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董贻安先生在《重绘中华文化遗产地图》一文中，提出“壮大中华文化遗产国力”的观点，对正在追寻“中国梦”的有志之士来说堪称范文。这是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光大，更是一种维护民族历史的责任。宁波是一座港城，更是一座水城，其水文化发展源远流长，发现、保护以及合理开发水下文物资源，亮出城市综合文化实力，是我们每个市民当仁不让的职责。
重绘中华文化遗产地图
——关于从“文化遗产大资源观”到
“文化遗产发现论”的演绎
董贻安
在人类步人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经济社会的快速推进，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社会建设的进一步加强，社会公共结构的优化，特别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文化遗产事业对我国经济社会贡献力研究等的不断深入，预示着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已经进入到特殊的历史阶段。可以这样认为，一个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具有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范式下正待探索与选择。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战略发展机遇与挑战，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我国遗产事业的现实模式和既定思维，包括如何调整文化政策，保持文化多样性；如何更好地承担起国家责任、国际责任等①，并以充盈鲜活的理论创新与勤勉坚韧的实践精神予以应对。本文试图“文化遗产大资源观”的提出到对“文化遗产发现论”的阐述，进而演绎为“重绘中华文化遗产地图”的命题，并以此作为笔者于近来就我国文化遗产事业新认知的备忘录之一。
一
毋容置疑，就文化遗产而论，首要问题是解决其作为资源形态的深刻认知。自从人类创造文明以来，曾经在地球上留下过蔚为壮观、堪称丰厚又不可数计的文化遗存，但由于已经并将继续会遭受来自自然力、人力（包括战争）等诸因素的干扰与破坏，面临着不断被消失的威胁，加上不可再生的特质，其资源的日益稀缺则势在必行。正因为如此，现存的文化遗产才显得“物以稀为贵”②。因此，对今天的政府和公众来讲，其重要责任之一就是如何想方设法，最大限度地防止文化遗产的破坏与消失。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始终处于不断地被认知之中，发现是永恒的，认知是绝对的，而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类又是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对未知领域始终处于主动状态。毛泽东就曾于20世纪60年代初发表过“人类应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③的著名论断。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囿于传统的思维定势，往往就事论事，以物论物，特别是对文化遗产资源的认知不免带有很大的狭隘性、片面性、主观性和封闭性，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其基本特质，从而对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内涵和外延包容难以科学辨识。本文以为，我国文化遗产资源的外延十分宽泛，包容相当广义，应该而且必须赋予创新认知。一般来讲，中国古代文化遗产资源观是一种“杂资源观”，20世纪80年代前的我国文化遗产资源观是一种“纯资源观”，而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要建立的则是一种“文化遗产大资源观”，即是要以中国本土文化遗产资源为基点，又要站在中华文明对人类已经并将继续会作出卓越贡献的高度上，把对文化遗产的认知领域不断扩大到文化景观、文化线路、文化遗产廊道、文化空间等新视点，把更多的反映人类社会进程的各类文化遗产列入认知之列，建立起多元一体的文化遗产大资源网络，从而构建泱泱大国世界文化遗产资源的框架。也就是说，一是就国内本土而论，文化遗产资源要以文物部门直接管辖的为主，联通到非文物部门管辖的以及民间乃至整个社会拥有的文化遗产；二是就国际外域而论，文化遗产资源要以我国现存的文化遗产为主，与历代中华文明传播、影响到世界各国的遗存相贯通，从而使我国文化遗产资源能够与现存于全球的中华文明遗产资源进行深刻对话，融汇一体。
十分显然，观照“文化遗产大资源观”，则可分为三个层次，从其分布地域讲，包括本地域和外地域（国内、境外、国外）范畴；从其存在形态讲，包括地上、地下和水下，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从其所有形式及管辖范围讲，包括文物部门和行业外，民间及全社会，这样合而通之就组成“三位一体”的我国文化遗产大资源系统。
二
如果说“文化遗产大资源观”的提出为我国发展文化遗产事业开辟了一个思路，提供了一个门径的话，那么，面对文化遗产资源的未知领域，我们应该以超常规的思维方式认真对待。众所周知，由于沧海桑田，时空变迁，加上自然、交通、人为等因素，致使文化遗产存在的状态已不容乐观，加上文献记载、口碑传说等的十分缺乏和明显不足，以至在“文化遗产大资源观”统领下的未知领域究竟还存在多少称得上文化遗产者，迄今仍是雾水一团④。因此，尽可能快、多又好地对于文化遗产的发现则成众望所归，势在必行。当然，对于目前科技保护手段尚存在较大难度的情况下，而仍热心于诸如对帝陵等重大地下遗存的主动发掘等，则不列其中。
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它的价值认知和评估首先在于发现，发现是一切文化遗产认知的前提和基础。正是基于这一点，文化遗产的发现理念正日臻成熟，已逐渐地成为人类一种充满智慧质的理性实践。我国政府对此一直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由国家文物局发起，分别于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在全国范围开展的两次文物大普查，是建国以来中国政府组织的规模最大，投入人力、财力最多，成效十分卓著的寻找国内文物遗存的惊世之举。这是一次全国范围文物家底的大清查、文物资源的大发现和文化遗产的大集聚，包括此后各地相继开展的内容不一、形式多样的文物普查⑤，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登记在册的地上地下不可移动文物40余万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7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000处，地县级文物保护单位60000余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03座、世界遗产30处和博物馆、纪念馆近2200余座，馆藏文物近1200多万件⑥。同样，国际社会对于文化遗产资源的关注与发现也堪称楷模。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率先组织发起的两次其时间长达10年之久，地域横跨亚非欧的“丝绸之路”（包括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在人类最古老和最漫长的路途，穿沙漠、跨戈壁、翻雪山、过草地、涉重洋、渡大江，寻觅当年张骞、甘英、玄奘、法显、郑和、亚力山大、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那些为中西文明交流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先人足迹，发现为数甚众，弥足珍贵的文化遗存，找回人类昨天曾经创造过的辉煌。这些令人感奋不已的寻找文明之举，充分体现国际社会对保护文化遗产的高瞻远瞩和非凡气度，深受许多国家政府和民间组织的积极响应⑦。1999年，国际博物馆协会曾十分明智地把当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主旨确定为“发现的快乐”，足见在保护文化遗产这一宏伟神圣目标下，“英雄们”是何等地“所见略同”。
或许是一种潜质、先验或文化积淀的使然，人们注意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的近10年时间里，对我国文化遗产事业而论，宁波市文物部门曾做了三件很有创新意义的实事。其一是于世纪之交的1998-1999年间组织实施以 “寻找文明”为主旨的第三次文物普查，并以首次发现市域内鄞州区南宋仿木结构石牌坊（现已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填补我国南宋时期牌坊建筑的空白，并以尔后浙江省人民政府在宁波召开全省第三次文物普查现场工作会而圆满告终。宁波市文物部门有远见，有魄力，适时实施跨世纪抢救文化遗产特别行为，把社会有识之士和广大公众的忧虑与希冀，借助“寻找文明”这一有效载体，使“文化遗产发现观”的理念得以应用与实证。其二是1998年下半年成立的国内地方第一家水下考古机构——中国历史博物馆宁波水下考古工作站和承办首届中国水下考古培训班。宁波是我国著名港口城市，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宁波市文物部门充分意识到21世纪是海洋世纪的国际背景所带来的机遇价值。同时，对城市所拥有的文化遗产水域资源具有独特的战略认知，事实正在并将继续证实，水下考古作为21世纪的朝阳项目，不仅对于宁波及其东海海域，而且对于中国及其周边海域将意味着又一“文化遗产国力”之所系。而宁波关于文化遗产的海洋意识和由此引发的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之举，正是体现了其与时俱进、可持续发展和地域文化遗产资源的国际化提升。其三是2003年秋，宁波市文物部门在深思熟虑之后，于国内率先策划“千年海外寻珍”计划，第一次组织由政府官员、专家、新闻记者和市民代表合成组团赴日本、韩国调查、寻访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文化遗存。随着全球范围著名“丝绸之路”（包括陆上和海上）的开辟、延伸，东西方交往始终以双向的方式展开。同样，国家与国家，城市与城市之间的通商贸易与文化交流也不例外。可以这样认知，在现今世纪，当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在其经济社会和文明程度发展到相当程度的时候，它在最大限度地寻找本地域现存的文化遗产同时，必然会对与其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又现存或传播、影响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文化遗产，提出寻访调查的要求和深入研究的构想。步入21世纪之后，这对于一个正在进一步开放中又努力快捷地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宁波来讲，乃是它走向成熟和自觉的重要标志。“千年海外寻珍”，活动的现实价值在于：中华文明的传播与影响曾在世界各国留下过为数甚众的珍贵遗存，当今的中国完全应该而且有足够能力进行寻访，重塑中华文明在和平崛起中的国际形象。
综上所述，由于国际社会、中国政府对于文化遗产发现的不断探索与付诸实践，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宁波市文物部门近10年来的以实践、认知，再实践、再认知的坚持不懈的可贵精神，从而概括、提炼出“文化遗产发现论”的观点。正是因为人们在寻找文化遗产中善于借助发现与认知，又不断地向着认识客体的深度和广度，向着认识主体能力的高水平，向着认识工具的多样性和精确化进步，又以其创造实践和认识为原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文化遗产发现论”其本质是具有原创特征的⑧。
三
在当今国际和平与发展的背景下，对于文化遗产“中国遗产式”的构建与诠释，应该到了指日可待的时候。诚然，本文提及的“文化遗产大资源观”和“文化遗产发现论”仅只是其中若干探索性言论而已，而本文由此进而提出的“重绘中化文化遗产地图”的命题，对于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与走向颇值得深思与关注。
回顾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半个多世纪来的历程，成就斐然，堪称卓著。然泱泱五千年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显赫名声与现今所处地位现状相比，与国际上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国家相比，在理论把握、管理理念、科研水平以及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发掘上，我们尚存不少差距。重绘中华文化遗产地图的命题则以前瞻的思维，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从中华文明多元发生、一元发现的宏大运势中去把握文化遗产的律动信息，充分展示中华文明多元文化遗产观的生机和魅力。致使“文化遗产国力”深人人心，乃至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成为政府的目标与责任。为此，要在“通”和“大”上做足文章。
关于“通”。文化遗产存在一种“对举”关系，就其资源而论，已知资源和未知资源是互为背景的，当研究已知文化遗产资源时，未知资源就处于潜在的背景，相反亦是，彼此存在“显在”和“潜在”的辩证关系。同样，皆属中华文明的国内文化遗产资源与国外文化遗产资源也存在这种关系。从事文化遗产事业应强化贯通和整合意识，其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境界，更是一个深层次的思维方式。当运用这种思维面对多维空间、多个地域、多种形态时，，人们就会十分自如或情不自禁地对之进行贯通，这样其工作层面、知识世界和驾驭领域，始终处于激越开放和充满活力的状态。从事文化遗产事业如同做学问，也要讲究一个“通”字，融通、会通、贯通，最终使整个文化遗产的各个领域都具有一体性，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甚相通或“通”而不通。我们要努力寻找中国文化遗产发展和改革的生长点，其关键之一就是要讲究“通”字。“文化遗产大资源观”和“文化遗产发现论”从一定程度上都在竭力实践“通”字，重绘中华文化遗产地图的命题应该说也是在贯通中体现其前沿性。
关于“大”。“通”者，“大”也。纵观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现状，其症结似乎做小了而未能做大。无论是各级管理机构还是资源认知范围、运作程度，无论是文化遗产总量还是把握的地域空间等，都要一体化而贯通之，都要尽力做强而且做大，全面、多维地展示中华文化遗产的大国气质与风范。“大”是目的，“通”是手段，“重绘中华文化遗产地图”则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的“显在”形式而已。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和全国文化遗产“十一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规划的编制，我国可以而且应该策划组织实施旨在“重绘中华文化遗产地图”的宏伟设想。一是成立专门机构（设立基金会的形式）和组织专门力量调查目前世界各国博物馆（包括拍卖行、著名藏家等）收藏的中国历代珍贵文物，编辑出版一套“中华海外遗珍”大型系列丛书及多种形式的成果，从而搞清现今中国在海外可移动文物的家底。二是组织专门力量，借助“丝绸之路”（包括陆上和海上）调查研究中华文明传播、影响到各国的遗存。此项工作可由国家文物局与各有关省、市、自治区文物部门联合组织进行，可作为长线项目，制定总体规划，逐年分步推进，全景式、多维度地展示中华文明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将对中国政府和平崛起全球战略予以有力配合，编辑出版一套“中华海外遗物”大型系列丛书及多种形式的成果（包括港、澳、台地区）。三是以超常规的方式大规模、抢救性地开展我国周边海域的水下考古调查、探测和发掘项目，特别是加强对海外水下沉船与各国的友好合作，使我国能在较短时间内成为水下考古大国，并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扩大影响、创造条件。要以国家为主，各地为配合，最大限度地调动全国专业队伍、重要团体、著名中介机构和海外华侨力量，调查清楚中国在海外的文化遗产。同时，在国内，要在进一步做好文化遗产普查和专项调查基础上，把目光锁定社会行业和民间收藏的文物，使这一大块资源尽快列入文化遗产管理部门视野，制定规划和实施办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发现与保护齐头并进，双璧同辉。
重绘中华文化遗产博大深厚而又充满哲学蕴意和文化内涵的地图是一项功不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应该描绘中华民族坚持开放、海纳百川的文明样式；描绘历代文化遗产多元一体性的个性特质；描绘诸多存元素的发生、碰撞、传播、移位、发展的轨迹与脉络。使这幅充满永恒生命力的中化文化遗产蓝图，成为人类文明璀璨亮丽的绝妙景观。
（董贻安 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原文物处处长，市文博学会副会长）
①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城市化加速进程中文化遗产的保护》。
②苏东海：《文物消失论》，载《中国博物馆》2003年第1期。
③《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⑥单霁翔：《城市化加速进程中文化遗产的保护》。
④⑤⑦⑧董贻安：《论文化遗产发现与再发现——兼谈宁波实施跨世纪寻找文明计划的认识价值》，载《东方博物》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