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维扬
《鄞江送别图》是寓沪早期西泠印社社员、收藏家秦康祥先生的藏品，2001年12月其妻儿践行其临终留言，捐赠给天一阁博物馆。《鄞江送别图》极为重要，它对我们研究万斯同与清初史学、了解浙东学派学术活动情况提供了具体的史料例证，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文物珍品。对此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就该图的时代背景历史意义、艺术价值以及与另一幅《秋郊饯别图》的关系和其渊源作了考释，现简述如下，并就教于方家。
一、万斯同与《鄞江送别图》的历史背景索隐
在有明一代中，是谁在国家有难，舍得生死，提戈执矛，浴血疆场，捍卫明室江山，维护社会安定？又是谁当国家升平，五谷丰稔，复又埋首于经术研究之中，刻苦探索，著文立说，教化一方子民？是甬上万氏世家，著名史学家万斯同的祖祖辈辈。为感激大明皇朝对他家族的恩宠，他竟不惜以死相效，有所谓“先世四代死王事”之说①。然而，当万氏传到第十代孙万泰时，朱明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行将崩溃了。那久已觊觎大明江山的满洲贵族，趁李自成义军攻陷北京、崇祯帝投缳自缢之际，率兵入关，夺取政权，接着挥戈南下，扫除南明抗清势力。这一突如其来的惊变，对世受朱明皇恩的万氏一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天崩地陷”的年代到来了，难怪万斯同的父亲万泰要呼天痛号，几不欲生。而一代史学家万斯同的童年．就是在战火连天、兵祸不断、弃家避难的日子中艰难地渡过的②。此后几年，兵燹渐宁，清政权也已稳固，万斯同复返城内，重新修学，读诗书字，朝夕接受父亲的教导。万泰对万斯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在研究万斯同与《鄞江送别图》时，不能不把他的父亲、复社名士万泰作简略的介绍。因为没有这样一位精于治学、严于教育的父亲，就不可能铸定万斯同以先朝之史、报先朝国灭史不灭的治史观，也很难说日后斯同能成为一代史家。介绍万泰，可以进一步了解万斯同的成长过程和他有生之年为什么始终眷恋故明政权的心结。
万泰，字履安，号悔庵，鄞县人。(1598-1657)万氏世族第一个放弃戈矛传统世袭宁波指挥卫佥事之职的人。他专心研读经史，独以文章中式，为崇祯丙子(1636)乡试第一，名著东南。当时，地处海隅的宁波，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留都南京交往稀疏，三吴诗坛文社，在学术上也与浙东相隔绝，这恰好给那些不学无术的文痞，提供了摇唇鼓舌、图利私肥的好机会，把浙东学术风气糟蹋殆尽。面对这一现状，万泰会同慈溪刘瑞当、姚江黄宗羲兄弟，竭力提倡“经世致用”治学观，力斥纤靡浮薄之士，他那高深渊博的学问、豁达纯真的为人，既折服了气焰嚣张的解果之士，也教育和掖进后来的好学子弟。所谓“河东风气渐开，实由此起”的赞誉，对万泰来说，确实当之无愧。
有人对万泰一生作了一个小结，认为他有“三痴”。何谓“三痴”？“三痴者，三个执着的追求也。一是“忠”，忠于朱明政权，特定的环境条件造成他对朱明政权休戚相依的关系。从史料上看，满清政府在北京建立以后，万泰仍坚持复明活动，奔走于崇山峻岭之间，凭他的盛名和大义，征集粮饷，为抗清复明做了大量工作。后来复明无望，他就埋首于经史研究之中，不应召入仕，表示不与清政府合作的坚决态度。二是“义”，深明大义，嫉恶如仇。强烈的正义感，使他积极参与复社诸友在南京共作《留都防乱揭》，痛斥魏阉遗孽阮大铖专权的阴谋，致使阮孽阴谋不能得逞，大张正义之气。三是“情”，重于友情，对朋友、对同仁十分真诚。他曾不顾自己有病，冒着杀身之祸的危险，多方奔走，设计营救，将浙东抗清志士黄宗炎从清朝的刀口下夺回了生命，传为美谈。
万泰的三个执着追求，对他的八个儿子影响都很大，特别是万斯同，他与父亲相处的时间最长，接受的教育也最多，所受的影响更深。有两件事使他终生难忘：
一是他十四岁那年秋天，万泰约甬上“鹪林六子”诗社成员，在他的故居寒松斋内相聚，晚上，偷偷拿出了珍藏的明太祖赐给始祖万斌的御押、诰身、木符，以及祖上万全所绘的“四忠三节图”等，在座的诗社成员大都是先朝著名遗民，见后感慨万分，各赋诗记载此事。万斯同看到了秘藏的遗物后，震动很大，这件事不仅启发了他的民族意识，而且影响了他以后的史学思想③。另一件事是：东阁大学士张肯堂、礼部尚书吴钟峦等兵败后在舟山遇害。吴钟峦是顾宪成的学生、高攀龙的好友，吴钟峦遗稿于这年冬天流入宁波，为万泰所得，亲手整理，手抄成帙。万斯同看到吴氏遗书，十分钦佩，以为吴氏以八十老人，间关从主，卒与之同尽，极为难能可贵。这对他以后的布衣终生，坚不仕清，有一定关系④。
由于世受朱明皇朝的恩泽和父亲多年的教育，自身又遭到“天崩地陷”的种种苦难，万斯同对满族入主中原统治汉人怀有极度不满的对抗情绪。事实上，清政府在征服汉人过程中的高压政策，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血淋淋的屠杀惨状，确实给汉族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和劫难，留下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这更坚定了万斯同与清廷不合作的态度。至于后来万斯同应邀去北京修史，并非是接受清廷的招安”，而是考虑到别让故国信史受到糟蹋和遽剪，故亲自入局，身体力行，以故国之史报故国，不署衔、不受俸。万斯同认为这也等同于“先世四代死王事”一样的重大举措，虽然最终未能如愿，但其忠贞不贰的心力已竭尽绵薄矣。
二、《鄞江送别图》与《秋郊饯别图》辨异
康熙十八年(1679)秋，万斯同、万言叔侄为明史监修徐元文所邀，治装北上去预修《明史》，甬上证人讲证会学友郑梁、陈自舜、王文三、黄正谊等共饯别于西郊张氏黄过草堂，一时惜别之情弥漫席间。贞一（万言）作而呼日：“禹梅！方吾与子读书是堂也，凡我同人皆在，旬日之间，非同人过我，则我过同人。晓风落日，来往扁舟，依稀目前也……。然顾瞻在席者，自同亮、文三、正谊，家允诚叔父而外，大半皆昔日从游之子弟矣。往迹易陈，来踪难必，千秋万世，亦谁知吾辈相聚于此之乐哉！”万斯同提出：“兰亭禊事，西园雅集，披图宛然，胡不仿而行诸？”于是，王文三建议郑梁绘《秋郊饯别图》并作文以记之，但郑梁直到次年八月才仓促完成，这是因为郑梁属于文人写意画这一路，对人物描绘是力不从心的，所以得请肖像画工帮助合作，方能完成。郑梁有《秋郊饯别图记》一文，记述《秋郊饯别图》的绘画经过：“己未(1679)之秋，万子贞一将与其叔父季野往京师，同学之人怅然惜别，乃相与具肴核，载壶觞陈之黄过草堂而饯焉……季野日：‘兰亭禊事，西园雅集，披图宛然，胡不仿而行诸？’于是，王子文三以余能画，嘱余为《秋郊饯别图》，作文记之，而先命工人来图面貌，画未及半，酒阑夜深，明晨梦回，各以事散，记未作也。次年三月，贞一书来京师，责余记急，余时在杭，复书以图未成为解。秋八月三日，因坐衙斋，萧然无侣，念去年此日，饯别草堂之乐而不可得，因叹日月一周耳……人生变化一至斯，俟图之成，事不可料，良友之命，践诺之安，伸纸摇毫，预书缘起，当觅便邮，先供喷饭。若夫所图之人与所执之事，须俟归时，按图而记，未敢悬揣也。”但却未见图留存，也未见有其他人介绍此图的文字，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是《鄞江送别图》和图后的题跋及题诗。
《鄞江送别图》纸本设色，手卷，纵40厘米，横254.3厘米，末署“陈韶写”，下钤“四明陈韶”白文方印，卷后有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林佶跋文，李暾题诗，而后陈云凤、毕承昭、郑福泰、周际廷题跋观款，末有癸未(1943)张寿镛跋并诗，最后附王恕介绍陈韶文字。卷头题签有“丁丑十一月上浣得于沪上，同里后学史济遇谨志”，鄞史兆琳钤印。
《鄞江送别图》记录的也是康熙十八年(1679)万斯同、万言叔侄北上预修明史，甬上证人讲经会学友、同谊为之饯别的历史事件。作画时间林佶在图后跋文中写得十分明确：“先生与贞一同北上，图之作在斯时也。”就是在诸君子送万斯同、万言叔侄北游之后。林佶，字吉人，号鹿原，福建闽侯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后授内阁中书。据他跋文中所写，曾应邀居于王鸿绪馆舍，与万斯同晨夕共处，其间，尝问鄞中贤豪一事，于是万斯同出此图告诉林佶：“微须广颡、捧茗而南坐者为李杲堂，对予西向坐者为郑禹梅与予七兄允诚（万斯备），肩予上坐持绿茗碗者为陈介眉。其旁列坐三人，中为予侄贞一（万言），左为黄直方，梨洲先生之子也，右为王文三。其徘徊树下而立者，前为陈和仲，后为陈同亮，凭石而倚者为张志吕。其行而前手指予坐处而回顾其后者为陈子政，其挟卷来者为张德符，最后执册同行者左则杲堂之子寅伯（李暾），右则志吕，德符之兄有斯也……”万斯同介绍图中人物后，又叮咛林佶，“他时尚欲作《都门送别图》，非特此而已，子其记之”。万斯同信任林佶，不但《鄞江送别图》叫他写跋文，后来的《昆仑河源考》也由他作序，笔者认为，林佶跋文所记述的内容经万斯同认可是可靠的。
关于《鄞江送别图》中人物的年龄，张寿镛在跋文中指出，按图自左而右，分别为陈介眉46岁，万季野42岁，李杲堂58岁，郑禹梅43岁，万允诚44岁，王文三30岁，万贞- 41岁（有误应43岁），黄直方41岁，陈和仲40岁，陈志吕未满30岁，陈子政35岁，陈和仲40岁左右，张有斯26岁，李东门18岁。李东门（即李暾）图中最年轻的人，他在林佶跋文后题诗，抒发二十年后物是人非的感慨，对万斯同六十老翁孤身一人北上修史的挂碍，期望他在三年内完成《明史》后返乡，再为甬上学子讲经授业。
张恕在《南兰文集》卷六《鄞江送别图》中这样写道：“甬上诸君子饯送万季野先生与其侄管村北游图，为同里陈韶作，鹿原林佶记。图中讲学旧友，半为梨洲高第，先辈风流如接，歌笑杲堂、乔梓而外，味芹昆季，识其名者已鲜，况其他乎？”他认为《鄞江送别图》就是《秋郊饯别图》。
陈训慈和方祖猷先生合编的《万斯同年谱》认为张恕的说法有纰缪。万斯同与侄万言于康熙十八年北上修史，饯别于西郊，其图为郑梁所作，而非陈韶作；李东门（李暾）诗既为季野“再归”时所题，而此图名为“鄞江送别”非郑梁的“秋郊饯别”，两图时间不同，名称又别；郑梁所作之图，饯别于张氏别业西郊黄过草堂，此图则饯别于西郊鄞江光溪，地点有异；由此可见，张恕所见之图，当为是年季野再叠阳关、酒载光溪时之图，而非“甬上诸君子饯送万季野先生与其侄管村北游图”。
考查以上有关《秋郊饯别图》和《鄞江送别图》的文献资料。笔者的看法是：
一、《万斯同年谱》编者指出的郑梁《秋郊饯别图》和陈韶《鄞江送别图》是分别不同的两幅图卷，清张恕及其后人把两图认作一图有误。但《鄞江送别图》并非作于二十年后饯别西郊鄞江光溪之时，也不是描写饯别鄞江光溪之事。这是因为《万斯同年谱》编者尚未见到《鄞江送别图》中所画人物的面貌和年龄，当然也没有看到林佶跋文中明确记述此图的写作时间。
二、郑梁在《秋郊饯别图记》中说过，他不谙人物画像，故请画工配合代画，但画工是谁，画得怎样，令人置疑。笔者推测最大的可能是万斯同叔侄和甬上饯行诸君子对所画的图不甚满意，对所画人像也不合心意，因此被搁置而未受到很好的保护，日久废弃，没有留传下来。然而，大家对于饯别万斯同叔侄北上修史事件印象非常深刻，希望以图的形式加以记录，于是另请画家绘记其事。这样，擅长人物造像画的陈韶接受邀请，完成了《鄞江送别图》。此外，还有一说，认为《秋郊饯别图》根本不存在，郑梁只写过一篇记，编在他的集子里而已。
三、《鄞江送别图》是由郑梁写景、邀陈韶画人物合作而成的说法也是不成立的。按照郑梁《秋郊饯别图记》所写，他不擅画人物，要请“工人”来画，这里所指的“工人”即画人像画的画工，社会地位很低，而本图作者陈韶则正常出入于士大夫家，往来于文人墨客之间，享有一定的声誉，绝非低层“画工”可比。根据《宁波府志》记载：“陈韶字克谐，鄞人，尝客西湖，从谢彬学，遂得其术，妙于传神，与毛鲁齿相诺，技亦相埒。性喜酒，善诙谐。也从章声游，工山水，笔法严谨，绝无宋元以来婉媚之习。”而《鄞江送别图》所画的人物衣纹和面部傅色渲染，明显留有波臣写真墨骨法的渊源关系，其所置山景和树石的笔墨风格严谨，与章声较为接近，由此可见该图的人物肖像、衣纹及山水均出自陈韶一人之手，况且落款和钤印也是陈韶一个人，所以《鄞江送别图》是陈韶的作品，不是郑梁绘山水景色、陈韶画人物组合的作品。
四、《鄞江送别图》图名由来的探析。康熙三十七年，万斯同61岁，北京修史第二次返乡，甬上证人讲经会学友子弟张锡璜、张锡璁等在宁波郊外光溪在涧楼为他补60岁大寿。寿后张锡璜有《寿万季野先生》诗一首并序⑤。此后，万斯同应约为甬上诸家子弟重开讲席，凡十四讲，至北上修史才告结束，而甬上证人讲经会子弟又为他饯别于光溪，并相约以三年为期，修毕《明史》归里。张锡璜有《送万季野北上》诗记录当时饯别送行的感受⑥。张锡璁也有《赠万季野先生北上四十二韵》诗记述此事⑦。万斯同北上修史，甬上诸君子两次举行隆重的饯别之会，一是康熙十八年秋，一是康熙三十八年秋，前后相隔二十年，物是人非，变化极大，尤其是康熙三十八年秋，鄞江光溪饯别那次，依依惜别的场面让万斯同久久不能忘怀。所以，一年后，当林佶为图作跋文时，鄞江送别的一幕又浮现眼前，万斯同就把两次饯别活动贯串为一，概括为“鄞江送别”之名，嘱林佶以隶书冠之引首，如此，则就定名为《鄞江送别图》。取“鄞江送别”之名，保留二十年前秋郊饯别的生动形象，既拓宽了时空界限，又包容了甬上证人书院学友子弟与万斯同的师生挚谊，细细想来，不亦有兰亭、西园之风雅，又为何也？
三、《鄞江送别图》审美品格探微
十七世纪初，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来的圣像的“凹凸相”绘画技法，影响了当时南京画风，这个有别于中国肖像画的技法，使南京画坛感到新奇。当时旅居在南京的画家曾鲸⑧也借鉴于凹凸绘画技法，并与中国画的笔墨技巧相结合，成为肖像画开宗立派人物，后世相继效学者甚众，被称为“波臣派”。清初谢彬⑨是该画派的佼佼者，他的肖像砥名闻海内，价重艺林，但在中国画科中写真画工的地位比较低下，为士大夫和文人所轻视，故留下来的作品不多，介绍他们的资料也甚少。其实，在审美判断上，质朴无华的作品，往往是最能真实地表现生命，并能引向崇高的境界，这一点恰恰是画工高手在传神写照中获得最惊人的成就⑩，因此，我们对于画工的作品也应作具体的分析。谢彬的弟子甬籍画家陈韶，他所画的《鄞江送别图》不仅在审美品格上有精到的传神功力，同时在抒情达意上也蕴含文入画的书卷气息，把甬上诸君子送别之情真实而贴切地表达在图上，充分体现了画家与送别诸君子的同构互动效应。虽然在画幅上未见有所题写，但细看画作却让人隐隐如闻吟咏之声，这不正应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互通之说吗？传神写照的送别之作，能达到如此境界，也不失为一绝了。
《鄞江送别图》的人物布局，画家考虑得非常精细周到，对十五位送行的学友和学友后人，都遵顺年序辈份、学养资历、个性特征及亲朋疏密来设定位置。看似三五一群围坐啜茗闲谈，或二人驻足私语，或瞻前顾后，或接踵而至，等待启程送行，但人物间相互呼应，错落有致，生动自然。画家为突出主题，把万斯同和万言放在画的重要部位。万斯同方脸，身材略显矮小，坐于团蒲之上，与三个年事稍高的学友一起，身微前倾，似在讲话，表现他满腹经纶，口若悬河的性格特征；万言则体态肥胖，身材高大，手持茗碗，正襟危坐，两眼直视前方，显示他意壮气盛的神情。这两组人，临近水际围坐，催行的小舟泊在芦苇旁边，画家又将山石树木搬来点缀，以渲染送别的气氛。年轻的学友后人姗姗来迟，是画家刻意让他们留在后面，以示对前辈的敬意和礼让。《鄞江送别图》的笔墨技法着力于人物的刻画，既注重没骨，又用多层烘染体现面部的凹凸，使脸部有较强的质感，反映各入脸部细微特征和不同神态，衣纹线条长而方折多变，身体结构清晰而比例有度，各人所执之物也恰如其分，十五个不同年龄的人，无论肥瘠老少、高矮胖瘦，都被表露得惟妙惟肖，画家的写实功夫可谓如镜取影。虽然树石等置景，笔法略嫌刻板，但也不失其审美品味。更值得一提的是，图中人物皆服明式衣装，宽袖长袍、素衣布履，俨然似世外高人姿态，好像是对故明的怀念。如此看来，作图时，甬上知识分子的抗清情绪还未完全淡忘，这与万斯同不置衔、不受俸，请以布衣入史局，籍手以报先朝的宗旨是非常相谐的。
（作者单位：宁波市文博学会）
①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世传、传略”：万斌、万钟、万武、万文相继殉国，人称万氏“四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李文胤《甬上耆旧诗》卷二十八《明威将军公武》：“盖万氏自万户公至将军，三世四人相继以身报国，或战死沙场，或死绝徽外，或死巨海浪中，俱不得裹片骨归葬，自勋臣之门所未有也。子孙为招魂葬于西山，人称万氏四忠冠剑墓。”
②万斯同《石园文集》卷一《述归》：“昔我九令时，慈母中道弃。从此赤日颓，腥风匝地沸。艰难营一殡，辛苦且逃避。昼行岩壑间，夜宿豺虎际……”
③④方祖猷《万斯同评传》第2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⑤见《续甬上耆旧诗》卷一百十二《张孝廉锡璜·寿万季野先生》：“丁丑年为先生六十初度，时在都纂修《明史》。戊寅归里，同人补祝寿于光溪，先生有作，即为次韵：‘学殖先生富，胸藏万卷楼；布目操月旦，铁笔硕人留。’”（原注：时宿在涧楼）
⑥见《续甬上耆旧诗》卷一百十二《张孝廉锡璜·送万季野先生北上》：“（上略）忆昔秋郊送别时，朱颜方壮双眉绿。偻指於今两度归，华巅忽讶千丝属。学徒云集喜追随，讲席轮番留信宿……酒载光溪欲更留，车迎战甸偏争渎。客邸何人慰寂寥，江南钱起超凡俗（原注：武进钱子亮工同行）。丹余铅暇话宝宾朋，定夸乐事吾乡足。（下略）”
7见《续甬上耆旧诗》卷一百十二《张太学锡璁。赠万季野先生北上四十二韵》：“（上略）归家未半载，挂席复江浒。欲别难为怀，秋风射细雨。家园一顷田，亦足给二荫。后起应有人，君子之泽溥。屈指三年期，归来六十五。”
8 曾鲸（1568-1650 1567-1649）明，字波臣福建蒲田人，寓流金陵，工写照，如镜取影，妙得神情。陈衡恪守以为传神一派，至波臣乃出一新机轴，其法重墨骨，而后傅彩加晕染，乃受西洋画之影响。日人大村西崖又谓意大利耶稣教士利玛窦来华，画亦优，能写耶稣圣母像，支臣乃折中其法而作肖像，弟子有沈韶，徐易，张远等称“波臣派”，而以上虞谢彬为第一。《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第1082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修订本。
9谢彬(1602-?)字文侯，号仙瞿，浙江上虞人。家钱塘（今杭州）。传为曾鲸高弟，出新意
制面具，施数笔辄喜怒毕肖。间作山水，仿吴镇，笔墨苍浑。《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146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修订本。
10《中国美术辞典》代序《美的欣赏》，《上海辞典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