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大业六年(610)，“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馀杭，八百里，广十馀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这是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对江南运河的记载。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大业六年为江南运河创始之年。清人高龙光在乾隆《镇江府志》卷二《漕渠》中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京口有渠，肇自始皇，非始于隋也。……炀帝初非创置，不还使宽广耳。”魏嵩山、王文楚教授《江南运河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 一文指出，“江南运河的开凿最早始于春秋时期而完成于秦”（《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二辑）。江南运河的开创史，从此走出迷雾，步入明朗。
关于江南运河发端于春秋时期，《越绝书》卷二《越绝外传记吴地传》有三条重要记载：
一曰：“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渔浦，奏广陵。”
二曰：“吴古故从由拳辟塞，度会夷，奏山阴。”
三曰：“百尺渎，奏江，吴以达粮。”
前两条记载均以“吴古故”相称。“吴”指吴国，“古”指古代，“故”者何意？与《越绝书>成书同时代的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日：“故，使为之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今俗云‘原故’是也。凡为之必有使之者。使之而为之，则成故事矣。”按此，“吴古故”也就是吴国古代使人开通的水道。
前两条记载的“吴古故”水道均以吴国国都为中心。第一条自吴都向北直达广陵。第二条自吴都向南直达钱塘江（“故”字之下应有脱漏）。如果按自北而南顺序排列，便是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北蜀冈）、渔浦（今镇江一带）、杨湖（当即阳湖，今常州武进东）、梅亭（当由梅里而得名，在今无锡东南）、历地（未详）、巢湖（当即漕湖，今苏州北）、渎（由巢湖至吴都的水道）、郭池（吴都护城河）、平门（吴都北面城垣之西门）、吴（吴国国都，今苏州）、由拳辟塞（辟塞即边塞，在今浙江嘉兴北。由拳，秦县，在今嘉兴南）、夷（夷指海。《越绝书》卷三《越绝吴内传》越人“习之于夷。夷，海也”，此指钱塘江口杭州湾）、山阴（今绍兴）。其经由路线，与八百多年以后成书的《资治通鉴》（成书于元丰七年，即1084年）所载隋炀帝“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馀杭，……欲东巡会稽”基本一致，只是详略不同罢了。
第三条“百尺渎”，可能是“吴古故从由拳辟塞，度会夷”，即自吴都向南直达钱塘江运河的专名或支派。杭州盐官以西曾经的“百尺浦”、“百尺楼”(春秋时期越王建)等历史地名（参咸淳《临安志》卷三六《盐官县》）应该是“百尺渎”的派生地名。宋人赵抃在百尺楼写的《次韵即事见怀>诗云：“鉴水宽闲称越国，河塘繁剧是杭州。……西陵隔岸无多远，数上临江百尺楼。”可见其地理位置在钱塘江边，与“度会夷，奏山阴”相吻合，直到宋代仍是观赏钱江潮之佳地。
《越绝书》虽出于东汉人之手，但这是一部吴越地区综合性资料汇编，资料的时间界限自事物发端至东汉当代。现在所见的《越绝书》只是一部阶段性成果，如卷二“湖王湖，当问之”，“丹湖，当问之”，以及“蛇门外大丘，吴王不审名冢也，去县十五里”，“筑塘北山者，吴王不审名冢也，去县二十里”等等，表明资料的搜集、考订工作尚未完成。也正因为如此，书中保存了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口碑、越文字等可信度较高的资料。前面所引两条“吴古故”即属此类原始资料。
《越绝书》所记载的这几条运河，春秋史事也显示着它的存在。如公元前495年（句践二年）吴王阖闾兴师伐越，为越王句践“败于檇李”。第二年句践兴师伐吴王夫差，结果反“败之夫椒，越王乃以馀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檇李在今嘉兴南，今江南运河侧畔；夫椒，在今绍兴西北原钱塘江南岸（旧说为太湖中桐庭西山或马迹山），都与《越绝书>所载当年的运河相关。又如公元前485年（句践十三年，夫差元年），越王句践派大夫文种去吴国谎称饥荒，请求借粮。吴王夫差信以为真，给“粟万石”。第二年，句践“拣择精粟”如数偿还。吴王见“越粟”“甚嘉”，逐作为种籽让国民下种，结果颗粒无收，“吴民大饥”。 原来这是一批经过蒸熟处理的粮食。这就是历史上越国“灭吴九术”之一的“贵籴粟槀，以空其邦”（《吴越春秋》卷九《句践阴谋外传》）。但当年这万石粮食的往返运输，想必是“吴以达粮”的“百尺渎”发挥了作用。此外，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过一条运河叫邗沟。邗沟南起长江北岸今江苏扬州，北至淮安。邗沟的南端与吴都以北运河“奏广陵”竟同处一地。又，春秋越国的范蠡在钱塘江东岸建过一个固陵城。“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敦兵城也，其陵固可守，故谓之固陵”。（《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越国在钱塘江东岸有港口数个，范蠡却选择在固陵（六朝时改名西陵，五代改名西兴）。固陵与之隔江相望的是百尺浦。夫差和范蠡的选择肯定有其理由，运河的存在应该是重要理由之一。
由上可见，江南运河实乃发端于春秋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