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报告文学连载
——三峡大移民
文：何建明
第一章：从容步履
1、百年梦想
你不曾听说长江最初是由东向西奔流的吧？但这确是史实。
大自然的历史和人类历史一样，充满着辩证法，从来就不曾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已知的科学证明，人类的产生始于那么一点微生物和蛋白质。江河也不例外。我们的母亲河长江的初始形态，也是由一时一地的环境一点一滴孕育而成的。江河属于大地的一部分，并受大地不可抗拒的一次次地质演变的影响，才有了今天的流程与流向。
长江最初好似个腼腆的姑娘，在历经一次次惊心动魄的地壳运动后，才铸造出今天那磅礴的气势和多姿的丰韵。大约在距今两亿年前的三叠纪时代，今天的长江流域均在蔚蓝色的波涛之中，西藏至云南中西部和贵州西部等皆是一片汪洋，四川盆地和湖北西部也是古地中海向东突起的一个美丽海湾，这海湾一直延伸至今天长江三峡的中部，即重庆一带。一亿八千万年前的一场轰隆巨变，使大地又一次脱胎换骨，长江的雏形才开始呈现。那就是有名的印支那造山运动，地球上从此有了昆仑山、可可西里山、横断山和秦岭山脉。长江中下游南半部逐渐隆起并成陆地，古地中海不得不大幅度后撤，云贵高原开始露骨现眉。而此时东方大地的地理环境，发生了一场决定性的变化：在横断山脉与秦岭及云贵高原之间，形成了断陷盆地与沟壑巨道，遗下云梦泽、西昌湖、巴蜀湖和滇池等几大水域，它们相互呼应和串联，经云南西部的南涧海峡，奔突古地中海。这是长江的最初风貌，不过它的流向与今天恰恰相反——由东向西。
此时的长江并没有完全发育，它依然顽皮地躁动着。一亿四千万年前的又一场轰轰烈烈的造山运动，使唐古拉山脉形成，青藏高原缓缓隆起，褶皱成无数高山与深涧、洼地与裂谷，长江中下游的大别山和现今的三峡山脉形成，古地中海此时大举后退。至白垩纪时，四川盆地迅速上升，云梦泽和洞庭盆地不断下沉，长江中部的身段发育已近丰满。这时，躁动不停的大地突然变得沉静起来，一觉睡了近亿年，在距今三千万年时才醒来。一旦醒来，它又一次出了个大手笔，这就是伟大的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其壮烈的场面非言语所能描述，青藏高原在古地中海不断退缩的瞬间，猛烈抬起，势如破竹，金沙江两岸高山排列有序，整个中华大地西高东低的地形就此形成，长江的青春发育期骤然出现！
大江东流从此奔腾不息！
长江不仅一路接纳和汇聚了千万条河川，共同构筑起浩浩6300余公里长的世界第三大河流，而且以其两岸肥沃的土地和清澈的碧水，给人类的生息繁衍构筑了温床。关于人类起源有许多说法，但无论哪一种观点，都认定长江流域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而且是东方人类的主要发源地。
1965年，一队地质学家在金沙江南岸的元谋县，例行性地进行第四次地质和地震调查考察，在上那蚌村西北的一个小土包下，发现了两颗猿人类的门齿，这个发现让在场的地质工作者们激动不已。经考古学家鉴定，这两颗猿人类门齿距今已达170万年！比周口店北京猿人还要早！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学家后来还在“元谋人”遗址现场，找到了许多石片、石骸和尖状器，以及炭屑和炭屑堆中的几块烧骨。由此证明“元谋人”是长江流域最早的一批公民。而在发现“元谋人”的前五六年，巫山地区一个名叫“大溪”的小镇，同样让考古工作者大吃一惊， 考古发现距今六七千年前，这儿已经有人类进行着以水稻为农作物的大量经济活动，辅以渔猎、采集及制陶等，建筑和制陶皆已相当发达。长江再一次被证明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长江流域水系庞大，干支流纵横交叉，江河径流丰沛，落差5000多米！有关部门在1976年至19 80年的五年中，对长江流域1090条河流进行较全面的水能资源普查表明，全流域蕴藏的水资源能量达2.7亿千瓦，为全国水资源的40%。可开发的水资源能量近2亿千瓦，年平均发电量每小时约10270亿千瓦，相当于12个我们即将建成的三峡水电站。长江平均每年流向大海的水量达9760多亿立方米，而雨水充足的年份，入海水量最多可达13600亿立方米。富饶的长江，千百年来，你以自己雄浑的身影和咆哮的涛声，带走了多少宝贵的资源……
首先对长江引起重视的是上世纪的一位伟人，他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1919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落下硝烟迷漫的铁幕，一心追求“登中国于富强之域”的孙中山先生，用英文写下一部振兴民族的著名论著《建国方略》。在第二部分“实业计划”中，首次提出了在三峡建造水闸提升水位，用以改善川江航道和水力发电的宏伟设想。他曾如此激情地描述了长江三峡之梦：“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 “……其所以益人民者，何等巨大，而其鼓舞商业，何等有力耶！” 1924年8月，他在应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之邀演说时，作了更加抒情的描述：同学们，中国是穷，没有大不列颠一样满地跑的火车，也没有美利坚一样横贯东西的铁路大通道，但我们有长江，有长江三峡那样取之不尽的水力资源！仅由宜昌到万县一带的水力资源，就可发生3000余万匹马力的电力！这样的电力，可以比现在世界各国所发生的电力还要大得多！那时我们不但可以供应全国的火车、电车和各种工厂之用，而且可以用来制造农民用的化肥！到那时，我中华民族哪有不屹立于世界之林的道理乎？
孙中山先生的“三峡梦”，促使上世纪中国的伟人与志士们，同样“梦”了一百年，形成中华民族一部波澜起伏的历史！ 一曲魂牵魄动的壮歌！
还得感谢蒋介石先生，虽然他的精力过多地花在对进步势力的钳制上，然而没阻止一大批在“五四”运动影响下，高举“科学救国”大旗的爱国知识分子痴情的“三峡梦”。这位独裁者执政后，仍起用了孙中山先生任命的地质科长章鸿钊。是这位貌不惊人的“小老头”，带领一批有志青年，继续编织着孙中山先生的“三峡梦”。 他在蒋介石提着屠刀追杀南昌起义部队时，对国人大声疾呼：“谋国者宜尽地利以民财。欲尽地利，则台调查地质盖未由已！”又说：“孙先生的三峡之梦，也是我章某人的毕生之梦！不在长江三峡上有所为，就枉为中国一介书生也！”在他任地质科长的第二年，批准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地质调查所，自任所长，成员有：丁文江、翁文灏等人，后来发展成中国最完整最健全、拥有科学家最多的一个机构，其科学研究水平和工作业绩均处世界同行前列。直到共和国成立后,“地质调查所”仍是中国最强的科研机构。丁文江、翁文灏、黄汲清、李春昱等人，先后担任过地质调查所的领导。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出版了学者夏绿蒂所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一书，书中这样评价道：“……他是一位中国的赫胥黎，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提倡科学，促进新文化发展的代表人物……科学家作为文化和政治的领袖——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是前无古人的……”鲁迅在他影响下，曾攻读过一段时间地质学专业，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矿业方面的。李四光受丁文江的影响更甚，他初到日本学造船专业，见丁文江学地质学，即转学到英国专攻地质学，继而成就一代大师。
“长江三峡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拳头，早晚要显威的。”具有政治家素质的丁文江用这样的话，激励着心怀“科学救国”之志的热血青年们。1924年，李四光带着助手赵亚曾，第一次以科学家的身份，实地考察了三峡，写下了《长江峡东地质及峡之历史》的论文，对三峡地区的地质情况及周围环境进行了准确的论述。也许正是李四光这贡献，在次年孙中山去世盛大仪式上，被荐为抬灵柩者之一。可惜丁文江死得太早，当他准备亲临三峡绘制工程图时，途经湘潭煤矿帮助勘察工作时，不幸煤气中毒，猝然与世长辞，年仅49岁。
翁文灏博士是丁文江的密友，也是地质学界的开拓者之一，他做过好几年蒋介石政府的行政院秘书长和行政院院长。这位老先生一生走过一些弯路，但多数时候，是以一名科学家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三峡工程实质性的工作，就是在他手下开始的。
1932年，在翁文灏和爱国科学家孙越崎先生奔走下，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了一支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队，于次年10月完成了一份《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报告》，在这份报告中首次将葛洲坝问题提了出来。当时关于建设三峡水坝的设想，不像现在这样建一座超级大坝，而是在三峡流域建若干个中小坝。按翁文灏时期的“三峡梦”设想：在长江的三峡水域段拦腰切它几块，建几个不同类型的发电坝。葛洲坝地段好，水头高12米多，设想中的发电装机容量为30万千瓦。同时提出的另一处建坝地址是黄陵庙,水头高20米左右，发电装机容量为50万千瓦。据测算，两处工程费用为1.65亿元。
“20万移民怎么办？这笔钱没有算进去呀！”当助手们将“报告”递到翁文灏手中时，他想到了一个谁都没有考虑的大事。是啊，移民问题怎么办？ 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蒋介石那里，蒋先生哈哈大笑，“有用有用”，转身对站在一旁的翁文灏说：“娘希匹，不是20万人嘛！都让他们充军，给我去打共产党！”翁文灏向来胆小，见政府“首脑”如此安置“三峡移民”，吓得当即命令交通部门有关人员：“三峡工程那份报告，先给我锁起来，没有我的批准不能动！”交通部的官员便以“5116”号指令“暂不宜实施”之名，把它永远锁在铁皮柜里了。
但翁文灏凭着对科学救国的执着，尽可能地瞒着蒋介石，做着圆“三峡梦”的小动作。一是选派青年水利专家张光斗等人到美国深造，学习大型水利工程技术；二是邀请美国著名水利大师萨凡奇博士到中国。这两个“小动作”做得非常漂亮，可说是对中国水利事业和三峡工程起到重要影响的两件历史性大事。
张光斗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现年91岁的张教授与爱妻钱玫荫女士，在清华大学一幢教授住宅楼里，活得健康而幸福。有人说，中国当代水利史如果离开张光斗，就将无法写下去。这位中国水利界的泰斗，出生在江南水乡苏南名城常熟，与另一位常熟人——“中国两弹之父”王淦昌院士，都是我的大老乡。现在让我们稍稍将镜头摇向另一个角度：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前的上海交通大学，学生救国运动此起彼伏，在赴南京向蒋介石政府示威的“请愿团”中，有一位青年学生发誓这辈子要“为人民做事”。当时他已在一名地下共产党员的启发下，通读了革命导师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虽然还不太懂得这本理论巨著的深刻含义，但面对蒋介石政府的丧权辱国行径，决意用自己的行动为民族贡献一份力量。提出“我要选学土木工程专业。”“为什么？”“因为我的志愿是当一名水利工程师，水利总是为人民的。” 这位学生就是张光斗，当时是上海交大二年级的学生。那时大学二年级就要分专业了，“九一八事变”，使他的灵魂发生了一场震荡，“水利总是为人民的”，后来成了他一生追求科学救国真理的座右铭。
大学毕业后，张光斗怀着一腔“科学救国”热情，报考了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并获得成功。按规定，去美国留学前，须在国内对本专业实习半年。他在向学校实习报告中说：“实习使我学了一些工程技术，更重要的是看到了我国水利建设的落后，水旱灾害的严重，人民生活的困苦，增强了为水利建设，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其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
1935年7月，张光斗在美国加州大学土木工程系注册，成为著名土木工程专家欧欠佛雷教授的研究生。仅用一年时间，他就拿到了土木工程的硕士学位。此时他想起了长江三峡，想起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说过的话，心头有个强烈的愿望：要当一名水利大坝的设计师，将来好为国家建设像美国波尔多大坝那样的伟大工程。
“OK，我给你介绍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坝设计师萨凡奇博士，他是我的好友，对你们中国也十分友好。”导师的话， 令张光斗欣喜若狂。萨凡奇的名字几年前就在他的心中占据重要位置，能够当这样一位国际大坝设计师的学生，对从事水利专业的人来说，是再荣光不过的事了。
“你是位水利天才，将来定能大有作为，我给你专门设计了一个实习计划。”萨凡奇博士同样对张光斗倍加欣赏，特意根据他的情况设计了一份三个月的学习与实习计划，安排他到混凝土坝、土石坝、泄水建筑物和渠道等部门工作，并要求各部门的技术专家指导张光斗做正式设计，还亲自检查张光斗的学习与工作情况。又介绍他去哈佛大学学习。“我赞同你去哈佛大学学习土力学，这对一名水利专家来说，是必须努力掌握的一门专业知识。那儿的威斯脱伽特教授是这方面的权威，你把这封推荐信交给他，他会尽力帮助你的。”萨凡奇将信交给张光斗后，用双手拍拍学生的肩膀说：“你让我看到中国水利的希望，中国有一条长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江河之一，听说那儿有个最迷人的风景险滩叫三峡？”
张光斗再次转学到了哈佛大学，从师于威斯脱伽特教授，一年之后，他获得第二个硕士学位。正当张光斗学业辉煌，名师们纷纷向他招手，哈佛大学的博士奖学金也已经确定给他时，中国国内发生了一场更加严峻的民族危机——“七七事变”，民族耻辱强烈地刺痛了这位爱国学子的心。
“尊敬的萨凡奇博士，我的民族正在危急之中，我要回国参加建设，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我的人民效力。”张光斗从哈佛领到硕士学位证书后再次回到萨凡奇身边，他对导师说此话时，语调深沉而悲切。“放弃攻读哈佛的博士学位了？”嗯。萨凡奇久久不语。最后，他说：“我尊重你的选择，只是希望我们能够有机会一起建设伟大的三峡水利工程。”
师生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回国后，张光斗看到满目疮痍的国家，心情异常复杂，他打电话给时任南京政府国防资源委员会副主任的钱吕照教授。钱教授与他是同乡，听说张光斗在美国获得双科硕士学位，且师从萨凡奇，便十分高兴地邀张光斗见面。之后，任命他到当时的一项重要水利程——四川长寿的龙溪河水电工地当工程师。在赴龙溪河水利工地的行程中，张光斗第一次与美丽壮观的三峡拥抱。船经三峡险滩，张光斗无比深情地祈求：此生此世，一定要在这儿为国家建一座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坝！
然而在那个国破山河碎的岁月里，张光斗空有一腔热血，只能竭尽所能，参加和主持了像龙溪和下清渊峒等五六个小型水电站的建设。1942年，国防资源委员会决定派一批青年工程师赴美国学习大型工程的建设经验，张光斗理所当然地被首选成行。“张，我们终于又见面了！我真高兴！”张光斗赴美国实习的地方正是恩师萨凡奇博士当顾问的方坦那水利工地。分别6年，师生再次相会，留着美丽小胡须的萨凡奇直把高徒紧紧抱住：“明年我要到印度的巴黑拉水利工程当顾问。”他告诉自己的学生。
张光斗眼睛一亮：“印度离我们中国很近,先生应该到中国去一趟嘛！”
萨凡奇摸着小胡须，乐了：“我也非常愿意去你的伟大祖国，可这得由你们的政府邀请……我说过要去看看那个伟大的长江三峡呢！”张光斗写信给钱昌照，转告了萨凡奇的意见。 不久，萨凡奇告诉张光斗：“美国国务院已经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同意此事。”
20世纪40年代因萨凡奇先生的到来，中国的“三峡热”有如今天我们申奥成功一样的热度。1879年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小农场主家庭的这位国际水利大师，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一直供职于美国内务部垦务局，他的勤奋敬业使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总设计师的高位。他先后主持了美国及世界各地六十多座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在美国西部的哥伦比亚河上建造全世界最大的大古力水坝，发电量为197万千瓦，投资3亿美元。用“美国精神”完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创造了几个“世界第一”。从此奠定了他在世界水利界的崇高地位。
1944年5月5日，萨凡奇飞抵中国重庆。翁文灏和钱昌照等政府官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当晚，就有一份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告送到了萨凡奇先生的案头。这份报告是在翁文灏和钱昌照等人的努力下，由国民政府战时生产局出面请美国经济学家潘绥写出来的，潘绥先生没有到过三峡，他是从工程经济学的角度对修建三峡工程提出了一份建议书。此提议有美国利益的考虑，标题为（利用美国贷款筹建中国水力发电厂与清偿贷款方法）。建议书中就有关三峡工程建设问题这样说：由美国贷款9亿美元并提供设备在三峡修建水力发电厂，装机容量为1056万千瓦，同时建造年产500万吨化肥的工厂，利用发电厂所发的一半电力来制造化肥，出口美国，以此作为偿还贷款，贷款还清后水电厂与化肥厂归中国所有。
“太好了！1000多万千瓦的伟大工程！中国第一！世界第一！”萨凡奇当夜就向翁文灏先生表示：“明天我就去长江三峡！”
但此时的宜昌，尚在日本军队的控制之下，“三峡靠近前线，到三峡是很危险的，先生的安全我们可担当不起呀！”翁文灏一听就着急了。
“尊敬的主任先生，我萨凡奇一生视水利重于生命，生死在所不惜，此番三峡非去不可！请不用为我多虑。”萨凡奇坚定地告诉中国官员：“我连遗嘱都写好了，如果我不能从三峡回来，请将此事转告我的家人，一切责任与中国政府无关。”
这是一位年届65岁的老科学家的秉性。张光斗说过这样的故事：萨凡奇在美国垦务局的年薪为8000美元，这个数字在当时的公务员中是不高的，比起那些生意人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有人建议，以你萨凡奇先生的权威和名气，自己开个公司，一夜间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萨凡奇对此一笑：“我对金钱的兴趣等于零，只有水利是我的全部爱好。”
多么好的一个老人呀！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副长官兼江防司令的吴奇伟对此非常感动，亲自出马陪同，并派重兵随团与萨凡奇一行乘“民康号”轮船专程前往三峡考察。 他带着重机枪和手枪队，说：“一旦出现敌情，要以自己的生命保护好萨凡奇先生！”就这样，萨凡奇用了整整10天时间，对三峡两岸的地形地貌和江河流域进行了全面的考察。10天后，他躲在四川长寿的龙溪水电工程处完成了著名的（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即“萨凡奇计划”。 那字里行间，充满着一个美国科学家的激情，使翁文灏等中国官员看后兴奋不已。
“委员长先生，我看萨凡奇先生的计划值得好好研究， 国民政府应该全力支持之！”翁文灏带着“萨凡奇计划”亲自来到重庆的蒋介石官邸。
但被全国各地抗战烽火弄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随意看了一眼“萨凡奇计划”，对翁文灏说：“眼下战局紧张，建设上的事我哪有心思过问。如果你们觉得可以，就看着办，不过我的国库可是空的呀！千万别向我说钱的事！”
翁文灏的心头如同被一盆冷水浇泼：没有钱建什么三峡大坝呀？“我的计划说的很清楚，靠向美国政府贷款嘛！中国政府是有偿还能力的嘛！”萨凡奇听了翁文灏转达的蒋介石意见，不由激动地站起身大声说道:“对三峡这样伟大的工程，国家应该全力关注和支持，因为它能够将一个国家建设推向全面发展的航程，尤其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更需要将这样伟大的工程建设使之推进和发展。长江三峡的自然条件比美国的哥伦比亚河更好，它在中国是惟一的，在世界上也是惟一的。上帝赐给了你们如此福份，实在太理想了！我现在65岁，如果上帝能假我以时日， 让我将三峡工程转为现实，那么请你们中国人同意我一个心愿，在我死后埋在三峡。那样我的灵魂将永远得到安息！”
“谢谢！谢谢您，尊敬的萨凡奇先生！”翁文灏深深地被这位赤诚的美国专家的“三峡情”所感动，“我会尽我所能， 全力促成先生的宏愿。因为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和中国水利官员的宿愿！”
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此时兴建三峡工程。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萨凡奇的学生，中国青年水利专家张光斗。
当中美两国一起为“萨凡奇计划”疯狂之时，张光斗还在美国考察和实习。一日，他接到国内钱昌照的来信，告知中美两国政府已协议合作修建三峡工程，并让张光斗陪同他恩师萨凡奇推荐的柯登工程师回国参加三峡工程建设。
“三峡工程耗资如此巨大，国家这么穷，万万不能在此时兴建啊！”张光斗接到钱昌照的信，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行，他决定以一位科学家的负责精神，制止这种盲目行为！ 张光斗连夜挥笔向钱昌照写信陈述四大理由：一是三峡工程太大，国力原本贫乏，加上八年抗战，国力已尽，此时修建三峡大坝极不适宜；二是美国政府贷款难以满足全部工程费用，因为美国国内还在为10年投资t0亿美元的田纳西河流域开发工程争吵不休，三峡工程远比田纳西河流域开发要大得多，如此大额的贷款在美国国会也未必能通过，一旦美国的贷款不到位，三峡工程半挂着，那时我们中华民族将面临一场比抗战更可怕的毁灭性打击；三是即使三峡大坝建成了，还要有等量的工农业生产来使用其等量的电力，而中国目前尚没有那么大能力在短期内使自己的工业和农业同步跟上，三峡工程的发电量无法充分利用，这是另一种巨大浪费；四是三峡工程位于宜昌，是我中华民族的中心地区，对整个国家的建设和政治命运影响极大，如果三峡工程的成败命运掌握在另一个国家手中，这对国家的主权和未来建设必定有害无益。
几十年后的今天，张光斗对自己当年的这番意见颇有感慨道：“那时我是一个热血青年，虽然对政治不甚热情，但说了真话，现在看来这四点意见仍然是对的。” 长江三峡，你多么让人魂牵梦绕，又多么让人思虑不安啊！ 然而国内的“三峡热”已经被萨凡奇弄得不知所向，甚至连原本对三峡工程不感兴趣的蒋介石，也认为应该利用修建三峡来“光复一下民族热情与干劲”了。
张光斗的反对信发出不久。接到钱昌照的回信，说兴建三峡之事是国家大事，而且是已经定了的事，嘱张光斗只管执行任务便是。张光斗不服，再次写信陈述反对意见。钱昌照又一次回信，干脆说：这是蒋委员长定的事，要张听命回国。此事关系国家生死存亡，不能如此草率。张光斗第三次写信陈述自己的意见。 这回是国家资源委员会发来的电报，不再与张光斗理论了，命他立刻陪柯登先生回国。一路上，他与柯登先生无话可说。柯登先生怀疑地问他：“你是萨凡奇先生的学生，怎么不支持他的计划，反对兴建三峡大坝？”
张光斗不想在美国导师面前说明自己的想法，因为他深知包括萨凡奇先生在内的美国水利专家们，对帮助中国修建三峡工程的动机都是善良的。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不想在美国朋友面前，将美国政府利用贷款，插手三峡工程背后的政治目的说透，所以他继续保持沉默。
柯登在张光斗陪同下来到中国，开始了与中国水利人员一起筹备建设三峡工程。张光斗被任命为柯登的助手。政府资源委员会成立了三峡工程委员会，钱昌照任主任，委员包括了政府部门的领导和高等院校等单位的专家， 张光斗兼任该委员会的秘书，后升任该委员会水电总处的副总工程师兼设计组主任工程师，时年34岁。
建三峡工程，首先要确定大坝建在何处？张光斗接受的任务是配合美国专家，对三峡地区进行实地勘测，确定大坝坝址的最佳位置。当时派往三峡地区的有两支队伍，一支是张光斗的水利技术队伍，主要是负责收集地形与水文资料；另一支是中央地质调查研究所技术队伍，主要负责三峡坝址和水库库区的地质情况。张光斗身为水利工程技术队伍的上级管理人员，仍然坚持，此时在三峡建设水利工程是不适宜的观点，认为时下的工作，充其量只能进行一些原始资料的收集与准备而已，故向柯登和中国同行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得到他们的同意。两支技术队伍随即根据各自的工作任务到三峡地区进行实地勘测，当时围绕建设三峡工程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大坝将建在何处？萨凡奇曾经提出过6个大坝预选地。1945年冬，萨凡奇再来中国，与柯登等人再次到三峡的南津关查看，大师倾向性意见：大坝建在南津关。
“三峡大坝举世瞩目，又那么高，谁也没有建过，更何况在中国这样一个远比美国经济和技术条件差的地方建设， 应当对大坝坝址的地质情况进行全面的勘测。”在研究和确定大坝坝址的讨论会上，张光斗提出自己的主张。
“当然，我的张，三峡大坝的地质情况必须经过严格的钻探勘测。我已经想好了，建议中国政府请美国的莫里森克努特荪公司来承担这个重任，他们可是世界有名的钻探公司，质量绝对有保障。”萨凡奇欣赏自己的学生所提出的问题。
张光斗点头，敬佩萨凡奇先生不仅是国际级的水利大师，而且也是位杰出的工程管理天才。
中国政府将与美国英里森克努特荪公司的三峡钻探谈判任务交给了张光斗。经过一阵商讨，最后达成协议，由美国公司来8台钻机，20名技工，助工全由中方负责。 浪涛呼啸的三峡峡谷里，响起了轰鸣的钻机声。 正当萨凡奇和其他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满怀憧憬地战斗在三峡工地时，蒋介石统治集团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全面内战正式爆发，三峡建设者们的美好愿望被蒋介石的战车轧得粉碎。翁文灏的“实业救国”心愿再次受到打击，愤而辞去了政府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一职，改由钱昌照出任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仍由钱总负责。在政治上主张自由民主的钱昌照，无法与蒋介石的主张相吻合，上任不到一年便也辞职不干了。蒋介石只好又找到翁文灏，力劝他再度出山。但翁文灏发现已经全面启动的“萨凡奇计划”，根本没有列入政府的年度计划，而行政院的“政府年度报告”里，除了“做好与共产党全面作战”的字眼外，没有别的内容可言，他愤愤地找到蒋介石责问道：“三峡工程到底干还是不干嘛？”“我的翁大先生，这工程一开始就是美国人想干的事， 你知道美国人是些什么东西？说好了要帮助我打垮共产党的，说好了要给多少武器多少装备，可眼下我碰到麻烦了，他们就开始甩手不管我了！你说我还起什么劲跟他们玩什么三峡工程？通知你们的人，别干了！”蒋介石烦躁地一挥手，忙他的战事去了。翁文灏极度懊丧，从此再也没有找过蒋介石，独自流亡去7法国。这位被人民解放军列为“甲级战犯”的科学家，在新中国成立半年后，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和关怀，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开始了他新的人生。只是他再也没有回到心爱的地质工作岗位上，更没有参与过三峡工程方面的事。他于1971年1月27日病故于北京，享年81岁。 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三峡工程建设，就这样在轰轰烈烈中开始，在悲悲切切中收场。下马后三峡工程的遗留问题让人头痛。负责三峡坝址钻探任务的美国莫里森克努特荪公司，坚持要求中方赔偿。政府本来就没有什么钱，赔啥？ 时任资源委员会主任的孙崎越找到张光斗，说你是他们的老朋友，又是萨凡奇的学生，这事由你全权代表解决，除了同意给他们回家的路费，其他的钱我一个子都没有！ “这叫什么事嘛！”张光斗叫起来了：“你让我给人家擦屁股，可连张手纸都不给！让我怎么办？”他只好空着双手跟美国公司谈判，双手抱拳，做了一个中国式的道歉。与此同时，蒋介石要求张光斗与他一起撤离台湾。而此时张光斗已经做好留在大陆的打算，共产党的一位地下工作者给他出点子：“你不会给老蒋运点假资料去！”对啊，张光斗茅塞顿开。不几日，在这位地下党同志的帮助下，满满当当的40箱资料全部装好，20箱假资料被堂而皇之地运到去台湾的码头，张光斗在移交手续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20箱真资料则悄悄地在夜间被豫藏了起来，张光斗也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些真资料，为新中国建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光斗、孙崎越，还有中央地质调查研究所的黄汲清大庆油田的主要发现者）、李春昱（著名地质学家）等人，为完整地保护好水利和地质资料和一批优秀的技术人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揭开了三峡工程建设的崭新一页。中国人的“三峡之梦”开始了新一轮的苦苦寻觅，苦苦探求。
现在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开始登场，一首《水调歌头·游泳》为国人描绘出的壮丽画卷：“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珠。” 这位诗人气质的大政治家，农民家庭出身，对水利建设有着特殊的感情，并且深谙水对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的重要性。毛泽东对长江、对三峡的关注，从他第一次踏上天安门城楼的那一刻便已经开始。1953年，他第一次乘“长江” 舰出巡长江中下游，就带上了人称“长江王”的林一山.“我们见过面？”毛泽东问林一山。“见过。”“在哪儿？”“在延安。当时我在白区工作，“西安事变”后回延安开中央会议听过您作报告。”
毛泽东笑了。“你的那个长江水利委员会有多少工程师？”第二天毛泽东请林一山一起吃饭，席间他问。“270个。”林一山答道。“工程师在你那儿讲百呀？”毛泽东好不惊奇，用筷子在空中点了点，不无兴奋道。“那技术人员有多少？”他又问。“一千多。” “了不得！难怪有人称你是‘长江王’，有实力嘛！”林一山低头笑笑，“我哪敢称王，只是主席的一个卒子而已。”“好嘛，你这个卒子我可要派大用场啰。”“是，主席，我林一山和长江委全体同志，时刻听从您的指挥和调遣！”林一山“唰”地站起身，毕恭毕敬地向毛泽东敬了个礼。饭后，两人再次走到甲板，毛泽东指着滔滔东去的长江之水，语气中带着几分忧虑，“长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第一大河，它脾气好坏，对国家和全体人民利益关系极大，你们可千万不能马虎啊！” “是，主席。”林一山坚定地回答。“要驯服这条江，这是个科学问题，你们一定要认真研究。现在长江的水文资料有多少？”“旧政府留下一些，我们自己也开始做了一些加起来有一两吨重！”毛泽东来了兴趣：“我说你这个‘长江王’可真不简单，论什么事，都是用大数据说明啊！”林一山谈到上游，特别是四川盆地的洪水洪峰到达三峡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时，湖北、湖南及江西等下游地区同时下暴雨的受灾情况，说：“一夜就淹死了汉水等下游12万余人……”
“不得了，老天一次下雨就淹死那么多人！”毛泽东听后口中轻轻地“嘘了一声：“总得想点办法嘛。你这个‘长江王’，对长江洪水问题怎么想嘛！”对此，林一山有备而来，他请主席在甲板上坐下，展开《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指着图上大大小小的水库汇报工作。末了，他说：“根据专家们预测，像三峡这样的大工程，即使蒋介石真心想搞，其结果肯定非常惨，有可能弄到最后，他逃往台湾的船票都买不起。”
“哈哈哈……”毛泽东听后开怀大笑。“他真要那么做了，还真连去台湾的船票都成问题哟！” 笑完，毛泽东又回到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上，拿起红笔，在图纸上画了一个大圈：“修许多水库，全部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得上一个三峡水库？”“抵不上！绝对抵不上！”林一山肯定地说。毛泽东又笑了：“这么说你是三峡工程的‘主上派’啰！”现在林一山心头明白了，更加敬佩毛泽东，伟人就是伟人，绕了一大圈，终于挑明了主题。林一山又试探性地说：“我们长江委当然很希望能够修建三峡水库，但就是不敢去想。”“为什么？”毛泽东抬起头，认真地看着林一山问。 “因为……因为我们得听毛主席您的话。”毛泽东笑了：“可我想听你的意见！你是‘长江王’嘛！” 林一山心里有底了，如实招来：“只要条件允许，我当然举双手赞成建三峡水库。” “三峡问题暂时不要公开，我只是摸个底，但南水北调的工作得抓紧。”毛泽东在与林一山分手时特意吩咐道。
这次在“长江”舰上的谈话，林一山虽然没有听到毛泽东关于上三峡工程的肯定回答。可凭他的直觉，那就是毛泽东对长江三峡工程十分关注，而且心底里已经有了一种倾向。
没想到仅隔一年，此次谈话主题，就由毛泽东先说了出来。1954年武汉的那场大洪水。使得毛泽东连续几个夜晚没有睡觉。几百万人的生命，只能听天由命，让毛泽东经历了一场不亚于对付蒋介石几百万军队的艰苦的心路历程。虽然在他亲自指挥和领导下，依靠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战胜了洪水的包围，但代价是惨重的，不仅造成了几十个亿的经济损失，更有数以万计的百姓死于洪灾之中。为此，毛泽东决定把三峡工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同年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林一山突然被中央警卫局的一辆小车接送到汉口火车站。一进车厢，就看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三位领导人。直奔主题——三峡工程。“修建三峡工程，技术上有什么问题？”毛泽东开门见山地问道。
林一山顿了顿，说：“如果中央想早点上，我们自己的技术力量，加上苏联专家的帮助，我想是不成问题的。”
“有何依据？”毛泽东问。
“因为我们有张光斗这样的专家，有能力承担相应的技术。苏联老大哥虽然过去没像美国人那样来华帮助修建过水库，但他们自己建设的水利工程，技术和规模跟美国差不多。美国人能搞好的事，相信苏联专家也能搞好。”
周恩来插话道：“蒋介石用的是美国人，而我们现在张光斗这样一批水利专家，他们掌握的正是美国技术，要是苏联专家能帮助，用上了美国和苏联两国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水利工程技术！”
“那么，大坝坝址你们的意见修在何处更合适？听说美国的那个专家是主张在南津关的。”毛泽东关切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根据我们地质人员十几年的艰苦勘测和钻探，他们认为最好的坝址不应该在南津关，而应是三斗坪地区。”林一山说。“三斗坪的地质情况怎样？”“三斗坪的地质层是花岗岩的，风化比较严重。”“这可不是理想的好坝址呵！”“请主席放心，三斗坪的花岗岩风化层只有30多米，对大坝坝址没有多大影响。” 毛泽东直起身子，站在专列的窗口不再言语了。刘少奇和周恩来吩咐林一山：回去后继续抓紧对三峡地区的地质与水文方面的资料收集与分析工作。
1956年夏，毛泽东去广州巡视，途中住在长沙市郊的小岛上。老人家热得呆不住。提出：“银桥，我们去游长江！”“主席，真的还是假的？”李银桥吃惊不小。“我什么时候说过谎话？”李银桥向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汇报。这位在千军万马面前从来都是威风凛凛的罗长子，却显得一副无奈的样儿，摇头说：“这样的事最好别出现。”接下来，毛泽东在长沙一边巡视，一边会见老同学、 老乡亲，气氛亲和随便，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畅想”。突然有一天，他提出立即起程到武汉。那日，在省委书记王任重等省委领导陪同下，参观完汉口棉织厂，毛泽东提出到长江边看看。一到那儿，他就对李银桥说：“银桥，我们总算到长江了，准备一下，游！”
“主席，您真要游啊？”
“当然，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我不游它，就对不起中华民族哟！”毛泽东开心地说道。李银桥着急了，连忙向在场的罗瑞卿和王任重汇报。
“主席，长江是中国第一大天险，水情极为复杂。别看它比海小，可比海险一百倍呀！”王任重第一个反对。“看来你这个书记，对长江还有不了解的一面啊！”毛泽东幽默地冲着他说，“你只知其一，尚不知其二。这其二是：长江从来胆怯那些不畏惧它的人，在这些人面前，它还是挺温柔的呢！”
“不行不行！主席，我不同意您游。我要对党和人民负责。您真游长江？我可不答应！”罗瑞卿显得比谁都着急。“你可以不负这个责任嘛！”毛泽东回敬道。“那不行。我是您的大警卫员，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要对您的安全负绝对责任。”罗瑞卿没退步。 毛泽东的脸色突然变了，“什么大警卫员？去你的，不要来‘禁’我游长江！”
在场的人都知道谁也无法阻止毛泽东游长江的决心：“毛主席游长江啦！”这消息立即传遍了武汉三镇的每一个角落。长江两岸站满了围观的群众，足有几万人。那场面太壮观，太令人激动。水中的毛泽东被深深地感动了，见附近有一条保护他的小木船靠近，示意让小木船靠远一些。摄影家侯波就在这时，拍下了主席站在敞篷船上的精彩留影。 毛泽东在此次畅游长江后，写下了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这首气势恢宏的诗篇。他心里牵挂的是“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三峡梦”。
毛泽东把自己伟大的政治抱负，融入他那诗一般的境界之中。
在此两年后的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建设三峡的议题，可想不到在党内遇到了阻力。为了听取不同意见，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把林一山接来”，同时又批示：“将李锐一起接来。”在三峡工程问题上，林一山“主上”，李锐“反对”，形成了著名的“林李双雄之争”。
李锐和林一山在同一天赶到南宁。当晚，毛泽东就将他们召去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听两位不同意见的同志述说对三峡工程的看法。”毛泽东向政治局的同志说完这句话后，便问林一山：“你要讲多少时间？” 林一山：“两个小时。”“你呢？”毛泽东又转向李锐。“半小时。”毛泽东对李锐有了第一次好的印象。半小时，干脆利落嘛！
林、李发完言后，毛泽东没有放过他们：“光讲还不算，你们每人各写一篇文章，这回长点没有关系，三天交卷。”林一山和李锐，都不曾想到主席还有这项任务交待，只好连夜奋战。这下可苦了林一山，他一则感到手头资料不足，事先没有想到要他写文章；二则他的右手在解放前的一次战役中，被敌人的子弹打残过，写东西很吃力。然而林一山毕竟是位为党为人民干革命几十年的老战士，凭着惊人的毅力和平时积累的长江水利知识与有关三峡的第一手资料，仅用两天时间就洋洋洒洒写了两万余字，提前交了卷。
李锐是孤身一人来到南宁的，但他才思敏捷，文采飞扬，虽只有八千字，文品却深得毛泽东的赞赏——这是李锐后来成为毛泽东秘书的直接原因。林、李文章各有所长，政治局领导都认真阅读了。最后，毛泽东说：“三峡问题还需多方面听取意见，不过中央得有个意见。今后三峡的事，交给恩来同志管吧！”
周恩来忙说：“还是主席管吧，你对三峡的见识和判断，比我们都高出一筹。”
毛泽东哈哈一笑，“没有那回事，我也会经常过问三峡问题嘛！”说完，毛泽东认真地看着周恩来，伸出四个手指，说:“你嘛，一年至少要管四次！”
此后，周恩来便开始直接领导起有关三峡问题的工作，这一传统延续到现在，三届国家总理都是三峡工程的最高领导者。由周恩来主持的第一次三峡工程工作会议就在南宁会议之后的一个多月召开，会址在那艘“峡江”号客轮上。与会人员除总理外，还有李先念、李富春、国务院各部委和相关省区的领导，还有中苏两国专家共100余人。这次会议为中共中央“成都会议”研究三峡工程建设问题，作了准备。 成都会议形成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后简称“三峡决议”）。毛泽东在“决议”上批了八个字：“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决议”上有这么一段话：“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到20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成都会议”过去几十年后，在三峡工程正式上马的那些日子里，一些老同志感慨万千地回忆起毛泽东对三峡问题的决策，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成都会议”，大家始终认为，“成都会议”上“三峡决议”的指导思想，对日后几十年上不上“三峡工程”？起着长远的指导作用，今天正在进行的三峡工程建设的原则精神，基本继承了“成都会议”精神。它充分说明了毛泽东时代，在“三峡工程问题”上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的，是符合客观规律而作出的科学决策。
但由于国际国内多重因素，中国人继续做着“三峡梦”，似乎缺少一点“只争朝夕”的精神。1969年10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体学耐不住性子了，当着毛泽东的面请求上马三峡工程，老人家慢悠悠地对他说：“现在如果准备打仗，你脑壳上顶着200亿方水怕不怕？”是啊，浓厚的战争意识，人为的阶级斗争现实，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老大哥”的背信弃义，主观的客观的麻烦事就够操心了，哪顾得上三峡这样世界级的水利工程？想有所为而力不从心啊。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执政、改革开放的时代。
邓小平的务实作风与他的理论精髓完全吻合。当中国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浩劫后，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了经济建设上。创造宽松环境，实行开放政策，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他后半生的全部心血。他对世界形势作出了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大，我们有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可以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
东方巨龙再次被唤醒，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国家向现代化目标奋进的号角，响彻中华大地。那一年，邓小平复出不久，他到湖北视察工作，接替林一山出任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人的魏廷铮，向邓小平汇报三峡工程情况。末了说：“小平同志，三峡工程建设，从孙中山先生提出，到民国政府几上几下，解放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又多次提出要建设三峡，可现在还是一场梦，我们不清楚这样的梦，还要做到什么时候？”
邓小平说：“三峡工程的事我是知道的，争论了几十年，毛主席为此也操了几十年的心。三峡工程一旦建成了，能防洪，发电，又能促进旅游业，带动长江中下游经济，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干？”
太好了！有邓小平这个态度，魏廷铮高兴得蹦起来。
1979年11月，由国家计委牵头的三峡选坝址会议在河北廊坊召开，这是“文革”后，由国家出面召开的第一次有关三峡工程的重要会议。会议正式确定了三峡大坝坝址，即由中国地质和水利技术人员自己确定的三斗坪坝址。
大坝坝址一定下，意味着“三峡梦”要醒了，三蛱工程要动了。这之后的几年里，国家全面拨乱反正，三峡工程建设上存在的一切不确定性的争议，也慢慢云开雾散，逐步取得“上马”的共识。
1984年，国务院原则上批准兴建三峡工程，并立即进入施工准备，相继成立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并开始筹备三峡行政特区（即筹建三峡省），以及专门从事三峡工程建设的三峡开发总公司。从此，伟大的三峡工程建设伴随着共和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雄伟步伐，蓬勃展开。
2、特殊见证人
1992年4月3日，对于许多人来说，也许是个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的日子，但对居住在万里长江上至四川江津（现改属重庆市），下至湖北宜昌的全长662.9公里一带的千百万人来说，可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日子。这一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一个让亿万中国人梦想了近百年，仅工程论证就长达四十载，上与不上争执了三十余年的跨世纪宏伟工程，终于要上马了！
我在三峡库区，遇见这样一个人，她的名字叫王作秀，今年已经95岁高龄了！她是中堡岛人，一个住在长江江心、与三峡大坝情系近百年的老人。王作秀居住的中堡岛，在三峡一带非常有名，是现在三峡大坝修建的中心，也是长江流经宜昌地段那个叫三斗坪地方的江心之岛。所谓江心之岛，其实是泥沙等物被江水裹挟、然而又被江水撒下形成的一片沙洲。日久天长， 那沙洲上长出了绿树花蕾，飘逸起稻香谷味，附近的人慢慢在那上面搭棚建房。久而久之，江心岛便成了一个有名有姓的地方——大江中如堡垒般永不毁灭的小岛。
不毁灭，并不等于不被江水淹没。据王作秀老人回忆，她12岁那年作为吴家的童养媳上岛后，曾4次因大水搬出过小岛，时间最长的一次是9个月没敢回过江心小岛。“那水啊大得漫过了咱家的屋檐，大水冲来时那草棚棚像一片竹叶儿飘得无影无踪……”老人讲这话时用双手拍打着双膝，像在讲述一个童话，已经没有了痛苦。
作为大江之中的江心小岛主人，王作秀注定了伴随三峡工程的时起时伏，而成为一个特殊人物。老人还能记得当初她上小岛时的情景，因为她家穷，穷得连一身掩体的衣服都置不起。12岁时父亲把地带到江边，说你就上江吧。小作秀当时吓得直哭，说：“爹养不活我，我不怪你，可不能把我扔进大江喂鱼呀！” 老爹一声长叹，说：“你傻，爹再狠心，也不能将自己的闺女扔进大江里嘛，你看看——那儿岛上不是有一个小棚棚？那是一户人家，你就到那家去。”
那一年是1919年。小作秀不可能知道，此时中国有一个伟大的人物，正梦想着在她所居住的江心之岛兴建一个特别大的水坝。此人便是孙中山呀。“国父”畅想在长江三峡上筑一座“闸堰”时，并不知道未来的三峡大坝，竟与一位中国农妇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王作秀在无奈的恐惧中度过了四年，生下的第一个小生命夭折了。那天，岛上的王作秀和吴家人，并不知道此时江岸正好有两个穿长衫的读书人路过，其中一位高个子指着飘荡在江水中的白布包，惊诧地叫了一声：“先生你看，那是不是江鱼跃起来了？” 被称作先生的人踮起脚，向江中望去：“那不是鱼，是死人……”“长江不治，中国就没有希望。”先生说。这两位穿长衫的人，就是李四光及他的学生赵亚曾。在走完三峡后，他写出《长江峡东地质及峡之历史》中， 首次将“中堡岛”绘制在自己的论文插图中。在这之后的10年里，王作秀渐渐适应江心小岛的生活，身边添了健康活泼的儿子和女儿。但在这10年里，她却不曾见过有人在江岸头或是江心岛上来触摸那湍急的江水与沉睡的秃岩。
1932年冬至次年春，江心岛来了一批外乡人，使得王作秀成为中堡岛第一个与外界有联系的村姑。他们是国民政府的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队。王作秀记得那领队的人姓恽，还有一个长着大鼻子的洋人。有一次晚饭后，那洋人看着夕阳下坐在江边解衣给孩儿喂奶的王作秀，举起一个什么玩艺就“咔嚓咔嚓”起来。吓得她赶紧护住孩子，随手拾起泥块朝那洋人扔去，把那个会“咔嚓”的怪物弄坏了。那个姓恽的领队过来告诉她：“你闯祸了。那照相机值20块大洋哩！” 吓得王作秀几天不敢出门，生怕那洋人将她家的那草棚棚扒了。她开始知道，他们想在这地方建工程？用长江水发电呗。当然她不可能知道他们搞出的“方案”，被锁在国民政府交通部的铁柜里，躺了长长的10年。王作秀仍在江心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过着她的日子。第二年，她又见过那个叫萨凡奇洋人，还伺候他们吃饭。别说，那些年她所在的中堡岛，还热闹过一阵子。不说萨凡奇又来到她家，就是这勘测队、那个调查组，也隔三差五地来江心小岛。每来一批人，都要到她家坐一坐，吃一顿由她做的“三峡饭”——这名儿，是那被称为“老三峡”的地质师姜达权给起的。 其实这“饭”，无非是些农家菜加几样长江鱼虾拌在一起的东西而已。
勘测队里还有个叫陈梦熊的年轻人，野外归宿时，经常独自躲在她家的后棚里摇头晃脑，吟诗作词，而且时不时还拿出几首请阿嫂“赐教”，乐得王作秀几次烧糊了“三峡饭”。 她自然不知道，姜达权他们和几名洋人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几乎是靠个人的力量，在进行着国家三峡工程坝基的勘测调查任务。她自然更不知道，说话有些结巴的小个子姜达权，正以自己的智慧和判断挑战国际权威萨凡奇先生关于三峡坝址那著名的“萨氏六方案”。时至1947年，突然有一天姜达权过来告诉她，说他们马上要撤出中堡岛。
“以后还来不来了？”王作秀问。
一脸阴云的姜达权摇头：“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再来，我想我会再来的……”
那天王作秀拿出家里所有可吃的东西，为勘测队员们做了一顿特别丰盛的饭菜。可饭桌上大家默默无言，一片悲切。只有因为临别时想照相留影而磕掉上排牙的“诗人”陈梦熊，一边挥着泪水，一边念念有词地吟咏着他那：“临别画坝址，峡影动恋情；但望十年后，巨工成奇景”的新作。
解放了。王作秀上岛后第一次返岸，带回家的是一张毛主席的像，贴在草棚里屋墙上的正中央。 1958年开春不久的一天，她正在江边的沙滩上晒豆种，一条从武汉出发的“峡江”号轮船，正逆水向她的中堡岛方向驶来。农家妇人并不知道这条船，将使她普普通通的一生，添上了浓浓的一笔重彩。
这是毛泽东亲自作出“林李之争”的裁判，指示国务院“好好研究三峡工程问题”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带着一批专家，前来决定三峡命运的实地考察。“那是3月1日上午。”95岁的王作秀在我采访她时，把这日子说得清清楚楚。“大嫂，你看谁来啦！”王作秀刚从沙滩回屋里准备做午饭，突然门外有人既熟悉又陌生叫道，是那个十几年没见面的姜先生嘛！“大嫂，你看谁来你家了！”姜先生侧身向她介绍身后一位英俊慈祥的“大人物”。“阿嫂好啊！”那一口吴语的大人物说着就走过来握住她的手，亲切地问，“你一家住在这个江心岛有多少年了呀？”王作秀傻了。“大嫂，周总理问你呢！”姜先生捅捅她胳膊说。周总理见王作秀的女儿坐在板凳上洗脚，知她没在岸上上学。从口袋里掏了一阵，拿出两元钱塞到她的手里说：“希望你好好学习，为家乡三峡建设贡献力量。”王作秀赶忙代孩子谢过周总理。邀请姜先生道：“请总理和你们在我家吃‘三峡饭’啊！” 姜先生指指周总理后面跟着的一群人员，向她耳语：“这我说了不能算数。”
这天周总理带着随行人员，直奔当年苏联专家打孔钻井的现场考察。王作秀说那时岛上没多少人，苏联专家的钻井设备也比较简单，尤其是钻井打孔需要的水还得人扛肩挑。王作秀丈夫和岛上的男人们，都被征用去为苏联专家打井服务，任务是一人一天挑20担水，给5角工钱。后来井越打越深，岛上的男人不够用了，又从岸上抽来不少民兵一起挑水。“我还赚过好几百块钱哩！”王作秀得意地向我补充说。在一大堆长长短短的岩芯前，周总理饶有兴趣地左看右看，然后拿了一块拳头那么大的岩芯，问身边的姜达权：“往下打是不是都是这样完整的岩芯？”“是的。三斗坪和中堡岛的地质结构比较好，也没有岩溶洞。岩层相当完整。”姜达权回答道。
“这么说，你们提出在这儿建三峡大坝，是有非常可靠的科学依据啰！”周总理高兴地反复掂了掂手中的岩芯，爱不释手，“我能带走一块吗？让毛主席也高兴高兴！主席一直在为三峡大坝的事操着心。”
姜达权和同行的人都欢腾起来。
王作秀自然不知道后面的事：在周总理来到她家后的第28天，一艘“峡江”号大轮船，从重庆而下，在路过她的中堡岛时，特意在江中缓行了许久。这时“峡江”号轮船上有一叶窗子，轻轻地被掀开，巨人毛泽东站在窗前久久凝视着中堡岛，嘴里喃喃地念着“三斗坪，三斗坪……”他手中拿着的正是周总理从中堡岛带走的那块岩芯。
从那时开始，王作秀没有间断地接待了各式各样的工程地质人员，自然最熟悉的还是像姜达权这样的地质工程技术人员。她问他：“姜先生呀，1947年那会儿你一走，咋就十多年没上我们中堡岛呀？”姜达权语塞，潸然泪下：“知道吗，我吃了好几年官司呢！”“啥子事要让你蹲牢嘛？”这是姜达权不想提及一桩伤心事。他与同事冒着生命危险保卫了旧地质调查所，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负责新中国初期最早的水库——北京官厅水库的工程地质勘察。由于听从长官意志的摆布，结果在工程程序上未能按要求做，官厅水库建成后的出现了漏水现象。有人借题发挥，以“反革命破坏罪”关进了监狱。多亏水利部党组和何长工等领导实事求是指出工程出现的问题是某领导的长官意志所致，才得以从监狱里出来。
在那些日子里，王作秀把为这样的“读书人”做“三峡饭” 看作是自己最幸福和值得自豪的事。 她心中始终有个美好的愿望：早日能在“一百层楼高” 的大坝顶上安上自己的家……
然而国人的三峡工程梦实在做得太长、太苦了，曲曲折折，时伏时起，朝现夕隐。转眼间姜达权又无奈地被调离工地现场，而且一走便是几年、十几年……中堡岛上的岩芯，虽然依然耸立在滩头，却也饱受风雨侵蚀，不少被埋入泥土。王作秀觉得自己的头发，也像这些纷落的岩粉，不是掉落，就是变成了白色。儿女们也有了自己的儿女，可三峡大坝就是没个影。好在她的身体依然硬朗，依然等着姜达权他们再来吃她做的“三峡饭”，可姜达权再也没有来了。
为此她不止一次站在小岛中央默默地发呆……其实她哪知道身在北京的姜达权，从来就没有断过三峡工程的工作，这位卓越的地质学家因长年在野外辛劳过度，已像燃尽的油灯。当1986年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建设进行专家大论证时已经无法起床，胃出血、肺炎、肺脓疡外加类风湿、强直性脊椎炎，使得本来就瘦小的他，五脏六腑、四肢七窍俱损。可他的心却始终系着三峡工程，对大坝和库岸稳定的技术问题仍时刻牵挂，瞒过医生和亲人，挥笔给当时的国家主席李先念写了一封长信。当听说国家领导人亲自批转他的意见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1987年7月14日，被病魔折腾一夜之后，姜达权早晨醒来感觉似乎大为精神，坚决要求出院。无奈之下，他的二儿子只好抱着体重仅有30公斤的父亲回家。回家后，这位地质学家便在自己的书房内趴在桌子上开始工作，仿佛要将失去的分分秒秒时间抓在手里，艰难地将自己心中要向国家领导人说的有关三峡工程的建议，写成“万言意见书”，但没来得及写完最后一行，便心力全无，在出院回家的第三天早晨7时28分，一颗赤诚的心终于停止跳动。
八宝山火化工人在为这位科学巨匠作最后一次整容时，惊愕得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瘦成这样子的人？”姜达权去世后不久，中直机关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滔滔长江接纳了这位“三峡之子”最后的拥抱——他的骨灰撒在了大江之中，撒在他曾经吃过无数顿香甜“三峡饭”的中堡岛上……
终于，王作秀——这位80岁的农家老妪，在几年后的一天晚上，独自坐在门口听着长江的涛声——老人习惯在吃完晚饭别人看电视时，以自己的方式欣赏自然的音乐。突然听到岛上有锣鼓声，岸上的不少人也划船上岛。人们边歌边舞，那喜庆劲儿，跟当年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情景差不多。
“啥子？三峡水库真要建了！真要在我们这儿建大坝啦？！”王作秀终于明白：大伙儿是在庆祝全国人大刚通过的关于三峡工程正式上马的决定呢！
“喜事儿！喜事儿！”王作秀迈开小脚，跟着大伙儿一起欢呼起来。
后来不长时间，就有干部上岛来动员她家搬迁，说三峡马上要动工了。
“搬！咱不搬大坝建哪儿呀？总不能建在头顶上嘛！” 邻居有人舍不得搬，王作秀出来说话了。“老寿星”都有这么个觉悟，谁还有啥子话可说？搬！
中堡岛的居民们便成了百万三峡移民中的第一批移民。只是他们搬得并不远——从江心岛搬到了大坝工程“红线”之外的那个山坳上。
这就是我看到的第一位三峡移民，我所见到的百万移民中的“老寿星”。95岁高龄了，她依旧坚持与儿女分而居之，独立操持家务，还时常帮助儿女掰苞谷，到地里拔草……这位可敬的老移民，为了实现她三峡大坝人独有的“三峡梦”，顽强地显示着常人所不能完成的漫长历程，辉煌而壮丽的人生！
3、该上马了
在中国，谁忽略了长江，谁就不可能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主宰者，因为长江主宰着大半个中国兴与衰的命运。谁读懂长江，谁就掌握了中国的命运。
1989年7月21日，这是一个并不特别的日子，这日子却对长江三峡的命运意味深长。刚经历了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风波的中国心脏北京，尚处在飘荡不定的非常岁月。这一天，新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江泽民离开了北京中南海。有人猜测他去了上海，也有人猜测他出访欧洲或者美洲，其实他哪都没去，先是参观葛洲坝工程，接着又考察了三峡大坝坝址，察看荆江大堤。在从沙市顺江而下的船上，他详细听取了关于三峡工程的专题汇报；到武汉，又参观了三峡水库泥沙模型试验。四天时间，江泽民总书记边看边听边问，从三峡工程效益到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了解得非常具体。
江泽民总书记到了长江三峡。这是一次没有公开报道的行动，就当时的政治局势而言，为什么首先选择长江三峡，而不是别的地方？这意义在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开始感觉到了。“几代人的伟大梦想，到我们这代人手里，应该变成现实了！”经过1 4天的实地考察后，江泽民总书记说了这样一段肯定和坚毅的话。他心中装着邓小平理论。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的事只有靠发展经济，才能有真正的出路。“你就放开手，大胆地干起来吧”他对水利专家出身、一心想把三峡工程搞起来的总理李鹏如此说。“请放心，我一定遵照您和小平同志的嘱托，把这件事办好，让党满意，让人民满意。”李鹏总理也充满一种前所未有的信心。
然而，长江实在太大，大得连任何一位想主宰她的领袖，都感到有一种巨大的压力。李鹏自出任国家总理后，许多力主长江三峡工程上马的人，把实现梦想的希望寄托在这届政府身上。你是总理，有权主持如此大的工程；你是水利专家，上马三峡工程，机遇难得，千载难逢。
1990年春，“两会”按惯例在北京召开。这次会上， 江泽民总书记收到了一份由当时的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同志转来的几位政协委员联名的提案，题为《建议将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八五”计划》。他在附信中向江泽民总书记建议“中央常委能抽出几个半天时间，听听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 江泽民总书记迅速对此作出批示。之后，“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便开始了实质性的工作，由此成立了由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任主任，国务委员王丙乾、宋健、陈俊生任副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三位副主任分别是财政部部长、国家科委主任和国务院秘书长，可见三峡工程在这一份领导人心中的份量！
关于三峡工程的论证，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这项实质性的决策，归功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主持中央全局工作后，就把目光投向了三峡。1980年，邓小平从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东方红”32号轮，面对这条养育了他的母亲河，感慨道：“看来，不搞能源，不上骨干项目不行，不管怎么困难，也要下决心搞。钱、物资不够，宁可压缩地方上的项目，特别是一般性的加工工业项目。这些小项目上得再多，也顶不了事。”1982年11月，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准备兴建三峡工程的请示汇报时，果断地说：“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针对当时一些人担心三峡工程动起来后，涉及面太大而出现所谓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又十分明确指出：“只要技术、经济可行，对国家经济建设有好处，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最大的治。”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话，高瞻远瞩，落地有声！建不建三峡工程已不再是一个争议的问题。可三峡工程实在太大，大到连许多专家左恩右想也想不到的问题此刻全都出来了。1984年2月，第二届国际水利问题裁判会议上，突然出现了一件令中国水利代表团意想不到的事：西方二十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向国际水利组织和大会提出了一项所谓中国建三峡工程：“造成一百多万移民的人权得不到保证”的提案，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建三峡工程，怎么还出来个“人权问题”？中国人感到莫名其妙。当时我们中国人还不太熟悉西方国家的所谓“人权”的概念。不过，三峡移民问题已经不再是三峡工程中一个简单的“细节”，而是一件巨大而敏感的超国界的大事！其实这些年来，西方人对中国的三峡工程问题有过分的“关心”。某国想承揽一项工程，后来投标失利了，他就发表文章说：“三峡工程”一旦上马，如何如何会有几百万中国农民“丧失家园”、“沦为难民”。我在库区采访时，云阳县的人告诉我，那一年某国有几个记者，想拍一组三峡移民不愿离开家园的“悲惨情景”，走了一路，没有找到什么“理想”的镜头可拍，假扮成中国记者（有人会汉语），叫一个家住山腰上的农村大嫂，让她背一个背篓，里面装了不少东西，赶着一头猪，往山上走，说还必须有哭的样子。那大嫂笑了，说我哭不出来。那些记者就赶紧塞上200 元钱给那大嫂，并说这是演戏，哭了才像。那大嫂看在200元钱面上，一边往山上走，一边抹着眼泪，可就是因为并非“专业”，所以总是不像。这还不算，日本有个右翼组织为了污蔑三峡工程有“人权”问题，甚至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指着中国代表团责问，说你们中国人建了三峡水库后会造成污染， 长江的“污水”，就会冲到我们日本岛上，影响我们的吃水问题，这是“太大的人权”问题！中国代表团成员一听就觉得在无理取闹，反问对方：中国的长江出海口在什么地方？你们日本国的位置又在什么地方？那几个日本人中还算有点地理知识，一算，对呀：长江出口处在上海吴淞口，距日本国还遥远得很呢！长江出口处的东海的水，怎会倒流到黄海海域呀！
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对所谓“三峡移民人权问题”的关注，就更不用说了，我们所下的本钱，已落入某些“国家预算”。从20世纪90年代起，历次国际人权会议上针对我国的一次次“提案”，几乎无一例外地将“三峡移民人权问题”列入其中，从来也没有停息过。他们不相信中国人能建造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更不相信在建设如此规模的水利工程中，将百万移民问题处理好！ 中国的三峡工程确实太伟大，它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又一次伟大实践。
关于历史上的长江洪水带给沿江人民的灾难，史书记载足以令人惊心动魄。据长江水利委员会资料显示，从汉代到清末即公元前185年至1911年，在2096年的历史里，长江共发生有记载的大水灾214次。这记录使我们发现一个规律，长江洪水平均不到10年就会泛滥一次。越到近代，灾害的发生率越为频繁。前、后汉400多年间，有6次大水记录。魏、晋、南北朝的200年间，有16次记录。至宋代后，因为中华民族的统治中心逐渐南移，记录准确性增加，300年间有记录的大水63次。平均每5年一次。元朝时中国的统治中心回归北方，未见记录。到明代，江南经济文化逐渐繁荣，记录长江大水有66次，平均每4年一次。清代记录详尽，共发生62次，也是平均每4年一次。“荆州不畏刀兵动，只怕南柯一梦终”。1860年至1870年间，10年中出现的两次特大洪水，冲开了南北荆江大堤，两湖平原一片汪洋，百万生灵葬身鱼腹。仅死亡人数合计就达百万以上。发生在20世纪的长江大水，我们许多人都记忆尤新或亲身经历过。1931年长江中下游发生洪水，淹没农田5089万亩，死亡人数达4.5万，汉口淹水百日；1935年灾害再次降临，仅支流汉江遥堤溃口，一夜之间死了近8万人。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的武汉大水，尽管人民政府带领沿江人民奋力抗灾，但武汉仍被洪水围困3个月，京广大动脉中断百天，3.3万人死于水灾，直接经济损失百亿元。而1998年那场由江总书记亲临大堤指挥的“长江保卫战”，更是历历在目……
长江呵长江，你给了中华民族太多的辉煌，同时又让我们的同胞经受了太多的水患与痛苦！长江每年有9600亿立方米水资源白白地流人大海，这对一个总体水量并不充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流走的哪里是水？ 分明是黄金！是白银！利用长江三峡大坝的巨大落差，进行水力发电，其电力资源可以给中国人每年平均提供846.8 亿千瓦小时，相当于lO个大亚湾核电站的发电总量。与火电相比，水电可使国家每年少燃烧大量原煤，少排放l亿吨二氧化碳、100万吨二氧化硫、l万吨一氧化碳和37万吨氮氧化合物。有人估量仅此环境效益一项，三峡工程带给我们国家的经济效益，每年至少有几百个亿。而规划设计的三峡水库在防洪能力上，要做到的是确保百年一遇的大水来临时，中下游不受洪灾损失。“百年一遇”是什么概念？就是100年中有一次特大洪水来临时，长江中下游因为有了三峡大坝，而稳稳当当生活与生产，不用再像以往不是“一梦醒来命归天”，就是百万人的“严防死守”了。所谓“百年一遇”是一种概率的表述，用一段通俗的话来比喻：枚硬币有正反两面，转动一下，肯定有时正面、有时反面，其概率为50%。并不是说每转两次肯定是一正一背，也许是两正也许是两背。“百年一遇”的大洪水，也许100年中，长江一次也没有特大洪水，也许100年中，就连续来了两次大洪水。三峡大坝给我们挡住的，就是在一二百年中像1870年那样的大洪水，不管它来一次两次，还是一次也不来，我们都可以放下心来。
关于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显然是整个工程中最突出的方面，大得连经济学家都无法计算。根据设计，三峡工程建成后正常蓄水位到175米时，其防洪库容应为221.5亿立方米，可使荆江南北两岸，洞庭湖区和江汉平原避免“百年一遇”的毁灭性洪灾。如果非要用钱来计算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那么按1870年特大洪水来估量，可直接减少农村淹没损失约在510亿元，减少中小城镇淹没损失约为240亿元，加上其他淹没损失共可减少800亿元左右的直接经济损失。这中间自然投有包括洪水吞没人民生命所造成的无价损失。它所产生的影响不仅是经济的还有政治、社会诸多方面。将来“高峡出平湖”后，三峡水库的优势，还在于它构筑起一个效益巨大的长江航行新天地。预期到本世纪30年代，通过长江峡江坝址的单向货运量，由现在的1000万吨提高到5000万吨，客运约400万人次。届时从重庆到宜昌所形成的660公里的深水航道，真正使我们看到“天堑变通途”的壮丽景象。那时长江的新一段黄金水道将名副其实，足可与世界上内河航运最发达的美国密西西比河以及欧洲的莱茵河、多瑙河相媲美。
三峡就是这般伟大！伟大得让一些敌视我国的人无不感到心惊肉跳！
然而，在三峡工程带给我们巨大效益的同时，毕竟要牺牲某些局部的利益，移民便是其中最重要和关键的一项。目前世界上排在最前列的大型水电站，有巴西、巴拉圭合建的伊泰普水电站，其移民数仅为4万人；非洲的加纳沃尔塔枢纽，移民为8万人；印度的萨塔萨洛瓦水库，移民为10万人。中国人太多，中国人又习惯随江河而居。在新中国建设的数以万计的水库中，移民共超过1800万人。超过30 万移民的就有好几个，他们是新安江水库，移民30万人：丹江口水库，移民38万人；三门峡水库，移民40余万人。这一方面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移民工作的卓著成就，另一方面我们也饱尝了某个水利工程因为没有安置好移民所造成的痛苦。
三门峡水库的移民工作就是一个教训。那既有过去国力贫穷所致，也有决策本身的失误。因建水库而得名的三门峡市，如今美丽如画。我们在此诉说他们的不幸境遇，其实是想说明水库移民工作的难度，说明今天的三峡移民，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举国家之力”而进行的又一场伟大壮举。当年的三门峡水库，修在黄河边上，那时的移民任务和安置地，全都由国家“计划安排”和“政策决定”的，你去不去可是“政治任务”。为了确保移民工作的全面展开，有关部门将首批到宁夏的移民，安排为一个特别的先遣队（必须是青壮年），共5208人。出发那天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县乡村上的干部们全部出动，并且动员了几万人的欢送人群。先遣队的移民们个个精神抖擞，胸前挂着大红花。根据文件规定：先遣队的移民必须以党团员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为主，中农和上中农基本上没有，地主富农更不在其列。所以当时库区的百姓出现了父子、夫妻、兄弟、姐妹踊跃争当先遣队员的动人场面，有个乡政府分配的先遣队名额是154人，结果报名的达1087人。有人为了争取当上先遣队员而咬破手指，写血书，表决心。当移民们扛着铺盖、带着农具，千里迢迢来到目的地贺兰山下的平吉堡一看，便傻了：这里为沙漠边缘地带，挨着光秃秃的贺兰山，不是半人高的茅草地，就是光秃秃的一大片望不见边的“石头地”——移民们默默地在荒滩上，搭起了几个草庵子，来年春天，他们竟然还种下了40余亩麦子……新的家园就这么安了下来。但一年过去，移民们辛辛苦苦种下的麦子在即将收获时，却被一场风沙伴着的“石雨”，吹得无影无踪。一个陶乐县，共安置800名移民，三天里跑了361人。结果半途被当地基干民兵拦回260人，其余101人杳无音讯。陶乐县总共人口才6000人，移民却来了13000多人。本地农民与移民之间矛盾不断，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三门峡移民经历的那一幕，在今天看来是无法想象的，然而它是真实的。几乎从移民们迁移到目的地的第一天开始，他们就踏上了“返库”之路（回到三门峡库区）。从1957年开始到1990年为止的30多年里，返回三门峡的移民多达一二十万人。他们中大多数是在中央［1985］29号文件下发后，迁回的“合法返迁移民”，还有相当一部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迁回三门峡，流落各地，有的则在返迁的路上发生了悲剧……
三门峡移民留下的伤痛，像警钟长鸣，无时无刻不在警醒着党和政府的决策者们，我们将为之付出不可估量的代价。
三峡移民的数量，远远超过过去任何一座水库的移民，甚至是过去几大水库的移民总和。根据规划，三峡工程的全部移民实际超过120万人。这仅仅是人，须知迁移一个人，就会有随之同迁的物，而物的概念，远远比人的数量大出几倍。长江三峡水库建成以后的水位，基本稳定在175米，就是说在这水位之下，都属于淹没区。根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1993年向国务院报告的三峡水库淹没在175米水位以下的实物大致有：房屋面积共为3479万平方米，其中城镇1611万平方米，农村1087万平方米，工矿企业751万平方米，其他30万平方米。移民除了人和物之外，还有赖以生存的土地，合计被淹的耕地果园等面积就达48万亩。另有工矿企业1599个，码头593处，水电站144处……更有外人并不知情的城镇淹没移民这一块，三峡库区淹没线以下的市级县级城镇13座，乡级建制镇114个。其中全淹的县城有8个，他们是湖北的秭归、兴山、巴东，重庆的巫山、奉节、万县、开县、丰都。以上这些县城，别看它们“在册”人数只有几万、十几万人，但它们都是历史名城，每一个城市不仅供养着固定居民住户，还有相乘数倍的“外来工”。可见，三峡移民的概念，何止是一个简单的“百万移民”？每一个移民背上，则担起可能是一个家园，是一个码头，是一条公路，也可能是一座工厂，一座城市……
1990年，在江泽民总书记亲自推动下，以邹家华为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正式成立，至1991年8月该委员会通过了新编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即著名的“175方案”。在这之前的1984年2月，国务院曾对三峡水库蓄水到底多高有过方案，当时的方案叫“150方案”，即水库蓄水150米。这个方案差点促成了一个省的诞生——这是后话。重庆市领导们听说“150方案”后提出了异议，说水库蓄水150米就到不了重庆，这对重庆发展极为不利。于是，专家和领导们一起重新商议论证，最后确定为蓄水175米，“175方案”便是这么诞生的。
1991年春“两会”又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和《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到三峡工程问题。几位力主工程上马的委员不干了，再次联名上书给江泽民总书记。
这里面可有几位重量级人物，代表着党和国家的崇高利益。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老将军一生铁骨铮铮，此时已被沸沸扬扬的三峡工程搅得热血沸腾，在无数次亲临三峡地区视察和实地调查基础上，与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三峡工程“主上派”人物王任重，一起邀来张光斗、严恺、张瑞瑾、杨贤溢等十来位著名水利专家，大年初三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三峡工程诸葛亮会”。会上这些水利专家和老将军汇成一个共同心声：三峡工程早上比晚上好，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有能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做好百万移民工作，尽快促成三峡工程上马的法律程序。“这个会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我要给小平同志和政治局全体同志写封信，建议他们尽快作出决策！”送走专家们，王震便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对王任重说。“好啊，有您这样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三峡工程，我这‘主上派’劲头就更大了。王副主席，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愿意在您的信上签上我的名字！”王任重高兴地说。
王震的信，很快在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小平同志的手中传开了。小平同志的态度非常明确，三峡工程看准了就早上。其他那些高层领导们，也纷纷响应王震老将军的建议，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想法。
这年9月，水利部的一位资深领导李伯宁就当时争论的焦点——“三峡移民问题”给王震写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更使老将军热血沸腾。
“……三峡移民由于数量大，是个极为艰巨的任务，要想实现中央提出的一次性补偿、为开发性移民所采取的就地就近安置的办法，关键在于早动手、早投入、早安置，如果丧失了有利时机，不及早掌握为安置移民所需要的土地资源，就会重走过去移民的老路，造成移民的极大被动，甚至丧失‘就地后靠，就近安置’的条件，这样三峡就可能修不成了……我们的水利水电专家呕心沥血、反复调查研究和论证了几十年……特别是近两年零八个多月的重新论证，集中了全国50 多个学科，在国内最知名、在国际上也有重大影响的400多位水利水电专家和权威，对三峡工程所存在的每一个问题和杜会上每一点疑问，都认真地进行了客观研究和反复论证，从而再次得出：‘三峡工程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国力是可以承受得了的，上比不上好，早上比晚上有利’的科学结论。当然，还有少数不同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允许的……即使再争论100年，也很难有百分之百的赞成……移民工作是三峡工程的关键，移民工作动手越早，移民和三峡工程就越主动……”
是啊是啊，不能再因为移民的事，影响三峡工程上马了！王震老将军又一次坐立难定，当即挥毫给江泽民、李鹏等领导人写信：
……我虽然没有分管过三峡工程的有关工作，但几十年来接触过许多水利专家、学者，并几次到实地看过。凡是参加过这一次程勘察的专家，基本上都主张早日上马。与此相反，没有参加勘察工作的也不懂水利的一些所谓“专家”，则拼命反对。
大江滔滔，日夜不息，每年相当多少万吨煤炭的丰富水力资源付之东流，实在令人扼腕叹息。如果几十年内再遇特大洪水，那将造成不可估量的经济和政治损失……
晚年的老将军，已很少再像当年开垦南泥湾那样动激情了。但这回为了三峡工程，又一次喷发着“南泥湾”时的那种激情。
在中南海，江泽民总书记见王震副主席的信和转来的政协委员“上书”后，会心一笑，立即指示：“看来对三峡可以下点儿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
随即，中宣部、水利部包下一艘游轮赴三峡实地采访，不想遇到一场华东特大洪水，席卷江浙皖闽和上海等省市损失惨重。显然，这场特大洪水主因还是长江，对华中的湖北湖南来说算是小头，但两省损失也不是小数，1000个亿哩！这下，原来对建三峡工程有不同意见的一些人，转得特别快。一月前还表示对三峡上马“慎之又慎”，在目睹了洪灾的严重后果后大声疾呼道：三峡工程非常重要，其防洪作用不可小视！迫在眉睫！
1992年2月20日，中南海怀仁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议题只有一个：讨论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交全国人大审议，一致同意提交议案请全国人大代表讨论。这就有了一个多月后那次历史性的表决场面。
三峡的命运注定曲曲折折。在一年一度的“两会”即将召开之际，三峡工程“主上派”的“领头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突然病倒，令“主上派”们心头一阵紧张。作为20世纪50年代的湖北省省委书记，王任重在任期间，经历了1954年武汉被洪水围困的那场惊心动魄的灾难。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三代领导人决策三峡工程问题时，他的意见一直影响着三代领导的最终决策。“三峡工程能上话，我愿意前去担当工程总指挥。”王任重在年富力强时曾多次向毛泽东和邓小平表过态；在他年高体弱的90年代初，还向江泽民总书记这样表态。 “三峡梦”是这位坚定的老革命家毕生的追求和夙愿。据他身边的人介绍，在三峡工程进入最后几年的论证阶段，只要有人向他谈论有关三峡工程的事，他会毫不犹豫地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满腔热情地给予支持。有位专家说，仅他一人通过王任重之手转给中央领导的有关三峡方面的建议书不下十几次。然而，就在盼望多年的夙愿即将实现时，他却因劳累过度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于“两会”开会前四天突然病情恶化，猝然逝世。在弥留之际留下遗言：“一定要把骨灰埋在三峡工程的坝址。”
长江滚滚东流，不舍昼夜。共产党人忧国忧民的情怀，与群山峡谷同在。
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像三峡工程这样引人注目的表决，因为它太激动人心，同时又争议得太激烈了。
笔者当时作为中央某机关报的一名记者，有幸目睹了那个表决过程：
当主席台两侧的巨大荧光屏上显示出《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表决的字样时，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万里同志起立宣布：现在表决，请代表们按表决器—— 突然，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响起了一个不同的声音——这个声音来自大厅的西侧。全场所有的人都将目光投向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
“主席，我要求发言！”老者挺直身板，在万众注视下毫不含糊地面对主席台，高声说道：“三峡工程是一项举世瞩目的大工程，应作为重大方案处理，必须有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通过。怎么能轻率地作为一般方案处理呢？”
那一刻，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一片哗然。
人们等待着主席台上主持会议的主席的声音。
万里终于说话了：“今天的议程不包括大会发言。请代表们继续表决！”
代表席上又是一阵躁动。在代表们按下自己神圣的按钮时，只见那位要求发言的老者，与同一排上的另一位人大代表一起离开座位，退人与会议大厅一墙之隔的宴会厅。后来这两位人大代表，虽然对自己的意见在当时没有获得充分表达有些不满，但仍认为在三峡工程问题上，中国决策层是尽了最大可能的民主程序，仅这一点便值得载人史册。
正当这两位代表向记者表达他们的不同意见时，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大厅里，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 票弃权、25人未按按钮的结果，获得通过了！
那场面太令人难忘和激动了！无论是主席台还是大厅的普通席位上，许多人相互击掌庆祝，有的紧紧拥抱在一起，有的在兴奋地抹着泪水。梦想70多年，调查50余载，论证40个春秋，争论30个冬夏，三峡长梦终于成真。
作为那次“两会”的历史性见证人之一，我同样感到激动，但也同样有种感觉：我们的决策者中间有相当数量的人，仍在担心三峡工程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外界都猜想可能是工程技术方面的，其实恰恰相反。三峡工程的技术问题，对我们这样一个水利大国和修建水电站非常在行的国家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了。因为在这之前，三峡大坝的不远处，中国建起了另一座大水电站——葛洲坝。由于葛洲坝的坝址地形、地势、河流等因素，远复杂于三峡坝址，加上葛洲坝本身，也是一座重量级大坝水电站，早在中央决定建设葛洲坝时，就提出要将它作为三峡工程的“实战准备”。所以，业内人士早有定论：既然我们能建葛洲坝，三峡大坝就不在话下。可是三峡工程，毕竟是超世界级的人类从未有过的巨大水利工程，技术难题不是不让人担忧的。可专家们包括那些社会学家们，甚至有相当多的政治家们更担心的是移民问题，100多万人要搬出自己祖祖辈辈的家园，到陌生的地方去生存，谈何容易！更何况，伴随这100多万人的还有那些城市、乡镇，那些工矿企业、学校医院……那些你想都想不到的其他！
今天的移民，移的单单是一个活脱脱的人吗？不是。今天的移民，移的其实是堆积成的物质大山，移的是望不到尾的精神列车，移的是见不着底的欲望之海，还有思想、愿望和扯不断的顾虑与怀旧情结……
百万三峡移民，因此被称为“世界级难题”。西方国家不止有十个百个的权威预言：中国也许有能力建起世界上最宏伟的水利大坝，却无法解决百万移民的难题。
移民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其实是难民、贫困、危险因素的代名词。你们中国人有特别的能耐吗？你们以往搞过的水库移民，不是已经有过极其惨痛的教训吗？三峡移民人数众多，如今移民的要求也高了，你们经受得起这100万移民可能带来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的巨大冲击波？
“我们不仅能经受得住，而且要使百万三峡移民都能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中国领袖们如此说。“万众一心，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务求必胜！”1994年金秋时节，江泽民总书记再次来到三峡库区，面对滚滚东去的长江，他以深情和期待的目光，向百万三峡移民发出总动员。12月14日，李鹏总理在三斗坪坝址工地上.按动了三峡工程正式开工的电钮——世界再次以敬佩的目光注视着中国的伟大征战！而当代中国人以充满自信的气概破解“世界级难题”的壮举也由此全面拉开帷幕……
4、一个直辖市的诞生
外界也许并不清楚，假如不是三峡移民，中国不会出现四个直辖市。
重庆人太幸运了！重庆人得感谢三峡，重庆人更得感谢三峡移民。重庆是三峡移民最多的一个市（占移民总数的80%以上，接近100万），重庆又是为三峡移民，付出代价最为沉重的城市。新重庆市的诞生，因为三峡移民。三峡移民催生了新重庆市。
笔者在20多年前到过一次重庆，那是个极短暂的停留，前后不到三四个小时。照理像我这样一个远道而来的人，难得去一次曾有“战时陪都”之称的名城重庆，理应好好观光一下，怎么着也得留上一两天。但我没能做到，住惯了江南的名城，游惯了上海广州，我实在无法接受当时的重庆那种出门爬坡、上码头登几十、几百级石阶，到处人拥犬躁，污沟臭水满地以及阁楼歪歪斜斜的景致。然而，就在重庆成为直辖市5周年的2002年6月中旬，我第二次踏上新重庆的土地，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这里已经不再是我第一次来时的旧貌了，到处看到的是森林般的新楼群，比广州上海更宽敞便捷的城市高速公路与立交桥，直上直下轻盈平稳的码头升降车……特别是重庆的夜晚，绝不亚于广州、深圳甚至北京上海的美丽和华艳。山城之美艳，江城之光彩，令人激动，江上的汽笛，岸头的叠彩，朝天门的歌声，以及时而在足下时而在楼顶穿梭的车水马龙，加之素向爱俊爱美的市民。新重庆的每一个角度、每一个瞬间，都带给你激动和陶醉、亢奋与思考。那种在目不暇接之后就想伸开双臂将其拥抱、为其欢呼的冲动，不是哪个城市都会有的。除了第一次从纽约到华盛顿的夜路上，第一次在浦东“明珠”塔上看新上海外滩的夜景时，我曾经有过同样的心境外，重庆是又一次这样的感受。虽然目前她还在建设之中，有些地方尚不完美，但她足以征服一切挑剔的见多识广的过往者。
重庆市首任市长蒲海清，这位在重庆人民心目中有着好口碑的“老重庆”，现在是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专司领导三峡工程事务。谈起重庆建市前后的变化，他会情不自禁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我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重庆工作，后来调到四川省政府当领导，前二三十年并不感到重庆多么落后，可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像成都市这样的“小弟弟”，也一天一个样，远远地把重庆甩在后面，更不用说广州上海那些现代化城市了。1997年6月18日重庆市成立，我再从省里回到这儿任职，有机会仔细地看看这个曾经与之相伴了二十几年的城市，这时我才猛然发现重庆被飞速发展的时代甩得太远了！白天你走在大街上，感觉还是五六十年代时的样子，晚上再看看这个城市，简直就是一个小县城，连片像样的灯光都见不到。有一次我到一个企业检查工作，下岗职工们把我围住了。工人们情绪非常激动地要跟我这个市长对话，他们举着牌子呼着口号，要让我这个市长给他们饭吃，给他们工作做。重庆是个老工业城，这几年它的产业落后了，新的产业又投上来，原先那些名噪一时的企业，纷纷倒闭或者缩小规模，下岗职工成批成批的。那天我到一个地方，工人们反映说他们现在连基本生活都非常艰难，我当时特别冲动，拳头捶在桌子上咚咚发响。围在我身边的很多工人愣了，反问我说你这个市长发啥子脾气？你不给我们饭吃你还恼怒？我说我不是冲着你们来的，我是恨不得打天呀！可我的拳头够不上天嘛！如果够得上，我真想把天打个窟窿！我是一市之长，我心疼我的百姓过着这种生活！也恨自己没长三头六臂。面对这么个城市，这么个大摊子，怎么办？靠大家一起动手奋发图强呗！而这时，我们重庆又幸运地得到了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三峡移民使重庆市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我惊诧地发现，无论是蒲海清这样的老市长，还是现在的重庆市新领导班子，他们和三千多万人民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新重庆的诞生与命运，与三峡移民息息相关，紧紧相连！
这事与一个人有特别关系，他叫李伯宁。此人既不是现在的重庆市领导，新重庆市的那么多官位与他无缘，也不是四川省的官员，更不是湖北省的官员。但他的命运却与新重庆市的命运密切相关。
李伯宁，现年85岁，河北人，一个特别有性格的“倔老头”。据说年轻的时候，在他老家英名传遍四方，是冀中抗日游击大队的大队长，在著名的肃宁大捷中威震敌胆。可他又是个“文人”，当游击大队长时，就经常写诗作文，而且这爱好在当上部长后依旧不改。我看到他写的简历中，当官的经历写得很少，大半内容是记述他一生的文学成就。2002年国庆前，我到他府上拜访，临走时他给了我一大包作品。我几乎一夜之间看完，有两个重要发现：一是这位老革命家从年轻时代，到耄耋之年的漫长岁月里，对文学的激情始终如一。他笑说自己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最老的会员。在1995年加入作协时，他年届八旬，已在部长级职位上干了二十几年；二是李老不仅自己酷爱文学，造诣匪浅，难能可贵的是连同另一位抗日女英雄，也被他“影响”成了作家。这位抗日女英雄，是他的夫人，70多岁时，李伯宁和夫人都出版了长篇小说。
我生在燕赵大地／在慷慨悲歌中成长／父亲传给我做人真诚，善良／战火锻炼了我金石性格／“文革”破除了我迷信上苍／从此我只相信实践／红就是红／黑就是黑／白就是白／黄就是黄／任它众说纷纭／任它地动山摇／我屹立不动／自有主张／我姨恶如仇／为伸张正义／为除奸安邦／我刀山敢上／火海敢闻／什么高官权势／我视如草芥／我不争宠献媚／也不卑不亢……这就是我的性格／我就是我！80岁高龄的李伯宁，依然像热血少年般地抒发着这份赤色纯真，这份铁骨锋铮。
17岁就是八路军游击队大队长的他，后来跟着毛泽东等共和国元勋们一起，从西柏坡走进北京城，又使这位梦想当作家的职业革命家来到了水利部，一干就干了半个世纪，成为完完全全的水利行家，一辈子与移民打交道的政府官员。 1985年，国务院正式任命他为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在这之前，由于三峡工程一直在酝酿之中，所有准备工作在邓小平和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从无间断。在李伯宁就任筹备组组长前，不叫“三峡省”，而叫“三峡行政特区”（有点像深圳经济特区的味道，只差中间两个字）。 1984年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政法委有人提出“三峡行政特区”的提法有悖于《宪法》，故而邓小平同意叫“三峡省”。
“三峡省”的筹建，是中央依据对未来三峡整体建设的考虑，而作出的一个特别决定。“三峡工程是个阶段性的工作，再伟大也毕竟是短暂的。可三峡水库的管理与发展，是个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六百余公里长的库区，周围居住着几千万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行政管理级别，怎么可能将三峡工程的优势发挥出来呢？更何况三峡工程建设时期的关键性任务，就是移民。三峡因此必须有一个行政级别统筹起来领导和管理。” 一个因一项伟大工程建立起的新省份，自然需要一位有力的领导者。这个领导者的首要条件应该是什么呢？懂水利？！会做移民工作？！有魄力？！好像都必须具备。这样的人哪儿去找呢！中央有关领导请水利部女部长钱正英，协助挑选“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和未来“三峡省”省委书记的合适人选。钱正英看中了李伯宁，并向中央报告后获得认可。“老李，你能行。”钱正英奉命正式找李伯宁谈话。李伯宁不吱声。既不言要“违抗君令”，也不言“干不了”。他默认是有他的道理：既然让我干，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三峡行政区划，湖北、四川30个县市，都不能动。二是由他挑选一位中意的人当省长。三是自己年岁已大，只担当“筹备组组长”，一旦“筹备”结束，就回水利部当顾问。 钱正英把李伯宁的个人意见转告中央。万里乐了，说：“伯宁同志行。” 其他中央领导也纷纷点头：李伯宁同志可以胜任。就这么定了。
李伯宁因此走马上任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和党组书记一职，在三峡工程尚未正式上马前，全盘负责三峡移民工作。这一年是1985年，距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兴建长扛三峡工程的决议》还有七年。在正式接到中央任命通知后的第一个星期里，李伯宁就打点行李，与秘书一起悄悄来到三峡库区。湖北和四川的省领导们听说他来了，开玩笑地说：“欢迎未来的明星省长到来！”
李伯宁大腿一拍：“向诸位求饶，我这个‘省长’现在是一寸土地也没有，是你们两个省上的‘悬空省长’。”
李伯宁就在他当“悬空省长”期间，走遍了三峡的每一个角落，特别是那些贫困山区。当年11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李伯宁作为一员没有地盘的“省长”出席会议，爆出一个大大的冷门。
那时我国农村形势非常之好，是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们，最扬眉吐气的时候。因此会议一开始，各省领导大讲特讲“好形势”。在西南组的李伯宁整天听到“莺歌燕舞”，越来越坐不住了，终于他激动地站起来：“这几天听大家都在讲大好形势，我要讲一讲‘不好形势’。大家讲得头头是道，讲得满满当当，可一讲全国有多少地方吃不饱穿不暖时，就不敢讲实话了！怕影响改革开放形象！可我不这样认为，我们虽然一些地方发生了大的变化，但也应当有足够的勇气，认识我们国家还有相当多地方的老百姓，日子难过啊！”“我就说说我那个‘省’的情况吧：三峡区域地处大巴山和武陵山脉腹地，江汉平原的边缘地带，85%的面积是山区和丘陵，是标准的老少边穷地区。30个县（市）中24个是国家级贫困县（市），每年拿国家财政补贴3个多亿。我这里有一笔账：三峡区域1984年人均工业产值仅510元，居全国第25位；农业人均产值228元，居全国第28位。尤其严重的是全三峡区内有30%到40%的农民，还处在不能温饱的地步。相当多的农村人均年收入在100元以下。农民赵寿合一家，只有一口烂铁锅和一只烂木箱，作价不过5块钱，这是一个农民家庭的全部财产啊，同志们！”
说到这里，李伯宁已经激动得有些不能自控，“同志们哪，你们知道我在三峡库区看到我们的人民，是在怎样一种情形下生活吗？”他从口袋里掏出厚厚的一份材料，刷刷刷地翻过了前几页，然后在其中的一页上停下，“以彭水县为例，1984年该县农村人均收入在80元以下的有43500多户、21万人，分别占全县总户数和总人口的39. 7%和43%。因家庭贫困找不到对象的30至40岁的未婚男子达4300多人。该县有个小厂乡，全乡总收人人均50至100元，有70%的农民欠国家贷款，30%的农户人跟牲口同居一室，或者住在岩洞里，50%的人冬天无棉衣，30% 的户无棉被。有的冬天来了只能钻在玉米皮中度夜……同志们哪！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哪！”
此时的会场上，静得只能听见李伯宁这位年近70的老部长的心跳声。
“再说说三峡地区由于地质和生态环境原因，造成的地方病给百姓们带来的苦难情况，”李伯宁将材料又刷刷刷地快速往后翻了几页，继续说道，“在三峡库区已发现的地方病有慢性氟中毒、血丝虫病、钩虫病、血吸虫病、甲状腺肿大、克山病等9种，其中以慢性氟中毒、甲状腺肿大、血丝虫和克山病最为严重。仍以彭水县为例，该县因地方病造成的瘫痪者达1000多人，他们生活不能自理，多半是‘床上挖个孔，床下放只桶，吃饭要人喂，解便不用手’屎尿都在床上。农民刘焕云一家8口，7人得了氟中毒。女儿刘明碧今年15岁，身高只有85厘米，脚呈畸形，背弯颈硬，头不能左右摆动。孩子只要一见生人，就哭喊着救救她……那情景谁见了谁都会流泪。同志们哪！这就是我们三峡地区人民的生活状况！整个库区仅地方病患者就达100万人之多！他们为什么这么穷？为什么有病得不到治疗？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的经济上不去，几十年没啥变化。可这儿的人民和各级政府也都努力了，但就是因为三峡工程从20 世纪50年代一直到现在，总说上上上，就是不上！国家无法在这儿投入，解放30多年，三峡库区的投资人均不到80 元！这能干什么？能富得起来吗？同志们！”
李伯宁赤子般的声声疾呼，像串串响雷，久久回荡在金色大厅里……
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们哑口默然，他们都因李伯宁第一手材料所反映的情况而震惊。田纪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得知李伯宁在会议上有个发言，也纷纷过来聆听。李伯宁干其他事一身粗气，但为参加这次会议，他做了充分细致的准备工作，为了有说服力，他事先特意制作了一盘从三峡库区拍摄的录像带，叫作（三峡在呼唤），播放给代表们看，并且通过各种渠道给几十位中央领导每人送了一份。这盘现场录制的带子，是李伯宁走了三峡库区几个月的最重要的收获，他自己录制编辑，亲自撰稿写词。
《三峡在呼唤》在中央领导们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时任国务委员的陈俊生同志感慨万千地说：“真是不看不知道，看了触目惊心，睡不着觉。”国家副主席王震当即让秘书告诉李伯宁：“我是《三峡在呼唤》的热烈拥护者。”“看了《三峡在呼唤》，我睡不着觉啊！”老将军在给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的信中感慨万千道。李伯宁的“三峡在呼唤”这一吼，着实让中国的高层领导者感到上不上三峡工程，已远非是个工程问题、技术问题，也非资金问题，它关系到几千万人民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
自从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想给三峡工程上马，增加一些热度以来，围绕三峡上与不上的争议，随之热浪滚滚。李伯宁是最着急的一个人。他绝不是担心自己这个“三峡省”的省长的位子泡汤，而是着急能给国家经济腾飞、能使三峡区域人民脱贫的伟大工程要泡汤。李伯宁的心思，连同自己的政治前途一起，押在了三峡库区的人民身上，押在了三峡移民身上。“不错，我是因三峡移民而当上三峡省筹备组长的。既然这是为三峡移民肩负起重任，我不为移民们着想，还要我做什么呢？”十几年后的今天，李伯宁依然如此说。1985年，在三峡工程还是连个影子都没有的时候，我们的“三峡省省长”却干得正起劲。他在自己的一首诗中这样抒发着当时的情怀：魂牵梦绕系三峡，／风风火火贬与夸。／有幸古稀不近视，／拼将余辉献中华。／喜盼三斗彩虹出，／愿作小草绿太阳。
有关部门早期对三峡移民确定的方针是：“就地后靠，就近安置”。如前所言，三峡库区多为峡江丘陵地带，移民们原先住的地方，都是一些沿江的好地方，土地比较肥沃，宜于种植，也容易解决基本的生计问题。而三峡大坝蓄水后，原来住的地方都淹了，后靠的概念，就是水库淹没线下面的百姓，往后面地势高的山上靠。恰恰往后靠的山岭山地都是未开发的。所以“就地后靠，就地安置”，首先带来的问题，是那些地方适宜不适宜移民们生存。著名的“李伯宁工程”，便是在这种情况和问题下诞生的。“就地后靠，靠到哪儿去？自然是要靠到有地种有果树植的地方！没地种、没果树植的地方，不是让移民们挨饿嘛！那样就谈不上‘就地安置’！”1986年，李伯宁来到湖北秭归的李家坡，代表国家给该村投下了14万元作移民“后靠”开发试点。当地农民从几公里远的地方，背来石子砌成坎子，又从更远的地方运来泥土填窝子，更是用汗珠子在荒地上改造出了水平梯田159亩。后来又在这些梯田里种上了柑橘树。农民们高兴极了：他们依靠国家的支持，每亩投入仅1636元，在第二年第三年就全部收回本钱，之后每年柑橘亩产收入都在几千元甚至超万元。
“李家坡的经验说明了什么？说明今天的三峡移民，不能光靠国家给点补偿费就完事了，只有开发性移民才是出路，才能解决移民迁得出安不住家的老大难问题！我们一定要在‘就地后靠，就地安置’后面，再加几个字：‘开发性移民’，这才是三峡移民的原则方向！”李伯宁对李家坡的成功经验给予了高度肯定，并迅速在库区移民工作会议上向其他地区大力推广。
李家坡从此在三峡库区名声大震。这个三峡移民试点村的成功经验，如星星之火，点燃了三峡开发性移民的燎原烽火。李鹏、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多次到过李家坡，“李伯宁工程”也就这样传开了。千万别小看了“开发性移民”这五个字，它的积极意义，绝不是我们非从事移民工作的人所能理解的。它的全部意义是：既要“移”，更要“安”，让移民们能迁得出，安得住，逐步能致富。这是多么富有时代特色的实践活动啊！
新滩。长江三峡北岸的一个小镇，这个在县级地图上不易找到的地名，却在长江三峡一带有很高的名声，几乎无人不晓。它的名声，与所处的险要地段有关。它处于著名的兵书宝剑峡，上距秭归旧县城15公里，下距已建的葛洲坝和正在建设的三峡工程坝址，分别为70公里和26 公里，是万里长江最令人生畏的江段，又是川江航道的咽喉险滩，由上中下三滩组成，仅一公里的江面落差就达10米。遥相对望的南岸是显赫的键子崖，北岸是悬崖峭壁，临江屹立，三滩对峙，紧扼川江。早有<归州志)称：“楚蜀诸滩，首险新滩。”别看新滩险得连猿猴都不敢鸣，却是峡江上比较富裕和繁荣的地方。为什么？就因为它险，船只到此，不敢贸然前进，驻船江岸停靠。久而久之，这儿有了商店和客栈。况本地人熟悉兵书宝剑峡的险情，船老板们都请他们引航，收入自然丰足。新滩人靠滩吃滩，却也饱受另一种灾难的惩罚，那就是它的滑坡之险。据地质考察，新滩整个地段是一块巨大无比的断裂滑坡岩层，随时可能发生天崩地裂。 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一场滑坡灾难降临，新滩镇“人畜所剩无几”，就连这地段的江面也断流整整82天。新滩新滩，就因为几乎百年就要来一次彻底的消亡和重建。新中国成立后，新滩的险情，几次呈上毛主席周总理的案头。
1985年，就在李伯宁视察三峡不几日，新滩来了一次“隆重欢迎”：6月8日，新滩人突然感觉脚下的大地出现“扭动”。不好，灾神来了！当地政府立即动员百姓撤离。可是，百姓们不肯走。“我活了68岁没离开过这个家，这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我不走！”杨启中老汉抱着门槛死活不肯撤离。李伯宁得知此事后命令部队：“传我的命令：所有拒绝撤离的人，不管是谁，统统给我拖出来！” 部队和民警迅速出动，连拖带拉地把不愿走的人，全部强行地带上了车，众人在哭喊声中离开了新滩。等全镇1371人全部撤出，5分钟后，六七万方岩土由山顶直泻而下，山体在滑动，房屋在坠毁，整个新滩镇以可以用肉眼看出的速度，向几百米之下的滔滔长江滑去……6月12日凌晨3时35分，2000多万方土石组成的巨大滑坡开始了，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闷雷声不断响起，山体滑动产生的强大磁场，使得几公里外居民家的电灯都变得像煤油灯一样昏暗。巨石向大江倾泻，江面激起巨浪高达80米，犹如一条条窜向苍穹的白龙……三峡下游赫然见底，三峡上游叠起逆浪犹如海啸，逆行4公里！那沿江航行的机船、木船、打渔船，一艘又一艘地卷入江底……
新滩人在政府和科技人员的努力下，虽然逃脱了此次灾难的袭击，但三峡断航长达90天，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3亿元，后来还花费了8000多万元的航道治理。大灾过后，李伯宁来到新滩，老百姓像欢呼“救星”似的向他拥来：“李部长啊，要不是你下死命令，要不是你派人把我们拖走，我们怕是早就葬在大江江底了……”
李伯宁点头回应说：“我也是不得已呀！人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啊！”
在此次大灾之中，新滩镇所在地横遭灾祸，长江村304 户村民中290户的房屋被推入江中，他们因此一夜间全都成了难民。然而长江村的村民们又是幸运的，因为大灾刚过，“三峡省”李伯宁又给他们送来了“开发性移民”的及时雨。 长江村的“难民们”提前成为三峡移民。一项“就地后靠”的开发性移民试点工作，就在毁灭的家园废墟上热火朝天地干开了。虽然是在遭受灾祸的切肤之痛上新建家园，村民们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干劲与热情、智慧与技能，但在一个连乱石都找不见的岩体上，造田种地谈何容易？长江村人先用板车或拖拉机，将士运至滑坡体边缘，再用人拉肩扛一担一担地往山上运，然后一撮一撮地填到坑内。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长江村人用了整整五年时间，硬是在废墟上造出了600余亩梯田。当长江村人第一次在这些岩体上，收获长出的金黄色柑橘时，北京传来三峡工程即将上马的消息。他们一边欢呼，一边又在叹息：三峡水库一建，就意味着长江村人用五年心血造就的新地，又要被江水淹没。他们得重新拾起扁担和簸箕，重建新的家园了。他们默默地在原来的那块“治理滑坡，保持水土，重建家园”的标语后面，加了四个字：“安置移民”。勇敢的人民、英雄的人民，他们的精神不朽。我到三峡采访途经那儿，站在大江的轮船上，看到那块巨大的标语，“安置移民”四个字特别醒目。长江村的人们，在这几年中又根据三峡工程确定的淹没水线，在新的岩体上，以当年同样的精神和同样的方法，开垦出了400多亩新地，填补将来水库淹没的农民耕地所需。
“长江村精神是真金！”李伯宁对新滩镇长江村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10年后，接替他职务的原湖北省省长、时任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的郭树言，来到新滩长江村，见了当地人民在昔日光秃秃的岩体上开垦出的一片片柑橘林后，心潮澎湃，久久无语。“是真金，长江村人创造了三峡移民的真金精神。”郭树言在返程的路上，无数遍地说着这句话。
李伯宁上任“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后，全身心投入了移民的试点工作，并在李家坡和长江村干出了一番卓著成绩时，又趁热打铁在库区迅速铺开了“开发性移民”的试点。总部设在宜昌的“三峡省”筹备组的同事们，也有了名正言顺说话与干事的份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李伯宁从北京得到了一个很快要结束“三峡省”的消息：中央准备修改原三峡蓄水150米的方案。
李伯宁是水利专家，明白中央决定修改“150方案”，就意味着整个三峡库区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所谓的“150 方案”，指的就是未来的三峡库区蓄水水位将基本确定在150米。关于三峡库区蓄水，到底应在多少米高较为合适早有争议。1958年“成都会议”后，具体实施长江开发管理的“长办”对三峡大坝到底要修多高，工程规模到底要多大，防洪、发电、航运和供水等综合效益有多大，移民数量有多少，总投资应该是多少等等关键性问题作出综合考虑，向中央提出了蓄水185米、190米、195米和200米等四种方案，并表明他们倾向于200米方案。“蓄水200米需要动迁多少移民？”“大约200来万。”“太多了。这么大的数目会影响整个工程和国家的稳定的。”中央很快否定了“200米方案”，这中间当然也有工程投资量的问题，但更多考虑的是移民问题。“长办”只好收回方案。 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制定了到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目标，兴建三峡工程也在考虑之中。从国力和移民数量等因素考虑，“长办”奉命按“150方案”即蓄水150米向中央编写三峡工程报告。1984年4月，中央正式批准“150方案”，大坝的高程，也被确定为165米。
“这怎么行？闹了几十年的三峡工程，结果跟我们重庆啥子关系都没有呀！不行！我们不同意！再说这‘150方案’ 无论从蓄水防洪还是从航运角度考虑，都不是理想的方案。我们重庆是西南最大的城市，眼看着三峡水库到家门前，却又够不着，这算哪门子的事嘛！”重庆人开始吵吵嚷嚷起来。这也难怪，从解放后的二三十年里，为了未来的三峡建设，重庆市一退再退，建设不能重点投入，盖房子也得往“200米”未来水库线以上盖，啥子都别想顺顺当当做。堂堂西南“第一城”，原想等候三峡开工那一天重振威风，结果搞了半天啥子份都没有。 重庆人自然不干了！
问题是“150方案”，确实不是个理想的方案。既然在长江的三峡建大坝，结果建个不到位的大坝，该防洪水的不能保证“百年一遇”，该多发电的却不能多发电。“150方案”考虑到国家的承受能力，可我们国家在飞速发展呀！最不能接受的是三峡工程“150方案”的回水末端，恰恰放在重庆以下的洛碛与忠县之间长约180公里的河段，这个位置十分不利，实际上把作为西南水陆交通枢纽的重庆港置于库区之外，使重庆以下较长一段天然航道得不到改善，万吨级船队难以直达重庆。由于整个川江航运，通过重庆港的货运量占80%以上，重庆以下不到20%，这不仅会严重影响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而且将影响到华中、华东地区的燃料和原料供应。重庆人因此建议三峡正常蓄水应在180米，其投资、淹没、移民比“150方案”均有一定增加，但综合效益大，又能基本解决川江航运问题，充分发挥三峡工程综合效益，国力又能基本胜任。
中央对重庆的意见十分重视，一面派李伯宁担当重任，筹备“三峡省”，另一方面又组织了14个部门的108位专家，重新论证正常蓄水150、160、170、180米四种方案，并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最终认为170一180米，较为合适。重庆人听说后，好不兴奋。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一点。就在中央有意确定正常蓄水170一180米之间的方案时，国内反对三峡上马的呼声又占了上风。“真要确定到170一180米蓄水的话，重庆地区的移民可就大了！牺牲也就跟着大不少啊！你们有决心扛得起这份牺牲吗？那么多移民，你们的工作做得好吗？” 围绕三峡上与不上激烈争论时，有中央领导同志这样问重庆市领导。“我们愿意为170—180米的蓄水方案付出代价！而且一定把移民工作做好！”重庆市领导坚定地回答。
此间，历时两年零八个月的专家论证基本结束。1989年2月，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召开了第十次扩大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根据论证报告重新编写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对重庆市来说，太具有历史性意义。一是它明确了专家们的结论：三峡工程对四化建设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二是关于正常蓄水位定在175米，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接受了重庆人的建议。值得一提的是，专家们在这次“报告”中，特别推荐了三峡工程的建设方案，即日后被中央接纳的如今成为三峡工程建设的总体原则：“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一级开发”，即为从三斗坪坝址到重庆市的630公里江段为一级开发，中间不再修建其他水利水电枢纽；“一次建成”，是指三峡水利枢纽建筑物均一次建成，混凝土重力坝一次建到坝顶高程为185米：“分期蓄水”，是指水库蓄水不是一次就蓄足正常水位175米，而是初期蓄到156米，回水末端恰好位于重庆下游的铜锣峡下口，库尾淤泥积沙不致影响重庆港区和嘉陵江口，以便有一个对库尾回水变动区泥沙淤积，进行观测和验证的时期；“连续移民”，说的是从准备工作开始，库区移民即分期分批地连续进行，中间不停顿。这项凝聚了党和全国人民心血的新方案，是一个更加有利于千秋大计的英明决策。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使重庆直辖市的诞生，进人了“十月怀胎”期。
重庆人渴望得到这个名分已非一日。作为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城府，重庆人有理由在三峡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中显示她的赤诚。尤其是对待移民问题，重庆所具有的特殊魅力，非他人可比。如同奔腾不息的长江之水一样，重庆从来就以她宽阔的胸怀，接纳和融合着来自各方的儿女，使飘泊四方的儿女们能在这里安身栖居，繁衍生息，编写历史的动人华章。可说重庆的每一页辉煌历史，都与移民联系在一起。远可说到曾为中华民族创下“惊天地、泣鬼神”古文明史的巴人，重庆作为巴国之都，是何等的气派！ 随后的秦人人川，使重庆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大移民史。周赧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80年）秦人灭巴周，本是一段悲壮的历史。但由于“秦氏万家”入巴蜀，促进了当时原始社会生产方式的革命。中原文化的渗入，极大推动了落后的巴蜀部落的变革。之后的“湖广填四川”，又使重庆成为中华民族第二次大移民的“中转站”。重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充当着“天府之国”的乳母。20世纪30年代，东方人类历史上出现了日本军国主义，他们把善良而贫穷苦难的中国人推到了水深火热之中。重庆再一次挺身而出，成为国难时的首都。这一次的“大移民”则使重庆奠定了作为西南最大都市的地位。
重庆注定因为移民而辉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三线建设”，后人虽然对它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但它对重庆的发展是无可置疑的。重庆就是这样注定，与中华民族历史上每一次值得记载的“大移民”联系在一起。而20世纪与2l世纪相接的三峡工程建设，又一次因“大移民”使重庆进入辉煌时期。
中央的态度呢？“老领导”的态度呢？邓小平是重庆解放后的第一任“一把手”（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办公所在地就在重庆）。这年，重庆人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老领导”到了南方巡视，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虽然没有听到中国现代化总设计师提到重庆的事，但重庆人照样兴奋不已，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一个中心思想，便是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的改革步伐要迈得更快、更大。三峡工程系着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中国的四个现代化需要三峡工程。重庆——移民，移民——重庆。重庆要发展，发展从来就离不开移民，而移民的崛起和发展，同时推动着重庆的发展，这是重庆发展史的一个显著特征。 一句话，重庆的命运连着移民。重庆的今天和未来与新一次的伟大移民连在一起，那便是百万三峡大移民。
在重庆市“直辖”之前，四川省呢？四川省委、省政府是什么态度？大家都知道当时“天府之国”的四川省，乃是中国第一大省，大到其人口最多时达1. 119亿，是英国和法国的总和，是中国的第一人口大省。时任四川省省委书记谢世杰和省长肖秧同志，为重庆成为“直辖市”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如果没有这二位当家人的宽阔胸怀，重庆也许到现在还尚未“成家立业”。
江总书记、李总理 、您们好！十四大以来，四川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努力，无论经济建设、社会文明、民主法制各个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在工作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中央路线、方计、政策的正确，同时也感受到您们对四川的关怀和帮助，这是四川进步的根本原因。每念及此，无不万分感激，决心竭尽全力，奋发困强，不负重任。由于四川地广人多，历史上由四川、西康两省和重庆市合并而成，大体相当日本的人口，要全面深入、及时了解情况，掌握进度，实属不易。加之四川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经济、社会以及地理差异极大，很不平衡，就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还存在母系社会，尽管我们随时想努力把中央各项指示，更好地加以贯彻，但时有顾此失彼，力不从心，忙不过来。我们思考再三，建议中央将四川省一分为二：四川省和重庆市，改重庆市为直辖市，将三峡库区的涪陵、黔江、万县、达县四个地市划入重庆。新四川约八千万人口，新重庆约三千万人口。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一个省过于庞大，过于复杂，新的四川可以着重支持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新的重庆可以担负四川东部三峡库区的移民。就整体而言，对于加强四川的全面发展，是有好处的。 同时还可以在新成立的重庆市，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机构的改革和城乡结合的新路子，作为中央的试验区。以上设想，妥否，请指示。
再次问好！
谢世杰
1995年12月9日
这是一封我们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之间的私人信件，同时又是一个地方党组织和一级政府向党中央、国务院的一份请示报告。它是重庆成为直辖市的第一份正式的历史文字材料，极其珍贵。由于谢世杰、肖秧两人的推动，加快了重庆成为直辖市的步伐。
重庆人应该向这两位领导人致敬，尤其应该记住积劳成疾而不幸早逝的肖秧同志，他为重庆直辖市的设立，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胸怀。
次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经过缜密考虑，正式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除达县地区外，基本按照谢世杰、肖秧的建议，将原四川省的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划给重庆，加之重庆原先的11区10县（市），面积8.2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3000万。一切均为水到渠成之事，只欠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通过”的东风了！
1997年2月19日，中国人民的儿子 、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因病去世。在这一天，中国国务院做了一件特别巧合的事：把邓小平生前的最后一个心愿——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提交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个提案其实仅是李鹏总理给全国人大的一封信。
同年3月14日下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闭幕式上，(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提交代表们表决。其结果是：出席代表2720人，赞成2403票，反对148 票，弃权133票，未按表决器36人。
委员长宣布：“通过！”
人民大会堂又一次迸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特别显眼的是重庆的人大代表们个个从座位上站立了起来，一个个激动得欢呼起来。人大的表决是下午3点55分，而四时许的重庆市内已经鞭炮齐鸣，市晚霞秧歌队的20名老年秧歌队队员作为第一批欢呼的队伍走上了大街……重庆人民沸腾了！
这个日子是山城重庆的历史转折。当市民们纵情欢呼的时候，新重庆市领导们则在接受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实际上建立重庆直辖市，是以三峡库区移民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这个任务，就没有直辖市的产生，希望你们把移民工作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挂牌那天，李鹏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神情严肃地再次向首届重庆直辖市领导们一字一句地说着上面这段话。
新重庆诞生了，“三峡省”的筹备工作理所当然地停止了。
未在离休之前“扶正”的李伯宁，在重庆人民欢呼成立直辖市的时候，他老人家已经打道回府在家数年了。随着“150方案”不断受到各方的质疑和“175方案”的出台，深明事理的李伯宁懂得，“175方案”是针对重庆建设与发展而考虑的，由重庆市来牵头承担统筹三峡移民工作，这是党中央深谋远虑的战略决策，个人算得了什么。可是人们忘不了李伯宁的历史功劳：不说他在重庆直辖市建立之前为移民试点所作的贡献，单单在他离开工作岗位后，为三峡上马所付出的心血，我们也不得不折服。李伯宁的秘书至今仍记着“老头子”为了三峡工程“上书”中央的次数：仅1990年和1991年，李伯宁“上书”数量分别为570封和700封，且其中不乏洋洋洒洒的“万言书”。
李伯宁退休之前是国务院三峡经济开发办公室主任。1993年1月3日，国务院下发了该年度的“一号文件”，决定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这是三峡工程最高领导和决策机构，每一任的国务院总理是该委员会的当然主任，主管工业的副总理和国家建委几位领导出任副主任。 接替李伯宁职务的是郭树言，他原是湖北省省长。这又是一位“老三峡”。郭树言一干就干到今天，他因此成了“三峡移民时代”的风云人物。真正的百万三峡移民时代，是从郭树言手中开始的。这个“世界级难题”让郭树言和他的同事们，几乎耗尽了精力和心血。与郭树言一样为移民工作倾尽精力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叫漆林，他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移民开发局的局长，是百万三峡移民的“最高移民官”。漆林在过去的六年时间内，就像当年指挥千军万马的一员骁将，长年辗转在库区，领导着整个三峡工程的移民工作实施计划，功绩有目共睹。
而我们尊敬的老战士李伯宁仍然没有闲着，他开始著书立说，几年后一部50多万字的《我的水利梦）出版了。李伯宁在此书的“序言”中这么说：“我自1949年底参加组建水利部起，就与水利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生死恋。于是无穷无尽地做起水利梦来。这里有美梦，有恶梦；有快乐的梦，有痛苦的梦；有天真的梦，有困惑的梦；有晴空万里，鸟语花香，纵情高歌的梦，也有转而风云突变，乌云滚滚，泰山压顶，喘不过气来的梦；有昂首阔步，风流倜傥，驰骋疆场的梦，也有时而艰难险阻，紧裹着玻璃小鞋，寸步难行的梦。从1954年江淮大水，我被调到中央防洪总指挥部派往武汉市参加防汛起，我就又做起了三峡梦来，而且这个梦，一做就是38年，直到1992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才梦幻成真。但接着我又做起了百万三峡移民梦，这个梦也许会伴我走向另一个世界，但我相信，这个梦是个极其美好的梦……”
是啊，所有中国人，都与这位尊敬的“老三峡”同怀这个梦：百万三峡移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引下，一定能胜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