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专事历史，赵柏田也没有忘了小说。“读中国史最好的方法是从读小说入手”是他的私人阅读经验。“比如说《金瓶梅》，写西门庆这样一个政商两界都很吃得开的人物，他的居室如何布置，他如何做生意，与人喝酒，他对待女性、对待性爱的态度什么样的，这些肯定是今天的读者最感兴趣的，也是保存得最原汁原味没有矫饰的明朝历史。”
本着这种小说精神进行历史叙事，很多人给予赵柏田历史写作风格的评价是“小说笔法，散文笔调”，但他自己却深感这种评价中存在着误解。他认为“历史叙事”是一个涵义很广的词——历史研究、大众史学著述、以历史为写作资源的虚构和非虚构写作，都包括在内。结合他本非学院中人的身份，第三种历史叙事与他更为契合。
同时，“小说笔法，散文笔调”，赵柏田把这种评价理解成表扬他的文字生动，而不是贬斥“小说家言”之意。他认为自己走的是气息纯正的历史写作路子，“文章要写得生动好看，这是写作者的本分啊。”
历史要写得生动好看，必然会加入大量想象，然而历史叙事终要以史实为准绳，那么如何去把握想象力在历史叙事中的边界？赵柏田新作《南华录》，涉及大量江南士人生活点滴，日常交往，不乏惊人的细节，如《古物的精灵》一篇写晚明收藏名家董其昌，于万历四十四年经历家中大火，千百民众点火烧房，“人人脸上都跃动着梦幻般的火光和施暴的快意”；《感官世界》中自称“纨绔子弟”的张岱在崇祯二年中秋夜，在金山寺大殿一手炮制的“金山夜戏”，说到一行人进入大殿时，“一路但见林间漏下的月光落在地上，疏疏如残雪一般”，细致入微的人物表情和景色描绘让人如临其境。对于这些现场感颇强的历史叙事，赵柏田认为这是用想象力填补历史空白的一种平衡，“我必须看到他们，嗅到他们，最好能触摸到他们”。
他用了一个武侠定义来描述这种平衡：武侠小说里，说一个人武功高超，就说他打通了任督二脉。而历史写作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纪实与虚构，这是历史写作的任督二脉。赵柏田认为探讨历史写作是否能用虚构的想象力这是个伪问题，“哪有不虚构的写作？鸿门宴里，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司马迁并不在场，写得如同亲见，不虚构靠什么？再说《南华录》里写到那场烧掉董其昌宅子的大火，事件的经过，民众的共同犯恶，甚至最后受到惩处的生员名单，你都可以在一本叫《手抄董宦事实》的小册子里丝毫不差地找到，但有一些东西，事实之外的东西，你是找不到的，你只能去感受。”
这么说着，赵柏田又觉得身为历史写作者的自己，有点像个炼金术士，拿着一个坩埚，像马尔克斯笔下的奥雷良诺上校那样炼制着小金鱼。他要掌握好配方和火候，才不至于炼出的是一块焦炭。到底是纪实多一点，还是虚构多一点，事实和想象力各占多少比重，每个历史写作者都是握有秘方的。“掌握的方子不一样，炼出的小金鱼也不一样。重要的是，动手前要想好，你要把手上的东西做成一条金鱼，还是别的什么。”
艺术虽然滋养了这些风雅享乐者的生活，却驱不散他们内心那份深沉的苦痛。他们虽把精神寄寓在器物里，向往隐退，生活狂诞，这样的“隐”与“狂”，却全然不是魏晋名士的气度。晚明隐士是两栖的“仕隐”，而狂人则为挣脱名教藩篱而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