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也许曾经有过一个能够满足杭州生活、灌溉和航运所需用水的时代。但是历史使情况发生了变化。杭州的农业生产，在隋之前已有相当规模，南朝时就建起了号称“大贮备之处”的“钱塘仓”（《隋书·食货志》）。及至唐代，仅以农田而言，西湖灌溉所及已从五百馀顷扩大到了一千馀顷。《钱唐湖石记》说“湖中有无税田，约十数顷”，说明与湖争田的现象也已经出现，原有的人、水、地平衡关系已被打破，矛盾也已经出现。杭州的航运，就如《隋书·地理志》所说：“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唐代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所说的“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都是发达的例证。杜牧《上宰相求杭州启>说杭州每年税钱五十万缗（约占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二十四分之一），其中有相当部分应取自于过往运河的舟船。其中的漕运，《新唐书·食货志》云：“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杭州作为唐代东南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江南运河的漕运自不可小觑。
大致到了唐代后期，如果风调雨顺，西湖水资源仍可可兼顾杭州的灌溉、航运等各方面对水的需求。但江南运河自然条件再好，也不可能永远“清流顺轨，不烦人力”（《清史稿》卷一二七《河渠志·运河》，559页），难免会遇到干旱少雨的岁月；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和航运）也总得向前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还会愈来愈高。在这种情况之下，原有的西湖水资源就很难担当。
这个时机正好让自居易遇上了。唐穆宗长庆二年会（822），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时，正值“仍岁逢旱”。江南运河漕运和沿岸农田灌溉，都已面临无水为继的局面。为此，白居易下车伊始，便虔诚地撰写了《祭皋亭神文》和《祭龙文》，还接二连三地祈求伍相（伍子胥）、城隍、皋亭山神及黑龙“一雨滂沱”以“救物”（《祭龙文）：老天倒还真的“应期”下了雨，只是“雨未沾足”（《祈皋
亭神文》），于事无济。白居易于是回归现实，兴工动役开发钱唐湖（即杭州西湖，以下称西湖），“修筑湖堤，高加数尺”，扩大湖水储量，开始从源头上解决水资源不足。经过两个多月的施工，顺利完成了加高湖堤等工程。
工程完成以后，白居易写下了《钱唐湖石记》一文，告诫杭州刺史继任者们需要知道的“钱唐湖事”四条：一为放湖水溉田；二为放湖水济运（添注官河，即运河）；三为疏理城中六井；四为巡守石函、南笕及湖堤。其中最能反映开发钱唐湖效果的是第一第二两条：兹钞录如下：
钱唐湖，一名上湖，周回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笕。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馀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馀顷。先须别选公勤、军吏二人，一人立于田次，一人立于湖次，与本所由田户据顷亩，定日时，量尺寸，节限而放之。若岁旱，百姓请水，须令经州陈状，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与水。若待状入司，符下县，县帖乡，乡差所由，动经旬日，虽得水，而旱田苗无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即濒湖千馀顷田，无凶年矣。（白居易自注：《州图经》云‘湖水溉田五百馀顷’，谓系田也。今按水利所及，其公私田，不啻千馀顷也。）”
自钱唐至盐官界，应溉夹官河田，须放湖入河，从河入田，准盐铁使旧法，又须先量河水浅深，待溉田毕，却还本水尺寸。往往早甚，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筑湖堤，高加数尺，水亦随加，即不啻足矣。脱或不足，即更决临平湖，添注官河，又有馀矣。（自居易自注：虽非浇田时，若官河干浅，但放湖水添注，可以立通舟船。）俗云：“决放湖水，不利钱唐县官。”县官多假他词，以惑刺史。或云：“鱼龙无所托。”或云：“茭菱失其利。”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茭菱与稻粱之利孰多？断可知矣。又云：“放湖即郭内六井无水。”亦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数十眼，湖耗则泉涌，虽尽竭湖水，而泉用有馀，况前后放湖，终不至竭。而云“井无水”，谬矣。（《白居易全集》卷六八）
因为第二条中提到当时其地官吏所谓“决放湖水，不利钱唐县官”，“鱼龙无所托”，“茭菱失其利”，“放湖即郭内六井无水”等四“云”。有学者认为这是当年钱唐县官吏阻挠白居易治理西湖的种种托词（或者说落后观念），以及白居易对此等言论的批驳和治理西湖的决心。学者们的本意大概是想以此表示对白居易毅然决然治理西湖的褒扬。但纵观第二条全文，可知四“云”并不是钱唐县官吏阻挠白居易治理西湖，而是反对泄放西湖之水接济运河。这也是长期以来济运、灌溉互争水源的矛盾的反映，并非仅对自居易。
实际上，航运与灌溉都是社会经济的重要部分。当年开凿运河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航运（尤其是漕运）。杭州城南的龙山河（江南运河杭州城南段，今杭州中河南段），直到20世纪80年代笔者前往考察时，当地居民仍沿旧习称其为隋炀帝运粮河。隋代如此，唐代亦如此。《钱唐湖石记》中的“盐铁使”，就是唐代晚期掌管东南水陆运输的使职。鉴于东南水陆运输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常以宰相或淮南、浙西节度使兼任，位高而权重。运河中的“本水尺寸”是盐铁使必须坚守的底线。于是就有“准盐铁使旧法，又须先量河水浅深，待溉田毕，却还本水尺寸”。而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赋税收入．乃是国家的根本，地方官吏的职责。四“云”中所说的“鱼龙无所托”、“茭菱失其利”，则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副业（渔猎、茭菱），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钱唐县官为保障本县农田灌溉而吝惜西湖之水，也在情理之中。
灌溉是农业生产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航运是货物得以流通的重要手段之一。农田灌溉以水滋润禾苗，运河航运以水承载舟船。两者都以水为本，赖消耗水资源运转。航运与灌溉，没有轻重之分，只有缓急之别。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还在于开发水源，丰富水源。白居易“今年修筑湖堤，高加数尺，水亦随加”，可谓抓住了根本。
从上引《钱唐湖石记》的第一第二两条可知，经过白居易的开发，西湖的“灌溉”功效已从原本的“湖水溉田五百馀顷”增加到“不啻千馀顷”，“濒湖千馀顷田，无凶年矣”。可见治理西湖之功效。西湖的“济运”功效，因为“修筑湖堤，高加数尺，水亦随加”，也从原本的济运与灌溉无法兼顾变为兼顾并容。即使大旱时节，灌溉之馀运河之水“不啻足矣”，“若官河干浅，但放湖水添注，可以立通舟船”。此又可见治理西湖之功效。
“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荒年。”（自居易《别州民》）对于西湖湖水终于解决了杭州的农田灌溉之困，白居易自己也感到非常欣慰。 “平河七百里，沃野二三州。坐有湖山趣，行无风浪忧。”（白居易《想东游五十韵并序》。“州”字之下自注云：“自常及杭凡三百里。”）这应该是“放（钱唐）湖水添注”后江南运河上航行无阻的写照。
白居易通过“修筑湖堤，高加数尺”，扩大西湖蓄水量，开放临平湖作为备用水源，从实践上化解了灌溉与航运的矛盾；通过批驳所谓四“云”，从思想上疏通了“放湖入河”（以湖济运）的障碍；白居易又将西湖堤岸的维护管理、灌溉与航运的用水秩序、维护盐铁使通航运的“本水尺寸”及工作步骤等著之于文，布之于石（《钱唐湖石记》），使之法规化。通过上述一系列努力，终于使杭州的航运与灌溉走出了困境。
自此以后的历史长河中，虽然白居易时代那种西湖之水经由下湖入注江南运河上塘河段的走势有所变化，但西湖作为江南运河重要水源的大势不变，以西湖济运几乎成了江南运河杭州河段的铁律。
白居易无愧为运河史上一大功臣。
（李志庭：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运河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