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之脊
沈国民
一
大巴一大早从山东聊城出发，约一刻钟后就疾驰在邯大高速公路上了。高高的白杨在车窗外急急掠过，我对前方济宁南旺水脊已心驰神往。
人和某些动物背上的脊是全身骨骼的主干所在，曰脊椎或脊梁。由此派生许多词语，如屋之有梁称之为屋脊，地之有高山峻岭称之为地脊等等,脊是硬朗和力量的象征。我过去从不曾听说或想到过水会有脊,柔软的水怎么会有脊呢？
前一天，来自浙东运河两端甬杭两地的两拨人马在济南高铁站会合，又马不停蹄赶往聊城。我们到达如今以“江北水城”著称的这座城市已近黄昏，匆匆参观了运河沿岸城市中规模最大的商帮会馆——山陕会馆，从馆内陈列的帐单上看到清嘉庆十四年的一次修缮就支银五万两之巨，不由得惊叹山陕商团当年在运河上的经营是何等规模及这座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城市在当年是何等繁盛！接着，聊城运河博物馆在延长开馆时间里接待了我们。在这里，我第一次听说了“水脊”。据解说员介绍，京杭运河中段的济宁市汶上县南旺镇一带比南边的徐州运河段、北边的临清运河段均高出30余米，是整条运河的制高点，所以称运河水脊。
水往低处流，运河中段有这么一块高地，那运河水怎么能够贯通南北呢？时间匆匆，看水脊展版我还是不甚明白，心想如能去实地看看就好了。想不到次日行程首站就是南旺水脊。
两个半小时的行程,经过了多段高速公路,当大巴从济徐高速下来十多分钟后，我们已置身于运河南旺枢纽博物馆了。
隋唐运河一直以洛阳为中心，南至杭州，北至涿郡（今北京），那时的运河本没南旺什么事，我从地图上目测，南旺距隋唐运河南边最近节点商丘和北边最近节点临清差不多都有200公里之遥。到了元朝，忽必烈打破历代统治者定都长安、洛阳或开封的惯例而定都于大都（今北京）。为保证京师供应，他听取重臣、水利专家郭守敬的提议，把隋唐运河截弯取直。运河从此撇开洛阳，径由江苏经山东进入河北，直通津京，京杭间航程缩短700多公里。运河改道让小小的南旺在运河舞台上露了脸。但南旺的首秀却是一个刺头形象：这一带河段因地势高经常出现水浅航运困难的状况，每到枯水季节则干脆断流断航。在约六个月的断航期，这一程的漕粮只得改水路为陆路人畜转运，漕运的成本高居，效率大打折扣。元王朝五世十一帝和工部大臣及地方官绞尽脑汁，却始终摆不平这个难剃的刺头。元末连年战乱，会通河淤塞至三分之一。明初朱元璋定都应天府（今南京），国都地处江南鱼米之乡，南北漕运已无足轻重。
南旺淡出运河似也无悬念。但历史往往不是一条依惯性流淌的河流，在明太祖去世次年的建文元年（1399）七月，分封于燕地的明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起兵挥师南下，发起了著名的“靖难之役”，历时三年余打败侄子建文帝。朱棣在南京即位后不久就起意迁都，派工部尚书宋礼主持重新“通畅南北漕运”。宋礼历时九年费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挖通了严重淤塞的会通河，又在南旺建起了分水枢纽工程。宋礼因为这项后来被称为“北方都江堰”的分水枢纽工程而名垂运河青史，南旺也因此由反派刺头摇身一变为光芒四射的正角明星。
在博物馆里的3D视频演绎下，我直观了解到这座水利枢纽的主要功能：一是“为有源头活水来”，通过筑戴村坝引汇泰山山脉等诸水的大汶河水经由小汶河流入运河；二是通过南北闸、分水石拨进行水源南北调配，形成了南流三成、北流七成的格局，民间流传所谓“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三是建立调节“水柜”，在上游来水大时通过进水闸储水于沿岸天然湖泊，当河水浅时通过泄水闸让湖水流入运河。再加上分水枢纽南北三十八座级差船闸启闭，分节控制水位，分段延缓水势，使南来北往的船只常年能通过水脊。
会通河开挖和南旺分水枢纽至永乐十七年竣工，历时长达九年。次年，明王朝正式迁都北京。这充分证明了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带来的运河南北畅通，对于一个以确定北方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封建王朝之重要。朱棣在迁都前决定重新开通南北漕运，正是出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战略考量。
三千里运河因南旺的华丽蝶变而变得神采飞扬，京杭运河实现了真正的贯通南北，运到北京的漕粮由以前的年均几十万石猛增到几百万石，成为明清两朝经济流通和政治统治赖以维系的交通生命线。历代皇帝因而对南旺青睐有加，清乾隆帝六次下江南六次在南旺驻跸，并次次留下诗篇。沿岸城市也因运河而繁荣发展，当时全国最繁华的城市大多在运河沿岸。
由前一天从济南来聊城路上看到的那一块阳谷县路标，于是我自然联想：地理意义上的南旺水脊是运河的一道天堑，不正似《水浒》里阳谷县景阳冈的那头拦路虎吗？而那些治水的功臣们用智慧的力量变天堑为通途，也不正如景阳冈上身手不凡的武松吗？我忽然对水脊有了自己的理解：水脊不应只是指海拔制高点，还应包括这项分水枢纽工程所体现的15世纪工业革命前世界水工技术的制高点，它如挺拔的脊梁，畅通了三千里运河血脉。
运河脊梁，舍南旺分水枢纽而其谁？
二
走出运河南旺枢纽博物馆，往东行百来步，初冬的阳光下展现着一片废墟——不，应该是遗址。路边方正厚重的石碑上字迹清晰：“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
在清咸丰五年（1855），以任性著称的黄河又一次恣意决口并改道，这也是黄河距今最近一次大改道。这次改道致会通河受殃，小汶河改道，南旺运河段的水面开始一寸寸地下降，京杭运河也自北向南一尺尺地消退。同时，交通格局也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正式下诏废弃漕运，南旺枢纽工程完成历史使命，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眼下，南旺枢纽核心部位——运河和小汶河组成的丁字形河床早已彻底干涸，平坦的河床上长满了芜杂的贴地野草，再也听不见当年汶水撞击河堤的哗哗声响。乾隆帝诗里“汶水滔滔来大东，自然水脊脉潜洪”的恢宏气势只能任凭今人去想像了！
纵目望去，在4000余平方米经过勘探和发掘的遗址上，大部分是废弃的河床、河岸和由原来的水闸改成的旱桥，及西岸建筑群遗址上残存的石碑、石础、石柱和零星的建筑物等。眼前的一切，相对于来之前对南旺分水枢纽活色生香的构想，多少令我有些心理落差。
缓缓行走在干涸的河床，时间也慢下来了。看阳光温存地拂照着寂寂的河床，听两岸的树林在风中萧萧如诉，心里弥散着一种淡淡的伤感。堤岸的块石坚实规整，镶嵌着“明弘治十年”字样的仿制旧砖，仿佛是给耄耋者的整容。在河床的一个土墩上小坐，看萋萋衰草顺着河道与远处的天际线相接，时光开始逆转：在河道与天际线交融的那头似翻涌起道道波涛，一种宽广的历史感和着波涛和帆影向我席卷而来……倏忽间，幻觉消失，一种亘古的苍茫感便油然而生。
再走上堤岸在遗址上寻寻觅觅。在运河运输鼎盛的明清时期，这里逐渐形成了大片建筑群。建筑群原有龙王庙和蚂蚱神（据说是龙王的大将军）庙、观音阁、关帝庙、宋公祠、潘公祠、白公祠、文公祠及水明楼、戏楼等以祭祀纪念为主的建筑，现大都已圮毁。尚存的只是些残垣断壁，新修复的建筑还不多，更多是一方方经过勘探和发掘后在原址上新砌的墙脚，上面插着一块块图标，注明曾经的建筑物名称，真正的建筑遗迹则已湮灭在土层之下——这样的覆盖也不失为一种保护吧。
我走进迎面向河的新修宋公祠。宋公即明永乐年间治河大臣、工部尚书宋礼。他历时九年主持建成的南旺分水枢纽，向明成祖交出了一份满意的治河答卷，可谓功成名就。在他的塑像背后上方赫然写着四个大字：功盖古今。祠内还有清康熙等几代皇帝对他的追封号、题词，如“宁漕王”“宋尚书圣德神功不居禹下”等。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诠释了治河大臣在清代皇族心目中的份量，还倒不如说是彰显了运河漕运对于封建朝廷生计安危的份量。
在宋公祠前，有一层砖块砌成墙脚两块长方形地基。旁有标记注明这里是潘公祠、白公祠的遗址。潘公是济州同知潘叔正，是辅佐宋礼的功臣，关系犹如龙王和它的蚂蚱大将军。白公是“汶上老人”白英。“老人”在当地方言中意为河工的领班，手下一般有十来个人，我猜想其地位大致类同于我们南方的船老大吧，其实却是大大的不然。那么，一个小小的河工领班，怎么会在这寺庙建筑群里有一席之地呢？原来，草民出身的白英是一位不可小觑的传奇人物。《汶上县志》载：“永乐中，尚书宋礼寻胜国会通故道，英献计，导百余泉入汶……”野史载：宋礼接受明成祖敕命后，为找不到解决会通河经常断水的良策而焦急万分。有一天，他梦见自己骑着一头白熊找到了水。梦醒后他立即四处探访，寻找姓白和姓熊的人，终于在汶上彩山找到了老河工白英。白英见宋礼“布衣微服”，态度虔诚，便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借水行舟，引汶济运，挖诸山泉，修水柜”的83字治水通航良策和盘托出。宋礼采纳了白英的建议，并邀白英参加治运工程，这才有了举世闻名的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有人这样礼赞这项伟大的水利工程：“筑坝截汶泗，拦溪浚百泉。诸湖储水柜，众闸调山川。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长河船竞渡，两岸秀桑田。”而白英却在工程告竣后，因劳累过度，不幸倒在了随宋礼赴京复命的途中，呕血去世于运河边的桑园里。这也许是一种宿命，都江堰创建者李冰最后也因积劳成疾卒于治水工地。
在中国古代的每一个重要场合，神祇是从不会缺席的在场者。这个工程是草根白英呕心沥血的创造，但人们还是更习惯或更愿意把头功归之于神祇。在工程完工后，人们在这里率先造起了龙王庙，并且还特意为起了个性化的专有名字：分水龙王。这就像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总是以天之骄子自居，表明他们的皇权来自于上天的授予，以此幻想让自己的统治和至尊地位天长日久。但统治者的权力大厦不会天长地久，即使是大一统的隋朝也只维持了短短的38年，隋炀帝也落得被自己的卫兵杀死的悲剧。但隋炀帝主持开通的大运河却存下来了，对后世的国计民生大格局起到了深远的积极影响，正如唐朝诗人皮日休所写：“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教多。”他的评价是中肯的，也算是为千夫所指的隋炀帝说了句公道话。
从建筑群历史位址复原的示意图上看得出，当年建设最早、也最恢宏的建筑是龙王大殿。后来虽然也陆续建起了宋公祠、潘公祠，甚至白公祠，但它们的规格自然是不能与龙王大殿同论的，且整个建筑群也被命名为分水龙王庙古建筑群。有意思的是，即使贵为龙王却也有自身不保之虞，也许是为防俗话说的“大水冲了龙王庙”，人们又凿了多尊石雕镇水兽，让它们盘卧在古运河岸边，来警戒守护河岸和岸上的这片古建筑。昔日堂皇的龙王庙建筑早已圮塌，这些镇水兽却是从土里刨出来的原物。人们洗净它们的灰头土脸，使它们重现了那副虎视眈眈、跃跃欲试的降妖镇魔架势。看一眼它们在已经彻底干涸的河道的勤勉守职小样，不禁让我莞尔。
人让位于神祇，而在人与人之间，官本位则是最具权威的衡器。在遗址公园的三公祠中，宋公祠面向运河而建，地势最佳，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潘公祠和白公祠分列在它的左右前方，俨然似其左右偏房。而潘公祠朝南向阳，白公祠朝北背阴，后者的占地面积也比前者小。这里的逻辑非常清晰：潘叔正是官，白英只是一介布衣。若宋礼地下有知，不知会不会为此不平？因为他明白，假如没有白英献计相助，像其父亲一样暴戾的朱棣帝也许会毫不犹豫地拿他的脑袋是问，相对于皇帝的迁都大计，一颗尚书的头颅又算得了什么？所以，宋礼生前对白英一直感恩有加，在工程告竣向皇帝复命时也不忘带上他。
也不能全赖古人观念陈腐，当下还不是先把宋公祠建起来了，而白公祠仍然是一块遗址？也好，不建就不建，遗址就让它继续是遗址吧。那些新建的庙堂，即使建得再堂皇，也不过是增添了些假古董而已。而遗址更接近世事沧桑的真相。
相比地方志和野史，流传当地的传说就神神道道了，说当年某月某日，白英带领一班官兵沿运河勘探水源。走到某处，他突然止步，并使劲一顿足。顿时他足下泉水哗哗，霎时涨满了运河……
民间传说之神奇已至匪夷所思，却已深深扎根于民间，扎根于人心。它比具象的龙王庙更牢固、恒久。再宏大的建筑物相比那些伟大的人和事，前者会风化在自然中，后者却铭于人心。更不用说那些貌似威严、其实早已徒有其表的所谓镇水兽了，当然它们也不失为岁月山河沧桑的直观见证。
说到底，白英等治河功臣虽远没有龙王显赫，但他们才是运河真正的脊梁。南旺水利枢纽已沦为废墟或遗址，而他们若隐若现的身影会让参观者顿觉眼前一亮，犹如永不凋谢的花儿绽放在废墟里，绽放在人们的心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