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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塘河畔五先生

发布日期:2016-10-18 10:42:42 阅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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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时奋
   
  北宋时代,一颗读书的种子埋入了城南的土地。
  那一年,王安石请来了“庆历五先生”来城里办学,从奉化来的楼郁先生就在南郭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在那里开了一个城南书院。他虽然有一个官方的工作,当县学的教谕,也就是校长,以后又教授府学,这是为科举培养人才的官学。可是宋代又兴私学书院,书院是学者生发自己义理思想的地方。书院一边教授一般官学要完成的读书识字的基础课程,同时在讲课之间,学者传播自己的学说。楼先生的城南书院开始时是一所学塾,后来才成为真正的书院。
  楼郁先生的第一批学生中,有一位是南郭袁氏的孩子叫袁毂,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跟从楼先生读书,也经常拜访王鄞江先生。在两位老师的培养下,他博览群书,文章又写得十分漂亮。两位老师以为他的学力已经可以直接参加进士考试,于是他便先到开封去考,结果考了个第一名。那次考试的第二名,就是著名的苏东坡。可是事后一查他的学籍,应该属于江南的学区,要到自己的学区里先参加乡试,于是他只能回来又考了一次,结果又得了乡试第一名。终于在1061年进士中式。这是明州历史上以自己的教育培养的最早的进士,在当时是一件极大的事情。从此,明州的弟子有了参加国家级人才竞争的底气和自信。
  明州教学在宋代的教学史上应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地方案例。这以后,明州弟子不断有人在全国的人才竞争中脱颖而出。楼先生的门下,著名的学生就有丰稷、舒直、袁毂、罗适、汪锷、俞充等,个个日后都十分了得。究其原因,是这里的教育起点非常高。庆历年间,宋仁宗诏令各郡、各县兴办学校,要求延请乡里有文学行义的学者为师。鄞县的知县王安石用他的眼光选择,就不是一般的识字先生,而是经世之大才。比如这位楼郁先生,本身就是进士,当过县主簿、参军,后授大理评事,也就是最高法院的庭长。因为照顾父母才回乡来。而且他志存高远,学术作风是“学以穷理为先”,自六经至百家传记,无所不读,家中藏书逾万卷,其中自己手抄的书本居一半。于是宁波的一代英俊,皆在其帐下。日后他的学生舒宜挽他的对联称:“尘埃满匣空鸣剑,风雨归舟只载书。”清代的学者全祖望说,当时全国儒林都在草昧时期,以后开创理学的“濂、洛之徒”都还在摸索之中,明州能集合如此一批堪称“国家级”的学术型教师,在全国都是罕见的。所以祖望先生最后说:“夷考五先生皆隐约草庐,不求闻达,年望弥高,陶成倍广,数十年以后,吾乡遂称邹鲁。”所谓邹鲁,就是孔子、孟子的家乡,也是著名的教育之乡。
  袁毂以后到杭州当通判,苏东坡正好在杭州当刺史,两人相见特别亲热,经常诗文交往,一对欢喜冤家。一天,同去山寺祈雨,东坡说:“我们两个人都赋一首写雨的诗,看看谁写的诗里雨来的快,快者为胜,败的人罚请一餐饭。”东坡是何等之人,他自恃才思敏捷,以为必胜袁毂,于是吟了起来。东坡说:“一炉香对紫宫起,万点雨随青盖归。”袁毂吟道:“白日清天沛然下,皂盖青旗犹未归。”东坡写的,还要焚香求拜,雨才随着宫伞来,可是袁毂写的雨,则是青天白日立刻就没头没脑下了下来,连撑伞卷旗的时间都没有。东坡看了,只能说:“我不如你。”于是自认罚请饭一餐。
 “五先生”的学风对于宁波教育影响的一个重要关节点,是城南书院这般的诗书传家的价值观念,以后直接沿承为南郭袁氏等一批文化家族的家风。楼先生自己家族自不必说,后人中所出如楼异、楼畴、楼钥等著名学者数十人,而城南的袁氏,以后也有一大批人才出落,我们知道袁毂的孙子袁文主持过城南书院,而到了袁毂先生的曾孙辈,则有继承学风的“淳熙四先生”之一的袁燮。
  袁燮的热情继续在教育上。他早年入太学,淳熙年间进士及第,当过江阴尉、太学正,最后为国子监祭酒,国家的教育部部长,人称“絮斋先生”,或以谥号称“正献公”。可是他最后还是回家,来到养育自己长大的南郭,主讲祖上读过书的城南书院。这时候,四先生分别在月湖、南郊、慈湖开讲,传授陆氏心学。南郭讲学的名气尤其大,以后人们干脆称其为“絮斋书院”,而其家族的族塾则称为“进修堂”。这地方,康熙时代的《闻志》称在“城南二里”,也就是城南书院旧址。袁燮讲学,必启发学生“反躬切己,忠信笃实”,“其教多以明心为言,盖有见于当时学者陷溺功利,沉锢词章,积重难返之势,必以提醒为要”。一句话,学问在于明心,而不在墨守成法、盯着功利。
  我们关注的是,一种教育的传统是怎样在南郭被进一步地传承,进一步地弘扬。这是了不起的事。宁波文风,向来推五先生、四先生,两代先生都看中南郭,数十百年在此扎营办学施教,南郭学术,能不蔚然成风?而从五先生到四先生,不仅仅是教育一脉,更在于对中国学术的贡献。
  唐代佛道浸弥,儒学黯淡,虽有韩愈辈高声疾呼,然而正如日后欧阳修说的,佛教能解说天地万物本源,你光反对没有用,要有中国自己儒学的东西去取代它,让儒学也能解释“本体论”。于是就有程朱理学的出现,这是中国人自己构建的哲学。然而理学只“存天理”,而以“灭人欲”相号召,反对人的感情,于是陆九渊兄弟以“心学”相对,一时唇枪舌剑,好不热闹。后人看来,“心学”是从另一角度补充理学,使中国哲学进一步完善,另外还有温州叶适等人事功派“浙学”,三学鼎立于有宋一代,一从客观本体论,一从主观认识论,一从应用方法论,三者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哲学的大系,这是当时中国学术的最核心的部分。而在“心学”的发扬光大中,“四先生”的“四明学派”是接力的第二棒。所以今天我们不可想当然地认为城南书院,或者絮斋书院只是一般的读书识字之处,须知当日数百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听袁燮先生上课,那可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研究中心。
  可以想象当时的南郭,真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数百书生学士,满街行走于南郭道上,也一时斯文盎然,恰如长安看花了。书生者是谁?一代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
  在这样一个文气氤氲的南郭,读书之风蔚然。虽说活字印刷肇始于北宋,其实当时的书籍也不能大批量印刷,学人多亲自抄写。袁燮的父亲袁文就是以抄书出名,所谓“手抄三十巨帙,无一字不楷”,抄写三十本书,本本都是蝇头小楷写成。袁韶中进士前,家里贫穷没钱买书,看的书多靠“手抄强记”,习字买不起笔,用鱼骨头刻。以后做了官,廿五年中俸金只用来买书,还在南郭建造了“南园”,里面有东西两堂,都用来储藏书籍。
  城南书院到清初一度圮毁,全祖望先生一边到处呼吁,一边找到尚存的遗址,将其恢复。这件事,全祖望先生有《城南书院纪略》作记,他在文章中感叹道,宋代是一个大儒林立的时代,然而有宋以来,大儒的后代的出现,这是中国人自己构建的哲学。然而理学只“存天理”,而以“灭人欲”相号召,反对人的感情,于是陆九渊兄弟以“心学”相对,一时唇枪舌剑,好不热闹。后人看来,“心学”是从另一角度补充理学,使中国哲学进一步完善,另外还有温州叶适等人事功派“浙学”,三学鼎立于有宋一代,一从客观本体论,一从主观认识论,一从应用方法论,三者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哲学的大系,这是当时中国学术的最核心的部分。而在“心学”的发扬光大中,“四先生”的“四明学派”是接力的第二棒。所以今天我们不可想当然地认为城南书院,或者絮斋书院只是一般的读书识字之处,须知当日数百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听袁燮先生上课,那可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研究中心。
  可以想象当时的南郭,真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道。数百书生学士,满街行走于南郭道上也一时斯文盎然,恰如长安看花了。书生者是谁?一代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
  在这样一个文气氤氲的南郭,读书之风蔚然。虽说活字印刷肇始于北宋,其实当时的书籍也不能大批量印刷,学人多亲自抄写。袁燮的父亲袁文就是以抄书出名,所谓“手抄三十巨帙,无一字不楷”,抄写三十本书,本本都是蝇头小楷写成。袁韶中进士前,家里贫穷没钱买书,看的书多靠“手抄强记”,习字买不起笔,用鱼骨头刻。以后做了官,廿五年中俸金只用来买书,还在南郭建造了“南园”,里面有东西两堂,都用来储藏书籍。
  城南书院到清初一度圮毁,全祖望先生一边到处呼吁,一边找到尚存的遗址,将其恢复。这件事,全祖望先生有《城南书院纪略》作记,他在文章中感叹道,宋代是一个大儒林立的时代,然而有宋以来,大儒的后代依旧不断出大儒的,实属少见,如果有,“前惟武夷胡氏,后惟袁氏”。所谓武夷胡氏家学,这是宋代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派别,以胡安国、胡寅、胡宁、胡宏、胡宪等父子叔侄为主要代表。清人李清馥说:“胡氏父子叔侄阐发经旨,绍述儒学,世以‘五贤’并称。”与之能比拟的,就是四明南郭的袁家。城南书院,实际上一直由袁氏的后人在维持管理着。因此,全祖望很感慨,在文章的最后他这样写道:“城南之地,盖始于庆历中正议楼公之讲堂,当时学者称‘城南先生’。及正议迁居城内西湖,正献之高祖光禄,以高弟讲学其地,遂世居焉。正献三子,正肃迁居城内鉴桥,而其余仍在城南,至今犹有存者。书院既成,即使袁氏后人司之。”
    所以祖望先生《句余土音》中有一首诗专写“絮斋书院”,其诗以纪实的手法写道:
    在昔楼评事,于此辟榛荆。中有袁光禄,实为都讲生。
    评事既徙居,光禄乃绍承。薪传历三世,硕儒大其声。
    鸢飞而鱼跃,此心其清明。由来小天地,相与常惺惺。
    精庐纷户屦,至教多所成。敏者或自得,钝者或涕零。
    嗣音有广微,家学愈噌咳。五道在《尚书》,圣学在《孝经》。
    濒江几楹屋,繁星耀太清。科举日以盛,微言曰以零。
    千里生民业,但为温饱营。西瞻郧山塾,亦复没蒿艿。
  如果你能认真地读一下这篇诗歌,会油然产生一种诗史的感觉,仿佛一部空间并不宏廓、时代并非弥长但内涵却十分丰富的教育史诗。
  袁氏的后人厮守着南郭这一块地方,他们生于兹、长于兹。虽然以后又分出鉴桥袁氏、南湖袁氏,但一脉同归,永远守望着一个家族的教育梦想和教育使命。直到清末,西学东渐。这时候的南郭,依旧与时俱进。宣统二年,袁氏后人袁钢惠借南郭社坛弄的“近知书屋”创办了“袁氏崇文学堂”。虽然当时招收的学生不满三十人,但是袁氏族人却给予了热烈的响应,大家出钱出力的结果是扩大和改组了校董会,学堂也因此改名为“袁氏崇志小学”。这一更名有其深意。在当时的中国,“学堂”还意味着保留了旧学的教育方式与内容,而“小学”则是完全的新式教育。学生也因此不断增加,到民国十三年就有学生八十余人,三年后又增至一百一十多人。学校原来为左右两边各五间的平屋,随着学校的扩大,又增建了图书室、办公室和校工室,民国二十二年还建造了西洋式的校门。这道校门至今仍保留在南郊路边,可供游人观瞻。在这样的态势下,招生早已打破家族的限定,在民国十九年,学校也改名为“私立崇志学校”,从而弱化了家族教育的概念。
  当时南郭办学的积极性很高,我们至今没有弄清另有一所“澄怀学堂”办学的详细经历,但砖刻的校名至今赫然在目,据说办学的主人与康有为有旧谊,办学之初还得到过康先生的捐款。在西学办得热闹的时候,南郭里又有人办起了一所“慧庆医院”,这是一所小小的西医院。以两家小学校和一家小医院为标志,近代化的步伐悄然走近了南郭。崇志小学以后又更名为南郊小学,日后培养的最著名的学生,有新中国电影的标志性人物袁牧之。这所学校,就是再以后南郊路小学的前身。
  解放后的南郊路小学就在原来的南郊小学基础上继续举办,学校不大,但一直坚持着完小的规格,直到1998年在学校调整中并人尹江岸小学。这时候,距楼郁创办城南书院,前后相距已有八百余年。一条持续八百余年的文脉,表现了一个地方一以贯之的价值观,这正是地方真正的人文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