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以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与此相对应的是著名人物多生于北方。中唐以降，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的南方地位日益上升，经济富庶、人文荟萃的江浙地区在南宋以后，逐渐成为全国瞩目的经济繁荣、文化鼎盛之地。南宋建都临安，浙江地位扶摇直上，成为全国首善之地。北宋时，浙江仅有进士1602人，占全国总数8.6％，而南宋时却有5765名，占了31.7％，居各省之首。此后历明、清两代，江浙人物之盛，冠绝诸省，故被誉为“财赋重区，人文渊薮”。在这“人文渊薮”之中，以姚江(浙东运河东段)为纽带的沿江三县余姚、慈溪、鄞县，更以空前绝后的科举奇观震惊天下，在明代近三百年间，以“科举金三县”的形象，灿烂于中国科举史与中华文化史，成为一个世代相传的地域传奇。
一、科举史上的旷古奇观
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十分完备的朝代，在277年间，举行89次进士考试，共录取进士24876人，其中浙江为3458人，占全国六分之一。而在全国的355名巍科（状元、榜眼、探花、会元)人物中，浙江有73人，仅次于包括江苏、安徽两省的南直隶(87人)。而鄞县、慈溪、余姚三县在明代共有进士921人，其中余姚369人，鄞县297人，慈溪255人，并有状元5人，榜眼9人，探花5人，会元4人，共23名巍科人物，分别居全省27％和33％。在全国仅有9个进土超过200人的科举强县中，唯有此三县，以浙东运河 姚江文化圈为纽带，紧密相连，浑然一体，居全国科举强县前列，其人数超过土地辽阔的广东省(857人)和文化发达的南直隶中的安徽地区(902人)。其进士人数之众、鼎甲名位之高、巍科人数之多，全国各省市无出其右者，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可谓是名副其实的科举“金三县”。
在明代89次殿试中，浙江共有20人登科状元，“金三县”中就有5人，分别为成化十一年乙未科余姚县谢迁、成化十七年辛丑科余姚县王华、嘉靖二年癸未科慈溪县姚涞、嘉靖十四年乙未科余姚县韩应龙、万历甲辰科慈溪县杨守勤。榜眼在浙江有20人，“金三县”占9人，几占半数，分别为鄞县的杨守阯、丰熙、余本、陆鈛、葛世振和余姚县的黄殉、孙清、孙陛、毛惇元。探花浙江有14人，“金三县”就有5人，占三分之一以上，分别为鄞县的余有丁，慈溪的袁炜、王应选和余姚的谢丕、胡正蒙。在会试中独夺桂冠的会元中，浙江19人，占全国五分之一，“金三县”又有4人，占了全省五分之一，分别是慈溪袁炜、杨守勤和余姚的胡正蒙、孙鑛。又如在明代能两中元魁的全国仅60人，而“金三县”却有8人，几占七分之一，分别为鄞县杨守阯，成化乙酉解元、戊戌榜眼：余姚黄殉，成化辛卯解元、丙戌榜眼：余姚谢迁，成化甲午解元、乙未状元：余姚谢丕，弘治辛酉解元、乙丑探花；余姚孙清，弘治（顺天）戊午解元、壬戌榜眼；慈溪袁炜，嘉靖戊戌会元、探花：余姚胡正蒙，嘉靖已未会元、探花；慈溪杨守勤，万历甲辰会元、状元。其中余姚谢迁、谢丕，还是全国仅有的两例父子两中元魁中一例。
“金三县”的科举优势，在浙江乡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明代的浙江乡试共举行88次，而“金三县”中的鄞县有解元10名，慈溪有解元6名，余姚有解元12名，三县解元（乡试第一）共28名，占全省三分之一。三县参加顺(北京)与应天(南京)乡试的生员，也远远超过他县。鄞县人郑宏，余姚人谢丕、孙继光还分别中顺天和应天乡试解元。在乡试中，三县中举人物不仅多出他县，而且常常名列前茅，特别是自成化至嘉靖的四朝中，全省共举行34次乡试，三县就有14个解元，占41%，其中成化朝自元年至十三年的5次乡试中，解元都是鄞、姚两县考生。成化元年（1465）乡试，解元鄞县人杨守阯，第二名余姚人石塘；成化二十二年(1486)乡试，解元鄞县人孙钥，第二名慈溪人杨子器，第三名余姚人翁健之。在正德十四年中，前七名中有六人是这三县的考生。在乡试中获得的优势地位，也体现在全国会试的殿试中。如在明正德九年(1514)殿试中，浙江中进士57人，而三县占有23人，其中鄞县10人、慈溪9人、余姚4人，超过三分之一。为此慈溪人特地在县城(今慈城)建九凤联飞坊以志纪念。明代杰出的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对这一出色的科举成绩惊叹不已，在其人文地理名著《广志绎》卷一《方舆崖略》中赞叹说：“江南山川盘郁，其融结偏远处则科第为多，如浙之余姚、慈溪，闽之泉州，楚之黄州，蜀之内江、富顺，粤之全州、马平，每甲于他郡邑。”正是这种科举鼎盛、人才荟萃的景象，赢得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关注和倾慕，明代时即有“姚江人物甲天下”之说。这既是对当时绍兴府余姚县人物的称颂，也是对同是姚江流域的宁波府鄞县、慈溪县的肯定，是对以姚江为纽带科举“金三县”的定评。
二、一条闪光的人才金带
以科举为表象的运河两岸文化现象的另一特点，是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发达。自明代开始，在沿姚江(浙东运河东段)两岸的余姚、慈溪、鄞县三县，在这一时期形成四百年地域文化异常发达、文化交流异常活跃、精英人物竞相迭出、文化士族比邻而立的“姚江文化现象”。在此现象中，不仅出现科举“金三县”的奇观，并形成一条闪光的人才金带——姚江人才带，出现了著名的政治家金忠、桂彦良、谢迁、屠侨、屠滽、杨守陈、张邦奇、赵文华、袁炜、姚镆、余有丁、沈一贯、孙如游、孙鑛等，思想家王阳明、黄宗羲、潘平格、朱舜水、万斯大、沈光文等，文学家乌斯道、陈束、郑真、沈明臣、陈沂、屠隆、屠本唆、周朝俊、吕天成、叶宪祖、周容、李邺嗣、郑梁、郑性、姜宸英、裘琏等，史学家万斯同、全祖望、邵廷采、邵廷采、邵晋涵等，书画家张楷、吕纪、陈远、丰坊、金湜等，抗清义士钱肃乐、张苍水、魏耕、王翊、冯京第、孙嘉绩、王江、董志宁、华夏等，以及其他难以枚举的重要人物如朝廷重臣、封疆大吏。
以朝廷重臣而言，尚书居文官之首，明代不设宰相，尚书之权尤重，故有“文到尚书武到督”之谚。在明代，全国共有10个县的进士尚书超过8人(含8人)，浙江却有3个县在其列，仍是余姚、鄞县、慈溪，而且鄞县、余姚都是15人。余姚15人为谢迁、王华、黄殉、陈雍、王守仁、魏有本、李本、孙昇、翁大立、赵锦、陈有年、孙鑛、沈应文、孙如游等。鄞县15人为陆瑜、屠滽、杨守阯、张邦奇、闻渊、屠侨、张时彻、汪镗孙、余有丁、沈一贯、赵彦鲁、王佐、周应宾、李康先，另有非进士而至兵部尚书的金忠。慈溪尚书虽不及鄞姚两县，但也有8人，分别为冯岳、姚镆、王来、赵文华、袁炜、张九德、沈一鹏、冯元飚。其中谢迁、李本、袁炜、余有丁、沈一贯等，还位至宰辅，参与中枢要务。在这些居于政坛高端的官员后面，是难以计数的进士、举人和读书人，以及讲学、向学的社会风尚。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了以王阳明为宗师的姚江学派和以黄宗羲为领袖的浙东学派。王阳明的弟子遍及全国，为“心学”翘楚，而黄宗羲创立的浙东学派，其主要活动地点则在浙东运河两岸三县，尤以鄞县为多，甬上证人书院则是他聚徒、传道、授业的重要场所。著名学者、维新派代表梁启超，对这种“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霑被全国及海东” (《复余姚评论社论邵二云学术》)的现象赞叹不已。
再以文学创作中综合性最强、要求最高的戏剧作家而论，姚江沿岸的余姚、鄞县、慈溪也是名家辈出，佳作迭现，执中国剧坛牛耳二百余年。自明代昆山腔这一正声出现后，撰写剧本便成为有才华的文人学士们抒发才情、展示学问的方式。这一时期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五府和苏南的苏州、松江、常州三府，构成全国戏剧作家最多的地区之一，而浙西南的金华、衢州、严州、处州却少有传奇作家，仍流行义乌腔和弋阳腔。在传奇作家中，成就最大的为鄞县屠隆、周朝俊和余姚的吕天成、叶宪祖。屠隆著有《凤仪阁乐府》，内有《彩毫记》、《修文记》等。周朝俊有《红梅记》传世，其塑造的李慧娘，为中国戏剧史上不朽的复仇女神。存目有《香玉人》、《李丹记》两种。叶宪祖一生创作传奇7种，著名者有《玉麟记》、《金锁记》等，杂剧24种，其中有合称为《四艳记》的《夭桃纨扇》、《碧莲绣符》、《丹桎钿合》、《嘉梅玉蟾》和《生死缘》、《易水寒》等，被称为明末剧坛“一代搴棋手”。吕天成著有传奇《烟鬟阁传奇》15种，如《神剑记》、《戒珠记》、《金合记》、《三星记》、《神镜记》、《四相记》、《双棲记》等。戏剧大师沈璟认为：这些剧作“音律精严，才情秀爽，真不佞所必服而不能及者” (《致郁蓝生书》）。吕天成还著有戏曲理论著作《曲晶》，这是对当时风行大江南北的传奇创作理论进行探讨的一本书，其主要内容为评论明代传奇作家和作品。它与同时代的王骥德所著的《曲律》，并誉为明代论曲的“双璧”。 (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慈溪作家裘琏则有传奇作品《四韵事》和杂剧《女昆仑》等，被誉为“宁波的汤显祖”。他们以及难以计数的文人、诗人们，推动着晚明浙东文坛走向兴盛。延及明清之际，浙东又成为全国诗社最多的地区之一。
这条人才金带，一旦形成自身的生命机制，又会不断地扩张升华，成为连绵不绝的地域文化现象。据人才史专家研究，在自秦以来全国人才最密集的52个县市中，姚江两岸的余姚、慈溪、鄞县位列其中。而在近代五口通商后，随着上海的崛起，素有经商传统的鄞慈各大家族，迅速适应形势，黄宗羲所倡导“工商皆本”的观念和外来工业文明相互激荡，使素有商贸之风的鄞慈与镇海商人，以乡谊为纽带，在上海滩大显身手，形成现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工商集团——宁波商帮。在这历时四百年的嬗变演进中，以科举奇观和人才金带为特征的“姚江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文化标本，具有永恒的意义。
这种以文化士族之间毗邻而居，互通声气，互通婚姻，互相交流、互善其说；各类人物竞相出现，各尽其才，各显其能，各建其功，在明清时期以姚江流域两岸范围的地区内，人才高度聚会、学术水平的充分发挥以及对社会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进而促进和影响以全国某种事物，某种学派，甚而多方面的发挥作用、具有鲜明地域特质的文化现象，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过程中是一个特例，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奇迹。
三、奇迹何以发生
“姚江文化现象”发生固然有诸多原因，如地域经济文化成因，但极其重要一条：由于浙东运河漕运和出海口的连接，带来当地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引发这地区全社会重视教育氛围，形成教育优势和南北文化交融以及文化士族间相互交流而激荡生成的思想深度、学术成就，由此产生“姚江文化现象”流传后世，示后学。
明清时期的余姚，属于绍兴府，慈溪、鄞县属于宁波府，但由于姚江（浙东运河段)直贯三县，使之产生以姚江为纽带、闻名全国的人才密集区域，其地域之间的特质也互相交融，形成更为广阔的地域文化背景。其中管山江的开拓是至关重要的。南宋末期的宝祜五年(1257)，浙东制置使吴潜购民田开凿700余丈，宽36尺的新河(见光绪《慈溪县志》卷八《與地三·江河湖》)，贯通后江(慈江)与前江（姚江），从而使姚江自慈溪丈亭至宁波府城鄞县的近百里航道，形成天然和人工运河相结合的南北双航道格局，除了原有的姚江航道外，从鄞县至余姚还可以从西门出，经西塘河过大西坝，到管山江至慈溪县城再沿慈江(姚江支流)入丈亭经姚江到余姚。大船轻舟各行其道，风高浪急，弯多滩险的姚江上则大船候潮而行；风平浪静、一江如练的慈江中，则轻舟穿梭不息。使原本交通不便的余姚、慈溪、鄞县联为一体，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地域文化背景，同府各县的文化士族趋同于姚江两岸，进行频繁的交流，使之学术之风兴起。
明末绍兴学者张岱在《夜航船》序中说：“余山想因吾八越(指绍兴府所属会稽、山阴、诸暨、萧山、上虞、嵊县、新昌、余姚八县)， 惟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学习手艺。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 《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同代的鄞县人李邺嗣和万斯同，也有同样的记载。李邺嗣在《鄮东竹枝词》中说： “邱版易经人一册，儿童尽读唐宋文。”万斯同在《鄮西竹枝词》中也说： “田家有子皆知学，士族何人不织麻。”而在《宁波府志·风俗》篇中，同样记载慈溪的学风：“青衿之士，亦皆过于菲陋，不羞韦葛；皆旦闭户诵经，绝鲜他营。”清雍正《慈溪县志》说明代慈溪“学校之士，弦诵声洋洋出金石，自兹科第接踵，巍然浙东望邑”。这种全社会重视教育、注重读书的现象，在明代发生在姚江两岸的余姚、慈溪、鄞县三县，为其他区域少有，从而形成连续四百多年的“姚江文化现象”。
这其中，当以世家大族为核心的文化士族示范作用尤为突出。这三县都有名重一方的文化士族。在鄞县，著名的文化士族在宋代是楼氏、丰氏、史氏、郑氏等，在明代则为杨氏、陆氏、张氏、屠氏等。以镜川杨氏为例，鄞县文化士族的特点便可窥见。
杨氏以礼诗传家、忠孝报国。杨氏白杨范以后，代有才俊。杨范生三子，三子又有九孙。孙辈中杨守陈、杨守队、杨守随、杨守隅及玄孙中杨茂元、杨茂仁皆为进士出身，其中杨守陈为景泰元年解元、景泰二年进士，杨守阯为成化十四年解元，成化十七年榜眼，时有“一门六进士”之称。弘治年间，杨守陈以少詹事掌翰林院，杨守阯以侍读掌南京翰林院，兄弟两人对掌两京翰林院，为世人惊艳。时有“兄弟掌南北词林，近世所未有”之说。后辈中杨美璜官至广南、广西二府知府；杨美益为太仆少卿；杨德政是万历丁丑(1577)进士，官至福建按察使；杨德周在鲁王监国时召为尚宝卿。明清之际风云突变，杨家更多忠义之士，或抗节不出，或以忠报国，而其中尤以“杨氏四忠”的杨文琦、杨文琮、杨文瓒、杨文球最为著名。他们都是太仆少卿杨美益之玄孙。杨文琦、杨文瓒死于1648年5月的“五君子翻城之役”。杨文球死于1649年的福宁之战。杨文琮于康熙二年(1663)就义于杭州，葬于南屏山，与同因抗清而死于杭州的宁波志士张煌言、魏耕，并称为“西湖三忠”。杨氏一族，英才辈出、风流倜傥，孝以传家，忠以报国，为明代江南著名望族。明代襄阳知府徐威在《西园杂记·卷下》中说： “杨守陈为学士，弟守阯，从弟守隅、字随，子茂元、茂仁皆相继登进士，同官于京，好事者作春联以侈之云：半壁宫花春宴罢；满床牙笏早朝回。后文懿官至吏侍，守阯至吏书、守随至工书，谥康简，守隅至大理卿，茂元至刑侍，茂仁至按察使，皆有贤名，昆弟子侄一时之盛，江浙文献之家鲜能俪焉。”史学家全祖望则在《杨氏四忠双烈合状》也有感慨：“五世中有四开府、三翰林、两台谏、四监司，而守牧以下无论也……又六世，而四忠双烈出焉，遂以收三百年世臣之局。”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9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慈溪(慈城)却是另种景象，冯氏、姚氏、杨氏、王氏一直为当地著名士族，尤以冯氏影响最大，共有进士56人。冯氏为慈城最大的望族，共有六大支派。在全城遍布房屋，有“冯半城”之誉。在明中期时即有刑部尚书冯岳、御史冯震、湖广布政使冯叔吉等高官。后辈能人迭出，晚明冯燮封官布政使，子冯季兆官工部司务。孙冯若愚进士出身，至太常卿。冯若愚有三子，长子冯元飏，号留仙，崇祯元年进士，巡抚天津；次子冯元飚，号邺仙，天启三年(1623)进士，累官至兵部尚书；三子冯元飑，号眉仙，崇祯十五年进士，为御史，鲁王时为太仆寺少卿。冯元飚的从子冯京第，字跻仲，号簟溪，少负高才，下笔数干言立就。承诸父元飚、元飚之教，外师事山阴刘宗周、漳浦黄道周。南明时，被唐王任为监察御史，按察浙东。失陷后据四明山寨抗清，被鲁王封为兵部侍郎，屡败清兵。被捕后壮烈就义，仅以一臂留之于世，人们将其臂与王翊之首、董志宁之身，合葬于宁波城西马公桥，谓之三忠墓。
在余姚县，孙氏、王氏、谢氏则是最著名的文化士族，而以孙氏影响为大。有“横河孙家境，纱帽八百顶”之说。在明代16位进士中，有孙燧一支“四世同进士”，俱为高官，孙燧为弘治进士，官至副都御使；子孙陞，嘉靖榜眼，官至礼部尚书；有子孙铤、孙錝、孙鑛四人俱为进士，分别任吏部尚书、礼部侍郎、太仆寺卿、兵部尚书等职；曾孙孙如法、孙如询、孙如游三人皆为万历进士，官至刑部主事、礼部侍郎等。清军入浙，其玄孙孙嘉绩毁家纾难，为浙东义军著名人物，壮烈殉国。后世孙清既为解元，又中榜眼，孙佳顺天乡试解元，殿试进士。清初著名史学家邵廷采对此盛赞说：“自(孙)燧及(孙)嘉绩六世，世以文章忠孝嗣其家绪，蔑有废坠。海内高仰之为当代‘宗臣’。” (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姚江孙氏世传》卷三浙江古籍出版社)
世家大族的士族文化示范作用，致使姚江两岸三县社会风尚注重教育，为大批人才的出现奠定社会基础。
“姚江文化现象”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三县文化士族、文人士子间的频繁交流与联系。由于姚江的存在，三县文人学者通过舟楫相互往来，切磋学问，从客观上促进三县之间的文化联系和学术交流。明清之际，鄞县、慈溪学者和士子都通过姚江，到黄竹浦向黄宗羲求学就是一例。黄宗羲在为友人刘应期所撰的墓志铭中深情地记叙当时三县才俊英杰的定期聚会。慈溪(今慈城)人刘应期是杰出的组织者。“崇祯间，吴中倡为复社，以网罗天下之士，高士硕学，多出其间，主之者张爰先(采)，张天如(溥)。东浙冯留仙(元飚)、邺仙(元飚)与之抱鼓相应。皆喜容接后进，标榜声价，士人奔走辐辏其门，蓬荜小生，苟能分句读、习字义者，挟行卷西棹娄江，东放慈水，则其名成矣。其间模楷之人，文章是以卫民教，裁量人物，讥讽得失。执政闻而意忌之，以为东林之似续也。当是时，慈水才彦雾会，姜耑愚、刘瑞当(应期)、冯元度、冯正则、冯簟溪(京第)诸子，莫不为物望所归，而又引旁近县以自助。甬上(鄞县）则陆文虎(符)、万履安(泰)，姚江(余姚)则余(黄宗羲)兄弟晦木(黄宗炎）、泽木(黄宗会)，盖无月无四方之客，亦无会不诸子相征逐也，呜呼盛矣。瑞当（刘应期)于诸子中芒寒色还，诸子皆引为畏友。” (《黄梨洲文集·刘瑞当先生墓志铭第154页)。
在这种文人聚会中，许多家族的弟子往往相与结伴，踊跃参与，成为可?美吴中文人结社聚会的文化现象。对此，百年后浙东学派主将全祖望强调说：“慈水二冯主复社，鄞、慈、姚三县后起争应之，其一门兄弟群从齐名者，首推冯氏（指慈溪冯元飚、冯元飚、冯元鼷兄弟及从子冯京第等)，次推黄氏(指余姚黄宗炎、黄宗会兄弟)，而董氏(指鄞县董德僻、董德偕、董德仕兄弟)则先生兄弟三人，一时诸同志尤喜先生(董德偕)，谓其才气不可一世”。(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五十九，杭州出版社，中册786页)。黄宗羲之弟黄宗会更详述了这种聚会的影响：“乃帅二三同志之贤者，与其里党慕义之彦，缘经术以饰时文，每群居高会，乃都人士以不与为耻……慈为甬僻壤，当是时，仕而显于朝者，几与大郡埒，其风气为甬越冠。”(黄宗会《缩斋文集·刘瑞当先生存稿序》第81页)这个包括慈溪冯氏诸贤、鄞县万氏八龙之父万泰和余姚黄氏三杰的定期聚会，老少咸集，群贤毕至。席间众人指点江山，月旦人物、辩驳事理、纵论时局，其学术氛围和议政激情浓烈炽热，实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盛会。其发展的逻辑结果，便是以后的甬上证人书院的建立和浙东学派的形成。姚江也因此而成为文化之江、学术之江。
自明清以来“姚江文化现象”和“姚江人物群体”(姚江人才金带)引起人们普遍关注。上世纪80年代末期，著名江南史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王家范先生，在评说姚江人物现象时深有感触地说：“太湖流域明清时期也是人才众多，但政客也多，唯浙东及姚江多慷慨之士和思想巨子。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其中必有一种文化传统和地域文化的特殊影响。”
确实，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现象和地域文化史上的典型范本，既是历史馈赠于我们的宝贵财富，又是弘扬民族传统精神的现实需要，必须予以充分的认识和关注。是我们研究浙东运河和“海丝之路”文化景象时，必须汲取的历史智慧和地域文化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