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明
知青，总爱把当年插队的地方称为第二故乡。我的第二故乡在现今的宁波江北与余姚接壤的一个小村庄。听说村庄正在拆迁之中，不久将成为江北的高科技园区了。于是我特地赶去，作了一次“告别”之旅。
许是“近乡情怯”吧，踏上这块生活了八年的土地，当年的许多情景，瞬时涌上了我脑海。
四十六年前，我从上海来到这个小村庄插队落户。这里喧嚣而宁静。说它喧嚣，因为村庄紧邻萧甬铁路线，每天十几趟火车呼啸而过，有那种绿色车皮的老式载客列车，有载满货物的沉重的棚车。每当列车飞驶而过，大地和房子都要抖一抖。刚下乡的那阵子，半夜呼啸而过的火车声，扰得我睡不好觉。而村民们却习以为常了，听不到隆隆的声音，反而睡不安稳。那时村里几十户人家、百来口人，没有一块手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出工收工全凭生产队长一声吆喝。于是那每天定时飞驰而过的几班旅客列车，就成了游走于大地的“时针”。
除了火车声外，其实小村是一个静谧而优美的地方。村庄依山傍水，南边流淌着一条宽阔的“慈江”，江水碧波荡漾；对岸是起伏的青山。当时，慈江上辟有一条从宁波开往余姚的航线，航船在小村停靠。清晨，航船抵达的汽笛声，公鸡的啼叫声，交杂在冉冉升起的炊烟里，农家便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慈江是村民的母亲河、生存河，全村人的吃、用、灌溉庄稼和摇船售粮都靠它。村民沿着通往江边的石板小路，挑回一担担江水，倒入家里的大水缸，放一点明矾，水就清澈见底了。
“ 双夏”时节，骄阳似火，种田割稻，挑担晒谷，劳动强度特别大。每当夕阳西下，劳累了一天的人们跳入江中，痛快地洗个澡，也洗去了一天的疲劳。
在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物质极度贫乏，农民的精神生活也十分空虚。天黑以后我们大多聚集在队长家的屋子里，围着一盏煤油灯“讲大道”。队长往往会拉起二胡，唱几句宁波滩簧，或“四明南词”。大黄狗静静地躺卧在他脚边，孩子们奔来跑去地玩耍。当队长的老婆手扎一个稻草圈，把它套在灶头旁灰甏里的一只小罐上时，说明夜已深了，大家方陆续离开。
那时候，每家每户的灶头旁都有一只灰甏。扎一个稻草圈，把它套在一只放着米和水的小罐上，睡觉前从灶堂里铲出几锹还闪着点点火星的稻草灰，密密地围在稻草圈的四周，第二天早晨起来就能吃上一罐热粥了。
冬日里本应是农村的休闲季节。但在当年“农业学大寨”号召下，冬闲不闲，平坟滩，扩农田，掏河泥，修田塍，做机耕路……实在没活干了，队长会带领大家去削田塍上的草，连泥带草地堆在一起，烧“焦泥灰”，开春了做肥料。还记得我们三五结队，去十多里路外的慈城镇掏“灶缸灰”，拉回来做肥料。
夏秋两季稻的插秧、收割，是乡间最忙碌的时候。夜将临，在田里辛勤劳作了一天的男人们往往会在自家门口放一张小桌，炒一碗黄豆，或蒸一点咸鱼，吱上几口自家酿的白酒水，那是最惬意的享受了。女人们还在灶头上煮猪食，猪圈里那头嗷嗷待喂的家猪，可是全家人过年的希望。
那时候，农民虽然贫穷，但人心没有现在浮躁，心态可以说是安逸、平淡。“种田割稻，哄人到老”，是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就在我沉浸在回忆里的时候，不知不觉小村到了。满眼望去，断墙残壁，瓦砾飞沙，记忆中的老屋、水缸、小巷、石板路不见了；当年，推窗就能见到的绿田、小河、青山没有了。村子的中间被一条突兀而起的“高铁”斜穿而过，高大的水泥柱墩架起的高铁线，如横空出世般地把大片农田一分为二。村民们大都搬到镇上去居住了，或是买房，或是租房。村子里游转着“古董商”，石窗、石墩、青石板、大水缸……凡稍带一点“古”味的都卖了，剩下就是卖砖头。路边码放着一堆整齐的青砖，等着车来拉走。
只有慈江的水还是那么静静地流淌着，那个河埠头依然在，一老妇在石板上搓洗着一条“渔网”。虽然搬进了镇上的新村高楼，村庄变成了街道，农民成了居民，但村民依赖着这片土地，难舍长期来的生活习惯。趁着小村还未全部拆迁完毕，一些村民依然在原来的自留地上种菜栽瓜，在“高铁”下面的空地里下种播秧，在江水里洗涤衣物……
有道是故土难离，面对城市化的诱惑，农民的心态实是无奈且矛盾的。世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村民，曾经的邻舍隔壁，今后相遇，或是在小区的楼道里，或是在城市的大街上。后代子孙更不知何方是故土了。
建设的大潮中，怎样留住村落文化？怎样寻找到农民矛盾情感的支撑点呢？这样一想，我不免有一番惆怅。
别了，即将消逝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