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东方水文化源头之称的河姆渡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境内。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
河姆渡遗址是新石器时代遗址，堆积厚度四米左右，经测定最下层的年代可推溯到7000年前。通过1973年和1977年两次科学发掘，出土了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质料组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和人工栽培水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以及驯养的猪、狗、水牛和捕猎的野生动物遗骸，采集的植物果实等遗存文物6700余件。全面反映了中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繁荣景象，展示出当时这一地区灿烂的原始农业文明。证明了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摇篮。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建筑、纺织、艺术等东方文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佐证。
遗址出土的文物曾多次出国展览，深深地震撼着整个世界。1976年4月，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化局在杭州召开“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实际是一次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陕西、广东、福建、安徽、浙江的专家学者和余姚县、罗江乡的代表共60多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在7000年前长江流域同样有着繁荣的原始文化，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一致同意对河姆渡文化的命名。1980－198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相关市县文管会，在宁绍平原作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普查，在基本建设中又陆续发现了一些，至今共发现河姆渡文化类型遗址47处，分布于钱塘江以南的沿海地区和舟山群岛，其中以姚江平原最密集，计有25处。余姚市当之无愧地是河姆渡文化的故乡。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把这一发现，称为建国以来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重大成果，并指出河姆渡文化发现的意义在于“表示长江下游地区在新石器早期的重要性，这里当时已有相当发达的文化。”
著名人类学和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说：“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使人耳目一新，过去谁会想到远在距今7000———5000年前，长江下游会存在着如此灿烂的文化呢？”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使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学跨上了新台阶，改变了过去人们的认识，纠正了以往认为江南史前文化发展较晚的观点。正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说：“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的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面扩展，其它地区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在历史上，黄河流域曾起过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
新石器时代的四个文化层
河姆渡遗址堆积层厚度约4米左右，自上而下相互叠压。分为四个文化层。根据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测定，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6500年，第三文化层距今约6500－6000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6000－5500年，第一文化层距今约5500－5000年。合计面积2630平方米。遗址第一、二文化层的出土文物与浙江省内湖州邱城遗址下层及嘉兴市郊马家滨遗址的器物相似，第三、四文化层的出土文物，在省内为新发现，由于它已拥有较为发达的耜耕农业、采用榫卯技术的干栏式建筑，在国内同时代的遗址中生产、生活水平处于领先地位，被命名为河姆渡文化。
遗址第三、四文化层保存完好。无论是建筑遗迹或者是石、骨（角）、木、陶器，特别是骨（角）木器的大量发现，为一、二文化层无法比拟。
在这两层文化遗存中，干栏式木构建筑遗迹最为丰富。从一行行排列有序的桩木来看，考古学家推测当时的建筑形式为埋桩架板、抬高地面的干栏式长屋。前后两次发掘，共出土木构件总数在数千件以上，主要有长圆木、桩木和木板等。在这第一次发掘时，发现了13行排列有序的桩木，根据桩木的不同走向分析，这里原来可能有3栋以上的建筑。其中有面宽23米、进深6.4米、带1.3米宽前廊的长屋，而第二次发掘时发现的4排桩木与该长屋可能连接起来，这样，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长屋可达百米面宽，估计屋内分间，若以2.0米为间隔，这座长屋至少拥有50间房屋。据打入地下的成排桩木分析，这是当时的建筑基础，它高出地面80———100厘米，说明居住面是悬空的。出土的厚木板为地板，地板与桩木之间有木梁为支架。在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苇席残片，可能是和用于屋顶或是铺在地板上的垫席。出土的数十种带榫卯的建筑构件，反映了榫卯技术有当时已普遍应用。
除房屋建筑遗迹外，还发现了小木柱围成的4个圆形栅栏圈，可能是畜圈。此外，还发现灰坑5个，作圆形或椭圆形，坑内放有麻栎果和菱角等植物果实，有的存放陶豆等器物。同时，考古学家们在房屋内外、灰坑等遗迹中，发现了大量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其他遗物，用于农业和日常生产活动的工具有石斧、石锛、石凿、骨凿、骨哨、角锄、木器柄、木铲、木杵等，用于狩猎、渔业的工具有骨镞，骨鱼镖、石球，而用于纺织、缝纫的工具有陶纺轮、石纺轮、木卷布棍、木织刀、骨机刀、分经棒、骨针、管状针、骨锥等，这些工具的发现，为我们研究距今7000———6500年前河姆渡先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反映出河姆渡先民已进入农耕阶段，且有了比较发达的水田农业。从出土的动物遗骸进行鉴定，发现了包括鸟类、鱼类、爬行类和哺乳类动物和家养的猪、狗和水牛骨骼，说明河姆渡人已学会了饲养家畜。
专家们在河姆渡第二文化层中，发现了13座墓葬和11个灰坑，还有陶灶和陶豆，最引人注目的是木胎漆碗，这些都是新出现的器种。建筑遗迹破坏较甚，很难了解其全貌，但发现不少有价值的木质垫板，发现时都在木柱下端，应是后世柱础之雏形。
在这层文化遗存中，发现了不少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其制作方法比第三、四文层的发现有明显的进步，表现在器形较前规整，有明显的转折轮廓线，磨制技术得到普遍的应用，但器形仍较简单，主要有斧、锛和凿等。在木器生活用具中，出现了新创造的品种———漆碗，由整块硬木料剜挖而成。全器作椭圆形，外壁加工成瓜棱形，器表施一层薄薄的朱红色涂料，微有光泽。
第一文化层遗存是河姆渡遗址地堆积层中最薄的一层，发现的遗迹、遗物较少，但值得重视的是，在这一文化层中，发现了一口水井，它由200余根桩木、长圆木等组成，分内外两部分。外围是一圈圆形栅栏桩残段，直径约6米，推测是当时水井遮亭的支护结构。内圈有一圆形浅坑，深不足1米，在坑底中央有一方坑（井），边长约2米，壁四周密布排桩或半圆桩，并加水平方框支护。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水井实例之一。水井的发明只有在定居生活开始才成为可能，证明了河姆渡时期的人已开始讲究饮水卫生。
河姆渡遗址四个文化层的发现与挖掘，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发现了一大批具有相当发达文化标志、建筑水平很高的干栏式木构建筑和方形木构水井遗迹、水田农业种植的籼稻和粳稻遗存、原始纺织机构件、植物纤维编织物、木胎漆器、象牙雕刻制品等为代表的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实物资料和具有较高水平的原始艺术瑰宝。除此之外，还发现了60多种动物遗骸和多种植物果实。生动地反映了河姆渡人高超的技艺，是河姆渡先民智慧的象征，形成富有地域特色的河姆渡文化圈，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光辉篇章。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于1993年5月落成开放，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题写馆名。座落在风景秀丽的四明山北麓、余姚江畔，西距余姚市区24公里，东距宁波市25公里。博物馆占地面积 60亩，由文物陈列馆和遗址现场展示区两大部分组成。文物陈列馆紧邻遗址西侧，占地面积16000平方米，主体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由6幢建筑组成，单体之间用连廊相接。建筑造型根据河姆渡7000年前“干栏式”建筑风格，“长脊、短檐、高床”的特点而设计，构筑出高于地面的架空层，人字形坡屋面上耸起5－7组交错构件，象征着7000年前榫卯木作技术，再配以土红色波纹陶瓦、炒米黄毛面墙砖，显得古朴、野趣，与河姆渡文化融为一体。序厅屋面形似展翅翱翔的鲲鹏，表现了河姆渡先民爱鸟、崇鸟的文化习俗。
博物馆内设 3个基本陈列厅和1个临时展厅，共展出文物400余件。
第一展厅为序厅，以序言、照片、图表、模型、文物，概括地介绍了河姆渡文化的基本情况。其展出的两个完整的人头骨和复原的头像，让观众见识到我们远祖的模样；七千年前河姆渡生态环境的模型，形象地再现了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过着定居生活，从事农业、狩猎等生产、生活场景，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第二展厅：“稻作经济”，反映稻作农业及渔猎采集活动。展出的实物有 7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谷及照片，稻谷芒刺清晰 ，颗粒饱满，令人叹为观止。此外展出的还有骨耜、木杵和石磨盘、石球等稻作经济的全套耕作、加工工具。带炭化饭粒的陶片和以夹炭黑陶为主的釜、钵、盘、豆、盆、罐、盉 、鼎、盂等炊、饮、贮器，说明早在7000年前我们东方民族的饮食习惯已基本形成。河姆渡先民发明了农业以后，生活状况有了根本改变，但还是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从这里陈列的骨哨、骨箭头、弹丸等渔猎工具，以及酸枣、橡子、芡实、菱角等丰富的果实来看，证明渔猎和采集仍是河姆渡人不可缺少的经济活动。
第三展厅：反映河姆渡人定居生活和原始艺术两个内容。陈列着被称为是建筑史上奇迹的带有榫卯的干栏式建筑木构件和加工工具。此外，陈列的还有种类繁多的纺织工具，展示了 当时成熟的纺织技术。在生产和生活领域里创造了许许多多奇迹的河姆渡人，以其精湛的雕刻工艺，生动逼真的陶塑，优美的刻划装饰与绚丽的绘画，创造了辉煌的原始艺术，展现了河姆渡先民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展出的以象牙、骨、玉、石、 陶、木为材质的文物，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构思奇巧、寓意深远的艺术作品，那种讲究对称、追求平衡的审美意识和整齐、稳重、沉静的艺术作品，令人赞叹不已。在众多艺术品中，尤以象牙雕刻件最为珍贵，其中就有作为遗址标志的“双鸟朝阳”蝶形器。
东方水文化特质
———稻作文明
种植水稻：河姆渡第四文化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5000年前，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水稻。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的大多数探坑中都发现20－50厘米厚的稻谷、谷壳、稻叶和木屑、苇编交互混杂的堆积层，最厚处达80厘米。稻谷出土时色泽金黄、颖脉清晰、芒刺挺直，经专家鉴定属栽培水稻的原始粳、籼混合种，以籼稻为主（占60%以上）。这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有骨耜，主要是骨耜，有170件，其中2件骨耜柄部还留着残木柄和捆绑的藤条。骨耜的功能类似后世的铲，是翻土农具，说明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当时的稻田分布在发掘区的北面和东面，面积约6公顷，最高总产为18.1吨。
农业起源表明人类社会从单一的攫取式经济开始向生产式经济发展，这一转变拓展了食物来源，为人类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所以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的发现纠正了中国栽培水稻的粳稻从印度传入、籼稻从日本传入的传统说法，在学术界树立了中国栽培水稻是从本土起源的观点，而且起源地不会只有1个的多元观点，从而极大地拓宽了农业起源的研究领域。
干栏式建筑：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范围内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遗迹，特别是在第四文化层底部，分布面积最大，数量最多，远远望去，密密麻麻，蔚为壮观。建筑专家根据桩木排列、走向推算，第四文化层时至少有6幢建筑，其中有幢建筑长23米以上，进深6.4米，檐下还有1.3米宽的走廊。这种长屋里面可能分隔成若干小房间，供一个大家庭住宿。清理出来的构件主要有木桩、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构件上带有榫头和卯口，约有几百件，说明当时建房时垂直相交的接点较多地采用了榫卯技术。河姆渡遗址的建筑是以大小木桩为基础，其上架设大小梁，铺上地板，做成高于地面的基座，然后立柱架梁、构建人字坡屋顶，完成屋架部分的建筑，最后用苇席或树皮做成围护设施。其中立柱的方法也可能从地面开始，通过与桩木绑扎的办法树立的。这种底下架空，带长廊的长屋建筑古人称为干栏式建筑，它适应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的气候环境，因此被后世所继承，今天在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农村还可以见到此类建筑。建造庞大的干栏式建筑远比同时期黄河流域居民的半地穴式建筑要复杂，数量巨大的木材需要有专人策划，计算后进行分类加工，建筑时需要有人现场指挥，否则七高八低，弯弯曲曲的房子是不牢固的。建筑技术说明河姆渡人已具有现代人一样较高的智商。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先民的住房特点。
饲养家畜和渔猎：家畜主要有猪、狗。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有一件陶盆上刻划着稻穗猪纹图像，大概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此外，还出土较多的水牛骨头，可能牛也已被驯养。
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绝大多数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麋鹿）、麂、獐等鹿科动物，仅鹿角即有 400多件。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红面猴等温热地带动物的遗骸。骨镞达千余件之多，以铤部不对称的长锋或短锋斜铤镞较富特色，另有窄长锋柳叶形镞、钝尖或锐尖的锥形带铤镞等形制。未见网坠之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些骨镞当兼用于射鱼。其他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柄叶连体木桨的发现，说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猎活动中乘用。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狩猎时也可吹音用以诱捕动物。
生产技术革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织工具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所罕见。数量最多的是纺轮，有300多件，质地以陶为主，还有石质和木质，形状以扁圆形最常见，另有少量剖面呈梯形状。织的方面有经轴、分经木、绕纱棒、齿状器、机刀、梭形器等，纺织专家认为这是原始纺织机的部件。缝纫用的是骨针，有90多件，最小的骨针长仅9厘米，径大0.2厘米，针孔大0.1厘米，与今天大号钢针差不多。从出土的苇编和器物上精致的图案看，当时织品为经纬线数量相同的人字纹和菱纹。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桨共8支，系用原木制作，形似后世的木桨，只是形体略小一些。有桨一定有船，推测河姆渡人已划着独木舟在湖泊之中捕鱼采菱，也可能是用于氏族间交流时的交通工具。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漆器有20多件，早期单纯用天然漆漆于木器表面，稍后在天然漆中掺和了红色矿物质，使器物色彩更加鲜亮，第三文化层中出土的木胎漆碗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河姆渡先民生产的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
此外，河姆渡遗址发掘发现的文物遗存具有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的特点，为研究距今七八千年前氏族公社繁荣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材料。如两次发掘出土的陶片达40万片之多，用同样的发掘面积作比较，是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所不及。又如出土的纺织工具有纺轮、绕纱棒、分径木、经轴、机刀、梭形器、骨针近10种，根据这些部件，可以复原当时的织机，其它的遗址就没有这么具体。
原始艺术品：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原始艺术品，可分为独立存在的纯艺术品和施刻于器表之上集实用和观赏于一体的装饰艺术两大类，而以后一类数量居多，充分表现了河姆渡人的审美兴趣和文明程度。艺术品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件，该器长16厘米、宽5.9厘米、厚约1厘米，形似鸟窝。器物正中阴刻5个同心圆，外圆上部刻火焰纹，两侧各有一只圆目利喙的鸷鸟向对而视。画面布局严谨，线条虚实结合，图画寓意深刻，有人说它象征太阳，另有人认为是鸟在孵蛋，象征对生命、生殖的崇拜。说明该器物具有强烈的宗教意义，原始先民已有复杂的精神生活。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有笄、管、坠、珠等装饰品。还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种）、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