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心寺与《牡丹灯记》传奇
宁波的月湖，形成于唐太宗贞观十年。宽处似满月，狭处似眉月，故称月湖。在北宋初期，月湖中心湖心岛上已建有“寿圣院”。北宋元丰二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上任明州太守时，写过《游寿圣院》：“一峰潇洒背城阴，碧瓦新堂布地金。落花禅衣松砌冷，日临经帙纸窗深。幽栖鸟得林中乐，燕坐人存世外心。应似白莲香火社，不妨篮举客追寻。”可见当时湖心岛已成为文人墨客寻幽修心之地。
湖心岛上“寿圣院”之名由皇帝敕赐，城里人称为“湖心寺”。《宋宝庆四明志》中，曾名“湖心广福院”。据记载，南宋建炎四年，金兵破明州，闯入月湖湖心寺，寺僧元肇端坐佛殿不动声色。金兵强行将他和其他和尚掳到北方去建寺，在过镇江时元肇投江而死。而这座湖心寺在金兵焚烧大半个明州城时，竟意外地毫发未损。乾道初年，住在湖边的尚书袁章，他的两个女儿带发在寺庵内修行，捐出嫁奁田340亩，建廊340间。当时又有住在湖东菊花洲的丞相史浩、住在湖西芙蓉洲的丞相史弥远及皇族赵伯圭等捐助，于是湖心寺增建十洲阁、澄辉阁，尚书蒋宗简又在湖心寺内办了书院。
1276年元军破临安，然后铁骑东进，明州（当时称庆元）又一次遭元军烧杀抢掠。此后，在元至正八年，台州黄岩方国珍聚众抗元，攻入庆元府后自立为王。
到了1359年，朱元璋反元军直逼江南，又迫使方国珍向朱元璋送去大量金银财宝。元代灭亡后方国珍归降明朝。此时钱塘文士瞿佑客居于月湖之东，写下了以月湖湖心寺及周边发生的故事为素材的名著《牡丹灯记》。
《牡丹灯记》的故事
瞿佑，字宗吉，号存斋，钱塘（杭州）人，历任仁和、临安、宜阳训导，少有诗名，晚年因诗蒙祸，谪戍边十年。《牡丹灯记》最早刻刊于明洪武十一年，由于瞿佑客居于月湖东岸，故对月湖周边民情了如指掌。他的《牡丹灯记》故事的开头写道：
方氏之据浙东也，每岁元夕，于明州张灯五夜，倾城士女，皆得纵观。至正庚子之岁，有乔生者，居镇明岭下，初丧其偶，鳏居无聊，不复出游，但倚门伫立而已。十五夜，三更尽，游人渐稀，见一丫鬟，挑双头牡丹灯前导，一美人随后，约年十七八，红裙翠袖，婷婷嫋嫋，迤逦投西而去。生于月下视之，韶颜稚齿，真国色也。神魂飘荡，不能自抑，乃尾之而去，或先之，或后之。行数十步，女忽回顾而微哂曰：“初无桑中之其，乃有月下之遇，似非偶然也。”生即趋前揖之曰：“敝居咫尺，佳人可能回顾否？”女无难意，即呼丫鬟曰：“金莲，可挑灯同往也。”于是金莲复回。生与女携手至家，极其欢昵，自以为巫山洛浦之遇，不是过也。生问其姓名居址，女曰：“姓符，丽卿其字，漱芳其名，故奉化州判女也。先人既殁，家事零替，既无弟兄，仍鲜族党，止妾一身，遂与金莲侨居湖西耳。”生留之宿，态度妖妍，词气婉媚，低帏昵枕，甚极欢爱。天明，辞别而去，暮则又至。如是者将半月，邻翁疑焉，穴壁窥之，则见一粉骷髅与生并坐于灯下，大骇。
看到这里，我们可能会想起《聊斋》“画皮”的故事。然而乔生的故事比“画皮”要早300年左右。乔生与奉化州判之女幽会，被邻翁看在眼里。第二天，邻翁告知乔生，乔生自感心虚。黄昏时，乔生独自从镇明岭下经过月湖桥，到了湖心寺，打听附近是否有奉化州判之女，众人都说不知。乔生与寺僧转了几个廊，在尽头一个暗室之中发现了棺材一口，贴着的白纸上写“故奉化符州判女丽卿之柩”。棺材前悬有一盏双头牡丹灯笼……。乔生吓得毛发倒竖，连忙逃出湖心寺，不敢回家，借宿于老翁家中。第二天老翁告诉他，过镇明岭去玄妙观找魏道士，乔生见了魏道士，取来符咒贴在门上，果然一连数天相安无事。
一个月之后，乔生要往湖西芙蓉洲的衮绣桥拜访旧友，友人留他喝酒，酒后他忘记魏道士告诫，竟舍近求远，又走到湖心寺。
《牡丹灯记》中继续写道：“将及寺门，则见金莲迎拜于前曰：‘娘子久待，何一向薄情如是！’遂与生俱入西廊，直抵室中。女宛然在坐，数之曰：‘妾与君素非相识，偶于灯下一见，感君之意，遂以全体事君，暮往朝来，于君不薄。奈何信妖道士之言，遽生疑惑，便欲永绝？薄幸如是，妾恨君深矣！今幸得见，岂能相舍？’即握生手，至柩前，柩忽自开，拥之同入，随即闭矣，生遂死于柩中……。”
数日后，邻翁发现乔生未归，寻至湖心寺，见乔生衣角露在棺外，开棺一看乔生已死。寺僧告之邻翁，此女死时年17岁，父母都逃难离散12年了。众人将棺移葬鄞西。日后，每当云阴月黑之夜，有人常见乔生携丽卿同行，金莲持双头牡丹灯笼前导，遇见者得病，故夜深人静，行人更不敢靠近湖心寺。
《牡丹灯记》全文2300字，语意简练，词藻精丽，读来琅琅上口一气呵成。
全祖望的《牡丹灯记》和《乔生月夜遇妖》
瞿佐写的《牡丹灯记》，洪武三十年首次刊刻，在宁波广为传诵。
到了明末清初，甬上著名史学家全祖望生于湖西。他不仅自幼多次听到牡丹灯的故事，而且曾看到过瞿佑的《牡丹灯记》。他写的《双湖竹枝词》中道：“初元夹岸丽人行，莫是袁家女饭僧。若到更深休恋恋，湖心怕遇牡丹灯。”然而诗中提到的“袁家女”，即南宋袁尚书的两个女儿，该是符丽卿和金莲的原型吧。到了徐兆昺撰编《四明谈助》，正式收录了瞿佑《牡丹灯记》，题为《乔生月夜遇妖》，全部文字660个，接近于瞿佑原文的四分之一，这篇“缩写”，省去不少细节，读来就没有原著的精丽和丰厚。
朝代更迭，历史变迁，宁波人终于逐步淡忘湖心寺和牡丹灯笼的故事，月湖西岸的官员文士纷纷在此建大宅、筑书楼，乔生和丽卿相遇的长堤逐渐变成了月湖街和偃月街。镇明岭逐渐成为平坡。而魏法师的玄妙观，始建于唐天宝二年，前身是玄宗皇帝下诏各郡建“紫极宫”，遗址在今城内天一广场西北。在元代至元二十九年改名玄妙观，在明清时代玄妙观改称冲虚观，后来仅留下三官殿、玄坛殿与药皇殿相邻。《牡丹灯记》中衮绣桥，原在南宋丞相史弥远相国府北，后来又称缓带桥、水仙庙桥、虹桥，在明清时桥废为偃月街。《牡丹灯记》主要发生地的湖心寺，直到1999年才外迁，殿堂改为月湖会馆。此外，据文保专家洪可尧回忆，在城西西成桥畔镇邪的白塔，在1953年清理坟墓时被拆平。但月湖畔的月湖桥、柳汀双桥等仍都保持原貌，成为留存千古的文化遗存
《牡丹灯记》流传海外
《牡丹灯记》在明洪武三十年初刻之后，永乐十年又有重校刊刻。但在旧时代封建礼制约束之下，《牡丹灯记》似有“粉饰闺情，拈掇艳语”之嫌，遭到封建士大夫的非议，在明正统七年，李时勉等请求朝廷禁毁。然而，在明成化丁亥、清乾隆五十六年、同治十年民间曾有再刻本，但都不全，现仅存明刻残本。
《牡丹灯记》在国内遭遇了冷落，却漂洋过海到了朝鲜和日本。据记载，在日本有庆长、元和期间印刊汉文活字刻本。
最早将《牡丹灯记》在日本刊刻的是京都的禅僧周麟，字景徐，号半隐。在日本天文年间，已由他译成日本文，并在“序”中说明，“由船载来”。
此后《牡丹灯记》的内容也逐渐日本化。如日本的浅开了意，将汉文《牡丹灯记》改写为《牡丹灯笼》。故事大意是，日本天文七年，京都有荻原新丞，年轻丧偶，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晚上见一女童挑牡丹灯笼引导一位不过20岁的美女，然后发生的事情与中国版的内容基本相似，不过全都用日本的习俗和地名。日本的铃木阳一先生，在1996年的《中日文化论丛》中著文说：“现在对一般的日本人来说，中国文言小说的故事内容及作品名称，基本上不太熟悉。虽然如此，有些作品属于例外，尤其《牡丹灯记》这篇短篇小说的故事内容，人们都很熟悉而且很爱好。”
《牡丹灯记》在明代时从宁波传到日本的同时，也传到朝鲜，朝鲜人金时习，将故事编到《金鳖时话》中出版。
在日本江户时代末期，日本著名民间说唱艺术家圆朝，他将这个故事编成像宁波人“说新闻”、“讲武书”那样的民间表演节目，即一个人表演的说唱和演讲。在1883年，圆朝表演时增添了仿木屐的吱嘎声，使更多的日本人奔走相告，百听（看）而不厌。
进入20世纪之后，日本的《牡丹灯笼》由福田樱知和歌舞伎大师三代河作好几次改编为电影、歌舞伎和电视剧，由圆朝创演的木屐脚步声和女鬼的可爱形象打动了屏幕前的无数日本观众。圆朝表演的《牡丹灯笼》后来又再次出版为速记读物，并在报刊上连载。
《牡丹灯记》在中国重新显山露水的是在进入民国之后。1917年，中国书商董康诵芬室曾据日本藏本予以翻刻。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周楞伽据董氏刻本排印校注本。1981年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据1957年版重印。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牡丹灯记》的白话译本。浙江大学著名教授马兴国先生认为：“《牡丹灯记》上承唐宋传奇之余绪，下开《聊斋志异》的先河，在中国传奇小说发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它东传日本后，对日本传奇文学的发展，亦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97年和1998年，日本神奈川立正大学教授小山一成先生两次到宁波。为他在教学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小说史中提到的有关“湖心寺牡丹灯笼”寻找史料。
2000年9月，日本横滨的内山先生父子又到月湖周边考察《牡丹灯记》的遗迹。
近年来在调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时，湖心寺和《牡丹灯记》又再次引起专家和学者们的关注。发生在宁波的《牡丹灯记》的故事及其影响，不仅表现在口头文化上，还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学著作、戏曲演唱以及故事传承地的历史文化遗存，而它的影响又涉及中国文化史和海外文化交流史。因此《牡丹灯记》及其广泛的文化传承和保护，有待于更多的热心人和文化人士的广泛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