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通四海 港泊万里船
海上丝路起始港名不虚传
文、图/徐本梁
宁波先民自古以来就有搏击波涛征服江河的气魄和精神，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遗址，就有独木舟、木桨出土，并且发现大量的鲸骨和鲨鱼骨。这种气魄和精神必然催生远洋航行和海外贸易，5000年后，也就是东汉末年，宁波就频繁与海外发生商贸往来，出现了海上丝绸之路起始港的雏形。
以前的商贸企业，大门两旁都特别喜欢挂的一副对联是：“生意兴隆通四海 财源茂盛达三江”这对联可是全国通用的，但是不是阿拉宁波人拟出来的，虽无法考证，但这通四海、达三江的含义于阿拉宁波确是十分的切合，不信您看看如下：
唐代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明州城迁至三江口，地理优势十分明显。南宋《乾道四明图经》称，“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明州同时还具有独特的自然优势，即在海流和季风的配合下，形成一条经日本到朝鲜半岛的自然航线“南路航线”。两大优势叠加，尤其是京杭大运河与浙东运河连通后，明州港的腹地一直延伸到运河两岸直至北京，与海外贸易、交流就更加频繁，“海上丝绸之路”渐现繁盛。“三江口”成为东南沿海一个主要的物资集散地，同时也成了外国船舶的一个重要出入口岸。
唐宋时期明州港的海外贸易，往来最为频繁的是日本。据日本著名学者木宫泰彦所著《中日文化交流史》记载，自公元782年至1191年，中国商团由明州启程，来往于日本达100多次。同时，明州也和韩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商人通商，最远到达非洲的埃及。他们带去大量的丝绸、瓷器、经卷、佛像、书籍、药品出售，易以诸国的砂金、黄铜、人参、药材、香料、珠宝、象牙、犀角等商品，再转销各地。
明州港与海外的贸易中，瓷器占了很大比例，原因是当地生产的越窑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性和实用性，在世界各国广受欢迎。唐朝诗人陆龟蒙在《秘色越器》中描写,“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茶圣陆羽也在《茶经》中说 “越瓷类玉”，可见质量得到普遍认可。
近年来，在世界上多个国家发现了越窑青瓷，也佐证了这一当时作为主打的商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流通之广。在日本发现越窑青瓷很多，仅在鸿胪馆遗址就有残片2500多片；在奈良法隆寺，保存着高26.4cm，口径13.6cm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沙特、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都大量出土越窑青瓷器和瓷片；印度、泰国、伊朗等国也都出土过越窑青瓷器和瓷片。其中伊朗出土的瓷器极为丰富，据考古，宁波现天一广场内，曾经有一条居有大批外商的明州波斯巷，笔者认为，这两者应该有一定的关联。
1975年，宁波市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一件罕见的唐代越窑青瓷 “荷叶带托茶盏”，茶盏与茶托相结合，宛若一片风中的荷叶托着一朵盛开的荷花，在清波涟漪的水面上随风飘荡，美不胜收。和义路码头与东门口码头、江厦码头一样，都是当时重要的海运码头。这里出土越窑瓷器，充分说明当时是准备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往海外的，也说明越窑青瓷是当时对外贸易中一项重要的商品。
要远洋航行，必须要有足够大的船。那么当时的船有多少大呢？北宋年间，朝廷两次命明州各打造两艘出使高丽国的“神舟”，并分别赐了十分拗口的船名，比如“鼎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有记载说这些船“岿然如山，浮动海上，锦帆鹢首，屈服蛟螭”，说明当时明州的造船业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水平。虽然文献中没有具体记载这四艘船的尺寸，但是在高丽木浦港沉没的元代商船却以实物佐证了当时船舶的规模。这是一条由庆元路（宁波）启航的商船，长34米，宽11米，重200吨，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有价值的中国古代贸易船，也是现存最古老的船只之一。
1975年5月，韩国渔民在木浦港外海域偶然打捞出了大量中国青瓷，从1976年至1984年间，韩国考古界一直对此船进行发掘，并最终打捞出了沉船。从这条元代中国沉船上，共发掘出了两万多件青瓷和白瓷，两千多件金属制品、石制品和紫檀木，以及800万枚重达28吨的中国铜钱。这一水下考古成果震惊了全世界，它足以见证当时航运业、海外贸易的规模和繁荣。考古专家在一只铜制称砣上，发现刻有“庆元路”字样，结合另外一些遗物，推断出此船大约在1323年前后，从中国的庆元（宁波）出发前往日本的国际贸易商船。途中因风暴等原因，最终沉没在木浦港外海域。沉船及其遗物，充分反映了当时明州与东亚贸易交流的规模及商品之丰富。
明州港出发的船只远达非洲的同时，各国的商船也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据记载，“海外杂国贾舶交至”，江厦码头一带“帆樯如林”，可见其繁荣景象。
唐朝以来，文化、商贸上与明州交往最为频繁的日本，从公元630年到894年，共派遣唐使近20次，实际上到达13次，其中有4次在明州登陆。日本遣唐使节往往组成船队前来，一般有2到4艘船，大的船可载100多人。随船还带来大量物品，经明州州府申报朝廷获批准后，一小部分人员进京“朝贡”，其余人即就地开展“实物互易”，民间贸易也就此开始。到了元朝，贸易更加频繁。为接待、管理日本商人，元朝政府专门设立“水马站”，至明朝改称“四明驿”，地址在月湖陆殿桥堍，就是现在居士林的位置。据《四明谈助》记载，四明驿“分南北两馆，中通桥路”，可见规模相当之大，也侧面印证了来的客商之多。四明驿既是专供日本贸易船只办理有关手续，同时还是来船补充生活资料的基地。
此外，波斯也是当时的一大贸易伙伴，频繁往来明州港。波斯是伊朗的古称，但当时的国土范围比现在要大得多，是一个地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早在北宋时，波斯商人就经常来明州做生意。由于人员众多，当时地方政府专门在波斯商人聚居地设置了一个“波斯馆”。 波斯商人还在这里建起了伊斯兰教的清真寺，清康熙年间在月湖重建。因为波斯人聚居，所在的那条巷，也被叫成“波斯巷”，具体位置就在天一广场建成之前第二百货商店旁边的旗杆巷。1997年，宁波市考古研究所在公园路唐宋子城遗址考古发掘时，发现古代波斯绿釉陶残片，经研究认为，是来自波斯地区的实用器物废弃后的遗物。另外还在波斯巷附近发现过一块墙基石，上面雕刻着一个阿拉伯人牵着一条波斯狗。这些都是大批波斯人在明州生活过的有力证明。
地处朝鲜半岛的高丽国，也是明州港的常客。高丽与中国的往来，可以上溯到汉、三国时期。与其他国家稍有不同的是，高丽国跟中国的交往，带有更多的政治色彩。北宋时期，高丽几乎年年都派遣使团前来朝贡，学习大宋的政治、文化、艺术等。为接待高丽使者，政府在明州设置“高丽司”，管理与高丽国往来的有关政务，并在月湖东岸“菊花洲”（今宝奎巷），创建了国家级迎宾馆——高丽使馆。但这个使馆不是现代大使馆的概念，只从事一些礼仪性的接待、宴请活动。
高丽使团来宋，大都兼有贸易。同时，民间贸易也很繁盛。1999年，宁波市文保部门在配合月湖景区建设而进行的考古发掘时，出土了北宋时期越窑青瓷制品和高丽青瓷等文物，这是直接受越窑青瓷影响而烧制并大量回流的唯一一种外国瓷器，说明两国间的工艺交流已转化为贸易商品。据统计，宋时明州与高丽有记载的贸易往来达120余次，且规模宏大，高丽每一次来明州贸易的人员，少则几十人，多达百余人。
综上所述可以想象，千余年前的明洲港，是何等的热闹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