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丁洁雯
摘要：通过系统梳理庆安会馆以三江口河海畅通交融的水运条件为创建前提，以漕粮海运与南北号商帮的迅速崛起为创建契机，以维系宁波河海联运为鼎盛时期的主要宗旨，以妈祖文化和会馆文化为当下保护和传承的重任，初步论证了庆安会馆作为大运河（宁波段）核心文化遗产的势之必然。
关键词：庆安会馆 大运河（宁波段） 河海联运
纵贯中国南北的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最古老的运河之一，被称为“活着的遗产走廊”。 隋唐时期，南北大运河开通后，连接起贯通南北的五大自然
水系，并将陆路与海道顺畅衔接，极大便利了中国内陆及其与世界各国的交通往来。在开凿之初，宁波便是大运河沿线主要三大入海通道之一，浙东运河北接大运河，东与甬江、姚江相汇后在宁波入海。随着运河区域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宁波地处的江南经济区成为隋唐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和扩大中外经济交流的前沿地区。
2007年9月，“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办公室”在扬州的揭牌仪式象征着大运河申遗的正式开始。时至一年之后，2008年10月下旬，大运河（宁波段）才被正式纳入大运河申遗的行列。经过国家文物局和浙江省文物局等的多方研究探讨，认为大运河既是沟通中国南北的水上通道，也是连接世界的大通道。 而宁波作为大运河的南端出海口和海上丝路的启碇港，具备沟通运河与海路的关键性因素，正式迈入运河申遗行列，而位于三江口东岸的庆安会馆，也正由此被列入申遗预备名单。本文拟就庆安会馆作为大运河（宁波段）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衔接点的核心要素展开分析，论证其成为大运河（宁波段）核心文化遗产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一、庆安会馆创建的前提：立足于三江口河海畅通交融的水运条件
庆安会馆所处的三江口是衔接海道的重要区域。宁波的海上交通，可溯源于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代。考古实物证明，大约六、七千年前，在今宁波余姚河姆渡一带的河姆渡人已经能制造和使用舟楫，航行于港湾和近海。随着浙东地区经济的开发和技术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甬江流域出现了最早的港口—句章港（今宁波）。6世纪后，句章古港逐渐衰落，甬江流域的港口开始东迁。唐长庆元年（821年），明州（今宁波）州治移到三江口，逐渐形成三江口新港址，这标志着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城市的正式建成。三江口港区在唐代开始就是明州港主要停靠国内外使舶、商舶的国际码头。明州港去往日本的航路也已开通，从明州出发，横渡东海，到日本的值嘉岛，再进入博多津。北宋时期，明州是朝廷规定的五个对外贸易港之一，并设置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和办理船舶进出口签证事宜。时至南宋，得益于紧邻都城临安（今杭州）之便，明州港的海外贸易非常昌盛。元时，庆元府（宁波）已成为其在东方重要的第二贸易大港。在历史的长河中，宁波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承担着衔接海道、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往来的重任，而三江口作为州治所在的核心港区更是通海交外的重要区域。2010年7月，在江东三江口北侧书城工地出土明代早期的铁锚，对于研究明代在宁波港活动的船舶提供了实物依据，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三江口作为衔接海道的港口的重要地位。
庆安会馆所处的三江口是联通运河的关键区域。隋唐时期，宁波地区的农田水利与内河水运紧密结合，形成以州治三江口为中心呈放射状的内河水运网，既可灌溉，亦可通航，构成后世称为“三江六塘河”的内河航运基本格局，成为明州与腹地之间货物集疏的通道。船只从三江口出发，经鄞县、慈溪、余姚，至余姚江上游的通明堰，再经梁湖堰、风堰、太平堰、曹娥堰、西兴堰和钱清堰，抵曹娥江、钱塘江，到达杭州，与大运河相连。从南岭、福建来的船只在三江口停泊后，自内河航行，经杭甬运河到达杭州，并通过运河与杭州、洛阳、涿郡（今北京）及京城长安连接起来。两宋期间，宁波运河体系进一步完善，南宋迁都临安（杭州）后，宁波实际上成了杭州的外港，来往杭州与宁波之间的商旅交通十分繁忙。受杭州湾和长江口的暗沙和潮汐影响，来自华南及海外的远洋大帆船只能在宁波卸货，转驳给能通航内陆航道的小轮船或小帆船，再由这些小船经运河转运到杭州、长江沿岸港口以及中国北方地区，而长江下游地区的产品则经运河水道运集宁波出口。
历史表明，三江口优越的地理区位因素，对明州城市的发展，起着关键而持久的作用。三江口距海20余公里，甬江直通大海。甬江水位随潮涨落，远洋大帆船可以溯江抵达三江口；而内河舢板船借运河之便，可抵达中国内地绝大部分地区。可以说，三江口地带能够形成港区的关键，不仅在于三条大江的沟通、腹地的进一步扩展，而且在于海道与河道的沟通。河海联运，使浙东地区乃至长江沿岸广大地区获得了物资的流通，遂使三江地域水上交通枢纽逐步形成，成为江海内外物资的集散地。因此，庆安会馆选址于三江口东岸创建可谓占据了极佳的地理优势，其选址本身便沿袭和昭示着宁波河海联运的历史传统。
二、庆安会馆创建的契机：漕粮海运与南北号商帮的迅速崛起
漕粮海运为宁波商业船帮提供机遇。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是利用水道（河道和海道）调运粮食（主要是公粮）的一种专业运输，是调运地方粮食保证京城给养的机制。早在秦汉，史书上已有漕运的记载，隋唐以来，随着大运河的开凿通航，漕运得以迅速发展。漕粮的主要产地就在江浙地区，自东晋以后，经历代的不断开发，此区域已成为我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粮食产量居全国之首。唐韩愈曾云：“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自从唐长庆元年（821年）明州（今宁波）州治迁至三江口后，其港口航运业迅速发展起来。1974-1975年，宁波市区和义路一带发现大面积的唐代堆积地层，发现造船场遗迹一处，以考古实物资料证明，明州在唐代已设有官办造船场。良好的水运地理优势与发达的造船技术相互促进、和谐发展，自元代始，宁波成为当时南方漕粮北运的重要运输港，河海联运是其重要特征。由于“明、越当海道要冲，舟航繁多甲他郡”，元初就在庆元（今宁波）设置专门的漕粮海运管理机构。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更是下令汤和“造舟明州，运粮直沽，以给军食”。时至清中叶以后，随着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变化，河运漕粮难以维系，道光六年（1826年）底和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清政府实行了最初的两次漕粮海运，自此海运成为漕粮运输的主要形式。便利的水运交通，丰富的漕运经验，加上过硬的造船技术使得漕粮海运的实行成为了宁波商业船帮发展的重要机遇。根据林士民先生的研究，创建于清代的宁波疍船，受清政府招募曾作为上海至天津的海漕运输船。鸦片战争前，宁波拥有疍船400余艘，仅从宁波至上海的运输船便达200余艘。疍船主要航行于上海至宁波之间，但也能远航大连、福州、台湾，同时又能溯江而上至武汉，航行区域广。由于其适用范围的广泛性，在漕粮海运的过程中，宁波疍船成为了主要力量，宁波商业船帮因势迅速发展。
南北号商帮崛起创建庆安会馆。宁波海商是清代沿海地区主要的地域海商群体之一，其经营的船运业是宁波地区商人的传统营生。根据阮元在嘉庆时期为筹备重兴漕粮海运时的调查，当时停泊的宁波船通常有约百余艘。乾嘉之际，宁波地区出现了颇为活跃的经营海上航运业的热潮，“滨海商民，率造巨舟行海上，冒险贸货。北至锦州曰北帮，南至福建曰南帮。”这也就是蜚声一时的宁波南号和北号商帮。浙江漕粮海运实施后，宁波南北号的疍船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浙江首次海运漕粮，受雇出运的北号商船约130 余只，其中一家单独派船6只以上的就有11 家。由于浙江的海运运米量保持在六七十万石的水平，需船较多，而承运的商船不仅可以获得数十万两银子的运费和数万石的耗米收益，并且按规定每次出运漕米可得二成免税货物（约合10万多担）；商船运漕米抵津卸空后，又可以前往辽东装载油豆等北货南归（约100万担），获利颇多。宁波南北号商家皆“自置海舶，大商一家十余号，中商一家七八号，小商一家二三号。”随着获利的丰厚与积累，为更好地团结协作谋求利益，咸丰三年（1853年），宁波所辖的鄞、镇、慈三邑九户北号船商，便捐资修建了“辉煌恒赫，为一邑建筑之冠”的庆安会馆。庆安会馆内所存的《甬东天后宫碑记》上有载：“吾郡回图之利，以北洋商舶为最巨。其往也，转浙西之粟达之于津门。其来也，运辽燕齐莒之产贸之于甬东。” 业务繁盛可见一斑，同时也鲜明地呈现出浙东运河与宁波港组合的相得益彰。
简言之，漕粮海运对沿海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成为宁波城市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随着漕粮海运的继续，宁波南北号商帮的海运业在咸同时期维持了近20年的兴盛局面。据《鄞县通志·食货志》记载：“舟楫所至，北达燕鲁，南抵闽粤，而西迤川鄂。皖赣诸省之物产，要由甬埠集散，且仿元人成法，重兴海运，故南北号盛极一时。”得益于多年积累的漕运经验，基于沟通运河与海道的独特优势，庆安会馆见证和记录了宁波南北号的辉煌。
三、庆安会馆的鼎盛：维系宁波河海联运的重要机构
庆安会馆的创建确保宁波航运业的健康发展。厦门大学王日根教授认为，会馆发展与商帮发展具有相辅相成的重要作用。从会馆内部整合看，其“祀神、合乐、义举、公约”是基本功能，作为行业内的联系纽带，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使同业人士团结起来，以会馆为平台和媒介，共同商讨行业发展规划、公共设施建设、地方治安等问题，并通过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推动地方社会风俗的变迁。庆安会馆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由北号商帮捐资创建，组织会馆的目的是联络感情，保持同行团结，制订业务章规，共图事业发展。会馆公推行内年老长者为号长，并以高薪聘请当地负有盛名的晋绅为总办或“公行先生”，专职联络官府，谋保号商不受欺侮，同时也向各有关方面联络感情，搞好关系，籍谋业务的扩展。与此同时，会馆内部管理井然有序，设习帐、文案、司书、庶务、办事员、勤工、厨司等二十余名工作人员。会馆规定行内每一只船往返一次，缴纳银圆60元，充作会馆所需经费和事业基金。可以说，正是有了庆安会馆承担起协调内部关系、疏通外部脉络的工作，北号商帮的航运业才得以顺畅的发展。会馆还办有社会福利事业。如成立了保安会消防组织、设立“庆安”小学（现为江东区木行路小学）等，在维护行业发展的同时，也致力于福泽地方，为精神需要寻求共同的依托。
宝顺轮的购置为宁波海运保驾护航。1854年，太平军革命烈火燃烧东南各地，清廷只着力于镇压农民起义，而对沿海巡哨漠然置之，导致海上盗匪横行。漕粮海运后，虽有兵船护送，但并不能镇摄海盗，每劫一舟索费尤甚，令船商的营运步入困境。清咸丰五年（1855年），庆安会馆的北号船商费纶志、盛植官等以7万两白银从广东外商处购得火轮一艘，命名为宝顺轮，设立庆成轮船局，训练船勇，装备枪炮，随船护航，此为我国航运史上第一艘华商轮船。宝顺轮的购置，为宁波海运的保驾护航做出了重要贡献，标志着我国航运史上从帆船时代向机动船时代的过渡。在宝顺轮投入运行后的第二年，前后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共击沉击毁南北洋海盗船六十八艘，击毙海盗两千多人。从此，海上丝绸之路又恢复了往日的安宁与畅通，宝顺轮由此名震四海。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宝顺轮被调遣参加镇海之役，最后载满石头充作封港沉船之用。清代甬籍著名学者董沛曾撰写《书宝顺轮始末》，详细记载了宝顺轮的购买经过，并刻碑立于庆安会馆中，此碑至今仍完好无损屹立在会馆中，向世人诉说着宝顺轮的故事。
可见，庆安会馆建立以后，制定业务规章，汇集同业力量不断推动宁波商业船帮的事业发展，更以购买“宝顺轮”之举，为维护宁波河海联运、保障水运道路的畅通平安、推动宁波航运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四、庆安会馆遗存：妈祖文化和会馆文化成为运河和海丝的历史见证
绵延至今的妈祖信俗是庆安会馆海事活动的历史见证。会馆神灵是明清会馆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能发挥规范人心的作用，对于有着各自境遇的会馆成员而言，是一种有效的心理整合纽带，起到“以神道设教”之效，为会馆这一社会组织树立集体象征。庆安会馆作为商业船帮创建的会馆，主营水运商务，海上保护神妈祖势之必然地成为了其崇拜的神灵。据庆安会馆内部资料记载，南北号商帮奉天后娘娘为保护神，除设有天后神像外，还有圣迹图四幅。会馆每年都要举办各类祭祀活动，以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诞辰的祭祀大典最为隆重。当天，会馆内外整洁一新，旗帜飘舞，殿内珠灯齐明，祭台上供奉着各商号提供的丰盛祭品。祭祀典礼由地方官员或绅士主持，从祭人员依次参拜。渔民信徒老携幼前来祭祀叩拜，以祈求航海平安。现在的庆安会馆，内设有《妈祖祭祀场景展示》、《天后圣迹图》八幅壁画、《妈祖与中国红》等陈列，肃穆呈现出祭祀妈祖的虔诚氛围和妈祖救助海难的感人事迹，令游客在了解妈祖文化内涵和祭祀习俗的同时，深刻感受到妈祖信仰做为精神依靠对昔日船商的重要意义。通过文化惠民活动、专题陈列展览以及海峡两岸妈祖学术交流活动等多种形式，庆安会馆为宁波乃至浙东地区妈祖信俗的绵延与深入研究发挥着重要作用。
辈辈传承的会馆文化是庆安会馆往来于河海商贸活动的永久记载。自2001年对外开放以来，庆安会馆一直以承继会馆文化、弘扬宁波商帮传统为己之重任。从内部文化底蕴挖掘而言，为全面搜集庆安会馆相关背景资料，庆安会馆在向社会各界征集宁波会馆文化文物的同时，也不断挖掘历史线索，对会馆创建人现存后代进行口碑调查，寻访会馆创建人家族所在地，访问曾经亲身生活于历史现场的见证人等，这些都是庆安会馆昔日的成员们从事河海运输商贸活动的珍贵资料。从外部横向联系拓展而言，会馆屡次派员参加中国会馆联谊会，与各地会馆广泛联系深入交流，引进《中国会馆图片展》，参与以会馆为载体，展现明清五百年中国十大商帮的创业史实的大型历史纪录片《风云会馆》的拍摄等。在2013年12月举办的中国会馆保护与发展宁波论坛上，庆安会馆见证了中国文物学会会馆专业委员会完成换届改选，继续为会馆文化保护与发展的不断推进贡献责无旁贷的力量。庆安会馆的创建者及其主营的业务是会馆文化的核心所在，承继庆安会馆的历史文化，便是承继南北号商业船帮的商业文化，是庆安会馆与河海联运密切相关的重要见证。
五、结语
纵观庆安会馆从创建到鼎盛到当下的存在，都与河海联运密不可分；通观庆安会馆的神灵崇拜、主营业务、商帮文化都是河海联运的直接产物；透析庆安会馆的地理位置、交通优势都是河海联运的势之必然。庆安会馆深刻体现着大运河（宁波段）将河道与海道衔接起来成就水路运输大动脉的特点，当仁不让地成其为大运河（宁波段）的核心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乐承耀著，《宁波古代史纲》，宁波出版社，1995年
郑绍昌主编，《宁波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
黄浙苏等著，《庆安会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
林士民著，《宁波造船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张守广著，《宁波帮志﹒历史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董文虎等著，《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与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陈峰著，《漕运与古代社会》，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绍华编著，《大运河的变迁》，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
房仲甫 李二和著，《中国水运史》，新华出版社，2003年
（作者系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文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