐。饭后，专列徐徐向铜瓦厢的方向驶去，毛泽东向王化云询问起黄河的情况，王化云一一作答。
　　谈到黄河水患，王化云面带愁苦，他告诉毛泽东：清朝时，在今河南陕县一带曾流传着一首描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特大洪水的民谣：“道光二十三，黄河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带万锦滩！”可见洪水之大。
　　见领袖没有说话，王化云补充道：过去，我们黄委掌握的最大洪量是1933年的黄河大水，陕县最大洪峰流量为2.2万立方米每秒。不久前，水利部水文局和黄委组成的洪水调查组，发现了道光二十三年历史洪水痕迹，据专家推算，这次洪峰流量为3.6万立方米每秒，洪水量级之大，为唐代以来之最。
　　“水文考古”得出的结论，让毛泽东沉默良久，眉宇间飘荡起层层忧思。想必他那善于形象思维的大脑屏幕上，当是一幅洪水滔天、人或为鱼鳖的悲惨景象……
　　中午时分，毛泽东一行换乘汽车奔向黄河大堤。下了汽车，毛泽东神采奕奕，健步走在大堤上。深秋的风，这时也收敛了习习的凉意，裹着温暖亲吻着毛泽东身上的草绿色大衣，仿佛对这位旷世伟人充满依恋。王化云紧跟在毛泽东身边，随时准备回答领袖的提问。
　　站在东坝头，毛泽东眺望着向东北方向奔腾的黄河，问：“这是什么地方？”
　　王化云：“这就是清朝咸丰五年黄河决口改道的地方，名字叫铜瓦厢。”
　　接着，毛泽东详细查看了这里的石坝和大堤，不时向王化云提出他想知道的问题。
　　“像这样的大堤和石头坝，你们修了多少？”
　　“全河修堤1800公里，修坝近5000道。”
　　“黄河6年来没有决口泛滥，今后继续把大堤和坝埽修好，黄河是否还会决口呢？”
　　“这不是治本的办法，如遇异常洪水，还有相当大的危险。”
　　听到如此回答，毛泽东若有所思，心情沉重起来。忽然，他向身边的王化云发出了震撼千古的一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
　　面对领袖充满浪漫诗意的问话，王化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迟疑了一下，方有些讷讷地回答：“……不修大水库，光靠那些坝埽根本挡不住……”
　　王化云，这位1946年就走上治黄领导岗位的干将，1908年出生于山东馆陶（今属河北），1935年毕业于北平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在抗日烽火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冠县抗日政府县长、鲁西行署民政处长、冀鲁豫行署司法处长等职。1946年2月22日，冀鲁豫边区黄河故道治理委员会（不久改为“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38岁的王化云临危受命，担任中共首席河官，尽管此前他的履历完全没有与水利相关的影子。组织上选王化云当“河官”，主要是看重了他多年从事民政工作，具有丰富的组织群众工作的经验；而当时治河复堤工作主要靠组织动员民工来做。新中国成立后，王化云长期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的主要领导，并逐渐从门外汉转变成一位卓有建树的治黄事业家，是人民治黄史上名声赫赫的风云人物。
　　“修大水库”并非王化云一时的突发奇想，而是他之前潜心研究历代治黄方略及其得失，并带领技术人员在黄河上下进行查勘论证后得出的结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大堤，大多为1946年3月以来复堤时临时恢复的，土质差（多为松散的沙土），堤身薄，险工多，靠这样的堤防束缚这条狂野的“黄龙”，不决口才是怪事哩。
　　毛泽东问：“大水库修在什么地方？”
　　王化云答：“修在邙山或三门峡。”
　　接着，毛泽东询问起修建邙山和三门峡水库的一些具体情况。谈到三门峡水库，王化云说：三门峡水库修到350米高程，只淹62万人。毛泽东问：“不是100多万吗？”王化云答：“那是过去日本人勘测的数字。”毛泽东又问三门峡水库能发电、灌田多少，王化云把规划中的数字报告了。
　　听了王化云的话，毛泽东点点头，说：“大水库修起来解决了水患，还能为灌溉、发电、通航提供条件，是可以研究的。”
　　也许意识到黄河的特殊复杂性，“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毛泽东，干过许多惊天地泣鬼神大事的毛泽东，说过许多气吞山河“大话”的毛泽东，这时却显得有些气魄不足了，他只是说“是可以研究的”，没有说狠话、表硬态。
　　下午1点多，毛泽东与王化云在餐车中共进午餐。饭后，毛泽东问王化云：“说黄河是个悬河，在东坝头看不出来，我想再找个地方看看。”
　　王化云说：“黄河从哪里走，哪里就高，东坝头是开口子的地方，大堤外面是黄河故道，所以堤内堤外悬殊不大，到开封柳园口就会看得更清楚些。”
　　毛泽东又问：“那里比开封高多少？”
　　王化云答：“现在水面比开封城地面高三四米，洪水时更高。”
　　下午2点多，专列到达开封，毛泽东一行换乘汽车来到黄河柳园口。在萧瑟的秋风中，毛泽东伫立堤顶，北眺黄河，见河水在高高的河床上奔涌，回头南望堤外村庄，好像陷落在凹地里——堤内河床比村子里的树梢还高。看到“悬河”逼人的态势，毛泽东的心情陡然沉重起来，感慨道：“真是悬河啊！”他向陪同身边的河南省党政领导嘱咐道：要把大堤、大坝切实修牢固。发大水时，有危险，党政军民一齐上，千万不能再出事。他还充满感情地对大家讲道：李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我真想骑着毛驴到天上去，从黄河源头一直走到黄河入海口，我要看看黄河究竟是怎么回事。
　　31日清晨，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开封，驶往郑州。临走时，留下了后来广为流传的一句嘱托：“你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仍是出言谨慎，没有“根治”、“征服”之类铿锵果决的字眼。
　　上午10时左右，毛泽东在郑州黄河南岸走下列车，健步登上了邙山东端的小顶山，察看了邙山水库坝址和黄河形势。后来，毛泽东干脆在山上的一块较为平展的地方坐下来，久久凝望着脚下奔腾东去的黄河……
 
　　1953年2月，毛泽东第二次详细过问黄河的治理问题。2月16日上午10点左右，毛泽东走下停靠在郑州火车站的专列，与前来迎接的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黄委主任王化云亲切握手。一见王化云的面，毛泽东就问：“邙山水库为何不修了？”王化云向毛泽东汇报了由邙山水库转到三门峡水库的理由。沿郑州火车站第一站台步行一周后，王化云等人随毛泽东登上了专列。在专列上，毛泽东听取了王化云关于黄河治理的方案和近期打算的汇报，并就三门峡水库建设的时间、库区移民、黄河中上游的水土保持等问题与王化云进行了探讨。在了解到有关情况后，老人家高兴地说：“革命成功了，事情好办了，治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只有现在才能解决。”
　　谈到三门峡水库，毛泽东兴致颇高，频频向王化云发问。
　　“三门峡水库修起来，能用多少年？”
　　“如果黄河干流上众多的水库、电站都修起来，即使不做水土保持和支流水库，也可用300年。”
　　“300年后，你早就有重孙子了。”毛泽东笑道，接着又问：“如果修了支流水库，做好水土保持，能用多少年？”
　　“1000年是可能的。”
　　“1050年怎么样呢？”
　　“到那时再想办法。”
　　“恐怕不到千年就解决了。”毛泽东说着，发出了爽朗的笑声，受到感染的王化云等人也都神情灿然。
　　谈笑间，毛泽东又问起了三门峡水库坝高和库区移民问题。
　　“修三门峡水库的四个方案你认为哪个最好？”
　　“修到360米这个方案最好。”
　　“那么多移民往哪里移？”
　　“有的主张往东北移，那里土地肥沃，地广人稀；有的主张往海边或者绥远移；有的主张就地分散安置，不一致。”
　　“你主张移到哪里？”
　　“移到东北去，对工业以及国防都有好处，就是多花点钱。”
　　毛泽东听后，将视线移到图纸上，盯着三门峡的位置看了好一会儿，又问：“三门峡水库修好后，黄河能通航到哪里？”
　　王化云：“能通航到兰州。”
　　“兰州以上能不能通航？”
　　“目前还没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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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谈过程中，王化云总想请毛泽东就三门峡工程上马这件事表个态，但一向多谋善断的毛泽东仍然谨慎地表示“回去再研究”。
　　其实，毛泽东固然在战略上藐视一切敌人，可是一旦与对手真刀真枪较量时，他又在战术上重视每一个具体的细节，对未知领域，更是慎之又慎。毛泽东深知，黄河的事情实在太复杂，而自己对黄河的认识还远未进入自由王国的境界。他怕表态错了，给治黄大业带来祸端。
　　1953年5月，黄委主任王化云以个人名义向当时主管水利的政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上报了《关于黄河基本情况与根治意见》和《关于黄河情况与目前防汛措施》两个报告。报告对黄河成灾的根源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标本兼治的治黄方略。报告说，治黄的目标是“除害兴利”，方略是“蓄水拦沙”，实现的方法是在干支流上修建水库，同时开展水土保持；为了防止水库淤积，干流上修建的水库要大，支流上修建的水库要多。邓子恢看了报告后，认为“对黄河基本情况的分析与黄河治本方针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并于6月2日写信给毛泽东，阐述了自己对治理黄河的基本意见，并将王化云的两份报告一并转上。后来邓子恢见到王化云，高兴地对他说：“毛主席对你的报告很欣赏。”
　　1954年冬，毛泽东视察南方返京途经郑州时，在专列上第三次听取黄委主任王化云、副主任赵明甫的汇报，重点询问了水土保持和黄河治理规划编制问题。
　　1955年6月22日，郑州河南省委北院会客厅，毛泽东第四次听取王化云汇报黄河治理工作，这次老人家关心的热点是黄河治理规划的实施问题。
　　195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济南泺口又一次视察黄河，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他深深地惦记着黄河，牵挂着她的安澜，因为黄河的水患还没有根治，所以他老人家到了黄河仍不死心。
 
　　一生天不怕、地不怕的毛泽东，对黄河却一直充满了敬畏。1948年春，解放战争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准备将指挥中心迁往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3月23日，毛泽东登上了一条洒满明媚春光的木船，挥别陕西吴堡县川口渡，向对岸的三晋大地疾驶而去。
　　颠簸在黄河上的毛泽东，心潮也像黄河波涛一样，一浪高过一浪。船到河心，毛泽东忽然开口道：“你可以藐视一切，但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把一条大河与一个民族的尊严相提并论，毛泽东无疑赋予了这条大河无尚的人格魅力。
　　其实，毛泽东对黄河一直怀有特殊的感情。他的名作《沁园春·雪》中就有“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句子，描绘的是气势磅礴的黄河。当年在延安窑洞里，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如果您卸去领袖的重任，最想去做哪些事情？”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骑马沿黄河考察。”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视察黄河、多次为黄河的治理开发操心费力。
上世纪60年代，年逾古稀的毛泽东一直念念不忘“千里走黄河”。1962年，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1952年我考察黄河，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了看，没干成什么事，一晃十年过去了。现在我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
　　为了实现毛泽东的愿望，1964年夏，中央警卫局特地在北京西山一带组建了一支骑兵队，着手进行训练。不久，骑兵队的部分人员从北京调到了北戴河。这天，北戴河“浴场一号住所”，刚刚从大海中搏风击浪归来的毛泽东，忽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去黄河的事可以如愿了，再不搞就来不及了。这次去黄河，我要带一个智囊团，包括天文、地理、历史、气象、土壤、化学、地质、肥料、水利、电力等等一大批专家，要像李四光这一级的专家。你们给我准备一些应付艰苦生活的东西。我们大家都骑马，沿黄河逆流而上，去寻找黄河的源头，把这条河从头了解起，让它更好地为我们的民族造福……”
　　一段时间以来，毛泽东和准备随行考察的工作人员在北戴河练习骑马，毛泽东还查阅了大量资料，做着考察前的各种准备。
　　天有不测风云。1964年8月2日，在北部湾海域，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战争迅速升级，美国悍然派出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北部湾事件”的出现，让毛泽东不得不放弃考察黄河的计划，他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两年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毛泽东走黄河的愿望再一次“搁浅”。但他一直心有不甘。1972年，大病初愈的毛泽东在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不无幽默地说：“前些日子我到马克思、列宁那去了一趟。他俩对我说，你那个国家钢铁、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黄河，你不用来这么早了，先回去吧。看来我的一片真诚感动了马克思和列宁，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
 
　　然而，没有豪言壮语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央政府对黄河水患听之任之。很快，王化云“修大水库”的计划便被摆在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会议桌上，旋即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和行动。
 
4．锁定三门峡坝址
 
　　1949年8月，三伏天的一个夜晚，开封城隍庙后街的新黄委机关（原系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所在地）办公楼的一间办公室里，黄委主任王化云正在灯下挥汗笔耕着一份重要文稿——《治理黄河初步意见》。他一会儿翻阅有关材料，一会儿凝神沉思，一会儿奋笔疾书……宁静的夜晚里，“沙，沙，沙”，笔尖犁纸的声音仿佛在弹奏着一支美妙的小夜曲。
　　凌晨时分，稿子终于杀青了。王化云长出一口气，站起来伸展了一下酸痛的腰腿。虽然为起草这份事关黄河未来治理方略的报告苦熬了几天几夜，但此时王化云却毫无睡意，澎湃的思维如黄河之水，怎么也停不下奔腾的脚步。他想，解放战争的硝烟虽然还没有散去，但整个中国红旗飘飘已指日可待。面对黄河即将“九曲归一”的大好形势，我们必须谋划好新中国的治黄方略，让黄河尽早变害河为利河。
　　眼前又浮现出前几年在炮火纷飞的艰苦环境中，辗转于黄河南北两岸，组织干部群众对辖区内残破堤防进行整修，以及抗洪抢险斗争的历历往事。这几年与黄河打交道，王化云已对黄河的脾气秉性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他清醒地意识到，黄河横跨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三大阶梯，上下游、左右岸密切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今后的治黄再也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而要放眼整个黄河流域；更不能只在下游堤防修修补补上做文章了，得在黄河的干支流上建一些大的水库，以控制洪水，同时还要做好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兴办引黄灌溉工程……想到这些，王化云感到肩上重若千斤。
　　一缕晨曦透过窗纸射了进来，天亮了。王化云洗了把脸，精神抖擞地走出了办公大楼。啊，这是个朝霞满天的早晨，蜜色的阳光把黄委大楼涂抹得金灿灿的！
　　9月初，《治理黄河初步意见》摆到了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的案头。在这个“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我的治黄思想”的《意见》中，王化云提出了“防灾和兴利并重，上、中、下游统筹，本流和支流兼顾”的治黄方针，并根据黄河存在的“一是洪水猛涨，高低水位的变差很大，二是泥沙量巨大，冲淘淤积的变化难测”两大问题，给出了“节蓄洪水，平抑暴涨，保持土壤，减低冲刷，固定河槽”的解决对策。节蓄洪水的办法，就是在“托克托到孟津的山峡中，选择适当地点建造水库”，“防洪水库的坝址，愈接近下游，它的效力愈大，所以陕县到孟津间是最适合的地区。这里可能筑坝的地点有三处，是三门峡、八里胡同和小浪底”，“准备选定其中一个”。“三门峡建坝的水库水位高程为350米，以发电、灌溉、防洪为开发目的”。
　　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黄以来，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明确提出修建三门峡水库的设想。
　　但这只是个设想，离抵达现实的彼岸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一来，新中国正处于草创阶段，以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条件，不可能在黄河上“大动干戈”；二来，像三门峡那样规模巨大的水利工程的上马，要经过充分的前期工作和相应的审批程序，岂能草率行事？
　　新中国成立伊始，王化云领衔的黄委即组织力量开展了对黄河干支流的水文勘查、洪水调查和泥沙研究及资料整编等基础工作。1950年3月至6月，黄委组织查勘队，系统查勘了黄河龙门至孟津河段，对水库坝址选在何处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过去中外专家对八里胡同坝址的估价过高，八里胡同虽然有较好的地形条件，但由于其是石灰溶洞发育，在地质条件上远不如三门峡。鉴此，郑重提出在三门峡建坝的建议，初步确定水库蓄水位350米，以防洪、发电结合灌溉为开发目的。
　　到了1951年，多数人认为，在黄河上修建高坝大库，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条件都难以支撑，遂把选址建坝的目光转向了黄河支流。但查勘和论证的结果表明，在黄河支流上修建水库存在着控制差、花钱多、效益小以及交通不便、施工困难等问题，特别是不能满足防御大洪水的需要。于是，黄河干流上的三门峡坝址又一次进入人们的青眼。
　　1952年5月，黄委主任王化云、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副局长张铁铮等陪同苏联专家查勘了三门峡坝址，认定此处地质条件上佳，可以修筑高坝大库。但在论证时，因工程淹没“损失太大”，受到不少人的质疑。之后，工程师们又推荐了淹没损失较少的邙山水库方案——库容160亿立方米，投资10亿元以上，移民15万多。
　　1953年初，邙山水库方案因“投资大、效益小”而被放弃，三门峡坝址再一次浮出水面。王化云等人的想法是：与其花这么多钱修建邙山水库，倒不如花同样的代价修三门峡水库更为有利。但不久，水利部的指示来了：在黄河上建水库，一要迅速解决问题；二要根据国家现状，投资不能超过5亿元，移民不能超过5万人。
　　这一限制，使三门峡水库方案第三次因各项指标超标而遭搁置。
　　退而求其次，黄委又提出折衷意见：将邙山大库方案，分解邙山和芝川两个中库方案，以降低坝高、缩小库容。据此，1953年5月31日，黄委专门打报告给政务院副总理邓子恢。邓子恢阅后将其转呈毛泽东，并附信表示支持黄委的意见：“关于当前防洪临时措施，我意可大体定夺，第一个五年计划，先修芝川、邙山两个水库”，“度过五年十年，我们国家即将有办法来解决更大工程与更多的移民问题”。
　　毛泽东阅后，并未做出明确批示。显然，他也拿不定主意。
　　反反复复、沉沉浮浮中，1954年到来了，“三起三落”的三门峡工程离上马之路还有多远呢？
 
　　20世纪50年代初，古老的中华虽然“换了人间”，但“一穷二白”的帽子却一时难以摘掉，尤其是要向世界上最难治理的大河——黄河开战，年轻的共和国感到力不从心。于是，按照“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理所当然地把求援之手伸向了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联邦苏联”。
　　“天安门上飞白鸽，克里姆林宫上有大钟。我们从黄河之滨来到莫斯科，带来了五亿人保卫和平的决心，也带来了太平洋一样深厚的友谊。”（艾青）
　　1952年5月，黄委在向水利部呈报的《关于黄河治理方略的意见》中提出：“鉴于我们设计大工程的经验缺乏，我们建议三门峡水库的设计，请苏联专家做，与苏联订立设计合同。在进行设计之前，聘请苏联各种高级专家，组成查勘组，进行一次全河的查勘，统筹全局，做出流域开发规划。”
　　为了把这件事做实，王化云还脚下生风地赶到北京，敲开了水利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李葆华的办公室，专门向他汇报了聘请苏联专家的打算。
　　李葆华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儿子，他为人温文尔雅、谦虚厚道，工作严谨细致、实事求是，是新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20世纪60年代，他主政安徽时，大力发展经济，努力改善人民生活，安徽百姓亲切称他为“李青天”。
　　听了王化云的一番陈述，李葆华深以为然。他说，黄河这么复杂，光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请苏联专家来帮助，很有必要。我会尽快向政务院（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改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汇报，争取把治理黄河列入苏联援助项目。
　　没过多久，莫斯科同意援手的电波传到北京。
　　1953年下半年，“蜜月”中的中苏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决定将“根治黄河”列为苏联援助中国的第156个项目——这也是唯一的水利项目，苏联将派出水利、水电、地质等方面的专家来华帮助中国制订黄河规划。
“老大哥”就要加入治理与开发黄河的“大合唱”，而且将要充当领唱的角色。
　　1954年1月2日，悠扬的新年钟声刚刚敲过，一支由水工、水文、地质、施工、灌溉、航运等方面专家组成的苏联专家组，告别“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为首的是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站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
　　柯洛略夫，水电设计专家，五十出头的年纪，一米八五的大个，魁梧、健壮，深眼窝中的一双眼睛像两颗亮晶晶的蓝宝石，闪烁着自信的光芒，加上一身笔挺的列宁装，尽显潇洒与轩昂的派头。
柯洛略夫和他黄头发蓝眼睛的同伴们，个个摩拳擦掌，神情昂扬，欲在中国的黄河舞台上谱写人生的华彩乐章，留下一段瑰丽的历史与传奇。
 
　　1954年2月23 日至6月15日，一支由中苏两国120余名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查勘团，背负着沉甸甸的使命奔波于大河上下——他们要用智慧和双脚丈量出一条治理黄河的光明大道。查勘团中，苏联专家7人，后来增至9人；中国方面，几乎囊括了水利、农业、林业、物理、地矿、气象等方面的顶级专家，挂帅（正副团长）的是水利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李葆华，燃料工业部副部长刘澜波，可谓阵容强大，声势豪壮。
　　2月23日，查勘团从北京出发，抵达济南后，即冒着漫天风雪赶往山东黄河入海口，考察了黄河泥沙填海造陆、尾闾入海摆动改道等情况。25日，查勘团由河口溯流而上，一路栉风沐雨，沿途查勘堤防、险工1400公里，干支流坝址29处，引黄灌区8处，还考察了不同类型区的水土流失情况；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地方对治黄的意见和要求。他们用脚丈量着黄河，用眼阅读着黄河，用心感悟着黄河，获取了大量水文、地质、气象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查勘团在查勘了邙山水库坝址后，于3月17日在洛阳召开座谈会。会上，苏联专家对邙山坝址纷纷发表了否定意见。
　　几天以后，查勘团来到了“长风怒卷高浪，飞洒日光寒”的三门古峡。站在陡峭的石岸上举目观看，但见水深流急，浊浪滔天，脚下擂鼓般震动着，耳边打雷般轰鸣着，大家都被眼前黄河水石相激的景象震慑住了。但苏联专家的兴趣可不在“三门”的雄险上，一番寻寻觅觅，他们就像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一般，眼睛放电，手舞足蹈，啧啧称赞：这是一处上佳的水库坝址！
　　当时争论最大的问题是，解决黄河下游水患的关键性工程是修三门峡水库还是修邙山水库。就控制洪水面积和淹没损失而言，后者优于前者；就工程地质条件而言，三门峡为岩基，而邙山为土基，左岸还要修建长长的副坝，防渗处理困难。
　　在完成了龙门至孟津干流河段的查勘后，3月27日，查勘团在西安召开了技术座谈会。会上，苏联专家在发言中不约而同地把建水库坝址的赞成票投给了三门峡。
　　阿卡林（工程地质专家）说，三门峡一带的岩石坚硬，指甲大的面积上就能经得起10～20吨的压力。如此美妙的高水头大坝基础，在黄河峡谷中找不到第二处。
　　巴赫卡洛夫（水文及水利计算专家）说，三门峡控制了全河流域面积的92％，在此筑起高坝，将会奇迹般地出现一座容量三四百亿立方米的峡谷大湖。
　　谢里万诺夫（水工专家）说，三门峡地形条件优越，筑坝条件优良，水库建成后，将产生防洪、发电、灌溉、航运等方面的综合效益，投入产出比高，经济上十分划算。
　　阿卡拉可夫（施工专家）说，三门峡与陇海铁路大动脉近在咫尺，物资设备运输条件上佳，河势地形有利于施工。
　　……
　　苏联专家无一例外地钟情三门峡坝址，中国专家呢？大多数支持苏联专家的意见。如王化云，也认为在邙山建水库“淹没多效益小”，地质条件也不佳，而三门峡坝址比较理想，在此处筑坝建水库可发挥防洪、灌溉、发电等综合效益。他在一首打油诗中表露心迹道：
　　异地讨论会，吟诗寄征人。地质乃弱点，愧我无经验。为防千年水，修库救燃急。淹多效益小，诸君不满意。提出新要求，重新再设计。防洪要彻底，灌溉需满足。发电应兼顾，泥沙拦库里。长期能使用，如此才经济。回头一算账，库容几百亿。迁人花钱多，目前办不起。就此不前进，依旧修补堤。如来千年水，怎么能抵御？万一一改道，谁能担当起！……
　　但并非“一边倒”，有中国专家就发出诘问：三门峡坝址虽好，但建高坝大库会给上游带来很大的淹没损失，而且移民数量过多，安置困难，怎么办？
　　还有一位身份特殊的人物，叫李赋都。他是陕西蒲城人，我国近代水利开拓者李仪祉的侄子，早年留学于德国汉诺威工业高等学校学习水利，时任西北行政委员会水利局局长。本来，李赋都不赞成在三门峡修建“高坝大库”的，但作为陕西人，为了“避嫌”，在考察和座谈会中只好不说话或者少说话。沉黙也是一种态度。后来，李葆华找李赋都谈话，对他说：赋都同志，周恩来总理希望你能表态支持上马三门峡工程。你是陕西人，又是西北行政委员会水利局长，你表态赞成，我们才好去说服陕西的“五老七贤”。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李赋都不好再沉默了，他表态：同意在三门峡修建水库。
　　面对中国专家究竟是在三门峡还是邙山建坝的选址之争，柯洛略夫在总结发言中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从龙门到邙山，我们看过的全部坝址中，必须承认三门峡坝址是最好的一个坝址。任何其他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
　　面对一些中国专家担心的淹没损失问题，柯洛略夫的回答是：“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能实现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研究！……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须的库容，都是淹没换来的！”语气坚定，语调铿锵。
　　柯洛略夫是苏联人，苏联地广人稀，修建水库淹没一些土地对他们而言不算什么。可中国与苏联国情不同，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人口众多，可耕地少，土地淹没多了，粮食安全便会成为大问题——更何况三门峡水库淹没的是关中人视为“白菜心”的膏壤。对中国国情、地情、水情懵懵懂懂的柯洛略夫说出这番气壮山河的“大话”来，多少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味道。
　　据知情者回忆，柯洛略夫的“用淹没换取库容”的观点，对中央高层决策在三门峡建“高坝大库”起到了很大作用（比如，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刘少奇曾让人转告王化云：“修三门峡工程不要怕淹人、淹地，要从工程需要上多考虑。”），可谓一语千钧！
 
　　其实，不止苏联的柯洛略夫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不少中外专家同样对三门峡一见钟情。
那么，“英雄所见略同”的人都有谁呢？
　　——“就地势言之，三门峡诚为一优良库址。”
　　这是1935年夏秋之交，黄河水利委员会工务处测绘组主任工程师安立森与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共同查勘了黄河孟津至陕县段后，经过对小浪底、八里胡同和三门峡坝址进行比较筛选后得出的结论。
　　黄头发蓝眼睛、精明干练的安立森，为挪威籍美国人，早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土木工程系，是一位著名的水利专家。34岁时，来中国帮办水利。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李仪祉知道安立森是难得的人才，便聘他为黄委工务处测绘组主任工程师。此后，安立森不辞劳苦，会同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多次奔波于大河上下，写出了《黄河口视察报告》、《黄河流域土壤冲刷之制止》等数十篇有关治理黄河的报告或论文。再后来，他还以黄委工程处副总工程师的身份，参与主持了黄河董庄堵口等工作。因安立森在董庄堵口中劳苦功高，国民政府给他颁发了一枚“中国五等采玉水利勋章”，这成了安立森一生的骄傲。
　　1935年夏，黄河洪水尚未退尽，安立森便与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一道，冒着危险乘舟从河南孟津溯流而上，穿越八里胡同和三门峡，抵达潼关，调查刚刚发生的洪水情况。经过勘查洪水痕迹和实测洪峰水位，计算出这次洪峰流量为23000立方米每秒。这次洪水调查活动的副产品便是安立森撰写的《用拦洪水库控制黄河洪水的可能性》的英文报告。他在报告中动情地写道：“距陕州八英里有激流名曰三门，为一优良水库坝址，可以建设截留洪水流量的水库，为防洪及防沙之用。”对于三门峡的规模，他认为要“高坝大库、大泄量（12000立方米每秒）”；对于泥沙淤积问题，他的估计是“不太严重”。
　　安立森是中国近代水利史上倡议在三门峡修建水库的第一个外国人。
　　——“因三门以上的地质地形皆极相宜，若设水库于是，而减小黄河洪峰，诚堪欣幸也。”
这是1935年11月14日，中国近代水利先驱李仪祉先生在清华大学大礼堂作《黄河流域之水库问题》讲演时，用浓重的“大秦之腔”向莘莘学子们表达的殷切期望。
　　在陕西和中国水利界，李仪祉的大名可谓如雷贯耳，他与关中豪杰于右任、卓越报人张季鸾并称为“陕西三杰”。李仪祉，原名协，字宜之，陕西蒲城人，我国近代泰斗级的水利科学家、教育家。年青时，曾两次留学德国，先是在德国皇家工程大学修习铁路土木工程专业；后有感于“我国江河失治，旱潦频见，陕西尤苦旱荒”，改投德国丹泽工科大学专攻水利。1915年归国后，毕生以治水为志，效大禹、法郑白，治黄导淮，兴办关中水利，开学校、育英才，绩效懋著，尤其对黄河的治理，苦心孤诣，精心钻研，卓有建树，是我国近代科学治黄的开拓者。
1933年，黄河大水，下游堤防溃决60多处，水灾波及下游5省30余县，灾民270余万。当年9月，大病初愈、年逾五旬的李仪祉受命于危难之际，就任黄河水利委员会首任委员长兼总工程师（后来，李仪祉的科学治河主张不为当局所采纳，且屡受掣肘，动辄得咎，遂于1935年10月愤而辞职）。
　　上任伊始，李仪祉踌躇满志，欲在黄河上有一番大的作为。一次，他在讲话中慷慨激昂地对同仁们说：治理黄河，我辈不要邀一时之功，而要为国家奠定永久之大计。急功近利，可能见一时之效，但时间一长，必然弊端百出，“岂是治河之道哉！”
　　为了找到黄河标本兼治的良策，李仪祉走遍黄河上下，汤汤大河的波涛中，投下了他探究的目光和忙碌的身影。经过一番“行走”，他发现，黄河难治的根本在于洪水与泥沙俱下，“实则洪水之源，源于上中游，泥沙之源，源于上中游……治黄须从上中游设法”，“故去河之患在防洪，更须防沙”，“河患症结所在之大病，是在于沙。沙患不除，则河恐终无治理之日”。因此，他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治理黄河要上中下游并重，防洪、灌溉、航运及发电兼顾”的方略，改变了“历代治河皆重下游，而中上游曾无过问者”的治河传统。如何治好黄河呢？伴随着《治理黄河工作纲要》、《黄河概况与治本探讨》、《治黄关键》、《培修堤防法》、《纵论河患》、《黄河河本计划概要》、《黄河水文之研究》等文件和学术专论的问世，李仪祉科学设计出未来黄河治理开发的蓝图。李仪祉还提出了兴建三门峡等干支流水库，固堤治滩，培植森林、涵养水源等科学办法，并积极加以实施——聘请外国专家安立森测绘黄河，委托德国水工大师恩格斯进行黄河水工模型试验，开展精密水准测量，构建黄河水文站网，开设水情无线电台，创办中国第一个水工试验所……
　　在黄河上修水库以解除下游地区的洪水威胁，是李仪祉平生的夙愿，与黄头发蓝眼睛的安立森不谋而合。他是提出在三门峡修建防洪水库的第一位中国人。
　　——“在上述（指黄河中段河曲、天桥、三门峡、小浪底等11处坝址）发电地点中，三门峡最值得吾人注目。盖此处一经建坝，除能获得莫大电力之外，下游水患即可防止，其效果特为显著，务期从速完成。”
这是日本东亚研究所第二调查（黄河）委员会的水利专家富永正义等人，于1939—1944年全面查勘和研究黄河后，编写的《黄河水力发电调查报告书》中下的“断语”。
　　让我们把历史翻到浸满中华民族血泪和屈辱的一页。
　　1939年3月，一群肩扛手提各种测量工具的日本人大摇大摆地来到黄河边，摆开了查勘测绘的架势。他们的使命是开发黄河，为“大日本帝国”吞食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提供电能支撑。为此，专门成立了以黄河治理开发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东亚研究所第二调查（黄河）委员会，任命富永正义为该委员会技术总负责人。于是，伴随着日寇铁蹄的“踏踏”和黄河悲鸣的“呜呜”声，河曲、天桥、黑峪口、碛口、延水关、壶口、禹门口、三门峡、八里胡同、小浪底等黄河河段，出现了日本人攀岩涉流、指指点点的鬼影。
　　从1939年到1944年这5年中，共有289名日本水利专业人员奔波于黄河上下，查勘测量，研究计算，先后整理出文献汇编、调查报告、设计规划193件、1400多万字，最后出笼了内容翔实、论证严谨的《黄河治水调查报告书》和《黄河水力发电调查报告书》。三门峡水电开发方案被赫然列入《黄河水力发电调查报告书》中，其第十章专论“三门峡发电计划”，提出：“高坝工程分两期开发。采用混凝土重力坝。第一期工程库水位325米（不超过陕西潼关1933年大洪水水位），坝高61米，库容60亿立方米，防洪最大下泄流量为15000立方米每秒，兴利灌溉面积1500万亩，发电最大出力63万千瓦。第二期工程大坝加高至86米，水库最高水位高程350米，总库容400亿立方米，总装机容量达到112万千瓦，年发电量54亿千瓦时。”
　　后来，有研究者把当时日本人的设计方案和许多以后三门峡工程改建的实际运用情况作了比较，结果让人惊叹不已：在水库最高水位、防洪运用原则、兴利调节库容、灌溉面积、发电能力、泥沙处理方式等12项重要指标中，除发电指标较高外，其余各项均接近或相同（赵之蔺《三门峡工程决策的探索过程》）。
　　日本人所提出的黄河开发规划，其精良程度不能不让人佩服。可惜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竟以“日式三门峡工程计划，不惜淹没关中200万亩农田，是以百万同胞丧失养命之源”为由，命令将日本人花费大量心血得来的治理黄河的研究与规划等资料大部分付之一炬，只有小部分辗转流落到有心的政府接收官员手里。
　　其实，科学无国界，科技成果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何必因民族之恨而非要来个“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呢？！
 
　　令无数人魂牵梦绕的三门古峡在哪儿呢？
　　黄河在陕西潼关转向东流，穿行于中条山与崤山之间，构成黄河又一个较长的峡谷——晋豫峡谷，北岸为山西，南岸属河南。三门峡是晋豫峡谷间（山西平陆与河南陕县交界）的一道险谷，两山相逼，峭壁对峙，惊涛拍岸，浊浪排空。相传远古时期，黄河被此处的大山挡住去路，洪水滔天，泛滥神州。大禹治水来到这里，举起神斧将高山劈开，形成两座石岛，从左至右分别称作“人门”、“神门”、“鬼门”，三股激流夺门而出，飞泻而下，“三门峡”至此横空出世。
　　在“三门”下游400米处的河谷中，屹立三座石岛，左为梳妆台，中为张公岛，右为砥柱石。砥柱挺立于河心，枯水时露出水面7米上下，在惊涛骇浪中岿然不动，千古不摧。“仰临砥柱，北望龙门。茫茫禹迹，浩浩长春。”当年唐太宗曾“到此一游”，留下由衷的赞美之词。后来，“一柱钉河心，顶压三门险”的中流砥柱成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坚韧顽强的精神象征。
　　为什么众多中外水利专家都对三门峡投去如此多情的一瞥呢？
　　应该说，三门峡具有独特的地质地形优势：其一，三门峡谷是黄河中游最狭窄的河段，便于给黄河扎上“腰带”，容易形成“小颈口大肚子”的高峡平湖；其二，三门峡谷水流急，落差大，储藏着巨量的电能；其三，三门峡谷分布着坚硬细密的闪长玢岩，岩体横跨黄河长达70多米，厚度为90～130米，地质条件优越，是上佳的坝基；其四，三门峡位于黄河中游的下段，是黄河的最后一道险峡，控制黄河流域面积68.84万平方公里，占全流域的91.5％；控制黄河水量的89％、来沙量的98％，在这里修高坝大库，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三门峡坝址真的完美无缺吗？
　　不是的！单纯从三门峡的地形地质条件而言，这里确实是建坝的理想之所，但如果再往深处探究，在此处建“高坝大库”的弊端就显而易见了——它把渭河下游沦为汪洋万顷的库区，淹没的是黄、渭、洛（北洛河）三角洲最为肥沃的百万亩耕地；还要迁徙数十万的居民，代价之大，令人瞠目结舌。对此，倒是有几个美国人“旁观者清”。
1946年12月，在美利坚大江大河水电开发中建立卓越功勋的美国工程兵团总工程师（中将军衔）雷巴特，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著名大坝专家萨凡奇，美国铝业公司水力总工程师（中校军衔）葛罗同，还有先期来华、时任全国资源委员会水力发电工程处总工程师的柯登等贵宾，应国民政府之邀，带着美国人特有的良好感觉，以“治黄顾问团”的身份来到了黄河之滨。
　　以雷巴特为团长的美国治黄顾问团，首先研究了日本人关于开发黄河的残存文件，于12月12日开始了黄河查勘之旅。他们从黄河入海口溯流而上，或空中视察，或实地踏勘，沿途考察了海口、黄河下游故道 、黄泛区和八里胡同、三门峡、龙门、刘家峡等坝址，以及关中灌溉工程、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等，一直行进至青海的黄河源区……1947年元月10日，近一个月的野外考察工作结束。之后，几位美国专家开始在开封的一幢别致的小洋楼里“坐而论道”。雷巴特在治河规划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年近七旬，身体健康，喜欢喝酒，特别是威士忌。在美酒、咖啡的陪伴下，雷巴特和他的同伴们很快勾勒出一幅粗线条的“治理开发黄河”的图景。“四个美国人对每个问题，都激烈争论，结果总是以雷巴特的意见写入总论。”（方宗岱《1946年美国治黄顾问团视察黄河杂记》）
　　不久，美国人向国民政府提交了一份简明的《治理黄河初步报告》，在肯定了日本人“研究精详，若干建议颇足称道”之后，笔锋一转，对以往人们热衷于在黄河干流三门峡修建“高坝大库”的想法泼了一盆冷水，主要观点有三条：
　　第一，在黄河中下游的干流上修建水库，首要任务是防洪和控制黄河下游的泥沙，而不是发电。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即使采取良好的治理措施，亦非数百年不可，因此在黄河上修建水库应当排沙而不是拦沙。
　　第二，在三门峡修建水库，对潼关以上的农田淹没损失太大，是日后无法弥补的。从防洪、发电、蓄水、泥沙等问题综合考虑，三门峡坝址并不理想，建议改移至三门峡下游百余公里的八里胡同（距今小浪底水库坝址上游20公里）。
　　第三，在八里胡同建水库，不是为了发电，而是为了滞洪。坝下安设巨型闸门，控制流速，使泄水的含沙量保持一定的平衡。为了解决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可在大坝底部设排沙设施，每年放空排沙一次。
　　这是近代以来，第一次有人对三门峡坝址“不以为然”，并对解决水库泥沙淤积问题提出了富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对策，对水土保持的效果表达了谨慎的评估——这些认识，即使以今天的眼光审视，也不啻为一种真知灼见。
　　1947年2月的一天，南京，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官邸，“蒋委员长”正在接见“治黄顾问团”的全体成员。雷巴特、萨凡奇等人情绪高涨，高谈纵论着治理开发黄河的种种设想。但过了一会儿，他们发现，眼前这位正襟危坐的大人物对他们的谈话并无多大兴趣，只是机械地点头或“哼哼哈哈”地敷衍着。他们哪里知道，此时的“蒋委员长”满脑子寻思的都是如何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对筑坝八里胡同或三门峡之类的“小事”自然充耳不闻了。
　　果然，历史没有给美国人一试身手的机会。随着中国内战枪炮声的日益紧密，美国人待不下去了。打点行装离华回国前，雷巴萨、萨凡奇等人还情切切意绵绵地表示：“希望不久的将来，再来中国。”
　　1963年，84岁高龄的萨凡奇在会见一位中国专家时还深情款款地谈到了他当年的中国之行：“你们中国有许多聪明人，不会把巨大的财富长期搁着不用。只是对我，已是一个失落的美好而痛苦的梦境了。”
　　美国人成了治黄舞台上的匆匆过客，谁将是他们的“接力者”呢？
 
　　6年以后，苏联人来了，带着“老大哥”的豪迈，带着先进的科技，带着帮助中国人圆梦的期许。此时，中国已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新中国。
　　但是，苏联的柯洛略夫们忘记了，他们主张修建大坝的河流，不是“静静的顿河”，也不是碧水悠悠、妩媚动人的伏尔加河，而是一条世界上泥沙含量最高的“雄浑”（我猜，先人造“雄浑”这个词时，一定是站在波涛宽广、泥沙俱下的黄河边获得的灵感）大河——“黄河斗水，泥居其七”。
　　柯洛略夫是一名出色的水工专家，他所率领的苏联专家组中，有水工专家（谢里万诺夫），水文专家（巴赫卡洛夫），施工专家（阿卡拉科夫），工程地质专家（阿卡林），灌溉专家（郭尔涅夫），航运专家（卡麦列尔），但却没有泥沙方面的专家，也没有水土保持和水库淹没方面的专家。这样的专家团队，尽管“大腕”云集，却不是“优化配置”。可以说，后来三门峡水库在蓄水运用初期出现的“乱子”，早在未建之前就埋下伏笔了。
在那个“我们一边倒”（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年代，纯朴的中国人民从政治到科技都十分敬重和信赖“老大哥”，苏联专家就是技术权威，他们的话不是真理也是真理；谁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就是“反苏”，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中苏黄河联合大查勘结束后，《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简称《技经报告》）的编写工作快马加鞭地进行着。
　　为了进一步做好黄河的规划特别是《技经报告》的编写工作，1954年4月，政务院专门成立了黄河规划委员会，委员由水利部、燃料工业部（1954年9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以后，燃料工业部撤销，分设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电力工业部）、地质部、农业部、林业部、铁道部、中国科学院、黄委等单位的有关领导和专家组成，李葆华、刘澜波为正副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和11个专业组，各组负责人差不多都是当时在各自专业领域的顶级专家。
　　应该说，在《技经报告》编写过程中，一些中国专家对三门峡“高坝大库”方案和水土保持减沙效果等产生了质疑，期间亦曾多次组织讨论，但在举国上下巴不得立马根治黄河水患的急迫情绪下，这些宝贵的质疑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1954年10月，倾注着中苏170多位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心血和汗水的新中国第一部全面治理开发黄河的宏伟蓝图——《技经报告》告竣。该报告分为总述、灌溉、动能、水土保持、水工、航运、对今后勘测设计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方向的意见、结论等部分，共8卷20万字，附图112幅。另外，苏联专家组还编写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苏联专家组结论》。
　　《技经报告》确定了“节节蓄水，分段拦泥”的黄河治理规划原则，并气壮山河地宣称：在黄河干流上修建46座拦河大坝，层层拦水拦沙，让黄河变清，从根本上解决下游的洪水灾害问题。
　　《技经报告》建议，以三门峡水利枢纽为实施根治黄河规划的第一期重点工程，指出：“在选择第一期工程时，必须能够解决防洪、拦沙、灌溉、发电以及航运等综合利用的任务。在黄河中游，只有三门峡是唯一能够达到这样要求的水利枢纽。”而邙山建库方案，“从技术、经济上看都是不合适的，本技经报告否定了以邙山方案作为第一期工程。”
　　《技经报告》确定——
　　三门峡水库正常蓄水位为350米，总库容360亿立方米，设计允许泄量8000立方米每秒，发电装机容量89.6万千瓦；三门峡水库与伊洛、沁河水库联合运用，“黄河下游防洪问题将得到全部解决”。
　　水库共淹没农田200万亩，迁移人口60万。为了减轻移民困难，拟采取分期抬高库水位、分期移民的办法，即初期最高库水位不超过335.5米，移民21.5万人；其余移民在今后15～20年内陆续迁移。
　　关于库区泥沙淤积问题，除预留147亿立方米堆沙库容外，必须与广大黄土高原区内全面的水土保持措施紧密结合起来。在水土保持生效前，为了减轻三门峡水库的淤积，要求第一期（即第三个五年计划末，1967年前）在黄河中游多沙支流上修建“五大五小”拦泥库，总库容75.6亿立方米。到1967年，水土保持效益可达25％～35％，如果计入“五大五小”拦泥库的作用，则减沙效益可达50％。
　　水库建成后，下游河道入海流量不小于50立方米每秒。
　　这是那个《技经报告》中唯一提到维持黄河下游生态和环境用水量的规定，尽管当时没有生态流量之类的提法，但谁又能否认它的难能可贵？
　　《技经报告》完成后，1954年11月26日，国家计委主任薄一波主持召开座谈会，征求对《技经报告》的意见，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建委、水利部、燃料工业部、地质部、农业部、林业部、铁道部、交通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专家）和苏联专家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柯洛略夫《关于计经报告基本情况的报告》和王化云《关于当前防洪形势的报告》后，进行了讨论。与会代表认为，黄河洪水威胁太大，年年汛期提心吊胆。黄河一旦决口，就会造成灭顶之灾，影响整个国家建设的大局。对《技经报告》，大家都投了赞成票，并希望中央早日定案，批准实施。
　　邓子恢在讲话中指出：按照《技经报告》所列内容逐步实施，不仅能解决危害最大的黄河洪水问题，而且还能解决灌溉、发电和航运等问题。三门峡工程是黄河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个比较理想可行的方案，前几次中　　　　央开会已基本同意了这一方案，因此，今后的问题就是如何分头组织力量加以实施。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5．“一个战胜自然的伟大计划”横空出世
 
　　1955年夏。骄阳似火的北京。比天气更炽热的是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代表们的心境、情绪。
7月18日下午，盛满热烈的中南海怀仁堂，一千多位人民代表正在凝神倾听一位戴高度近视眼镜、操闽南口音的人做长篇报告。做报告的人叫邓子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水利工作，报告题目为《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
　　邓子恢所做的上述报告，是在黄河规划委员会提交的《技经报告》基础上起草的，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讨论通过的。
　　1955年5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专题讨论黄河规划事宜。会议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朱德、陈云、董必武、邓小平、彭真、杨尚昆、薄一波、谭震林等46人。会议听取了李葆华关于《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的汇报。经过讨论，政治局会议原则同意“黄河规划方案”并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同时责成水利部起草向人大“报告”的草稿，送中央审阅。
　　在中央高层，刘少奇是治理黄河特别是三门峡工程的坚定支持者，因为，他深知黄河水患的厉害。他在总结讲话中动情地说：根治黄河是国家的大事，应该写个很好的报告，提交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动员全国人民来完成。黄河为害几千年，现在搞清楚了为害的根本原因是泥沙问题，因而改变了过去的治黄方针。大禹治河是疏，他老子鲧是堵，老子失败了。现在我们也是堵，但办法有很大不同，是靠群众、靠科学。黄河根治不仅是技术经济问题，而且还是政治问题，要扩大这方面的宣传。水土保持是治黄的根本之策，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个决议，颁布法律，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去做。工程移民问题，现在就要开始。先作计划，逐步过渡。三门峡水库应尽量争取早日开工，早日防洪。与其到时慌手慌脚，不如提早防范。
　　会后，水利部党组决定由王化云先拿出报告的初稿。5月下旬，王化云拿出初稿，经水利部党组修改后上报中央书记处。一位中央领导看过报告初稿后不太满意，觉得过于专业和生涩，便责成邓子恢、李葆华、胡乔木三人负责修改。名义上由三人联手，实际操刀者则是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胡乔木，王化云、李锐等人主要负责提供“弹药”。
　　胡乔木是中共党内数一数二的“大笔杆子”，这位笔底起风云的文章大家曾写过多篇分量极重的理论（政论）文章，深得毛泽东等人的赏识。经过胡乔木生花妙笔的一番大刀阔斧的修改和润色，“报告”果然精彩生动了许多，与当初不可同日而语。事后，人们对“报告”称赞有加，称“一万八千言的报告，经天纬地，气吞山河，浓缩了古往今来第一部《黄河治理开发综合报告》之精要”。
　　1955年7月中旬，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室主持国务院第15次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云、邓子恢、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习仲勋、傅作义等32人，列席会议的有王首道、钱正英、李锐、王化云等59人。会上，李葆华、刘澜波做了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报告的说明。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并决定由邓子恢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宣读这一报告，提请大会审议。
　　“这个报告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提出了彻底消除黄河灾害，大规模地利用黄河发展灌溉、发电和航运事业的富国利民的伟大计划。这个计划集中体现了千百年来我国人民的愿望，也给今天正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忘我劳动的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鼓舞。”（1955年7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一个战胜自然的伟大计划》）
请看，报告中勾画的远景蓝图多么美妙，多么令人神往：
　　——从青海上游到豫鲁下游的万里黄河上，将修建起46座拦河大坝，把千古巨川变成一条“梯河”。届时，滚滚河水蕴藏的电能，将以每年1100亿千瓦的电量，输往中华大地。
　　——河水经过调蓄，灌溉土地的面积将由1600万亩扩大到11600万亩。
　　——干流将全线通航，500吨拖船自渤海湾直驶上游兰州，千古天险成为“黄金水道”。
　　——依靠大水库和黄河支流上的拦沙库，以及采取水土保持措施，用上50年时间就能解决泥沙淤积和水库寿命问题。
　　“我若不把洪水治平，我怎奈天下苍生？”
　　勾画完“远景”，邓子恢又用充满激情的声音描绘出治理开发黄河的“近景”，尤其讲到“三门峡工程”时，他的语气更加豪迈和昂扬：
　　“在陕县三门峡地方修建一座最大和最重要的防洪、发电、灌溉的综合工程”，此工程“对于防止黄河下游洪水灾害有决定性的作用”，“拟定在1957年开始施工，1961年完成”。“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请来美国顾问雷巴特、萨凡奇、葛罗同。在他们所作的《治理黄河初步报告》中，虽然承认水土保持的重要性，却认为‘以之推行于整个区域而生效，需时或将数百年’。这不能不叫人想起早在周朝就说过的一句话：‘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几百年，只需几十年，就可以看到水土保持工作在整个黄土区域生效。并且只要六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那一天——看到‘黄河清[j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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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场上，热烈的掌声一次又一次地像大海波涛般奔腾回旋。
　　在又一次“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中，邓子恢结束了他的长篇演讲。
　　伴随着邓子恢的慷慨陈辞和动情描绘，一个“战胜自然的伟大计划”横空出世。
　　这是一个推崇“人定胜天”的时代。当时，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巨型水坝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美国科罗拉多河的胡佛、哥伦比亚河的大古力等大坝相继拔地而起，苏联也先后在伏尔加河、顿河上建起了雄伟的拦河大坝。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为什么不能在黄河上修建一批大型水库，高峡出平湖，让洪魔降伏，让河水变清，实现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梦想与期盼呢？当三门峡这样一座承载着国人“黄河安澜”千年梦想的伟大工程不久就要成为现实的时候，怎能不让在座的1000多名人大代表热血沸腾、激动万分，怎能不鼓掌欢呼一致通过呢？！
　　许多人热泪飞扬！
　　许多人摆宴庆祝，酒杯碰得“叮当”响！
　　“我们的五年计划是和平建设的计划，它集中表示了中国人民对于建立和平生活的长久愿望。我们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来改变整个国家经济落后面貌，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来根治黄河，把这条曾经带给我们祖先无穷灾患的河流，改造成为我们子孙后代无限幸福的源泉。如果没有长期和平建设的决心，我们能够这样做吗？”宋庆龄副委员长在发言中说，端庄的面容笑靥如菊。
　　“这次会议使我感到无比兴奋的是，更有一个根治几千年无法治理的为患最烈的治理黄河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宏伟，不仅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各国也是少见的。”李济深副委员长在发言中说，语气中透出无限的感慨和自豪。
　　“这部黄河规划，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彻底消除黄河水害的伟大计划，集中体现了千百万人民的愿望。我从初临黄河调查研究，至今整整30年。走过不少河段，写过不少文章，我梦寐以求的根治黄河的开端，在过去的时代只是幻想。”曾任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时任水利部副部长的张含英在发言中说，漂亮的胡须上跳动着喜悦的辉光。
　　“一千多位代表为黄河的美好远景而欢欣鼓舞，有的代表因过分激动而彻夜难眠，有的代表称赞报告是翻江倒海写文章啊！”多少年后，提起那次会议，黄委主任王化云仍然心潮难平，沉浸在对美好时刻的追忆中。
　　为了让人大代表们更好地了解报告的内容，水利部和黄委还在怀仁堂西休息室设置了黄河治理与开发规划展览。代表们看过展览后，对黄河的过去、现在和美好的未来有了更加全面、直观的了解和认识，纷纷称道这个展览办得好，有人还提出要把它拿到国外去展出。后来，毛泽东也在百忙中抽空看了这个展览。听到有人建议将此展览弄到国外展出时，毛泽东说：“现在的规划还是纸上的东西，不要拿出去了。”当许多人处于亢奋甚至狂热状态的时候，毛泽东却显得很冷静，他深知，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月30日，中国治理与开发黄河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人大代表手臂如林地举起，一致同意7月18日邓子恢副总理所做的报告，并形成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
　　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所提出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原则和基本内容。并同意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
　　二、国务院应采取措施迅速成立三门峡水库和水电站建筑工程机构；完成刘家峡水库和水电站的勘测设计工作，并保证这两个工程的及时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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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讯像长了翅膀一样，带着炎黄子孙千年圆梦的渴望，带着新中国人民“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飞出了怀仁堂，飞出了北京，飞向了黄河，飞向了三门峡……
 
第二章  二士谔谔
 
1．黄万里、温善章说“不——”
 
　　历史的列车驶入了一个火红的年代，赤县神州到处奔涌着改天换地、大干快上的热潮。
　　在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中，三门峡水利枢纽的设计蓝图跃然纸上。
　　本来，对于三门峡工程的设计，黄委主任王化云和电力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张铁铮倾向于我国自己搞；当时担任水利部北京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的汪胡桢也主张“请苏联专家把关，我们自己设计”，他甚至提出：由我国与苏联平行设计，相互比较，择优采用。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心存顾虑，他认为三门峡工程事关治黄大局，我国又没有在黄河上修建大坝的经验，还是请苏联专家进行设计较为稳妥。经过中央高层反复研究并与苏联政府协商，最后决定将三门峡水库拦河大坝和水电站设计委托给苏联方面，具体设计任务由苏联电站部水电设计院列宁格勒分院（简称“列院”）负责，其余项目由中方自己承担。
　　1955年8月，中方将《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任务书》正式提交苏方，并要求：“为延长水库寿命，三门峡水库蓄水位在黄河规划所提出的350米以上至370米之间，每隔5米研究一个方案；为保证下游防洪安全，三门峡允许泄量，由8000立方米每秒降至6000立方米每秒；并要考虑扩大灌溉面积的可能性。”
　　在苏联，列院是水电工程规划设计的翘楚，兵强马壮，人才济济，举世闻名的埃及阿斯旺水库大坝和电站的设计图纸就出自该院工程师之手。接到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的设计任务后，列院抽调100余名精兵强将，于1955年10月—1956年11月展开了设计会战。一时间，位于苏联海滨名城列宁格勒（1991年后恢复旧名“圣彼得堡”）市中心的列院办公大楼，常常在夜幕下灯火闪烁……
　　1956年12 月，苏联方面向我国提交了《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里面给出的高坝方案气冲霄汉：“水库正常水位不应低于360米，考虑寿命100年，最高水位应提高到370米。”——即使按360米高的水位蓄水，三门峡可控制黄河流域面积的91.5％，库容可达647亿立方米，不但足以吞下“涨上天”的特大洪水（如果暴雨降在下游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也能起到错峰作用，减轻甚至避免洪灾损失），而且可以产生巨大的发电、灌溉等综合效益。
　　应该说，苏联人是好心，他们想帮助中国尽快修建一座旷古未有的“万里黄河第一坝”，集防洪、灌溉、发电等综合功能于一身，毕其功于一役，让黄河由“中国之忧患”一朝变为“幸福万年长”的福河。
　　好心就一定能办好事吗？
　　在三门峡修大水库，利的方面确实让人热血沸腾，心向往之，但弊的方面呢？同样让人瞠目结舌，脊背上凉飕飕地发寒：淹没耕地325万亩，移民87万人，而且淹没的大部分是“肥得流油”的渭河下游平原。后来水库成为“泥库”的恶果更是惊心动魄……
　　面对“老大哥”的“高坝大库”方案，绝多数中国专家是信服和肯定的，也有少数人提出了质疑，更有两个头脑冷静的热血男儿拍案而起，大声说“不——”！他们是：黄万里和温善章！
　　黄万里，著名水利专家，名门之后，其父是我国著名民主人士、教育家黄炎培。1945年7月，黄炎培造访延安，在窑洞中与毛泽东促膝长谈，纵论天下兴亡之道。黄炎培说：“余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何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呢？“……毛泽东沉吟一会儿，答道：“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毛黄二人著名的“窑洞对”直到今天还被人津津乐道。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打破“不为官吏”的信条，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65年12月病逝于北京。黄炎培还是毛泽东等人的“诤友”，以敢谏、善谏著称。黄万里是黄炎培的第三子，也是他最著名的儿子。“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这就是黄万里名字的由来。黄河—万里—黄万里，冥冥之中，黄万里早已和黄河结下了难解的情缘。
　　1911年出生于江苏川沙县（今属上海）的黄万里，儿时十分淘气，但身为教育家的父亲却对这个顽童颇为喜欢，偶尔只是笑嘻嘻地说：“你总要闹出个名堂才好。”上学之后，老师对他的评价是：聪明、正直、有极强的记忆力，并告诉其父黄炎培：“此子可造。”1932年黄万里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后，任浙赣铁路助理工程师。1931年和1933年的长江、黄河大水，数以亿计的同胞特别是广大农民饱受水灾之苦。触目惊心的水灾，深深触动了黄万里，他决定赴美留学，“改学水利，以拯农为己志”。后来黄万里说：“听说黄河最难治理，我便立志学水利，治黄河。”
有了出国留学的打算后，黄万里特地拜见了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副总工程师许心武，想听一听这位他十分尊敬的师长的意见。许对他说：1931年大水后调查全国水利工程师所长专业，竟皆长于土木工程之设计施工，没有一个懂得水文学的。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只能设计施工罢了……。面对许心武投来的滚烫目光，黄万里心头热浪涌起：“我去美国就攻读水文专业！”
　　1934—1936年，负笈美国的黄万里先后迈入了康奈尔大学、伊利诺伊大学的校门。除潜心学习水文学外，还兼修气象、地质、地理、天文等学科，获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创造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新方法，当时即在世界上处于学科领先地位，“一时轰动校园，为导师所称赞”。在读万卷书的同时，黄万里还行万里路，驾车四万五千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和大江大河，大开了眼界，“懂得了以前所学的水工结构理论远不足以解决洪水问题，进而领悟到：水利工程造在河里将改变水沙流动态，从而使河床发生演变，人们治水也就不能孤立地以沙论沙、以水论水、以工程论工程。”（赵诚《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这一觉悟，影响了他一生的治河理念和实践。
　　1937年春，黄万里学成归国，历任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水利处技正、四川省水利局工程师、涪江航道局工程处长、水利部视察工程师、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1949年以后，先后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唐山交通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等。
　　性格决定命运。黄万里出身名门，才华横溢，思想敏锐，同时又一身傲骨，刚直不阿，疾恶如仇，这让他大半生吃尽了苦头，也让他的人生跌宕起伏，写满传奇。有人用“五个一”概括他的一生：一座大坝，一篇小说，一个右派，一本著作，一生执拗。
　　1955年上半年，周恩来总理曾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过一次小型座谈会，征求部分知名专家对《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的意见。会上，几位专家对《技经报告》均做了肯定的表态，只有黄万里大唱反调，历数《技经报告》中的不是，说着说着，黄万里激动起来，一双慧目迸射出凌厉的锋芒，尖锐、刺耳的话脱口而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你们说‘黄河清，圣人出’，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黄河泥沙量虽是世界第一，但她造的陆地也是世界上最大的。”
　　黄万里的话说得够直率、难听，但无疑是逆耳忠言。
 
　　其实，黄河并非一路浑浊，5464公里长的大河，只是中下游1992公里是浑浊的，占总长度一半以上的黄河上游，即从河源至河口镇这一段，河水基本上是清的。黄河的“黄”是从中下游开始的，因为它经过了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即便如此，河水也有短时期变清的时候。据地质历史学家鄂荣先生考证，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河清”，有案可查的有43次，首见于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年），如从此时算起，平均不到40年就有一次，远比传说的“千年一清”或“五百年清一次”短得多。
　　“但愿皇天念赤子，河清海宴三千秋。”由于黄河洪灾频繁，成为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人们对象征黄河安澜的“河清”充满了向往，视其为祥瑞。比如，公元309年和562年，十六国时期汉赵开国之主刘渊（汉光文帝）和北齐武成帝高湛就分别以“河瑞”、“河清”为自己的年号。与此同时，封建社会的一些文人士大夫还喜欢把“黄河清”与“圣人出”联系起来，以“四海皇风被，千年德水清”来赞美君王的圣明，以“河清海晏”作为太平盛世的代名词，这当然是十分荒诞可笑的。比如，那位一手制造“靖康之耻”惨案的昏君宋徽宗，在位时竟出现了三次“河清”，但谁又能认为宋徽宗是个圣人呢？其实，黄河由浊变清，是黄河下游某些河段流速极慢、含沙量极度减少后出现的一种奇特的水文现象。历史上黄河下游局部河段偶尔出现的短暂河清，时间都是冬春枯水季节，且大多与黄河上中游流域干旱无雨或剧烈地震等自然灾害有关。看来，“河当浊而反清，阴欲为阳”，非但不是祥瑞，反而是灾祸。
　　至于黎民百姓企盼“黄河清”，其实是渴望黄河岁岁安澜。
　　黄河是浑浊的。其实，所有称得上大江大河的河流色调大多是浑浊的，浑浊意味着大容量——百川归之，泥沙俱下；浑浊意味着大气派——挟雷霆万钧之力，惊涛拍岸，浩荡千里；浑浊意味着大创造——在漫长的行程中，一路奔涌，一路养育，造就文明，繁衍生物。“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古人认为人的寿命最多不过区区百年，是很难等得到黄河清的，便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感叹。人们希冀黄河变清，其实，就黄河的流程经过黄土高原——这片极度干渴缺水之地而言，即使我们把水土保持做到极致，也恐怕难以完全改变那里“土松雨暴”的天然环境，因而泥沙滚滚而下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许黄河永远也不会长期变清，我们也没有必要倾注无穷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之变清。黄河的浑浊是其本色，黄河变清，也就不能称之为黄河了，也就没有磅礴万里、泥沙俱下的雄浑气象了！
　　还要铭记的是，浑浊的黄河还是个造陆英雄。平均每年，它从黄土高原上搬运的泥沙竟达16亿吨左右，犹如百万辆卡车，满载着泥沙日夜奔忙——整个华北大平原（又称“黄淮海平原”）达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主要是黄河（当然也少不了淮河、海河、滦河的功劳）千百万年来挟沙带泥、填海造陆的杰作。近百年来，黄河填海造陆的面积达2300平方公里；直到今天，黄河三角洲地区还在以平均2～3公里每年的速度向大海里延伸。仅从这一点上说，我们怎能不深深地感激黄河吗？
　　还不能忘记的是，黄河的泥沙还是天然的肥料。来自黄土高原表层土的黄河泥沙，含有丰富的氮、磷、钾等有机质。据科学家测算，16亿吨的黄河泥沙中，约有相当于3000多万吨的“天然化肥”；放淤10厘米厚的黄河泥沙，相当于给每亩地施加150公斤左右的化肥和900公斤左右的有机肥。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且溉且粪”的黄河水，怎能不让两岸黄灌区的百姓拍着巴掌欢迎呢？
 
　　1956年5月，一连几天，有话想说的黄万里吃过晚饭后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摊开稿纸笔走龙蛇。内容是针对三门峡工程的，要表达的思想和观点早就酝酿、构思好了，开了几个夜车后，自命题“作文”就草成了。不久，这篇题为《对于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字里行间充满批判色彩的文章便摆在了黄河流域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的桌案上；1957年又出现在《中国水利》第八期上。
　　起草《意见》时，黄万里始终处于亢奋和激动之中，理性与感性，忧患与责任，焦灼与惆怅，交织着缠绕着，让他生出一股义薄云天的悲壮情愫。
　　“四千年的治河经验使得中国先贤归纳出四种防洪方法：沟洫或拦河蓄水，堤工堵水，束水浚深治河及缺口疏水。另外，近四十年来中外学者融合了德国人治河的理论和经验又积累了不少新的知识。忽视这些知识，认为有坝就可以解决下游防洪问题，是不妥当的”。“认为有了坝后可以省掉目前每年2×10⁷元的防汛费（邓子恢副总理报告）是不正确的。认为水土保持后黄河水会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的。相反的，出库的清水将产生可怖的急速冲刷，防止它要费很大的力量……”这是黄万里阐述的第一个问题，即“关于现行综合利用的规划方法之不合理问题”。写到这里，黄万里停笔沉思了一会儿，觉得话还没说到家，又补充道：“总之，‘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是错误的，会造成历史上最严重的后果。”
　　三门峡工程现行计算方法有很大缺陷，“……对于防洪库量的确定，对于水库淤积后淹没高程的计算，这样计算的结果可能距实际发生的情形很远”。这是黄万里阐述的第二个问题——“关于洪水的计算方法问题”。
　　“筑坝有利的方面是调节水流，有害方面是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泥沙淤积在水库中，将对上游的防洪产生巨大压力，“毋需等到水库淤满，今日下游的洪水将在上游出现”；“出库的洪水又使下游的防护产生困难，到那时人民会对那些企图把黄河水变清的先生们发出请愿：‘宁使黄河浊，莫教黄河清！’”；“要刷沙出库，不是故意在‘库内作水土保持’”，“必须提醒，坡面上的水土应该设法保持在原地，但对那些已经流入了河槽的却相反地应该要督促它们继续随水流下去”，“那些故意把泥沙留在库内的设计思想是错误有害的。主张在支流修拦河坝是企图改变客观规律的措施，是不正确的；这样地在河槽里拦截水土，不能称为水土保持”……这是黄万里阐述的第三个问题——“坝底留出泄水洞以备他年刷沙出库的建议”。他自忖反对建三门峡大坝的意见不会被采纳，便又开出了建坝时预防泥沙淤积的“药方”：如果非要在三门峡处建大坝，一定要想方设法冲刷淤积在库内的泥沙，必须“在坝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坝里开洞”。
　　黄万里的“意见书”，洋洋五千余言，内中有文字，有数字，还有大量的计算公式，据理剖析，分析透彻；行文有叙述，有论证，还有感慨，文采飞扬，情寓文中，尤其是笔锋犀利，如刀似剑，直指要害，让人过目难忘。其核心观点是，修筑大坝不是解决黄河问题的万能钥匙；建坝后“必须让河槽内泥沙向下运行”，“坝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以便泄水排沙。
　　另据黄万里的学生回忆，1957年上半年，黄万里在给学生上水文课的时候，特意讲了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主要有两条：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可能发生的水灾转移到上游。二是所谓“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质为沙土，即使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会将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
 
　　就在黄万里高调喊出“反对黄河三门峡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的时候，距北京百余公里的天津，另一位勇士——温善章，亦在天津大学校园对三门峡“高坝大库蓄水拦沙”方案发出了虽然微弱但却坚韧的质疑声。
　　1955年7月下旬（当时，全国上下正在掀起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高潮，包括天津大学在内的一些大学没有按规定放暑假），闷热的天津大学校园空气显得十分压抑。一天上午，天津大学校图书馆阅览室，一位中等身材、面目清秀的青年学子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着《人民日报》摘要刊载的邓子恢《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青年的脸上阴晴变幻，一会儿舒眉展眼，掠过缕缕阳光；一会儿拧紧眉头，飞来片片乌云。此后几天，他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这位青年学子叫温善章，当时正在天大水利系水能专业读“大三”。
　　温善章从报纸上了解到邓子恢报告中阐述的“战胜自然的伟大计划”后，心中涌起了巨大的波澜，一方面深受鼓舞，一方面又觉得在三门峡建“高坝大库”会淹没关中平原，造成的损失太大。他对身边的一位同学说：假如淹没的　　是贫瘠荒芜的土地也罢，偏偏淹的是关中平原，那可是一片肥田沃土啊！
　　同名门之后又有留学背景的黄万里相比，温善章属于草根阶层，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1930年，温善章出生在河北滦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母见他聪明好学，便省吃俭用，勒紧裤带供他念书。1956年7月，温善章走出天大校门，成了电力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的一名技术干部。后来调到黄委水利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一直干到60岁退休（实际上是“退而不休”，直到现在，年过八旬的他还每天坚持上班），职称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一辈子没当过官。
　　了解温善章的人，对他的印象不外乎是：一个善于学习思考、有独到见解的水利专家，一个不会趋炎附势、耿直倔强的知识分子，一个爱发表自己的意见、有时“得理不让人”的人。
　　大学毕业后，温善章工作的单位——水力发电建设总局正好主管全国的水电建设，办公大楼里堆满了全国各地水电开发建设的宝贵资料。近水楼台先得月。随着他对三门峡工程规划设计情况了解的深入，反对“高坝大库蓄水拦沙”的想法日益强烈起来。
　　初生牛犊不畏虎。
　　温善章，这位还是个实习生的“毛头小伙”，不顾人微言轻，用笔尖犁纸，先是于1956年12月给国务院领导写信，没得到回音（虽然温善章没有及时收到反馈意见，但他的信实际已受到中央高层的关注），又于1957年3月给时任水利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的李葆华写信，阐明自己的观点，主张用低水位、少淹没、多排沙的思路设计三门峡水库（具体内容详见水利电力部1958年4月《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印发资料”《温善章对三门峡的意见》）。
　　温善章意见的主旨是：反对在三门峡建“高坝大库”，认为“正常高水位360公尺（米）的三门峡，迁移90万人，淹没350万亩良田”，其“合理性是值得讨论的”；建议三门峡水库按“低坝（水位335米）小库（库容90亿立方米）滞洪排沙”的原则进行规划设计——“正常高水位不高于335公尺（米）的三门峡水库，具有90亿公方（立方米）的库容，是能够满足防洪的要求，在保证率为80％～85％的年份内，能够满足灌溉和航运的要求。迁移人口若按200年一遇的洪水标准考虑时，估计不会超过10万～15万人，总的造价不会超过2.0亿～3.5亿元”。
　　关于水库的运行方式，温善章建议：“水库汛期来水流量不超过下游河道安全泄量时，水库水位恒维持在最低水位　　（可定300～305公尺），即不蓄水，使库区呈河道状态，这样就能将汛期大量的泥沙（汛期含沙量占全年的80％以上）排到下游，即占绝对数量的泥沙不会全淤在库内；在汛末或冬季蓄水，以备春夏季灌溉和航运。”
“尽管温善章才出校门不久，对黄河的研究不可能全面深入，在他的意见书中也可找出不少漏洞，但他对水库淹没面积巨大的严重性以及对三门峡水库应采取的运行方式恰恰是击中了要害。”后来，一位资深的水电专家给“温氏方案”下了这样的评语。
　　比较一下，“苏联方案”和“温氏方案”的主要区别在于：“大库”与“小库”，“拦沙”与“排沙”，“多淹”与“少淹”。
　　李葆华部长看了温善章的信后，很快给他写了回信：
　　温善章同志：
　　对三门峡意见已阅，你所考虑的问题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中央有几个负责同志也考虑三门峡水位不要太高，少移一点移民，少发一点电。我们正在研究这一问题。你的意见最好送李富春、邓子恢副总理一阅。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一些中国水利、水电等方面的专家，还有水利部乃至中央的一些领导，对在三门峡建“高坝大库”方案曾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疑虑与看法。
　　1957年春，中央副主席朱德视察陕西，陕西方面反映了三门峡水库水位过高的问题，言辞恳切而又充满忧戚，让朱德心里很不是滋味。朱德回京后，立即找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谈话，提出：水库蓄水位是否可以降低一些？
　　这年4月，李富春、薄一波两位副总理在陕西视察，陕西方面又向他们痛陈三门峡高水位之弊。针对陕西的异议，李、薄联名于4月24日打电报给中央：三门峡水库的开工，在陕西的干部群众中引起了不少疑虑。省委要求把水库的水位尽可能降低，并适当推迟水库的建设速度，而首先集中精力做好上游的水土保持工作。后来，李、薄到四川后，仍然惦记着三门峡的事，又于5月5日再次打电报给邓子恢副总理并中央，提出：关于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建设方案，应该和黄河的总体规划联系起来考虑。确定水位的标高时，既要照顾淹没损失和移民困难，还必须考虑上游水土保持的效果、水库的寿命、水力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和各国民经济部门的关系等各种因素。因此，为慎重起见，我们建议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召集苏联和中国专家，研究做出几个比较方案及实施步骤，之后再做定夺。
　　又有一回，在国务院专题研究黄河治理的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见到王化云，劈头就对他说：“你的方案损失太大了，不把秦人、汉人都淹啦！”
　　1958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解决三门峡问题的现场会上曾这样转达毛泽东的话：毛主席听说三门峡水库蓄水后泥沙淤积有可能带来比较大的问题，指出：为了下游的防洪安全，可以考虑先修一座滞洪水库，不蓄水拦沙，洪水来了实行敞泄，平时关闸蓄水，必要时搞点径流发电。毛主席还说，三门峡要修成水库，不要修成泥库。
　　由此可以推断，当时毛泽东一定知晓黄万里、温善章等人对三门峡工程说“不”的情况。他对在三门峡建“高坝大库”的方案也产生了疑问，故说出了一番谨慎的话。
 
　　2011年6月24日下午，在黄委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原黄委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12楼会议室，笔者拜访了温善章先生，并着重就其当年对三门峡工程说“不”一事采访了他。
　　抱着厚厚一打材料走进会议室的温善章，是个精神矍铄的老者，稀疏的银发理得短短的，寿眉下的一双眸子仍然明澈，透出奕奕神采，走路说话完全没有一般耄耋老人的龙钟之态。当我恭维他耳聪目明、身体硬朗时，老先生向我摆摆手，说：“我是外强中干。”说着，他用手指向了心脏部位，“耳朵和眼还可以，就是心脏毛病不小，房颤。”
一番交谈，我发现岁月的“砂轮”还没能将温善章身上的“棱角”打磨出丁点的圆滑，直言快语，一点也不藏着掖着，一点也不拐弯抹角。
　　谈到三门峡工程，温老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我当时没有反对在三门峡建大坝，而是反对苏联专家提出的“高坝大库蓄水拦沙”方案。建设三门峡，主要目的是为了减轻黄河下游的水患，当然还有灌溉、发电等方面的效益。但对上游地区可能造成的损失，尤其是移民问题，看得轻了。本来，中方开始设计的三门峡大坝高为350米，库容360亿立方米，淹没耕地225万亩，移民58.4万人，这已是超大型的水库了，但苏联专家觉得大坝还不够“宏伟”（认为拦沙年限短，防洪发电等综合效益不够显著），又将坝高提到360米，增加了10米——虽然只有区区10米，却意味着比原方案多淹耕地125万亩，增加移民近30万。而且所淹的土地，是富庶的关中平原，陕西的“粮仓”，得不偿失啊！
　　说到水库移民，温老语气沉重：“我生在滦县农村，知道农民生活得非常不容易。农民的迁徙不是军队的开拔，军队战士都是年轻人，背包上身就走人；而农民不成，他们的很多东西如土地、房产等等，都附着在土地上，是搬不走的。而且，从心理角度讲，故土难离啊，谁愿漂泊到命运难料的陌生之地？即使走，这么多人大搬家，拖家带口，去一个遥远的地方，千辛万苦啊！而且到了新地方，即使条件不错，也往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适应。”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我们不得不承认，真理有时还就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黄万里与温善章，一个忧心水库泥沙淤积之祸，一个焦虑水库淹没移民之苦，这“一祸一苦”后来都成了三门峡工程的致命伤——黄万里的预言不幸被言中，三门峡投入运用不久便因泥沙严重淤积而被迫改建；“温氏方案”则基本可行，后来，三门峡经过几次改建，最终还是回到了他划定的“轨道”。
　　1964年12月召开的治黄会议上，一些专家对改建三门峡水库提出了打洞排沙的建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说：“底孔排沙，过去有人曾提出过，他是刚毕业不久的学生，叫什么名字呀？”有人回答：“叫温善章。”周恩来说：“要登报声明，他（指温善章）对了，我们错了，给他恢复名誉。”
 
2．一次未能改变历史的讨论会
 
　　周恩来总理一直密切关注着三门峡的动向。
　　对三门峡工程，陕西反对，黄万里、温善章上书说“不”，还有一些专家甚至中央领导也对“高坝大库”方案提出了看法，不同声音的出现，让周恩来警觉起来。兹事体大，要慎重对待。为此，一向临事而惧的周恩来责成水利部组织召开一次专家讨论会，再一次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尽管此时千军万马已开进三门峡工地，建设的序幕已风风火火地拉开了。
　　1957年6月10—24日，水利部在京召开“黄河三门峡工程讨论会”，来自国家建设委员会、水利部、电力部，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武汉水电学院和陕西、河南水利厅等单位的70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温善章、黄万里名列其中。本来，温善章只是水力发电总局的一名技术员，以他的资历是没有资格参加这种高级别会议的，但此次会议的召开，与他上书有关，并且要专门就他的“温氏方案”展开讨论，因而他作为一个特殊人物，被请到了会上。
　　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10—17日为大会一般发言，18日以后为专题讨论发言。
　　会议由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主持。
　　在近现代水利史上，张含英也是位值得大书一笔的人物。他早年留学美国，学习水利；民国时期，于1941—1944年出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他是在三门峡建水库的最早倡导者之一。1946年7月，张含英率领“黄河治本研究团”一行7人，考察了黄河河南孟津至青海贵德的青铜峡河段。1947年秋，根据现场查勘情况及多年的实践探索，张含英撰写了《黄河治理纲要》，提出：“河在陕县孟津间位于山谷之中，且临近下游，故为建坝拦洪水库之优良区域。其筑坝之地址，应为陕县之三门及新安之八里胡同。”同时特别强调，不管是在三门峡或八里胡同建水库，“库之回水影响，不宜使潼关水位增高”，“其重要问题，当为水库之寿命”。
　　新中国成立后至1979年，张含英任水利部、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技术委员会主任30年，参与了其间所有治黄的重大决策，发表《历代治河方略探讨》、《论黄河治本》等十多部治黄论著，对黄河的治理与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含英的“开场白”是这样说的：这个讨论会是个学术性讨论会。有人（指温善章）对三门峡水库的正常高水位提出了意见，为了慎重研究这个问题，周总理指示在这个问题上请各方面的专家讨论，要求百家争鸣，希望能获得更正确的解决办法。
　　张含英讲完，沈崇刚（留苏博士，时任三门峡工程局驻苏设计代表）介绍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的情况。之后，会议围绕三门峡水库该不该修、水库的拦沙与排沙、水库的综合利用及水土保持的评价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第一个发言的不是黄万里，也不是其他大牌专家，而是那个被人称作“毛头小伙”的温善章。面对满座的技术大腕儿，27岁的温技术员毫不怯阵，把想法和盘托出，内容还是此前“上书”的那些，但更加具体完善。
　　后来我曾问温善章先生：在座的专家都比您名气大、资格老，为什么偏偏让您这个小青年率先发言呢？温老笑道：“因为会议的召开，主要是由我上书引起的。苏联的几个大牌专家——郭尔涅夫、格鲁斯金、尤里诺夫、柯洛略夫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联名提交了《对温善章同志所提三门峡水电站初步设计建议的意见》的书面材料。”说着，温老拿出一期泛黄的《中国水利》杂志，翻到目录页，指着第三篇目录题目对我说，他们的文章发表在1957年《中国水利》第八期上。自然，他们不同意我的意见，坚持认为在三门峡建“高坝大库”是最理想的选择。
　　喝了口水，润了润嗓子，温老接着给我讲故事：我在会上第一个发言，虽不憷场，但拙嘴笨舌，讲得不是很流畅，不过意思倒是表达明白了。那次讨论会，我发了三次言。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黄河下游“决口改道威胁与日俱增”，修建三门峡高坝挡水拦沙“刻不容缓”。因此，会上绝大数专家反对我的意见，只有中国水科院的叶永毅、长办（即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后改为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吴康宁等少数人支持我的意见。
 
　　温善章之后，依次发言的是叶永毅、李鹗鼎、沈崇刚、李赋都，李赋都之后是黄万里。
我曾仔细阅读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办公室”整理的《资料汇编》，分析与会专家的发言可以看出，讨论会上大体分三个阵营，一是主张蓄洪拦沙的“高坝派”，一是主张拦洪排沙的“低坝派”，一是反对三门峡上马的“反上派”。
“高坝派”占多数，以三门峡工程局总工程师汪胡桢、李鄂鼎等为代表。
　　汪胡桢早年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水力发电工程专业，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学位。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主持修建了中国和亚洲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高坝——佛子岭水库大坝（坐落于安徽霍县境的淠河上游），一举成名。之后，又转战梅山水库（坐落于安徽金寨县境的史河上游）工地，主持修建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连拱坝——梅山水库大坝。梅山水库建成不久，汪胡桢又受命担任三门峡工程局的总工程师。因他是享誉中外的水利专家，加之年届花甲，大家都尊称他为“汪胡老”。本来，组织上考虑到他上了年纪，让他在重大技术上把把关就可以了，施工现场的具体技术问题主要由另一位比他年轻十几岁的总工李鄂鼎来处理。可“汪胡老”偏偏不服老，工作起来还是当年拼命三郎的劲头，不但施工现场经常见到他奔波忙碌的身影，而且对施工中的技术和质量问题十分较真儿，一点也不含糊。比如，对于苏联列院送来的设计文件和图纸，他都一一审阅，有时还亲操计算尺进行复核。他对苏联专家尊重而不盲从，对施工中发现的设计方案不符合实际的问题，他总是据理力争，加以修正。他还开动脑筋，大胆实践，突破了许多固有技术模式和规范做法。苏联专家虽然对他的“别出心裁”颇有微辞，但最后又不得不佩服他的技高一筹。
　　现在，三门峡工程已经开工建设，却还有人叽叽喳喳，横挑鼻子竖挑眼，这让性格耿介的汪胡桢心里很不痛快。他在发言时直抒胸臆，语气坚决：建设三门峡水库有两个可能采取的策略，一为等水土保持生效，泥沙问题基本解决后再施行；一为三门峡工程与水土保持工作同时进行，但要多准备一些水库库容。现在黄河现状因河口逐年延伸，已极不稳定，恐等不到水土保持生效河水澄清，已有改道的可能。所以政府采取第二种策略是非常切合实际的。既然采取这个措施，三门峡水库的任务就必须是防洪及拦沙。
　　“低坝派”不是温善章一人在孤军奋战，叶永毅、吴康宁就态度明确地支持温氏，方宗岱、梅昌华、张寿荫、王潜光、杨洪润、须恺、李蕴之等人也不同程度地对三门峡“高坝大库”方案提出了一些看法或疑问。
　　叶永毅（时任中国水科院水文所所长）说，只有采取拦洪排沙的运用方式，保证防洪要求（或稍微降低，或加大泄量），适当减低灌溉及发电的要求，才能根本解决三门峡水库防洪、灌溉、发电要求与花钱移民淹地的矛盾。他还提出：三门峡大坝修至348或350米，泄水底孔放在280米处，这样足够防御千年甚至万年一遇的洪水。
　　吴康宁（时任“长办”枢纽处主任工程师）说，对于温善章的方案，我基本同意。因为这一方案有以下优点：能够满足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投资最少，淹没土地最少；在水土保持生效前，躲避了大量泥沙对水库的危害。
　　方宗岱认为在三门峡修大水库会对关中平原赞成危害，并主张水库建成后要实行“拦洪排沙”；张寿荫提出“回水距西安40～50公里，淤积也可能在西安附近发生”；梅昌华则对水库移民数量大、安置困难问题发出了警告……
 
　　如果说温善章作为“低坝派”的代表，他的主张曲高和寡但尚有和者的话，那么作为“反上派”的黄万里，则是真正的单枪匹马，一夫当关！
　　黄万里的发言，其内容与他先前“上书”的内容也大致相仿。他特别强调：黄河含沙量巨大，一旦三门峡大坝建成运用，黄河“潼关以上将大淤，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会淹没大片土地。
　　后来，在专门讨论泥沙问题时，黄万里几次发言（插话），与人争得面红耳赤。他说：“三门峡以下河道大家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同意在三门峡以上淤呢？水土保持即使完成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当然沙要少些），将沙淤积在上游，慢慢地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应该把沙一直排下去，除非真没有办法下去，也应留下底孔或用其他办法把沙排下去。”
　　耐人寻味的是，1957年《中国水利》杂志刊载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办公室”整理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综合意见》中，对黄万里的观点进行了这样的描述：“黄万里教授认为泥沙下流是个自然规律，违反这个规律就是不合理的技术措施，因此他不主张在黄河建水库，认为有了水库就没有妥善的办法使入库泥沙自动下泄。”
　　但就在这一期杂志中夹了一张署名为“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办公室”的“更正”，上面写道：
　　“本期所载《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综合意见》中，大会对黄万里教授的意见体会错误，今特将第2页第22、23行更正如下，并致歉意。
　　“黄万里教授认为泥沙下流是一自然规律，违反这个规律就是不合理的技术措施。他说清水出库对堤防是一个大威胁，下游防洪有堤后仍须进行，不要有‘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路。他又说，坝修成后上游壅水区就会淤塞，不待库量淤满，那里老早就要闹水灾。水土保持纵然做完，按照黄河水不会清的道理，河沙仍要下淤。”
　　令人狐疑的是，这一“更正”意见是黄万里先生的授意，还是“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办公室”有意为之？赵诚在　　　　《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一书中，对这一“历史之谜”做了这样的推测：
　　这显然是后印（指“更正”——笔者注）的，很可能是在6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批评黄万里后补印的。其目的可能有二：一是不让大家知道有反对上三门峡大坝的声音，二是可能想把黄万里反对建坝的观点隐藏起来，保护黄万里。从当时行文上看，保护的可能性较大。这个办公室是水利部的，这是谁的主意，不得而知。
　　作者认为，这“更正”意见不是黄万里本人授意的，而是“三门峡枢纽讨论会办公室”的自我修正，且出于保护黄万里的“好心”。
　　综合各种因素分析，笔者倒觉得，“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办公室”整理的《综合意见》中，对黄万里教授的意见的记录和“解读”确实有误，因为黄万里反对在三门峡修建水库，并不意味着他一概反对在黄河其他地方建水库。比如，他曾明确表示赞成在黄河上修建小浪底水库，认为小浪底处在黄河冲刷段，可以建坝，但必须在三门峡水库后遗症彻底解决之后。
　　黄万里后来回忆道：当时出席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只有笔者一人根本反对修此坝，并指出此坝修后将淤没田地，造成城市惨状。争辩七天无效而笔者退出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则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此点全体同意通过。但是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六个底孔都堵死了。”
　　讨论会在舌剑唇枪中进行，真理似乎也在争辩中露出了些许微笑，就在事情有可能发生转机的时候，政治风云的突变，让黄万里失去了“舌战群儒”的机会。原来，就在讨论会于6月10日开幕之际，毛泽东奋笔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悄然间转变为“引蛇出洞，聚而歼之”，一场反右风暴凶猛地刮了起来，　　一时间，飞沙走石，周天寒彻。
黄万里一下被卷入了风暴中心。
　　闯下塌天大祸的不是他在“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上打出的那些“不！不！不！”的“横炮”（现在许多文章说，黄万里是因反对三门峡工程上马才被打成右派的，是不符合事实的），而是他于1957年春夏之交分两次发表在《新清华》校刊上的短篇小说《花丛小语》。
　　那么，这篇影响黄万里后半生命运的《花丛小语》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花丛小语
黄万里
 
　　这还是三月里桃花含苞未放的时节，田方生编写了一章讲义，推开房门，背着手在小花园里闲步。他低着头，轻轻吟着他昨晚刚刚填好的词——《贺新郎·百花齐放颂》：
 
　　绿尽枝头蘗，
　　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
　　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偏曾迸裂！
　　盼处士，杳无消息。
　　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
　　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
　　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
　　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
　　翻潋滟，芳香洋溢。
　　好鸟百花丛里舞，这当儿鼓起笙簧舌。
　　心自在，任翔逸。
　　正在边走边吟之际，脚步声惊破了他后半段词句中的意境，抬头一看，前面来了老友甄无忌。只见他满头汗如珍珠泉那样涌出，气喘不止。方生迎前一步，惊问何故？只听得他满口抱怨地嚷着：“我老远特从城里来拜访，岂知31路车只开到石油学院为止，害我徒步十里路。这条西郊公路是哪位宝贝工程师修的？”
　　噢！原来如此。方生未及回答，前面又有人向他招手，连忙迎接，一齐过来。无忌一看是贾有道，把头似点未点地招呼了一下。三人商定，泡了一壶茶，就在园子里坐下。
　　“这公路是修得有些奇怪，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今年春雪特别多，天暖融化后路面下面的积水不及宣泄，因此路面受重载后就被压碎。”方生作了技术性的解释。
　　“这是一个土力学的理论问题吧？还是水力学、水文学的？”有道接口就问。
　　“这些科学对于这类问题都有解释，但路面下须先铺上为了排水和散布载重力的路床，则是工程习惯或常识，并不一定要懂得土力学才能得出这种结论。”方生这样回答。
　　“照你说，这是工程设计的错误。王八蛋！市政府谁管这种事的？尽说道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多么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王八蛋！也不知该骂哪位坐大汽车的官大爷。”无忌可真动了肝火，肆无忌惮地破口大骂。
　　“老兄走累了，喝些茶，擦把脸吧！这些我们可以反映到上级考虑的。”方生把湿毛巾给无忌，安慰了几句。
　　“刚才你一个人低头叽里咕噜些什么？那张纸给我们看看。”两人接过方生的词摇头念了一遍。
　　“很好，很好，方生兄潇洒一如往昔。”有道恭维了两句。
　　“不通不通，献丑献丑！”
　　“我看前半段还能反映实际，后半段，简直就是歌德派诗意，反映了文人的无耻！”无忌把刚才的怒气转移到主人身上。
　　“老兄知道我是不看小说的，我连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也没看过，怎么会受他的影响？未免太抬举我了！”
　　“我说你这书呆子太迂，思想不开朗。所谓歌德派是指专事歌功颂德的那派‘学者’。你看！怎见得护花使节就会到来？即使他来后，怎见得能使‘宇清如澈，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什么‘心自在，任翔逸’，还不是为了歌德而填词？”无忌接着又发挥了一通。
　　“这是我的信心，至少有这样的愿望。至于你说的歌德派诗人，实未敢攀缘！”方生答辩了几句。
　　“对我们自己的政府歌德一番亦无不可，怎见得就算无耻？”有道正襟危坐，说得很正经的模样。
　　“歌德原是该的，专门歌德，样样歌德，就有问题了。还有一种‘但丁’诗人，但知盯住领导党员，随声附和，就算立场坚定，其目的更有问题了。歌德—但丁派学者最无耻，当然不是指你老田。”无忌说。
　　“老甄此话倒有道理的。对的地方我们可以竭力拥护，错的地方就该提出意见。一味歌德—但丁固然不可，一味谩骂企图否定一切亦非所当。”方生说。
　　“话虽如此说，不过我们国内的学者和人民代表却独多歌德—但丁派诗人。你看，除掉去年的人民代表会还开始提些意见外，以往照例是以个人体会为歌德的内容，这真是世界议会制的奇迹。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与错误，竟不需人民监督而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治的特点。”无忌说。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党提出揭发人民内部矛盾呀！以前阶级对立为主要矛盾，现在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了。”有道插嘴说。
　　“不错！但是以前的内部矛盾不由人民来揭发，单靠领导来处理，也未必合理。例如东安市场的避孕套，据统计解放以来曾经过无——有——无——特多的反复步骤，实际反映了领导对于人口问题的认识的改变，我看不出客观条件有什么改变。尽管马寅老懂得这些，他也不可能起作用。十分之九以上的人被当作阿斗，十分之一以下的人的脑袋被认为是灵的，而应起主宰作用。这就是现政治的特点。我夫妇生了六个孩子，个个自小健康，从未住过医院。我妻被公认为一个善于扶养子女的好母亲。子女多，为社会多尽一些责任，脸上很光彩。但从目前提倡节育的观点看，子女多为社会添了困难，还是国家的罪人呢！”方生说。
　　“这真叫作‘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无忌诵起了《红楼梦》里的诗句来。
　　“我想领导的本意是在激发群众的智慧，鼓励起他们的积极性，使人尽其才，决不是只叫人听了话埋头去做。”方生说。
　　“尽管说得好听，目前只有歌德—但丁派学者是红的，因为只有他们能舍弃了自己认识到的真理，竭力靠拢组织，说得样样都好，才被称为政治性强。论这些学者的真实内容，则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你看！老蔡当年闷声不响，虔诚地学习孟德尔遗传学，一当什么所长，不免在上任以前先批判一番。等到李森科学说不大时髦，于是又发表了《我的认识三部曲》。近来赫鲁晓夫又把李森科称道了一番，且看他又怎样说法。”无忌说。
　　“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放弃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厚颜地说黄河真会清，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欢的人才。”方生也激动了。
　　“这方面大家渐渐地都会看清楚的，我们党和政府是在不断地纠正缺点和错误中进步的。
“很好！让我们先帮助政府纠正修这条马路中的错误吧。我们把意见提给区人民代表请转达吧。他们也该睡醒了呢！”吴忌说。
　　三人同意，当场起了一稿，提交代表。大意有三点：（1）这次马路损坏究竟是必然的结果还是偶然的无法预计的灾祸？（2）重修花了人民多少冤枉钱？断绝交通多少天？人民损失估计有多少？公共汽车损失多少？（3）谁应负责？怎样处理？请求逐条解答，切勿无意或有意遗漏。请把解答在《北京日报》上发表。
 
　　《花丛小语》脱稿后，黄万里感觉意犹未尽，遂又飞龙走蛇，草成续篇（未在《人民日报》刊出）。《花丛小语（续）》，主要批评了大学招生学生质量不高、不注重基础教育等问题。
　　《花丛小语》以发生在桃花三月里的两桩事例为题材，批评了北京市政部门修公路违反施工常识、筑路质量不高，到处翻浆、车辆无法通行的现象；批评了三门峡工程方案论证中，一些专家明知黄河水流必会挟带泥沙，却不据实直陈，甚至跟风高唱虚幻的“黄河清”。小说名为虚构，实有所指，只是真人姓名用明显的隐喻代替了（如小说中那位敢说真话的“金大郎”，暗指清华大学钱伟长教授）。小说中所说的“但丁”派，是影射那些只盯住领导的一句话，就机械照办的人；“歌德”派，是影射那些善于评功摆好，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的人。
　　这篇小说恰恰让毛泽东看到了，小说中尖刻的言辞、辛辣的讽刺让毛泽东大为恼火。一次，毛泽东遇到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很不高兴地说对他说：“你们家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后的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
　　“《花丛小语》是当年的一篇有代表性的右派文章，是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的特大毒草。《人民日报》在发表它时采用‘什么话’这个标题，就是毛泽东在批判它时用过的原话。后来这三个字被沿用下来，成为《人民日报》批判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而我的右派帽子据说是毛泽东钦定的，当然逃不了。”1995年，黄万里接受某媒体记者采访时，揭开了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秘密。
　　当黄万里在“三门峡讨论会”上据理力争的时候，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什么话”栏目发表了他的小说《花丛小语》。“毒草”曝光，黄万里一下成了全国知名的大右派。
　　这一天（6月19日），黄万里被迫退出“黄河论战”的会场，被拉到清华园大礼堂参加《花丛小语》辩论会（19、20日两天，清华大学举行了对黄万里《花丛小语》的辩论会）——名为辩论，实为批判。面对密集的炮火、弥漫的硝烟，黄万里镇定自若，一派处变不惊、大义凛然的气度。
　　1958年，清华大学校党委宣布黄万里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时，黄万里听后不动声色地说：“伽利略虽然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
 
　　后来，有报道乃至书籍说：随着黄万里被强行从会场上“带走”，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的争鸣之声戛然而止，讨论会变成了声讨黄万里和温善章两人的批斗会。事实真是如此吗？
　　那天，我在采访温善章先生时，特意问到当时会场上的情形。
　　温老以过来人的沉静与豁达，谈起了那段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往事，他一脸严肃地说：“没有的事！黄万里离开会场后，会议还是按原计划开下去的。争论虽然激烈，甚至有些‘火药味’，但没有限制任何人发言的自由，也没有批判我和黄万里。据我所知，对黄万里质疑三门峡工程言论的批判，是会后。1957年《中国水利》第九期就刊登了一组批判他治河理论和反对三门峡规划设计思想的文章。”
　　说着说着，温老脸上出现了愠色：“现在有些记者在媒体上发东西，热衷于道听途说，比如报纸上、电视上就有‘黄万里、温善章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的说法，其实，我从来就没有反对在三门峡建水库，我只是对水库的规划设计思路和方法有意见。至于黄万里先生，我认为他也不是一概反对在黄河上建水坝，而主要是对选择在三门峡这个地方建坝有看法，对蓄洪拦沙的运用方式有意见。现在到了某些记者那里，有意见就等于反对，能这么‘上纲上线’吗？”
　　“外面风向大变，会场‘涛声依旧’，是这样的吗？”我怕温老“跑题”太远，连忙阻拦住他的“声讨”，试图让他把话“拉”回来。
　　温老沉默了一会儿，说：“是的。参加会议的领导和专家共有70人，尽管他们大多数不同意我的‘低坝小库’方案，但他们谁也没批判过我，更没有‘整’我。说后来的讨论会变成了批判‘黄万里、温善章的批斗会’，这样的说法不但不符合事实，而且更是对与会70位领导、专家名誉的巨大伤害。当时我们的发言都有记录，我还声明保留意见。”说着，他在一大堆资料中找出当年会后不久印发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翻开目录，指着“专题发言记录”部分，对我说：“别人的发言后面加的括号中写的是‘记录未经本人校阅’，我的发言后面括号中写的是‘温善章同志声明保留’。如果会议气氛异常，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形了。”
　　“我在一些材料上看到，您因为对三门峡工程提意见，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先是被打成了右派，后来又被下放到三门峡劳动，是这样的吗？”我把另一个“心酸”的问题抛给了温老。
　　“没有的事！我从来没有戴过右派的帽子！‘文革’时和许多工程技术人员一样，也挨过造反派的批斗和打骂，罪名是‘只专不红’，并非因为给三门峡工程提意见。至于1969年下放到三门峡水库劳动改造，当时可不止我一个，那是为了响应毛泽东发出的‘备战备荒’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是成建制成批干部的下放，与给三门峡工程提意见无关。你不要听有些媒体的信口开河、胡编乱造。”显然，温老对当下某些媒体的“随意”甚至严重失实是非常有看法的。
　　听着温老的怒斥，我也感慨万端：历史的许多本来面目就是在以讹传讹中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难怪人们一直在呼唤“太史简”和“董狐笔”了。
　　时下，确实有些媒体的个别记者，为了增强文章（或电视画面）的“杀伤力”，带着感情色彩写文章编节目，先入为主，喜欢用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笔下生花”，或者张冠李戴，或者干脆把想当然的推测当作历史事实来写，独独忘记了新闻“要真实”这条基本准则，当然也忘记了自己的职业操守。要不是温老当面戳穿了许多假象，我还以为原来报上书上那些歪曲的事实“真是如此”呢，并想“拿来主义”，引用到这篇作品中——一不留神，就会谬种流传，靠耍笔杆子和耍嘴皮子为业的女士先生们，当引以为戒！
 
　　几天以后，“三门峡工程讨论会”在一片兴奋与噪动中闭幕，带着根治黄河水患的急迫愿望，带着对“老大哥”水利（水电）科技水平的服膺，会议以支持“苏联方案”的压倒性多数形成了会议纪要。
　　很快，水利部将讨论会的情况向国务院和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呈送了书面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黄河下游河道逐年淤高，洪水威胁有增无减，万一决口改道，将影响整个国民经济部署，几年来治理淮河、海河的成就可能毁于一旦。因此，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实属刻不容缓！而温善章提出的低坝小库滞洪排沙方案，不能保持水库长远不淤，也不能改变下游河道的淤积状况，堤防仍需不断加高，洪水威胁仍然存在，修这样的水库是不值得的！
　　胜负之数，无待蓍龟。
　　很快，三门峡工程不可逆转地进入了大干快上的轨道。就如同飞机驶入跑道，开始滑翔加速，势如离弦之箭。
 
第三章  悲从中来
 
1．高峡出平湖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1956年夏，毛泽东在武汉的长江中劈波斩浪之后，神思飞扬，文泉喷涌，吟成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抒　　发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磅礴气概和浪漫情怀。毛泽东的“高峡出平湖”，虽然指的是长江三峡工程，但借用到黄河三门峡，又何尝不适用？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领袖改天换地的豪情，很容易点燃起建设者的冲天干劲。
　　“我们正在做我们前人从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的伟大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毛泽东）
　　“三门峡上工程大，哪怕它黄河之水天上来！”（《祖国颂》）
　　为了修建好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1955年4月，国务院决定组建三门峡工程局。
政策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周恩来知道，建设三门峡水利枢纽，是一项空前艰巨浩大的工程。要想在黄河上干成这件亘古未有的大事，必须拥有一支想干大事、能干大事的干部队伍。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开始调兵遣将——
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刘子厚为局长兼党委第一书记，黄委主任王化云、电力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张铁铮、河南省委委员齐文川为副局长，总工程师则由水利部北京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汪胡桢、电力部勘测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李鄂鼎联袂出任（1956年7月，三门峡工程局从北京搬到工地办公后，又调任武汉市委副书记张海峰担任工程局党委第二书记）。
　　看一看这份领导班子名单，就知道周恩来的良苦用心。
　　原来，对于三门峡工程建设的组织领导问题，水利部和电力工业部都承认三门峡工程事关重大，须由两部精诚合作方能做好。但对于“以谁为主”的问题，双方产生了分歧。水利部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重大的水利工程都是在水利部的领导下进行的，已积累了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三门峡工程是综合性大型水利工程建筑，应以水利部领导为主。同时建议将隶属于电力工业部的水电建设总局合并到水利部。电力工业部认为，三门峡工程由苏联帮助设计，而苏联没有水利部，一切综合性大型水利工程均由电站部负责设计施工。三门峡水电站将是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整个电力工业建设的重中之重，它将是我国水力发电建设的一所最重要的学校……电力工业部对三门峡工程应负主要责任（新中国成立后，水利部、电力工业部曾有过几次分合的历史，三门峡工程开工后的1958年2月11日，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决定撤销水利部和电力工业部，设立水电部，以求在一个部门内统筹水电建设与管理的矛盾）。
　　双方都想当“头”，而且都认为自己有资格当“头”，“官司”打到了周恩来那里。
　　周恩来清楚，三门峡是超大型工程，施工难度大，技术要求高，而且全国乃至全世界瞩目，干不好跟谁都交代不了。1955年11月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研究三门峡工程局的组建问题。在听取水利部和电力部的意见后，周恩来的神情一下变得凝重起来，他用威严、锐利的目光扫视着会场，会场上的每个人都觉得他的眼光曾经在自己的脸上停留过片刻。之后，周恩来沉稳、严肃的声音响了起来：“三门峡工程是一项关系全局的重点工程，必须集中两个部的技术力量和建设经验，共同负责，通力合作，各有关部门也必须大力支持。如果存有任何单干思想都是错误的！”虽然不是疾言厉色，但所有人都听出了话里的“硬邦邦”。
　　为了解决水利部和电力工业部“谁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分歧，同时提高三门峡工程局的权威性，专门调湖北省第二书记、省长刘子厚任三门峡工程局的局长——由地方一位正省级大员来挂帅，水利部和电力工业部还能不服？另外，也表明了工程局的规格是省部级，以利于指挥调度。地方、“水口”、“电口”三方大员“入阁”，人员中既有经验丰富的行政领导，又有精通业务的水电建设专家，既体现了“五湖四海”的精神，又体现了“车马炮”互补的优化组合，不但阵容整齐，而且堪称豪华。
　　1955年12月6日，经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批准了以上任命。转年的年初，三门峡工程局在北京开始办公；7月27日，移驻三门峡工地。
　　1956年7月5日，中共中央就三门峡工程局干部调配发出通知。很快，2900多名行政和技术干部奉调从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有关省、直辖市来到三门峡；一支支精锐的施工队伍，陆续从丰满、大伙房、官厅、陡河、狮子滩、梅山等水利水电建设工地移师三门峡；一批批技术工人从北京、上海、辽宁等地转战三门峡；6000多名青壮劳力应召从河南、山东、河北三省聚集三门峡；还有一大批朝气蓬勃的大中专毕业生，也怀揣报国理想，携一路欢歌笑语，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涌入三门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一列列火车在陇海铁路上日夜奔驰，大批原木、水泥、钢筋和设备、器材源源不断地运来了。25吨塔式起重机，20吨缆索起重机，20吨自卸汽车，3立方米电铲，一昼夜生产6000立方米的混凝土自动拌和楼等，这些从来未在我国水电建设工地露过脸的现代化“金刚钻”，也纷纷以骄傲自豪的身姿出现在三门峡水库建设的工地上。
　　1957年4月13日，天朗气清，丽日高悬，浓浓的春光洒满三门古峡。12时55分，在鬼门岛上临时搭建的开工典礼主席台上响起三门峡工程局局长刘子厚洪亮的声音：“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顿时，左岸人门岛上开山炮声隆隆，震撼长空，千百万年来一直沉寂的三门峡谷顿时成了沸腾的海洋。
　　随着三门峡工程建设的全面展开，精神食粮也来了。
　　就在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的第二天（4月14日），《人民日报》以社论的形式，在头版显著位置向全党全国人民和社会各界发出了号召：大家都来支持三门峡啊！随后，关心工程建设的信件像雪片般飞来；全国各地的慰问团接踵而至，送来问候和温暖；记者、作家也纷至沓来，呐喊助威，营造声势；周恩来、彭德怀、习仲勋、李先念、郭沫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帕巴拉·格列朗杰、罗荣桓、聂荣臻、刘少奇、董必武、陈云、邓小平、朱德、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来到三门峡建设工地视察，送来支持和鼓励……
　　一时间，三门峡成了共和国热度最高、人气最旺，物资设备大集合的地方。
　　披坚执锐，众志成城。由万余名精兵强将组成的建设大军，以“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在三门峡水库建设工地摆开了战场，波澜壮阔，铁马冰河，红旗猎猎，马达轰鸣，风钻震响，大小车辆往来穿梭，劳动的号子此起彼伏……
　　这是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这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热火朝天的场景，最容易拨动诗人的心弦：
　　——郭沫若来了，慷慨吟道：“炸将神鬼化为烟，从此安澜亿万年……鬼斧神工天作险，人工民斧险为夷。三门峡上英雄汉，动地惊天大史诗！”
　　——贺敬之来了，以浪漫的笔调抒发了建设者改天换地的豪情：“展我治黄万里图，先扎黄河腰中带。神门平，鬼门削，人门三声化尘埃！望三门，门不在，明日要看水闸开。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银河星光落天下，清水清风走东海。”
　　——郭小川来了，更将心血化酒浆：“高举杯盏，祝贺我们祖国，通过了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
　　——叶圣陶来了，带着“高峡出平湖”的美好憧憬：“拦河坝将百米高，横截洪流与泥土。其库之广逾太湖，汪洋西漫风陵渡。电流周给豫晋秦，水利常供冀豫鲁。”
……
 
　　和着诗歌的铿锵节拍，伴着奋进的激越鼓点，在壮怀激烈和挥汗如雨中，建设者们在现代化机械施工工具的配合下，一路高歌猛进，创造了一个个了不起的奇迹：
　　1957年12月下旬，经过8个多月的日夜苦干，神门平、鬼门削、人门化作施工的基坑。左岸坝基开挖到278米的设计标高。修建的导流建筑物，开20世纪50年代分期导流的先河。
　　人门岛开挖时，苏联专家提出的施工方案是：按设计开挖线的2∕3开挖，每次开挖去掉2∕3，保留1∕3，以避免设计开挖线以下岩石的震动、破裂。这样的方法虽然保险，但所用时间较多，不能保证在一个枯水季节完成；这个枯水季节完不成，就要推迟到下一个枯水期，一拖就是一年。
　　正当大家长吁短叹、苦无对策的时候，负责施工技术的总工程师汪胡桢站了出来，他目光灼灼，充满信心地说：实施深孔爆破，一次就可以达到开挖线的保护层，即1.5米，而且不影响下面的岩层。但苏联专家不同意，说你怎么能保证设计线以下的岩层不受破坏呢？汪胡桢没有让步，他挥动着手臂，语气坚决：事实胜于雄辩，可以通过实验证明！试验下来，果然没有问题，苏联专家这才同意了汪胡桢的深孔爆破方案。按照新的方法，开挖进度大大加快，提前完成了人门岛基坑的开挖任务。
　　1958年3月17日，在工程开工即将一周年之际，第一罐混凝土顺利浇筑在坝基之上。当年完成了隔墙、隔墩、溢流坝底孔等部位的浇筑任务。
　　三门峡大坝混凝土浇筑使用的是滑动模板，是当时的先进技术，可以节省大量木材，但混凝土浇筑冷却是个技术难题。为了扫除这个拦路虎，汪胡桢借鉴佛子岭水库混凝土施工的经验，带领有关技术人员经过反复研究试验，最后采用在坝体预埋冷却水管、水泥中加冰水进行冷却的措施，从而保证了混凝土浇筑的质量。
　　“三门峡工程是当时中国修建的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机械化水平最高的水利工程。工程建设中，以汪胡桢、李鄂鼎为首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技术问题上敢于负责、勇于革新，成功研制使用了混凝土掺用粉煤灰、整体机械化安装立模、浮力式混凝土振捣器等新材料、新工艺；参建者提出技术革新和合理化建议7200多项，为工程又好又快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张润亭，一位参加当年三门峡工程会战的长者告诉我。
　　1958年12月13日，黄河三门峡截流成功。
　　11月17日，黄河似乎有意挑战建设者的智慧和意志，流量居高不下（为2030立方米每秒），超过设计流量的一倍多。在这种情况下截流，难度极大，危险极大，但若推迟截流，工期将会大大拖后。为了打赢这场“截断神门”的攻坚战，关键时刻，工程局党委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做出决策：从演习状态直接转入实战！凭着一往无前的拼搏精神，经过全体建设者7个多昼夜艰苦鏖战，“神门”终于被成功“关闭”。继而一鼓作气，填筑鬼门河截流戗堤，于12月13日合龙鬼门。至此，整个三门峡截流工程大功告成，比原计划提前17天。
　　1959年年初，继截流成功之后的又一个攻坚战——“龙宫”清淤大战奏响了凯歌。
　　本来，截流成功后，就要进行大坝第二期工程——电站坝体、电站厂房基础开挖。然而，在经鬼门、神门和人门三股激流汇集冲刷的河床中，有一条长约250米、宽50～60米、深30米的深槽，人称“龙宫”，里面堆积的淤泥达4万多立方米。此处作业面狭窄，大型机械不能施展“拳脚”，只能靠人力清挖。当时，正值三九严冬，天寒地冻。英雄的三门峡建设者们没有退缩，从工程局长到一线工人齐上阵，向“龙宫”开战。1500名干部肩挑背扛，奋战51昼夜，硬是把这座深藏于水下千百万年的“龙宫”“洗劫”一空！
　　1959年4月，随着第二期大坝工程中的右岸坝基开挖和处理全部完成，大坝混凝土浇筑全面展开。
为了赶工期、抢进度，三门峡工程局发出了“大干一百万”（即年浇筑混凝土100万立方米）的号召。参战者真是铆足了劲，争分夺秒，苦干加巧干，当年即创下混凝土浇筑量100万立方米的国内纪录。
　　然而，就在大坝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时候，1959年汛期来了，黄河洪峰不期而至，三门峡工程的施工围堰岌岌可危。如果围堰垮塌，正在施工中的工程将毁于一旦。很快，一场保卫围堰的遭遇战打响了：抢险人员冲上围堰，迅速用装满土石的麻袋构筑起“防御工事”。无奈，堰高水涨，而且水涨的速度超过了围堰增高的速度，堰顶过水的险情随时可能发生。面对着轮番冲向堰顶的凶猛洪流，部分抢险人员惊惶失措，甚至有少数人开始向堰下撤退。
　　危急时刻，一位鬓发斑白的老者出现在堰坝之上，他不发一语，紧抿的嘴唇刀削斧砍般棱角分明，透出坚毅和刚强；目光凛凛，射出犀利和冷峻；双手叉腰，身躯直挺，让人感到他就是一座不可动摇的坝体，又仿佛是泰山顶上凌霜傲雪的“一青松”。这位老者不是别人，正是年过六旬的三峡工程局总工程师汪胡桢。
这是何等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它让无畏的人更加一往无前，让怯懦的人胆气倍增，让逃跑的人心中汗颜，让慌乱的人定下心神。
　　英雄是在关键时刻能扭转乾坤的人！
　　“这种临危不惧、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是一种无声的命令与号召，人群的慌乱立即被制止了，有秩序的抢修工作重新开始，终于战胜了洪水，保住了围堰，也保住了三门峡工程和千百万人的生命，使上亿元的国家财产免受损失。”当年曾参加此次抢险、后来成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教授的田崇纪老人回忆起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一脸的激动，话语中充满了对汪胡桢先生的钦敬。
　　1958年至1960年，整个中国都在“大跃进”，到处都在“日新月异”，三门峡水库作为国家“一号工程”，更是快马加鞭。“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当时理想至上的人们追求的理想状态，但要真的落到实处，并非易事。难能可贵的是，三门峡工程做到了。
　　就工期而言，体现了一个“快”字。从1957年4月正式开工，到1961年4月枢纽主体工程基本竣工，较设计工期提前一年零十个月，建设速度之快，在我国水电建设史上尚无先例。
　　就投资而言，体现了一个“省”字。工程总投资预算为13亿元，由于混凝土大坝只浇到355米（原设计为365米），省下了部分投资。“原建工程共完成投资75559.6万元，其中含水库移民迁移费用17045.8万元，与国内同类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相比，投资也是最省的”（吴柏煊等《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经验教训》）。
　　就工程质量而言，体现了一个“好”字。建立了完善的工程质量监督组织机构，配备了数量足够、责任心颇强的各级专职质量监督人员，坚持实施“三检制度”……各项单元工程均取得了合格和良好的评语。“时至今日，回头反顾，在我国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史上，相互比较，三门峡工程质量之好，仍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同上）。
　　“那时还在‘大跃进’运动时期，故士气高涨，工程进行非常迅速，力争每天浇筑混凝土的数量一天比一天多，称为‘放卫星’。因为抢工期，甚至振捣器还未移出，即被混凝土埋没。我和副局长觉察到这种情况，在工地现场会议上提出‘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原则，才在大‘放卫星’的同时，注重了工程质量。” 汪胡桢后来在《回忆我从事水利事业的一生》中写道。
　　苏联专家作为工地的“设计代表”，工作热情高，责任心强。他们戴着白手套、瞪着圆溜溜蓝幽幽的眼睛下工地验收基坑的场景，一时在工地上传为美谈。同时，对中国建设者的冲天干劲和吃苦耐劳精神，以及日新月异的工程进度，他们也送上啧啧赞语。
　　1960年8月上旬，苏联专家奉召回国，蒙在鼓里的他们感到茫然不解，询问翻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临走时，他们的眼睛里写满了遗憾与不舍。
　　没有了“洋拐棍”，中国人开始自力更生建设三门峡。建设者们挺起胸膛，奋发图强，工程进度与质量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1960年三门峡大坝拦洪蓄水后，急需安装启闭闸门的350吨门式起重机，按照合同规定，起重机由苏联供货，可苏方却有意拖延不供。周恩来得知情况后，决定自力更生，由我国设法制造。太原重型机械厂承担了此项任务，解了三门峡工程的燃眉之急。苏方还将大型水轮机的全部焊接技术资料扣留不给，又是周恩来请来沈鸿、李强、冯仲云等专家研究解决方案。在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著名机械工程专家沈鸿的主持下，经过集体攻关，终于圆满完成了水轮机的转子焊接工作，实现了第一台发电机组的运转发电。
 
　　在三门峡枢纽管理局的一间会议室，笔者和74岁的张润亭先生聊起了三门峡工程建设情况。老人瘦高身材，说话慢条斯理，有板有眼。他是当年三门峡水库建设大军的一员，也是那段峥嵘岁月的见证者之一。
　　1959年5月，张润亭从北京水利发电学校毕业后，便来到了激情燃烧的三门峡工地，从事施工调度管理工作。水库建成后，他又转到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从事工程管理工作，任局调度室（后改为“防办”）副主任、主任、高级工程师，一直干到1997年退休。
　　回望当年火热的施工场景，张润亭有些激动。他说，1959年是施工的高峰期，也是进度最快的一年。当时工地是2万人的大会战，工程局提出了“大干一百万”的口号。干部工人齐上阵，冒严寒斗酷暑，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夜以继日地奋战在工地上。各工程分局之间展开了劳动竞赛，比苦干，比巧干，比进度，比质量。一般的分局是“三班倒”，二分局实行“两班倒”，每班干12小时，每个人都是自觉自愿，而且不要一分钱的加班费。在坝体浇筑最紧张的时候，就连吃饭都不停工，炊事员把饭送到仓面上，混凝土工们一手操作着振捣器，一手抓着馒头啃。那些干劲冲天、忘我拼搏的感人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
　　我问:“每天这么赶工，施工质量能保证吗？”
　　“怎么不能保证”，张润亭说，“三门峡工程是一个公认的又快又好又省的典型。虽然处于‘大跃进’时期，工程进度很快，但质量一点不差。苏联专家（驻工地设代表）工作十分认真，特别是对工程质量把关很严，当时每周都有两三次‘专家谈话’，主要解决施工中的技术和质量问题。他们不允许进度影响质量，大家都开玩笑地称他们是影响工程进度的‘拦路虎’。”
 
　　三门峡建设工地的夜晚与白天一样，亢奋、喧嚣、热闹，激荡着生命的潮海，创造着人间的奇迹，天上的太阳、星星、月亮，还有清风、云彩，全都领略了筑坝者拼搏奋斗、英勇豪迈的风采。
　　客观地说，在当时，三门峡工程的技术含量堪称一流。但是，还有一种比技术毫不逊色的东西——人的精神！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这种精神才是弥足珍贵的财富！
　　毋须为这些建设者树碑立传，这座拔地而起的雄伟大坝就是彰显他们伟大创造的巍巍丰碑！
 
　　乘长风兮以跃进，雄坝立兮锁三门！
　　时针指向公元1960年9月14日18时55分，黄河生命史上一个重要时刻终于到来了：
　　随着三门峡工程最后一个施工导流洞闸门徐徐落下，三门峡谷巍然屹立起一座长713米、高106米的优质混凝土大坝——比设计施工期整整提前一年零十个月！
　　于是，古来万世一直汪洋恣肆的黄河顿失滔滔，一改怒颜。工程现场，欢声雷动，泪飞如雨；鞭炮齐鸣，锣鼓喧天……
　　喜讯在电波中飞驰，整个中国都兴奋得难以入眠。
　　黄河真的清了！三门峡水库蓄水后，黄河三门峡谷形成了一个美丽的湖泊，碧波粼粼，一望无际，似天池飘落人间……
　　 “水色湛蓝，波浪不兴，潼关城关已被淹没。未拆除的西城门楼孤露水面，如汪洋中的一座水中楼阁，景色甚美！”当时，这千载难逢的“圣景”让一个叫张昌让的大学生撞见了，留下了醇香的记忆。1961年冬，在西安冶金建筑学院读大学的他从西安回山西运城老家。车到风陵古渡，闯入眼帘的是“高峡出平湖”的景象，激动得他手舞足蹈。回到家后，他用微微发抖的笔将三门峡水库呈现出的这一壮美景观记录了下来。
　　不只是张昌让，当时，数以万计的人都看到了这样的“圣景”，大家奔走相告：黄河清了，黄河清已不再是梦了！
 
2．黄河亮出“泥沙之剑”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恩格斯的警语，在100年后的黄河三门峡大坝上应验了。
　　正当人们为“黄河清”而欢呼雀跃，为“三门湖”的碧波荡漾而流连陶醉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就在这风平浪静，貌似温柔多情的水面之下，古老的黄河，正凭借骨子里深藏的顽性积蓄着向征服者报复的力量，它要惩罚人类对它的轻慢和好大喜功——亮出的是杀伤力极强的“泥沙之剑”。
　　前文已经提到，水沙俱下的黄河，号称“一石水六斗沙”；现代科技精确地测出，黄河平均含沙量为37.7公斤每立方米，最高含沙量达920公斤每立方米——那已不是水，而是黏稠的泥浆！本来，这些泥沙的归宿是这样的：一部分（尤其是粗沙）因不堪长途跋涉的辛劳，悄然滞留在下游河道中；一部分则勇往直前，在激流的裹卷下投入大海的怀抱。但现在，三门峡大坝拦腰挡住了泥沙们的去路，它们只得极不情愿地在水库中停下了前行的脚步。泥沙在三门峡水库中聚拢着、裂变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便集合成一股强大而又无比凶悍的力量。
　　但表面上，没有山呼海啸的呐喊，没有电闪雷鸣的威势，没有刀光剑影的出没，简直就是和风细浪，若无其事。
　　黄河在示弱，这其实更可怕！
　　1961年2月9日，三门峡水库蓄水位达到332.58米。请记住这个“332.58米”，因为这个水位，是三门峡水库大坝绝无仅有的历史最高水位。
　　本来，按照设计，三门峡水库蓄水位要达到340米。但只蓄到332.58米，便戛然而止——原因很简单，三门峡水库蓄水不过一年半（1960年9月至1962年3月）的时间，成群结队的泥沙便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
　　——15.3亿吨泥沙蜂拥而来，93％的泥沙“只进不出”，淤积在三门峡至潼关的峡谷中，“水库”变成了“泥库”。
　　——自大坝西行114公里，就是自古以来的战略要地潼关，此处地势极为独特，原本由北冲奔而来的黄河，在这里受到华山的阻挡，拐了一个近90º的大弯折向东流；而黄河的最大支流——渭河自西而来，也正是在这里东注黄河（渭河与北洛河在潼关附近汇入黄河，形成15～20公里宽的汇流区）。黄曲渭直，渭河入黄流路向来比较顺畅。但黄河进入潼关河段后，河宽度从上游的10多公里，突然缩窄至1公里左右，变成了“细脖颈”卡口。由于泥沙淤积，潼关卡口被迅速淤高（河床高程从323.40米迅速攀升到328.07米，一下抬高4.67米），形成一道厚实的沙坎——“拦门沙”，挡住了渭河和北洛河注入黄河的去路，也导致渭河、北洛河下游河底迅速抬升，从地下河变成了地上河（滩面淤高1～4米），加之黄河洪水顶托倒灌，渭河下游的防洪形势骤然紧张起来。1961年10月下旬，渭河发生一场不大的秋汛，华县水位337.84米，渭河下游两岸及黄河朝邑滩区5000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淹没耕地25万亩。
　　——三门峡大坝泄出的清水，一路猛烈地冲刷下游河床，造成主河槽改道、滩地崩塌（其中最严重的是花园口至高村段，约有200平方公里的滩地崩塌）不说，还卷起河底的层层淤沙，行至郑州，河水又浑浊不堪了。
　　“黄河规划失败了！”
　　“三门峡成了泥库！”
　　“三门峡大坝要被炸掉了！”
　　……
　　一时间，舆论大哗，沸沸扬扬。人们对三门峡的看法一下从巅峰跌到了谷底。
 
　　1962年3月20日，乍暖还寒的中原名城郑州一点也看不到春姑娘的影子，不久前刚刚袭来的一股寒流让市民又换上了冬天的棉衣。天低云垂，冷风扑面，北风卷着寒意也浸入了参加水电部组织召开的“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讨论会”的代表们心中。严酷的现实，让他们的脸上阴云密布，心里冰天雪地，不得不放弃“黄河清”的梦想。会议决定：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原设计的“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排沙”，除发生特大洪水和凌汛期，汛期打开闸门敞泄，让洪　　水穿堂而过。
　　当月，国务院批准了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排沙”。
　　新的运用方式实施后，三门峡至潼关库区泥沙淤积有所减缓，渭河口“拦门沙”逐渐冲出一道深槽。但由于水库泄水洞底槛过高，低水位泄洪能力不足，大部分泥沙难以带走，水库淤积照旧，库区“翘尾巴”仍在继续。
　　这时，人们想起黄万里当年提出的“大坝施工时一定要留下施工导流洞不堵，以便日后排沙之用”的建议。遗憾的是，因建设时苏联专家的坚持，这些导流洞都被混凝土堵得严严实实。
　　为了破解这道复杂的“多元高次方程”，水电部于1962年8月、1963年7月，两次召开技术讨论会，研究解决办法，但对是否需要增建泄洪排沙设施和怎样增建等问题，未能达成共识。
事情又拖了一年，时间却毫不留情。势态急剧发展，情况日益恶化。
　　1964年，老天爷又来帮倒忙，这一年黄河“丰水丰沙”（来水675亿立方米，来沙24.2亿吨），让三门峡水库的泥沙淤积量突飞猛进。
　　到了1964年10月（水库运行不到3年），三门峡水库泥沙淤积总量已达47亿吨（为进库泥沙量的45％）。原设计330米水位时，库容为59.5亿立方米，此时仅剩下22亿立方米，折损3/5。与此同时，不但水库淤积的态势难以遏制，而且非汛期排沙也加剧了三门峡下游黄河主河槽的淤积。
　　水库“翘尾巴”越来越厉害，潼关高程还在抬高（1969年汛前，潼关高程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值——328.70米），库水不时倒灌渭河、北洛河。1964年、1966年、1967年都发生倒灌。尤其是1967年夏，黄河大水，致使渭河河口段近9公里的河床大淤，抬高水位2.5米，淹没耕地30万亩。
　　更让人忧虑的是，渭河淤积快速发展，末端最远达到高陵县耿镇附近，距古城西安只有30多公里。黄河之水沿着渭河逆流而上，大有逼近古城西安之势。
　　西安市的一位领导冷幽默地调侃道：“三门峡水库这样运用下去，终有一天我们可以坐在西安城墙上洗脚了！”
为了减淤，不得不降低水库水位运行。而失去了大水头，第一台1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披红挂彩不到一个月，便失去了用武之地。后来，这台生不逢时的发电机组被拆迁到湖北丹江口水电站，才实现了“下岗再就业”。
　　大坝最初设计方案与实际运行效果南辕北辙，蓄水拦沙，黄河变清，大水头发电，黄金水道……统统成了梦幻的倩影、美丽的彩虹。
　　任何一座水利工程的修建，都是利弊并存的，三门峡自然不会例外。只是没想到，三门峡工程的弊端会如此之巨大，挫折与打击来得如此之迅猛，让人大出意料，让人措手不及，让人苦涩无奈。
这时的三门峡水库，已被黄河亮出的“泥沙之剑”逼到了“腹背受敌、进退两难”的境地。
 
3. 殃及池鱼
 
　　 “由于修坝拦蓄洪水，中游现在正在受鲧的危害。所以，知道上游的苦，也要知道下游的苦……你们把泥沙看得太容易了。实践证明，泥沙还得有出路。位山枢纽扒掉，（山东）省委、省人委（政府）思想要通！王化云虽然主张位山破坝，但不同意三门峡修洞向下排沙，把陕西人请来就把人家驳倒，难道这不是河南观点？我就不理解。总之，三条路，上边留，下边泄，中间分，水和泥沙都得出去……”
　　1962年11月5日，中南海西花厅会议室。在审查黄河位山拦河大坝爆破方案的会上，周恩来发火了，严厉的批评声震撼着西花厅，更震撼着每个与会者的心。
　　熟悉周恩来的人都知道，别看他平时温文尔雅，平易近人，但对工作却要求非常高、非常严，如果谁做错了事情，他批评起来是不讲情面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部长们，许多人都很“怕”周恩来，“怕”他的认真细致，“怕”他的明察秋毫，更领教过他毫不留情的严厉批评——“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你签了字，问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胡闹台！”“对自己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是不允许的！”……
　　这一次周恩来发脾气，是因为黄河上接二连三地传来坏消息，直接的导火索是两年前国家投资1亿多元、山东省20多万民工流血流汗建起的位山拦河大坝就要遭废弃，被炸掉。
　　追起根来，“祸头”还是三门峡。
　　原来，在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中，黄委的许多人也随着政治热度的升温而头脑急剧发热发胀，认为“根治黄河，指日可待”。于是，激情代替了科学，狂热代替了理智，《关于根治黄河的报告》中放出这样的“卫星”：要用3～5年的时间，在黄河干支流上兴建30多座大中型水库和一批小水库群，建成水库网系。其中，下游的花园口、位山、泺口等7座枢纽工程，即是这个“网系”中的“骨干分子”。
　　很快，在“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下，黄河花园口拦河大坝（闸）、位山拦河大坝（闸）先后耸立在黄河之上。
　　花园口水利枢纽（又名岗李水利枢纽），是在黄河下游干流上建起的第一座拦河壅水工程，位于京广铁路桥以下8公里处，南岸为郑州北郊的岗李村，北岸为武陟、原阳两县交界地带。枢纽工程的主要任务是灌溉引水和防止三门峡水库下泄清水河床冲刷下切。工程由拦河土坝、溢流堰、泄洪闸和防护堤组成，于1959年12月开工，1960年6月完工——半年之内便以惊人的速度完成。
　　应该说，花园口水利枢纽建成运用后，在三门峡水库蓄水运用时段，的确发挥了灌溉供水和改善这一河段溜势，以及减轻了对京广铁路桥桥基冲刷等作用。
　　位山水利枢纽，位于黄河下游中段的东阿县的位山一带，下距黄河入海口410公里。枢纽工程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冀、鲁两省引黄灌溉2000万亩及山东黄河防洪防凌安全。按照总体规划，整个工程由拦河枢纽（包括拦河坝、拦河闸、水电站、船闸等）、东平湖水库（包括转坝、进湖闸、出湖闸、出湖电站、出湖船闸等）、北岸引黄灌溉工程（包括引黄闸、电站、沉沙池、分水闸、防沙闸等）三大部分组成。
　　东平湖，古称蓼儿洼、大野泽、巨野泽、梁山泊、安山湖，是我国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传》故事的发生地。北宋时，这里形成了一个以梁山为中心的烟波浩渺的水面，号称“八百里水泊”，宋江等上万名绿林好汉啸聚于此，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帜，演绎出一幕幕动人心魄的侠义故事。后来由于黄河泥沙的淤积，水面日益萎缩。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改走今道后，东平湖一带沦为黄泛区，黄河洪水不时地光顾，成了这里的常客。
位山水利枢纽原计划在三门峡等一期工程完成后，于1962年兴建。但跃进心切的人们等不及了，在设计方案尚未出笼的情况下，1958年5月，山东省组织二十多万民工浩浩荡荡开进了工地，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至1960年5月，主体工程相继建成，拦河坝锁住黄河，拦河闸开始关门壅水。
　　不幸的是，因上游“龙头老大”三门峡“蓄水拦沙”成为黄粱一梦，洪水泥沙被迫重新下泄，新建的拦河大坝（闸）前泥沙淤积严重，堵住了“一条大河波浪宽”的去路。位山工程投入运用不过两年多的时间，拦河坝（闸）以上的河道就淤积泥沙3800万立方米，河床平均抬高30～40厘米，为整个黄河下游河道抬高速度的3倍多。
于是，“短命”的厄运不可逆转地降临到它们身上——
　　1963年7月17日清晨，4822米长的花园口拦河大坝在“轰隆隆”的爆破声中化为尘埃。
5个月后（12月6日），位于花园口下游的位山拦河大坝，也在“轰隆隆”的爆破声中消失在历史的流光里，黄河回归老河道。炸坝后，拦河闸等其他建筑失去作用，被封堵废弃；东平湖水库被改为二级滞洪运用湖泊，与黄河分离，为此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工程；北岸引黄工程也因不再依靠壅水引灌而脱离位山枢纽体系，另开门户，独立运行。
　　算起来，这两座拦河大坝从诞生到消亡，还不到3岁。犹如两道绚丽的彩虹、两朵美丽的昙花一般，只在人们的眼前晃了一下，还没等人们看清它们的面目，便倏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与此同时，正在建设中的泺口枢纽、王旺枢纽也被勒令停建，成为永久的“烂尾工程”。
　　至此，包括已停建或者炸毁的其他几座拦河大坝，连同声势浩大的黄河下游开发行动，无不跌落马下。
　　据知情者说，当年为了修建上述4座枢纽工程，国家直接投资2.33亿元。其时，中国正值饥荒之年，挤出这笔巨款实属不易（假如用这2亿多换成粮食去救命，该会让多少人活下来呀）。至于在一场场千军万马大会战中，动辄数万乃至数十万群众的辛劳付出，也无不随着黄河的波涛一起，叹息着付诸东流。
 
　　花园口拦河大坝爆破前几天的一个上午，一辆吉普车从黄委大院驶出，朝着郑州北郊花园口方向开去。正值盛夏时节，天气闷热。坐在吉普车里想最后看一眼那座短命大坝的王化云，满脸阴霾，精神恍惚，一语不发。几年来，由三门峡工程引来的“黄河风霜”接连不断地打来，让这位“首席河官”一下苍老了不少，两鬓的白发冒出了许多，平时炯炯有神的眼睛变得黯淡呆滞，嘴唇布满了燎泡。
　　到了花园口，司机猛地一加油门，吉普车喘着粗气艰难地爬上了黄河大堤，接着拐头西行4公里左右，便到了岗李。透过车窗，但见在通往拦河坝的道路上，运送爆破器材的汽车往来穿梭。花园口拦河坝周围戒备森严。二三十名黄委工程队的队员正在大坝上精心布设孔位，安装炸药，紧张有序地做着破坝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眼前的“繁忙”，让王化云心如刀割，体如灌铅，步履蹒跚。
　　来到坝前，陪同察看的花园口破坝施工指挥部的一位负责人告诉他：这次破坝，需要炸药204吨，资金50万元。
　　听到这话，王化云的心中更是壅满了苦涩和悲凉。理想似火，现实如冰！万万没有想到，一座原本要为豫东、豫北和冀中地区近亿亩农田灌溉大展身手的拦河大坝，如今却要被炸掉。云泥之变，着实让王化云难以接受。恍惚间，他耳边响起了“隆隆”的爆炸声，巍峨的长坝化作了灰尘碎片……“完了，完了”，王化云喃喃着，身在战栗，心在泣血，脸色煞白，整个人仿佛随着爆炸声一起粉碎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从噩梦般的幻觉中回到现实中来，但心仍然被痛苦撕咬着：难道新时代的治黄大业就此折戟沉沙，黄河痼疾真的无药可医了吗？！
　　有泪，在王化云的眼眶里打转。
　　回到黄委机关后，王化云把自己关进办公室里，许久没有出来。
　　昏黄的灯光下，映衬着王化云乱草般的头发，和乱草般的愁绪。他回想着近年来治黄经历的种种坎坷和困顿，心情愈加沉重。黄河啊，黄河，你真是一本艰涩难懂的“书”！他颤抖着拿起了笔，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话：“必须承认，前几年我们的头脑确实发热，主观片面，对黄河的自然规律研究不够，对治理黄河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提出了许多不恰当的口号……”
 
4．三秦父老“状告三门峡”
 
　　陕西人一直反对三门峡工程上马，这是公开的秘密。
反对的理由很充分：一是三门峡水库建成后“灾害搬家”，关中平原将因淹没被“剜”去大片肥田沃土。二是水库移民陕西最多，安置难度极大。
　　本来，1955年的《技经报告》初步确定三门峡正常水位为350米，后来考虑到泥沙淤积速度（50年内淤积350亿立方米），为延长水库寿命，苏联人的设计方案将正常水位提高到360米。可不要小看这区区10米的高程，它对关中平原的回水淹没影响巨大——库区淹没由200万亩增加到325万亩，移民由58.4万人增加到87万人。
　　于是，陕西省对“大坝蓄水位按360米设计、350米施工”的方案提出了强烈意见。当时，朱德、李富春、薄一波等中央领导到陕视察工作，陕西省有关人士直言进谏：水库淹没损失太大，应该降低坝高和库水位！
　　1957年6月，那次著名的专家讨论会后，水利部将讨论会的情况及自己的意见上报国务院。国务院将《报告》批转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甘肃等省政府。对此，其他省均无异议，只有陕西省在回函中提出：降低水库蓄水位、缩小建设规模。
　　后来，周恩来把陕西的“五老七贤”请到国务院，亲自做说服工作，讲述“淹一家救万家”的道理。在“淹一家救万家”的大义下，“五老七贤”表示，虽然心有不甘，“但中央决定了就服从”。
　　1958年4月下旬，春风骀荡的三门峡谷迎来了三位大人物——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彭德怀、秘书长习仲勋（彭、习二人都是对西北地区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人物，这次周恩来请他俩来，是专门做陕西方面的说服工作的）。春光无限好，古峡岸草绿，花儿香，鸟儿鸣，景色惹人醉。在春的旋律中，三门峡工地施工围堰已突兀而起，基坑开挖正在快速推进。为了实现“提前一年拦洪，提前半年发电，提前一年竣工”的宏伟目标，建设者们你追我赶，奋勇争先，干得热火朝天。不过，周恩来等人既没有玩赏古峡春色的心情，也没有建设者们单纯而高涨的情绪，他们此来三门峡的目的，不仅是给建设者们加油鼓劲，更重要的是要断一个难断的“公案”。
　　不久前，在成都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周恩来特意把水利部李葆华、钱正英两位副部长找去，对他们说：“陕西极力反对修建三门峡工程，要求翻案，理由是水土保持能够解决黄河问题。你们要进一步了解情况，准备意见。”为了直接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周恩来决定亲临三门峡，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听取各方面意见，统一思想认识。
　　4月21日下午，坐满了人的三门峡建设工地会议室弥漫着一种压抑的气氛。大家的脸色都不好看。
　　陕西省从省委书记、省长到民政厅长、农林厅长等一干人早早坐在会议室中，等候着周恩来等领导的到来。他们苦着脸、皱着眉，一副苦大冤深的模样。果然，现场会一开始，陕西省的有关领导便犹如决堤的洪水一般，让满腹的委屈与不平汹涌而出。他们先是向周恩来和与会人员列举了两组数据：“陕西省的耕地85％是山地，平原只有1000多万亩；全省平均人口密度为82人每平方公里，而三门峡水库淹没的是关中平原高产区，人口密度为200人每平方公里。”
　　关中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关中之名，始于战国时期，一般认为东有函谷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取意四关之中），人口稠密，气候温暖，土地肥沃，十分适宜农业的发展，是我国农耕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而三门峡水库淹没的地方，大部分位于关中平原的下游，被陕西人视为“肥得流油”的风水宝地。
　　“用迁移七八十万人的代价，换取一个寿命只有50～70年的拦沙水库，对人民群众很难交代。何况，水库淤积延伸抬高渭河水位，还直接影响西安重工业区的安全。因此，我们坚持，目前的水库设计高程应该降低，正常水位不能超过340米！”说着说着，陕西代表的声调就像秦腔一样愈加高亢起来。
　　陕西方面不但有备而来，而且态度非常明确：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三门峡工程的上马，但我们坚决反对“高坝大库”的建设方案！
　　正常水位不超过340米？这与设计的360米相差太大了，陕西方面的说法太离谱了，与会的水电部和三门峡工程局的领导有的皱起了眉头，有的撇嘴摇头。站在国家整体的“制高点”上，他们当然不会同意陕西的意见。理由堂而皇之：对于三门峡这样一处难得的优良坝址，修筑低坝既不能彻底解决黄河洪水问题，又不能获得最大的综合效益，与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宏伟计划背道而驰。何况施工已全面展开，怎么能随便更改呢？！
　　看到两种意见你来我往，各不相让，习仲勋站起来说话了。这位出生于陕西富平、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虽然对故乡怀有深厚的感情，但还是从大局出发，对陕西代表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劝说，　　　　最后表态道：“我同意按360米设计，350米施工，但蓄水先控制在340米。”
　　习仲勋说完，彭德怀开口讲话。这位曾经转战陕北、大半生横刀立马的开国元勋，耿直刚正，快人快语：“我们不管干什么事，都要从6亿人口出发，对6亿人民有利的就做，不利的就不做。三门峡移民补偿不够，工程局却新建办公大楼，这都是缺乏群众观点。”显然，他的发言带着为民请命的情绪。
……
　　争论了好几天，最后总得有个说法。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大家不由得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周恩来。
　　连日来，周恩来的心中也充满了纠结。陕西代表打出的苦情牌、唱出的苦味曲，确实打动了他。但是，不淹陕西，黄河下游广大平原的洪水威胁又难以消除。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怎样才能统筹兼顾各方利益，端平这一碗水呢？周恩来不愧是一位化解复杂矛盾的高手。在充分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后，4月24日下午，周恩来做总结讲话。他首先指出，开会的目的是要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反面意见。三门峡水库的争论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百家争鸣的一个表现，开工一年多还有分歧意见，“其原因就是因为规划的时候，对一条最难治的河，各方面的研究不够造成的”。接着，周恩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深刻阐述了上游和下游、一般洪水与特大洪水、防洪与兴利、局部与整体、战略与战术等问题的辩证关系。
　　在一番循循善诱后，周恩来明确提出了修建三门峡水库的目标与原则：以“防洪为主，其他为辅”，“先防洪，后综合利用”，“确保西安，确保下游”。他说，“不能把发电、灌溉、航运跟防洪这个要求等量齐观”，但是，“修这个水库投资这么大，最后总要综合利用”；防洪第一，因为“冀、鲁、豫，还加上苏、皖，这五省是五六亿亩土地，二亿多人口的地方”，“一旦决口改道，危害极大”。说到这里，周恩来加重了语气：“当然啦，蓄水防洪也要有个限度，那就是不能损害西安。否则，中央不能通过，全国人大不会接受，三门峡工程也根本无法决定兴建！”
　　周恩来还特别强调，“不能孤立地解决三门峡问题”，“不要只顾一点，不及其余，一搞三门峡就只依靠三门峡”，“要同时加紧进行水土保持，整治河道和修建黄河干支流水库”。
　　对于苏联专家在“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中提出的将正常水位抬高到360米、大坝泄流底孔底槛高程相应抬高到320米的方案，周恩来表示，水库正常水位抬高360米，这太高了，“千年一遇、万年一遇的保险系数，我想没有必要”。周恩来支持中国专家提出的降低泄水孔底槛高程的意见（苏联专家认为，降低泄水孔底槛高程，会增加闸门启闭的困难，同时修改设计可能延长工期，认为降到310米比较经济合理），他说，三门峡水库泄水底槛“原定320，这是太高了。320就是高出库底42公尺，是不是能够降低？我们说可以降低到300，但是和苏联专家商量，最多让步到310，不然关闸比较困难”。“还可以继续争一争，看是不是还能改到300，因为降低一点，总可以使泥沙多冲出去些”（后来在中方的力争下，苏联方面终于同意将泄水底孔底槛高程降至300米）。
　　针对会上有人对水土保持的速度和减沙效益估价过高的浮夸倾向，周恩来泼了冷水，他说：“如果我估计保守了，我甘愿做愉快的‘右派’。”
　　“右派”一词一出，四座皆惊。周公何出此言？只有同来的彭德怀、习仲勋心里清楚：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毛泽东在党内会议上一直在痛批“反冒进”，批评周恩来、陈云等人右倾保守。1958年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向周恩来、陈云发出了严厉警告：“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
周恩来有难言之隐，但他仍在总理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地操劳着，而且以灵活务实的策略拽拉着“冒进”的车轮，使其尽量不过多地偏离正常的轨道。
　　最后，周恩来拍板定案：大坝按360米设计，第一期按350米施工，初期运用水位不高于340米，死水位和泄水底孔相应降低，初期拦洪水位不超过333米。同时确定了工程分期修筑、分期抬高水位、分期运用等原则。
世间事，纷繁复杂，人类的选择常常面临着两难甚至多难的窘境，“鱼与熊掌”如何取舍，对于睿智明敏的周恩来而言，何尝不是一道难解之题？
　　虽然是个“和稀泥”的折中方案，但毕竟对原设计进行了一定范围的修正——在突出整体利益的同时，适当照顾了陕西的局部利益。陕西省的代表也清楚，修三门峡水库是大势所趋，他们再有意见也翻不了案。既然上面已做出了让步，兼顾了陕西的利益，他们再“得理不饶人”就说不过去了。
　　但这只是暂缄其口。
 
　　1960年8月，当三门峡工程主体即将完工，正准备下闸蓄水的时候，古城西安又传出了调门颇高的反对声：“我们坚决不同意马上蓄水！”说话人可不是个小人物，而是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反对的理由很充足：陕西境内的几十万库区移民的安置，从生活设施到生产条件，“八”字还没有一撇呢！
　　这天，黄委副主任赵明甫风尘仆仆地来到西安，征求陕西方面对三门峡水库调度运用的意见。一进张德生的办公室，赵明甫就感到气氛不对，刚说明来意，对方便铁青着脸把一腔怨气撒在了他的身上：“我们陕西27万人的移民任务，60％要从灌区迁往干旱山区，还有大批人要远迁宁夏和山西。现在移民补偿费越来越低，在陕西就近后靠的15万移民搬迁措施都没落实，如果马上蓄水，这对库区群众如何交代？！”
　　望着张德生那双喷火的眼睛，赵明甫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
　　屁股指挥脑袋。
　　作为陕西的“父母官”，张德生的心情可以理解，陕西面临的困难也可以理解。可是，三门峡工程好不容易“多快好省”地建成了，不让它运用发挥效益，难道还让它晾在那里晒太阳不成？
　　赵明甫碰了个硬钉子，怏怏而归。
　　经过研究，黄委决定打报告给水电部，请示三门峡水库是否马上蓄水（黄委建议水库先敞泄看看运行情况，以后再蓄水），并将陕西的意见一并附了上去。很快，水利部的批复来了，态度明确而又不容置疑：鉴于近年来黄河下游连续干旱，灌溉形势严峻，水利部决定三门峡水库立即蓄水投入运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黄河下游连续干旱，且旱情严重）。
　　三门峡蓄水不久，泥沙淤积、水淹良田等问题充分暴露出来，这让一直反对三门峡工程上马的陕西方面找到了借口，顺势把更加猛烈的“炮火”轰向了它。这一次，他们改变了策略，让陕西省的全国人大代表们站出来说话，这就有了1962年4月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陕西代表提交的著名的第148号提案：
　　黄河三门峡水库建成以来，库区淤积、浸没以及回水影响相当严重……淤积在库内的泥沙占来沙量的94％，地下水位普遍上升，335米以上农田浸没已达47万亩，农作物产量下降，果树开始发生死亡……据观测资料推算，若发生200年一遇的洪水，将使335米移民线上362个村庄、14.8万人和53万亩耕地受淹……
　　因此，要求国务院从速制定三门峡水库运用原则及管理方案，建议水库运用改以滞洪排沙为主，泄洪闸门全部开启，并研究增建设施加大泄流排沙能力。请国务院组织工作团深入库区调查存在问题，指示解决办法，以减少库区淤积，确保居民生产、生活、生命安全。
　　有人还拐弯抹角找到毛泽东，痛陈三门峡的“罪行”。毛泽东面沉似水，神情严峻，责成周恩来抓紧研究处理。
面对三门峡泥沙一轮又一轮的发难，连日来，周恩来黯然神伤，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他深知，这样下去，淹了关中，也救不了下游……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水电部于1962年8月和1963年7月，两次在北京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问题技术讨论会”。会上，代表们对于是否增建泄流排沙设施及增建的规模等问题吵成一团，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问题迟迟没有解决，陕西的“御状”一直告个不停，闻知三门峡的“险恶”后，毛泽东更加焦灼不安，他甚至对周恩来撂下了这样的狠话：“三门峡实在不行，就把它炸掉！”
 
5．悲情苦涩的移民史
 
　　“宁为太平犬，不作乱离人”，这是漫长的农耕社会铸造出的中国人的文化性格；穷家难舍，故土难离，是中国百姓对世代栖息的故乡和土地与生俱来的恋情。
　　古代中国，除了少数行商贩夫和“宦游”士子外，绝大多数农民终生固守在自己的土地上，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甚至于稍远一点的乡邻之间也“老死不相往来”。即使是遭遇大的天灾人祸，比如严重的水旱灾害、战乱等，他们不得已而背井离乡，但只要家乡稍稍有向好的趋势，便呼亲唤友回家转。所谓“在家千日好，出门处处难”、“故土难离”、“落叶归根”，已成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一贯的心理定式；直到近现代，“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仍是不少普通农民理想的生存状态。
　　三门峡水库淹没区涉及陕西省的大荔、朝邑、华阴、潼关四县，山西省的平陆、芮城、永济三县，河南省的灵宝、陕县两县。在整个库区中，以陕西省的淹没面积最大，占库区总面积的80％以上；移民最多，共28万人（山西、河南两省移民11万人）。
　　为了三门峡水库，有近40万人要离开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美好家园。尤其是陕西移民，大多生活在的富庶的渭河下游平原，日子过得殷实而滋润。朝邑滩和华阴滩，处于黄河、渭河与北洛河的夹角地带，土地“肥得流油”、“种啥长啥”不说，还很少被水淹。农民的一个劳动日，有的村庄高达七八元，一些青壮年一年劳动下来，收入能达2000元左右。而当时国家干部的工资每月不过几十元，只有当地农民收入的1∕4～1∕5。当时，朝邑县（后因三门峡水库建设归并到大荔县）有一位叫李英的女干部，主动放弃了令人眼热的城镇户口，嫁给黄河滩上八户村一位农家小伙，一度成为当地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
　　迁徙他乡，对于故土难离的乡亲们而言，本身不啻是一次生离死别般的折磨。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本来政府承诺，“将保证他们在迁移的时候不受损失，并且帮助他们在到达迁移地点后尽快走上安居乐业的道路”。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国家只对搬迁户的住房、墓地等作价进行了补偿，但对于淹没的土地则没有任何说法。当时人均补偿的预算是600～800元，实际兑现的不过400多元。迁移补偿费标准低不说，更要命的是，他们迁移的地方，几乎都是偏远的苦寒之地，生存环境极其恶劣。
　　对于普通人而言，生活就像一条河，而人们则是这条河中的小鱼小虾，不但不能左右水流的方向，甚至不能左右自己行进的方向。梦碎了，生活还得继续。对于背井离乡的三门峡移民而言，不管他们有多少委屈与无奈，也只能随大流而去了。
　　三门峡水库的陕西移民，分为远迁和近移两种方式。远迁之地，主要是宁夏的偏远荒漠区；近移之所，主要是渭北旱塬沟壑区。
　　对三门峡水库大移民，著名作家冷梦在《黄河大坝与黄河大移民》中，对远迁移民的情况有这样的记述：
1956年，陕西省将32380人集体迁安在了宁夏靠近内蒙古沙漠地带的贺兰、惠家、陶乐、永宁、中卫、中宁等县。河南省则将7879人远迁到了“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边塞敦煌。迁安之前，对这部分移民的政策便是，“以集体安置开垦大片荒地为主”。当我们今天检索当年这段历史的时候，当从尘封的档案中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说心里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简直难以置信！这根本不像是安置为国家的水利建设做出牺牲和贡献的水库移民，这是垦荒啊，是发配边塞的一种类似于“流放”的安置方式！水库库区占用了他们的土地，他们失去了土地和家园以后，这些勤劳善良的农民实际上是被集体发配到边塞地区屯田垦荒……
　　这种安置方式就为此后移民的全部苦难埋下了祸根。
　　……移民们开始不要命地往回逃跑。逃跑只能“偷渡”黄河。北洛村一个30多岁的青年农民淹死在了冰冻的黄河里。几天以后，一个妇女怀抱婴儿一起跌落冰窟窿里……到了1961年夏，移民返籍终成浪潮，几千陕西移民守候在黄河仁群渡口三天三夜，饥寒交迫，东望长安故乡不得归，凄凄悲悲的号啼几乎淹没了黄河的滔滔水声……
远迁的移民境遇悲惨，“近移”的移民呢？也好不到哪里去。近移者大多被“消化”在移民原属渭南专区境内。渭南地区在失去近百万亩良田后，还要承担巨大的移民安置任务，迫于条件所限，只好将绝大多数移民安置在周边11个县的旱塬沟壑区等贫瘠不毛之地。
　　冷梦在《黄河大坝与黄河大移民》中继续写道：
　　蒲城是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的故乡，移民迁移落根到这里也就成了李仪祉的“同乡”。但这里旱塬沟壑对原先在素有“关中白菜心”之称的关中东部移民来说，落差之大却是根本让他们无法接受的。在这个本来条件恶劣的地方，移民们又被安置到更加恶劣的沿山沟壑区、旱塬和卤泊滩，真正的“穷山恶水”。从前没有感到过“水”是什么问题的“白菜心”的人到了这里，880马力的水泵探进井里，只抽7分钟，没水了。38岁的原民办教师王福义带着一家大小迁移到了蒲城马湖乡——就是现代水利大师李仪祉真正的故乡。王福义面对我时，用了“饥寒交迫”这个词来形容他在马湖乡度过的20年移民生涯。他说，一年一人只分60多斤粮，补上红薯，加在一起总共200多斤。这就是他们的“口粮”。为了活命，饥饿的移民回到原属于他们的土地的库区拣麦子，吃牛马吃的青草和苜蓿，人拉的粪，就像马拉的粪……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由三门峡水库建设引发的移民问题，一直是陕西省政府挥之不去的心头之痛。因为　　“移民风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搞得不少政府官员焦头烂额，狼狈不堪。
　　1961年，远迁至宁夏的几万居民因不堪生存环境的恶劣，爆发集体大逃亡。为了阻止移民回返，陕西各级官员坐镇要道，强忍悲悯之情，沿途堵截。跑回去的，大多被逮住遣返；再跑，再逮回去。移民们见硬来不行，便一次次地上访请愿。几经折腾，政府终于答应将饱经颠沛流离之苦的3万移民接回陕西再次安置。安置的地点，差不多都是渭北旱塬沟壑区那片旱渴贫瘠的土地。
 
　　就在移民们在安置区苦苦挣扎或在逃亡路上艰辛跋涉的时候，他们抛下的家园却陆续迎来了新的“垦荒者”。
原来，三门峡水库蓄水不过3年，因泥沙淤积等致命问题的出现，不得不大大降低蓄水位和改变水库的运用方式，如此一来，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伴随着水库蓄水面积的大大缩小，原本沦为水下的65万亩土地在“阅尽湖底风光”后又浮出水面，重见天日。
　　土地在，希望就在。
　　然而，这片本属于当地移民的土地，却有了新的主人：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单位为了解决职工食不果腹的问题，纷纷来“无主”的库区“拓荒”，办起了大大小小的农场。库区周边的社队看着“闲地”眼红，也纷纷加入了蚕食的行列。“文革”期间，一些部队也浩浩荡荡开进了库区，形成了今天仍然存在的各个部队农场、靶场和兵器试验场。
这次悄然间发生的产权转移，为之后40年的土地纠纷埋下了导火索。
　　原本被淹的库区土地失而复得，一下点燃了不堪移居之苦的库区移民重返家园的热情，从个体、小股“游击队”的零星返库，到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大规模返库，终于酿成了数万移民强返库区、抢种土地的特大风潮。李思磐　　　　《“渭南书案”背后：〈大迁徙〉中的土地博弈》中写道：
　　1984年，移民成立了“返库种地生产自救指挥部”，移民中的“四大司令”各据一方——王福义是沙苑滩和蒲城县移民“头家”，朝邑滩是陈文山、苗福群，华阴滩的是刘怀荣……这次返库分工组织严密，通讯发达，并且，移民不仅仅抢种土地、抢占农场房屋，还规划土地，分配宅基，打井垒墙，分田到户……局势越发无法收拾，返库移民与农场知青、农工争地，斗殴时有发生。
　　日益升级的移民风潮，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也惊动了北京中南海。1984年11月18日至12月17日，中央联合调查组对“陕西三门峡库区移民生产、生活的困难情况”进行了为期30余天的深入调查研究。后来，他们在调查报告中留下了这一段令人酸楚的文字：
　　安置区在20多年中，相当多移民所在地生产劳动日值仅几角钱乃至几分钱，口粮严重不足……
　　不少移民住房破陋不堪，缺衣少被……澄阳县刘洼乡有几户移民，人畜同居一室。这个县的善化乡陇头村移民安石头，全家七口人，现在（即寒冬腊月）只有一人穿上棉裤，还是政府救济的。至于四五口人之家，仅有一两床又破又烂的被子，并不是很个别的现象……
　　移民要求返库的根本原因在于安置区比库区生产条件差，生活有困难，安置区的现状和当初政府许诺“移民迁移后，每年的生产收入不低于其在库区的水平”相距甚远……
　　1985年5月6日，国务院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陕西三门峡水库移民问题，并于5月8日由中办和国办联合下发了《关于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安置问题的会议纪要》（中办[1985]29号），决定从库区国有农场和部队农场使用的50万亩土地中划出30多万亩土地，安置生产生活特别困难的15万移民返回库区。但经过艰难交涉要回来的土地，再也不是他们记忆中的沃土，昔日丰饶的家园已变成贫瘠之所——因地下水位急剧升高，土中的盐碱一个劲地往上涌，让原来的肥田变成了盐碱地或沼泽地；又因大多处于黄河、渭河和北洛河交汇一带的临河地带，受黄河顶托等因素的影响，洪涝灾害像幽灵一样频频现身。于是，为摆脱贫困而回归的移民依旧挣扎在贫困线上，有的人实在过不下去了，只好悻悻然返回了旱塬的原安置区……
 
　　水库移民是个正常现象，但问题是，过去我们对挥泪拆老屋、迁祖坟、别亲友，带着无限乡愁离别故园的移民，多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强制他们搬迁，而且没有给予足够的补偿，更没有为他们选择一处可以安身立命、过　得下去日子的生存空间，于是就有了几十万苍生的不幸与苦难，而且牵连到他们的后代。
　　这个流血的伤口，什么时候能愈合呢？
　　“以人为本”绝不能停留在口号上。我们应该反思和改进我们的移民政策，应该下大力气解决当下移民生活的苦难，让更多的阳光照耀在移民的身上，让更多的雨露浇灌在移民的心田。
　　值得欣慰的是，后来的三峡和小浪底等水库的移民，充分吸取了三门峡等水库移民的教训，大胆改弦更张，趟出了一条“开发型移民”的新路子，不少移民的故乡处于深山老林、穷乡僻壤，生活艰辛，甚至连温饱问题都没解决，而迁徙到新的家园后却时来运转，告别贫穷走向了富裕，告别悲苦走向了美好。
 
　　更让我欣慰的是，如今三门峡库区移民的生存状况已不再是令人酸楚的旧模样。
　　2012年10月中旬，一个秋阳高照的日子，我走进华阴市华西镇良坊村的一户返迁移民的家。整洁的院落，四间红砖到顶的瓦房。窗明几净的东屋内，一台大彩电的屏幕上正腾挪跳跃着一个姹紫嫣红的世界。双手握住迎出门的一双粗壮苍老的大手，我便在郭自治老汉的卧室里落了座。78岁的郭老汉，中等个头，黑里透红的面庞，虽然精神头不错，但毕竟年岁不饶人，细一打量，岁月的车轮已将他的脸碾轧得沟道纵横，生活的磨道已将他的背拉拽得弯曲如弓。老汉对我们很热情，但一口浓重的关中华阴土话让我听得实在费劲——幸好有陪同我采访的陕西水利厅宣传中心张恩颐副主任做翻译。
 　　“当年，我是良村（移民返迁后改为良坊村）星火社的一名社员。我们村的地，那叫个肥，种啥长啥，产量比一般的旱地翻番还多。那时我20多岁，是个棒小伙、壮劳力，一个劳动日工值七八块钱。那年头，我们村差不多家家都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我骑的是上海永久牌自行车。有时，小青年们结伴到镇上赶集，摇着车铃，嗖嗖飞奔，可威风了。”谈起当年的往事，郭老汉笑嘻嘻地，眼也眯成了一条缝。
　　说到移民的经历，老汉收敛了笑容，神态严肃起来：“1959年，我25岁的时候，随爹娘一起迁到了蒲城县龙池公社的金星大队，在那里一待就是30年。当年公社干部动员我们移民的时候，说那地方‘进屋就有面，做饭就有炭’，条件可好了。到了新家一看，还真是缸里有面、灶旁有炭。可是没过多久，面就吃没了，炭也烧完了，还得靠土里刨食挣饭吃、挣柴烧。当地政府给我们每人分了二亩地……”
　　“那是什么地？是‘龙山、马湖，渴死寡妇’的旱地吗？”我在冷梦的书中知道了这句“龙山、马湖，渴死寡妇”的蒲城民谚，这时正好给用上了。
　　老汉听后，哈哈大笑：“你也知道‘龙山、马湖，渴死寡妇’这话？”笑过之后，他认真地说：“我们的地可不是旱地，是水浇地，属于交口抽渭灌区，可以说是上等地。”
　　“冷梦的《黄河大移民》上不是说，移民的地都是渭北高原的旱塬沟壑区吗？最旱渴的地方不就是龙山、马湖吗？怎么还有水浇地呢？”我疑惑地问。
　　“不全是孬地，当时的政策是，你村原来种的地是好地，移过去尽量给你配好地；原来种的地是孬地，移过去就给你配孬地。原来我们这是一等一的好地，当然要配水浇地了。”老汉向我解释道。
　　“当时的安置政策就是这样，怕两边的耕地反差太大，引起移民的心理不平衡。”陪同我前来采访的华阴市移民开发局副局长雷松岳接过了老汉的话头，“冷梦的《黄河大移民》没有写到这一点。”
　　“这么说，郭大爷家当年移居的地方条件还不错嘛。”
　　“不错？分和谁比，和蒲城渭北旱塬比是不错，但要是和我们老家华阴良村的地比，那还差了不少。”老汉对我的说法不以为然。不过，他也承认，他家的水地确实比其他旱地强多了，打的粮食基本能让全家人吃个囫囵饱。
　　“您有几个孩子？”
　　“五个娃，三男二女。大儿子在当地娶了媳妇，大女儿在当地找了婆家，拉家带口的，都留在了蒲城；其他几个儿女随我迁回了库区老家，后来都成家另过了；平常，家里只有我和老伴。”
　　“这是老汉的二儿子，是良坊村的村长，叫郭建昌。”雷松岳指着坐在我对面、领我们进来的中年汉子说，“他家承包了部队农场的地，发财了。”
　　“发啥财呀，充其量小康水平呗。”郭建昌扑哧一笑，喜气跳上了眉梢。他告诉我，这些年来，他家承包了附近部队农场的100多亩地，好年景每年纯收入十几万元。不过，承包土地也有风险，有一年这一带发大水，秋粮几乎颗粒未收，那年光他家就赔了好几万，婆姨心疼得大病了一场。靠着多年的打拼，前几年他家在镇上买了一套150　　平方米的单元楼房，最近又买了辆小汽车作为代步工具。
　　“你们村买小汽车的人家多吗？”
　　“不算多，富户才买得起……”
　　“你们还有什么心愿没有实现？”
　　“我们最大心愿是部队和国营农场能把原本属于我们的土地还给我们。”
　　“这——恐怕得假以时日，来日方长……”我支吾着，知道兹事体大，不是我能回答的，只好留下廉价的同情和安慰。
　　“我们知道，这事复杂得很，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慢慢来吧。”郭建昌的神态平和，话说得也颇为理性。
　　“听说当年华阴县有个叫刘怀荣的移民头头，是当年移民‘四大司令’之一，闹得挺凶，您知道他吗？”我又把话题拉了回来，向郭自治老汉问起了往事。
　　“怎么不知道，熟得很。不瞒你说，当年我就是他手下的干将之一，我还跟他一同到北京上访呢！”老汉说着，露出了得意的神色，好像当年他跟刘怀荣上访、“闹事”是一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仗义之举。
　　“刘怀荣住在哪里？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我能不能采访他？”我的脑海里闪出了新念头。
　　“就住在我们邻村，几年前就已瘫痪在床，话都说不清了。”郭建昌对我说，“最好不要打扰他了。”
　　“您是什么时候返迁的？”沉默了一会儿，我又把询问的目光转向了郭老汉。
　　“1988年。”
　　“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还不赖。”
　　“怎么个不赖法？”
　　“返迁后，政府分给我们每人分了1亩9分3厘的地，一年收两季粮，夏天收麦子，秋天收玉米、花生……这些土地经过多年的开垦整治，特别是随着农田水利设施的配套，大多成了稳产、高产田了，现在一亩地能打麦子1000斤，玉米一亩地能打1200斤。政府还帮助我们修路、架电线、通自来水，还建起了学校、卫生所、文化广场，吃水、用电、看病、小孩上学等等都方便得很。自从2006年7月开始，政府又给我们每位移民每年补助600元，零花钱也多了，想吃啥就买啥。”老汉说着，又一次笑眯了双眼。
　　“其实，刚返迁的头几年，库区移民们日子实在不好过，重建家园、百废待兴嘛。当时，安置区蒿草遍野，没水，没电，没路，没通讯；一刮风，到处尘土飞扬，一下雨，到处泥泞不堪，一些返迁移民甚至退回了原安置区。”雷松岳补充道：“20多年来，国家和各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加强移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成效显著，有目共睹。前后可分为四大战役。”接着，雷松岳如数家珍般地向我介绍了移民工程四大战役情况：
　　第一个战役——移民搬迁安置“八大工程”，时间是1987—1990年。按照《迁安规划》，实施了村台防洪、交通主干道、防汛撤退道路、广播、供电、邮电、人畜饮水、科教文卫等八大工程，初步解决了返库移民“吃水难、行路难、就医难、上学难”等突出问题。
　　第二个战役——经济开发“五个一工程”，时间是1991—2001年。安置工作结束后，移民工作转入了经济开发阶段。这一时段，我们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调整产业结构和提高移民科学文化素质作为移民工作的主攻方向，围绕‘五个一工程’，即一人一亩水浇地、一人一亩经济作物、一户一头大家畜、一人一百株树、一户一个明白人，大搞经济开发和移民安居工程，使库区的生产、生活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
　　第三个战役——“六年规划”实施，时间是2002—2007年。这一时段，以农田水利建设为重点，积极落实《移民遗留问题处理六年规划（2002—2007）》，建成了一批基础设施和生产开发项目，从根本上解决了移民的温饱问题，推动了库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第四个战役——移民后期扶持。2006年7月1日，国务院《关于完善移民后期扶持的意见》，即著名的17号文件，明确了多项移民后期扶持的政策。按照文件规定，国家每年补助每位移民600元，全都如数发到了移民的手中。同时，还积极兑现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业技术培训等各项惠农政策，帮助移民发展高效农业、规模农业。目前，棉花、西瓜已成为库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大棚菜、薄荷、芦笋种植已成规模……同时优先发展库区的教育、卫生等事业，实施农村合作医疗、危漏校舍改造、基层政权建设等项目，解决了库区群众看病就医、子女教育、生产生活等方面的诸多难题，库区面貌焕然一新。
　　“现在的移民村，不论是基础设施、公益设施还是生产生活水平，都比非移民村普遍高一个档次……”雷松岳的脸上洋溢着成就感。
　　听着郭自治、雷松岳等人的讲述，看着他们脸上漾出的喜滋滋表情，我的心房越发阳光明媚起来，原来留存在脑海中的有关移民的“贫困、落后、悲情、苦涩”等字眼瞬间都溜走了。难怪我走进演家、良坎等移民村时，看到的是一排排规划整齐的房舍，四通八达的柏油（水泥）道路，配套的文、教、卫等公益设施……都在向人们诉说着这里的新农村、新气象，以至于我对这些地方是否是移民村都产生了怀疑——还以为是地方政府新农村建设的样板呢。原来，是国家对移民实行了很多补偿和扶持政策，才使这里的移民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说实话，这里返迁移民的生存状态之好，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您幸福吗？”即将告别郭老汉的时候，我脑海里突然泛起了幽默一把的念头，便模仿着央视记者采访路人的口吻冒出了一句当下人们经常提起的热词。老汉一打愣，继而吐出一串串的“幸福……”，接着喷出的是一串串的“哈哈……”，而老汉的脸，就像秋后的石榴。
　　笑声感染了大家，众人也都前仰后合地笑了起来，“哈哈！哈哈哈！……”农家小屋里顿时挤满、撞击着开怀的笑声，轰轰隆隆，声震屋瓦！
 
6．黄万里的人生苦旅
 
　　1958年深秋。热火朝天的密云水库建设工地。
一位高大魁梧的中年知识分子正在与民工一起挥锹铲土，装车推车。原本丰满的脸庞塌陷了，明亮的双瞳黯淡了，手磨出了血泡，腰和腿也不大听使唤了，但他一直咬牙坚持。白天劳动，晚上他和十来个民工一起住在一间干打垒的半地窖的工棚里。
　　这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民工们早已鼾声如雷，但这位中年知识分子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心里酸酸的，失意和惆怅涨满了心房。披衣起床，拖着沉重的身体走出屋外，独自在秋夜中踯躅着、思考着。夜，深沉而阴凉，　只有几颗星儿在遥不可及的天际闪烁，仿佛在意味深长地打量着他。“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先哲孟子的语录不时在耳畔回响。权当是苦劳身心，磨砺意志吧，这样一想，他心里亮堂多了。旋即，一首《河上曲·记潮白河坝工》的小词脱口而出：
　　河上士，但见一狂夫。
　　举锸如云翻土速，装车若雨逞功强。天地共低昂。
　　知命际，坐斥进劳场。
　　白首竟然成护落，赤心仍旧欲飞扬。花月莫平章。
　　这位夜幕下吟咏的“狂夫”是谁呀？还能有谁，黄万里呗！
　　前面的故事已经讲到，就在三门峡大坝开工的1957年，一场波及全国的反右风暴把黄万里卷了进去。从此，他就像投入运用的三门峡工程一样，迈进了命运多舛的人生苦旅。
　　1958年黄万里被正式定为右派（成为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之一），工资从二级教授降至四级教授，从此，他从一个受人尊重的教授变成了政治上的“贱民”。
　　先是被发配到密云水库工地上进行劳动改造，“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
那时，由政治狂热和自然灾害联手酿成的大饥荒开始了，整个中国处处面黄肌瘦。“他在密云水库不只是饿得要命，还累得要命……”黄万里的女儿黄无满回忆说，“这样的苦日子熬到1960年，许多人都浮肿了，不敢再折腾了，爸爸和一帮难友才从水库撤了回来。”
　　大饥荒后，黄万里又被派到香山附近一座水文站进行测量工作，每周去一次。大部分时间赋闲在家，既不能教学，也不能发表文章。这对于一个正值盛年，渴望乘长风破万里浪、建功立业的人来说，是多么大的折磨啊！
逆境未敢忘忧国。苦难中的黄万里，仍割舍不下三门峡和黄河。
　　1962年8月，“戴罪之身”的黄万里，“惊闻黄河中游淤塞，三门峡水库不能蓄水，一如当年余言。怅惘之余，诠次为七言长句”，尖锐批评了当年仓促上马三门峡的莽撞行为，感喟原本丰饶的渭河下游变成鱼虾出没的乐园：
　　有水有水号黄河，荡荡奔放挟沙多。
　　蛟龙千里长堤束，坼岸潦原在一呵。
　　……
　　人间浅识一何多，斩断沙流三门阖。
　　更在东平潴漾漾，丰功伟利云综合。
　　诏谓君氛从此靖，颂请不乏鲍参军。
　　奇祥瑞易争未送，胜利冲来头易昏。
　　樗散书生不晓机，竟然抗疏犯龙鳞。
　　……
　　而今坝蓄复堤塞，清水顶冲长告急。
　　行见渭滨仓廪实，翻为云梦鱼虾没。
　廷争面折迄无成，既阖三门见水清。
　　终应愚言难蓄水，可怜血汗成沧溟。
　　徙薪曲突非求泽，烂额焦头自上鬓。
　　肠断秦川陇水咽，艳阳遗照此精诚。
　　　　　　——1962年8月《念黄河》
　　1963年8月，黄万里得知不久前水利部开会，研究改造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但各家众说纷纭，终未提出妥善的改建方案。他“顿起无穷之虑，怅望禹功”，垂泪写下了《哀黄河》长诗，表达了“莫教碧眼笑千秋，莫使禹功坠如此。雨打窗声催转急，愿闻扫却杞忧矣”的忧悒之情。
　　1964年春，他决定再次向国家领导人上书力陈三门峡水库淤积严重等问题，建议对大坝进行改建。这一次，他上书的对象选择了国家副主席董必武。
　　董必武曾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与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是故交。新中国成立前夕，黄万里从上海赴沈阳工作时，途经北京，专程到董必武家拜访。信送走后不久，便有了回应：董必武把信批转到水利部，黄万里被水利部一位领导召见，嘱其做出三门峡水库改建的具体方案。于是，黄万里加班加点，用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三门峡改进方案”——《修改黄河三门峡大坝原理与方法》（该文于当年冬在国务院召开的治理黄河会议上得以宣读，因他是右派分子，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主张开洞排沙，以灯泡式水轮机加速底流，“期救秦川于陆沉，复蓄水以调洪兴利”。
　　这一年，黄万里本有峰回路转的机会，却因他耿介的脾气眼睁睁地让机会从身边溜走了。原来，1964年春节中共中央举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毛泽东对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词写得很好，我很爱看。”并暗示，黄万里写个检查就可以摘掉“右冠”。但“不识时务”的黄万里梗着脖子没有“低头认罪”，却在给毛泽东的上书中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无高深学问，而1957年三门峡工程讨论会上除了我之外，无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士多年，这是为什么？”
　　不难想象，以这样的口气写“检查”，怎能摘掉右派的帽子呢？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冲天而起，对于黄万里而言，“文革”10年，比之前打成右派的9年，遭遇要凶险得多，甚至可以说是死里逃生。1966年8月上旬，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抄了黄万里的家，拳脚和棍棒下的黄万里遍体鳞伤。他立即给周总理写信，反映这一情况。很快，上面来人宣布：“不准打人。”红卫兵这才不敢再对他动粗。1969年10月，黄万里被下放到江西南昌鲤鱼洲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因他有在美国留学的经历，工宣队怀疑他是特务，被隔离审查，白天参加劳动，晚上接受批斗，交代所谓的“特务问题”。后来因找不到证据，只好不了了之。
　　1971年3月的一天，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压迫下，黄万里昏倒在田头。醒来后，他自感将不久于人世，想到治理黄河的夙愿难以实现，不免悲从中来，遂作七绝《梦吟绝笔》自悼：
　　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
　　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
　　将死之人，还念念不忘他魂牵梦绕的水利。也许是苍天有眼，不忍心让这样的人间“赤子”过早离世，黄万里终于战胜病魔，闯过了鬼门关。
　　1971年11月，黄万里被转到三门峡水库工地劳动改造。到了三门峡之后，虽然他还是“斗争对象”，且长年打扫厕所，接受批判，但体力劳动已大为减轻，居住环境也比江西有了明显的改善。对于黄万里而言，发配到这里，客观上为他提供了近距离研究探索三门峡水库改建和思考治黄方略的机会。
　　当时，清华大学水利系在三门峡设有基地。基地领导让黄万里半天劳动，半天工作（就是改造思想，没有专业工作可做），每月交一份思想汇报。
　　1972年春，黄万里突然接到一项任务：给他40天的时间，就三门峡改建以及黄河、海河的治理和小浪底工程是否修建等问题提出建议意见。这件事是秘密安排的，与黄万里一起下放到三门峡的清华教职工，大多不知晓。显然，这是来自中央高层的指令（黄去世后，人们根据1972年5月他写给周总理的一份信函草稿推测，让黄万里开展这项研究的，很可能是周恩来的授意）。
　　1973年春，清华大学水利系三门峡基地分组考察三门峡库区黄河上下游。在黄万里的争取下，他参加了上游组的考察。黄万里兴奋异常，特别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他在“自述”中写道：
　　1973年承蒙领导照顾，准许在监视下进入当时的“三线”潼关以上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势。这对于一个具备理论基础的热情治河者是大好的机会，使我的思路产生了强烈反映，有助于我两年后制定治黄方略。
黄万里是个心胸开阔、豁达乐观的人，常常在春天的脚步还没走来的时候，他心中的寒流就已飘走了。即使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他仍能泰然处之，一边劳动改造，一边挤出时间研究黄河，并于1976年完成了《论治理黄河的方略》。不过，他提出的“分流是治黄方略的唯一途径”的意见不合时宜，没有被采纳。
　　粉碎“四人帮”后，黄万里被获准在北京治病。虽然他的“右冠”还顶在头上，但政治气候已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冰在消，雪在融，吹面不寒的杨柳风已翩然而至。春江水暖鸭先知。1977年6月至9月间，面对“四凶就擒，大治斯兴”的形势，黄万里先后上书陈云和邓小平，就治黄方略建言献策。
 
　　1980年2月26日，在戴了22年半的“右派”帽子后，黄万里终于等到了姗姗来迟的“摘帽”决定。此时，他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
　　摘掉了“右冠”，黄万里重返讲台，开始给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讲授《统计与随机理论》、《治河方略》和《治河原理》等课程，他以渊博的知识，独到的见解，敏锐的思维，深入浅出的表达，受到了师生们如潮的好评。以黄万里的学术建树和在国内外的影响，他无疑具有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博导”）的资格。清华校方也认为他具有博导的水平。但当时学校规定，做博导须由本人提出申请。对此，黄万里颇为不屑：“写申请，多此一举，有资格的人，也就是能当博导的人，还要写申请吗？不够资格的人才写申请，我够资格为什么写申请？”由于又一次“执拗”，他最终与“博导”擦肩而过。
　　晚年，黄万里最关心的，一个是黄河治理，一个是长江三峡工程。对于治黄，他苦心孤诣，先后写成了《论分流淤灌策略治理黄河》、《论黄河断流及其对策》等文章。对于三峡工程，他是“铁杆”反对派，从1985年开始，连续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建议勿修三峡坝，代之以云贵川湘鄂赣各省的大中型电站”，云云。一直到他风烛残年，写不动还在写——不遗余力地申述，百折不挠地坚持，声嘶力竭地呐喊。他说：“我只管写，听不听，采纳不采纳，是领导人的事。”
　　诚然，黄万里不是神也不是圣，他对三峡问题所持的观点是有偏颇和误差的。例如，关于长江泥沙问题的判断，黄万里的推测就与当时长江委的试验结论相左。根据现在长江三峡水利枢纽运用的实测资料分析，证明长江委的结论更接近实际。这倒不是说黄万里的学术水平低，而是他获得各种第一手资料的手段根本无法与长江委比。尽管如此，黄万里对国家、对民族的拳拳之心是一以贯之、不容怀疑的。观点是否正确，另当别论。
　　“自有诗心如烈火，献身不惜做泥尘。”黄万里是个诗人，一生写了许多诗词，他的诗词水平很高，就连“钦定”给黄万里戴上“右冠”的诗词大家毛泽东都说：“黄万里的诗，总还想读的。”黄万里用诗人的热情研究水利，是一个诗心如火的科技工作者。诚然，黄万里的治河思路和方法并不都正确（有些尚待实践的检验），但他如火的赤子诗心和敢为真理而献身的嶙峋风骨已被他的生命传奇所证明。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黄万里毕生的学术著作和诗文一直被束之高阁。无奈，他只好自费印了论文集《水经论丛》和诗文集《治水吟草》，在亲友中散发。2001年黄万里90岁寿辰前，清华水利系的部分老师从各自的课题经费中凑了些钱，编印了一本非正式出版物——《黄万里文集》，印了不足500本，很快被人索要一空。
2001年8月27日，黄万里走完了他坎坷悲壮而富有传奇的一生，享年90岁。
　　有一封唁函这样评价黄万里的一生：“黄先生是20世纪后半叶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典范，是20世纪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道亮光，是20世纪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明珠联璧合的最后几颗仅存的硕果。先生一去，大树凋零。先生为天下苍生，不避斧钺，言其所知，先生之头可以悬于国门之上矣！”
　　另一位传奇人物李锐（毛泽东研究专家、作家，曾任水电部副长、中组部副部长）——这位当年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坚决支持者和长江三峡工程的坚决反对者则说，黄万里是“中国水利界一个非常伟大的马寅初、陈寅恪式的悲剧人物”。
 
第四章  亡羊补牢
 
1．周恩来会同水利专家为三门峡“把脉开方”
 
　　毛泽东曾说过“三门峡实在不行，就把它炸掉”的话，虽是“最高指示”，但那是一时的气话，不可当真。
气话归气话，问题还是要解决。难道真的让耗费了巨大人力、物力、财力换来的“黄河第一坝”就这样颓然倒下，最后在泥沙面前缴械投降吗？
　　向泥沙宣战。
　　拯救三门峡在行动。
　　其实，三门峡出现问题后，心中伤痕累累的决策者和建设者都在反思，都在苦苦地寻觅着解决问题的钥匙。
在中央高层，对水利、对黄河、对三门峡工程倾注心血最多的，无疑是共和国总理周恩来。1972年11月21日，在一次研究葛洲坝工程的会议上，已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充满深情地说：“20年我关心两件事情，一个是上天（导弹、卫星），一个是水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然是外行，也要抓。”又说：“水利比上天难，治水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还必须通过技术途径去解决。”
　　以1946年领导黄河“堵口归故”的斗争为开端，周恩来便与黄河结下了割舍不断的特殊情缘。
　　1938年6月9日，蒋介石下令扒开了黄河花园口大堤，企图“以水代兵”，用黄河波涛阻遏日本侵略者的进攻，酿成了黄河史上最为惨烈的一次人为大决口大改道，让黄淮间的千百万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黄河故道两岸展开了广泛的敌后游击战争，并在故道所经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这样一来，在黄河南流8年中，两岸百姓在故道中开田园、建村镇，居民达40万人。同时，故道堤防在战火破坏和风雨侵蚀下，已完全丧失了抗御洪水的能力。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忽然提出：堵复1938年扒开的黄河花园口，让黄河回归决口之前的河道（其实，蒋介石集团打“黄河归故”的牌，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借归故之名，行“以水代兵”之实，以淹没和分割共产党领导的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做出回应：一方面以拯救黄泛区人民水患之苦的大局为重，同意黄河回归故道；一方面据理力争，坚持“先复堤、后归故”的原则。周恩来作为中共驻南京的首席代表，忠实代表解放区人民的利益，与国民党政府的代表进行了艰苦的谈判，赢得了这场“唇枪舌剑”之战的胜利，也为随后打响的人民解放战争赢得了先机。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治理黄河的巨大难题，周恩来主动提出：“黄河的事，我来挂帅。”当仁不让地走到了前台。从黄河流域治理规划的制订，到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建设与改建，再到亲临前线指挥抗御1958年黄河特大洪水，黄河治理与开发的每一项重大行动，都打上了周恩来智慧和操劳的烙印。但让周恩来万万没想到的是，三门峡工程上马后，是是非非不断，毁誉之声不绝于耳，问题与矛盾纠缠，剪不断，理还乱，让他操碎了心。
　　三门峡工程施工过程中，周恩来分别于1958年4月、1959年10月、1961年10月三次亲临施工现场视察，并两次在工地召开现场会议，协调解决工程设计与建设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三门峡水库建成蓄水后，棘手的问题接踵而至，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不得不抽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应对。
　　1962年3月，经周恩来同意，国务院批准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防洪排沙”（后改称“滞洪排沙”），汛期12孔闸门全部敞开泄流。这种运用方式的改变虽属权宜之计，但无疑是初期拯救三门峡工程最为积极有效的措施。
　　一位外国学者曾不无悲观地说：“恐怕在世界上没有旁的东西比黄河的滚滚洪流，会使人看后更生动地兴起人们在自然面前无可奈何的情绪了。”
　　周恩来也深知黄河治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但他向来反对在黄河面前无所作为的观点。后来，三门峡水库淤积、回灌渭河及北洛河等问题接连暴露出来，各方面的口诛笔伐也如海潮般涌来。面对“风口浪尖”上的三门峡工程，周恩来一面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检讨自己未能把事情办好；一面深刻总结教训，组织有关专家积极谋划拯救方案。当建设者们被铺天盖地的指责声压得蔫头耷脑、喘气困难的时候，周恩来及时送来了鼓励：“历史是发展的。黄河在旧中国不能治理。我们要摸索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断地解决矛盾，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好。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一番话，说得大家心里热呼呼的，阴霾密布的心田蓦然间被一缕强烈的阳光照亮了，低落的情绪重又高涨起来。
 
　　1964年春，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巡视西北抵达西安，陕西省的领导向他痛陈了三门峡水库的淤积问题，强烈呼吁采取强力措施加以解决。当时周恩来正在出访非洲十国，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邓小平知道此事关系重大，自己又不太了解情况，便找来黄委主任王化云征求意见。
　　那天，陪同邓小平考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一见王化云的面就笑着说：“黄河上有事情都得找你啊！今天主要谈三门峡问题，小平同志上午有事，咱们先谈谈吧。”下午，王化云详细向邓小平、彭真、刘澜涛等领导汇报了自己对治黄的看法。
　　王化云说：1955年制订的黄河规划，本来要在三门峡以上的多泥沙支流上修建“五大五小”拦泥水库，因为淹地太多，地方上不同意，一座也没有修成。现在看来，解决三门峡水库淤积问题，还得靠修建拦泥水库，三年修两个，见效快，花钱也不算多。
邓　　小平认为王化云言之有理，当即表示赞同王化云的想法，并指示：要迅速修建一批拦泥水库，以解决三门峡水库和河道淤积问题，水利部和黄委要尽快提出具体计划来。
　　邓小平的表态，让王化云振奋不已。
　　邓小平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回京后，立即打电话给水电部的主要领导，要求他们抓紧制订落实方案，并让彭真主持会议，议定此事。
　　但是，王化云修建“拦泥库”的意见与水电部相左，而且，王化云的想法在向邓小平总书记汇报前，并未征求上级主管部门——水电部的意见，因而引起了一场误会。会上，王化云提出了“三年修两个拦泥库”的方案，彭真让水电部表态。时任水电部副部长的刘澜波和钱正英都不赞成修建拦泥库的方案，他们说，建设拦泥水库是否能解决三门峡水库淤积问题，我们没有把握。彭真见水电部与黄委的意见分歧很大，知道黄河和三门峡的问题实在不简单，便松下口来，要求水电部继续开展研究。
　　不久，周恩来出访归来，得知上述情况后，不顾旅途疲劳，深夜打电话把钱正英找来，详细询问了来龙去脉。周恩来忧心忡忡地对钱正英说，毛主席都讲了，三门峡要真不行就炸掉它。并指示钱正英抓紧时间到三门峡水库现场进行查勘，进一步弄清问题，提出解决意见。
　　在《我的治河实践》中，王化云如实记录下了这次争论和误会的经过：
　　考虑到水电部领导还不知道这个新情况，当时我又是水电部党委成员，所以到郑州下了火车，回到机关，我马上就给刘澜波、钱正英两位部长打电话，要求到北京汇报小平同志的指示。同时我又布置委里有关单位抓紧进行拦泥水库的规划工作，准备汇报。4月下旬，我与韩培诚副主任、沈衍基副总工程师去北京汇报。没想到小平同志一回到北京就给水电部打了电话，批评他们对于解决三门峡的问题抓得不紧。所以刘、钱二位部长见到我们一肚子不高兴，怀疑我们告了水电部的状。部党委会上听完我们的汇报后，部长就抓住培诚、沈总发了一通火，并说：“只要你们黄委把拦泥水库的设计报上来，我们就审批……”后来周总理找我谈过一次话。总理说：对于治黄，我们没有经验，出了问题不要互相埋怨，要相互支持，互相谅解。我说：“没有埋怨啊！”并简单解释了几句。总理笑着说：“总有些影响嘛！”这时我才想起部长可能把上面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了，当即表示：今后一定多注意。
 
　　周恩来虽然三上三门峡，多次考察黄河、研究黄河，但仍然觉得对黄河的认识是初步的、肤浅的。为了寻求黄河的治本之策，他多次想花较长的时间，从黄河入海口沿河而上直溯源头，做一次全面系统的实地考察，无奈，由于国事繁忙，终未成行。
　　5年了，三门峡水库的弊端已凸显无余，水电部和黄委在解决方案上却存在着明显分歧，而陕西方面又对三门峡水库一直心怀芥蒂。面对这种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周恩来决定召开一次治理黄河会议，以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就黄河治理和三门峡水库“向何处去”统一思想，做出决断。
　　本来，这次治黄会议拟于1964年10月召开。10月15日，从莫斯科传来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整个世界被惊得目瞪口呆。毛泽东的反应是：让周恩来先到莫斯科摸摸底，观察一下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关系有没有改善的希望。周恩来奉命抵达莫斯科，但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治黄会议因此延期两个多月。
　　12月5—18日，治黄会议在北京举行。
　　当时，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在即，周恩来和其他国务院领导忙于筹备工作，没能参加治黄会议的开幕式。
外面朔风劲吹，寒凝大地。但北京饭店东楼的会议室却热度极高，火爆非常——各路专家无不有备而来，而且憋足了劲头，会场论剑，短兵相接，仿佛非得把黄河的事情说个水落石出不可。
　　第一个发言的是黄委主任王化云。他是黄河的“首席河官”，讨论黄河的事，自然要由他先来谈谈想法，权当抛砖引玉，树个“靶子”。
　　王化云的发言稿——《关于近期黄河治理意见》，是经过精心准备的，而且这个稿子是几经周折才形成的。1964年夏，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北戴河召集会议，专题研究黄河问题，“一部五省”（“一部”即水电部，“五省”即鲁、豫、皖、苏、晋）和黄委负责人争论了20多天，才形成了这个有些迂回曲折、躲躲闪闪的“意见”。
　　“我们认为，1955年黄河规划中的水土保持方向是正确的，问题出在对治理速度与效益估计过于乐观。在多沙支流上修建拦泥水库的思路也是符合实际的，但原定方案设想以淹没大量良田换取库容，脱离了中国人多地少的实际。在三门峡问题上，对水库淤积的严重性缺乏认真研究，当初不应按‘综合利用’的思路设计与运用。下游的花园口、位山等拦河枢纽建成后被迫炸掉，造成了很大损失……”
　　对于下一步的治黄，王化云提出了“上拦下排”的思路，他说：“失误和挫折告诉我们，黄河治本是上、中、下游整体的一项长期任务，上中游拦泥蓄水，下游防洪排沙，‘上拦下排’，应是今后治黄的总方向。”
　　关于治黄的具体措施，王化云提出：第一，加快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的步伐，减少水土的流失；第二，对三门峡工程进行打洞改建，向下游泄洪排沙；第三，在黄河中游的干支流上兴建拦泥水库及拦泥坝工程，以“节节拦泥”。这“第三”是王化云要说的重点，也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晶。王化云提出，首先在黄河北干流、泾河、北洛河上建成三座大型拦泥水库，估计可减少三门峡入库泥沙的近半数。这样，再利用三门峡大坝现有12个深孔和增建两条隧洞排洪排沙，库内泥沙淤积及渭河、北洛河下游的淹没影响将大为缓解……
　　王化云的发言，是遭受重创后深刻反思的结果，夹杂着悲伤、悔恨和苦涩。以往，王化云在其“蓄水拦沙”治河思想的主导下，一直是个坚定的“拦沙派”。这次，他虽然力主继续“上拦”，但也强调了“下排”，同意对三门峡大坝进行排沙改建。这样的认识搁到现在，的确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应该说是朝着理性治河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果然，王化云的观点一亮相，真的成了批判的“靶子”。
　　率先向王化云“开火”的是钱正英，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这位16岁参加革命、科班出身（1939年至1942年在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的巾帼女杰，1952年奉调进京就任水利部副部长时，年仅29岁。1974年后，任水利部（水电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人生几十年，钱正英建树多多，功不可没。此时，别看年轻的她外表温文尔雅、举止沉稳，但目光中却透着睿智和犀利。她不完全同意王化云的观点，尤其是对他的“节节拦泥”主张不以为然。
　　钱正英说，1955年的黄河规划犯有战略性错误，是个局部正确、整体失误的规划。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问题是不能犯重复性错误。而黄委提出的“拦泥库”方案，不过是该规划“蓄水拦沙”思想的继续。比如，拦泥库淤满了怎么办，坝体如何才能达到平衡，能否结合当地生产？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未能做出回答。“蓄水拦沙”已造成重大损失，还要再吃“拦泥库”的亏吗？一个三门峡还不够，难道还要搞成“人造黄土高原”不成？
　　钱正英的发言有理有据，说服力强。几十年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她，谈及这场争论，仍坚持不改上述看法。
　　钱正英之后，是一位满头银发、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老者在慷慨陈词，他就是曾任三门峡工程局总工程师的汪胡桢，时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前面已经提及，三门峡工程建设时，汪胡桢以花甲之年出任工程局总工程师，朝夕风风火火地“发号施令”于施工现场，为三门峡大坝的“雄起”倾注了无数的心血和情感，在汪胡桢眼里，三门峡大坝就像他的孩子一样，是在他的喂养和呵护下长大的。会前，当听说有人提出在三门峡大坝身上打洞排沙时，他心急如焚，连夜奋笔疾书，给国务院领导写信，表示坚决不同意三门峡改建，主张维持三门峡水库蓄水拦沙的原设计意见。
　　“筑堤束水，终有所限，靠增高堤防治理黄河是下策……三门峡水库修建后，停止了向下游输送泥沙，下游河槽由淤积转向刷深，这是一种革命性变化。我不同意改建三门峡枢纽的主张，如果在坝旁开凿隧道泄洪排沙，势必使黄河泥沙大量下泄，导致郑州以下危如累卵的河道形势急剧恶化，酿成大的改道惨剧……”这天的会上，当汪胡桢听到原本与他是“同盟军”的黄委主任王化云居然也同意改建三门峡水库时，不禁眉头紧蹙，眼里喷火，嗓音也高了八度。
　　心中的“火弹”打出去了不少，汪胡桢的心绪逐渐平缓下来，声调也平和了许多：我认为，近期应继续维持三门峡原规划设计的340米正常高水位，同时在中游修建拦泥水库继续蓄水拦沙，争取时间，积极开展中游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使下游河道逐步刷深。至于以后拦泥水库淤成平陆，失去作用，则毫不足惜。那时，库区将出现一片肥沃的平原，两侧是崇山峻岭，中间为河流一条，耕地相连，鸡犬相闻，黄河岂不化害为利！……
　　应当承认，三门峡工程不是汪胡桢平生最得意的作品，却是他平生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谁让它是万里黄河第一坝呢！他对它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采访中，我听到了一则汪胡桢“三哭三门峡”的故事：“一哭”是1962年3月，“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讨论会”决定水库由原设计的“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排沙”，他来到三门峡大坝，触景生情，泪水沾襟。“二哭”是1963年12月，三门峡电站被迫改为低水头发电，他来到电厂厂房，面对即将拆走的第一台发电机组，涕泪交垂。“三哭”是1964年6月，他参加“三门峡改建讨论会”，当着全体会议代表的面，老泪纵横。
　　其实，汪胡桢不是个“护犊子”的人，只是他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儿来，过于担心黄河下游的防洪安全——想必历史上黄河一次次的决口泛滥，让汪胡桢心有余悸；而对泥沙淤积在水库中的危害，又一直认识不足，故才坚持己见的。
　　1989年10月，汪胡祯病逝后，时任水利部长的钱正英亲自撰文，悼念这位“中国科学家的光辉榜样”：
　　……汪先生在科学技术上，敢于创新，勇于负责，态度鲜明，毫无顾忌地与人争论。他的立场是从工作出发，他的态度是尊重科学。在佛子岭工程中，他曾与苏联专家争论；但在三门峡工程中，他却衷心支持苏联的设计方案，甚至在讨论三门峡改建时，他仍在为苏联的设计方案辩护。……在数十年的相处中，我深感他襟怀坦荡，淡泊名利，清高自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
　　接下来发言的是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管理局局长李隼。此前，这位一直潜心研究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问题的“老陕”，也曾向国务院上书，力陈自己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问题的看法：“水土保持对减少黄河泥沙作用甚微，原治黄计划必须改变。否则，上中游泥沙源源不断，三门峡水库很快会淤满，那时不仅下游河患重新出现，而且关中、晋南、西安都将受到洪水威胁。黄河危害要大大超过三门峡筑坝之前！”这次会议，当他听到汪胡桢一番维持三门峡工程现状的言论，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其大唱反调：“……三门峡工程应完全放弃水力发电，在大坝下边开凿泄水洞。下游所有枢纽全部拆除，并放弃引黄灌溉计划！”
……
　　你来我往，各不相让，争论日趋“白热化”。
　　第三天下午，一位年近七旬老者的发言更是一石击破水中天：“依我看，现在是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中国有句老话：有物有则。黄土下泄是黄河的必然趋势，决非修建水工建筑物等人力所能改变……如果只满足于主观愿望，固守河道，必然不会成功而是失败。因此，我认为，现在就应炸掉三门峡大坝，恢复黄河原来的形状，最终让黄河下游进行改道！”
　　炸掉三门峡！让黄河改道！这位老先生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众人愕然，有人惊骇地扭曲了面容，半天合不上嘴巴，有人忍不住在下面“叽叽喳喳”地开起了“小会”，更多的人在惊诧之余把目光投向了坐在老者身边的周恩来（这天下午，周恩来是第一次来到会场听取代表发言，恰恰发言者就是这位老者），但见周公神态如常，风雨不动安如山！当这位老者念讲稿时有的字念错了或者看不清，周恩来还不时地提醒：“你讲你讲，字看不清吧，前面那个字念错了……”
　　这位语出惊人的老者叫杜省吾，时任河南省科委副主任。杜省吾是一位老革命——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受中共地下党组织派遣到东北地区开展工人运动，任哈尔滨特委代理书记。其间，两次被投入日伪的监狱，又两进两出，被解救出来；后转至冀鲁豫边区工作。杜省吾于1949年开始接触水利后，便与黄河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直到1972年逝世。为了弄懂黄河，他读了不少古书，并徒步考察了黄河下游，对于多泥沙河流运行之规律、古今治河之成败得失、人与河流之间之关系等，都有独到的见解，著有《黄河历史述实》一书。
　　接下来，是“长办”主任林一山发言。
　　林一山的经历与王化云相仿，但更富传奇色彩。二人都是上大学时参加革命，后来分别成为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机构的“一把手”。二人都是小个子，却一个赛一个地精明和“主意正”。“文革”时都被造反派打倒，一个被戴上“黑帮分子”的高帽，游街示众（同时还有罚跪挂牌、拳打脚踢、“坐飞机”等“待遇”）；一个被以冠以“叛徒”的罪名，囚禁在一个阴冷潮湿不见天日的地下室里（同时还不时遭受“造反派”的提审和吊打）。后来，又都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先后走出“牛棚”。都不是水利科班出身（林学历史、王学法律），却凭着过人的天赋和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分别成为“长江王”、“黄河通”。
　　1911年林一山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县，早年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和胶东区游击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曾任辽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辽宁省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等职。1949年南下途中，作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秘书长的林一山，奉命在南京接管了国民政府的“扬子江委员会”。接着继续南下，准备赴广西给政府主席张云逸当助手（任政府第二副主席兼秘书长）。行至武汉，正逢长江大水，林一山被改任为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凭着一股自强不息的劲头，林一山硬是在云雾迷蒙的长江治理上趟开一条道路，成为威风八面的水利专家，在水利科技人才云集的长江委中享有很高的威望（钱正英称他“是一位能够领导水利专家的专家”、“胸中自有江河大坝”）。1953年2月，林一山跟随毛泽东在“长江”舰上度过了三天三夜的难忘航程，在与林一山共同“指点江山”中，毛泽东惊叹于林一山对长江情况的了如指掌，亲切地称他为“长江王”。
　　这次会议之前，林一山曾专程到黄河中游调研考察。现在，“长江王”要对黄河的事情“说三道四”，他能有什么高见？
　　“我认为，用巨额投资修建拦泥库或者将黄河水沙输入海都是不合道理的。黄河规划必须是水沙统一利用的计划，黄河治理必须立足于‘用’。”林一山说，鉴于下游河床不断淤积抬高加剧水患，而水土保持需要很长时间且不可能完全拦住泥沙，为什么我们不在大河上下引洪放淤，灌溉农田，把泥沙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呢？当前就应积极试办下游灌溉放淤工程，为群众的引洪淤灌创造条件，逐步发展，以积极的态度吃掉黄河的泥沙。自古以来，不论是黄河上游还是下游，引洪淤灌都产生过十分明显的效果。如果通过发展放淤灌溉，使大堤内滩地淤积抬高的速度超过河床上升的速度，那么黄河不就成了“地下河”了？这直接关系到黄河的规划方针问题，我们必须坚持大胆创造的革命精神……
　　最后，林一山还不无浪漫地描绘了“大放淤”后的诗情画意：华北平原一片江南景象，下游黄河只剩下被防沙林紧密笼罩起来的干河槽和几个被海潮荡得模糊不清的河口，除了研究河流发育史的地理专家偶然来到这里外，再也没有人注意它的变化了……讲着讲着，林一山的心头已泛起“华北江南”稻浪千重、稻香千里了。
　　林一山有“林铁嘴”的雅号，口才极佳。他纵横捭阖的宏篇大论一出，一下让与会者瞪大了惊奇的眼睛：好一个大胆的放淤论！
　　还有一位省级大员，虽然没有现场发言，但他留给周恩来的信中表明的意见同样火星四溅，震撼着与会者的魂魄：“宁可淹掉关中，也要救下游！”
　　出此猛语者，刘开基也。刘开基，山西沁源人，时任山西省副省长，分管农业和水利。这位长工出身的老革命，曾因战功卓著、工作出色，获得过“抗日模范县委书记”殊荣。新中国成立后，刘开基担任山西省副省长，分管水利20多年，领导修建了汾河水库、文峪水库和黄河天桥电站等多座大型水利（水电）工程，被誉为三晋大地的“实干家”，黄土高原的“活龙王”，多次受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嘉许。“文革”初期，刘开基遭受批斗。周恩来闻讯后，两次质问山西省“革委”有关负责人：“刘开基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工作？”在周恩来的过问下，刘开基成为山西省级领导干部中第一个被解放出来的人。刘开基是三门峡工程的坚定支持者。会前，当他听说有人主张炸掉三门峡大坝时，禁不住怒火中烧。及至会上，听到杜省吾公开鼓吹炸掉三门峡大坝时，“急得他一边听，一边摇头，中途借省里有事相商，拂袖而去。临走给总理留下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宁可淹掉关中，也要救下游’”（王化云《我的治河实践》）。此举令周恩来大为不快，心说你刘开基也太自以为是了，听不进不同的意见。在会议总结讲话时，周恩来毫不客气地点了刘开基的名：“这位副省长很不逻辑，我还要和他辩论呢！”
 
　　后来，人们幽默地给不同治河主张的发言者戴上了“某某派”的帽子。比如，对认为“节节蓄水，分段拦泥”的办法没错，不同意改建三门峡的，称之为“不动派”；对强调黄土下泻乃黄河的必然趋势，绝非修建水工建筑等人为力量所能改变，“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力主炸掉大坝的，称之为“炸坝派”；对主张以拦为主，辅之以排，实行“上拦下排”的，称之为“拦泥派”；对提出引洪放淤，灌溉农田，以积极的态度吃掉黄河水和泥沙的，称之为“放淤派”。
再后来，经周恩来批准，由“拦泥派”的代表王化云、“放淤派”的代表林一山挂帅，分头开展试验研究。王化云组织一支人马转战黄河中游，调查了渭河下游及陕北、晋西南群众拦截泥沙经验，查勘了黄河中游支流拦泥的坝址，提出了在三门峡以上修建干支流拦泥库的方案。为了检验拦泥库的效果，王化云还带领一哨人马在甘肃巴家嘴水库（巴家嘴水库位于泾河支流蒲河上，是甘肃省于1958年9月动工兴建、1962年基本建成的一座库容为2.57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水库所控制的流域为水土流失严重区，年输沙量达2420万吨）扎下营盘，开展了拦泥试验。林一山则带领“长办”规划组奔赴黄河下游的豫、鲁两省，沿河进行调查研究，以期通过“放淤稻改”（即把高含沙量的黄河水引向农田，并在泥沙沉淀的地方种植水稻），趟出一条治理黄河的新路子。林一山还一度驻扎于山东省梁山县，在陈垓引黄闸一带搞起了远距离输沙的试验。
　　正当王化云、林一山各率人马在黄河上摆开试验研究战场的时候，“文革”的政治风暴刮来了，黑云压城，双方只好草草收兵。
 
　　辩驳，争论，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谁都觉得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谁都不放弃自己的主张，整整“吵”了十几天。唇枪舌剑，针锋相对，碰撞得火光四溅，铮铮作响……
　　历时两周的会议，周恩来共9次到会聆取代表们的发言。意见相左，各不相让，虽有偏颇，亦含灼见。不管发言者情绪如何激动、嗓门吊得多高，意见提得多么刺耳、是对还是错，周恩来都非常沉静，洗耳恭听，不打断任何人的发言，偶尔插话，也是引导与会者：要听得进不同意见，要辩证地看问题。周恩来还让水电部送给与会代表一人一本《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希望大家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认识黄河、治理黄河。
　　我们不能不为与会者的敢言、直言而拊掌叫好，我们不能不为会议洋溢的浓郁民主气氛而击节叹赏——真是“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啊！我们也非常钦佩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总理，钦佩他的民主风范，钦佩他的从善如流，大肚能容——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
　　这次治黄会议，气氛之活跃，思想之解放，争论之广泛，在中国治黄史上堪称空前。这除了黄河和三门峡问题极其复杂，需要在学术上博采众长、集思广益外，亦与当时大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向好不无关系。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带头做了自我批评。接着，“反右”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不少同志得到了平反。通过制定和实行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显然，良好的外部环境对这次治黄会议上“百家争鸣”大论战局面的出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王化云和林一山发言时，周恩来因忙于国事，未能到场倾听。为此，他专门派秘书到王、林住宿的和平宾馆，分别征求意见。即使这样，周恩来仍不放心，会议结束的前一天（12月17日），他又召集开了个小会，面对面地听取王化云、林一山等人的想法。据王化云《我的治河实践》一书回忆：
　　我和林一山又把各自的观点给总理复述了一遍。我还是“上拦下排”，林主张“大放淤”，两种观点大相径庭，相持不下。总理转而征求其他三位的意见。钱正英坦率地说：“现在黄河是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一家是拦泥，一家是放淤。共产党员在总理面前不能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同意放淤观点。”总理又问惠中权，惠是林业部党组副书记，他说：“水土保持还是有作用的，我同意王化云的意见。”这样，场上形成了“2:2”的局面，只剩下国家计委副主任王光伟的一票。王光伟说，他对治黄业务上的事情不清楚，不好表态，便投了“弃权票”。对此，总理说：今天暂不作结论，我看王化云的意见是修修补补，林一山的观点是浪漫主义……你们可以按各自的观点做出规划，明年开会再讨论。
　　12月18日晚上，周恩来做总结讲话。他神态平和而自信，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目光如电，仿佛要把满天的乌云刺开一个缺口。连日来，他一方面虚心听取各方面对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一方面深思熟虑，权衡轻重，审度利弊，终于形成了清晰明确的思路。没有讲稿，手里只有一份提纲，连续讲了两个多小时。
　　“我本来想用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去现场看看，由于临时有国际活动，回国后又忙于准备三届人大，离不开北京，只好通过会议进一步听取大家的意见。”周恩来的开场白，流露出不能亲临黄河调查研究的遗憾与无奈，也表达出向与会专家虚心求计问策的恳切与期待。
　　周恩来说：“1955年，我们做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好像不建三门峡，第二天洪水就要把下游淹掉了。治理黄河规划和三门峡工程，是全对还是全不对，对的多还是对的少？这个问题有争论。黄河治理从1950年开始到现在将近15年了，但我们的认识还有限，经验也不足，因此，不能说对黄河的规律已经都认识和掌握了。……不管持哪种意见的同志，都不要自满，要谦虚一些，多想想，多研究资料，多到现场去看看，不要急于下结论。”
　　周恩来辩证地分析了黄河三门峡工程所面临的形势，综合各家治黄主张之长，提出了治理黄河的指导思想：“总的战略是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水土结合起来解决，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
　　谈及三门峡工程，周恩来像回答记者的提问，一一答复了各家争论的问题，明确提出“确保下游，确保陕西”的原则，并拍板决定了三门峡工程改建方案。
　　对于“炸坝”观点，周恩来说，我不赞成“炸坝派”听其自然的治黄思想，但对提出炸坝这种大胆设想的精神是肯定的，因为这样有利于发现矛盾，解决问题。
　　对于反对改建的“不动”主张，周恩来指出：“改建有利于解决问题，不动就没法解决问题。”“可以设想，万一没有办法，只好把三门峡大坝炸掉，因为水库淤满泥沙后，遇上大水就要淹没关中平原。”“当前的关键问题在泥沙，5年三门峡水库就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5年淤满后遇上洪水，毫无疑问会对关中平原有很大影响。关中平原不仅是农业基地，而且是工业基地，不能只顾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肯淹关中。”“反对改建的同志为什么只看到下游河道发生冲刷的好现象，而看不到中游发生的坏现象呢？如果影响西安工业基地，损失绝不是几千万的事，对西安和库区同志的担心又怎么回答呢？”“汪胡老，你是人民代表，我也是人民代表，你不同意改建，请提出一个负责的方案嘛 ……现在成熟的方案只有一个，其他的事情还要继续做。”
　　对于“拦泥”方案，周恩来说：“个别同志反对这个（改建）方案，主张上游修三个拦泥库，只拦泥，不综合利用。我看光靠上游建拦泥水库来不及，而且拦泥库工程还要勘测试点，所以这个意见不能解决问题。”“实施水土保持和拦泥库的方案还遥远得很，5年内国家哪有那么多投资来搞水土保持和拦泥库，哪能完成那么多工程。那样，上游动不了，下游又不动，还有什么出路？”“我也承认三门峡二洞四管的改建工程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改建投资可能多一些，但即使需要八九千万元，也不能不花，哪能看着问题不去解决！”
　　他剑眉一扬，眼睛中放射出坚毅与果断的光芒：泥沙淤积是“当前的关键问题”，“是燃眉之急，不能等”，“对三门峡工程的改建，要下决心，要开始动工，不然泥沙问题更不好解决”。
　　周恩来的讲话，立意高远，胸怀大局，鞭辟入理，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芒，而且循循善诱，以理服人，与会者无不心悦诚服。讲话后，周恩来又一一征求了有关负责同志的意见。看到大家的想法趋于一致了，周恩来的眉头舒展了，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在充分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会议决定：对黄河规划和三门峡工程本身暂不作结论，只确定对三门峡大坝进行“两洞四管”改建的“手术方案”，即在水库大坝左岸增建两条直径11米、进口高程290米的泄洪排沙隧洞，并把8条发电钢管中的4条（5～8号）改建为泄洪排沙管，从而加大泄洪排沙流量，解决库区淤积的燃眉之急。
　　后人对这次会议评价颇高，称它是当代治黄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不但“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而且在黑夜里打开了一扇光明之门，指明了治黄大业的方向。
 
2．起死回生
 
　　中国有两句老话，一句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另一句叫“逼上梁山”。
　　为了冲出黄河泥沙的重重围困，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三门峡大坝，不得不走上了艰难的改建之路。
　　按照1964年年底北京会议确定的方案，三门峡大坝第一次被推上“手术台”，进行“两洞四管”的改建“手术”。工程自1965年1月开工，至1968年8月全部竣工。
　　“两洞四管”投入使用后，三门峡水库水位315米时，泄洪能力由3080立方米每秒提高到6060立方米每秒，泄流排沙能力大大增强，水库淤积速度有所下降，淤积末端的延伸也放缓了脚步。
　　“手术”后的三门峡水库出现了向好的“体征”，但效果正如周恩来预测的那样，只是“临时性的”，“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大坝的泄流排沙能力仍嫌不足，潼关以上库区和渭河下游仍在淤积。1968年夏，淤积严重的渭河在华县一带决口，渭河下游平原又成泽国。
　　改建尚未成功，“医生”仍须努力。
　　1969年，正值席卷全国的“文革”的高潮期，为稳定全国混乱局面而苦苦支撑的周恩来，仍牵挂着“病中”的三门峡。由于分身乏术，这年6月，周恩来委托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兼黄河防总总指挥刘建勋在三门峡召开“四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沿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四省有关负责同志及专家学者），研讨三门峡工程的进一步改建和黄河近期治理的对策。经过讨论，会议确定了“在确保西安、确保下游的前提下，实现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的改建原则，决定打开1～8号底孔（要求下泄流量增至1万立方米每秒），并利用1～5号机坑安装5台单机容量为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实现低水头径流发电。
　　于是，三门峡大坝又一次被推上了“手术台”。
　　为了加强三门峡第二次改建的技术力量，周恩来提议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到三门峡现场去，学以致用，参与解决三门峡改建的科技攻关。1971年1月的一天，周恩来对即将奔赴三门峡的清华大学水利系的部分老师说：黄河的泥沙问题研究得怎样了？要把黄河泥沙整个情况摸清楚，沙从什么地方来，淤在哪里，怎样处理，这是你们去三门峡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第二次改建工程自1970年7月开始，至1973年12月完成。将原来的8个施工导流底孔打开，改建为永久性泄水排沙孔。同时，将1～5号发电机组进口高程下降13米。1973—1978年，陆续安装了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5台单机容量为5万千瓦的低水头发电机组，实现了发电生产。
　　在第二次大改建中，复杂的“手术”过程催生了一批技术革新成果，如“三门峡枢纽改建与泥沙处理”、“混凝土爆破开挖技术”、“大型预制钢筋混凝土发电机风罩”、“大型水电站机组设备快速安装技术”等，分获国家或有关部委的科技大奖。
　　1974年下半年，重病中的周恩来依然放心不下黄河和三门峡，几次寻问：三门峡改建后的效果怎么样？三门峡的泥沙问题是不是解决了？1974年12月20日，新华社报道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改建获得初步成功”的消息，病床上的周恩来听到后，有点将信将疑。正好这天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去医院看望他，周恩来强忍病痛对纪登奎说：“打电话给水电部的钱正英，问一问三门峡改建成功的报道是否属实？”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沉重的挫折、惨痛的教训，让周恩来对黄河的治理“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尤其是对三门峡工程，更是不敢掉以轻心。
　　经过两次大的改建，三门峡水库在315米高程的泄洪排沙能力增至10000立方米每秒，再加上“蓄清排浑”运用方式的神奇效果，水库实现了年内泥沙冲淤平衡的良性循环。335米高程以下库容得以恢复并长期保持在60亿立方米左右，潼关高程保持稳定并有缓慢下降趋势（1986年以后，潼关高程再次升高，是因为黄河三门峡上游的龙羊峡水库建成后，洪水被拦蓄，鲜有大水激流冲刷泥沙，与三门峡水库的运用关系不大）。
 
　　然而，在黄河这条多泥沙的河流上，人与沙的较量还远未罢手。经过两次改建的“大手术”，恢复功能仅10年的三门峡水库，其新增的“消化系统”——泄洪排沙孔洞又出现了新的病症：1～8号底孔泄洪洞在高含沙水流的冲击下严重磨损，尤其是闸门槽导轨破损尤甚，启闭困难。
　　病人的病情出现了新的情况，这固然是坏事，但也给那些医生们提供了施展医术的舞台。
经过水利专家的“会诊”，发现要使泥沙俱下的浊流平安地从三门峡大坝“穿肠而过”，必须及时治愈泄水洞、管的“肠道溃疡”。
　　1981年3月，三门峡水利枢纽水工建筑物加固处理（立项名称为“泄流工程二期改建”）工程被提到议事日程。
要治愈泄流底孔的“溃疡”，必须截断水流实行干场作业，这就需要首先解决底水进水口处的施工围堰问题，以满足在40米以下进行深水施工的基本条件。面对这道国内外无解的技术难题，有人曾悲观地断言：“坝前非汛期蓄水深度　　达40米以上，汛期又有洪水，要在这里筑堰拦水，那简直是夺取‘龙宫’大战，只是幻想……”
　　还有人泼凉水道：“围堰研制很难成功，只有将水电站报废，将发电钢管改为排沙管，才能确保水库排沙……”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为了擒下“深水围堰”这只“拦路虎”，一批水利科技人员勇敢地冲上去了。不经意间，水利部天津勘测设计院（后改制称“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的潘金漾工程师成了这场科技攻坚战的主角。
　　面容俊秀、中等个头的潘金漾，浙江东阳人，1955年毕业于杭州水力发电学校建筑机械专业（后来又参加了北京水电学院的函授学习，于1963年取得建筑机械与装备专业本科学历）。参加工作后，主要从事水利水电施工辅助企业设计工作。
　　1981年下半年，由水利部（1982年以后，水利部与电力部合并，称“水电部”）副部长冯寅挂帅的“三门峡工程大修领导小组”做出决定：由水利部天津勘测设计院（下简称“天津院”）负责研究制订三门峡改建及大修工程设计方案。天津院接到任务后，责成魏永晖副总工主抓此项工作。
　　既然深水围堰的设计制造事关改建工程的成败，那就要想方设法攻破这个“堡垒”。有人最早想到了传统的“钢板桩格体围堰”，但这种围堰体积大、成本高、工期长，重复利用率低，自然被放弃了。正当人们苦无良策的时候，潘金漾主动找到魏永晖，说出了他的“香肠式叠梁围堰”（又称“瓶塞式叠梁围堰”）方案。
　　1981年12月前后，潘金漾听说，三门峡“泄流工程二期改建”之所以受阻，是因为泄流底孔进水口施工围堰的关键技术问题没有解决。他的心猛然一动，似乎感应到有一个神圣的使命在深情地呼唤。尽管施工围堰的设计不属于他份内的事。
　　他找来了国内外施工围堰方面的资料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深水围堰设计制造的难点在于围堰两侧的支座型式，即如何在27米高且凹凸不平、左右不对称的三门峡大坝闸墩混凝土面上，通过一种柔软的介质，使之与钢围堰　　有效地衔接，达到止水和均匀传递水推力的作用。
　　他陷入苦苦的思索中……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发现平时性格开朗的潘工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经常微蹙着眉头，见了熟人有时视而不见，同事跟他说话，不是随声应付就是前言不搭后语。很快，妻子也发现了他的“异常”：常常半夜三更不睡觉，要么翻书本、查资料，要么用木板、胶皮、易拉罐之类的废料在小客厅中“搭积木”……
　　能不能用橡胶块作为围堰与闸墩之间联结的介质呢？仔细一想，又摇头否定了，用橡胶块止水固然可以，但橡胶块太轻，容易被水冲走，而且不能解决支承问题。用帆布袋装混凝土的办法怎么样呢？仔细一想，还是不行，帆布口袋没弹性，衔接和止水问题都解决不了……
　　熟悉潘金漾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思维缜密、心灵手巧的人，爱啃业务中的“硬骨头”。连日来，为了破解围堰“支座型式”这个难题，潘金漾全身心投入，“为伊消得人憔悴”。
　　这天晚饭，妻子为了给他补充营养，专门切了一小盘香肠端上餐桌（上世纪80年代初，吃上香肠算是改善生活了）。若有所思的潘金漾一见盘中的香肠，两眼霍地放射出异样的光彩，智慧的灵光刹那间照亮了他的思考之路：利用混凝土的流动性，像灌香肠一样，将混凝土注入塑料软膜袋内，说不定……想到这里，他心中涨满了喜悦，胃口大开，风卷残云般把盘中的香肠报销了。
　　第二天，他骑着单车跑到天津市南开区六里台附近的一家食品加工厂，找到销售部门的一位负责人，态度诚恳地要跟人家谈一笔“买卖”。
　　“师傅，我想买几米塑料肠衣，可以吗？”
　　“买肠衣干嘛，自个做香肠？”
　　“不是，是搞科技试验用……”
　　“搞科技试验，我们支持，送你10米肠衣，够不够？”
　　“够了，够了！”潘金漾喜出望外，连声道谢。
　　当时，经过拨乱反正的中国到处奔涌着大干“四化”的热潮，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角声中，科技园地洒满了春风春雨，唤醒了种子，绽开了鲜花，结出了果实……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风气渐起渐盛。而广大科技工作者更是奋勇争先，攀登科技高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潘金漾说要买肠衣做科研试验，那位食品厂的销售人员不但爽快答应，而且无偿赠予，这让潘金漾十分感动，更让他心中盛满了沉甸甸责任感。
　　有了肠衣，潘金漾便与朱良兴、高桂新、王钱江等同事在室内摆开了试验的战场——把流动性好的砂浆和混凝土往肠衣中灌注，用装满水的肠衣代替软膜进行定位模拟……效果不错，这让他们信心大增。于是，他们“得寸进尺”，又携手院水工模型加工厂的工作人员，用木头、铁皮、软膜肠衣等材料，制作了一个1：10的钢围堰模型。
　　1982年秋，金风习习中，坐落于天津市河西区洞庭路60号的天津院迎来了几位尊贵的客人，他们是水电部副部长兼“三门峡工程大修领导小组”组长冯寅、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等。此次莅津，冯寅一行主要是来观摩“深水围堰模型演示”的。看完演示，冯寅、张光斗等人笑眯眯的，“好，好！这个围堰设计方案有创意，有价值，有研制的潜力。下一步要抓紧开展研制工作”，纷纷把喜悦和欣赏的目光投到了围堰模型创制者潘金漾等人的身上。
　　于是，天津院水工试验室飘舞起五彩缤纷的欢声笑语……
　　当年12月，水电部在京召开“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改建及大修工程设计中间成果汇报会”，决定由天津院会同水电第十一工程局负责“瓶塞式叠梁钢围堰”（后定名为“软模混凝土支座钢叠梁围堰”，下简称“钢围堰”）的设计和试验研究工作，并拨专款予以扶持。
　　1983年7月，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成立。当年8月，水电部明确：由天津院负责钢围堰的设计，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负责组织钢围堰的沉放试验，水电十一工程局负责制造及施工。
　　作为钢围堰设计小组的组长，潘金漾没有“四面出击”，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软膜胶袋灌注混凝土试验及软膜定位试验研究上，因为它是钢围堰能否研制成功的关键之所在。
　　已经是第5次软膜胶袋灌注混凝土试验了，几十双眼睛喷射着渴望的火苗……苦心人，天不负，这一次试验终于盼来了人们想要的结果。试验成功的那一刻，身心交瘁的潘金漾满眼春花，满心甜蜜。蓦然间，他想到了那天晚饭时妻子端上来的那盘香肠，灵感又一次光顾了：“你们看，如果把软膜比作香肠的肠衣的话，那么，灌入混凝土后的软膜胶带，岂不就是一根长27米、重20吨的巨大香肠啦！”
　　哦，软膜胶带——香肠，是个好比喻，伙伴们咂摸着其中的滋味，禁不住会心地笑了。“快来瞧快来看啊，我们的软膜巨型香肠做成了！”一位年轻的调皮鬼扯了一嗓子，引得三门峡谷抖动起“哈，哈，哈”的快乐音符。
软膜胶袋制作和试验取得突破后，钢围堰的整体制作安装也就水到渠成了。钢围堰由堰体、伸缩节、导向架、软膜混凝土支座等4部分组成。其中，钢结构门体宽5米，分7节，高41米。
　　但是，将这个大块头沉放到40米多深的水中，效果会怎样呢？研制人员既兴奋又忐忑地等待着真刀真枪沉放试验的检验。
　　为了尽快让钢围堰投入生产运用，1984年6月30日上午9时左右，首次钢围堰沉放试验在三门峡大坝2号底孔前拉开序幕。但谁也没想到，这次试验却险象环生，“戏”差点演砸了。
　　正当钢围堰徐徐下沉的时候，渭河3000多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涌进三门峡。为了及时宣泄洪水，三门峡水库开启了部分底孔闸门。当钢围堰下到距水底还有0.7米左右的时候，它竟然停在半空不动了；往上提，任凭起重滑车使出了吃奶的劲也无济于事。猝然而临的意外，如同一记闷棍打懵了现场所有的人。难道经过广大科技人员呕心沥血研制的钢围堰就这么前功尽弃吗？大家急得团团转，却一筹莫展。
　　潘金漾的眼前地动山摇，满天金星，仿佛被推入了绝望的深渊……
　　“钢围堰下沉试验出事的时候，我是忧心如焚，三天三夜没吃没睡，整个人像得了一场大病，体重一下掉了五六斤。说实话，当时我担心的不是个人名誉得失。你想，国家花了几百万的资金，投入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如果试验失败了，我们对上对下都没法交代啊。”27年后，76岁的潘老向我讲述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似乎仍心有余悸。“好在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没有造成大的损失。只是在水流的冲击下，围堰钢板稍稍有些变形。”
　　我问：“造成钢围堰下沉受阻的原因是什么？”
　　“泥沙呗！除了它，谁还有这么大的能耐。”提起黄河的泥沙，潘老的脸上流露出复杂的表情，“不过，我们也得感谢黄河泥沙，是它逼我们聪明起来。”
　　的确，当时给钢围堰下马威的正是泥沙。由于渭河洪水挟带大量泥沙进入三门峡水库，形成异重流，使坝前泥沙迅速淤积，挡住了钢围堰下行的去路，并埋住了软膜胶袋；而钢围堰之所以提不上来，是因为它陷入了泥沙的重重包围。
　　问题来了，总要面对。慌乱过后，试验现场的人们渐渐镇静下来。一阵紧急磋商，应对措施出来了：打开2号底孔附近的4号、5号底孔闸门泄洪，以期用侧向水流将2号闸门前堆积的泥沙带走，从而救出被困的钢围堰。这一招果然奏效。几个小时后，淤积的泥沙被冲走了，钢围堰终于浮出了水面。
　　事态平息后，人们在总结教训中明白了一个道理：欲速则不达！“这次钢围堰沉放试验之所以不成功，是我们犯了操之过急的毛病；等过了汛期，水库来水来沙量少了，坝前就不会出现快速回淤的泥沙了，那时再做沉放试验，才会更有成功的把握。”在充分听取现场试验人员意见后，水电部副部长、“三门峡工程大修领导小组”组长冯寅拍板做出了决定。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到处都挂满了累累的果实，到处都弥漫着醇醇的诱惑。1984年金灿灿的十月，将送给人们怎样的丰收芬芳与惊喜呢？
　　在经过周密的计划、充分的准备之后，10月17日上午9时至晚20时，高41米、重140吨的庞然大物——“特种软模混凝土支座钢叠梁深水围堰”，缓缓沉落在三门峡坝前2号底孔闸门的底板上。经过106天的考验，放置在水下40米深处的钢围堰堰体结构稳定，软膜混凝土支座可靠，止水效果良好。
　　欢呼声在秋阳高照的三门峡谷中轰响着，山谷里的风指挥着石们、树们、草们也都兴高采烈地鼓起掌来。
满眼血丝、身心疲惫的攻关勇士们眼里噙满了激动的泪水。年轻一点的，乐得一蹦三尺高。
　　转天晚上，心中盈满喜悦的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的领导们为功臣们摆了几桌庆功宴，潘金漾和几位平时很少沾酒的工程师也破例举起了酒杯……
　　这个秋意浓浓的夜晚，整个三门古峡也被浸满丰收喜悦的美酒灌醉了。
这座由中国人自主研制的“钢围堰”，以其结构新颖、制作安装和拆卸方便、节省费用等特点，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交口赞誉。“深水钢围堰的研制成功，破解了三门峡水库改建中的最大技术难题，而且投资小，效益高，能重复使用，对于这项科研成果，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两院院士、著名水利科学家张光斗更是对“钢围堰”厚爱有加，激赏不已。
　　1985年10月，又有好消息像欢快的信鸽，翩翩飞入人们的心房：“钢围堰”这项国内外首创的科研杰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让我们记住“钢围堰”设计研制主要功臣的名字：潘金漾、魏永晖、朱良兴、吴柏煊、张永和。
有了“钢围堰”这个独门利器，“泄流工程二期改建”便一路顺风顺水了。经过几年的努力，相继优质、高效、安全地完成了1～8号底孔大修及斜门槽改建和斜门制作安装等工作，使水库闸门启闭时间大大缩短，实现了防洪运用的重大突破。
　　“当时感到压力最大的，还是防汛。蓄清排浑搞了十几年，很成功。库区泥沙问题解决了，但工程泥沙问题又成了新的焦点。”时任三门峡枢纽管理局副局长、参与主持“特种围堰”研制的吴柏煊老人回忆道，“经过由三个单位组成的精兵强将的联合攻关，终于研制成功了‘特种深水围堰’，为后来的底孔大修及其门槽改建施工提供了可靠保障，也避免了另从坝体‘开膛破肚’的不得已改建。泄流二期改建完成后，枢纽的防洪运用和安全度汛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谈到那段难忘的岁月，吴老的脸上溢满了自豪。
　　经过参建各方的共同努力，先后完成了三门峡枢纽1～8号底孔大修、张公岛导水墙加固处理、两条隧洞冲坑及底板补强；又陆续打开了9～12号施工导流底孔。
　　目前，三门峡水利枢纽的泄洪设施包括：2条隧洞，12个深孔，12个底孔，1 条钢管，形成了不同进口高程的27个孔洞。当水库水位达到315米时，泄洪能力为9701立方米每秒（加上发电机组过流能力，可达10096立方米每秒）。
　　通过扩装6号、7号发电机组和对1号机组实施增容改造，三门峡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41万千瓦。汛期浑水发电试验研究成果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一次又一次的“手术”，硬是将濒临“死亡”的三门峡工程拯救了过来。再看三门峡大坝，就像患了尿毒症的病人，身上布满了透析洞（管）。但不管怎么说，“命”总算是保住了，而且没有“开膛破肚”！
　　伴随着三门峡两次改建的成功，水库的运用方式也从“蓄水拦沙”变为“滞洪排沙”，再变为“蓄清排浑”，直至现在的“蓄清排浑，调水调沙”——这种运行方式的革命性调整，遵从了黄河水沙运行的自然规律，使大量泥沙得以排出水库。
 
　　不气馁，不灰心；不抛弃，不放弃。
　　经过两次大的改建和运用方式三次大的调整，三门峡水库终于起死回生——不仅基本实现了泥沙的冲淤平衡，也使水库在防洪、防凌、灌溉、供水、发电等方面，逐步发挥出显著的效益。不过，和当初激情规划设计给出的巨大预期效益相比，已经大打折扣。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周恩来为毛泽东的这两句词这样注解：“首创的人，没有等到事业的成功，也就是看到别的花开的时候它谢了。”我们要有这样的情怀，“你首创，但不一定自己能享受”。
　　我想，假如敬爱的周总理地下有知，听到三门峡改建大获成功的喜讯，一定会笑逐颜开的。
 
3．风雨中担纲
 
　　“对三门峡工程的功过是非，请有一说一，客观公正，不要带着感情色彩。”在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采访时，我曾不止一次地对采访对象重复这样的话。
　　接受采访的人们基本持这样的观点：我们承认三门峡是个有重大缺陷的工程，但也绝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三门峡水库是黄河干流上兴建的第一座以防洪、防凌、供水、灌溉、发电为综合目标的大型水利枢纽，经过两次改建和三次改变运行方式，50多年来，它在“泥沙中崛起，风雨中担纲”，发挥了巨大的综合效益。
　　“泥沙中崛起，风雨中担纲”，这话说得多好啊！是哪位有心人灵光一闪创造了这两个深刻、准确而又富有哲理的词汇呢？其实，言辞措得再好，人们也不会太在意，人们眼睛关注的是“泥沙中崛起”的三门峡工程是怎样实实在在“担纲”的，不是吗？
　　在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办公大楼的一间会议室里，张冠军、张军、蔡红标、刘伟等三门峡工程的守护者，带着浓浓的感情向我讲述了三门峡工程的种种“担纲”故事，有人还精心准备了发言提纲：
三门峡是黄河防洪的“铁血卫士”——
　　三门峡水库建成后，防洪就成了它的“第一要务”。三门峡水库控制了黄河北干流和渭河两个主要洪水来源区，对下游第三个洪水来源区（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的洪水起到了错峰、减量作用。自1964年以来，黄河中上游曾发生10000立方米每秒以上的大洪水6次，3000～100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180余次。通过三门峡枢纽的调控运用，削减洪峰，大大减轻了下游的防洪压力。黄河下游半个多世纪岁岁安澜，千里堤防安然无恙，三门峡大坝功不可没。
记得有一年汛期，对，是1982年7月下旬，黄河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4万平方公里的流域内，阴云低垂，大雨如注，洪流滚滚。8月2日花园口洪峰流量达15300立方米每秒，7天洪水流量达50亿立方米。这时，三门峡水库上游的洪水也汹涌而下，面对下游危如累卵的防洪形势，三门峡大坝挺身而出，用魁梧的身躯挡住了上游洪水下泄的去路——通过三门峡水库的拦洪错峰，下游堤防没有决口，大洪水得以安然入海。
　　还有就是2003年秋，黄河流域遭遇历史上罕见的历时50多天的华西秋汛。10月中旬，在小浪底、故县、陆浑三座水库均超过警戒水位的情况下，三门峡水库紧急拦蓄洪水3亿立方米，不仅保证了小浪底水库的安全运用，也为下游兰考蔡集生产堤堵口赢得了50多小时的宝贵时间。
　　三门峡是黄河防凌的“重装劲旅”——
　　熟悉黄河的人都知道，黄河凌汛是威胁下游安全的天敌之一。从每年的12月至翌年的2月，是黄河下游的凌汛期。据统计，仅1883—1936年的54年中，就发生了40次凌汛决口。因而，自古就有“凌汛决口，河官无罪”的说法，足见其破坏力远非人力所能抗拒。1946年人民治黄以来，也曾于1952年和1955年两次在黄河河口段发生决口。不过，自从三门峡大坝巍然耸立后，黄河防凌工作便由过去的以破冰为主的被动防御，转变为以调节河道水量为主的主动防御，呈现出积极向好的态势。
　　1967—1988年的21年间，黄河下游先后出现了6次大的凌汛，封冻河面之长，河道冰量之多，都史无前例。通过对三门峡水库的科学调度，及时调节下泄流量，一次又一次地降伏了凌汛这个强悍的天敌。
三门峡是黄河下游两岸灌溉供水的“命脉”——
　　灌溉供水，是三门峡枢纽承担的社会公益任务之一。自水库建成以来，黄河下游两岸的引黄灌溉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灌溉面积已扩展到目前的3000多万亩。另外，在三门峡库区周边，河南、山西两省修建了多处大、中型引黄灌区，灌溉面积达百万亩以上。据不完全统计，1973年至2007年的35年间，三门峡水库作为“巨型水柜”，累计调蓄春灌水量约400亿立方米，并向沿黄灌区春灌补水300多亿立方米，为灌区粮食丰收发挥了“命脉”作用。而且，黄河水“且溉且粪”，经过黄河浇灌过的土地，粮食产量翻番啊！另外，三门峡水库还是中原、胜利两大油田和沿黄城镇工业和生活用水的源泉。
　　还有一点值得大书一笔，就是每当天津、青岛等大城市喊渴求救的时候，三门峡水库总会慷慨地伸出援手，为她们一次次送去救急水、救命水。谁都知道，天津是直辖市，青岛是计划单列市，这两个举足轻重的城市“渴着”，可不单单是经济损失的问题，社会、政治影响同样不可低估。引黄济津、引黄济青的调度令一到，三门峡水库便闸门洞开，奏响“化河水为甘霖，千里迢迢润津青”的洪钟大吕……
　　三门峡是黄河调水调沙“不可或缺的棋子”——
　　调水调沙，是解决水库和黄河下游河床泥沙淤积难题的伟大创举。在这个宏大的水沙调控体系中，虽然小浪底水库堪称“主机”，但三门峡水库作为“辅机”，同样是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有了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心脏起搏器，为河流机体鼓荡起生命的春风——不但为小浪底水库人工塑造异重流的形成和排沙出库提供了强大动力，而且有效改善了小浪底库尾的淤积形态，成为黄河调水调沙“不可或缺的棋子”。
　　“没有这颗‘棋子’，调水调沙的效果是要大打折扣的。只有它们联袂行动，才能奏响上下联动、彼此呼应之调水调沙的恢宏乐章。”
　　三门峡是发电调峰的“有生力量”——
　　利用黄河水能发电，为河南电网提供清洁能源和调峰，是三门峡工程综合利用功能的又一重要方面。三门峡水电站现有7台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41万千瓦，年发电量10亿千瓦时。从1973年12月第一台机组发电至今，三门峡水电站作为发电调峰的“有生力量”，已累计发电370多亿千瓦时。
……
　　我说：“看你们，形容词可真多，什么‘铁血卫士’、‘重装劲旅’、‘命脉’、‘不可或缺的棋子’、‘有生力量’，简直把三门峡夸成了一朵花了。”
　　他们笑道：“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嘛。”
　　我知道，尽管他们对三门峡枢纽的评价多少有点“孩子是自家的好”的情结，但总体上还是“以事实为根据”的。
　　我也知道，差不多所有攻击三门峡工程的文章，都把三门峡的“阴暗面”暴露得体无完肤，有的甚至将道听途说的东西肆意加以放大，但对三门峡的“光明面”却惜墨如金，甚至只字不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样对三门峡工程公平吗？
　　我说：“大家看看，三门峡建成以来，虽然出了很大的问题，但经过改建和调整运用方式后，在防洪、防凌、灌溉、供水、发电、调水调沙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可以说是功劳不小。对于三门峡水库的好处，我们应该多宣传才是，好让那些误解它的人能够对它多些了解、谅解和理解。”
　　“作为承载了国人太多梦想的黄河治理与开发的‘长子’，三门峡水库在它的‘孩提’时代，的确闯下了水淹关中、致使潼关高程抬升的祸端。就像一个想见义勇为的孩子，为‘救火’奋不顾身地堵了邻居家的烟囱，给一家老小留下了煤气中毒的后遗症，至今令左邻右舍心有余悸。可他后来痛改前非，浪子回头，而且干了不少好事，为什么还死揪住他的过去不放呢？”
　　听了我的这番话，喜欢用比喻说明问题的三门峡枢纽管理局宣传中心主任刘伟也禁不住发出了感喟。
 
第五章  后事之师
 
1．痛定思痛后的反思
 
　　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毋庸讳言，三门峡工程是交了学费的，而且这笔学费数额之巨大，代价之惨重，至今还惊悸在人们的梦中，折磨着人们的心灵。
　　个人无法左右历史，但历史毕竟是由一个又一个个人写成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狂热与激情也流逝了。在后来的日子里，面对这座带着“悲剧色彩”的三门峡大坝，许多参与三门峡工程规划设计、研究论证的当事人都在反复地考问自己：我是谁？我在当时做了什么？我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许多心灵的枷锁，到了一定的年龄，一下子就打开了，释然了；有时再提起来，都不想说了。还有句老话说：长痛不如短痛，凡事总有个了断。但对于三门峡工程，不少当事者却一生难以释怀，在痛苦的深渊里拔不出来，而且越到他们人生的桑榆季节越纠结、越沉重，可见三门峡工程留给他们的痛是何等地撕心裂肺，痛入骨髓！
恩格斯有两句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比平时要多”。
　　我要说，在伤痕累累中，反思成为必然。而且，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集体，一个人，只有勇于反思，善于反思，才会从跌倒的地方重新爬起来，走得更稳、更快、更远。
 
　　苏联人在反思。
　　苏联专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全心全意帮助中国在三门峡建起了“高坝大库”，岂料好心办了坏事，真有说不出的憋屈与无奈。因为，这世界上最为不幸的事情就是：吃尽了千辛万苦，做成的却是一件傻事。
　　“你们中国为治理黄河聘任专家，找错了门儿，找到电站工业部，派给你们一个水工专家。柯洛略夫对河流一窍不通，仅就工程角度考虑，无法理解河流，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对于黄河这条世界上变化最大最激烈的河，就算把我们这些老头全搬过去，一时三刻也治不了，柯洛略夫不栽跟头才怪呢！……一门心思建高库大坝发电，淹没了最富饶的土地，造成农田的匮乏，别说在中国，就是在苏联也是不合理的。河流的全流域开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后来，柯洛略夫的师辈——苏联水利科学院院长、著名泥沙专家岗恰洛夫得知三门峡水库出了问题后，对中国朋友感慨了一番。
　　此言不乏“事后诸葛亮”的味道，但说的无疑是大实话。
“现在看来，当时苏联本来就缺乏在含沙量极高的大河上进行开发整治的经验，‘所托非人’。再说，当时国际上的科技水平也就如此。” 这是两院院士、著名水利水电科学家潘家铮在《千秋功罪话水坝》一书中对岗恰洛夫的上述言论做出的诠释。
　　不可否认，我们确实存在着“所托非人”的问题。是苏联专家把我们导入了“高坝大库、蓄水拦沙，以淹没换库容、以库容换效益”的误区。苏联专家热衷于高坝大库容，却忽略了大水库淹没面积大、造成移民多等严重问题，而且以地质条件优良，就认定为理想的坝址；苏联专家在工程设计时照搬照套清水河流的教条，根本未考虑水库泥沙淤积带来的恶果，不造排沙设施，导致要排排不了……
　　即便如此，我们能把责任都推到苏联人身上吗？对此，周恩来的回答可谓一语中的：“三门峡工程苏联鼓励我们搞，现在发生了问题，当然不能怪他们，是我们自己做主的，苏联没有洪水和泥沙的经验。”
　　此言不乏严于律己、勇于担当之意，但同样说的是实话。试想，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强烈的主观愿望，苏联专家的方案能如此迅速、全盘地被接受吗？
 
　　周恩来在反思。
　　律己甚严的周恩来，是位善于“三省吾身”的谦谦君子。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三门峡工程失误和教训，其中有两次最为坦率和深刻。
　　一次是1962年5月11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沉重地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到底利多大、害多大，利害相比较究竟如何，现在还不能做结论。原来泥沙多有问题，现在水清了也有问题。水清了，冲刷下游河床，乱改道，堤防都巩固不住了。……洪水出乱子，清水也出乱子。这个事情，本来老祖宗有一套经验，但我们对祖宗的经验也不注意了。”
　　另一次是1962年6月10日，会见越南水利代表团时。会谈过程中，周恩来自揭伤疤：“现在看来三门峡工程上马是急了一些，一些问题不是完全不知道，而是了解得不够，研究得不透，没有准备好，就发动了进攻，这一仗打到现在很被动。……黄河规划搞得比较快，由1952年到1955年花了3年时间就搞出来了，写报告只花了8个月，这样大的河流，问题是比较复杂的，规划时间短了些，搞得比较粗糙。”又说：“在三门峡工程上我们打了无准备之仗。……建国五六年就决定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但科学态度不够。”
　　人说家丑不可外扬，但当着越南客人的面，周恩来没有掩饰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他是想让越南不要走中国已走过的弯路。
　　周恩来所说的“急了一些”，“还没有准备好”，是指三门峡水库的论证时期，虽然“大跃进”尚未拉开序幕，但举国上下都沉浸在急于改变新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热烈氛围中，在不辜负这个时代的万丈豪情和“大干快上”的思维主导下，许多人亢阳鼓荡，血脉贲张，浑身上下沸腾着“飞奔”的欲望。于是，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无不迫切希望迅速改变江河为害的状况，加之20世纪50年代为黄河的丰水期，1953年、1954年、1957年，花园口连续出现了10000立方米每秒以上的洪峰；1958年，更是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花园口最大洪峰流量为22300立方米每秒，为20世纪黄河的第二大洪水，周恩来总理亲临防洪抢险第一线坐镇指挥），让不少人的每一根毛孔里都充满了对黄河的恐惧，也使得根治黄河水患的愿望格外强烈，斗志格外昂扬，“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大家都有一种“等不及”的焦虑和亢奋，恨不能一下就把“中华之忧患”的黄河彻底治好。就连水利世家出身、时任黄委副主任兼黄河水利科学研究所所长的李赋都，也曾在1957年的讨论会上表示：“解放初期我还不同意修三门峡水库，等到合作化以后，有信心可以完成上游水土保持，减少泥沙……用我们优越的制度来根治黄河。”于是，在三门峡的论证和决策上，就出现了“三步并作二步走”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情况。
　　自然，没有经过严谨科学论证，就让三门峡工程匆匆上马，“这一仗打得很被动”。
　　周恩来所说的“科学态度不够”和“研究得不透”，主要是指对黄河泥沙运行规律认识不够，对水土保持作用预测得过于乐观，对移民工作的艰巨性估计不足，以致造成严重的失误。
　　据当时参与《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编写的黄委老专家温存德回忆，关于黄河泥沙问题，尤其是三门峡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在编写《技经报告》过程中也是大家争论的焦点之一，只可惜讨论并未充分展开。当时提出解决泥沙淤积的措施是：在黄土高原上大力开展水土保持的同时，还要在黄河中游五条多泥沙支流上各修一座控制性好的大型拦泥水库，在其他五条多泥沙小支流上各修建一座中小型拦泥水库，简称“水保加五大五小”。这是一个过渡性措施，要求在1967年前拦沙50％。这样三门峡水库可以维持50年到70年的寿命。（温存德《治黄规划编制始末》）。
　　这真是富有浪漫情怀的估计！据说这个估计没有任何科学根据，只是拍脑袋的推测和想象。不管怎么说，反正在《技经报告》初稿编写时，对于泥沙治理，中方给出了振奋人心的数据：从1958年起，通过在黄土高原上开展水土保持，可以使每年的泥沙量减少3％，到1967年，来沙可减少30％～40％，如果计入“五大五小”拦泥库的作用，减沙效益可达50％；50年后减少70％～80％。
　　在讨论解决水库和下游河道淤积问题时，对于上述这些想当然的数据，就连素以豪迈著称的“老大哥”都把头摇成了拨浪鼓。苏联专家说：凡是发动群众去做工作的，其速度和效益都不宜估计过高。随后，这位专家就像小学生改算术作业一样，大笔一挥，就将来沙量改为：1967年的来沙量减少20％，50年后减少50％。不用说，这同样是拍脑门想当然的估计，但较之中方提供的“乐观”数字，还是向“科学”方面迈进了一步。
　　后来的实际情况是，“五大五小”拦泥水库由于投资大、效益低、寿命短等因素，全都趴在了图纸上，一座也没修成。黄土高原几十万平方公里的水土保持需要动员千百万群众去实施，而群众对水土保持的热情大大低于原来的想象，加上许多地方人烟稀少、降水稀少，因而水土保持措施在短期内根本无法达到“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诗意效果；加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值黄河的丰水期，水多沙多，输入三门峡水库的泥沙非但未减，反而有增。
　　如此减少水库泥沙淤积的“药方”，当然会误导决策者。
　　对于水库淹没问题，当时接受了“用淹没换取库容”的观点，没有充分考虑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移民安置的困难，结果“高坝大库”建成蓄水不久，回水顶托渭河，“八百里秦川”危矣，不得不降低水位运用；而对水库淹没造成的移民问题，由于处理得不好，一度引发了尖锐的社会矛盾，至今后患犹存。
 
　　陈云在反思。
　　1979年3月21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当年）156个大型工程项目中，三门峡工程是我经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确定建设三门峡工程时，陈云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主管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平心而论，陈云虽然是当时决策三门峡上马的重要人物之一，但他的责任并不大，因为他不是水利科班出身，也不具体分管水利工作。后来，一贯倡导“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陈云，清醒地看到了三门峡工程决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心中充满自责，故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出了上述沉重的话语。
 
　　钱正英在反思。
　　作为新中国水利的领导者和见证人，早在20世纪90年代，钱正英便开始对以往水利走过的路频频回望，不时反思，尤其是对三门峡工程教训的认识可谓深入骨髓。她曾多次提及：“由于治理黄河急于求成，没有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致使三门峡出现严重失误。水库投入运用之时，就已成为开始认识错误之日。”
　　钱正英在《我和我的师友们》一书中，也谈到了三门峡工程的教训，她写道：“当时的规划思想是，对黄河泥沙采取拦蓄为主的方针，首先以三门峡巨大的库容拦蓄，再在三门峡以上的主要支流修建拦泥水库辅助拦蓄，同时大力开展水土保持，设想能大量减少泥沙来源，从而维持干支流水库的寿命。……现在看来，这些想法是想当然，以至于后来不得不对三门峡进行改建，“改原来的蓄水拦沙为滞洪排沙”。
　　1999年9月24日，水利部机关举行欢庆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会，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正英出席会议并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迎接21世纪对水利的挑战》的讲话。讲话中，钱正英用较长的篇幅谈了三门峡的教训。她说：
“当苏联专家提出三门峡水库方案的时候，水利部内部是有不同认识的。苏联专家的论点是：水土保持能很快生效，进入三门峡的泥沙就能很快减少，因此可用三门峡的高坝大库全部拦蓄泥沙，使三门峡下泄清水刷深黄河下游的河床，从而把黄河一劳永逸地变为地下河。当年水利勘测设计局的局长江国栋同志，查勘黄河回来以后就偷偷地跟我讲，水土保持能那么快起作用吗？但这个话他不敢大声讲，大声讲人家会给你戴上一顶帽子，说你怀疑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当时不光他有怀疑，包括当时在水利部工作的苏联专家也是有怀疑的，中央领导中陈云同志也提出过怀疑，但是后来一片声音搞三门峡，赞成苏联专家组对三门峡的指导思想。
　　“我们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挖私心来讲，我们内部有一个小算盘：那时水电和水利是分开的，水电是电力部（管），水利是水利部（管）三门峡这个项目马上就要上，为了争三门峡的领导权，就是三门峡归水利部主管还是归电力部主管，我们的调子也高了，都赞成搞三门峡了。当然也有认识上的问题，尽管一些人有些怀疑，但是大家都相信，所以跟着相信了。还认为黄河下泄的清水可以刷深河床，下游也跟着搞了很多拦河枢纽。但1960年三门峡蓄水后不久，就开始出问题了。到了1962年、1963年，三门峡的淤积越来越严重……
　　“从1960年三门峡开始发生淤积，1969年最后决定改建，到1975年，一共经历了15年，才初步解决了三门峡的淤积问题，至今还在为遗留问题交学费。”
　　钱正英的这番讲话，如风吹水面，激起了“水家大院”的层层涟漪，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钱老这是怎么了，在这种场合反躬自问，自揭伤疤，用意何在？有的说，别看钱老话说得尖刻，却戳到了问题的要害，而且她能说出这样的话，心里一定备受熬煎。有的说，钱老在欢度国庆的日子谈如此沉重的话题，可谓用心良苦，意味深长，她是让我们在新世纪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再犯三门峡那样的错误 ……
 
　　温善章在反思。
　　作为当年反对在三门峡修建“高坝大库”、敢和包括苏联人在内的中外专家叫板的勇士，温善章从青春岁月到桑榆之年，一直对三门峡工程“耿耿于怀”；而三门峡也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
　　温善章说：三门峡的失误，造成的巨大间接损失和社会影响暂且不论，就直接经济损失而言，至少有三个方面。其一，高坝大库花钱多。当时若按低坝排沙方案修建，大坝修到335米，可减少40％～50％的坝体工程量及投资，而且还可以节省两次改建的投资。其二，库区淹没土地多、迁徙移民多。若按低坝方案修建，一般洪水回水不超过潼关，迁移不过7万人，水位在320米以上的库区土地可以不淹。但高坝大库的三门峡，自1965年以来，已迁移41.38万人，多移了30多万人。国家多花了大量的移民费不说，更使这些移民白白受了几十年的磨难。其三，在渭河下游，高坝比低坝多设了防洪堤和防洪机构。
　　几次采访，温善章都谈到了三门峡工程的教训。其中有一次，他谈得比较具体。他说：回顾历史，导致三门峡工程失误的原因主要是规划思想和战略目标有误。一是原规划对大量淹没农田造成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二是原规划对下游“决口改道威胁与日俱增”的严重程度，估计过了头；三是原规划对下游决口改道的灾害程度和三门峡“高坝大库”拦沙防洪的效益，估计过大；四是原规划对下游河道的泄洪能力，估计过低；五是原规划提出的以水土保持和“拦泥库”措施实现黄河清的目标，过于理想化；六是原规划对比较方案研究得太少，如果能够晚几年在黄河干流上修水库，替代方案会更多，代价不会这么大。
　　温老说着，从资料堆中找出一本《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文稿，递给我，“这篇东西是我和陈升辉、赵业安等同志共同研究的成果，应该说比较系统地把三门峡工程的规划与决策、工程兴建与改建、基本评价、失误原因等问题讲得比较清楚，你可以参考一下。”
　　后来，我认真拜读了《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一文，感觉文中分析透彻，有理有据，对三门峡工程的评价比较全面、客观，只是因为专业性较强，非专业人士难以完全读懂，只好割爱不录。
 
　　赵业安在反思。而且，他的反思牵扯出一连串有影响人物的反思。
　　2012年7月中旬，一个偶然的机会，泥沙专家赵业安成了我的采访对象。那天上午，在北京国务院三峡委员会办公室505房间，我正就南水北调工程和三门峡工程有关问题采访87岁高龄的长江委原主任、“三峡办”原副主任魏廷琤先生。采访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人敲门而入。“他是我的朋友赵业安，著名泥沙专家，一直在黄委工作。你要了解三门峡工程情况，采访他不会让你失望。”魏廷琤一边与造访者握手，一边把来人介绍给我。
 　　“三门峡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修建的一个错误工程，是新中国水利建设的最大失误。” 赵业安的“四误”一出，让我瞪大了“惊着了”的眼睛，为他的尖锐和坦率。
　　眼前的他，个子不高，瘦削的肩胛微弓着，像一个负荷颇重的长途跋涉者，清癯的脸上透着病容，说话的声音像尖嗓的女生；而他的双眼明亮如灯，跳动着熠熠的火苗。他说：“我年轻时身体可棒了，声音也不这样，是个粗声大嗓，因为做淋巴手术，留下一半声带，只好扯着嗓子说话，就成了现在的声调。”
　　赵业安很健谈，对于三门峡工程，他有一种有许多话想说的冲动。
　　“三门峡水坝从规划设计到建设、改建至今，已50多年了，50多年来，对三门峡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20世纪50年代争论的问题是：能不能在三门峡修建水库？修个多高多大的水坝？60年代争论的焦点是：三门峡水坝要不要改建？改建的规模小一点好还是大一点好？70年代的争论中心是：三门峡水坝是否已经建好了？还能不能改建得更好些？再后来争论的问题是：小浪底水库建成后，三门峡水坝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黄河的关键问题是泥沙问题。1954年在苏联专家主持下制订的治黄规划，认为要解决黄河问题必须‘正本清源’。‘正本清源’的根本办法是水土保持，过渡办法是修拦泥库。在多泥沙河流上盲目搬用清水河流上梯级开发、综合利用的办法，企图以三门峡水坝为中心，主要靠高坝大库蓄水拦泥来解决黄河问题。结果水库运用后，库区泥沙淤积十分严重；随着潼关高程的淤高，淤积沿渭河向上迅速发展，超过了原设计的估计，不但水库有很快被泥沙填满、失掉调洪能力的危险，而且严重影响关中下游平原的安全，不得已被迫改为低水位运用并实行改建。结果投资9亿多元，移民30万人，淹地100万亩，原定的灌溉、发电、库区航运等效益都没实现。
　　“就工程技术来说，三门峡工程基础坚固，质量优良，进度很快，称得上是多快好省的典型。但从宏观上来讲，三门峡工程又是一个失误的典型，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成了我国水坝建设中最大的教训。”
　　不长时间的交谈中，我发现眼前这位阅尽千帆的老者，对三门峡工程有着非同寻常的发言权，便提出要单独采访他，赵老欣然同意。于是，我们告别了魏廷琤先生，驱车前往北京西城区南线阁街。坐落在南线阁街58号的水利部综合事业局，是赵老在北京的临时办公之所。2011年5月以来，赵老作为特聘专家，参与了黄河大柳树水利枢纽的前期研究论证工作，七十大几的人了，还风里雨里，郑州、北京之间跑着。在街边找了一个小饭馆，我和赵老边吃边聊。饭后，我们来到赵老的临时办公室——水利部综合事业局办公大楼4005室，做了一次长达4小时的采访，主要是听赵老讲，讲有关三门峡工程的人和事，根根叶叶，来龙去脉；赵老掏心掏肺，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倒给我。下午4点多钟，我见赵老谈兴虽浓，但脸上已写满疲惫和病容，不忍心再让他讲下去（让一个病弱的老人谈了这么长的时间，多少有些残忍），便说还有其他事情，起身告辞。赵老有些意犹未尽，执意把我送到电梯口，告别的时候，他还用沙哑的尖声说：“有问题可以随时找我。”
　　后来我才知道，赵业安的人生旅程写就了一个又一个生命传奇，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早年就读于苏联列宁格勒气象水文学院陆地水文专业。1961年9月，26岁的他学成回国，怀揣矢志探索黄河的梦想，毅然放弃了在北京的优裕工作机会，来到治黄第一线——郑州黄委泥沙研究所。一辈子没当过官的他，却以精深的学术造诣、耿介正直的性格特别是迭遭祸难仍奋斗不息的精神为人们所敬重。他获得的头衔或荣誉有：黄河水利技术委员会委员、俄罗斯水利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著名泥沙专家、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水利系统特等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
　　 “本人年轻的时候，可谓‘根红苗正’，是被黄委当作‘接班人’培养和对待的。别看我没当过官，但黄河治理与开发的许多重大问题研究我都参与了，比如改建三门峡水库、调水调沙、确定粗泥沙来源区、修建小浪底工程等，我都提出过建设性的思路或意见。‘文革’时，我被扣上‘修正主义接班人’、‘资产阶级小权威’、‘黑党委的保皇派’等几顶帽子，遭到批斗。1971年，查出患有淋巴癌，那时我才36岁，几年间，先后动了大大小小手术7次。1987年4月27日，我带领黄河职工大学（现为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外出查勘，车到郑州北郊，发生车祸，我受了重伤，抢救11天才活过来。2010年5月中旬，我参加一年一度的黄河下游河势查勘。途中，所乘测量船在柳园口一带触桥倾覆，我被抛到滚滚黄河中，冲走了四五公里才被救上来。岸边的百姓说，这老头命大，有菩萨保佑……”
谈及往昔的坎坷和不幸，赵老显得十分淡定，“九死一生，反倒让我更加达观了，人生不易，生命短促，更要抓紧时间多干些有意义的事。别看本人今年已77岁了，而且有病在身，但我每天工作的时间仍不少于七八个小时。”
我惊诧于他瘦弱的身躯中竟蕴藏着如此巨大的生命能量，禁不住肃然起敬，“蜡炬成灰泪始干”，我的脑海闪现出蜡烛的形象。眼前的这位老人，分明就是一根蜡烛，一根已燃烧到最后一截的蜡烛，但还在可劲地燃烧着、照耀着……
　　耳畔又响起了鲁迅先生的话：“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赵老对我说，别看我没官没位，但和钱正英、张含英、李赋都、林一山、王化云、张光斗、方宗岱、魏廷琤等领导和专家都是朋友。我有一个习惯，就是爱找上门去和人交流，上述人物的家或办公室我都去过，有的还常去。他们知道我的为人，对我不设防，都能跟我说心里话。
　　谈到三门峡工程的教训，赵老的感慨一下犹如江河决堤般奔涌出来，一副说来话长的神态。他说，三门峡工程出问题后，许多当事者都在回顾与反思，有些人的反思相当深刻，甚至到了“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地步。接着，他便不厌其烦地向我细说端详——
  　   张含英生前，多次向我提到三门峡工程，他说：“由于我对黄河的认识不够，具体工作深度做得亦不够，对三门峡工程的不幸结果，负有一定的责任。”张老90岁时，撰写了《张含英自传》，内部发行，曾送给我一本。自传中有一篇题为《一个教训》的文章，是专门解剖三门峡工程的。里面有一段话，发人深省，他说：“三门峡一带地质优良，河谷狭窄，可修廉价的混凝土高坝，使其上游积水形成大水库。但是，大水库淹没损失很大，是否应修高坝，还须审慎考虑。黄河浑浊，含沙量大，远远高于世界上任何大河。而对于多沙河流的运行规律，库区的淤积前景，均尚少有研究。泥沙来源是黄土高原，对其水土保持工作的艰巨性又少有认识。在这种条件下，便提出综合效益很大的高坝大库计划，本身就存在问题；又因求治心切，在经验缺乏的情况下只稍加研究，便贸然施工，自然就产生不幸的结果。”
　　李赋都晚年，曾多次对我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对三门峡工程的上马说了赞成的违心话。他说，本来大家都知道，我是不赞成在三门峡修建“高坝大库”的。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在查勘和编制黄河治理规划时，对修建三门峡水库一直没有表态。但后来还是同意工程上马了。我对不起陕西的父老乡亲……
　　方宗岱是和钱宁齐名的著名泥沙专家，他曾在文章中多次谈到三门峡工程的失误和自己的错误。他说：“以概念代替科学决策，是我们应该深刻反省的。”“当时社会上是一片亲苏反美之声，出于私心杂念，我没有提出美方的指导思想，偶尔念及，没有尽到科学工作者的应尽之责，心殊内疚。”他还说：修建水库用以蓄洪滞洪，在清水或含沙量不高的河流上是成功的。但在多泥沙河流上，因受两个因素所制约：一是有限的库容抵不过无限之泥沙，二是库尾溯源所引起的翘尾巴问题无法克服，总是失败，官厅水库如此，三门峡水库亦然。……三门峡泥沙为害最突出的是库尾淤积，危及西安……
　　张光斗曾经对我说，当时论证三门峡时，大多数人赞成修高坝大库，少数人不赞成。后来证明少数人对，而多数人错了。当年我也觉得三门峡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存在问题，但缺乏温善章的勇气，没敢讲出来。
　　魏廷琤也跟我多次谈到三门峡的成败得失，他的主要看法是：在黄河上建设三门峡水库，从战略的角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战术上犯了错误，主要是对黄河泥沙淤积问题估计不足，对大量淹没农田造成的损失和大批移民的困难估计不足，对黄河中游水土保持估计过于乐观，才使三门峡在确定其规模的决策中出现失误。和上述几位不同，魏廷琤是个局外人，他一直在长江委和“三峡办”工作。不过，许多事往往旁观者清，我认为他的看法是客观的。
……
　　听着上述重量级人物对三门峡工程的自责和忏悔，我的心头似乎浇铸了一堆钢筋混凝土，堵闷得难受，不由得在心中深深长叹一声：一失足成千古恨啊，三门峡工程的失败，让多少人一生都背负着深重的“十字架”呀！
　　不过，我们也要为他们勇于反思、善于反思的精神击节喝彩。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
　　一直滔滔不绝的赵老这时也沉默了，我想他的心中一定翻腾着汹涌的痛楚和遗憾。正当我要提新问题的时候，赵老又开口了：“知识分子要有良知有傲骨，要敢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当年，张含英曾在办公室高悬写有‘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条幅，并在条幅的右上方写有‘懂吗？会么？敢么？’三个短促而意味深长的问句，右下方落款为‘张含英自勉’。可见，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并非易事，那需要大智大勇……”
　　窗外，滴青流翠的大树小枝们，还有喷芳吐艳的大花小朵们，都在静静地谛听着、思考着。
　　我点头称是，又一次把尊敬的目光投向了这位干巴巴、颤巍巍的老人。
 
　　我也在反思，我反思的是我们中华民族血管里骨髓中沉积下来的泥沙。
　　数千年专制历史的浸泡，让许多中国人的性格中沾染上了深深的“唯命是从”的印记——习惯于顺从皇帝和上级（所谓“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崇拜权威（常常不管对错就拜倒在地）；习惯于低眉顺眼地跟随，弓背折腰地说“是”；习惯于让别人出头，自己躲在一边做一个看热闹的看客。纵然心中丘壑纵横，也不敢显露半点山水；纵然心中波涛汹涌，外表依然风平浪静。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登陆神州，在眼花缭乱中，积贫积弱的国人又自视卑贱，生出了崇洋媚外的心理，似乎外国的月亮真的比中国的圆。虽然有“五四”运动思想解放风暴的洗礼，但人们心里根深蒂固的东西可不是一两次涤荡就能冲洗掉的。
　　于是，在服从、顺民的观念支配下，不少知识分子精神矮化，个性懦弱，鲜有自我，缺乏独立的认知判断与公理化的推理思维，习惯于跟风随大流。即使有了自己的“主见”和“想法”，却往往慑于权势而不敢坚持；有的梗着脖子坚持了，却往往为世俗社会所挤对和践踏，如果仍“不思悔改”，就会碰得头破血流。于是，因为苏联人推崇“高坝大库”，因为领导人喜欢“高坝大库”，大部分人便随声附和，有的还高声叫好。纵然有少部分人有意见，也往往顾虑重重，小心翼翼，要么亦步亦趋随大流，要么缄默不语明哲保身，要么即便说出来，也多是隔靴搔痒，不敢触及实质和要害。难怪张含英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实事求是，“懂吗？会么？敢么？”尽管也有黄万里、温善章这样挺得起腰杆的硬骨头，但毕竟势单力薄，成不了气候，左右不了局势。
　　想到这些，我的心底涌起了一股悠远、深沉的悲哀。
 
　　话又说回来，很多时候，即使有了敢于说“不”的勇气，即使有了实事求是的态度，由于认知水平的局限，未必就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我曾仔细研读过1957年的《中国水利》第七期刊载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综合意见》，这个《意见》对讨论中的分歧没有回避，但在分析一些不同意见时，显然受到了认识的局限。比如，对于为什么会议“必然地否定拦洪排沙方案”，《意见》写道：
　　应当承认，排沙方案也有若干明显的优点。如工程投资可以减少，施工期可以缩短，耕地淹没和移民困难都可以减轻。尤其重要的是，就拦洪效用而言，在一定库容的条件下，水库的有效寿命得以延长。……
排沙方案的严重缺点是既不能满足下游除水害的要求，而且排斥了充分发挥水库综合利用的可能，因此多数意见认为这个方案是不宜采用的。
　　三门峡水库如按拦洪排沙来运用，为了使泥沙尽量排出，除特大洪水外，对一般洪水必须尽可能不加拦蓄。由于泥沙下泄，下游河道势必继续抬高，若干年后决口改道势必仍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这段话，仔细推敲起来，所涉均是技术问题，没有掺和一点政治元素。但这段话却透露出这样一些信息：一是对下游决口改道威胁有些“过分强调”（后来，许多水利专家在反思三门峡工程的教训时，都提到了这一点）；二是只重申了泥沙下泄对下游的不利影响，却对泥沙拦到水库上游可能造成的严重危害只字未提；三是认定泥沙下泄，就会淤积河床、抬高下游河道，不知还有“调水调沙、刷沙入海”等减淤招法。
 
　　人类历史每前进一步，都需要经过火的考验、血的洗礼。
　　当人类受到自然界报复的时候，也就受到了自然界的教育。
　　是的，在大自然面前，我们人类还是小学生，还时常徘徊在“必然王国”的域中，远未达到“自由王国”的岸边。对黄河的认知更是如此。不能抱怨黄河跟我们过不去，更不能责怪黄河泥沙与我们为敌，怨只怨我们有时太讲“政治”，过于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怪只怪我们当年对黄河的认识太肤浅，违背了黄河水沙的运行规律。
　　不应该就此苛求我们的前辈，因为在当时的历史阶段和科技水平下，人类对黄河泥沙的认知，大体就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科学无止境，探索无止境。
　　三门峡的失误，是历史的局限、时代的局限，不能把它“对号入座”地放在某个人的头上，如果这样，同样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不过，我们得承认，那些肯于向真理低头和“投降”的人，才是真正的大智大勇！那些犯了错误不推脱、不回避，而且过而能改的人，才是真正的大智大勇！
 
2. 治黄认识的一次飞跃
 
　　三门峡水库的学费没有白交，正是因为有了黄河泥沙的步步进逼，迫使中国的水利科技人员不得不对高含沙河流水库的建设和运用方式进行深入的探究，从而使治理黄河的认识水平得到升华，科技水平也迈上了新的台阶；更为重要的是，三门峡成了黄河治理从“征服自然”到“尊重自然”的新起点。
　　如何科学地破解治黄的难题呢？
　　人们想到了“哲学”，想到了“唯物辩证法”，发现里面有这样振聋发聩的话：
　　自然界的各种事物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对立统一的整体，不能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问题。
　　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人类要征服自然，先要服从自然的定律。
　　……
　　又有人在梦中听到了大禹的嘲笑和斥责声：当年我老爹鲧治水，采取水来土挡——堵的办法，闹得九州汪洋一片；后来我吸取了他老人家的教训，以水为师，利用“水往低处流”的自然本性，改“堵”为“疏”，才把滔天的洪水引到了大海……都过去4000多年了，你们为何还这么愚蠢，唉！……
　　人们忽然被大禹骂醒了，就像在黑暗中摸索前行者，忽然看到前方光芒四射的灯塔，智慧的灵光遽然掠过心灵的天宇：泥沙俱下本是黄河的本性，对付这些泥沙，光堵怎么行？以疏为主、疏堵结合才是正道！
 
　　2012年仲夏的一天，在中水北方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原天津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的一间办公室，我和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王宏斌摆起了“龙门阵”，“龙门阵”的主题当然是三门峡工程。我们热烈地聊着它的前世今生，聊着它的是非成败，聊着它的磨难与辛酸。
　　王宏斌有着一副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瘦削的身材，斑白而又稀疏的头发，清癯的脸颊，鼻梁上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镜片后的那双不大的眼睛明亮而深沉。宽大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小山般需要审核把关的设计文件，让这位年愈古稀的老人几乎每天“爬山”不止，难得清闲。1962年7月毕业于武汉水电学院河川枢纽及水电建筑专业的王宏斌，一辈子都没离开过水利水电工程规划设计岗位。上世纪80年代，作为天津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的王宏斌，主持了三门峡泄流工程改建的设计。在与“病人”密切接触的十多年时间里，王宏斌作为一名“主治医生”，逐步摸清了三门峡工程的“病情”。
　　说起三门峡工程，王宏斌感触良多：“由于黄河本身的复杂和原设计不符合黄河的河情，采用一般清水河流的传统经验建设和管理三门峡水库，使这个工程经历了我国水利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的挫折。1973年底三门峡工程改建基本完成，枢纽泄流排沙能力大增，水库排沙效果明显。自1974年，根据黄河水沙特点，水库采用‘蓄清排浑、调水调沙’控制运用方式，水库淤积得到控制，潼关以下库容得到恢复，并能保持库区年内冲淤基本平衡，达到保库与兴利的统一。改建以后的三门峡除了在防洪、防凌方面作用显著外，还发挥了灌溉、发电、供水等方面的效益。实践证明，三门峡工程改建和现在采用的运用方式是成功的……”
　　谈到三门峡水库的重生，王宏斌就像一位医生把垂死的病人从死亡线上拯救回来，粲然一笑：“这取决于治河理念的转变，没有观念的转变，认识的提高，就没有思维思路的改变，就没有实践的成功。”
　　说到这里，他沉吟片刻，扶了扶眼镜，清了清嗓子，继续悠悠道来：
随着认识上的拨乱反正，也就有了三门峡水库的两次大改建和运用方式大转变的“三部曲”。
 　　起初，三门峡采用“蓄水拦沙”的运用方式，是为了堵截上游的泥沙，使其不再下泄。这种违背黄河泥沙运行的客观规律的思路和做法，其走向失败，是必然的。
　　经过初步改建和由“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排沙”运用方式，虽然在认识上跨出了一大步，但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因为这样做，只是把中游的泥沙淤积搬到下游河道中，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泥沙的出路问题。
　　直到第二次改建成功和“蓄清排浑，调水调沙”运用方式的实行，才真正实现了认识上的飞跃。经过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过程，由孤立、静止的形而上学，转变到全面地、辩证地审视处理矛盾和问题，按照黄河独有的水沙特点和运行规律，通过采取调水调沙等措施，逐渐使水沙对立的不平衡变为水沙协调的积极平衡。
……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用惊奇而折服的目光上下打量着王宏斌，感觉眼前的这位工程设计大师更像一位深邃而睿智的哲学家。
　　“你用文学的形式写三门峡工程，是个了不起的事。不过，三门峡太复杂了，写好不容易啊！但不管怎样，你一定要把它写出来，功德无量啊！”告别王宏斌时，他紧握着我的手，用期待的目光注视着我，谆谆嘱咐着我。
 
　　那天，我又一次翻开了《我的治河实践》——这是在治黄第一战线摸爬滚打了40余年的黄委原主任王化云，用他毕生智慧、心力和苦辣酸甜经历与情感熔铸而成的著作。这次，我看到了书中有这样一段令人回味绵长的话：
过去有很多人担心：“黄河上修水库，会不会很快被淤废？”“黄河泥沙这么多，能不能发电？”等等，不仅我们中国人还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就是世界上也没有成功的经验供我们借鉴。如今，三门峡为我们提供了实践依据，它说明黄河丰富的水资源能够综合利用，害河可以变为利河。……60年代初期，我们曾提出修建龙门高坝大库的方案。周总理问：“淤满了怎么办？”当时我们还不能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通过三门峡的实践，现在这个问题可以回答了。就是说在黄河上修水库，只要选择峡谷地形，有足够的坝高和泄洪排沙设施，实行“蓄清排浑、调水调沙”的运用方式，水库就不会淤废，并可保持一定的有效库容进行综合利用。……三门峡工程的实践经验，把治黄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同时也为其他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经验。小浪底水库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为什么能通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三门峡工程的实践作依据。可以说，没有三门峡水库，就不会有将来的小浪底、碛口、龙门等干流水库。三门峡工程的修建是我们对黄河认识的重大突破，也是治黄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失败是成功之母。面对三门峡工程的失败，我们没有逃避，而是勇敢地面对，吸取经验教训，探索破解途径，做到了吃一堑，长一智。
 
　　那天，我又一次来到三门峡水库，久久凝视着这座巍峨雄伟但却经常被人指指点点、写满是是非非的大坝，禁不住思接千载，穿过时间的隧道，来到了4000千年前的鲧禹时代……鲧用“堵”的方法治水，失败了；禹改用“疏”的方法治水，成功了。
　　初建的三门峡工程，似乎就是那个鲧！而改建后的三门峡工程和三门峡下面的小浪底工程，还有长江上面的那　　个更加宏伟的三峡工程，岂不就是那个禹？！
 
3．河工的镜鉴
 
　　阳光总在风雨后。
　　可以说，对于当下在多泥沙江河上兴建河工，三门峡留下的经验教训更显意味深长：泥沙中崛起、风雨中担纲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尽管在黄河泥沙的围剿下一度陷入了绝境，但却为中国泥沙问题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教材，为黄河及其他多泥沙河流的治理开发提供了一个原型的巨大试验场，更成为在高含沙江河上修建水利工程的镜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三门峡工程不愧为新中国大江大河治理开发的“开路先锋”——它像一盏灯，照亮了后继者的前程；它像一面锣，为奋进者鸣锣开道。
　　采访中，黄委和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的一些老水利感慨不迭地告诉我：
在三门峡水库修建之前，我们在多泥沙河流上能不能修建水库?水库泥沙怎样处理?能不能浑水发电？水库如何调度运用？……都只停留在探索的层面，谁都不敢拍胸脯打保票，而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及其严重后果，也往往始料不及。
　　三门峡水库建成运用后，一切问题都在阳光下被“晒”了出来，逼得人们不得不全力应对黄河泥沙带来的挑战。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披荆斩棘后才能开辟出路！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历史进程中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后，人们才逐渐醒悟过来——
　　多泥沙河流是可以修建综合利用的水利工程的。但是，必须解决水库泥沙的出路问题，预留排沙的通道；必须解决水工建筑物过流面泥沙磨蚀破坏问题，拥有防磨蚀、汽蚀的设施和技术；必须解决浑水发电泥沙过机问题，确定适合多泥沙河流低水头特定工况的机型，研制出水轮机过流部件抗磨蚀防护材料；必须解决水库的科学调度问题，调水调沙，实现水库冲淤平衡和保持一定有效库容……
　　继三门峡水库之后，黄河上中游的水利水电梯级开发工程——水库、水电站相继上马，特别是在多泥沙河段建设的沙坡头、万家寨、天桥、小浪底等水库（水电站），还有长江干支流上修建的丹江口、葛洲坝、三峡等工程，它们的建设与运用之路，都没有三门峡那样的坎坷曲折。不正是因为有了三门峡这个“老大哥”在前面勇敢地趟了“地雷”，并攻克了“库区泥沙”和“工程泥沙”等一个个顽固的堡垒——踏平坎坷成大道，才使得这些后来的“小弟们”一路顺风了吗？
　　就说那座被我称作“禹”的小浪底工程。这座矗立于三门峡下游的现代水利枢纽，在多次设计修改中，成功运用了三门峡枢纽泥沙处理和“蓄清排浑”的经验，把引、泄水建筑物进口集中在一个进水塔内；同时把3条排沙洞进口设置在泄洪洞（高程为175米）和发电洞（高程为195米）两侧之下的170米高程，为蓄清排浑、调水调沙，减缓水库淤积、延长水库寿命奠定了基础，也成为处理黄河水沙关系的“生花妙笔”。
　　顺便提一下，小浪底水利枢纽建成发挥效益后，一些人提出这样的置疑：当初为何舍小浪底而选在三门峡修建水库呢？
　　专家们给出的答案是：
　　当年，小浪底坝址确实频频进入过水利专家的视线，它也的确有三门峡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比如，它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出口处（上距三门峡水利枢纽130公里，下距郑州花园口128公里），库区处于深山峡谷中，淹没不了多少肥田好地；所在河段坡降很大，泥沙容易下排；水库回水连三门峡都到不了，当然更影响不到渭河下游；还有，因库区处在深山峡谷中，动迁移民的数量也远比三门峡少。
　　但小浪底也有致命的缺陷，就是坝址地质条件极为复杂（地层岩性为砂页岩和黏土质粉砂岩互层，间有泥化夹层，岩石节理裂隙发育，岩层极易破碎），施工难度大，技术要求高，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科技水平，根本无法让一座巍峨的水坝在小浪底拔地而起。就是20世纪90年代兴建小浪底时，同样是云遮雾罩，步履蹒跚，“所有水利水电工程中遇到的地质难题，几乎在小浪底都遇到了”，被国际水利学界誉为世界水工史上最具挑战的工程之一。话说回来，即使那时建起了小浪底水利枢纽，如果没有“三门峡”的前车之鉴，一样会遇到水库泥沙淤积等问题的阻击与缠拌。
　　还有那座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工程。长江作为中国第一大河，水量丰沛，泥沙含量虽然远不及黄河，但仍属于高含沙量的河流——每年有6.8亿吨的泥沙要经过葛洲坝。因此，在葛洲坝的建设和运用时，同样吸取了三门峡等工程的经验教训。比如“蓄清排浑”的运用方式，就是三门峡现有运用方式的翻版。
 
　　“三门峡是新中国大坝建设的摇篮。这话一点也不夸张，而是事实。”赵业安充满感情地告诉我。
　　是的，当年的三门峡大会战，锤炼造就了一批水电建设的优秀人才，其中有各工种的技术人员，各专业的施工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总数近2万人。他们从三门峡起步，奔赴祖国水利建设的各个战场，从刘家峡、龙羊峡、青铜峡，到陆浑、故县、万家寨、小浪底，再到葛洲坝、丹江口、三峡……一座座雄伟的水利（水电）工程身上，留下了他们闪光的足迹，浸洇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心血汗水。
　　是的，中国拥有一流的坝工技术，中国拥有一流的大坝专家，中国人能建成龙羊峡、刘家峡、葛洲坝、丹江口、小浪底、三峡这些风光无限的大坝，能说与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没有关系吗？
 
4．泥沙专家的摇篮
 
　　当一些人借黄河泥沙大做文章，把三门峡“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一大批有志之士怀着坚定的信念，默默走上了破解“黄河泥沙哥德巴赫猜想”这条艰辛的探索之路，或壮志未酬死不瞑目，或术业精进最终成为世界级泥沙专家，钱宁、方宗岱、谢鉴衡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1955年6月的一天，美国西海岸克里夫兰号海轮的甲板上，一位文雅俊朗的中国青年，正饱含深情地遥望着东方。大海中，波翻浪涌，年轻人的心也像大海一样澎湃不已，不时涌动出两个滚烫的词：祖国——黄河！长空中，海鸥在飞，年轻人的思绪也像海鸥一样展翅翱翔，飞向了祖国，飞向了黄河……他，就是钱宁，后来国际知名的泥沙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清华大学教授。
　　钱宁，1922年12月4日生于江苏南京，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1947年夏，为了实现“治黄梦”，他远渡重洋到美国求学，先是就读于美国衣阿华大学水利系，后又转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学习流体力学，最后改学泥沙专业，师从本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之子、国际泥沙权威之一的H.A.爱因斯坦教授。1955年秋，钱宁夫妇放弃了在美国的各种优厚待遇，冲破重重阻碍，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回国后，钱宁受聘于中国科学院水工研究室（1958年并入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做研究员。虽然工作在北京，但他风尘仆仆的身影却不时出现在黄河上下。“黄河的泥沙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也是我们大有可为的舞台啊！”一次，他双手叉腰站在黄河岸边，望着泥沙浊重的黄河，心潮澎湃地对围在身边的同事说。
　　1958年，随着三门峡工程的兴建，对黄河下游治理提出了新课题，钱宁会同有关专家主持开展了黄河下游河床演变和河道整治研究工作。1959年，他首次提出导致黄河成为悬河的罪魁祸首是“粗泥沙”的科学论断，震惊了国内外泥沙界。
　　三门峡水库蓄水运用出现泥沙淤积问题后，为了提出应对措施，钱宁带领有关科研人员向黄河泥沙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攻。1964年年底，钱宁参加了周总理主持的治黄工作会议，并就泥沙问题作了专题汇报。会上，周总理高瞻远瞩的讲话，给钱宁以极大的激励和启示，也为他树立起向“科学的自由王国进军”的新目标。此后，他不失时机地把泥沙研究的重点转向了黄河中游。即使在“文革”中，他被下放到山西忻县劳动改造，仍然心系黄河，心系黄河的治理，利用一切机会接近黄河，研究黄河。
　　1973年11月的一天，郑州“黄河下游治理工作会议”的会场，一位面目清癯而又略显憔悴的中年知识分子出现了。啊，这不是钱宁吗？他又出来工作了，真是太好了！熟悉钱宁的人纷纷把浸着敬意和喜悦的目光投向了这位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泥沙专家。在善和爱包围中的钱宁，心底有一股暖流涓涓流淌起来。是的，“靠边站”的钱宁回来了，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黄河泥沙研究领域。
　　转过年来的6月，钱宁参加了黄河郑州花园口至入海口河道的查勘，这是阔别多年后他再度回到了母亲河的怀抱。尽管他还没有完全“解放”，还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但一进入工作的天地，钱宁就像变了个人一样，当年那个精神饱满、孜孜不倦的钱宁又回来了。
　　这期间，钱宁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参与黄河干流小浪底及桃花峪水库工程选址规划，组织有关人员开展了泥沙分析计算，并完成了《从黄河下游河床演变规律来看河道治理中调水调沙问题》的学术论文；一是重新开始了中断近10年的“黄河中游粗泥沙来源区”的研究，提出了具有重大价值的研究成果：在黄土高原45万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区，有80％的粗沙来自1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其中5万平方公里的产沙量占到粗沙量的50％；而粒径大于0.05毫米的粗泥沙，主要集中在河口镇至无定河口区间、白于山河源区两个区域内。
　　可以告慰钱宁先生的是， 2000年5月，经过黄委数十名科技人员长达4年多的科研攻关，被鉴定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区域界定及产沙输沙规律研究”成果问世，结论表明：颗粒粒径大于0.05毫米、年输沙模数大于5000吨每平方公里的黄河中游多粗沙区面积为7.86万平方公里。又过了4年，随着对黄河泥沙规律认识的深化，黄委的科研人员又把治理的“准星”进一步锁定在1.88万平方公里的粗泥沙集中来源区（涉及黄河中游的皇甫川、窟野河、孤山川、秃尾河、佳芦河、无定河、清水川、石马川、乌龙河等9条支流）——这里的泥沙粒径大于0.1毫米，粗泥沙年输沙模数在1400吨每平方公里以上，是造成黄河下游河床淤积抬高的“死硬分子”。这就为国家构筑最有效的黄河“拦沙防线”，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提供了科学依据。
　　1974年，美国的一个水利代表团访华。当我方人员问起美国泥沙研究的新成就时，美方一位团员说：“泥沙研究方面最著名的科学家钱宁在中国，你们应该去问他。”
　　“四人帮”倒台后，科学的春天到来了，钱宁泥沙研究的春天也到来了。这时已调到清华大学任教的钱宁，创建了清华泥沙实验室，一面致力于泥沙方面专业人才的培养，一面继续畅游在黄河泥沙研究的海洋里，考察、实验、分析、总结，他就像一个日夜旋转的陀螺，忙得停不下脚步。
　　正当钱宁忘我地向破解泥沙难题的高峰攀登的时候，万恶的病魔穿着隐身衣悄悄找上门来。1979年9月，钱宁被确诊患有肾癌。消息传到中央高层，邓小平亲自指示：要请最好的医生为钱宁治疗。不久，在北京日坛医院，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亲自主刀，为钱宁做了肾切除手术。后来，由于癌细胞不断扩散，他又先后5次住院治疗。
面对绝症的打击，钱宁表现得十分坚强和淡定，他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束手就擒。他对前来探望的亲朋说：“但愿上帝再给我5年的时间，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打算做三件事：一是把我的书写出来，二是把国际泥沙中心在我国建立起来，三是把清华大学的一班人带出来。”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一面以惊人的毅力和豁达的态度与病魔进行着顽强的抗争，一面争分夺秒，拼命工作，先后完成了《泥沙动力学》、《河床演变学》两部皇皇巨著。尤其是《泥沙动力学》，被国际水力学会前主席肯尼迪教授誉为“学术上和治河工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获得1983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1982年，由钱宁领衔编写的《黄河中游粗泥沙来源区的研究成果报告》，被评价为“治黄指导思想上的重大突破”，获得全国自然科学二等奖。
　　重病中的钱宁，仍念念不忘“要带出一支队伍”（其实，早在他回国之后，就把“培养泥沙人才，建设泥沙研究队伍”视为自己的天职，对青年后生进行“传帮带”，成为人们爱戴的导师）。为此，他抱病工作，进一步完善了清华大学泥沙研究室，主持建起了泥沙试验馆，力推年轻的科研人员走向泥沙研究的前沿。
　　重病中的钱宁，更忘不了他的黄河。他参与起草了上报中央书记处的《关于加速根治黄河的意见》，他与黄委科研人员热烈讨论着“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减沙分析”项目，他对黄河小浪底工程的建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1983年2月28日，小浪底水利枢纽论证会在北京召开。让病魔缠在病床上的钱宁没能参加会议，但仍亲自动手认认真真写出了《书面意见》，送达会上。《意见》写道：黄河的泥沙问题，必须抓紧解决。在水土保持生效之前，小浪底水库可作为缓解下游河道淤积的主要过渡措施。我认为，小浪底水库上马可先定下来，对于存在的一些问题，组织科研攻关，尽快拿出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这样可以使工程立于不败之地。……
　　上不上小浪底工程，当时的争论很大，聚讼纷纭，焦点是如何解决黄河泥沙问题——许多人担心小浪底会重蹈三门峡的覆辙，不免惶惶然、怯怯然。后来有业内人说，可别小看钱宁这篇简短的《书面意见》，正是有了钱宁这位泥沙研究权威的这张举足轻重的赞成票，小浪底工程的立项才冲出重重雾霭，迎来柳暗花明。
　　钱宁深知黄河的问题过于复杂，不是少数人或几代人的智慧和力量所能解决的。病榻之上，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了《“黄学”研究前景广阔》一文，呼吁有更多的人来关注黄河、研究黄河：“在人文科学领域，由于曹雪芹的不朽名著《红楼梦》，激发了几代人的兴趣，出现了大量有关生平考据及艺术价值剖析的论著，形成了一门脍炙人口的‘红学’。如果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大家都来研究黄河，形成一门‘黄学’，从此‘红学’‘黄学’相互媲美。……”
　　1985年6月，他应《黄河报》编辑部之请，又写了《我与黄河泥沙研究》的短文，这是他最后一次用笔表达对母亲河深深的眷恋之情。在回顾了30多年的黄河泥沙研究生涯后，他用这样一句朴实无华的话做了结束语：“我的心是始终没有离开黄河的。”
　　1986年12月22日上午11时，郑州花园口黄河大桥上。
　　天地肃穆含悲痛，黄河东流唱挽歌。
　　在人们悲泪如雨中，钱宁的长子和胞弟将他的部分骨灰撒入黄河，钱宁终于融入了他一生所系的伟大母亲河的怀抱。
　　“有着像黄河这样河流的中国，理应在泥沙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钱宁常说的一句话。是的，经过钱宁等中国科学家的不懈奋斗，中国在泥沙研究领域后来居上，成为国际泥沙界的一支不可或缺的方面军，特别是在高含　　　　沙水流运动规律研究方面，翘楚于世界。
 
　　说过钱宁，再表方宗岱。
　　翻开方宗岱的简历，是这样写的：
　　方宗岱，我国著名泥沙专家。
　　1911年6月18日生于浙江金华县。
　　1935年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于武汉大学土木工程系，获学士学位，后被录取为该校首批研究生，1937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39—1942年任职中央水工试验所。
　　1942年，在兰州的甘肃水利林牧公司从事西北水利规划设计工作。1946年陪同美国治黄顾问团考察黄河。
……
　　1956年任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河渠所（1958年后改为泥沙所）副所长，主持全所业务工作……他所领导　　的泥沙所，后来成为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及泥沙基本理论研究的中心。
　　1969年下放到三门峡水电十一局拌和楼劳动，后又调入水电十一局科研设计部门工作。
　　1975年调入黄委，先后在黄委设计院和黄委科研所从事小浪底工程研究和治理黄河规划工作。
　　1980年调回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从事黄河小浪底和长江三峡工程的论证研究工作。
……
　　1991年11月28日因病去世，享年80岁，长眠于北京八宝山。
　　这篇报告文学的第一稿，我没有写到方宗岱。后来把初稿拿给温善章和赵业安两位专家审阅。二老反馈意见时，从表情到言语，对我没有写方宗岱颇为不满。
　　赵业安说：“你写中国的老一辈泥沙专家，必须要写方宗岱，方先生是我国研究三门峡泥沙问题最早、历时最长、认识最深刻、贡献最大的专家之一，也是对三门峡工程的教训不断进行深刻反省的专家之一。晚年，他体弱多病，仍克服困难，撰写了《历代治黄成败之评价——治理黄河有两个制约因素：水和泥沙，以往的失误在于以概念决策代替科学决策》、《60年代两个世界性的巨大水利工程在宏观决策失误中的经验教训》、《吸收三门峡教训，谋求小浪底科学决策》、《三门峡与三峡》、《泥沙处理是水利工程成败的关键》等学术文章，并坦承了自己对三门峡工程失误的责任和内疚。和钱宁先生侧重于泥沙理论研究相比，方先生的建树主要体现在泥沙治理与利用的实践方面。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方先生在泥沙理论上就无所作为，比如，在《方宗岱论江河治理》这本学术专著中，就有不少理论性较强的文章。”
　　温善章说：“方先生有两句名言：‘文章切忌随人后，科研尤贵创新篇。’他悉心研究黄河数十年，勇于探索，矢志不渝，在学术上、技术上独树一帜。有时，对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不论在谁面前都不改变，甚至敢于和周总理争辩。”
　　赵业安说：“你知道李锐吧，就这样一位自视甚高的人，他也写过一篇怀念方宗岱的文章，题目叫《一位敢讲真话的老科学家》。”
　　“李锐可是个牛人，他都对方宗岱评价这么高，可见方老先生是个人物。可我手头没有他生平事迹的材料啊。怎么写呢？”我摊了摊手，面露难色。
　　“关于方宗岱事迹的材料，我这有……”温老说着，手伸进了他随身携带的布兜，掏出两本书，递到我手里。接过一看，一本书名是《方宗岱诞辰100周年纪念文章》，另一本书名是《方宗岱论江河治理》。
接着，赵老、温老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述着方宗岱的故事，言语中不时流露出对方宗岱的钦敬之情。
　　的确，方宗岱是个有故事的人，而且，他身上的故事太有趣了，只是这种“有趣”不是通常意义的情调、趣味，而主要是没有机心、不谙世俗的“特立独行”。不信，您往下看——
　　故事之一：为降低三门峡底孔高程而据理力争。
　　1957年6月召开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方宗岱是70名参加会议的专家之一。
　　这次会上，方宗岱虽然部分支持温善章的意见（如：主张对三门峡水库实行“拦洪排沙”，提出“在三门峡修建高坝大库可能对关中平原造成危害”），但总体上赞成苏联的“高坝大库”方案。
　　尽管如此，方宗岱还是为三门峡泄流底孔高程的降低做出了重大贡献。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开过不久，在一次审查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的会上，方宗岱提出：三门峡大坝12个泄水孔底板过高（320米），对排沙不利，建议降低，最好降到300米。苏联专家听后，摇头反对。双方进行了激烈交锋，但苏联专家“咬定320高程不松口”。
倔犟而自信的方宗岱，对认准的事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他清楚，光靠自己单枪匹马不行，便跑到另一位水利专家范家骅家中，与之达成三门峡底孔设计高度“降到300为宜”的共识后，由他执笔起草了建议意见，阐明降低底孔高程的必要性，强调“降低底孔高程的意见是建立在异重流孔口排沙试验的基础之上”，并以方、范二人的名义上报给水利部，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1958年4月，周恩来在三门峡水库建设工地现场会的总结讲话中，明确表态支持方宗岱、范家骅提出的关于降低泄水底孔高程的意见，鼓励中国工程师要和苏联专家“争一争，看是不是还能改到300，因为降低一点，可以使泥沙多冲出去些”。
　　会后，周恩来约见水利部李葆华、刘澜波两位副部长，让水利部以他的名义写信给苏方，要求将泄流底孔高程从320米降至300米。苏联专家没想到中国总理对这个“技术问题”如此较真儿，经过分析又觉得不无道理，便不再“固执”，同意了中方的意见。这就为三门峡水库的排沙减淤及后来的改建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改建三门峡大坝的过程中，方宗岱等人力主打开原来施工导流用的12个底孔，以尽可能多地排沙。他的正确意见被采纳，不但排沙效果良好，而且为后来的“大改建”赢得了缓冲时间。他还建议三门峡改建后应调整运用方式，实行洪水期排沙、枯水期运用。
　　故事之二：当面与周总理争辩。
　　方宗岱的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在水利界特别是泥沙界是出了名的，有人说他是一个“异见者”，有人甚至以揶揄的口吻说他是“一个天生的反对派”。
　　1961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黄河三门峡水库建成后黄河下游河床演变与河道治理学术讨论会”上，与会者的观点形成了明显对立的两派——下切派与展宽派，前者以钱宁为代表，后者以方宗岱为代表，两位泥沙界的领军人物在会上激烈辩论，互不相让。钱宁认为，清水下泄以来，虽然黄河的滩地有些坍塌，但河床受清水冲刷的作用，下切明显。再假以时日，河床将日渐刷深，对河道的行洪有利。方宗岱则针锋相对，认为三门峡水库清水下泄以来，滩地已大量坍塌，有些险工已受到威胁。他还举出永定河下游卢沟桥至梁各庄段河道因官厅水库清水下泄造成河道险情的例子，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论战多时，彼此都无法说服对方，只好“保留意见，留待实践的检验”。
　　其实，学术争论的至高境界，不在于最后结果的孰是孰非，而在于各方在激烈的辩论中，都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受到启发，增长功力，同时迈上一个更高层次的平台。可以肯定地说，钱宁和方宗岱都是能享受这种“至高境界”的人。
　　位于山东境内的黄河位山水利枢纽，1960年建成，投入运用不到两年，库尾河南境内就出现严重的泥沙淤积，水位迅速上升，危及堤防安全。河南提出拆掉拦河大坝，山东竭力反对。官司打到周总理那里。为此，周恩来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位山大坝的“生死存亡”问题。与会者除了山东、河南和水电部的有关领导外，还特邀了几位有影响的专家参加，方宗岱亦在其列。会上，河南、山东的代表分别陈述了各自的意见，专家们也都畅谈了自己的观点，绝大多数专家支持拆坝，唯有方宗岱反对，认为不拆坝也可以解决问题。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周恩来做了总结讲话。当讲到“中央支持拆除位山拦河大坝”这句话时，方宗岱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打断了周恩来的讲话，并拿出已介绍过的材料，重申自己的观点。周恩来听了一会儿，说：“你的观点刚才已经表达过。”并摆手示意他坐下。这样，方宗岱才悻悻地坐回了自己的位子。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方宗岱认为正确的东西，一准要较真较劲，坚持坚持再坚持，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有人说：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即便是技术问题，敢于挺身而出当面与总理争辩者，除了方宗岱，难有第二人。
　　1991年，在方宗岱80寿辰庆祝会上，两院院士张光斗以老朋友的身份参加，并在发言中说：“陈云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方宗岱同志做到了‘不唯上’，我做不到这一点。”此语一出，满座皆惊，为张先生“赤祼祼”的自贬——因为平时，大家很难听到张先生对某个人赞扬的话，更何况在公开场合用这种与自己对比的方式“抬高别人，贬抑自己”了。
　　方宗岱的如此表现，在外人眼里无疑是个“另类”。其实，生活中的方宗岱在人际交往中并非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反倒常常表现出人情味十足的一面。
　　当年方宗岱和另一位著名泥沙专家钱宁教授同为河渠所（泥沙所）的副所长，两人在学术讨论会上经常辩论，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会下依然惺惺相惜，和睦相处，成为“哥俩好”的典范。在他俩的影响下，当时河渠所（泥沙所）学术自由的空气十分浓厚，年轻后生也敢直言师长学术上的问题。“文革”时，两人均被下放到三门峡水利工地，他们互相温暖着、相扶相持着，走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方宗岱对年轻的技术人员从不摆大专家的架子，指导工作时“总是面带笑容，循循善诱，鼓励他们要结合实际，不怕艰苦，多到现场调查研究，在解决问题中积累经验，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据温善章回忆，1957年6月召开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讨论会上”，方宗岱在一次发言中简要介绍了1946年美国治黄顾问团提出的八里胡同水库滞洪排沙方案，这给他以很大的启发。会下，他专门拜访了方宗岱，并就水库排沙问题请其赐教。“方老平易近人，对待晚辈宽厚和蔼，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尽管他不同意我的‘低坝小库’方案，却能尽其所知示教，告诉我水库是能够排沙的。……正是由于他的示教和叶永毅先生对泥沙排泄问题的分析计算，使我对三门峡低坝排沙这个方案充满了信心。”
　　据知情者透露，因为方宗岱对泥沙等学术问题抱有独特的看法，而他的看法往往不符合某些领导的口味，遂对他敬而远之，采取的办法是把他“雪藏”起来——尽量不给他提供参加讨论的机会，以减少麻烦，避免尴尬。但方宗岱可不管领导的冷脸和白眼，有时，这位不通“人情世故”的书生会“不请自来”。
　　故事之三：审查会“不请自来”。
　　1976年7月20日至8月14日，水电部工作组在郑州召开小浪底、桃花峪水库工程技术审查会。会议开到第二天，一位剃着光头、满脸汗涔涔的老者突然闯入会场。在与会者惊异的目光下，老者开口道：“我不是会议代表，是不请自来，因为小浪底工程关系治黄大局，我研究三门峡、小浪底及黄河治理多年，有很多意见不能不讲，这是对国家负责，不是个人的脸面问题，所以我要参加会议并请求发言。”说话时，老者的眼睛放射出诚恳和执拗的光芒。
来者正是方宗岱，时任黄委水科所总工程师。主持会议的水利部规划总院领导认识方宗岱，也了解他的学术水平和为人，当即表示“欢迎方老参加会议”，其他与方宗岱相熟的代表纷纷站起身来，给他让座。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以他这样一位有地位有影响的专家怎么会厚着脸皮硬闯会场呢，万一人家下逐客令岂不十分尴尬？殊不知，方宗岱就是一位不谙世俗常理、不顾个人得失、不以尴尬为尴尬，只知为真理而勇往直前的人。
这次会上，方宗岱做了长篇发言，首次公开提出了“非牛顿体”高含沙水流治理黄河的设想——小浪底水库高含沙水流放淤方案。
　　说起这一“设想”的由来，同样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业内人士都知道，陕西黄河支流上的灌溉工程，规定引水含沙量不得超过150公斤每立方米，唯恐高含沙淤积渠道。这个规矩是我国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定下的，一直沿用到1975年。
　　1975年夏，陕西渭河发生洪水，河道含沙量一度高达700公斤每立方米。当时，正值渭惠渠引水浇地。但因渠首一位管理人员的粗枝大叶，错报含沙量为70公斤每立方米。当高含沙水流输送到距渠首50公里左右的地方时，一位管水员在巡查中发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奇异景象：渠水表面淌着一层薄薄的清流——水清如镜，渠道两旁树木的倒影清晰可见；而清水之下则滚动着稠稠的泥浆。呀，怎么会这样？他猛地怔住了，怀疑自己看错了，又盯着渠道看了半天，发现仍是如此，当即进行了渠水含沙量检测，得出的数据让他大吃一惊：天啊，竟然是700公斤每立方米！渠首那边得到信息后，重测含沙量，同样也是700公斤每立方米。按照一般原理推断，高含沙量的水流容易造成泥沙沉积。持续引水三天后，几名管水员分头检查渠道淤积情况，眼前的事实让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50多　　公里的渠道竟无一处淤积！
　　这段奇闻很快传到了方宗岱等泥沙专家的耳朵里，他们纷纷来到渭河引水渠现场搜集资料，并进行了室内试验研究，得出了震惊泥沙界的结论：高含沙量水流属于具有屈服值的非牛顿体，其泥沙沉速和通常含沙量（牛顿体）粗细颗粒分选的单体沉降（亦称单颗沉降，即粗重的沙粒率先沉至下层，细沙则悬浮于上层）迥然不同——此为群体沉降，且粗细沙粒同时下沉，上部则浮动着一层薄薄的清水。
　　这一发现，让方宗岱身心一震，他隐约感到，它将对破解多泥沙河流的泥沙难题产生重大影响。于是，他潜心投入“非牛顿体”水流的研究和试验，并将其与治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利用高含沙量水流处理利用泥沙”的新思路，其主要论点是：高含沙水流输沙能力极强，可以塑造窄深河床形态；可以在多沙河流的水库中进行高含沙水流调沙放淤运用。
　　有了这一“秘密武器”，才有了小浪底、桃花峪工程技术审查会方宗岱的“不请自来”。
发言时，方宗岱踌躇满志，思维敏捷，思路清晰：
　　历代及近40年的治黄，采取过“拦”、“排”、“放”三种方法，都不能解决治黄的根本问题。渭河高含沙水流在灌溉渠道中长距离输送而不淤积现象的偶然发现，和我们对高含沙水流科学机理的研究，为破解黄河泥沙的难题提供了新的路径。就是说，高含沙水流具有屈服值的“结构流”，这种水流水量少而挟沙多，长距离输沙也不淤积。如此一来，西北高含沙量的河流，只要有水，就可以不问含沙量高低，进行农业灌溉。同时，还可以利用高含沙水流进行放淤造地，这比“天然放淤”有独特的优势。特别是当蓄水拦沙的水库淤积后，可通过泄放高含沙水流大量排沙，从而延长水库的寿命。在这方面，山西恒山水库泄空排沙、陕西黑松林水库横向冲刷放淤，都取得了再生库容的良好效果。
　　说到这里，方宗岱激动了，他手舞足蹈，两眼燃烧着信心和力量：
　　小浪底水库坝前淤积的泥沙，可以成为制造高含沙水流的“材料”，并可按照清水和高含沙水分流的原则，进行调水调沙运用，这样可以永久保留一个足够的拦沙库容长期使用。即当水库坝前淤积至240米高时，按泄水排沙运行，在含沙量小于150公斤每立方米时，这种低含沙水流可通过发电底孔下泄，冲刷河道，使其逐步下切，扩大主河槽的过水能力；当含沙量大于150公斤每立方米（属于高含沙水流），则将水流引入放淤渠道，一直延续到距小浪底800公里的河口，形成一条现代的“万里长城”。另外，还可以向低洼地区放淤，改善下游3000万亩的盐碱地……
　　不过，在这次会议上，水电部工作组倾向于先上桃花峪水库，对方宗岱的意见没太当回事。会后，方宗岱与赵业安等人联名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陈永贵、余秋里等领导写信，呼吁上马小浪底水库。后来，国务院将“意见”批复给水电部进行论证，水电部则指示黄委开展具体研究工作。于是，黄委水科所专门成立课题组，协助方宗岱进一步深化“小浪底水库高含沙水流调沙放淤方案研究”。
　　方宗岱开创的“利用高含沙水流治河”新思路，引起了水利界特别是泥沙界的广泛关注，大大推动了我国对高含沙水流的研究，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进而影响到治河的实践。
 
　　表完了方宗岱，再表谢鉴衡。
　　在1957年6月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上，风华正茂的青年专家谢鉴衡也是苏联“高坝大库”方案的赞成者，但同时对水土保持的拦沙效果提出了强烈质疑：“可使泥沙减少到70％、80％甚至90％，这些数据是小面积试验得来的，要想在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大面积上达到这样高的效益是非常困难的。”
　　谢鉴衡是我国河流泥沙工程学奠基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1950年6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土木工程系；后又留学苏联，1955年11月获苏联科学院技术学术部水利研究所副博士学位；归国后回到母校武大，从事教书育人工作，他所编著的《河流泥沙工程学》，是我国目前仅有的一套完整的泥沙工程学的教材，荣获国家优秀教材奖、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当黄河治理和三门峡水库被泥沙阻击而陷入困境时，谢鉴衡主动请缨，勇敢地攀向了“泥沙”这座治黄中的巉岩险峰。
　　谢鉴衡曾带领同事、学生5次从黄河中游孟津小浪底到入海口考察，为黄河泥沙“号脉”，每次时间都在一个月左右。
　　1965年秋的一天，为了摸清黄河口泥沙运行的“脾气”，谢鉴衡乘一叶扁舟从海上逆流而上，强入河口。万没想到，令人瞠目的一幕出现了：行进间，黄河大溜魔幻般地摆向他处，船被搁浅，进退不得。被困3天后，绝望中的谢鉴衡忽闻水响船动，原来大溜“访客归来”，又魔幻般地摆回了故道，谢鉴衡绝处逢生。黄河的“下马威”，非但没有让谢鉴衡却步，反而激起了他更强的斗志。他驾驶着“泥沙探究之舟”，在黄河、长江的泥沙之海中左冲右突，搏风击浪，终于“波涛在后，岸在前”了——
　　淘尽黄沙始得金。经过反复的研究分析和试验论证，谢鉴衡发现，明代著名治黄专家潘季驯的“束水攻沙”方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黄河泥沙问题；历史上有重大争议的“分流疏沙”措施不仅不能疏沙，反而会增加泥沙淤积。他还研究出泥沙对河道游荡性变化的影响，弄清了“悬河”抬升规律，并用数学模型推算出30年、50年、100年泥沙淤积的高度，得出了只有采用综合手段才能治理黄河泥沙的结论，为我国泥沙模型试验研究开辟了新路。
　　1970年以后，谢鉴衡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长江泥沙研究上，主持破解了葛洲坝船闸引航道冲沙、回流淤积、异重流淤积等重大技术问题。其中，葛洲坝船闸引航道冲沙——“静水过船，动水冲沙”的成果，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82年以后，谢鉴衡又带领有关科技人员开展了三峡工程泥沙淤积问题的技术攻关，同样攻下了一个又一个堡垒（其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三峡工程的建设扫清了泥沙方面的障碍。
 
5．调水调沙——治黄“大合唱”的雄浑乐章
　　 
　　 “调水调沙治黄方略，主要是在总结三门峡水库运用经验和泥沙科学深入开展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黄委的老“掌门人”王化云如是说。
　　三门峡水库建成不久，年轻的技术员赵业安等就提出了利用三门峡调水调沙的设想。而且，1963年12月2日至15日，1964年3月29日至4月2日，黄委曾利用三门峡水库进行过两次人造洪峰试验。这两次试验，虽然对下游河道泥沙产生了一定的冲刷效果（第一次冲刷泥沙1900万吨，第二次冲刷泥沙1500万吨），但由于洪峰流量较小，大流量持续时间又短，冲刷河段只达到山东东阿的艾山断面；而艾山至利津河段均出现一定程度的淤积。
　　但不管怎么说，这也是调水调沙“吃的第一个螃蟹”，具有开创意义。
 
　　时光流转，日月如梭，生生不息的黄河流入了21世纪。
　　2001年6月12日上午，黄委办公大楼的大会议室里坐满了黄委的精英们，他们在认真聆听水利部部长汪恕诚的讲话。
　　汪恕诚是个睿智、深邃、自信的学者型官员，他担任水利部部长不长的时间，就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关于治水的新理念、新思路。比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变工程水利为资源水利，当好河流代言人、维持河流健康生命，等等，让人耳目一新。汪恕诚的不少发言或讲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开讲的时候，面前通常只摆一份他自己拟就的简要提纲。他撰有一部《资源水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著作，书中的大部分文稿观点新颖，深入浅出，好像是与人聊天似的娓娓道来，显见是他自己深入思考的东西，而非秘书“文抄公”式的编撰。
　　汪恕诚这次来黄委，一来是送新的黄委“掌门人”李国英走马上任，二来想借此机会与黄委广大干部职工就新时期治黄工作的思路进行一次交流。汪恕诚在黄委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没有讲稿，而且讲的时间也不长，但人们却深深记住了他对21世纪黄河治理与开发提出的“四个不”的要求，即“堤防不决口、河道不断流、污染不超标、河床不抬高”。四句话20个字，既形象又通俗，既简明又易记，但仔细咂摸起来，又感到高屋建瓴，切中要害，既是对黄河治理开发奋斗目标的高度概括，又寄托着国家和人民对新世纪治黄大业的殷切希望。
　　汪恕诚的讲话深深触动着每一个聆听者的心扉，在黄委上下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人都在琢磨着“四个不”，进行着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作为黄委“一把手”的李国英，自然想得比别人更多、更深、更远。一段时间以来，他常常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带着深深的忧患向着母亲河的方向沉思默想。
　　与李国英相熟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思路开放而活跃、想问题高远而深刻的人，同时也是个抱负远大、充满激情、敢想敢干、雷厉风行的实干家。李国英的勤奋，在水利行业内是有名的，多年来，他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就是节假日经常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埋头读书思考、研究著述，饿了就啃一包饼干、喝一杯酸奶或泡一桶方便面充饥，即便当了水利部总工、黑龙江省水利厅长、黄委主任这样的“高官”也不例外。而体现李国英治黄思想、科技含量十足的《治理黄河思辨与践行》、《维持黄河健康生命》、《黄河答问录》三本厚重的专著，就是在他任黄委主任、党组书记期间，利用业余时间呕心沥血的结晶。在这三本著作中，李国英系统总结了历代治黄的经验教训，深刻分析了当代治河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时期治理开发黄河的理念——“维持黄河健康生命”，全面阐述了实现这一理念的手段——打造“三条黄河”即“原型黄河”、“数字黄河”和“模型黄河”，以及实现目标任务采取的包括“调水调沙”在内的多项具体措施。
　　李国英清楚，实现“四个不”中最难啃的骨头是“河床不抬高”，即遏制悬河与日俱增的态势。因为，黄土高原平均每年卷入黄河的泥沙高达16亿吨，其中4亿吨淤积在下游河道，下游河床平均以每年10厘米左右的速度抬升。为了防洪安全，人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加高加固两岸堤防。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4次加高培厚黄河大堤，其土方量可以垒起13座万里长城。不过，由于“泥龙”依旧，河床仍在年复一年地蹿升，而河道过流能力却在直线下降。按照传统的治河方法，要使“河床不抬高”，似乎比登天还难。要找到问题的“结”与“解”，必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另辟蹊径。
　　他知道，黄河是一本复杂厚重的大书，许多人穷其一生的时间和精力，也只读懂了几页。在漫长的治黄史上，古人经过艰难的探索，逐步认识到黄河“害在下游，病在中游，根在泥沙”，也深切体会到“治黄百难，唯沙为首”。为了破解泥沙这个治黄领域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先贤们殚精竭虑，艰苦探索，提出了“束水攻沙”、“拦、排、放、调、挖”等极富见地的主张。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从黄土高原上奔涌下来的泥沙仍在源源不断地涌入下游河道，河床还在年复一年地长高。
　　他也知道，20世纪40年代，曾有学者提出在黄河上调水调沙的设想，即利用将来建成的八里胡同水库控制洪水并发电，坝底设排沙设施，每年放空一次排沙减淤。但在当时，那个灵感乍现的设想就如同万里黄河的一朵小小浪花，很快淹没在滚滚东流的波涛中。后来三门峡水库建成不久，也搞了两次“人造洪峰”试验，不过那只能算调水调沙的“小荷才露尖尖角”。
　　他更知道，黄河挟带着天文数字的泥沙滚滚而下，让“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差点成了治黄史上的“滑铁卢”。20世纪60年代，三门峡水库泥沙问题出现后，有人提出建设小浪底水库进行泥沙反调节的设想。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三门峡水库改建的成功和运用方式的调整，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黄河下游河道淤积的主要症结在于“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解决的途径有三：一是增水，二是减沙，三是调水调沙。增水主要靠南水北调，减沙主要靠水土保持、骨干工程拦沙和大规模的滩地放淤，而这两条途径一则需要一个漫长的周期方能见成效，二则需要较大的投入作保障。只有调水调沙，才是目前工程和技术条件下能够付诸实施并迅速见效的最佳途径。
　　让李国英感到底气十足的是，就技术条件而言，GPS全球定位、天气雷达、卫星遥感、地理信息等系统和双频回声测深仪、图像数据网络实时传输等现代设施一应俱全；通过治黄科技人员多年来对黄河洪水过程的研究分析，特别是近年来开展的“物理模型”和“数学模型”的模拟实验，从理论上验证了调水调沙的可行性。就物质条件而言，2001年小浪底水利枢纽的建成运用，加之三门峡、故县、陆浑等水库的存在，为调水调沙奠定了坚实的工程基础。
箭已搭在弦上，只待满弓而发。
　　想到这些，李国英有了主见，一股时不我待、争分夺秒的紧迫感在心里燃烧起来：为了黄河的岁岁安澜，“调水调沙”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所谓调水调沙，就是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利用黄河干支流水库工程，对来水来沙进行有效的控制和调节，适时蓄存或泄放，变不协调的水沙关系为协调的水沙关系，增强水流挟沙能力，从而达到输水冲沙、减轻河道淤积、恢复并维持“中水”（中常洪水）河槽的目的。调水调沙并非简单的以水刷沙，而是综合考虑多方因素，既把水库和下游河道的泥沙更多地输入大海，又最大限度地节约宝贵的黄河水资源。因此，调水调沙的关键词是那个“调”字，一是调节水的流量；二是调节水的含沙量，甚至包括泥沙颗粒的粗细。
　　但在当时，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调水调沙，都能支持调水调沙，“试验能达到冲刷下游河道的目的吗？会不会‘冲了河南，淤了山东’呢？”“黄河水本来就少，调水调沙又要用去不少的水量，会不会得不偿失啊？”……诸如此类的质疑，不绝于耳。
　　是啊，如此大规模的调水调沙试验，在黄河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将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和挑战。然而，以李国英为首的黄委人没有退却，而是以破釜沉舟的勇气拉开了“调水调沙试验”的大幕，向顽固的黄河泥沙发起了强力反击。
 
　　依据河势、水情和沙情，先后开展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调水调沙实验。
　　第一次，              基于小浪底水库“单库”运行的调水调沙。
　　2002年7月4日的黄河，充满了神秘与期待。
　　7月4日上午8时左右，黄委防洪调度大厅。工作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做着各项准备工作，兴奋和激动写在每个人的脸颊上，期许和憧憬闪烁在每个人的目光中。他们知道，黄河人就要点燃母亲河的夏日激情，一支“调水调沙、挟沙入海”的雄浑进行曲，就要在大河上下奏响了！
　　上午9时整，黄委主任、黄河首次调水调沙试验总指挥李国英大声宣布：“黄河首次调水调沙开始！”洪钟般的声音随着远程监控系统的信号迅速传遍大河上下。随着李国英的一声令下，距郑州130公里外的小浪底水库的闸门轰然开启，冲天的水流喷射而出，旋即形成汹涌的“人造洪峰”，挟沙疾进，冲向下游。
　　澎湃的洪流激荡着整个黄河，也激荡着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
　　下游900公里的河段上，几百个测验断面与水文观测点的水文人迅速投入紧张的观测之中；数千名堤防职工坚守在大堤上，严阵以待，时刻准备着……
　　让人担心的“狼”还是来了，“调水调沙进行曲”奏响不久，影响调水调沙的不利因素就扎堆出现了：
　　——7月4日，陕北地区的强降雨让黄河龙门水文站出现46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由于此次洪水含沙量高（最大含沙量达810公斤每立方米），小北干流部分河段出现“揭河底”现象。受上游降雨的影响，高含沙洪水气势汹汹地涌进三门峡水库。
　　——小浪底库区突现“异重流”，下泄水流的含沙量骤增，极易造成下游河道的淤积。
　　——由于主河槽过流能力不足2000立方米每秒，局部河段出现漫滩，水头演进缓慢，水位居高不下。
你魔高一尺，我就道高一丈。面对接踵而来的问题，黄河首次调水调沙总指挥部沉着应对，迅速启动了应对“突发事件”预案。为了保证实时调度的科学和准确，总指挥部根据大量的水情信息，随时分析，滚动调度，及时调整调水调沙的水量。
　　先是决定对三门峡、小浪底水库实施联合调度。为防止潼关河段淤积，总调度中心发出指令，要求三门峡水库于5日20时开始泄流排沙，流量先按800立方米每秒控泄，待水位达到305米时，再打开全部闸门敞泄。同时，根据异重流在小浪底坝前的运行情况，及时调整泄流孔洞组合，控制了出库沙量。7月6日16时起，小浪底水库按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制。7月9日，鉴于小浪底水库出库含沙量较高，又一次调整了泄流孔洞：关闭所有排沙洞，全部开启2、3号明流洞，部分开启1号洞。
　　周密的运筹，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方法，一下牵住了调水调沙的“牛鼻子”，小浪底出库流量和含沙量均在预案控制范围之内。
　　11日凌晨2时，东营黄河河口出现了久违的大河澎湃入海的雄姿，人造洪峰以188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涌入大海。
　　15日9时，小浪底水库的闸门徐徐关闭，奔腾多日的“黄龙”渐渐隐去……
　　事后，有人曾作过这样一个有趣的虚拟计算：如果将小浪底水库单孔闸门中激射出的洪峰流量比作一条龙，那么在11天调水调沙的试验中，总共有300多万条龙在黄河上腾空飞舞。
　　的确，整个试验规模之巨大，洪流演绎之壮美，都不啻一部雄浑激昂的交响乐。而试验所达到的效果，更令人振奋：在11天的时间里，小浪底水库下泄水量26.1亿吨，出库泥沙3190万吨，排沙比达17.4％；总计将淤积在河道中的6640万吨泥沙送入大海。
　　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激越的黄河调水调沙交响曲还检验了河道整治的成果，验证了数学模型和实体模型有关参数的合理性，深化了对黄河水沙规律的认识，基本掌握了小浪底水库的科学运用方式。
　　一篇题为《大河扬波铸丰碑：黄河首次调水调沙试验综述》的文章这样记述“第一次”调水调沙：
　　2002年7月4日，一个写进世界水利史的日子。
　　这天上午9时，在黄河干流最后一段峡谷上建起的小浪底水利枢纽11个闸门徐徐开启，不同层面泄流洞喷涌出3150立方米每秒流量的清白、酱黄两种颜色的水头，犹如宣泄的巨浪，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奔向黄河下游河床，从而拉开了世界水利史上迄今为止最大规模人工原型试验——黄河首次调水调沙试验的序幕。
　　“调水调沙”，四个普通汉字的组合，跨越了几代治黄人的梦想，今天终于变成了现实，真实地呈现在今天的黄河之上。十几天的流淌，不仅是人类第一次以自主调控水沙关系的洪水重塑大黄河，也是现代水利和现代治黄的高科技技术大检阅，更是传统治黄精神在新时期治水理念引导下的又一次集中展示。
　　然而，必须承认，任何成功的背后，都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和代价。据事后有关媒体报道，试验过程中，河南濮阳滩区共有5个乡镇洪水漫滩，有17.8万亩庄稼被淹，140多个村庄被大水围困，12.5万人受灾。
　　第二次，基于小浪底、陆浑、故县“三库”水流空间尺度对接的调水调沙。
　　2003年汛期，小浪底水库上游发生洪水，黄河的一级支流伊洛河、沁河也相继出现汛情。天赐良机。9月6—17日，黄委不失时机地实施了不同来源区水沙对接的调度试验。黄河干流上的小浪底水库、二级支流伊河上的陆浑水库和洛河上的故县水库三库联动，在花园口实现水沙的空间“对接”，以清水和浑水掺混后形成“和谐”的水沙关系。这次实验，既排出了小浪底水库的大量泥沙，又使小浪底至花园口河段的“清水”不空载运行，挟裹泥沙滚滚而下，可谓“一箭三雕”。
　　第三次，基于干流“多库”联合调度和人工扰动的调水调沙。
　　试验自2004年6月19日开始，至7月13日结束，历时24天，范围包括万家寨、三门峡、小浪底三座水库在内的2000公里的黄河中下游河道。通过科学调度上述三座水库的水量和放水时间，在小浪底库区成功塑造出“人工异重流”，同时辅以库区淤积三角洲和下游卡口处的人工扰沙，变水库弃水为输沙水流，挟带大量泥沙入海。“上自万家寨水利枢纽，下至黄河入海口，在绵延2000多公里战线上，大河上下2万名职工充分巧妙地利用自然的力量，成功地演奏了第三次调水调沙的恢宏乐章。”
　　这次调水调沙的点睛之笔在于：人工异重流的成功塑造。
　　异重流，是一种产生于多沙河流水库的奇异水体，具有很强的潜游和推移能力。在特定的条件下，挟沙水流就会潜入水库的底部继续向前运动。如果掌握了这种规律，人工塑造出异重流，对于破解多泥沙河流上水库淤积这一世界性难题，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然而，这种特殊的流体在自然状态下产生和发展是漫不经心、随心所意的，而要刻意去人工塑造，却着实有些“老虎吃天，不知如何下口”的无奈。因而，在世界治河史上，这种人工合成异重流的“杰作”，一直没能迈出试验室的门槛。
　　如今，黄河人却凭着自己的智慧和科学的力量，把它“克隆”再造，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壮举。让我们回放一下“人工异重流”塑造过程的一幕幕扣人心弦的画面：
　　镜头之一：7月5日，三门峡水库开闸放水，以20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奔赴前面的小浪底。小浪底水库尾端沉寂的泥沙受到上游来水的剧烈冲刷，骤然翻起，形成高含沙水流，行至小浪底坝前57公里左右，受重力作用忽然潜入库底，形成能量巨大的异重流，继续向坝前挺进。
　　镜头之二：7月7日，由万家寨水库下泄的1200立方米每秒的水流，经过千里急行军，如期赶到三门峡。援军的到来，一下壮大了三门峡水库的声势，强大的水流挟带着三门峡槽库里的泥沙疾行，迅速涌出库外，从而补充了调水调沙的水量与沙源，为异重流的塑造提供了强劲的后续动力。
　　镜头之三：7月8日13时50分，人工塑造异重流达到小浪底坝前，很快涌入排沙洞。霎时间，随着由清变浑的冲天巨流喷射而出，人们企盼已久的人工异重流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李国英等人一直绷得紧紧的脸终于松弛下来，笑意写在脸上，轻松俏皮的话语挂在嘴边，心情如阔朗的天空，不带一丝云彩。
　　至此，一场科技含量更高、空间尺度更大的调水调沙试验以人工异重流的成功塑造为标志，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事后总结，人们看到了这次调水调沙的超高价值：它是一次不同于前两次实验的调水调沙模式，开黄河上下游均无洪水状况下“以水攻沙”的先河。这也表明，在黄河波澜不惊的情况下，照样可以调水调沙。
　　连续三年的调水调沙，把2.6亿吨泥沙送入大海，黄河下游主河槽过洪能力由1800立方米每秒提高到3000立方米每秒；与此同时，随着经验的丰富与升华，让黄河人在与泥沙的较量中多了几分从容与自信，成功的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更激荡在每个人的心里。
　　“连续3年的调水调沙试验，虽然充满风险和悬念，但它蕴含着很高的科学价值，也是由传统治黄走向现代治黄、由被动治黄走向主动治黄的里程碑。”李国英如是说。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如释重负，他知道，今后治黄的路还很长，还有许多荆棘要披斩，有许多险滩要涉过。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既然已初步掌握了黄河水沙运动的规律，就要将实验状态转为生产运行，使之成为黄河生命律动的常态，成为每年都要奏响的治理黄河“大合唱”的雄浑乐章。于是，从2005年起，黄委针对黄河来水来沙的实际，将三次试验、三种类型年份、三次调度运用方式分别运用到调水调沙的生产中。经过2002—2010年的9年12次调水调沙，黄河下游出现了令人欢欣鼓舞的气象：
　　——黄河搬运泥沙的“马力”明显增强。
　　调水调沙，提高了黄河奔流的“马力”，将水库、河道的近8亿吨泥沙排入大海，而且随着三门峡、小浪底水库大量泥沙的排出，水库的寿命得以延长。
　　——黄河主河槽过流能力大幅攀升。
　　黄河的中小洪水流量不大，枯水期流量更小，均在下游主河槽中流动。为此，人们沿着主河槽筑起了堤防（缕堤），用以约束中小洪水不上滩地。天长日久，主槽不断淤高，沙高堤涨，形成居高不下的“二级悬河”。特别是近十几年来，黄河来水量锐减，下游主河槽淤积加剧，过水能力已由20世纪80年代的6000立方米每秒下降到不足2000立方米每秒。一些“复式悬河”的严重地段，河槽已高过滩地4米多。
　　经过12次的调水调沙，下游主河槽普遍刷深1.58米，已由过去的“浅碟型”变为“深槽型”，过流能力由1800立方米每秒提高到4000立方米每秒——这就意味着面对中小洪水，黄河下游滩区189.5万居民不用担惊受怕了。
——黄河河道和河口三角洲进入了生态修复的绿色航程。
　　20世纪70年代以来，黄河多次断流，致使河道干涸，入海口湿地萎缩，生态环境恶化。通过调水调沙，奏响了维持黄河生命的绿色颂歌——不仅在一定时段内使大河恢复了往日雄浑的气势、奔腾的激情，也使黄河入海口三角洲得到了黄河之水源源不断的补给滋润，河口自然保护区新增湿地9万亩，绿意盎然，百草丰茂，天鹅翔集，刀鱼出没……
　　2011年1月14日，从北京传来一个特大喜讯：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黄河调水调沙理论与实践”荣获2010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是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60多年来首次摘取如此金光闪闪的桂冠！
　　就在我采写这篇报告文学的时候，黄河第13次汛前的调水调沙又开始了。2011年6月24日上午，我借到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采访之机，专门造访了小浪底水库，亲眼领略了小浪底坝前“巨龙冲锋”的磅礴气象。但见明流洞、排沙洞闸门大开，喷涌而出的水流犹如一条条挣脱镣铐的巨龙，翻腾着、咆哮着，冲向前方，白雾弥漫，水声如雷，震天撼地。我知道，这只是调水调沙雄浑乐章的前奏，先出清水，再逐渐加大泄量，过几天，由排沙洞排出的将是高含沙水流，届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将是浊流滚滚，“黄龙”奔腾。
 
　　更让黄委人欣慰的是，沿黄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对调水调沙的认识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怀疑不解甚至指责、诟病，变为理解、肯定和支持。
　　电话中，黄委防办魏向阳处长告诉笔者：2002年汛前第一次调水调沙后，适逢黄河下游地区大旱，尽管黄委紧急从上游的龙羊峡等水库调水抗旱，但还是满足不了下游用水的需求。于是，一些沿黄地方政府和群众便把缺水的过错“赖”在了调水调沙身上。他们说，黄河本来就水少，你们还搞调水调沙，让水库的水白白流到大海。他们不知道，即使不进行调水调沙，水库汛前也要按调度规程腾库迎汛。2003年9月调水调沙正在进行的时候，一场黄河流域历史上罕见的“华西秋汛”不期而至，导致河南兰考蔡集护滩控导工程35号坝上首生产堤溃决，主河槽的洪流不断向南冲刷滚动，部分控导工程被洪水抄了后路，险象环生。虽然经过广大军民近50天的抢险奋战，堵住了溃口，确保了蔡集工程和黄河大堤的安全，但险情和抢险过程还是让人们惊出了一身冷汗。一些人“秋后算账”，又把责任推到了调水调沙上。其实，即使不调水调沙，根据防洪调度规程，已经超限线水位运行的小浪底水库必须泄洪放水，以确保工程安全。后来，经过几次调水调沙后，黄河下游主河槽全线得到刷深，过水能力明显增强，一举改变了下游滩区“小水大灾”的不利局面，加之调水调沙对黄河及沿岸地区的生态有明显改善，使地方逐渐认识到调水调沙的好处。
　　2004年汛期，一场3500多立方米每秒的洪水来了，居住在黄河滩区的近百万老百姓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因为按照前几年的情况，这样量级的洪水早就漫滩进村，逼到家门口了。可是这一次，虽然水势汹汹，但它只能在主河槽中间撒野耍疯，根本上不了滩地，更够不着滩上老百姓的庄稼、房子。
　　眼瞅着调水调沙后的主河槽不断刷深，过流能力越来越强；眼瞅着中小洪水不再漫滩淹没庄稼和家园，安全系数越来越高，滩区的老百姓紧锁的眉头舒展了，心里踏实了，疑云散去了。
　　这年金秋十月的一天，黄委主任李国英收到东明县人民政府写给黄委和他的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信中说：
东明作为黄河入鲁第一县，所属黄河滩区居住着7个乡镇172个村庄的12.28万人。多年来，由于黄河连年淤积，河床抬高，河水稍大就会溢出主槽，滩区群众饱受洪水灾害之苦……近年来，黄委以全新的理念、科学的态度，不断推出治理黄河新举措，三次调水调沙试验使黄河主河槽得到明显冲刷，相同水位下的过流能力提高，使群众免除了小水也受淹之苦。今年384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滩区仍然安然无恙，与去年不足30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就使滩区一片汪洋的情景形成了鲜明对比。喜上加喜的是，今年滩区农民喜获秋季大丰收……
 
　　2012年8月26日下午，我寻访的脚步来到了当年曾岌岌可危的蔡集护滩控导工程面前。但见黄河主槽右侧逶迤3500千米长的河岸，35道“丁字坝”排成一队，犹如35个全副武装站成一列的大将军，威风凛凛地把守着各自的阵地，时刻准备着要与洪水战上一番。
　　在23号坝的一侧，我邂逅了正在悠然看水的葛建功老汉。葛老汉今年69岁，小个，黑瘦，结实，头戴一顶麦秸草帽，一派舒坦自在的样子。老汉告诉我，他家祖祖辈辈生活在黄河滩区谷营乡张庄，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村人均2亩河滩地。过去几十年，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近些年，村里的许多年轻后生到外面打工挣钱，生活比以前强了不少。老汉还说，他在家闲着没事，常来这里看看黄河，看看水。
　　“您知道调水调沙吗？”
　　“咋不知道哩？我们村连刚懂事的小孩子都知道小浪底水库和调水调沙。”
　　“您赞成调水调沙吗？”
　　“当然赞成了。七八年前，要是来今天这么大的水（此时的黄河流量为3300立方米每秒），早漫滩了。”老汉指　　着水流迅急的黄河主河槽对我说，“现在好了，调水调沙，使河槽深了，肚量大了，一般的洪水上不来了。以前，这里的河槽浅得很，水稍大一点，就要漫滩，淹了庄稼不说，有时还水困村庄，让人提心吊胆……过去大多数年头，我们只能收一季麦子；如今，比现在的水再大些也上不了滩，我们还能再收一季玉米、花生什么的，呵呵……”老汉说着，那张沟渠密布的脸上绽放出孩子般的憨笑。
　　听着葛老汉的介绍，我的心神为之一爽：“您知道黄委吗？”
　　“咋不知道呢，调水调沙就是黄委搞的。他们为我们滩区老百姓造了福哩，得感谢他们呢！”老汉说着，笑吟吟地问，“你是不是黄委的？”我连忙摆手，指着陪同我前来的张帆、祖士保等几位同志说：“他们是黄委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老汉上前攥住张帆的双手，连声道谢。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第六章  何必炸坝
 
1．渭河洪灾引发新一轮三门峡存废之争
　　 
　　2003年的渭河下游，是个多事之秋。
　　这一年的8月下旬至10月中旬，西北的天空乌云集会，“华西秋雨”狂泻不停，渭河发生了6次“首尾相连”的洪水过程，惊涛拍岸，渭河下游干支流堤防9处溃决，浊水横流，人间的大片田园沦为水族的家园。
　　事后调查，那场洪水量级并不大，不过“五年一遇”，属中小洪水，但渭河下游水位却“暴涨”到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位，酿成“五十年一遇”的大灾。据报道，这次洪水给渭河下游咸阳、西安、渭南3市12个县（市、区）造成严重损失，受灾人口56.25万人，淹没土地102万亩，倒塌房屋18.72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9亿元。受灾最为严重的是“二华”（华县和华阴县）地区，淹没面积30余万亩，受灾人口35.19万人，直接经济损失23.21亿元。
　　渭河洪水来袭，再次引爆了对三门峡工程海潮般的谴责声。
　　陕西一些官员和水利专家大声疾呼：渭河小水酿大灾，祸起三门峡水库！
　　陕西省水利厅原副总工何家曾情绪激动地说：2003年8月下旬到10月上旬，不到两个月时间，渭河出现6次洪峰，洪峰流量不过3570立方米每秒，水位却高达342.76米，比1954年出现的7660立方米每秒时的水位高出3.95米，渭河下游的南山支流全部出现洪水倒灌现象。因为三门峡水库使潼关高程抬高5米，渭河下游由地下河变成临背差达1～4米的悬河，否则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水位，当然也就不会发生这么大的灾害。
　　受灾最重的华县县长薛东江更是抛出重磅“语弹”：“炸掉三门峡，以解渭河地上悬河之危！”
 
　　一石激起千层浪。
　　面对陕西方面发出的尖利、刺耳的声音，水利部开始做出反应。
　　2003年10月8—10日，水利部副部长、水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索丽生带领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楚生、韩其为等专家深入三门峡库区调研，并于11日在郑州召开了“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专题调研专家讨论会”。
会上，大多数专家认为，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三门峡现行蓄水位和运行方式同潼关高程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但也多数认同通过一定程度降低水库水位来帮助降低潼关高程。而陕西代表和少数专家则主张调整三门峡水库现行运行方式，实行“全年敞泄”。
　　索丽生在总结讲话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取得了很大效益，但这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为代价的。渭河变成悬河，主要责任就是三门峡水库。“很有必要对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进行调整，三门峡水库的防洪、防凌、供水等能力，可以由小浪底水库承担。”
　　2003年11月1日，央视《经济半小时》屏幕上出现了两位重量级的贵宾——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原部长、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正英，“两院院士”张光斗，这两位当年积极支持三门峡工程上马的人，今天却面对电视机前的观众共同呼吁：三门峡水库应尽快停止蓄水和发电！
　　不久，张光斗在接受《北京法制报》记者采访时更加明确地说：“钱正英副主席和我是老搭档了，都主张三门峡电站废弃。放掉水，不要发电了。”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泥沙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曾庆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直言不讳地说：“三门峡水库对渭河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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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媒体也趁机一拥而上，接连不断地炒作，形成猛烈讨伐三门峡的态势。诸如“一提到三门峡大坝，（西安）很多老百姓都会咬牙切齿”，“渭河从地下河变为地上河，主要责任就是三门峡水库”，“三门峡工程的效益和发挥的作　　用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的利益为代价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不过，对钱正英、张光斗、索丽生等人“废弃”三门峡的主张，“不敢苟同”者大有人在。
　　水利部、黄委及三门峡枢纽管理局的一些领导和专家就明里暗里地声称“保留不同的意见”。有的说，三门峡枢纽工程功不可没，岂可全盘否定和废弃？有的说，所谓破除三门峡大坝、绝对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等极端主张，并不能解决潼关高程问题，反而将严重影响三门峡水利枢纽在下游防洪工程体系中的优化调度与联合运用。有的说，废弃三门峡，还会打破三门峡水库运行40多年来与周边地区形成的生态平衡系统，并将引发新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反响最为强烈的当属水利部李伯宁、林一山、张季农、周文智、綦连安、屈健等6位老领导。这天，几位老汉聚集在水利部老部长活动室，提起最近从报纸、电视等媒体看到三门峡水库“被判死刑”的消息，个个心绪难平，面露愠色，手臂激动地挥舞着，话语中迸射出团团火星。最后，几位老汉商定，以水利部老部长支部的名义，联名写信给有关领导，旗帜鲜明地表示“废弃黄河三门峡是个错误主张”！
　　信中说，“在修建三门峡水库时，规划上有一定的失误，也走过曲折的道路”，但经过两次改建和改变运用方式后，在防洪、灌溉、供水、发电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使过去三年两决口的黄河实现了建国以来汛期岁岁安澜，三门峡水库发挥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又说，“今年汛期，陕西渭河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洪涝灾害……把这一责任完全归罪于三门峡蓄水发电上”，是不客观的。
　　还说，“现在陕西要求从三门峡水库解决渭河入黄的拉沙坎，降低其高程是一个方面，但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从渭河本身来解决”，通过实施渭河治理规划，“坚持不懈地实施流域水土保持及上游水沙调控工程，建设拦沙治淤及水沙调控工程体系。在发挥防洪减淤的同时，实行人造洪峰，以此改善渭河下游的水沙条件，促进输水平衡，并冲刷渭河下游及潼关河道，同时还要加固渭河堤防，做好河道清淤清障，提高抗洪能力。这才是最根本、最可靠的解决渭河洪涝的措施”。
 
　　陕西人见钱正英、张光斗等知名人士也在呼吁“三门峡水库应该停止蓄水和发电”，心中的底气更足了，说话更加理直气壮，他们要趁热打铁，再烧上一把火，促进问题的彻底解决。
　　2004年年初，15位陕西人大代表向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关于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尽快降低陕西潼关高程、彻底消除渭河下游水灾隐患的议案》。同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陕西多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议案（提案），要求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尽快降低潼关高程，废掉三门峡水库。
面对陕西的“咄咄逼人”，获得三门峡水库恩惠最多的河南人坐不住了，他们开始高门大嗓地为三门峡大坝“鸣冤叫屈”。
　　同样在2004年全国的“两会”上，河南的32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合提交了一份要求“合理利用三门峡水库”的议案，《议案》说：三门峡水利枢纽是治黄工程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担负下游防洪、防凌的重任，保护着冀、豫、鲁、皖、苏5省25万平方公里范围内1.7亿人口的生命财产安全。
　　2004年9月17日，三门峡市政府打破公文运行常规，直接向水利部上报了长达5000多字的紧急请示，中心内容是：三门峡市因三门峡水库而设市，也因三门峡水库而兴盛。三门峡市离不开三门峡！三门峡人民离不开三门峡水库！
　　两年后的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河南32名全国人大代表又联名提交了《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三门峡水库有关问题做出决议或决定的议案》，称：三门峡水库降低水位和汛期敞泄运行试验的3年中，河南、山西部分地区深受影响，仅三门峡市的地方财政收入就损失6亿多元，6万亩灌溉农田遭受旱灾，63万农村人口和30万市区人口饮水困难。如果水库继续降低水位和汛期敞泄，“不仅会严重制约河南、山西两省部分地区经济发展，而且大批库区移民返迁难以解决，将产生新的矛盾……”
　　豫、陕两省关于三门峡水库之争，已超出了单纯的技术层面，上升到政治领域。
　　我们应充分理解陕西人的心情，也应充分理解河南人尤其是三门峡人的心情。
　　渭河下游，那可是富庶的“八百里秦川”的精华所在。建了三门峡水库，那片“肥得流油”的土地要么成了汪洋泽国，要么成了盐碱地，陕西人能不急在脸上疼在心里吗？何况还有近30万的移民背井离乡，吃尽了苦头。“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取得了很大效益，但这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的利益为代价的”，“同在一个黄河流域，唯有陕西是历史因素的无辜受害者，而别的省份都是纯粹的受益者，他们在几十年安澜的同时，继续向黄河索取更大的利益”，陕西人心理不平衡，不是很自然的吗？
　　伴随着举世闻名的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的建设，1957年3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三门峡市。于是，那座位于豫、晋、陕三省交界处默默无闻的河南陕县会兴小镇，迅速完成了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华丽转身，成为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这座“黄河上漂来的城市”已成为河南省直辖的地级市，辖一区三县两市和一个经济开发区，总人口230万（其中市区人口40余万）。三门峡市因三门峡水库而诞生，也因三门峡水库而兴盛。因三门峡水库而形成的黄河湿地，成了白天鹅越冬栖息的乐园，三门峡水库也因此赢得了“天鹅湖”的雅号，三门峡市亦因此被称为“天鹅之城”。而且，倚仗着三门峡这一库好水，三门峡市这颗豫西明珠显得比其他北方城市更加钟灵毓秀，卓然不凡。近年来，三门峡市致力于打造“自然山水名城”，并已荣获“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称号。在三门峡推出的旅游线路上，“万里黄河第一坝”是他们的拳头景点之一。
　　今天，如果谁就三门峡市的历史、地位与荣耀随便找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三门峡”聊天，他们八成会说这样的话：“俺三门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比八九十年代的深圳还牛！”“没有三门峡工程，就没有三门峡市。”
　　要炸掉三门峡枢纽，河南人特别是三门峡人能答应吗？
　　为了写这篇东西，连日来我翻阅了大量资料。在互联网上，我看到了一位化名“水博”的水电专家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如果你认为在今天批评三门峡的失误对渭河造成的灾害是有道理的话，就请不要忘了，如果按黄万里的方案，遭受渭河同样问题的将是人口更多、面积更大的黄河下游……这就是为什么至今很少有人接受黄万里的治河方案的原因。”
　　还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水利专家说，不建三门峡水库，渭河下游不会受到淤积、淹没的影响，但比渭河下游更广阔的黄河下游平原怎么办呢？那里是共和国人口密集的地区，也是共和国的粮仓啊。早已成为地上悬河的黄河，时刻威胁着下游两岸的人民。“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另一位水库移民专家说，对建三门峡水库而损失巨大的陕西，应给予相应的补偿才对——都是共和国土地上的公民，凭什么做出牺牲就没有回赠，这不公平！问题是，这样的补偿机制，直到今天也没完全建立起来。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究竟谁有理呢？
 
2、牵动人们神经的潼关高程
 
　　无疑，引起新一轮三门峡水库存废之争的导火索是2003年汛期的渭河水患，但造成渭河下游水患的原因何在呢？陕西方面坚持认为，渭河下游的洪灾是由三门峡水库泥沙淤积导致潼关高程抬升引起的。
　　那么，何为潼关高程？三门峡水库与潼关高程是什么关系？渭河下游的淤积乃至水灾与潼关高程有怎样的纠葛呢？
提　　起潼关，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那儿虽是个弹丸之地，却是个表里山河的关防要隘。金戈铁马的潼关，曾吞吐过多少刀枪剑戟、血肉横飞化成的历史云烟啊！
　　潼关之名与潼河有关，“河在关内南流潼激关山，因谓之潼关”。潼关城，南依高峻的秦岭，北临滔滔黄河（也是黄河从南北方向掉头转东、由宽浅河道进入峡谷河道的起始点），东有年头原居高临下，中有禁沟、原望沟、满洛川等横断东西的天然沟堑。古潼关因雄踞秦、晋、豫三省要冲之地，是通往关中的东大门，“关门扼九州，飞鸟不能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千百年来，这座“城墙同西安和北京一样厚，抗战时日本人炮轰八年都没轰垮”的“天下第一关”（与东部长城的另一雄关——山海关双关并峙），却随着三门峡水库下闸蓄水而被抹去，沦为一片废墟。那天，我到潼关古城访古探幽，凭吊了东城门的残垣断壁（现已被辟为东城门博物馆）。
　　与潼关这个著名历史地理名词相关的“潼关高程”，现在已成为水利学上的一个专有名词，表示黄河在陕西潼关位置的水位。具体而言，是指黄河在流经潼关时，断面（六）流量在1000立方米每秒时的相应水位。其升降变化揭示渭河下游河道淤积的状况，潼关高程数值越高，即代表渭河下游泥沙淤积程度越高，渭河发生洪灾的风险越大。
后来，黄委的同志为我提供了一份有关潼关高程的资料，里面说：
　　1960年9月—1962年3月，三门峡水库采用“蓄水拦沙”的运用方式，因泥沙淤积严重，潼关高程从323.40米上升到328.07米，为潼关高程上升最快的时期。自1962年3月开始，三门峡水库改为“滞洪排沙”运用，1964—1968年，黄河连续5年丰水丰沙，由于水库泄洪排沙规模有限，泥沙淤沙量大幅度增加，到1969年汛后，潼关高程抬升至328.65米，较建库前抬高5.25米。1965年和1969年水库两次大改建后，特别是自1973年以来，水库实行“蓄清排浑”的运用方式，排沙能力显著提升，潼关高程基本稳定在326.64～327.62米之间。
　　1986年以后，由于龙羊峡水库投入运用，潼关一带的来水来沙条件发生异变，导致潼关高程又出现逐年抬升的态势，至2002年汛前达到历史最高值——329.14米。
　　关于潼关高程的数值，是根据黄河潼关水文站（六）断面测验提供的数据计算出来的，此站位于晋、陕交界处风陵渡的铁路桥附近，其断面位于天然形成的卡口（上游河段宽浅，下游河段窄深），是三门峡入库的把口站。
 
　　为了探究“潼关高程”的奥秘，2011年6月25日，我在黄委办公室宣传处副处长司权、黄委三门峡水文水资源局副局长何晓应等同志陪同下，驱车来到潼关，造访了这座位置特殊且不时牵动人们神经的水文站——潼关水文站。
　　到现场一看才知，潼关高程的水文测验点——（六）断面早已废弃不用了。原来，受河势变化、滑坡塌岸特别是修建横跨黄河铁路桥等因素的影响，潼关（六）基准面已不能满足水文测验的要求，只好向下游迁移；先是迁到潼关（七），后来，因风陵渡公路桥的修建，又迁至桥东的潼关（八）——（八）断面与（六）断面相距2670多米。不过，为了尊重历史传统，方便人们使用，虽然潼关（八）代替了潼关（六），但测出数据后，水文工作者还要对应换算成潼关（六）的断面水位——就是说，潼关（六）断面仍是推算潼关高程的依据点。2005年以后，三门峡水文水资源局成功研究出动态潼关高程推算方法，此方法可以解决瞬时洪水过程的潼关高程计算问题，为掌握和分析洪峰过程潼关高程的变化提供了方便。
　　潼关水文站的马永江站长、秦森副站长告诉我，现代的许多“高科技”测量手段在这里“英雄无用武之地”，原因在于黄河的泥沙含量太高，这些先进的仪器设备“水土不服”，或测不准，或干脆“罢工”不干了。
“这黄河的泥沙真是惹不起，连水文测量都给我们出难题。”我知情后唏嘘不已。
　　在与潼关水文站的技术人员座谈后，我见时间尚早，便提出想到黄河、渭河、北洛河三河汇流地“看上一眼”。“不过十多公里的路程，很快就到。”热情的主人招呼我们上车，车轱辘一转，便到了目的地。站在高高的观景台上，纵目北望，眼前是一大片广阔的湿地。我知道，这片一眼望不到边的湿地，当年曾是三门峡的库区，“一片汪洋都不见”。随着三门峡水库蓄水位的大幅度降低，这里虽然已裸露成地，但由于泥沙淤积的影响，再也恢复不到原来的“旧模样”——外滩高于内滩，常年积水，形成沼泽、草甸和盐碱地带，并逐渐演化为以河床漫滩为主，由河流水面、河心洲、滩地、泛洪平原及部分低地构成的湿地。此时，渭河只有浅浅一线清流，潺潺投入黄河的怀抱；而北洛河入渭的河口实在太远，我们瞪圆了双眼，也没有望到。潼关水文站的同志介绍说，这里是典型的河流湿地，不仅具有补充和净化水体、为野生动植物提供栖息地的功能，还是渭河洪水暂时歇脚的“驿站”，对减轻渭河下游洪灾损失有重要作用。
 
3、渭河洪灾真的“祸起三门”吗？
 
　　我之所以改变采访计划，执意要抽出半天时间亲到潼关水文站走一走，看一看，起因于我对黄委水科院副院长刘红宾的采访。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刘红宾，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高挑的身材，长方脸，细长眼，浑身上下透出精明强干的气息。他于1982年7月毕业于武汉水电学院河流力学及治河工程专业，出了大学校门便进了黄委机关大门，从事防汛调水管理工作；不惑之年担任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副局长，分管水库调度，一干就是10年；去年（2010年）年底才奉调回郑，任黄委水科院副院长。
　　采访中我发现，这位曾经的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刘副局长”兼新闻发言人，不但对三门峡的情况了如指掌，而且思维敏捷，口才不错。
　　“潼关高程与三门峡水库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向他请教的第一个问题。
　　刘红宾说，当年，也就是1960年至1964年，即三门峡水库运用初期，“蓄水拦沙”，高水位运行，五六十亿吨泥沙淤积库中，潼关河床骤然抬升四五米。而目前渭河下游存在的诸如河道泥沙淤积、尾闾泄流不畅等问题，应该说主要是潼关高程第一次急剧抬升的后遗症。
　　谈到三门峡水库，刘红宾特别用了“今非昔比”这个成语。
　　他徐徐道来，自有一番见解：三门峡水库运用不到3年，设计中对泥沙考虑不足的灾难性后果全部暴露出来，后来逼得三门峡水库不得不进行两次大的改建和增建，运用方式进行了三次调整，水库蓄水位一再降低。目前，水库的主要工程指标和运用方式与建库初期相比，已经今非昔比，判若两库，今日之“三门峡”已非昨日之“三门峡”了。大坝经过改建，特别是1973年11月采取“蓄清排浑”的运用方式以来，对潼关高程抬升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小，而黄河来水来沙条件对潼关高程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主要因素。而且，三门峡大坝水位在320米时，回水末端在大禹渡一带，距潼关还有35公里，谈何影响潼关高程？如果把潼关高程抬升和渭河下游水灾的责任强加在现在的三门峡大坝身上，这无疑是“欲加之罪”。就像用现行的法律追究一个人几十年前打人的责任一样，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沉　　吟了一会儿，刘红宾说：“这些年来，为降低潼关高程，黄委一直在做着不懈努力，如对黄河大禹渡至稠桑段的东垆湾进行裁弯取直、对潼关河段进行射流冲淤等，同时开展了三门峡水库降低水位和汛期敞泄运行试验。这些措施对降低潼关高程起到了积极作用……”
 　　“那陕西人为什么坚持说2003年渭河下游的水灾是潼关高程抬高惹的祸呢？”我一头雾水，眨着眼睛等待下文。
刘红宾意味深长地一笑：“陕西人这么讲，既有道理也没道理。”
　　“何谓有道理，何谓没道理？”
　　有道理的是，我前面已经提过，2003年华西秋汛造成的渭河下游水灾，罪魁祸首不是现在的三门峡水库，而是运用初期的三门峡水库。那时淤积下来的泥沙导致潼关高程大幅度抬升，至今难以改变。如果追究责任的话，只能　　追究建库初期的三门峡。
　　没道理的是，我前面也已讲过，就是现在的潼关高程的升降，与现在的三门峡水库基本上没有多大关系了。从1973年11月三门峡水库采取“蓄清排浑”的运用方式和降低水库运用水位后，一直到1985年，潼关高程相对平衡。众所周知，黄河泥沙的下泄要靠水的动力来送，水量大，流量大，相应地泥沙自然也排泄得多。汛前黄河来水少，排沙能力差，潼关高程上升；汛期水量大，排沙量也大，潼关高程下降，与水库未建前的泥沙运行规律大体相仿。但1986年以后，黄河的水沙关系又发生大的变化。观测表明，黄河兰州站的径流量占黄河总水量的58％。1968年刘家峡水库调入运用，1986年龙羊峡水库投入运用，随着上述两座水库的联合运用和两库区间工农业生产用水量的增长，黄河日常下泄水量和汛期的洪峰流量均呈大幅度削减之势，水少沙多矛盾更加突出。
　　为了说明问题，刘红宾摆出一连串的数据，来为他的观点“撑腰”：
　　1996年以来，黄河年均来水量不足200亿立方米，不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50％。由于来水太少，汛期水库没有足够的水量冲沙，大量泥沙滞留在库区，潼关高程又出现了上升的趋势。到2002年6月26日，潼关高程达到了329.14的历史最高纪录。2003年渭河大水，高耸的“拦门沙”挡住了渭河注入黄河的去路，加之渭河本身泥沙淤积问题也很严重，就上演了后来渭河“小水大灾”的悲剧。
　　2003年渭河下游水灾，虽然损失不小，但对三门峡水库泥沙淤积和潼关高程而言却是“坏事变成了好事”。这年汛期，三门峡平均入库流量为1560.8立方米每秒，最大洪峰流量4270立方米每秒，有6次大于25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过程，水库泄水量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大，排沙量也创历史新高，为2.4亿吨，不仅三门峡的库容得到了较多的恢复，而且更重要的是，潼关高程由328.65米降至327.77米，下降了0.88米。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正应了中国一句老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刘红宾透露：“渭河下游的洪水成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受三门峡水库初期运用留下大量泥沙，使潼关高程大幅度抬高，影响了洪水下泄的出路外，渭河自身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
　　“渭河自身有什么问题？”我追问了一句。
　　“渭河的问题大着呢！”刘红宾神态变得有些凝重，他放缓语速，继续给我传道解惑，“你知道，渭河和黄河一样，也是高含沙的河流，同样存在着泥沙淤积的问题。”刘红宾说着，找出他前些年写的一篇论文，“有些具体数字我记不太清楚了，为了准确起见，你最好以文章中的数字为据。”接着，他说出了一串数据：
　　从1960年到2001年，渭河下游共淤积了13.2亿立方米泥沙。其中，1960年至1973年，受三门峡水库回水的影响，淤了10.3亿立方米；1974年到1990年，淤了0.4亿立方米；1991年至2001年，淤了2.5亿立方米。相应地，1974年至1990年，潼关高程上升0.96米；1991年至2001年，潼关高程上升0.63米。
　　数字是枯燥的，但离不开它却说明不了问题。我颔首，继续聆听。
　　“也就是说，1991年以后，虽然潼关高程变化不大，但渭河下游的淤积速度却大大加快，原因和黄河干流一样，就是1991年以来，渭河来水量急剧减少，水沙比例严重失调，造成河道萎缩，河床抬高，过流能力大大下降。还有，就是堤防质量问题，决口大多为漏洞、裂缝引起的溃决，说明堤防质量不高。比如南山支流的一些堤防，看上去还像那么回事，但大水一来，开了口子，才发现里面填充的大多是炉灰渣子，用当地百姓的话说叫‘金包银’，强度和抗渗性都不达标……”
　　用数据说话，摆事实，讲道理，这种“专业人士”讲话的特点，在刘红宾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番有理有据的解说，让你不能不信服。
　　但是，我信服了，不等于别人就信服。
　　比如，对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提出的“水库蓄水位即使达到318米时，距离潼关尚有30多公里远，不可能影响到潼关高程乃至渭河河口的泄洪”的说法，陕西理工大学的曹如轩教授就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虽然水库水位看似没有接近潼关河床的高度，但316多米的常年水位所产生的潼关以下淤沙降低了这段河床的坡度，从而增加了潼关河段水流冲沙入库的难度。因此，我认为，在小浪底水库投入运行后，三门峡的主要功能已经可以被转移出去，除非在非常情况下“帮小浪底一把”，其他时间三门峡水库基本上应该空库敞泄。
　　与曹如轩观点相近的还有黄委水科院的赵业安。他说：过去三门峡水库非汛期蓄水，汛期排沙。可1986年后，龙羊峡水库汛期蓄水，使来水来沙条件改变，三门峡水库不仅没有相应地改变运用方式，而且过多考虑经济利益，高水位运用，造成潼关高程抬高。三门峡水库运用不是一成不变的，要以不抬高潼关高程为前提，不断调整运用方式。
　　赵业安是黄委人，按说应该向着自家人说话才是，可是他没有，而是高擎着灵魂的火炬，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至于观点正确与否，那是另一回事了。
　　有些事，盖棺也未必就能论定。看来，关于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的争论，还将进行下去。
 
　　后来，一个水利同行私下对我说，陕西人拿2003年渭河下游水灾和潼关高程做文章，一个劲地跟三门峡水库“过不去”，除了三门峡水库确实给陕西带来了巨大伤害外，其实多少还有些“其他想法”——一来，他们想借此制造声势，给有关方面施压，让三门峡水利枢纽的运用方式做进一步调整，即“敞泄”，最好是废掉三门峡。陕西方面曾指责说：三门峡为什么要经常提高水位运用？因为，水位的高低决定发电量的多少，发电量的多少又决定着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能赚多少钱。二来，他们想借此让国家提高对渭河下游治理的关注度，尽量从国库中多拿出些真金白银来支持这个项目。
　　我说：陕西人的这种心理不值得大惊小怪。欠债总是要偿还的。人家过去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吃了不少亏，国家现在多给点钱，权当是对原来三门峡工程造成损失的补偿，应该应该。
　　我又了解到，近年来，陕西人对三门峡水库的态度已有了明显的转变。现任陕西水利厅厅长王锋就曾在多个场合表示：对于三门峡水库的问题，我们陕西要往前看，要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不要老是纠缠过去的“陈芝麻、烂谷子”不放。要面对现实，从实际出发，寻求解决的出路。人家水利部、黄委及三门峡枢纽局也没有对三门峡工程遗留的问题置之不理，一直在致力于解决嘛。
　　此言一出，引来周边一片叫好声：王锋厅长开明！
　　我还了解到，2005年12月，国务院批准《渭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后，国家确实加大了对渭河治理的投入力度，开始为3000万～5000万元，去年（2010年）增加到1亿元左右，虽然远没有达到陕西方面的预期，但总比不投入强多了。
 
4．三门峡大坝非要炸掉吗？  
 
　　1999年10月25日，小浪底水利枢纽成功下闸蓄水。
　　一些人欣欣然有喜色，开始把黄河下游防洪的“宝”押在了小浪底水利枢纽身上：
　　“有了小浪底，这下黄河下游可以高枕无忧了！”
　　“小浪底水库投入使用后，可使三门峡水库得到彻底的‘解放’，三门峡原先承担的防洪、防凌任务，可由小浪底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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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浪底建成后，三门峡真的成了鸡肋不如的废物了吗？
　　2004年1月，《光明日报》记者以《生死判决  依据科学——关于三门峡水库的争论》为题，采访了几位长期工作在治黄一线的水利专家。在此实行“拿来主义”，照单全收“未来命运”部分：
　　主持人：小浪底工程建成以后，三门峡水库是否失去了意义？也就是说，小浪底能否取代三门峡水库的功能？
　　薛松贵（黄委总工程师）：在以往的40多年中，应该说三门峡水库在减轻下游防洪压力、防凌、城市供水和农业灌溉以及发电、探索和总结多沙河流上水库合理运用等方面，均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虽然迄今尚无机会证明三门峡水库在防御特大洪水方面的巨大作用，但小浪底水库建成后，三门峡水库仍必不可少。如遇特大洪水，仍需要三门峡、小浪底等“四库联调”滞洪（其他两库，一是位于黄河二级支流伊河上的陆浑水库，一是位于黄河二级支流洛河上的故县水库——笔者注）。黄河防凌需要35亿立方米的库容，小浪底水库只能解决20亿，剩下的15亿需要三门峡水库来调节。此外，三门峡水库周边已形成了200至300平方公里新的湿地生态系统，如果不进行周密论证就贸然废弃水库，有可能带来新的不利后果。
　　姜乃迁（黄委水科院副院长）：小浪底水库在泥沙库容淤满后只剩下40亿立方米的库容，而三门峡水库有56亿立方米的库容。抵御上游大洪水时必须要用三门峡。至于防凌，按35亿立方米库容计算，小浪底只能担负20亿立方米，三门峡仍需要担负一定的任务。
　　温善章（黄委设计院教授级高工）：在此，我觉得有必要强调一下，三门峡水库的存在能给人们带来安全感，这是一种“心理效应”，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外，三门峡水库保留下来毕竟还可以发挥一些作用。例如，非洪峰期低水位（305至313米）发电、特大洪水时可缓解小浪底水库的压力等等。它给渭河下游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一些花钱不多的办法来解决。
　　其实，三门峡的作用还不止体现在防洪、防凌等方面。
采访中，黄委和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的几位水利专家对我说，只要按照“蓄清排浑、调水调沙”的运用方式，三门峡水库就不会淤废，并可长期保持一定的综合利用库容。
　　他们说，灌溉、供水和调峰发电，仍能创造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还有，就是黄河下游河道减淤，调水调沙更少不了三门峡的帮忙，特别是在小浪底水库塑造“人工异重流”时，没有三门峡泄流的“推波助澜”，是难毕其功的。
　　他们说，经过50多年的运行，库区周边已形成依托水库的工农业生产格局和生态环境系统，三门峡库区已是天鹅喜欢光顾的河南最大的湿地自然保护区。如果没有了三门峡水库，生态平衡还要重构，那将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
　　看来，三门峡水库今后仍有大用处。既然如此，何必非得叫着喊着要炸掉它呢？！
 
　　三门峡大坝不能炸，炸不得！那么让陕西人一直垢病、全国上下不时关注的潼关高程问题如何解决呢？
　　潼关高程的抬升不仅给渭河下游的防洪带来不利影响，也给三门峡库区的管理带来诸多困难。因此，自2000年以来，水利部、黄委和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等单位都在千方百计地探寻着降低潼关高程的有效途径。
　　2003年3月20日，北京宣武区白广路二条一号的水利部办公大楼，汪恕诚部长正在办公室里审阅着规划计划司呈报的《关于渭河流域综合治理规划协调工作汇报及有关问题的请示》。对这个请示，他看得很仔细，并在有关潼关高程和三门峡运行方式的建议意见的文字下面画上了粗粗的横线。沉思良久，汪恕诚提笔做出了这样的批示：
　　关于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问题，我的基本意见有两条：
　　第一，三门峡水库建设，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违背了水沙自然规律，导致黄河潼关生态系统的破坏，教训是深刻的。三门峡建设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但也要看到三门峡运行43年来，又建立了新的生态平衡，如果简单地废弃三门峡水库，又会打破现有的平衡，可能造成新危害。对此，要有足够的重视，要持特别谨慎的态度。
　　第二，当前可以把降低潼关高程2米作为工作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采用综合治理、重点突破的办法，例如减少来沙、裁弯取直、河道整治等。当然，改变三门峡运用方式，降低运行水位也是重要措施之一。待潼关高程降低后，再视情况确定新的治理目标。
　　汪恕诚的批示既有长远宏观方面的考虑，又有近期具体可操作的要求。
　　2003年12月17日，汪恕诚主持召开水利部部长办公会议，研究渭河治理规划、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与潼关高程控制等有关问题。会议确定：“近期采取综合措施，控制潼关高程在328米以下，并采取进一步措施，将潼关高程降低1～2米。”
 
　　通过对黄委水科院泥沙研究所工程泥沙室主任、教授级高工侯素珍等人的采访，我又获悉，十几年来，水利部和黄委为了降低潼关高程，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并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举措之一：实施“潼关河段射流清淤试验”。
　　2003年9月5日，黄河潼关河段。5条特制的射流船一字排开，它们既不是要在大河上进行航行比赛，也不是要在河上游弋逍遥，而是武装到牙齿，准备向潼关一带的泥沙开战。随着指挥员的一声号令，“战斗”打响了。在巨大的机器轰鸣声中，每条船上伸出的多把高压水枪喷出的强劲水流直射河底，搅起层层泥沙，形成高含沙水流，向下游滚去……
　　人们看到，1996—2003年汛期，黄委按照“因势利导，疏通流路，理顺河势，集中水流，调整局部比降，提高水流输沙能力”的原则，连续8年组织实施了潼关河段的清淤试验，使潼关河段散乱的河势变得归顺，大河挟沙能力明显增强，有效地抑制了潼关高程的抬升。
　　举措之二：实施“黄河三门峡库区大禹渡—稠桑段裁弯疏导稳定流路降低潼关高程试验”。
　　东垆湾，位于三门峡大坝以西60公里处的大禹渡—稠桑河段。由于受河床边界和来水来沙条件的影响，黄河在此形成了畸形的湾道，使河道长度增加，纵比坡降变缓，挟沙能力减弱，泥沙淤积加重。
　　2003年6—7月，数百人用一个多月的汗水浇灌出东垆湾“Ω”形弯道的被裁直——主流缩短9公里，河道比降加大，形成溯源冲刷之势。当年汛后（10月19日）监测数据表明，5次洪水过后，裁弯工程附近河段冲刷深度达2米以上，潼关高程较汛前6月份的328米降低了0.88米。
　　举措之三：实施“黄河小北干流连泊滩放淤试验”。
　　2004年夏，千万年来一直沉沉酣睡的黄河小北干流（禹门口至潼关河段）广阔的滩地（滩区面积达6000平方公里，是一处巨型的“天然沙仓”，总淤沙量达100亿吨，相当于小浪底水库的拦沙量），突然被人喊马嘶的巨大喧闹　　　　声唤醒了。原来，黄委正在这里进行小北干流放淤试验，一片治沙新天地就此被开辟出来。
　　放淤工程试验场位于山西河津的连泊滩，工程主要包括引水闸、输沙渠、淤区、退水闸等4部分。
2004年7月26日至8月25日，黄河小北干流出现50公斤每立方米以上的高含沙水流，放淤的时机终于等来了。7月26日下午16时，随着黄河小北干流放淤试验总指挥李国英的一声令下，山西河津小石嘴引水闸门徐徐开启，高含沙水流迅速涌入输沙渠，途经弯道时，通过溢流堰的分选，粗沙被导入淤积区，细沙则通过退水闸回归大河……6轮放淤试验共运行297小时，淤沙438万吨，其中粒径大于0.025毫米的粗沙占50％。这意味着试验的关键目标——“淤粗排细”已初步实现！
　　举措之四：实施“利用桃汛洪水冲刷降低潼关高程试验”。
　　能否利用桃汛或人工塑造洪水，冲刷降低潼关高程呢？2006年春，黄河人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一年一度的桃汛过程。
　　每年三四月份，伴随着春回大地、桃花盛开，宁夏、内蒙冰封河段就会自上而下开河，水量沿途汇集，渐成洪峰，称之为“桃汛”。1998年以来，万家寨水库下闸蓄水，“桃汛”对潼关高程的冲刷作用锐减。经过几年的研究论证，2006年春，在确保小北干流防凌安全的前提下，通过优化万家寨水库的调度，利用桃汛洪水冲刷降低潼关高程终于从空中楼阁变成了现实——3月23 日8时，憋足劲的水流从万家寨水库泄洪闸门喷射而出，直奔潼关。自23日8时至26日4时，形成日均2500立方米每秒的“人造洪峰”（最大下泄流量达3160立方米每秒）。经过数日的冲刷，潼关高程由327.99米降至327.79米，同流量水位下降0.20米（并使天桥水库、小北干流河段和三门峡水库的淤积状况得到改善）。
　　不可小觑这区区20厘米。要知道，潼关高程哪怕是1厘米的降低，都会让黄河水利人喜上眉梢。因为，近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由于错综复杂因素的影响，潼关高程的降低绝非轻而易举。
　　有了好的开头之后，黄委决定将这一试验进行到底，接连塑造了有利于刷沙降低潼关高程的水沙过程，基本实现了改善潼关河道形态、冲刷降低潼关高程的目标（2006—2012年桃汛洪水过后，潼关高程均有不同程度的冲刷下降，平均下降0.11米）。
 
　　与上述重大举措相呼应，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工程院、水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陕西省水利厅、清华大学、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西安理工大学等单位，或“携手并肩”或“孤军作战”，开展了黄河三门峡工程泥沙问题研究工作，提出了不少富有价值的成果。
　　2002年年初，受中国工程院委托，清华大学、中国水科院和国际泥沙中心联合开展了“降低潼关高程可行性研究”；同年年底，上述三单位又联袂承担了水利部重点科研项目——“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试验研究”。课题组以渭河下游河道和三门峡库区为动床实体模型，辅之以数学模型，实现了黄河小北干流、渭河下游河道、三门峡库区之间的互动；全面研究了三门峡水库现状运用、全年敞泄运用、汛期敞泄非汛期控制运用、汛期部分敞泄非汛期运用等8种运用方式条件下潼关高程的变化趋势和升降值；提出了调整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辅之以跨流域调水、水保减沙、人造洪峰、河道裁弯、缩窄河宽、疏浚和增加水库泄水量等综合措施来降低潼关高程并使之稳定的对策建议。
　　关于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提出了如下调整意见：三门峡水库在非汛期坝前水位严格控制在318米以下；汛期水位按305米控制，入库流量超过1500立方米每秒时打开泄洪闸门，让洪水穿堂而过。
　　自2003年至今，三门峡水库一直采取上述方式进行调度运用。
2012年8月下旬，我到黄委和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采访，听到不少专家反映：三门峡水库防洪水位以下库区非法侵占现象愈演愈烈，库区管理形势日趋严峻，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三门峡水库防洪、防凌以及应急调度功能的发挥，迫切需要采取综合措施加以解决……说到这个话题，每个人都是一脸的焦虑与不安。
“本来说是试验，最多三五年就会结束，可现在都10年了，还在继续。”“既然是试验，就得有个截止时间，不能没完没了。”“试验这么长时间了，总得有个说法。”……大家嘟嘟囔囔，似乎有难言之隐。
　　1988年7月毕业于陕西机械学院（今西安理工大学）水工建筑专业，一直在三门峡水库从事防汛抗旱调度管理工作的张冠军，今年47岁，眼睛不大，透着机敏；身材不高，透着干练，现任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防办主任、高级工程师。亲密接触后，我发现张冠军是个三门峡水库通，特别是作为水库防汛抗旱调度部门的负责人，多年来，他亲历了“三门峡水库兴废之争”的弯弯绕绕、曲曲勾勾，见惯了舌剑唇枪、针锋相对的各种场景，是个装着一肚子“三门峡秘密”的人。
　　说起三门峡水库现行的运用方式，张冠军的眉头拧成了“川”字，亮闪闪的眼睛像电量不足的灯泡一下暗了下来，语气也变得低沉了：
　　按照调度规程，三门峡水库防洪最高控制水位为335米，防凌控制水位一般不超过326米。由于移民、征地等历史原因，三门峡库区长期存在着非法侵占河道的现象。特别是2002—2003年（水文年）开展水库原型运用方式试验研究后，由于非汛期水位控制在318米，库区前20多年防凌运用的326～318米之间的滩地随着水库运用水位的降低而常年裸露；土地裸露后，引来了人们的非法开发。由于水库原型运用试验已达10年之久，库区地方政府和居民误认为三门峡水库最高运用水位不会超过318米，洪患意识淡化，把318～335米高程间的库区视为“安全区域”，甚至当成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个人发家致富的“风水宝地”。于是，库区河道的“开垦者”蜂拥而来，他们在里面修堤围湖，开鱼塘、辟藕塘，以至于开辟观光旅游景区。长此以往，麻烦可就大了。
　　“怎么个麻烦法？”我不想只知大概齐，想知晓具体的“子丑寅卯”。
　　“水库一旦进行防洪、防凌和应急调度，将可能淹掉这些新开垦的土地，还有观光旅游等设施，矛盾和纠纷就会不请自来，甚至会出现很严重的后果……”张冠语调低缓，面有忧色。
　　“如何应对呢？”我追问。
　　“措施有三：一是适时抬高水库运用水位，给违法违规侵占库区行为以警示；二是严格执法，开展河道清障，以保证三门峡水库的正常运用和黄河行洪畅通；三是加强宣传，要群众明白侵占库区黄河河道的危害，不再进行非法开发和侵占。”
　　“能落实吗？”我知道事关三门峡的许多问题既敏感又复杂，又追问了一句。
　　“难度很大，需要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需要高层的支持。”张冠军耷拉着眼皮，语气和神色明显流露出信心不　　足，“我们已经打报告给上级，但是否能批复同意，现在还难说。”
 
　　如何从根本上降低潼关高程，是我萦绕于怀的另一个焦点问题。那天，正好赵业安、温善章两位老专家都在场，我便把问题留给了他们。没想到，他们一点也不悲观，而是满怀希望地对我说：要从根本上降低潼关高程，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一是要下大力气搞好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水土保持，二是要尽快上马古贤水库。
　　“自古以来，黄河为患的症结，主要源于黄土高原源源不断的泥沙。因此，斩断黄土高原千沟万壑的产沙之源，减少刷入黄河的泥沙，才是黄河的治本之策。”赵业安是泥沙专家，一提到泥沙问题，老人就兴奋，话顿时密了起来。“几十年来，以小流域为单元、以治沟骨干工程建设为重点，工程、生物和耕作措施相结合，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国家实行‘退耕还林，封山绿化’的政策，充分依靠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使黄土高原的植被覆盖率明显提高，防沙拦沙的能力显著增强……”
　　“近年来，黄河每年的来沙量不过三四亿吨，比以往年均的16亿吨，减少了3∕4以上。当然，泥沙下来少了，与黄河的径流减少有关，水少沙少嘛，但我认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减沙作用更大。如果坚持做下去，把黄土高原变成秀美山川，泥沙肯定还会大幅度减少；泥沙减少了，潼关高程自然就会降低了。”温善章也是一副信心十足的神态。
　　“修建古贤水库对降低潼关高程有何作用呢？”我又一次睁大了询问的眼睛。
　　“古贤水库拟建在著名的黄河壶口瀑布上游10公里处的山西吉县古贤村一带。按照规划，总库容为164亿立方米的古贤水库，其功能以防洪、防凌、减淤为主，兼顾发电、供水与灌溉，以及调控水沙。”赵业安胸有成竹地回答着我的疑问：从防洪的角度讲，古贤水库能够防御三门峡以上区域的大洪水，减轻三门峡、小浪底两水库的防洪负担，进而减少黄河下游滩区受灾概率。从防凌的角度讲，它可以拦截冰凌，解除壶口风景区、小北干流的冰凌危害，并减轻三门峡和小浪底两水库的防凌负担。从拦沙减淤的角度讲，它的效益也很明显。古贤水库设计拦沙库容为118亿立方米，可拦沙148亿吨，按2020年以后龙门以上年均来沙量5.0亿吨计算，水库拦沙库容可达30年。这样，下游潼关一带的淤沙定会显著减少。特别是通过对水库的优化调度，形成的“人造洪峰”可以冲开屯集在潼关一带的厚厚泥沙，假以时日，潼关高程肯定会大幅度降低，甚至有可能恢复三门峡水库蓄水运用前的状态。
　　“古贤水库建成后，可以发挥拦沙和调水调沙的双重功能，小北干流河道会出现冲刷下切与展宽，到那时，三门峡水库带来的潼关抬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温善章说着，做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手势。
　　“潼关至三门峡大坝屯集了几十亿吨的泥沙，如果都冲下去，这些泥沙要由小浪底水库和下游河道承担，不是把潼关高程的问题转移给下游了？”我有些杞人忧天。
　　“通过调水调沙并辅以其他措施，是能够逐渐把这些泥沙输送到大海的。”赵业安说。在我看来，他的回答过于笼统，不够解渴。见我的脸上堆满了问号，赵老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进一步解释道：“老实讲，前些年的调水调沙，还没有真正找到以最少的水刷最多的沙的临界点或者说最佳点。如果找到了这个点，就可以进一步优化水沙组合，用最少的水调走最多的沙。同时，还要加大下游河道的整治力度，治理目标是形成窄槽宽滩（窄槽用于排洪输沙，宽滩用于特大洪水时滞洪削峰）。如何塑造“窄槽”呢？方法是对宽浅散乱的游荡型河道进行双岸整治，形成较　　为稳定的窄深河槽。而这种窄深河槽具有强大的过洪与输沙能力，这样，再多的泥沙也能排送入海。”
……
　　温、赵二老的描述，听得我眼睛亮了，心也亮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让我们为三门峡水库、为黄河母亲奉上衷心的祝福吧！”
　　我的话刚一出口，在场的人都笑了，笑声激荡着，飞舞着，化为满堂的春风，满天的春雨！
 
　　大河滔滔，不舍昼夜……
 
结尾  路在何方
 
　　水坝是人类文明逐渐进化的产物，人类的筑坝史已达2000多年。
　　到20世纪初，世界上已建成数十万座大大小小的水坝。水坝的作用毋须多说，大多数人都明白。比如，这些年如果没有密云水库大坝拦洪蓄水，不用说潮白河泛滥成灾是家常便饭，北京早就会因焦渴而被迫迁都了。
事物都是辩证的，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水坝也有两面性，是个利弊如影随形的矛盾体。
　　先说正面的功用。举一个与三门峡大坝一样饱受人们攻击的埃及阿斯旺大坝为例。位于尼罗河上的阿斯旺水库，首先是为免除下游地区洪旱灾害而居功至伟。仅1964年、1975年、1988年，就挡住了历史上特大洪水给下游带来的灭顶之灾。1979—1987年，非洲发生连续八九年的特大干旱，旱渴酿成的大饥荒，让东北非许多国家赤地千里，饿殍载道。但埃及却仰仗着阿斯旺“生命之源”的恩赐，农业丰收，人民丰衣足食。就连西方人都承认“高坝拯救了埃及”。其次是造就了埃及的现代农业。水坝建成后，埃及农业从洪水漫灌、一年一收的粗放型，改造成常年灌溉、一年两熟三熟的现代农业，粮食产量成倍增长。其三是发电效益巨大。大坝水电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成为埃及电力系统的主力军。其四是库区渔业、旅游和航运业得到长足发展。
　　再说负面的问题。应该说，“问题”水库三门峡，把水坝的“阴暗面”基本都“晒”了出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甚至别的水坝没有的“罪与过”也在它身上显现了。为了让大家对建水坝带来的“过”认识得更清楚，不妨再细述如下：
　　淹没土地、森林，迁移居民，影响陆生和水生动植物的繁衍生息，水库本身的泥沙淤积，引起库岸滑坡，淹没文物、古迹，影响局地气候，下游河道发生冲刷、河口海岸侵蚀，引起下游农田盐碱化，影响渔业，妨碍通航，诱发地震，垮坝风险……
　　上世纪80年代末，国际上兴起了一股“反坝”的浪潮，水坝被那些“反坝俱乐部”的大人先生们视为十恶不赦的“怪物”、“坟墓”和“不可挽回的灾难”。他们的口号是：“让江河自由奔流！”“不要大坝！”
　　与这股势力相唱和，国外有些发达国家的某些政客，对水坝的正面效用不屑一顾，不置一词，却对负面的东西喋喋不休，声色俱厉；他们自己享受着水坝带来的防洪安全、干净用水和廉价、清洁电能，住花园别墅，开豪华汽车，消耗着比别人高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地球资源，却打着“人权”、“环保”的幌子，限制穷国开发包括水利水电在内的各种自然资源——不但反对这些穷国在江河上建闸修坝，还鼓噪着要他们拆除现存的所有闸坝。
　　有人说，美国人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不主张修建大坝了，而我们现在还在筑坝不止，干着破坏生态环境的事。这种说法，其实是对历史的无知。美国的大江大河的水资源许多年前就开发得差不多了，而我国的江河开发利用率不过百分之几。还有人说，美国“过去建坝，现在炸坝”。这种说法同样是道听途说，毫无根据。实际上，美国所炸掉的水坝都是由于各种原因已被淘汰的坝，没有一座是因为所谓生态问题而被炸掉的！试问，既然水坝“罪恶”如此深重，为什么不先拆除美国人已用了几十年的哥伦比亚河、科罗拉多河和田纳西河上的水坝群呢？
　　与这股势力相唱和，国内有些人想当然地把三门峡水库的问题上纲上线，并最终归结为水坝的“罪恶”，对在江河上建水坝口诛笔伐，欲炸平中国江河上所有大坝而后快。
　　有人还祭出黄万里先生做挡箭牌。因黄万里当年曾激烈反对在黄河上修三门峡大坝、在长江上修三峡大坝，便据此推论出：黄万里反对在任何江河上修建大坝。比如，2004年11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刊载了一篇关于三门峡工程的“大作”，文章歪曲事实，把三门峡的错误归结为“修水坝”。在谈到黄万里反对三门峡上马时，作者感慨道：“他的思想在当时太超前了，只有在今天才有可能得到理解。”故意把黄万里反对在三门峡建水坝的意见，曲解为不能在任何江河上修建任何大坝。目的无非是告诉读者，“人类根本就不能在河流上修水坝”，是我们今天认识到的“真理”。
　　事实上，黄万里虽然强烈批评“有坝万事足”的观点，但从来没有全盘否定坝工在河流治理与开发中的作用。据黄万里的学生任裕民回忆：
　　我跟黄先生讨论过，不修三门峡，修小浪底是可以的。三门峡下去是一个陡坡，修小浪底无论如何不会使回水回到三门峡的上游去。所以黄先生认为，那个地方修水库是可以的，因为库址在冲刷段，而在小浪底上面的淤积段是不能修的。但是已经修建了三门峡，就应把三门峡的后遗症解决后再建小浪底。
　　迷信人定胜天，对江河盲目开发、过度开发的做法当然不对（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大自然的征服和索取，已造成极为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人类在反思中选择了要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无疑是正确的），但听天由命，一味顺其自然，匍匐在大自然的脚下做“奴隶”、“顺民”，难道就对吗？
　　真理多走一步就会成为谬误！
　　是的，从绝对的生态环保的角度讲，所有的河流不治理不开发最好。但人类怎么办？脱下西装革履，告别汽车洋房，回到原始社会，去过茹毛饮血、穴居野处的生活？如果还达不到环保的要求，人类最好变回猴子，与麋鹿共游，与仙鹤共舞。试想，让那些在空调别墅中吃牛排、喝咖啡的“反坝俱乐部”的大人先生们以身作则，回到他们提倡和鼓吹的重返原始和“零增长”的生活，他们去吗？
　　20世纪90年代，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到美国洛杉矶访问，在与加州大学一位环境学者交谈时，那位学者在高谈阔论中提出：要保护生态环境，就要避免对江河的开发，不要在江河上建水库、电站，不要建任何水利工程。张光斗听完，气不打一处来，毫不客气地反驳道：“您所在的洛杉矶是一个干旱地区，很缺水，可是您现在却有水有电，生活很舒适。水从哪里来？还不是通过水利工程从科罗拉多引来的吗？如果没有水利工程，没有大坝和水库，您现在的日子就不可想象了。而您却身在福中不知福，居然反对建设水利工程，令人难以理解。实际上，没有水就没有环境，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义正词严的一席话，说得那位学者哑口无言。
　　针对一些人对修筑水库的置疑，张光斗的回答是：建大坝修水库，当然会有一定的淹没损失，对环境造成一些影响，还可能威胁到某种鱼类的生存，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水库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利益。一种鱼类消亡，也可能伴着新的鱼类诞生，形成新的生态平衡。
　　中国的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又是发展中国家，目前还处在“发展是硬道理”的阶段，为了防洪、灌溉、供水、发电，更好地造福人民，我们肯定还会在江河上修建一些大坝，未来的道路还会充满艰辛与挫折。对此，我们要说：亡羊补牢固然重要，因噎废食则大可不必！
　　“我们的口号是：要发展也要环境。发展是硬道理，环境是硬要求，中国人民相信在总结国内外正反经验的基础上，能够做到开发和环境保护相协调，走上真正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潘家铮《千秋功罪话水坝》）
　　有人说，每一座建成或毁弃的水坝都是一座纪念碑，只不过碑上记载的功过毁誉各不一样。对于三门峡大坝，这座纪念碑上将写着什么呢？是耶？非耶？功耶？过耶？恐怕都有。还是潘家铮先生对它的评价较为客观中肯：
　　我们也许只能含糊地说：在这座纪念碑上，刻下了中国人民治理黄河的迫切愿望和坚定信念，刻下了为探索治黄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刻下了为挽回败局所进行的艰苦斗争，也刻下了留给人民的宝贵经验和光明前景。简要地说，按照最初的规划要求来衡量，三门峡工程无疑是失败的；而经过反复探索、多次改造后，仍发挥了一定的效益，更重要的是它留给我们极其可贵的经验。
 
　　2011年6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又一次拜访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这一次，我把三门峡大坝里时外外看了个遍，局部细节也不放过。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又站在了巍巍的大坝上。晚霞把水天相接的地方涂成一片橘红色，此时的“天鹅湖”烟波摇红，浮光耀金，无边风景，画意诗情。当“天鹅湖”尽收眼底的时候，我发现，这座原本大肚能容数百亿立方米水量的巨型水库，如今只拦蓄了不到4亿立方米的水，剩下庞大的容积只能无奈地空着、闲着。就是说，水库大坝运用水位比当初苏联人设计“矮”了20层楼高。过几天，为了迎接主汛期的到来，三门峡还要敞泄，把水库放空。
　　“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我脱口冒出一句，感伤、惆怅和悲悯之情堆积着涌上心头，让我的心情起伏思绪难平。陪同我一起参观大坝的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宣传中心主任刘伟接过话茬儿，喟叹道：“现在的三门峡，就像一口能为千百人熬粥的大锅，但由于人为的限制，只能为几个人熬粥。”
　　我们的深长叹息在“天鹅湖”苍茫的烟水中浮沉……
　　感慨间，我忍不住又把深情的目光投向了三门峡大坝。此时，沐浴在晚霞余晖之中、已风雨兼程半个多世纪的　　“万里黄河第一坝”，宛如山峦般的坝体显得格外雄健挺拔，坝体上“黄河安澜，国泰民安”几个红色大字显得格外苍劲醒目。
　　夜幕降临时，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登车回眸时，但见巍巍大坝成了一道模糊的轮廓。大象无形，大音稀声。尽管夜色中的三门峡大坝已然朦胧，但谁又能否认它宏伟的存在？尽管三门峡大坝永远都是默默无语、不动声色，　　但我想它的心中，一定会波澜起伏、轰鸣万里！
 
（初稿于2011年10月，二稿于2012年8月，改订于2012年10月）
 
 
附录一                           
                托起理性的太阳
 
         ——浅析靳怀堾的长篇报告文学《悲壮三门峡》
 
                      刘  军
 
　　如果一篇作品能给人们提供一个话题，那么这篇作品就是成功的，《悲壮三门峡》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三门峡工程是一个让了解它的水利人，尤其是老一辈水利人始终难以释怀的话题。长篇报告文学《悲壮三门峡》最近又为一些水利人，尤其为高层次的、对三门峡水利枢纽有一定了解的水利人重新提起了这个话题。
　　本篇作品在《大江文艺》首发，现结集出版，更具有收藏价值。我最初终审完全篇掩卷之后的感觉是，所有的文字伴随场景谢幕而去，唯有“泥沙”和“三门峡”一直沉甸甸地搁在心里，好长时间没有抹去。作品在编审过程中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发表了，现在又要结集出版了。为何说它“周折”？主要是挫折与艰难难述，人物的是非功过难评，还有评述作品的标准难以把握。之所以难述、难评，是因为三门峡工程不是一时一事就可以说尽、说清的，它是属于连专家都难以言尽的话题，更是有的人不愿意碰的话题，尽管它建成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作者已在书的“后记”中谈到了写“三门峡”的起因，经过走黄河采风后，本想“应付”一下，没想到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激起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最后就成了现在这样的十七八万字的书。三门峡工程再次被靳怀堾“隆重”地提起，他终于竭尽全力地托起了一个理性的太阳。
一、  历史因梳理而清晰
　　不是只有滔滔不绝的黄河在默默地叙说往事，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再现“历史沧桑”，述说世事的艰辛、人生的无常。
　　水坝，是水利人树立在大地上的作品，尤其是成功的作品，如葛洲坝、三峡水利枢纽已成为中国人的骄傲。但有的作品却因最初的“错误”，直到现在还备受争议，比如说黄河上的三门峡水利枢纽。真的，正如作者所说：
　　“在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没有一个工程像三门峡水库这样，从‘十月怀胎’（规划设计、施工建设），到“一朝分娩”（下闸蓄水），再到‘长成大人’（投入运行到现在），一路走得曲曲折折、跌跌撞撞，不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议论的热门。其实，不止是这位作家，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三门峡简直就是水利工程的反面教材，从它孕育那天起，质疑与非议，谩骂与指责，揭露与清算，几乎没有停止过。”它更像一块慢慢成形的钢铁一样，承受着锻打的淬火。
　　昨天一过去，就已变成了历史，更何况已有５０多岁的三门峡工程。至今在防洪、防凌、灌溉、供水、发电、调水调沙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的三门峡，属于现在，但它更属于历史。纵然历史是无法重演的过去，但在作者眼中却是一个说不尽道不完的文学资源。作者是个水文化学者，出版过几部水文化专著，又是中国水利文协水文化研究会的会长，对解读历史的渴望与亲近，似乎是他一个无法摆脱的情结。历史有时很近，有时很远，但浓缩到作者笔下的这段水利史仿佛又被拉到眼前，让历史在文字中重生，在作品中回荡。
　　描写三门峡水利枢纽的作品很多，但像作者这样用报告文学的形式比较全方位、广角度还原地进行描述，最终在水利人中尤其在上层引起特别关注的还真是唯有此篇。这篇作品信息密度之大、专业难度之大、结构与表述的复杂度之大，在我所接触的水利作家的作品中不多见。作者是一个胸有丘壑的人。由于作者不仅是对既知史实的重叨，更多的是一次次诘问，对这段水利史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表达出自己的思考。此篇报告文学在史述、思想、情理、再现历史人物等方面，都有较出色的表现。
　　作者说他写这篇作品是“手脚心脑”并用得来的，我更佩服作者反刍历史和再现历史的功力。为了创作此篇报告文学，他“三上三门峡，三访母亲河”，更多的时候是独步徜徉在半个世纪前历史缝隙的峡谷里，不知疲倦地认真仔细地打捞时间的沉积物,捡拾跌落在时光深处的人物与事件，并尽量澄清了一些迷雾中的物象。为了寻找到真实的、能看得清经脉的素材，他不厌其烦地遍访知情者，在他们的回述和评价中获取为此文所用的素材与创作灵感。作者具有缜密的思路，陈述出三门峡工程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述说那段治黄历史，经纬分明；文中既有翔实的史实材料，又有深思熟虑的理性表达。作品中铺陈的历史与现实不可能做到无缝对接，却没有因史页的舒卷而遮目。
　　我更佩服作者的梳理能力，写得这样广阔、气势恢宏；更由于作者为作品拓展了多维的发展空间，文脉梳理得清晰可辨。一打开此书，各种信息通过时间的河槽如滔滔黄河滚滚而来。细辨，有两主一副线贯穿其中。两条主线，一条是当代人与黄河较量的线，另一条是三门峡工程的前世今生线；副线则是古人与黄河较量的线。这三条线，仅一条展开描写都是大文章，可作者将其巧妙地编织到一起互为映衬，互为依托。尤其是前两条主线，本身就有内在的联系。不遵从黄河行水走沙的客观规律，黄河便疯狂地报复人类；遵从黄河行水走沙的客观规律，黄河就顺从地造福两岸人民。副线主要是描述了历代上自官员下至百姓，为了实现黄河长治久安的理想，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史。它既是两条主线的衬托，更是两条主线的源泉。
　　作者竭力地还原某些历史片段和意境，通过对历史的考证、梳理、述评，来对历史事实辨别与纠误；更偏重于对各种治水思想观念的条分缕析，以此来表达作者的感悟和对这段历史的客观评价。作者之所以能如此这般，只源于他要还原于一个真实的“三门峡”。他的笔触是从半个多世纪前开始的，说得更远一点，是从4000年前鲧禹开始的，一直持续不断的黄河治水人与黄河搏斗的力量征服，如此珍贵的记忆也是这部文学作品存在的可能与用此体裁表达的意义。优秀的作家是独特的人类活动记忆的编织者，感谢作者！
二、  水利人因奋斗而自强
　　梳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展示，我同时也佩服作者的展示能力。随着作者笔锋纵横交错地运作，读者感受到了一股股气吞山河的气势，这种气势是一代代黄河水利人在与黄河的搏斗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读者翻开作品，可以看到一个个历史的身影在清晰地走动，一个个事件在慢慢展开，作者作为历史的展示者不时在叩问，如钟吕之音。最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不仅把历史事件写得经络分明，而且思考也开拓得如此深远。
　　作者通过了一个工程、一个治理黄河的大事件，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一个时代从辉煌到沉寂再到复兴，一个流域从兴盛到沉默再到崛起，一群人从昂奋到失落再到振奋的过程。它将一切落实在人与黄河的较量上，这其实是一个古老沉重而又年轻恒久的命题。它的内在文化实质，是一个民族在延续过程中源源不断的自强不息的精神。
　　前面提到了作品的三条线，两条主线实际上再现了当代水利人与黄河较量的历程。
　　第一条主线是作品的主干，即围绕着这篇作品的主角——三门峡大坝展开的。
　　自从上个世纪三门峡水库被泥沙淤积后，“三门峡”已不简单是人们熟知的地理符号，而已成为与泥沙相关的一个水利工程符号。三门峡工程最初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一开始就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昂奋、激进、盲目崇苏崇上、不切实际是那个时代的通病，三门峡大坝是由患这个通病的一个群体制造的畸形儿，最后发展到泥沙差一点儿让“三门峡”大坝死。人与大自然较量尽管经常失败，但人也从失败中变得聪明起来，懂得了要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改造自然，而不是一味地蛮干。于是，经过两次大的改建和运用方式三次大的调整后，三门峡大坝“就像患了尿毒症的病人，身上插满了透析管（洞）”，但终于起死回生，凤凰涅槃，重新担当起发挥综合效益的重任。
　　作品第二条主线是围绕着黄河展开的，更是惊心动魄。作者描绘了王化云、汪胡桢、黄万里、温善章、钱宁、方宗岱等一大批老一代水利人与黄河的长期较量，也再现了以李国英为代表的当代水利人降龙伏蛟的一场场战斗。
我一想起作者再现的场景就热血沸腾。较量是在人与黄河间展开的，二者无论是从外形到力量都是如此悬殊。当作者描述了“调水调沙，挟沙入海”的场景时，我似乎在看一部短的新闻纪录片，几度空间，很有立体感，里面有人物　　的神态、行动、言语及故事情节。你看——
　　7月4日上午8时左右，黄委防洪调度大厅。“工作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做着各项准备工作，兴奋和激动写在每个人的脸上，期许和憧憬闪烁在每个人的目光中……上午9时整，黄委主任、黄河首次调水调沙试验总指挥李国英大声宣布：‘黄河首次调水调沙开始！’随着李国英的一声令下，距郑州130公里外的小浪底水库的闸门轰然开启，冲天的水流喷射而出，旋即形成汹涌的‘人造洪峰’，挟沙疾进，冲向下游。”
　　“下游900公里的河段上，几百个测验断面与水文观测点的水文人迅速投入紧张的观测之中；数千名堤防职工坚守在大堤上，严阵以待，时刻准备着……”
　　不知怎么的，作者写再多的“几百”、“数千”，可能累计下来“上万”人次的数字，可在我脑海里出现的画面却是一只只、一群群“蚂蚁”在黄河边忙碌着，不是吗？再多的人在已流淌了亿万年、滔滔不绝、一泻千里的黄河面前不就像一只只“蚂蚁”吗？二者无论从形态还是力量，是不是如此悬殊？可黄河水利人却要和大河顽强地较量，这是人的智慧与意志在大河上下的再现，更是当代治水理念和技术与古老黄河的搏击。
　　“调水调沙进行曲”奏响不久，影响调水调沙的不利因素就扎堆出现了，黄河还是那样不露声色地暗流涌动，不服输地反抗着。
　　你“魔高一尺”，我就要“道高一丈”。黄河首次调水调沙试验总指挥部根据大量的水情信息，滚动分析，滚动调度，及时调整调水调沙的水量。
　　作者用黄河水利人“先是决定—要求—再打开—及时调整—控制了出库沙量。又一次调整了┈关闭所有┈全部开启”几个动作，再现了黄河水利人与黄河水龙王再次搏斗的过程，一种不服输与这片土地相匹配的强悍的生命力也在暗暗涌动。
　　“的确，整个试验规模之巨大，洪流演绎之壮美，都不啻一部雄沉激昂的交响乐。而试验所达到的效果更令人振奋：在11天的时间里，小浪底水库下泄水量26.1亿吨，出库泥沙为3190万吨，排沙比达17.4％；总计将淤积在河道中的6640万吨泥沙送入大海。”
　　“连续3年的调水调沙试验，把2.6亿吨泥沙送入大海，黄河下游过洪能力由1800立方米每秒提高到3000立方米每秒。”成功了！我仿佛看到胜利者的笑脸出现在眼前。他们真得要感谢对手，是黄河给了他们展示才华的舞台，成就了他们的业绩。
　　经过2002—2010年9年12次调水调沙，黄河下游出现了令人兴奋的画面：
　　——黄河搬运泥沙的“马力”明显增强。
　　——黄河主河槽过流能力大幅攀升。
　　——黄河河道和河口三角洲进入了生态修复的绿色航程。
　　更大的奖励还在后面：2011年1月14日，“黄河调水调沙理论与实践”荣获2010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是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60多年来首次摘取如此金光闪闪的桂冠。
　　“短片”最后以生活在黄河滩区的河南兰考县谷营张庄村的葛老汉夸赞调水调沙的成效而结束。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由于作者接地气，有底气，将如此枯燥的技术过程形象地描绘出来，让读者能懂，实在是不容易。
　　“调水调沙”，“人类终于第一次以自主调控水沙关系的洪水重塑了大黄河”，这是一位记者的语言。我喜欢“重塑”二字，这更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搏击了半个多世纪后，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终于使大黄河第一次听从了人的调遣，几千年“河宁水清”的梦想终于将慢慢变为现实。
　　感谢作者真实而集中地演示出这个过程，通过这个重大的治水事件铭刻下这个伟大时代治水历史上弥足珍贵的记忆，表现了这个民族最富活力的呼吸，传达了这个时代最具有特征的情感脉动。
三、  思想因负重而致远
　　思而得之。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当我研究历史的时候，我总是企图渗入人类现象的背后，去研究隐藏在它的深处的东西。” 一位史学家兼文学家的老者也曾这样说过：“要找那些最尖锐的地方下笔。”本书的作者是这样做的。
　　大自然是一本永远无法穷尽的书，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与改造永远无止境。在通向自由王国的征途上，人们往往要付出昂贵的学费，三门峡工程就是一个让老一代水利人付出沉重代价而刻骨铭心的教材。
　　我佩服作者思想的深邃与机智，作品的成功更多的是建立在素材的丰富与思维的活跃之上的。作者写三门峡工程的目的就是要“写它的光荣与梦想，写它的坎坷与悲情，写它的不服与无奈……”这何止仅是作者挥之不去的心结？这是所有了解三门峡工程的人挥之不去的情结。三门峡工程的“功过是非”实际上是人的功过是非。对三门峡工程前世今生的判断，实际上是对黄河水利人治水经历的回顾和审视。任何行走的脚步，正是这种路途必然的经历，而激情因挫折而喷发，思想因负重而致远。
　　作者有把握水利史尤其是工程文化的一种大智慧，能够站在客观公正的视角来反观历史和审视人的治水行动。
作者本人是水利官员，对水利工程就像对他所熟悉的人一样，懂得它的痛痒，熟悉它的气息和味道。他除了对专业素材具有一般专业作家不容易具备的消化能力外，还具有很强的科学责任感，对不同的记载、不同的观点进行恰如其分的比较分析，从中得出较为科学、真实的答案。当然，作者对于自己判断不清的问题，则采取了“把客观事实和不同的观点摆在那里，让时间和历史去检验，去评判”的办法。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既是对读者负责、对自己负责，更是对这段历史负责。读罢作品后，我不禁感叹：也只有我们水利系统自己的作家，才有可能把握这样艰难的笔触，始终能气贯实处。
　　作者通过审视式的回忆和回忆的审视，费劲地在寻找不应该模糊的东西，不仅希望还原一个真实的“三门峡”，还要寻找造成这座“三门峡”深层次的原因。
那么，造成它这一切的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作者的寻找和思索，更多地是借助于当事专家和当今专家的思想和语言进行表达，因为这些年来，他们是带着问题行走的，有的已走了半个世纪。他知道，这段历史的路程有多远，他们的脚步有多重，这批人探索的触角就会有多深。
　　三门峡水利枢纽运行了半个世纪，它不仅备受“折磨”了半个多世纪，也将一些人折磨了半个多世纪，这些人对它的思考从来没有停止过。作者在作品中用许多“过来人”的反思反复重申：“三门峡”的错误是历史的局限、科技水平的局限、认识水平的局限造成的错误。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水利部原部长钱正英说：“水库投入运用之时，就已成为开始认识错误之日。”只要是错误，就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三门峡”的代价是惨痛的。面对惨重的失败，许多人都在反思，尤其是一些参与决策的专家，更为当年默契的集体一边倒的不自觉行为铸成的大错感到深深的忏悔。
如著名水利专家张含英，在他90岁时撰写的《张含英自传》中，有一篇题为《一个教训》的文章，是专门解剖三门峡工程的。他说：“由于我对黄河的认识不够，具体工作深度做得亦不够，对三门峡工程的不幸结果，负有一定的责任。”
　　另一位著名水利专家李赋都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对三门峡工程的上马说了赞成的违心话。他说：“本来大家都知道，我是不赞成在三门峡修建‘高坝大库’的。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在查勘和编制黄河治理规划时，对修建三门峡水库我一直没有表态，但后来还是同意工程上马了。我对不起陕西的父老乡亲。”
多少人想对三门峡工程的“功过”以及人的是非做个了断，但时机不成熟。事物矛盾还处在发展过程中，就不能急于做出结论；最关键的问题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还没有找到，思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求解。
　　由于是带着问题上路，思想才能走得更深、更远。
　　寻找和思索后，最终做出结论的最佳时期到了。这些年来，不少水利专家纷纷著书立说，谈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更多的人认识到三门峡工程最初被黄河制服，是因为它是疯狂年代荒诞的产物。在三门峡建高坝大库主要还是受认识水平限制和急于求成。荒诞的东西终究会被改造，因为它本来就不完美，改造它的关键是观念上的破旧立新，或者叫拨乱反正。
　　黄河水利人更是以不断前行的姿态实现着对种种陈规的突破，不断地挑战自我，认知黄河，在实践中寻找答案。经过半个多世纪与黄河的较量，不仅找到了事物的主要矛盾——水与沙的不平衡，更找到了解决矛盾的方法——“调水调沙”，牵住了黄河的牛鼻子，赢得了回答问题的话语权，寻找到了最佳的答案。
　　当追溯与沉思相遇后，《悲壮三门峡》就成为史、思的结晶。作者在创作中综合了众多专家的观点，投射了史学家冷峻的穿透眼光和文学家固有的审美与艺术挚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不能抱怨黄河跟我们过不去，更不能责怪黄河泥沙与我们为敌。怨只怨我们有时太讲‘政治’，过于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怪只怪我们当年对黄河的认识太肤浅，违背了黄河水沙的运行规律。”
　　“不应该就此苛求我们的前辈，因为在当时的历史阶段和科技水平下，人类对黄河泥沙的认知，大体就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非不为也，而不能也！”
　　“在伤痕累累中，反思成为必然。而且，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集体，一个人，只有勇于反思，善于反思，才会从跌倒的地方重新爬起来，走得更稳、更快、更远。”
　　这样一些真知灼见和独到的见解在行文走笔中随处可见，不经过对历史相当的提炼过程，这样的认识境界是很难达到的。
　　作者对还“三门峡工程”本来面目，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执著，或者说是他自愿扛上的责任。他在思考这一切的合理与不合理。他知道，只有通过还原某些历史的“真实”，力争公允地看待历史上的人和事，这样做出的结论，才能给予后人以启迪和警世作用。这个时候，作为文学的普及性和经世致用作用已经显示出来了。
这些都因思想负重而致远。
四、骨头因有钙而刚硬
　　一个民族当中，一部分有清醒头脑、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永远作为先行者要先经受灵魂和肉体的煎熬，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作者在本书中通过实录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负重而来的足迹告诫人们，历史是倾钭的，有悖情理的现象经常存在，有时在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求真、求实需要顶着压力特立独行。
　　作者还揭露了知识分子的不幸与整个国家命运的关系，呼唤对人的价值、真理的尊重，更呼唤知识分子始终应该有铮铮的傲骨。
　　我以为，作品中最难叙述的并不是三门峡工程本身，而是围绕其活动的人物。作者与其说在关注、再现三门峡工程的命运及环境，不如说在关注、再现与其相关人物的命运，及对他们的评价。为了记录好大事件、小命运，作者并没有对那一代知识分子做简单的描述，更没有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做简单的价值评判、功过评判，而是真实地还原了事件的全过程、人物命运起伏的全过程，让时间和事实做出评判。
　　冯友兰先生的东床蔡仲德曾对冯先生做过精辟的概括，说他一生有三个时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这实际上概括了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的经历，黄万里就是如此。作品真实披露了黄万里的真实命运。讲到“真实”，是因为过去不少媒体提到黄万里是因为三门峡工程而被打成右派的，其实不然。真实的情况是，黄万里是因一篇如实揭露和批评当时社会弊端的小说而被打成右派。黄万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面对险恶政治环境时的坚忍、镇定和从容。1958年，清华大学校党委向他宣布划为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时，黄万里听后不动声色地说：“伽利略虽然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 黄万里在逆境中坚持真理，敢于讲真话，成为当时中国傲骨、良知的代表，他的确是骨头因有钙而刚硬。
　　黄万里的“骨头因有钙而刚硬”还体现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上。他在给毛泽东上书中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无高深学问，而1957年三门峡工程讨论会上除了我之外，无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士多年，这是为什么？”
　　其实，对上三门峡工程说“不”的，还有另一个勇士则是“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温善章。“在那个我们一边倒的年代，纯朴的中国人民从政治到科技都十分敬重和信赖老大哥，苏联专家就是技术权威，他们的话不是真理也是真理；谁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就是‘反苏’，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这就是黄万里那一代知识分子当时生活的大环境。敢面对大腕级的国内国际上的学术权威坚持说“不”字，如果不是“骨头因有钙而刚硬”，黄万里和温善章当时就不可能以一种另类的存在和一种傲然行世的精神面对大多数人。
　　在三门峡工程的问题上，有的人属于认识不清，但还有人却不是如此。
　　张光斗院士就曾经坦诚地说：当年我也觉得三门峡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存在问题，但缺乏温善章的勇气，没敢讲出来。
　　方宗岱是和钱宁齐名的泥沙专家，曾在文章中多次谈到三门峡工程的失误和自己的错误。他说：“当时社会上是一片亲苏反美之声，出于私心杂念，我没有提出美方的指导思想，偶尔念及，没有尽到科学工作者的应尽之责，心殊内疚。”
　　真正的实事求是何其难也，好像是愈权威愈难做到。因为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他们往往还是为尊者讳、为赢者讳、为权者讳、为国情讳、为大局讳。坚持真理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更何况当时对黄河的认识还处在初级阶段。所以，读《悲壮三门峡》这样的作品，无法让人轻快、飘逸，总会有一种逼仄与冷峻的感觉。
　　讲到作品的思想性，我总觉得作者如果将触角往深处再扎一下更好，探讨一下当时“媚苏”大环境背后的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当时，刚从污泥浊水中拔地而起的新中国，背负着太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积弊，中国传统的封建意识还以各种形式存在于人们思想深处，很多规则和行为方式都打着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烙印。由于封建残余过于沉重，曾压折了多少人的脊梁，这是否也是造成当时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精神矮化的原因？即使清醒，也习惯于顺从。还有当年更习惯于政治上的“一边倒”，不加以分析的、即使违背科学也扩大的不假思索的“一边倒”，这也是大患之一。时间已过了半个多世纪，这种现象是否根除？
　　当年，原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曾在办公室高悬写有“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条幅，并在条幅的右上方写着‘懂吗？会么？敢么？’右下方写着‘张含英自勉’。对这浅显的几个字含义的真正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是用沉重的代价换来的。三门峡工程更使他们明白了，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并非易事，需要大智大勇。
　　我由衷地钦敬为坚持科学和真理而不唯上、不唯权威、不唯洋，敢于担当的“黄、温二士”，同样佩服敢于将此真相公布于众的作者，他的正直、刚健和勇气通过文字融入文章血脉。当初，他在“采访和构思过程中，有领导和同事劝我别写三门峡，说它‘复杂’﹑‘敏感’，说它是‘雷区’、‘火药桶’会趟响了地雷，引爆了炸药,炸了自己,也炸了别人’,云云。我虽然有些‘惶恐’和纠结，但还是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执意要把我用眼睛看到、用耳朵听到、用心想到的，统统借助于键盘表达出来……”作者是一条血性的汉子，是一位有着强烈的良知和鲜明爱憎的水利文化的传承者。写“三门峡”的文章汗牛充栋，弥补缺失功德无量，但弥补缺失也需要胆量。作者在作品中一直是在用“真嗓子”讲话，使他的作品成为像水利工程一样硬质的文学样式。
　　这同样需要敢于担当的勇气，他们同样是“骨头因有钙而刚强”。良知是做判断的，常识是做推理的，胆量是做出行动的。
　　锐步，永无止境。
五、作品思想与艺术上的突破
　　本作品之所以能站立得起来，作者采取的艺术手法有以下独到之处：
　　首先，作者在人物刻画上能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同样也注意细节的描写。
　　“大事不虚”主要体现在作者所描写的三门峡工程、黄河治理两个大事件上，作者绝对如实反映，不掺一点虚构的成分。“小事不拘”尤其表现在刻画人物上。短命的黄河花园口和位山两座水利枢纽工程，国家直接投资2.33亿元。可惜！最后它们难逃拦河坝被炸掉的命运。当时，中国正值饥荒之年，如果用这2亿多换回粮食，将会拯救多少人的生命，它们的毁灭会让多少人痛心疾首。作者在描写它们毁灭时，只让“黄河首席”长官王化云出场。炸坝的大事没有虚构，可王化云面对刚“3岁”的水坝消失时的神态，作者不受拘束地展开了合理的想象，将王化云当时沮丧、内疚、自责等复杂的情感刻画得淋漓尽致。
　　周恩来是出现在作品中的为数不多的一个重量级人物。那个年代，由于体制上的原因，许多事由他拍板决断；出了问题，他又首当其冲地承担责任。“三门峡工程上马后，是是非非不断，毁誉之声不绝于耳，问题与矛盾纠缠，剪不断，理还乱，让他操碎了心。”全国人民的总当家人、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应该是三门峡工程事件所有相关人物中压力最大的一个人，可真谓身心交瘁。在一次讨论三门峡问题的会上，与会者各抒己见，“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针锋相对整整吵了十几天”。对各种不同意见，周恩来不动声色，全都洗耳恭听。作者刻画了这样一个细节：一位老者在发言中提出，“炸掉三门峡，让黄河改道”，让全场愕然，“更多的人在惊诧之余把目光投向了坐在老者身边的周恩来，想看看周恩来的表情，但见周公神态如常，风雨不动安如山！当这位老者念讲稿时有的字念错了或者看不清，周恩来还不时纠正提示。”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经历过无数惊涛骇浪，就这么一个细节，便将他遇事不惊、稳如泰山的形象衬托出来。
　　作品中还有一个人物塑造得值得称道，那就是作者还原了一个立体的、真实的汪胡桢，给备受指责的他一个公正的说法、全新的形象。三门峡工程局总工程师汪胡桢对三门峡工程一往情深，三门峡工程无论是以前的雄壮或豪迈，还是以后的哀苦或悲情，都与他息息相关。如果说，在“三门峡”这个问题上众多大腕级的知识分子背上了“十字架”，他身上的“十字架”应该最沉重。可作者在刻画汪胡桢时刻意植入了这样一个情节，折射出他顶天立地的形象——在修三门峡时，“面对着轮番冲向堰顶的凶猛洪流，部分抢险人员惊惶失措，甚至有少数人开始向堰下撤退。危急时刻，一位鬓发斑白的老者出现在堰坝之上，他不发一语，紧抿的嘴唇刀削斧砍般棱角分明，透出坚毅和刚强；目光凛凛，射出犀利和冷峻；双手叉腰，身躯直挺，让人感到他就是一座不可动摇的坝体，又仿佛是泰山顶上凌霜傲雪的‘一青松’，这位老者不是别人，正是年过六旬的三门峡工程局总工程师汪胡桢。”作者还用时任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一篇悼念文章中的话来表现汪胡桢的风范：“在数十年的相处中，我深感他襟怀坦荡，淡泊名利，清高自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这个人物在“三门峡”问题上无论是也好，非也好，其实都是认识的局限，不掺杂其他任何东西。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正直、刚毅、对事业忠诚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汪胡桢。
　　其二，作品构成了强大的理性叙述气场。
作者没有以批评者的姿态、反思者的高视、异地者的疏离和隔代人的陌生来打量这个工程和事件，而是客观公正地进行叙述，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因他的叙述，让局外人了解了这座工程。
一打开《悲壮三门峡》，读者就可以明显地感到一股强烈的理性的思辨和阐释的气息扑面而来，文字背后拖着一幕幕多重组合的、浩大的、多重的事件，而更多伴随着专家的还有作者一次次理性的阐释，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理性叙述气场，其文章具备慷慨纵横的意境，彰显了作者思维的独立判断和品格。其最终结果是不仅让读者了解了两大事件，也再现了恢宏历史背景下的“小人物”的人生命运，及更多重要人物，包括作者对事件、人物的看法。尽管这个气场受大事件主体事件基调的影响显得庄重、沉闷，甚至是压抑，但它赋予读者冲击、沉思和震撼的作用同样是不可低估的。一部作品的精神特质与其理性的思维有关，它隐藏在潜语境里，更通过作品构成的强大的理性叙述气场体现出来，这正是本部作品的一个优势所在。从报告文学的报告来说，它较好地完成了其使命。由于“报告”和思辨的强盛，它又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文学性不足，这也是作者已意识到的，更是作者在以后写作中需要提高的地方。
　　其三，对重大题材的把握可谓举重若轻。
作者曾对我说，最初创作此文，纯属是为了交差。等他深入其中看到有那么多的故事后，发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创作命题。
　　“三门峡”工程、黄河的治理是一个宏观决策的事，对创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大题材。这篇作品之所以能够引起上层的关注，就因为作者抓住了一个为几代水利领导人关注的、长期争论不休的、新中国几代水利人为了求其解而为之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宏大的命题。作品的反响，作者在后记里已经写到，文学作品对历史及历史人物的宣传作用不能小看，可见文学的推举力量是很大的。
　　一般驾驭重大题材写作的作者，除了要有深厚的学养、敏锐的观察力，还需要培养一种多维度的复合思维能力。发散型的思维，可以拓展文本的张力，这种能力，靳怀堾拥有，这是靠长期的生活智慧获得的。生活智慧是更高的说法，更朴实一点的说法是生活积累。这种生活积累包括书本的和实践的。
　　我在一篇文章里曾这样介绍过靳怀堾：不光有书斋内厚实的学识功底的积累，更有书斋外的穿越。他是个从事水文化研究多年的学者，著作颇丰；又是一个水利官员，对水利比较熟悉。再加上他深邃的、破常人破常规之风格的切入思考，终究落笔不凡。他能将宏大叙事融入普通事件之中，一个饱受争议的重大水利工程，经过他的深度扫描、消化吸收和条分缕析后呈现给读者，举重若轻，实属不易。
　　本书凝重深沉，应该说超越了一般人的阅读期待。这位有深厚文化底蕴、懂水利、更有创作激情的人投身到水利文学创作中来，是水利文学的一大幸事，他的《悲壮三门峡》向水利文坛刮来了强烈之风。
　　作者通过“走黄河看水利”找到了创作素材，最后又因其素材激发了不可遏止的创作激情。作者应当自豪于当初的毅然起程，欣慰于这次探索最终有大的收获。作者每一次创作起程都是在追逐新的太阳，靳怀堾这次托起的是理性的太阳。
 
（作者系中国水利作协秘书长、《大江文艺》主编）
 
 
 
 
 
 
 
 
 
 
 
附录二
 
回望坎坷岁月  再现历史真实
——就《悲壮三门峡》答中国水利报记者问
 
　　记者：三门峡是黄河上的水利工程，而您长期在海河流域工作，是怎样一个机会，让您关注黄河和三门峡，并创作了这部报告文学？                    
　　靳怀堾：众所周知，黄河为“四渎之宗”、“百水之首”，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和顶礼膜拜的图腾！与此同时，黄河与海河又割舍不断的关系，悠悠岁月中，黄河曾是海河流域的主人（在今天津东北或河北省黄骅一带入海），并与海河、淮河等兄弟河流一起，冲积造就了广阔的黄淮海平原（又称华北平原）。直到今天，黄河差不多每年还要分出本来就稀薄的乳汁救济着比她更干渴的海河。我虽然在海河流域工作，但对母亲河一直深怀感恩之心，并不时关注着她的喜怒哀乐和阴晴圆缺。
　　作为一名水利人，我也一直关注着黄河、长江、淮河、淮河、海河等大江大河的治理开发，特别是黄河三门峡工程，它坎坷的命运，让我多了几分牵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阅历的增长，我才知道，在三门峡工程身上，“刻下了中国人民治理黄河的迫切愿望和坚定信念，刻下了探索治黄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刻下为挽回败局进行的艰苦斗争，也刻下了留给人民的宝贵经验和光明前景”（潘家铮语）。我一直渴望全面深入地了解发生在它身上的悲壮故事。机会终于来了。2011年5月，水利部和中国作协组织“行走黄河看水利”作家采风活动，我有幸成为采风团的一员，来到三门峡。在三门峡明珠大厦召开的座谈会上，一些作家对三门峡工程的存在提出了质询和诘难，这其中不乏误解；误解的原因，是不了解。我从那时开始，就萌发了写一写三门峡工程念头——“写它的光荣与梦想，写它的坎坷与悲情，写它的不服与无奈……”
　　记者：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写三门峡工程，您的初衷是什么，希望通过此书表达什么？
　　靳怀堾：大家知道，三门峡作为“万里黄河第一坝”，它的修建主要是为解决紧迫的黄河下游防洪安全问题，它的身上寄托着中华民族“黄河宁，天下平”的深沉梦想。但由于急于求成，加之当时的大多数人对黄河的认知水平有限，没有充分考虑黄河的泥沙问题，结果工程建成没几年，就差一点被“泥沙之剑”斩于马下。后来，人们又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全力挽救这个接近失败的工程，经过三次运行方式的调整和两次重大改建，终于使它起死回生。但不管怎么说，三门峡工程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乃至成了水利人刻骨铭心的教材。
　　报告文学发端于19世纪中期，这一文学形式具有较强的关注现实、表现多彩生活的特点。我写三门峡工程，目的主要有二个：一是想通过报告文学这种新闻性文学性兼备的体裁，尽可能全面、真实、生动地记录三门峡建设与运用过程中走过的曲折历程，以及至今犹在的争论，让读者能够比较客观全面地了解它的“庐山真面目”，而不被那些有臆造之嫌的媒体报道所误导。二是希望读者特别是水利读者能够以三门峡工程为戒，举一反三，聪明起来。
　　记者：《悲壮三门峡》发表后，在水利系统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对此，您如何看待？
　　靳怀堾：作品初稿在《大江文艺》上发表后，在水利系统内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后来《大江文艺》编辑部的同志告诉我，你的这篇“大作”创造了两个“不同凡响”：一是“一篇七八万字的作品一次刊出，在本刊是史无前例的”；二是《大江文艺》2011年第五期因此成了“抢手货”，很快被人索要一空，这是办刊20多年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之后，又有鼓励的声音接二连三地传来：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士钱正英，著名水利专家、长江委原主任、国务院长江三峡办原副主任魏廷琤，黄委主任陈小江等领导和专家纷纷对拙作给予了肯定，认为“这篇东西把三门峡建设的成败得失写得比较透彻，也比较客观公正，而且没有回避其中的矛盾和问题”。2013年3月，经过充实完善的近20万字的《悲壮三门峡》一书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各方面的积极评价更是纷纷涌来。
　　面对四方传来的热烈鼓励声，我有清醒的认识。我知道，这部作品之所以引起较强烈的反响，并非我写得有多好，而主要是沾了题材的光——三门峡工程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争议的重大水利工程，全面系统地记述它的曲折、悲壮历史的文学作品几乎没有。于是，我的这个东西一出来，便先入为主了地抢了大家的眼球。同时，这也恰恰折射出当下反映重大水利题材的文学作品实在太少，让我的这篇东西“小丘称峰”了。另外，如果说《悲壮三门峡》有些价值的话，我认为主要是在“抢救性的采访”中所得——因为我采访的当事人有不少是七八十岁的老者，他们已进入人生的夕阳阶段，他们把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实、细节都告诉了我，我则如实地把它们记录下来，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一些历史真实湮没于岁月云烟之中的遗憾与无奈。
　　记者：通过采访三门峡工程，您自己进行了哪些思考？结合当前的水利事业，有没有从中获得一些启示告诉大家？
　　靳怀堾：为了创作《悲壮三门峡》这篇报告文学，我“三上三门峡，三访母亲河”。我的心潮也随着三门峡工程的成败得失而跌宕起伏着，或激情似火豪情万丈，或怅然若失沉痛悲伤，或峰回路转雨后彩虹……同时，我也在回望历史，反思历史，触摸历史，叩问历史，并力求厘清隐藏在三门峡工程背后的历史真相，从中悟出了不少做人做事的道理。
　　我想与大家共同分享的启示是：人类的文明进步，每向前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甚至是血淋淋的代价，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如同“三门峡”，如果当时不是它出问题，“四门峡”、“五门峡”也会出问题。问题是，出了问题，我们能不能及时进行深刻的忏悔和反思，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重整旗鼓，从头再来，不再重蹈覆辙，不再重犯以往的错误！
　　记者：我们知道，您既是一名水文化学者，又是一名作家，出版过几部涉及水和水利题材的文学作品。请您从作家的角度请谈谈文学对水文化传播的作用。
　　靳怀堾：文学在水文化传播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由文学具有形象性、情感性、审美性等特征所决定的。好的文学作品，会以强烈的渗透力和感染力打动读者，使人们在阅读的愉乐中启迪心智、掌握知识、获取信息。但现实的情况是，长期以来，我们更重视新闻、言论、知识、广告等形式的水文化传播，对于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则用之不多。以治水文化的传播为例。大家知道，中国是治水历史十分悠久的文明古国，水利文化博大精深，波澜壮阔的治水实践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矿”。但遗憾的是，用文学形式表现和讴歌表现重大治水事件和英雄人物的作品少之又少，与水利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不相匹配。
　　为此，我郑重建议：要切实加大人、财、物的投入力度，组织行业内外文学工作者经常深入波澜壮阔的水利实践中去，努力创作一批具有震撼力和影响力的文学精品，让水利文学成为中华文学园地中的一支重要方面军。
　　记者：写作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您在工作之余，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经过大量的采访、阅读和写作，成就了洋洋20余万字的《悲壮三门峡》，您感觉最大收获是什么？接下来还有什么创作计划吗？
　　靳怀堾：我在《悲壮三门峡》这本书的“后记”曾总结了我写这作品的收获与体会，主要有三条：一是对三门峡工程的功过是非有了全新认识；二是对与三门峡工程有关的人和事有了全新认识；三是对母亲河的前世今生有了全新认识。
　　水利是文学创作的“富矿”，那里的天地十分广阔，只要我们的文学之笔伸到其中，就会“海阔凭鱼跃，山高任鸟飞”。比如，中国历史上的许多著名治水人物如大禹、孙叔敖、西门豹、李冰、王景、马臻、潘季驯、靳辅、李仪祉等等，都值得用文学的形式为他们树碑立传；波澜壮阔的现代水利事业，如黄河小浪底、长江三峡、南水北调、人畜引水、水生态建设等，都值得大书特书。下一步，我想再写几部反映火热水利实践的纪实文学作品。但实施起来难度不小，主要是时间和精力不能保障，特别是不能像专业作家那样，有充裕的时间进行采访和写作。不过，困难再多，我也不会停下求索的脚步。
 
(本访谈发表于《中国水利报》2013年7月11日)
 
 
 
 
 
 
 
 
 
 
　　 
 
 
 
 
 
后记
一次难忘的行走
 
　　2011年5月，我有幸作为采风团的一员，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与水利部联合举办的“行走黄河看水利”作家采风活动，含一腔期待、披一肩风尘行走在大河上下。正是这次难忘的行走，让我走进了报告文学的殿堂，也为我的“文学生涯”增添了一抹斑斓的风景。5个月后，我倾尽心力打造的长篇报告文学——《悲壮三门峡》，发表在2011年《大江文艺》第五期上（编辑将题目改为《在悲壮中崛起的三门峡》）。后来，《水与中国》杂志又进行了连载（题目为《在泥沙中崛起的三门峡》）。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意为之”进行报告文学的创作，本打算写个一两万字便交差了事，没想到三门峡工程是个“富矿”和“故事篓子”，里面值得记述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实在太多，写着写着，就成了一个长篇（有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之嫌）。更没想到的是，作品在《大江文艺》上发表后，在水利系统内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后来《大江文艺》编辑部的同志告诉我，你的这篇“大作”创造了两个“不同凡响”：一是“一篇七八万字的作品一次刊出，在本刊是史无前例的”；二是《大江文艺》2011年第五期因此成了“抢手货”，很快被人索要一空，这是办刊20多年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之后，又有鼓励的声音接二连三地传来：水利（电力）部原部长、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士钱正英，著名水利专家、长江委原主任、国务院长江三峡办原副主任魏廷琤，黄委主任陈小江，长江委主任蔡其华，黄委党组成员、黄河工会主席郭国顺，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局党委书记张善臣等领导、专家纷纷对拙作给予了肯定，认为“这篇东西把三门峡建设的成败得失写得比较透彻，也比较客观公正，而且没有回避其中的矛盾和问题”。
　　说起来，这篇报告文学的发表，还颇费了些周折。本来，《大江文艺》的主编刘军女士对这篇东西充满了期待，看过文稿后，刘主编和编辑部的同志都觉得不错。但主管刊物的领导认为所写内容过于敏感，担心发表后会给他们惹上麻烦，故要求编辑部不得贸然行事。于是，稿子被悬在了半空。后来，中国水利文协副主席王经国先生仔细审读文稿后，大笔一挥，批了四个字：“此文可发。”这篇东西才得以面世。
　　至于这篇报告文学的命名，我是斟酌再三的。《大江文艺》编辑部的同志觉得《悲壮三门峡》太扎眼，遂改为《在悲壮中崛起的三门峡》（当然征求了我的意见，但我不太情愿）。后来，《水与中国》编辑部的常务副主编徐新军先生向我约稿，说是要在他们的刊物上连载，我怕他们也为难，索性把题目改为《在泥沙中崛起的三门峡》。
　　现在要出书了，我还是觉得《悲壮三门峡》这个题目比较恰当。何为悲壮？非心所愿谓之悲，大而有力谓之壮；悲壮者，哀而雄壮也。三门峡工程雄起于火红的理想与豪情万丈，惨败于黄河泥沙；后来，经过三次调整运用方式与两次大的改建，又冲破泥沙的包围重新崛起——它是雄壮的、豪情的，又是哀伤的、悲情的；而我讲述的正是它所历经的光荣与梦想、坎坷与失败、辛酸与无奈——充满艰难曲折的悲壮故事。
　　讲完这段小插曲，再回头谈一下我写这篇报告文学的收获与体会。
　　对我而言，通过三次手脚心脑并用的“难忘行走”（2011年5月黄河采风后，我又先后两次来到三门峡水库和黄河上下进行较为深入的采访，可谓“三上三门峡，三访母亲河”），我的心潮也随着三门峡工程的成败得失而跌宕起伏着，或激情似火豪情万丈，或怅然若失沉痛悲伤，或峰回路转雨后彩虹……同时，我也在回望历史，反思历史，触摸历史，叩问历史。于是，便有了几点感悟：
　　其一，对三门峡工程的功过是非有了全新的认识。
　　我知道，三门峡是一座带有“悲剧色彩”的工程，它不仅引发了长达几十年的争议，而且直到今天仍是个敏感而沉重的话题。褒的人说它保证了黄河下游地区的岁岁安澜，在防洪、防凌、灌溉、供水、发电等方面发挥了巨大效益；贬的人说它是造成了渭河下游平原和库区几十万移民不幸与苦难的罪魁祸首。如何辩证地看待三门峡工程的成败得失，是我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用心最多、用力最勤的。
　　几番寻访和接触后，我对三门峡水库的认识逐渐立体了：三门峡作为“万里黄河第一坝”，它的修建主要是为了解决紧迫的黄河下游防洪安全问题，它的身上寄托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黄河宁，天下平”的深沉梦想。但由于急于求成，加之当时的大多数人对黄河的认知水平有限，没有充分考虑黄河的泥沙问题，结果工程建成没几年，就差一点被黄河亮出的“泥沙之剑”斩于马下。后来，人们又在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全力挽救这个接近失败的工程，经过三次运行方式的调整和两次重大改建，终于使它起死回生。但不管怎么说，三门峡工程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而且成了治水人刻骨铭心的教材。
　　穿过时间的隧道回望历史，我力求用公平、客观的眼睛，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溢美，不隐恶，不为长者讳，不为尊者讳，不为赢者讳。对于自己看不清、说不清的问题，我采取的方法是：把客观事实和不同的观点摆在那儿，让时间和历史去检验，去评判。
　　其二，对与三门峡工程有关的人和事有了全新的认识。
　　以往，通过各种渠道，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诸如黄万里、温善章、王化云等人与三门峡的纠葛。通过采访座谈和研读史料，我发现，不少说法是捕风捉影，有的甚至是某些“笔杆子”的臆造，与实际情况八竿子打不着。
　　比如，有人说黄万里是个“反坝斗士”，思维超前，当年就极力反对在黄河乃至任何江河上修建大坝。但实际上，黄万里虽然强烈批评“有坝万事足”的观点，但从来没有全盘否定坝工在河流治理与开发中的作用。他曾表示赞同在黄河小浪底筑坝，认为在那个地方建水库不会导致大的淹没损失，而且因坝址处在冲刷段，不会造成大量的泥沙淤积。还有，许多人说黄万里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是他反对三门峡水库上马，其实，给黄万里惹下大祸的是他发表在清华校刊上的小说《花丛小语》。
　　再如，许多文章说温善章也和黄万里一样，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事实上，温善章并不反对在三门峡建坝，他只是反对在三门峡建“高坝大库”，反对“蓄水拦沙”的水库运用方式，主张修建“低坝小库”，并采用“滞洪排沙”的运用方式。还有，一些文章说温善章因对三门峡工程说“不”，被打成右派，挨了整，这完全是作者的臆测。温老就明确地告诉笔者：“我从来没有戴过右派的帽子！”
　　值得提出的是，通过采访和写作，我还进一步结识了许多心系黄河、心系黄河治理的风流人物，如周恩来、钱正英、张含英、钱宁、王化云、林一山、黄万里、方宗岱、温善章、赵业安……作为母亲河的赤子，他们的血液、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生命早已与黄河融在了一起，让人心生感动，心向往之。
　　到了一定的年龄，许多人对少不更事时犯下的错误就释然了。但让我心灵受到震撼的，是许多参与三门峡工程的决策和建设者，却对自己“少不更事”时在三门峡上犯下的错误一直铭记在心，而且越到晚年，反思、自责、忏悔得越深刻。谁都知道，三门峡工程的功过是非，实际上是人的功过是非。在周恩来、钱正英、张含英、李赋都、方宗岱等人努力清除灵魂中泥沙的心路历程中，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人格的伟大。于是我在行文中感慨道：“我们也要为他们勇于反思、善于反思的精神击节喝彩。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我们得承认，那些肯于向真理低头和‘投降’的人，才是真正的大智大勇！那些犯了错误不推脱、不回避，而且过而能改的人，才是真正的大智大勇！”
　　我还要说的是，人类的文明进步，每向前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甚至是血淋淋的代价，这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如同“三门峡”，如果当时不是它出问题，“四门峡”、“五门峡”也会出问题。问题是，出了问题，我们能不能及时进行深度的忏悔和反思，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重整旗鼓，从头再来，不再重蹈覆辙，不再重犯以往的错误！
　　其三，对母亲河黄河的前世今生有了全新的认识。
　　冥冥中仿佛听到了母亲河的深情呼唤。
　　为了能全面客观地解读三门峡工程，我行走于大河上下，一边朝圣，一边观察，一边思考。于是，脑海里经常流淌出一条充满灵性、母性和野性的大河，浮现出她的前世今生、脾气秉性、恩赐给予、漂没祸害……以及华夏民族对她的爱恨情仇。
　　我知道，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功高齐天，怎么评价都不为过。黄河，从青藏高原走来，九曲百转，滔滔东流，一路滋养着，哺育着，创造着，一个接一个的拍岸惊涛，激荡出中华民族的精神之光，演奏出中华文明的雄浑乐章。
　　我知道，黄河又是一条桀骜不驯、复杂难治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由于黄河制造的灾难一直笼罩在中华民族的头上，挥不去、抹不掉，于是，人们又把“中国之忧患”、“黄祸”、“黄患”、“黄灾”、“黄泛区”等恐怖词汇扣在了她的头上。中华民族对于黄河，是爱悠悠，恨亦悠悠——这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就是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中、积淀在中国人骨髓里的“黄河情结”。
　　我知道，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人定胜天”思维的主导下，人们对黄河的侵犯和掠夺日甚一日，黄河断流、泥沙淤积、污染加剧等生态危机接连爆发，造成一系列灾难性后果。由此，引发了“行动起来，拯救黄河”的呐喊，更引发了“重新定位人与河流关系”的反思。于是，黄河人提出了“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新理念，多措并举，初步构建了一个以“人水和谐”为基调的全新治河体系。在人们的殷殷期盼中，一个黄河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正在翩翩走来。
其四，对报告文学这种文学体裁有了全新的认识。
　　文学是现实生活和心灵冥幻的文化表达。当我尝试着用“报告文学”这种体裁将我心灵的回音编译成文字的时候，我体验到竟是如此的不容易！
　　因为是第一次创作长篇报告文学，摸着石头过河的我，一路走得有些踉跄，有些艰辛。谋篇布局，消化材料，史实推敲，背景追溯，事件铺展，人物关系，情节安排，细节描述，文字表达……这些都会让你绞尽脑汁，搜索枯肠，我时常感到江郎才尽，力不从心。至于“笔耕夜半，朱颜消褪”，更是家常便饭。最苦恼的是不能像专业作家那样，有大把的时间去调查访问，有完整的时间去创作。须知，报告文学是“六分跑，三分想，一分写”。因为是业余作家，客观上不允许你有更多的时间去现场“跑”，只好在资料上多下功夫，或用电话采访等方式加以弥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需要老实交代的是，由于自己是“初出茅庐”，《悲壮三门峡》第一稿出来，自己也感到“报告”成分过重，“文学”元素不足。比如，总是力求把复杂的专业技术问题说清楚，文字不免艰涩冗长；有时又宽慰自己，自己是学水利、搞水利的，不把水利的事情说明白，岂不有负于“水利人”的称号？再如，因为过于拘泥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再造性想象不够，“展示出一个生动逼真的生活场面，给人以现场感”明显欠缺。作品在《大江文艺》发表后，一些朋友尤其是作家朋友读后也委婉地指出了作品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理性有余，感性不足；报告有余，文学不足。
　　2012年4月，我参加了“南水北调东线行——中国作家采访采风活动”，有幸结识了黄传会、梅洁、李春雷等报告文学　　　　大家，通过向他们学习请教，以及大量阅读报告文学名篇名著，反复咀嚼体会，才渐渐开窍了。之后，我又拿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有的放矢地进行再度采访与创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弄出了现在这个东西。虽然仍难尽如人意，且心有不甘，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自己也就这个水平——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最后，让我把衷心的感谢献给那些应该感谢的人。
　　要感谢黄河水利委员会、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天津北方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公司（天津勘测设计研究院）等单位的有关领导和专家，特别是温善章、赵业安、魏廷琤、王宏斌、潘金漾、张润亭等水利前辈，是他们向我提供了丰富翔实而又鲜活生动的素材，才使我这个蹩脚的厨师不至于因“米面”和“肉菜”的不足而做不成这桌“饭菜”。
　　要感谢黄传会先生。他是大名鼎鼎的军旅作家，现任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他的报告文学作品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曾多次在全国、全军获得大奖。我与黄先生相识在今年4月的“南水北调东线行中国作家采访采风活动”中，当时他是采风团的副团长。团长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何建明，因他另有公务，只参加了活动启动仪式，黄副团长便成了采风团实际的“头”。又由于他是文职将军，我们这些团员都亲切地称他为“黄将军”。作为他手下的“兵”，在短暂8天的朝夕相处中，黄将军的睿智、学识、风度还有“为将”能力，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向我传授的有关报告文学创作的“道道”，让我有“茅塞顿开、拨云见日”之感。后来，我把《悲壮的三门峡》打印稿寄给黄将军，请他批评指正。黄将军牺牲“十一黄金周”的休息时间，审读了我的拙作，并拨冗作序，对作品给予了较高评价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
　　要感谢王经国先生。我与经国先生是老相识。早在十几年前，他任中国水利报社副社长、我在海委任办公室主任兼中国水利报驻海河记者站站长时，就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后来他担任中国水利文协副主席，我们的交往多了，他给予我的支持与帮助也就更多了。如果不是他力排众议，这篇报告文学就不能在《大江文艺》上发表，也不会在水利界引起较强烈的反响。作品结集出版，经国先生还欣然为本书写了一篇数千字的序言，奖掖之情，溢于言表。
　　要感谢贺平女士。我与贺平女士相识在去年5月的“行走黄河看水利”的作家采风活动中，我叫她贺老师。贺老师既是作家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又是一名作家，她的笔名叫萌娘——名如其人，她给人的印象是知性优雅、柔媚婉约。后来，《悲壮三门峡》初稿完成后，我专门发电子邮件请她斧正。贺老师看过后，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修改意见，诸如“要把三门峡工程存在的问题写深写透，要敢于直面问题，解剖问题”，“要增强文章的文学性、可读性，要学会讲故事，不能干巴巴地说教”，等等，使我受益匪浅。
　　要感谢刘军女士。她是水利文坛上的知名作家，也是我可敬的老大姐。作为《大江文艺》主编的她，一直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悲壮三门峡》的创作，并不时给我送来鼓励与建议。《悲壮三门峡》在《大江文艺》发表后，她又牺牲节假日时间反复研读作品，呕心沥血地写出了洋洋万余字的评论文章——《托起理性的太阳》，对拙作褒扬有加，也婉转地提出了批评意见。后来我在作品的修改中，充分吸纳了她的意见。
　　要感谢黄委办公室姚自京主任、侯全亮巡视员、李肖强处长、司权副处长，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办公室蔡红标副主任、宣传中心刘伟主任，陕西水利厅宣传中心王辛石主任、张恩颐副主任，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金泰植主任、王超羽副主任等，他们对我的采访给予很大的帮助和支持。还要感谢漳卫南运河管理局办公室的郭恒茂、仇大鹏、步连增、阮荣乾等同志，他们在协助采访、拍摄照片、整理录音、校对文稿、选择图片等方面做了大量实在具体的工作。
　　最后，还要感谢那些为我的采访和写作提供各种帮助的人。因为人太多，恕我不再一一点名，但我会记住你们的                                
2012年10月于津门乐水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