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浙苏
2014年11月作者（右二)在庆安会馆接待来访日本学者
现在很难界定日本民族是否发源于汉原始越人，但原始越民以水文化为特质的民俗文化，带来水稻农耕技术及金属文明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开辟日本民俗文化的新纪元是毫无疑问的。日本文化史上将由此开创的新的文化时期称为弥生时代，以与原始绳纹时代相区别。虽然我们不能断然说日本民俗文化起源就是我国古越文化，每个国家的民俗文化形成都有自己独特的因素，受地理环境诸方面制约，但日本作为中国近邻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受汉文化，特别是沿海古越民水文化的影响是势所必然的。
一、 同源同宗难说，受汉族古越民水文化浸润同化亦可肯定
“弥生”一词与日本1884年东京都本乡区向冈（现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考古发现的壶状陶器有关。这些陶器与以往绳纹陶器风格迥异，被日本史学界称为“弥生”陶器推而广之，使用这类陶器的日本倭人也被命名为弥生人。关于“倭人”这一称谓，我国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汉书·地理志下》“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文中所述乐浪，指西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设在朝鲜半岛北部的殖民地四郡（乐浪、临屯、玄菟和真蕃）之一的乐浪郡，可见此时倭人已在日本立国。在一般论倭族的著作中，通常认为古倭人与古越人系同一祖先，其文化渊源至关重要的一点便是被确认为稻作文化。
一般认为：古水稻种植地（扬子江）流域以南（包括长江源头的云南贵州等地的湖畔地区），是汉民族江河、海洋文明（即古越文化）的发源地，其衍生与发展以稻作文明与舟楫文明为基础的水文化，区别于华夏民族黄河流域的黄土文明，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程。原始越人生存习惯把保护炊饮之火免受水害、并在江河、海洋获取食物视作生活中的大事，因此，他们将炉子置于高架上生火做饭、驾舟作业从事渔猎，补充食物营养的不足。中国文献中被称为“干栏”式的高架住居样式，与古越民水稻农耕、从事渔猎这一生产方式有关。在高架式住居的母屋上，附有作为晒场与晾鱼干的露台，由母屋和露台共同构成居住环境，成为古越人显著的建筑文化特征。史书记载：我国江南与日本之间，自古就有一条海上通途，两地素有民间往来，有关史书中都提及日本倭人来源于“太伯后裔说”及“徐福东渡说”：
太伯，一作泰伯，即古公禀父（周太卫）长子，因礼让天下于三弟季历，为父王采药，远避在荆蛮，断发文身，教化土人，自立国号为“句吴”，据地长江下游一带，建都吴中（今江苏苏州市），后被越王勾践所灭。据司马光《资治通鉴》载：句吴亡国后，吴人支庶四散，一部分跨海东徙，故史载日本倭人自云太伯后裔。
徐福，秦之齐鲁方士。史书中记载秦汉之际，中日历史上出现一次空前的民族迁徙浪潮，大批汉族移民入海东求乐土，其代表性的就是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东渡采药集团。徐福东渡遗址，不仅散布在中国东南沿海各处，而且密布在日本列岛西南海岸。这些汉原始先民的迁徙，必然将他们的风俗习惯及其稻作、舟楫文化带到日本，以至在日本形成倭人汉文化群落。所谓日本的弥生文化，就是古汉人迁徙民俗的集中反映。
二、氏族原始图腾崇拜，呈现出东方江河、海洋文明的曙光
民俗是一个民族文化反映的折光。在春秋及秦汉时期东渡移民中，善操舟楫的古越人无疑是人数众多的一支，因此，古越文化在日本民俗中也最为详尽反映出来，直至成为日本民俗文化的活水源头。
两国间民俗文化的类同，首推氏族图腾。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一块瑰宝，距今七千年的河姆渡发掘出古越人的图腾是：一对长有利啄长尾昂首振翅的巨鸟，从两边拱护着一轮光焰熊熊的太阳，博击升腾，运行苍穹。这是原始越人对太阳神的崇拜，在人类生产力低下、科学尚没至今发达的蒙眛时代，他们确认自己是鸟的后裔，享受着太阳神明佑护。这种人类的原始图腾崇拜，同样浸润在日本民族的图腾信俗中。美国学者乔纳森·哈斯说：古代文化图腾“有些模式，可望由考古学家们在考古发现中得出，有些模式则不能。一般说来，他们越是研究人类文化高层的较高层次，即从基础到一般结构，再到上层建筑……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人类的氏族群体，对图腾崇拜的追求模式，在于氏族信仰习俗的接近以及生活习性的形成。
《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汤谷上有一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鸟。”古越原始先民对鸟的崇拜，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海边，靠种稻捕鱼为生，一旦发生海蚀潮浸，其他猛兽均不得脱，唯鸟则翱翔于天穹，不畏潮汐。因此，古越人把鸟认准是他们的祖先，是古越人生活习俗与中原先民崇敬其他动物，如龙、虎、麒麟等动物的区别。此鸟图腾崇拜，作为氏族的文化象征，几乎贯穿越人群落的古今。至今沿海渔人中，还有人确信太阳是在海里被大鹏鸟驮载上来的，以示教后代。无独有偶的是，日本弥生文化中的倭人，同样把鸟作为崇拜物。在日本奈良县佐味田宝冢古墓里出土的三世纪末的“家屋文镜”中绘有4座屋宇，其中田屋高耸千木，屋背都置有鸟形饰物，证明日本倭人图腾的信仰趋向。同样，在日本现存最古老的高架建筑实物中，也有鸟形饰物。以大坂和泉市池上遗址为代表的许多出土文物中，同样留有日本弥生时代中后期的木刻鸟形饰物，而被日本史学家传为神主居的“鸟居”，更是把鸟作为祖先祀奉。这些说明了古日本倭人鸟图腾风俗的普及性。至今日本许多村寨和各家户大门，还都把鸟作为吉祥物崇敬。至于太阳神，则是日本民族国民性的象征，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是“日出之国”与“日不落国”，作为民族精神为之宏扬……
这种汉族古越民与日本原始先民在信仰图腾崇拜上的相通，是东方原始江河、海洋文明中稻作、舟楫文化的延续，决不是一种偶然的文化习俗现象。
三、两国先民文化习俗相同，在饮食与服饰上留下的遗风
以古越先民为主体的我国原始江河、海洋文明，发源于长江中下游南岸的平原沼泽地区，其精髓是稻作文化与舟楫文化。因此，他们的信仰和习俗，建筑在稻作与舟楫文化的基础上。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的状态下，农业生产成为古越人赖以发展的社会基础，渔猎退而次之。水稻的大面积种植，对满足古越人生存需求，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据史书记载与考古发现，越人种植水稻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越族先民就开始人工栽培水稻，特别在今姚江、钱塘江与太湖流域，水稻种植达到一定的水平，在距今6000—7000年左右的河姆渡和马家浜文化遗址中，人工栽培水稻的现象十分普遍，在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就发现约400平方米稻谷、稻草与稻壳堆积，其厚度从10—20厘米到70—80厘米不等，这是谷物腐朽和长期自然下沉的结果。我国古文献关于越人种植水稻的记载也不乏其例，《逸周书·职方氏》云：扬州“其谷宜稻”。《国语·越语》载：“吴稻蟹不遗种”。“勾践载稻与脂于舟以行”。《史记·货殖列传》亦载：“楚越之地，饭稻羹鱼。”这儿值得注意的是“羹鱼”二字，这在河姆渡遗址出现的墓葬鱼骨遗存中，也可说明当时社会稻谷的普及和以鱼佐餐习俗的沿袭。
这种古越人的稻作文化与舟楫（除渔猎外，亦可作交通运输工具）文化，同样影响了日本原始先民，成为倭人的主要生活方式。《日本大百科全书》（小学馆，1986年版）中对大米的解释：“有传承称，米系神圣之物，由神农同弘法大师赐予。”是“狐狸从中国偷来一把稻穗，将其藏在竹筒中带回日本。”这里即承认稻米是中国原产，还详细地说明由汉民族的神农与弘法大师赐予，而且充满了感激之情。日本民俗大师柳田国男在他所著《海上之路》中写道：“构成民族核心的是种稻。西南各岛的传说，都说到稻米是从外国传来的。”
日本植稻，最早也可追溯到弥生式土器时代，在冈山总社市的南沟手遗址中出土的土器残片中，有稻粒的压痕，时间是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日本稻米育种研究专家安藤广太郎说：“弥生式土器时代，即公元前一世纪左右，是中国长江以南的人，把种稻技术带到日本北九洲。”由此可见，日本民族自那时候起，就像汉族的古越民一样，以稻米为主食，鱼羹辅之，而且从未改变过。如今就连日本北海道最严寒的地区，都能种植水稻，由此产生东方原始江河、海洋文明的核心——稻作文化，可说稻米是日本民族之魂。在日本人的礼仪中，特别是人生的三大关键时刻，都不能缺少大米饭。新生儿诞生用来供产神，结婚终生大事时供婚神，生命临终时供死神。日本人称为人生三度，每一度都须大米饭伺候神灵。日本人制作稻米食品，称之为寿司；其读音来源于古越人用鱼与米制成的食品“鮓”，其寿司连读与“鮓”同音。今日日本吴西地区，仍有不少寿司店沿用汉字“鮓”作为店名。日本学者远藤元男、谷口歌子合著《饮食》一书中认为：“人类祖先把鱼与饭混在一起，加盐放在温度较高的地方，使其发酵，分解出葡萄糖，并使鱼肉蛋白分解，生成氨基酸，这是一种发明”。中国在汉代早有寿司，江南越地尤盛，后在元代蒙古兵铁骑残踏中原、加之明末清兵入关后异族同化，渐趋消亡，但至今民间尚存，瓯、闽两地鱼肉鲊与台湾、云南、贵州仍有所见。
由稻米为主食、鱼羹辅之的两国饮食文化习俗，明显地体现在菜肴烹调料理的类同。古代越人除从事水稻种植外，大量捕捞鱼鳖蛇以及其他的水生动物，作为食物的来源补充。文献记载：“东越海蛤，瓯人蝉蛇。蝉蛭顺食之羹，于越纳，姑妹珍，且瓯文蜃，共人玄贝。”这里的东越，瓯人、姑妹、且瓯，共人，都是居住在东南沿海的古越人，他们把蛤，文蜃，蝉蛇和玄贝，视为顺食之羹，而且能生吃，与中原殷商文化习俗大不相同。日本是个岛国，四面环海，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域环境一样，有得天独厚的取之不尽的江河、海洋资源。日本倭人同样自古喜食河鱼海鲜，生鱼片在日文中被写作刺身。在日本江户时代以前，生鱼片主要用鲖鱼、蝶鱼、鲈鱼制成，朝野贵贱普遍食用。日本学术界比较普遍的一种说法，这种吃生鱼片的习俗，来自中国浙江、福建、广东一带的古越人，且由来已久。与吃生鱼片一样，豆腐是中日两国人民喜食的菜肴之一，历史非常悠久，相传豆腐的发明者是汉高祖孙淮南王刘安，并由宫廷私厨，推向民居坊间得以普及。但豆腐，同样是从我国传入日本的，史书载明在日本的奈良时代，由渡海至越地的日僧传入。豆腐在日本称为白璧，18世纪后描写此物之书不断在日本走俏，并得以推广，如《豆腐百珍》等。
另外，如酱和酱油在菜肴中的使用，新春吃粘糕，使用筷子等习俗，两国先民简直同出一源。特别是饮茶文化，中日两国更是融会贯通。中国《茶经》中称茶为南方嘉木，在2000年以前就开始栽培并饮用，形成中国饮茶文化。约在1200年前传入日本，又成为日本人喜爱的饮料，并发展为以后的茶道。日本茶道以沏茶，品茶为手段，用以联络感情，陶冶情操，是富有艺术性、礼节性的一项活动。追根溯源，此茶道程序同样源于中国的饮茶技艺，是不同于民间饮茶、用于贵族礼仪习俗的演化。在中国唐代的坊间乐坛，就有类如今日本一样的茶道。1990年3月在陕西法门寺发现一套鸿爪纹茶槽子、团花纹碾子和飞天仙鹤纹壶门茶罗子，均为鎏金茶具。此套茶具的发现，说明我国古代就有把茶叶碾碎、筛细、再用水调后饮用的习俗。当然，今日本的茶道创造性发展了我国的茶文化，但就其本质来说，仍与古越民所沿袭的饮食习俗一脉相承。
古越先民的以稻作文化，舟楫文化为核心内涵的东方原始江河、海洋文化，不仅形成特有的饮食习俗，还产生了有特色的服饰习俗。《魏志·倭人传》称古越地“男子无大小，皆鲸面文身……”、“夏后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今倭水人好沉没捕鱼蛤，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这里的倭人，即为古越人。值得一提的是古越人的文身，即用荆刺或针等利器，在人体皮肤上刺出一个个小点，连结成图案或自然物形状，然后染上颜色或不染颜色。是古越氏族早期阶段中存在的一种风习，也是人体装饰古老的形式，以体现自己的个性，可称人类最古老的服饰，既有服装的功能，又起妆饰的作用。古人文身，广泛分布在今吴越地区、云南及其他东南亚地区。日本大林太良教授认为：日本倭人文身源于吴越，特别是江南地区。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生活习俗有关。古弥生时期的日本人，身纹大都仿效越人，图其吉祥并传之后世。
中日两国的衣饰习俗，特别是妇女服饰中的纽与带，两者作用相同，系法与文化含义却不同。日本妇女穿和服时，背部都要缠上一个看来即像小背包，又像汉族妇女背小孩包袱似的东西，日本人古称为带。用带系身，不使和服松展，象我国古代裙装一样，显示出女性体形的自然美，同时也为了装饰。但从民俗学角度讲，“纽”出于古越文化中“带”所代表的禁忌含义。据日本民俗学家樋口清之考证：古代日本“纽”与“带”的系法，与代表的文化含义各不相同。纽，初即圣表，代表神圣，使人与神结合一起，“纽”始在衣内，起“带”的作用，至镰仓时代后，和服才改纽为带，即为腰带。日本女子腰带在背后打有不同的花结，其象征不同的意义，表达古倭人的信仰与祝愿。此概念同样自我国古越民。越人稻作文化另一重要特点，则体现在妇女服饰的改进，约在公元二千前，沿海古越氏族已有很发达的葛麻纺织业。文献记载“于（千）越生葛絺。”有史书说：“越人开辟葛山，使越女织纺葛布。”1978年我国福建崇安、武夷山白岩，清理了一座被认为古越人的船形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麻、苎麻、丝和木棉等纺织品。同期在江西贵溪发掘的春秋之际越人古墓，同样出土了大量纺织品，包括麻布、绢、印花织物和纺织器材，展示出古越人独特的审美情趣与文化趋向，服饰的色彩、质地、款式和对鬼神巫术迷信观念附会，都被日本民族有批判性地接受，不仅款式风格、式样，特别是颜色，使之两国服饰习俗上趋之类同。如日本历史上曾分别用桔黄色、深红色、青色、紫色为皇太子、太上皇、天皇和亲王的礼服，并限制他人使用。在日本高松冢古坟壁画上，除有古越人衣饰（日本人称之为唐装）男子和女子画像外，还分别描有四方守护神的青龙、朱雀、白虎、玄武（黑色）饰样，其中就有“纽”，作为驱逐鬼魅冒犯、保护女性平安的文化象征。直至今天，在日本的一些地方穿和服时，非隆重仪式一般不选用白色与红色，白色代表神圣，红色象征魔力。有些和服的图样，更受到汉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如绘有日月星辰，龙凤虎猿，官服如云鹤、波涛、菱、桐、蔓草，借鉴了我国汉民族官服图案。清黄遵宪《日本国志·工艺志》称：“缩面（绉纱）者，引之则放，放之则缩，多为柳丝、梅点、竹竿、桃叶、清丽宜人。”
由此可见，日本服饰习俗受我国古越民水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代表瑞兆想象中动物，如龙、麒麟、凤凰的图案，大量地出现在日本各时期的朝廷礼服及妇女服饰上。甚至连其寿衣，多用绸料、即“稠子”（子孙兴旺），而少有缎料，即“断子”（断子绝孙）。让死者朝北安放枕头，蒙三角巾或纸，谓之“天冠”。日本寿衣，一般均用白色，由其近亲女性缝制，缝时不用针，绵线不系扣打结。穿衣时，要左向拢襟等等习俗，实与古越族同出一宗。虽然年代久远，两国服饰各有创新与改进，但就其习俗喜好，文化潜质仍非常相似，折射出古越民水文化的余辉。
四、古越人的稻作文化，显著特点在“干栏”建筑形式上。
古越人与古殷商、周人文化习俗不同，另一显著特点，则体现在住宅独特的建筑风格上。这种建筑风格，后来延衍在我国历代的建筑业中，成为中华民族建筑文化的瑰宝。有文献记载：“南人巢居，北溯穴居，避寒暑也。”所谓南人，即古越人。所谓“巢居”，如现代江南山区居民那样，栖住在一种木结构双层楼房里，楼上住人，楼下圈畜，故名楼居，其结构多为“干栏”式建筑。其特点有三：一是底部悬空，二是正背两头翘起，并长于屋檐，三是屋顶的结构作两面坡式。此“干栏”式建筑，古越人早在6000—7000年前已普遍采用。如浙江余姚河姆渡、吴兴的钱江漾、与杭州水田畈新石器遗址中，皆有其遗存发现。
古越人为何筑此“干栏”？前文已简要言及，原因是江南沿海一带，江河湖泊交叉，水田阡陌，多系湿地沼泽，实为地理环境所致。据河姆渡遗址文化研究专家陈忠来先生认为：“越地临海，多潮浸，又多雨水，地气湿润，故作干栏”。成为东方原始江河海洋文化中，民族建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现在许多地方，都在组织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民居遗产，是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此干栏式建筑，在秦汉时就流传到了日本。弥生时代的日本倭人，其民居建筑基本模仿古越人“干栏”的形状，采用高架式建筑风格，附有与母屋相连接的露台，以晾晒谷物，储存干鱼，在高架式居住的山墙上，架设干木（即山墙外两椽木背处交叉高耸出外），上或绘或挂民俗图腾鸟形饰物。奈良县佐味田出土的古倭人“干栏”遗存，则是当时日本民居的写照。在新宫熊野川传说中的徐福登陆点，至今还保存着古越人的干栏式建筑，作为两国先民文化与经济交往的佐证。中日两国的古代建筑，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艺术上，都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后世的日本建筑民俗，基本都承袭了这种“干栏”风格。早在日本大和时代雄略七年（463年），倭国讨伐新罗，得胜还师时“携虏百工”，为其建筑皇宫。这批所虏的百工中，就有来自两汉的技工欢因，知利，与吴越来的兄媛、弟媛。日本推古时期，圣德太子为了弘扬佛教，又从朝鲜半岛招进大批掌握先进建筑工艺的汉族、朝鲜匠人。及至推古末期，日本已建寺院40座，所用大多为“干栏”建筑。奈良和平安时代，日本更是积极引进唐代建筑技术，尤其是佛教禅宗传入日本后，禅寺的建筑风格，多采用中国式左右对称布局，在中心线上建三门、佛殿、法堂、从三门两侧引出回廊，连接僧及侣日常入禅的禅堂，回廊的侧前方，则是东司（厕所和浴室）。天平胜宝六年（754年），唐代高僧鉴真六次东渡，成功到达日本后筑坛授戒，建著名唐招提寺；直至明、清期间，两国僧人互有往来，在日本宫廷和佛寺建筑上，有意与无意地吸收了大量的中国风格，与早期古越人带到日本的文化习俗一样，形成后世日本民族的建筑风格。
古越民水文化对日本习俗产生的影响还很多，如吉庆习俗，丧葬习俗，产育婚嫁习俗，节令、娱乐习俗等。民族、民间民俗文化相互浸润，以及包容发展的特点，就其本质上说，在于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得以共同发展以促进世界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日两国民俗文化，就是在二千年来相互交流中获得到发展的。古越文化对日本民俗文化的影响，说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由来已久，得益于两国人文地理相似及气候、生产状态的接近。民俗是民族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是人类共同生活中普遍具有代代相传的社会现象。它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种沉淀，是构成民族文化发展的原动力。研究古越民水文化对日本民俗的影响，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日本历史和现状，促进两国人民、民间相互了解，为世界民族、民间民俗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作者系宁波市文保所文博研究员）
参考书目：
《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中日文化交流大系》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姆渡文化探原》团结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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